具体描述
★本世纪最危险的书，看了会崩溃，不看会后悔
★政治大学教授叶浩老师万字导读！
★撼动现代社会的根基、挑战你我的信仰
★世上最宜居之处大多是民主的。为维系民主，首先要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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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宜居之处大多是民主的。为维系民主，首先要反对它！
在这价值混乱、制度失衡，民主神话即将破灭的年代
人人都应该要有投下神圣一票的权利，错了吗？
民主其实很无能？
民主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政治形式。
我们相信，人人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权，有权利参与选举、投下神圣的一票。掌握参与政治的权利则让每个人拥有权力，决定什么法案是我们所需，什么人物非我们所用，而这一再抉择的过程，会让公民更成熟、社会更建全，但本书《反民主：选票失能、理性失调，反思最神圣制度的狂乱与神话！》作者杰森‧布伦南却说，我们都错了！
布伦南指出，就现行实施民主政治的结果来看，这个制度显然不够好，而且人人有权参与、决定政治的结果，是社会被无知与非理性的选民牵着走，导致我们往往无法得到对社会来说最好的政治结果。民主，其实是效率低下的制度。
‧你是无知的「哈比人」、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流氓」，还是完美选民「瓦肯人」？
布伦南将选民依资讯掌握度的高低分为三类：
哈比人──无知、资讯掌握量低，容易被煽动并选择支持对自己并无好处的一方。
*例如：投票给政治承诺会发放高额补助，不知道此举会拖垮县预算，造成后续连串问题之人。
政治流氓──资讯掌握量高于哈比人，但支持政策与候选人的根据为个人认同的道理，会罔顾事实与真相，支持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合的一方。
*例如：举着认同的道理大旗，四处游说、参与社运、热烈表达支持看法，往往看似公正、有凭有据地长篇大论，但选择忽略不利于个人认同之道理的证据。
瓦肯人──资讯掌握量高，深具社会科学知识，对政策的看法不受个人看法影响，而以客观的方式选择结果最良好的一方。
*例如：选举时仔细衡量各候选人政策，投票时不分党派、不受候选人个人魅力影响、不计任何乡里人情压力，主动蒐集相关资讯，审慎而公正。
布伦南认为，瓦肯人为最理想、最不受情绪、意识认同影响的政治参与者，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无知的哈比人与偏颇的政治流氓当道，整体政治走向被民粹引向歪路。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更表明，政治参与以及审议制度会让公民更加劣化、更无理性、偏见更加严重。
‧反对民主，才有修正体制的可能？
面对发展至此陷入僵局的民主制度，布伦南提出一个遭可能万人挞伐的解决方法：知识菁英制。他认为此时此刻，我们真正该思考的是新政治体制的可能，不能再毫无限制地让人们自由参与政治。由知识渊博的理性菁英运行政府、做决策，才是现在我们应该认真考量、实验是否可行的方法。
民主的缺陷并不足以构成支持权威、走回头路的理由，为了追求更建全的社会，我们有义务面对迫切待解的民主问题。
布伦南指出了当前社会最重要的难题，来自民主政治的失调。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我们该何去何从？民主这看似现代社会最珍贵的价值，难道真的是过度吹嘘的神话吗？
国内外热烈讨论阅读
杰森‧布伦南是个奇蹟：他在讲道德之前仔细研究了现实情况。在《反民主》一书中，他优雅地导出结论，认为民主参与让人类忘却常识与公共行为准则。投票一事并未使我们变高尚；它检验的是最佳的美德，并带出其它最糟的面相。──布莱恩‧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
政治哲学的当中的巨大诱惑在于将政治神圣化，而我们迫切需要能教我们倖免于此的方法。在这本宝贵且强而有力的书中，作者挑战待在舒适圈中的人们和一般人熟悉的政治生活神话，尤其是关于民主统治。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读到许多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我也是──但同时也会发现布伦南的论点难以抗拒，无法确实地反驳。──雅各‧T‧列维（Jacob T. Levy），迈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教授
布伦南做了诊断，也开了处方，并要求我们立即切除普选制度的毒瘤。不过，毕竟兹事体大，是否该贸然以身试药，也许还得再考虑一下……──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本书同时适合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来读。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来说，本书的许多论点都是很好的练习题，我们可以去思考民主政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各种民主理论背后的假设和推论过程是否都应该再思量，以及更重要的，去思考该怎么样修正现状下的问题。──陈方隅，《菜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鸣人堂专栏作家
人人都该有投票权，过去黑人和女人不能投票，那是因为过去我们错了。在现代，全民民主理所当然到你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反民主》里，哲学家布伦南（Jason Brennan）主张这种看法才是错的，而且它会让民主更糟。你有理由看看布伦南的说法，因为如果他是对的，我们麻烦就大了。──朱家安，「哲学哲学鸡蛋糕」部落格格主、自由写作者
现代政治的迷思与困境：一部关于权力、民意与治理的深刻剖析 书名： 现代政治的迷思与困境：一部关于权力、民意与治理的深刻剖析 作者： [作者姓名，此处留空或使用化名] 出版社： [出版社名称，此处留空或使用化名] ISBN： [ISBN号，此处留空] --- 内容概述 本书旨在对现代政治体制的核心运作逻辑及其内在矛盾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我们不再满足于对既有政治形式的表面赞颂，而是深入探究权力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构建、分配和被挑战。本书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有效治理”与“民意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探讨在信息爆炸和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传统政治机制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 全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都从不同维度解构了现代政治的“骨架”与“肌肉”： --- 第一部分：权力的多维透视与合法性危机 本部分着眼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合法性基础的演变。我们首先回顾了从启蒙运动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权力理论如何从君权神授转向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叙事。然而，当代政治面临的挑战在于，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主权在民，权力的实际运作却日益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直接感知和控制。 关键议题探讨： 1. 技术官僚的崛起与“非政治化”的政治： 现代治理日益依赖专业知识和数据分析，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是否导致了政治决策的“去情感化”和“去参与化”？我们考察了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等技术官僚机构，它们如何绕过传统的政治协商机制，直接影响社会资源分配。 2. 身份政治与普遍性的张力： 随着社会对多元身份的承认增加，共同体意识如何维系？本书分析了身份政治如何重塑选民结构，以及当“普遍利益”的概念被碎片化的“特定群体利益”取代后，政治共识构建的难度。 3. 透明度悖论：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对权力的透明度要求空前高涨。然而，信息过载和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泛滥，反而可能稀释了真正有价值的监督信息，使公众对真相的把握更加困难。 --- 第二部分：选举机制的效能与局限 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但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当代选举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我们认为，选举不仅仅是选择领导人的仪式，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工程，其结果往往受制于深层的经济结构和媒体生态。 关键议题探讨： 1. 选区划分与代表性失真： 详细分析了不同选举制度（如多数制、比例代表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实际效果，特别是“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等操作如何系统性地扭曲了选民意愿与议席分配之间的关系。 2. 竞选资金的“看不见的手”： 探讨了政治献金、利益集团游说在塑造政策议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本书引入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分析当候选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筹款而非政策研习时，其治理能力的潜在弱化。 3. 民粹主义的结构性根源： 民粹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的“情绪爆发”，而是对长期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经济不平等和精英阶层自我封闭的结构性反应。本书力求剥离民粹主义的标签，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力。 --- 第三部分：治理的复杂性与决策瘫痪 在日益交织的全球化网络中，地方性的政治决策往往需要应对跨越国界的挑战，如气候变化、跨国资本流动和技术标准制定。本部分关注“治理赤字”——即政治机构应对复杂性问题的能力不足。 关键议题探讨： 1. 代际正义的缺失： 面对长期性挑战（如养老金危机、环境债务），现行的短期选举周期如何激励政治家采取迎合短期利益的政策，而规避需要长期规划和短期痛苦的必要改革？ 2. 官僚机构的惰性与适应性挑战： 分析了大型国家机器在面对快速的技术迭代和社会变迁时，其既有的层级结构和僵化流程如何阻碍了及时和有效的政策响应。 3. 危机管理与“事后合法化”： 探讨了政治体系倾向于在重大危机发生后才进行改革的模式。这种“救火式治理”的低效率与高成本，反映了主动性风险管理机制的薄弱。 --- 第四部分：信息环境对公共领域的侵蚀 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对传统上赖以存在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构成了严峻挑战。 关键议题探讨： 1. 算法的政治学： 社交媒体平台的推荐算法如何无形中塑造了个人的信息茧房和世界观？本书将算法视为一种新型的“守门人”（Gatekeeper），分析其对政治极化的贡献。 2. 后真相时代的认知失调： 探讨了情感叙事如何超越事实逻辑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当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受到质疑时，政治辩论的基础——共享的现实认知——如何被消解。 3. 精英与大众的“认知鸿沟”： 分析了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精英与基层选民在信息处理能力和对复杂议题理解上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如何加剧了政治代沟。 --- 第五部分：重塑政治的可能路径与治理哲学 本书的结论部分并非提供简单的“灵丹妙药”，而是提出一种更为审慎和基础性的思考，即如何从哲学和实践层面重建对政治过程的信心，并提高系统的弹性。 关键议题探讨： 1. “深层参与”的必要性： 呼吁超越定期的投票行为，探索地方层面、社区层面的持续性、实质性参与模式，以填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真空。 2. 制度的自我修正机制： 强调政治制度的健康不在于其完美的设计，而在于其面对错误和失败时自我发现、自我修正的能力。这需要对失败持有一种建设性的、非惩罚性的态度。 3. 对“效率至上”的反思： 批判性地看待将政治等同于商业效率的倾向。政治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对不确定性、冲突和多元价值的容纳能力，而这种容纳本身就是一种耗时且低效的必要活动。 --- 结论 《现代政治的迷思与困境》是一部面向所有关心当代治理危机的人士的严肃著作。它要求读者放下对政治的浪漫化想象，直面权力运作中的结构性矛盾和认知陷阱。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激发一场更具深度、更少情绪化的对话：如何在一个日益碎片化、信息过载且挑战重重的世界中，重建一个既能有效治理，又能真正反映民意的政治未来。它提供的是一套分析工具，而非现成答案，引导读者思考我们究竟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
专业领域为政治、哲学与经济。着述丰富，目前已出版十本书，包括《投票的伦理》（The Ethics of Voting）、《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Why Not Capitalism?）和《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无限制的市场、义务投票和自由主义的简短历史》（Market without Limits, Compulsory Voting, and a Brief History of Liberty）一书的共同作者。
译者简介
刘维人
自由译者，不专业的冷知识宅宅。
喜欢英美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桌游、酒。
译有《超级英雄是这样炼成的》、《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误读的哲学家》
信箱：warren1_liu@hotmail.com
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
专业领域为政治、哲学与经济。着述丰富，目前已出版十本书，包括《投票的伦理》（The Ethics of Voting）、《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Why Not Capitalism?）和《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无限制的市场、义务投票和自由主义的简短历史》（Market without Limits, Compulsory Voting, and a Brief History of Liberty）一书的共同作者。
译者简介
刘维人
自由译者，不专业的冷知识宅宅。
喜欢英美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桌游、酒。
译有《超级英雄是这样炼成的》、《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误读的哲学家》
信箱：warren1_liu@hotmail.com
图书目录
导论 布伦南对民主制度的诊断与处方，以及欠我们的一份病理报告／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台湾版序
2017年版序
前言暨志谢
第一章 哈比人与政治流氓
第二章 国家主义者的无知、不理性与资讯错误
第三章 政治参与让人堕落
第四章 政治不会让你我更有力量
第五章 政治非诗
第六章 我们有权拥有称职的政府
第七章 民主有足够的能力吗？
第八章 知者治之
第九章 彼此为敌
台湾版序
2017年版序
前言暨志谢
第一章 哈比人与政治流氓
第二章 国家主义者的无知、不理性与资讯错误
第三章 政治参与让人堕落
第四章 政治不会让你我更有力量
第五章 政治非诗
第六章 我们有权拥有称职的政府
第七章 民主有足够的能力吗？
第八章 知者治之
第九章 彼此为敌
图书序言
导读（节录）
布伦南对民主制度的诊断与处方，以及欠我们的一份病理报告
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读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几本书的总结，虽然出版于二○一六年，但稍早于英国脱欧公投，是时，川普也尚未当选美国总统。也正因如此，布伦南随后声名大噪并被支持者奉为先知，并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访问对象，声势直逼受邀去日本职棒开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
作为总结布伦南先前想法的本书，提出了以「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张。其核心论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运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备关于选举争议的足够的知识，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响人民生活（例如：税制、工时与基本工资、医疗保险给付比率）乃至国家前途的重大议题（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须交付到知识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毕竟，民主政治不该是让这些欠缺知识，甚至连自己的无知都意识不到的愚民来实习的情境；据此，镶嵌于民主制度的「平等」价值与「票票等值」原则，不但违背了人的天生智力与后天知识皆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事实，强行落实的结果只会让原本可以替社会做出最好、最正确决定的少数人，丧失了投票的意愿，沦为知识菁英与无知庶民的双输局面。
欲防范这样的政治悲剧，唯有提高投票资格的门槛才行，而具体的方式就是让所有人进行相关的测验，过泸掉那些缺乏社会与科学知识的人，如此一来既能确保选举结果的品质，亦可杜绝劣币逐良币的蔓延！
如此看似简单的主张，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预设与判断，值得我们驻足推敲一番。不过，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或许有必要略述外另一个反民主并倡议知识菁英制的哲学家。这位哲人当然是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作为知识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国》是批判民主的经典之作，当中的许多概念至今仍深远地影响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治国犹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专业技术才能胜任，具备任何其他特质（例如：取悦大部分的人、受到众人爱戴）都是不适切的考量，其道理不过像人病了就该找医生那样简单。
事实上，柏拉图还真的把安定的国家类比为健康的个人。就个人而言，根据他的理解，人的心灵或说灵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个性格稳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导，也因此有真正适合他的工作。一个社会上，慾望主导的人必然最多，而适合他们的工作就是从事生产，并借此赚钱，毕竟，他们图的不过是享乐。激情主导的人则应该担任保家卫国的工作，且由国家供养，但不支薪，因为荣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钱财只可能让他腐化。作为社会的少数族群，孩子共养、女人共享的共产制度适合他们。至于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带渐宽却始终不悔的少数中之少数，才适合担任治国的工作。一来，唯有他们懂得真理、何谓正义，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国度；二来，如此理解的他们，不仅视钱财如粪土、荣耀如浮云，更理解政治权力落入乌合之众手上的危险，大则有亡国之虞而覆巢之下无完卵，小则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诉我们的。
是故，唯有让握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掌权，成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视荣耀如生命的人则担任卫国士，而其他众人去拼命工作、生产以换取金钱，才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获取他想得以及应得的事物，当然也是个理想且正义的国度。反之，无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则是集各种弊病与不义于一身的政治体制。
实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让人民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是铁铮铮的事实。这是民主留给柏拉图的创伤，也是政治哲学的起点。逃离纳粹政权来到美国的犹太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据此认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大哉问乃是：懂哲学的人与不懂哲学的人，如何共存于一个社会？更抽象地说，以批判传统、质疑已知为职志的哲学，如何存在政治社群当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不是吗？
台湾版序（节录）
中华民国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完全自由的立委选举。诡异的是，虽然德国统一及前苏联各国自由与民主化的电视新闻，至今依然在我脑中栩栩如生，我却记不得台湾这件事情在美国曾引起多少新闻媒体报导。很快地搜寻一下谷歌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似乎没错：我所能找到当时记载每个主要欧洲国家选举的英语文章数量，远比记载台湾立院选举的更多。
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西方世界虽然有着许多好听的说词，但依然把民主制度视为西方的东西吧。
中华民国在过去二十年内，已经发展成一个正常、稳定的民主国家。政治权力在对立的政党之间和平转移，与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状况大体相同。
当然，台湾目前的状况依然异于常态。国民党是一个国家主义的保守党，最适合描述民进党的词汇则是市场自由主义（market liberal）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政党，而那些能够被欧洲与北美认定为「左派」的政党，在台湾没有任何重要力量。此外，我们可以说台湾和新加坡很像，它的存在还一直处于真实的威胁中。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一直在重申自己的国家主义与威权主义，因此尽管在二○一○年经历了改革并签署了双边协定，我们依然担心它会不会在某一天吞併台湾。
《经济学人》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广受引用的「民主指数」报告（Democracy Index），根据每个国家实现某些民主理念的程度高低，给予零分至十分的评分。台湾在二○一七年获得七‧七三分，在报告的标准中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y）。顺带一提，美国、南韩、日本、葡萄牙、比利时也被《经济学人》评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得到和台湾相当接近的分数。因此台湾的得分在近一百七十个国家中，排于第三十三名。
虽然是「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台湾在选举流程与选举制度上几乎得了满分，这表示《经济学人》的研究人员认为该国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真正自由公平的。此外，台湾在保护公民自由以及政府运作上的得分也极佳（没错，表现比美国好很多，虽然这大概称不上什么成就）。在这些评分项目中，台湾被打低分的则是政治参与度低，以及政治文化被认为有缺陷。
不过这两个项目比较有争议。一个优秀民主制度的投票率一定要很高吗？此外，为什么我们和《经济学人》不能认为，人民对领导者与体制抱有一定程度怀疑但并非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呢？
我在前一本书《投票伦理学》（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提到，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科学家、哲学家、政客，经常抱持一种过于狭隘的公民观。在这些人眼中，每位优秀的公民都既是素人政治科学家，又是兼职的社会运动者（activist）。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政治科学家与哲学家很容易以为自己是优秀公民的榜样；其他普通人最好变得更像我们一点。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主张一般的汽车修理师傅因修车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远比一般选民因投票的贡献，或一般的社运人士因为从事罢工纠察（picketing）或发起抵制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高出许多。由于《反民主》这本书，如今我被认为是一个菁英主义者（elitist）。但尽管我对人民政治能力的看法属于菁英主义，我对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看法却是民粹主义的（populist）。在我看来，大部分公民彼此帮助的方式并非透过政治参与，而是透过日常生活的活动。
每年我都会开一堂概论课程，讨论政治、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花大量时间探究，为什么某些国家富有，某些国家却贫穷？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一般民众，经常假设富裕国家一定佔有地利、拥有资源，或从穷人那掠夺了财富。
但相反地，主流的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中大多数人却认为，优秀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才是确保经济长久发展的主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乃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乃是形塑人类互动方式的人为限制条件」。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说，在解释经济成长以及国家贫富原因时，「制度的优劣胜过其他所有因子」。
哪些制度会促进经济成长呢？由「稳定而包容的政府」实施「法治」，保护「健全的私有财产制度」与「开放市场」的国家，比欠缺这些制度的国家，更可能出现可持续的重要经济发展。
台湾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范例（是我在课堂上引用的范例之一），显示制度的改善会对各种事情产生多大的正面影响。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广受引用的历史资料，台湾在一九五○年的人均GDP低于一九九一年的一千美元（经济学家讨论GDP时，经常以一九九一年的美元作为标准，借此避免通膨的影响），这表示台湾一九五○年的生活水准还不到一七五○年的二倍。但到了二○○八年，台湾的人均GDP与生活水准却至少增加了二十倍。台湾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贫穷」国家翻身为真正的富有国家，而且收入分布相对平均，超越了加拿大与大部份欧洲国家的成就。
这是个奇蹟。美国左派民众不断表示我们需要消灭全世界的贫穷，但许多人却似乎对台湾、南韩、日本、新加坡的故事没有兴趣—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消灭贫穷的并非救济，而是良好的制度与贸易（不过这句话并不表示我认同国民党在戒严时期的一切所作所为）。
如果台湾变得更民主，会不会因此获益？我不知道。如果台湾开始採用某种知识菁英政治，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模拟神喻使政府」，会不会因此获益？也许有可能。但至少就我看来，台湾目前并没有欧洲或美国出现的那些政治倦怠、政府失能、管理不当的问题。
我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和主流政党支持怎样的政策有关。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主义抱持友好态度，没有人想要杀鸡取卵。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也记得过去的历史，明白不能把当下的富足视为理所当然。也许那些好几代之前就富起来的古老民主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记得贫穷的样子，没有人记得摆脱贫困需要什么。如果上述这个假说没错，那么我对于台湾未来三十年的政治都相当乐观。但随着民主发展的时间更长久，当不再有祖父母一辈能够记得那段苦日子时，中华民国可能也会面对如今美国，英国、或其他国面对的威胁。
2017年版序（节录）
二○一六年是民主灰暗的一年，不过对民主评论家来说却收获颇丰。下列即是见证：
‧我写了约十九篇指出民主缺陷的专栏与杂志邀稿。人们对这议题的关注和二○一四或二○一二年我书写这主题时截然不同。
‧我也在广播节目上讨论我对一些选民不该去投票的论点。听众Call-in说：「你说的我都懂！我们能怎么办？」一年前，我在同一个节目讨论同一个主题，当时Call-in听众质问的是：「你竟敢这样说！」
‧十月至十二月，我每天都获数个媒体的询问邀约。
‧《反民主》一书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瑞典、挪威、瑞士、荷兰等地享获媒体关注。至今已有六国语言的翻译版本。
上述的成就并非吹牛（但不得不承认也许真有些吹牛的成分）。不如说，这是在陈述事实。自二○○九年起，我持续书写文章与书籍，挑战我们对政治参与这事最神圣的、不可侵的想法。然而到了二○一六年，人们对这主题有了不寻常的高度关注倾向。他们也许不认同，但已经更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了。
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的票数以些微差距险胜。公投前一个月，巿调机构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发现英国民众系统性地错误理解公投相关的事实。举例来说，投脱欧的选民相信来自欧洲的移民占英国总人口数的二十％，而投留欧的民众则认为有十％。虽然他们都错了，但投脱欧者错得更离谱：真正欧盟移民在英国的人口数约为总人口数的五％。大体上而言，赞成脱欧与留欧者都高估了英国政府支付他国儿童福利津贴，高估幅度从四十到一百％。两方选民也都严重低估来自欧盟的外资金额，并高估了中国挹注的资金量。当然，这并不代表留欧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在这件事上，一个人对相关事实认知的错误越多，的确就越有可能投脱欧一票。
美国也跳了支愚蠢之舞。我怀疑川普会不会像我那些被焦虑支配的同事想的那样，成为一场灾难。不过最初支持川普的支持力量，的确是一群资讯掌握度低得不寻常的选民。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提名，是因为共和党分裂了资讯掌握度高的投票者。一旦川普成了推定的候选人，我在本书第二和第三章描述的党派的党性便会接管一切；让许多原本「封杀川普」的共和党员转而投他一票。
[……]
有些书评指出，《反民主》这本书里没有论及川普或脱欧公投。这是因为当我完成这本书时，虽然川普的支持度正在攀升，但尚未成为提名候选人，而英国脱欧一事也尚未成为公投议题。我并未预料到这两件事的后续发展。
虽然川普与英国脱欧公投阐明了我的担忧，不过《反民主》一书并非对此两件事的回应。我对民主的评析是基于长期、系统性的实证研究。约六十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计算选民对资讯的掌握度如何，当时结果让人失望，现在也是如此。自有研究以来，位于统计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的选民，对于基本政治资讯都相当无知或错误；在较为深入的社会科学知识上则更为欠缺。他们在无知与资讯错误之下，支持了一些如果能够更正确周详地掌握资讯，便不会去支持的候选人。我们因此得到次好的，甚至有时是差劲的政治结果。正如我在本书第四与第五章的论述所言，民主和平等投票权没有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实验其他形态的政治形式。只有在实证显示「一人一票」制度造成的实质良善政治结果，比其他制度更多时，它才是行使正义的不二法门。
我批评民主，同时景仰之。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议题，我在《牛津读本之自由》（Oxford Handbook of Freedom）中论证指出，民主制度事实上与许多重要结果正相关，而且两者之间似乎不仅有相关性，还有因果关系。民主比非民主制度来得更能保护经济与公民自由。现在，这世界上最宜居之地大多是民主的。不过，有鑑于我们知道民主有系统性的破绽，就该持开放的态度去调查并实验其他可能性。
在《反民主》一书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实验一个多数人最为反感的制度：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知识菁英制保留大部分共和代议民主制的特征；政治权力会分给许多人，而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有权力分立，也会有权力制衡。不过，在法律上，知识菁英政治并不会将基本政治权力平分给每个人；而是透过某些方式，让能力更佳或知识更渊博的公民，比其他人的政治权力更多一点。
[……]
民主是工具，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找到更好的工具，就该自由地使用。事实上我在第六章指出，我们有责任使用更好的工具。正义的事情终究是正义的。糟糕决策不会因为拥有法律地位，就变得比较不糟糕。政治决策的风险都很高。怎么有人敢在能力不足的状态下做出决定呢？
导论（节录）
我曾想把这本书取名为《反对政治参与》（Against Politics），不过这个标题会让人误解（在过去其他着作影响下，更会加深这种误解）。本书中的论证有三点：首先，政治参与通常不会增进民众的心智或德行，反而会让我们堕落；其次，政治参与和政治自由，几乎没有什么工具性价值或内在价值；最后，如果将民主制改为某种形式的知识菁英制，可能会让政治的结果变得更为正义。
不过，我并不打算论证政府的规模—也就是政府监督或监管的事务范围—是否应缩小。某些当代作者，例如：法学家伊尔亚‧索明，认为让政治无知的伤害留在限制范围内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政府的权力缩得更小。索明可能是对的（或错的），不过我对此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看法。
我认为大部分民众都不擅长政治，而且政治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好；但我并未因此声称政府的管辖范围应该缩小（或扩大）。我要说的是，如果引述的事实无误，我们就不应该让那么多人有权参与政治。如果你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我建议你改成社会知识菁英主义。如果相信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改成知识菁英制的社会主义。如果你是保守的共和党员，变成保守的知识菁英论者应该不错。如果你是自由意志论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或者左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我会说虽然无政府主义更好，不过知识菁英制至少胜过目前的民主。
哲学家很爱区分「理想」（ideal）与「非理想」（nonideal）的政治理论。大体来说，「理想」的理论想知道每个人都是完人，道德德行与正义理念都完美无瑕时，怎样的政治体制最好。「非理想」的理论，则想知道真实世界中—尤其当人民的德行会因政治体制而变动时—怎样的体制最佳。本书所说的就是非理想的理论。我不想告诉你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什么模样，而是想讨论在一个伦理缺陷与邪恶行径相当普遍、民众正义感相当薄弱的真实社会中，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思考政治参与。
各章概述
第二章〈国家主义者的无知、不理性与资讯错误〉，整理了投票者行为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民主社会里的公民与投票者，都是缺乏知识、不理性、拥有错误资讯的国家主义者。我会说明民众政治知识的中位数、平均数、众数低到何等地步；投票民众在重要的经济或政治科学基本问题上会犯下怎样的系统性错误；投票者多么容易陷入偏见与不理性的状态。我会列出证据，证明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哈比人，剩下的几乎都是政治流氓。
第三章〈政治参与让人堕落〉将解释政治参与为何令人变坏，而非变好。许多民主主义者认为，审议式民主（公民经常有组织地讨论政治的民主体制）会修复我们大部分的瑕疵；但我的意见相反。证据显示，政治审议让人变笨、腐化人心、引人堕落而非向善。根据实证证据，我甚至认为现实比人们想的还糟糕。许多支持审议式民主的人表示，这些证据表示公民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讨论政治，但我认为这种回应并未解决民主让人愚蠢堕落的问题。
第四章〈政治不会让你我更有力量〉将反驳一系列以赋权（Empowerment）为由，认为政治参与和投票权对人有益，或对于正义不可或缺的论述。我认为这些论证全都不健全。＊9其中一种论述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同等投票权，以及同等任公职权利，否则就无法建立符合正义的良好生活观。许多追随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学家都相信此论述。但该论述其实无法满足罗尔斯信众的要求。
第五章〈政治非诗〉将批评另一系列论证。这些论证根据政治活动所表达的意义，认为民主体制、投票权、政治参与将符合善良与正义。它们主张政治参与具有表达性价值（expressive value），要让民众表达政治意见或者拥有自尊，就必须拥有平等投票权。我认为这类基于象征价值或者自尊的论证无法成立，甚至完全无法告诉我们民主有什么真实价值。它们无法合理说明民主为何优于知识菁英制。
我认为自己在第五章结尾，完成了过程论无法支持民主优于知识菁英制的论述。虽然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书籍与论文利用过程论来为民主辩护，但我不会逐一回应这些文献。我要反驳的，只有某些最重要的过程论论证。
第六章〈我们有权拥有称职的政府〉将提出一个「适任原则」（competence principle）：我认为高风险的政治决策，如果决策不完全、奠基于错误信念，或由不适合做决策的主体决定，就会因此缺乏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威信。根据第二章与第三章的实证证据，整个民主系统似乎都违反这个「适任原则」。然而在选举过后，民主系统不适任的频率可能就会降低（因为选民能力不足，但是民主国家大部分的公务员却没那么糟）。我认为，这个现象足以让我们假设知识菁英制优于民主制。
第七章〈民主有足够的能力吗？〉将处理民主支持者的某些可能回应。某些民主理论学家会根据几种不同的数学理论，认为民主社会中虽然大部分投票者都相当无知，但集合起来时，整个主体依然容易做出有用的决策。我认为这些数学理论都无法为民主辩护。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无法套用到现实世界。
然而，实证导向的民主理论学家依然认为，除了让选民表达偏好或投票之外，民主还有其他功能。我同意这种看法。基于许多原因，民主政府在许多议题上都较易做出有用的决策，即使选民出现了系统性的能力不足也无所谓。民主系统内建大量「间接影响因子」（mediating factor），让选民无法直接心想事成。
但即使如此，我仍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高风险决策，都应该符合上述的「适任原则」。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公仆的表现经常符合标准；然而选民的表现在大部分选举期间都无法达标。根据适任原则，我认为这里有个两难问题：如果选举属于高风险决策，我们就应该假设知识菁英制优于民主制；但如果选举不算是高风险决策，知识菁英制与民主制就一样好。由于过程论无法为民主做出妥善辩护，我认为在第二种状况中，我们仅需选出效能较佳的系统即可。
第八章〈知者治之〉将勾勒出一些知识菁英政治可能实行的方法。我会在该章讨论不同形式的知识菁英制分别有哪些潜在利益与风险，并对其余一部分的反驳理由做出回应。
第九章〈彼此为敌〉是一则简短后记。我认为政治可惜之处，就是让我们彼此为敌。政治的问题不只是让我们充满偏见、进入部落战争、讨厌所有反对者而已。政治真正的缺点，是会让我们陷入真正的敌对关系。此外，因为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互相冲突，政治还会让我们因为彼此的态度而互相交恶。总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展公民社会的活动项目并缩小政治的领域。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约翰‧亚当斯的愿望。这不只是因为一个完美的社会不需要政治，更因为政治会让我们拥有彼此厌恶的理由。
布伦南对民主制度的诊断与处方，以及欠我们的一份病理报告
叶浩（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读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几本书的总结，虽然出版于二○一六年，但稍早于英国脱欧公投，是时，川普也尚未当选美国总统。也正因如此，布伦南随后声名大噪并被支持者奉为先知，并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访问对象，声势直逼受邀去日本职棒开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
作为总结布伦南先前想法的本书，提出了以「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张。其核心论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运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备关于选举争议的足够的知识，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响人民生活（例如：税制、工时与基本工资、医疗保险给付比率）乃至国家前途的重大议题（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须交付到知识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毕竟，民主政治不该是让这些欠缺知识，甚至连自己的无知都意识不到的愚民来实习的情境；据此，镶嵌于民主制度的「平等」价值与「票票等值」原则，不但违背了人的天生智力与后天知识皆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事实，强行落实的结果只会让原本可以替社会做出最好、最正确决定的少数人，丧失了投票的意愿，沦为知识菁英与无知庶民的双输局面。
欲防范这样的政治悲剧，唯有提高投票资格的门槛才行，而具体的方式就是让所有人进行相关的测验，过泸掉那些缺乏社会与科学知识的人，如此一来既能确保选举结果的品质，亦可杜绝劣币逐良币的蔓延！
如此看似简单的主张，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预设与判断，值得我们驻足推敲一番。不过，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或许有必要略述外另一个反民主并倡议知识菁英制的哲学家。这位哲人当然是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作为知识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国》是批判民主的经典之作，当中的许多概念至今仍深远地影响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治国犹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专业技术才能胜任，具备任何其他特质（例如：取悦大部分的人、受到众人爱戴）都是不适切的考量，其道理不过像人病了就该找医生那样简单。
事实上，柏拉图还真的把安定的国家类比为健康的个人。就个人而言，根据他的理解，人的心灵或说灵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个性格稳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导，也因此有真正适合他的工作。一个社会上，慾望主导的人必然最多，而适合他们的工作就是从事生产，并借此赚钱，毕竟，他们图的不过是享乐。激情主导的人则应该担任保家卫国的工作，且由国家供养，但不支薪，因为荣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钱财只可能让他腐化。作为社会的少数族群，孩子共养、女人共享的共产制度适合他们。至于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带渐宽却始终不悔的少数中之少数，才适合担任治国的工作。一来，唯有他们懂得真理、何谓正义，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国度；二来，如此理解的他们，不仅视钱财如粪土、荣耀如浮云，更理解政治权力落入乌合之众手上的危险，大则有亡国之虞而覆巢之下无完卵，小则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诉我们的。
是故，唯有让握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掌权，成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视荣耀如生命的人则担任卫国士，而其他众人去拼命工作、生产以换取金钱，才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获取他想得以及应得的事物，当然也是个理想且正义的国度。反之，无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则是集各种弊病与不义于一身的政治体制。
实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让人民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是铁铮铮的事实。这是民主留给柏拉图的创伤，也是政治哲学的起点。逃离纳粹政权来到美国的犹太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据此认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大哉问乃是：懂哲学的人与不懂哲学的人，如何共存于一个社会？更抽象地说，以批判传统、质疑已知为职志的哲学，如何存在政治社群当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不是吗？
台湾版序（节录）
中华民国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举行了第一次完全自由的立委选举。诡异的是，虽然德国统一及前苏联各国自由与民主化的电视新闻，至今依然在我脑中栩栩如生，我却记不得台湾这件事情在美国曾引起多少新闻媒体报导。很快地搜寻一下谷歌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似乎没错：我所能找到当时记载每个主要欧洲国家选举的英语文章数量，远比记载台湾立院选举的更多。
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西方世界虽然有着许多好听的说词，但依然把民主制度视为西方的东西吧。
中华民国在过去二十年内，已经发展成一个正常、稳定的民主国家。政治权力在对立的政党之间和平转移，与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状况大体相同。
当然，台湾目前的状况依然异于常态。国民党是一个国家主义的保守党，最适合描述民进党的词汇则是市场自由主义（market liberal）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政党，而那些能够被欧洲与北美认定为「左派」的政党，在台湾没有任何重要力量。此外，我们可以说台湾和新加坡很像，它的存在还一直处于真实的威胁中。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一直在重申自己的国家主义与威权主义，因此尽管在二○一○年经历了改革并签署了双边协定，我们依然担心它会不会在某一天吞併台湾。
《经济学人》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广受引用的「民主指数」报告（Democracy Index），根据每个国家实现某些民主理念的程度高低，给予零分至十分的评分。台湾在二○一七年获得七‧七三分，在报告的标准中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国家」（flawed democracy）。顺带一提，美国、南韩、日本、葡萄牙、比利时也被《经济学人》评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得到和台湾相当接近的分数。因此台湾的得分在近一百七十个国家中，排于第三十三名。
虽然是「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台湾在选举流程与选举制度上几乎得了满分，这表示《经济学人》的研究人员认为该国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真正自由公平的。此外，台湾在保护公民自由以及政府运作上的得分也极佳（没错，表现比美国好很多，虽然这大概称不上什么成就）。在这些评分项目中，台湾被打低分的则是政治参与度低，以及政治文化被认为有缺陷。
不过这两个项目比较有争议。一个优秀民主制度的投票率一定要很高吗？此外，为什么我们和《经济学人》不能认为，人民对领导者与体制抱有一定程度怀疑但并非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政治文化呢？
我在前一本书《投票伦理学》（The Ethics of Vot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提到，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科学家、哲学家、政客，经常抱持一种过于狭隘的公民观。在这些人眼中，每位优秀的公民都既是素人政治科学家，又是兼职的社会运动者（activist）。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政治科学家与哲学家很容易以为自己是优秀公民的榜样；其他普通人最好变得更像我们一点。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主张一般的汽车修理师傅因修车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远比一般选民因投票的贡献，或一般的社运人士因为从事罢工纠察（picketing）或发起抵制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高出许多。由于《反民主》这本书，如今我被认为是一个菁英主义者（elitist）。但尽管我对人民政治能力的看法属于菁英主义，我对公民德行（civic virtue）的看法却是民粹主义的（populist）。在我看来，大部分公民彼此帮助的方式并非透过政治参与，而是透过日常生活的活动。
每年我都会开一堂概论课程，讨论政治、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花大量时间探究，为什么某些国家富有，某些国家却贫穷？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一般民众，经常假设富裕国家一定佔有地利、拥有资源，或从穷人那掠夺了财富。
但相反地，主流的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中大多数人却认为，优秀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才是确保经济长久发展的主因。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乃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乃是形塑人类互动方式的人为限制条件」。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说，在解释经济成长以及国家贫富原因时，「制度的优劣胜过其他所有因子」。
哪些制度会促进经济成长呢？由「稳定而包容的政府」实施「法治」，保护「健全的私有财产制度」与「开放市场」的国家，比欠缺这些制度的国家，更可能出现可持续的重要经济发展。
台湾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范例（是我在课堂上引用的范例之一），显示制度的改善会对各种事情产生多大的正面影响。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广受引用的历史资料，台湾在一九五○年的人均GDP低于一九九一年的一千美元（经济学家讨论GDP时，经常以一九九一年的美元作为标准，借此避免通膨的影响），这表示台湾一九五○年的生活水准还不到一七五○年的二倍。但到了二○○八年，台湾的人均GDP与生活水准却至少增加了二十倍。台湾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贫穷」国家翻身为真正的富有国家，而且收入分布相对平均，超越了加拿大与大部份欧洲国家的成就。
这是个奇蹟。美国左派民众不断表示我们需要消灭全世界的贫穷，但许多人却似乎对台湾、南韩、日本、新加坡的故事没有兴趣—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消灭贫穷的并非救济，而是良好的制度与贸易（不过这句话并不表示我认同国民党在戒严时期的一切所作所为）。
如果台湾变得更民主，会不会因此获益？我不知道。如果台湾开始採用某种知识菁英政治，例如第八章提到的「模拟神喻使政府」，会不会因此获益？也许有可能。但至少就我看来，台湾目前并没有欧洲或美国出现的那些政治倦怠、政府失能、管理不当的问题。
我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和主流政党支持怎样的政策有关。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主义抱持友好态度，没有人想要杀鸡取卵。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也记得过去的历史，明白不能把当下的富足视为理所当然。也许那些好几代之前就富起来的古老民主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记得贫穷的样子，没有人记得摆脱贫困需要什么。如果上述这个假说没错，那么我对于台湾未来三十年的政治都相当乐观。但随着民主发展的时间更长久，当不再有祖父母一辈能够记得那段苦日子时，中华民国可能也会面对如今美国，英国、或其他国面对的威胁。
2017年版序（节录）
二○一六年是民主灰暗的一年，不过对民主评论家来说却收获颇丰。下列即是见证：
‧我写了约十九篇指出民主缺陷的专栏与杂志邀稿。人们对这议题的关注和二○一四或二○一二年我书写这主题时截然不同。
‧我也在广播节目上讨论我对一些选民不该去投票的论点。听众Call-in说：「你说的我都懂！我们能怎么办？」一年前，我在同一个节目讨论同一个主题，当时Call-in听众质问的是：「你竟敢这样说！」
‧十月至十二月，我每天都获数个媒体的询问邀约。
‧《反民主》一书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瑞典、挪威、瑞士、荷兰等地享获媒体关注。至今已有六国语言的翻译版本。
上述的成就并非吹牛（但不得不承认也许真有些吹牛的成分）。不如说，这是在陈述事实。自二○○九年起，我持续书写文章与书籍，挑战我们对政治参与这事最神圣的、不可侵的想法。然而到了二○一六年，人们对这主题有了不寻常的高度关注倾向。他们也许不认同，但已经更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了。
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的票数以些微差距险胜。公投前一个月，巿调机构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发现英国民众系统性地错误理解公投相关的事实。举例来说，投脱欧的选民相信来自欧洲的移民占英国总人口数的二十％，而投留欧的民众则认为有十％。虽然他们都错了，但投脱欧者错得更离谱：真正欧盟移民在英国的人口数约为总人口数的五％。大体上而言，赞成脱欧与留欧者都高估了英国政府支付他国儿童福利津贴，高估幅度从四十到一百％。两方选民也都严重低估来自欧盟的外资金额，并高估了中国挹注的资金量。当然，这并不代表留欧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在这件事上，一个人对相关事实认知的错误越多，的确就越有可能投脱欧一票。
美国也跳了支愚蠢之舞。我怀疑川普会不会像我那些被焦虑支配的同事想的那样，成为一场灾难。不过最初支持川普的支持力量，的确是一群资讯掌握度低得不寻常的选民。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提名，是因为共和党分裂了资讯掌握度高的投票者。一旦川普成了推定的候选人，我在本书第二和第三章描述的党派的党性便会接管一切；让许多原本「封杀川普」的共和党员转而投他一票。
[……]
有些书评指出，《反民主》这本书里没有论及川普或脱欧公投。这是因为当我完成这本书时，虽然川普的支持度正在攀升，但尚未成为提名候选人，而英国脱欧一事也尚未成为公投议题。我并未预料到这两件事的后续发展。
虽然川普与英国脱欧公投阐明了我的担忧，不过《反民主》一书并非对此两件事的回应。我对民主的评析是基于长期、系统性的实证研究。约六十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计算选民对资讯的掌握度如何，当时结果让人失望，现在也是如此。自有研究以来，位于统计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的选民，对于基本政治资讯都相当无知或错误；在较为深入的社会科学知识上则更为欠缺。他们在无知与资讯错误之下，支持了一些如果能够更正确周详地掌握资讯，便不会去支持的候选人。我们因此得到次好的，甚至有时是差劲的政治结果。正如我在本书第四与第五章的论述所言，民主和平等投票权没有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实验其他形态的政治形式。只有在实证显示「一人一票」制度造成的实质良善政治结果，比其他制度更多时，它才是行使正义的不二法门。
我批评民主，同时景仰之。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议题，我在《牛津读本之自由》（Oxford Handbook of Freedom）中论证指出，民主制度事实上与许多重要结果正相关，而且两者之间似乎不仅有相关性，还有因果关系。民主比非民主制度来得更能保护经济与公民自由。现在，这世界上最宜居之地大多是民主的。不过，有鑑于我们知道民主有系统性的破绽，就该持开放的态度去调查并实验其他可能性。
在《反民主》一书中，我认为我们应该实验一个多数人最为反感的制度：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知识菁英制保留大部分共和代议民主制的特征；政治权力会分给许多人，而非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有权力分立，也会有权力制衡。不过，在法律上，知识菁英政治并不会将基本政治权力平分给每个人；而是透过某些方式，让能力更佳或知识更渊博的公民，比其他人的政治权力更多一点。
[……]
民主是工具，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找到更好的工具，就该自由地使用。事实上我在第六章指出，我们有责任使用更好的工具。正义的事情终究是正义的。糟糕决策不会因为拥有法律地位，就变得比较不糟糕。政治决策的风险都很高。怎么有人敢在能力不足的状态下做出决定呢？
导论（节录）
我曾想把这本书取名为《反对政治参与》（Against Politics），不过这个标题会让人误解（在过去其他着作影响下，更会加深这种误解）。本书中的论证有三点：首先，政治参与通常不会增进民众的心智或德行，反而会让我们堕落；其次，政治参与和政治自由，几乎没有什么工具性价值或内在价值；最后，如果将民主制改为某种形式的知识菁英制，可能会让政治的结果变得更为正义。
不过，我并不打算论证政府的规模—也就是政府监督或监管的事务范围—是否应缩小。某些当代作者，例如：法学家伊尔亚‧索明，认为让政治无知的伤害留在限制范围内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政府的权力缩得更小。索明可能是对的（或错的），不过我对此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看法。
我认为大部分民众都不擅长政治，而且政治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好；但我并未因此声称政府的管辖范围应该缩小（或扩大）。我要说的是，如果引述的事实无误，我们就不应该让那么多人有权参与政治。如果你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我建议你改成社会知识菁英主义。如果相信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改成知识菁英制的社会主义。如果你是保守的共和党员，变成保守的知识菁英论者应该不错。如果你是自由意志论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或者左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我会说虽然无政府主义更好，不过知识菁英制至少胜过目前的民主。
哲学家很爱区分「理想」（ideal）与「非理想」（nonideal）的政治理论。大体来说，「理想」的理论想知道每个人都是完人，道德德行与正义理念都完美无瑕时，怎样的政治体制最好。「非理想」的理论，则想知道真实世界中—尤其当人民的德行会因政治体制而变动时—怎样的体制最佳。本书所说的就是非理想的理论。我不想告诉你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什么模样，而是想讨论在一个伦理缺陷与邪恶行径相当普遍、民众正义感相当薄弱的真实社会中，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思考政治参与。
各章概述
第二章〈国家主义者的无知、不理性与资讯错误〉，整理了投票者行为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民主社会里的公民与投票者，都是缺乏知识、不理性、拥有错误资讯的国家主义者。我会说明民众政治知识的中位数、平均数、众数低到何等地步；投票民众在重要的经济或政治科学基本问题上会犯下怎样的系统性错误；投票者多么容易陷入偏见与不理性的状态。我会列出证据，证明大部分的公民都是哈比人，剩下的几乎都是政治流氓。
第三章〈政治参与让人堕落〉将解释政治参与为何令人变坏，而非变好。许多民主主义者认为，审议式民主（公民经常有组织地讨论政治的民主体制）会修复我们大部分的瑕疵；但我的意见相反。证据显示，政治审议让人变笨、腐化人心、引人堕落而非向善。根据实证证据，我甚至认为现实比人们想的还糟糕。许多支持审议式民主的人表示，这些证据表示公民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讨论政治，但我认为这种回应并未解决民主让人愚蠢堕落的问题。
第四章〈政治不会让你我更有力量〉将反驳一系列以赋权（Empowerment）为由，认为政治参与和投票权对人有益，或对于正义不可或缺的论述。我认为这些论证全都不健全。＊9其中一种论述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同等投票权，以及同等任公职权利，否则就无法建立符合正义的良好生活观。许多追随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学家都相信此论述。但该论述其实无法满足罗尔斯信众的要求。
第五章〈政治非诗〉将批评另一系列论证。这些论证根据政治活动所表达的意义，认为民主体制、投票权、政治参与将符合善良与正义。它们主张政治参与具有表达性价值（expressive value），要让民众表达政治意见或者拥有自尊，就必须拥有平等投票权。我认为这类基于象征价值或者自尊的论证无法成立，甚至完全无法告诉我们民主有什么真实价值。它们无法合理说明民主为何优于知识菁英制。
我认为自己在第五章结尾，完成了过程论无法支持民主优于知识菁英制的论述。虽然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书籍与论文利用过程论来为民主辩护，但我不会逐一回应这些文献。我要反驳的，只有某些最重要的过程论论证。
第六章〈我们有权拥有称职的政府〉将提出一个「适任原则」（competence principle）：我认为高风险的政治决策，如果决策不完全、奠基于错误信念，或由不适合做决策的主体决定，就会因此缺乏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威信。根据第二章与第三章的实证证据，整个民主系统似乎都违反这个「适任原则」。然而在选举过后，民主系统不适任的频率可能就会降低（因为选民能力不足，但是民主国家大部分的公务员却没那么糟）。我认为，这个现象足以让我们假设知识菁英制优于民主制。
第七章〈民主有足够的能力吗？〉将处理民主支持者的某些可能回应。某些民主理论学家会根据几种不同的数学理论，认为民主社会中虽然大部分投票者都相当无知，但集合起来时，整个主体依然容易做出有用的决策。我认为这些数学理论都无法为民主辩护。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无法套用到现实世界。
然而，实证导向的民主理论学家依然认为，除了让选民表达偏好或投票之外，民主还有其他功能。我同意这种看法。基于许多原因，民主政府在许多议题上都较易做出有用的决策，即使选民出现了系统性的能力不足也无所谓。民主系统内建大量「间接影响因子」（mediating factor），让选民无法直接心想事成。
但即使如此，我仍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高风险决策，都应该符合上述的「适任原则」。在非选举期间，政府公仆的表现经常符合标准；然而选民的表现在大部分选举期间都无法达标。根据适任原则，我认为这里有个两难问题：如果选举属于高风险决策，我们就应该假设知识菁英制优于民主制；但如果选举不算是高风险决策，知识菁英制与民主制就一样好。由于过程论无法为民主做出妥善辩护，我认为在第二种状况中，我们仅需选出效能较佳的系统即可。
第八章〈知者治之〉将勾勒出一些知识菁英政治可能实行的方法。我会在该章讨论不同形式的知识菁英制分别有哪些潜在利益与风险，并对其余一部分的反驳理由做出回应。
第九章〈彼此为敌〉是一则简短后记。我认为政治可惜之处，就是让我们彼此为敌。政治的问题不只是让我们充满偏见、进入部落战争、讨厌所有反对者而已。政治真正的缺点，是会让我们陷入真正的敌对关系。此外，因为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互相冲突，政治还会让我们因为彼此的态度而互相交恶。总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展公民社会的活动项目并缩小政治的领域。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约翰‧亚当斯的愿望。这不只是因为一个完美的社会不需要政治，更因为政治会让我们拥有彼此厌恶的理由。
图书试读
美国革命英雄／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言：「我必须学习政治与军事，让我的儿子有机会学习数学与哲学。他们必须学习数学、哲学、自然史、造船术、航海、商务、农业，才能让他们的孩子有权利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刻、编织和陶艺。」亚当斯本身是个政治动物（如果当时有这种人的话），但他希望未来的世代可以活进更高的层次。
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为何应该努力实现这种愿望。
政治参与会唤起高贵情操，抑或腐化人心？弥尔与熊彼得的看法
十九世纪的伟大伦理学家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我们应该选择有用的政府形式，使其导向最佳结果。他建议我们思考所有选择的后果。也就是说，在选择君主制、贵族制、代议制或其他政府制度时，我们不该只看显而易见的面向（例如：维护自由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应该思考政府形式对于人民智力与道德的影响。某些政府形式可能让人民愚蠢而被动，某些则可能让我们锻鍊出锋芒，变得积极。
弥尔认为，参与政治会让人民更聪明，更关心公众利益、有知识，情操更高贵。他希望让工厂工人思考政治，认为这就像让鱼儿看见比海洋更广阔的世界。他期待政治参与能让我们的心灵更坚强，而非软弱。他冀望政治活动让我们超越眼下的短视近利，以长远广阔的视野思考事务。
弥尔很有科学头脑。在他的年代，世上没有几个国家採用代议制，而且即使在那些国家，也只有少数菁英拥有投票权，无法代表人民利益。政治参与在弥尔的时代，通常是读书绅士的特权。另一方面，弥尔也没有那么多支持论述所需的证据，所以大体来说，他的说法算是一种合理但未经验证的假说。
一百五十多年后，验证假说的时刻来了。这点之后会提到，实验结果大体来说是无效的，而且我认为弥尔会同意该结论。大部分常见的政治参与形式，不但并未让我们更有智识、更为高贵，反而让我们愚蠢而堕落。这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看法相当接近：「一般民众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智力表现就滑落一个层级。面对真实利益，他们分析事情与讨论的方式立刻有如婴儿一般。在政治里，大家都变回原始人了。」
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为何应该努力实现这种愿望。
政治参与会唤起高贵情操，抑或腐化人心？弥尔与熊彼得的看法
十九世纪的伟大伦理学家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我们应该选择有用的政府形式，使其导向最佳结果。他建议我们思考所有选择的后果。也就是说，在选择君主制、贵族制、代议制或其他政府制度时，我们不该只看显而易见的面向（例如：维护自由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应该思考政府形式对于人民智力与道德的影响。某些政府形式可能让人民愚蠢而被动，某些则可能让我们锻鍊出锋芒，变得积极。
弥尔认为，参与政治会让人民更聪明，更关心公众利益、有知识，情操更高贵。他希望让工厂工人思考政治，认为这就像让鱼儿看见比海洋更广阔的世界。他期待政治参与能让我们的心灵更坚强，而非软弱。他冀望政治活动让我们超越眼下的短视近利，以长远广阔的视野思考事务。
弥尔很有科学头脑。在他的年代，世上没有几个国家採用代议制，而且即使在那些国家，也只有少数菁英拥有投票权，无法代表人民利益。政治参与在弥尔的时代，通常是读书绅士的特权。另一方面，弥尔也没有那么多支持论述所需的证据，所以大体来说，他的说法算是一种合理但未经验证的假说。
一百五十多年后，验证假说的时刻来了。这点之后会提到，实验结果大体来说是无效的，而且我认为弥尔会同意该结论。大部分常见的政治参与形式，不但并未让我们更有智识、更为高贵，反而让我们愚蠢而堕落。这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看法相当接近：「一般民众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智力表现就滑落一个层级。面对真实利益，他们分析事情与讨论的方式立刻有如婴儿一般。在政治里，大家都变回原始人了。」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远超我想象。我一直以为，民主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制度，至少是现存体系中最好的选择。但这本书，却像一盆冷水，狠狠地浇在了我这个“民主信徒”的头上。它没有回避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而是直面“选票失能”的现实，那种普通人的声音在庞大的政治机器中被稀释，被扭曲，甚至被遗忘的无力感，书中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常常在想，我们手中的那一票，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力量？书中对“理性失调”的分析，更是让我汗毛倒竖。当信息爆炸，真假难辨，当群体的情绪更容易被挑动，而理性的思考变得稀缺，我们的判断力真的还能保持独立吗？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突然被告知，原来空气中弥漫着看不见的毒素。这种认知上的错位，让我对“最神圣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它不仅仅是在批判，更是在逼迫我去面对那些我们不愿承认的真相，去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狂乱与神话”背后的逻辑。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有意思，那种略带暗沉的色彩和强烈的字体，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它散发出一种引人深思的气质，仿佛在预告一场关于某种至高无上事物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本书并非那种轻松的读物，它更像是一次深入骨髓的探索，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些秩序的彻底剖析。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否像它的标题一样，揭示出“选票失能”和“理性失调”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我们所珍视的制度的，以及那些被奉为神圣的“狂乱与神话”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一直对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保持着一份警惕，因为很多时候，宏大叙事往往掩盖了细微但致命的缺陷。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既有的框架，去审视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现象。封面传达的那种“反思”的姿态，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更是一次关于思想的“大扫除”，是对我们集体认知的一次“外科手术”。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看看里面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力量，能否让我对“最神圣制度”的理解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评分自从开始读这本书，我脑海里就没停过那些关于“民主”的嘈杂声。它不像我之前读过的那些政治评论，上来就给你灌输一堆理论，而是像一个老友在娓娓道来，但言语间又藏着尖锐的观察。我尤其被书中关于“选票失能”的论述所吸引，它并没有简单地指责投票行为本身，而是深入到背后那些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心理动机。那种无力感，那种明明投了票却感觉一切都没有改变的失落，原来背后有着如此多的原因。书里还提到了“理性失调”，这部分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觉得，在当今社会，情绪似乎比逻辑更能驱动人群。当群体的情绪被某种方式煽动，而理性的声音被淹没的时候，后果是多么可怕。我总觉得，我们好像集体走入了一个思维的死胡同，而这本书，或许就是那把钥匙，能帮我们找到出口。它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在自主地做出选择，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这种不安，却又带着一丝探求真相的渴望，驱使着我不断地往下读。
评分我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理性的，决策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但读完这本书，我的这个认知被彻底打破了。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选票失能”的普遍性，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看似民主的体系下，普通人的声音也可能被边缘化，被忽视。书中对“理性失调”的深入分析，更是让我警醒，当情绪压倒理智，当群体思维取代独立思考，我们离“狂乱”还有多远？我曾经将某些制度视为“神圣”，但这本书让我开始质疑，这些“神圣”背后，是否隐藏着我们不愿面对的裂痕。它没有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而是逼迫读者进行深刻的反思，去审视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现实。这种阅读体验，既令人不安，又充满力量，它让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周遭的世界，去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
评分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我以为它可能只是一堆陈词滥调的政治批评。然而，这本书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它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选票失能”和“理性失调”的根源，揭示了那些隐藏在民主制度光鲜外表下的阴暗角落。书中的一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甚至有些颠覆了我过去的一些认知。我开始反思，我们所追求的“神圣制度”，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愿，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已经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操控？书中对于“狂乱与神话”的剖析，更是让我看到了，那些看似无法撼动的信念，背后可能隐藏着多么巨大的漏洞。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侦探，在书本中寻找线索，试图解开关于这个制度的重重谜团。这种探索的过程，虽然充满挑战，但却异常引人入胜，让我对政治和社会的运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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