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卫的回声
陈允元 2013年10月,台北诗歌节举办的一场名为「防风林里与外:重读林亨泰」的座谈会后,一位清瘦、蓄点胡子的陌生男子前来自我介绍,他是黄亚历,正准备拍摄一部风车诗社的纪录电影,希望可以聊聊。几天后,我们在后门咖啡碰面。他显然已做了一段时间的文献调查与访谈。作品、研究的阅读不用说,他已拜访多位台湾甚至日本学者,也联系上家属。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我被他的热情打动,也暗自佩服他的勇气与决心。电影我是不懂的,但在我的想像里,这会是一件相当吃力的工作。首先,风车诗社涉及的现代主义美学传播转译问题与殖民地语境是甚为复杂的;且电影完成后,恐怕并没有那么多既有的「风车铁粉」作为潜在的观众群。至于如何以影像呈现风车,我始终好奇;他也视为最高机密,电影完成前绝口不提。
1933年日本统治下的台南,以杨炽昌(1908-1994)为中心,纠合李张瑞(1911-1952)、林修二(1914-1944)、张良典(1915-2014)、在台日人户田房子(1914-)、岸丽子(生卒年不详)、岛元铁平(生卒年不详)共同组成的风车诗社,在台湾文学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存在。美学方面,他们首次在台湾引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诗风,由于与同时代赖和(1894-1943)、杨逵(1906-1985)、或盐分地带诗人群洋溢着抵抗精神的写实主义文学主流大相迳庭,学者屡屡称之为「失误现象的见证」、「奇异花朵」、「异常为」、「孤岩的存在」,宛若台湾新文学的奇行种。而在文学活动方面,它的同人不多、存续时间仅一年余、一共只发行了4期的机关志《风车》每期仅出刊75部,以极低的印量在同人文友圈内传递发送,学界多质疑其影响力;然而他们的诗与诗论同时发表于作为「台湾三大报」的最主流的报纸媒体──包括杨炽昌曾代行文艺栏编务的《台南新报》、以及西川满(1908-1999)主持学艺栏的《台湾日日新报》。两种报纸的日发行量,以风车结成的1933年为例,分别高达23590份与40725份。换言之,风车看起来最小众,却同时在传播力最强的主流媒体佔有一席之地。1945年终战之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屠杀与白色恐怖政治,加上语言的断绝、死亡、以及绝笔,这一股超现实主义的风,终究没能吹到战后,直接影响下一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一度失落,埋藏在历史的岩层里,宛若一块美丽的琥珀。1970年代末,当他们再度被发现,澄澈的固态液体里,依旧闪耀着永远年轻1930年代的新精神。一时之间,风车的存在被视若至宝,陈千武(1922-2012)提出的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球根」论,日治以降的一脉,于是有了足以与宣称从中国「为台湾带来现代诗的火种」的纪弦(1913-2013)论述抗衡的具体案例。风车诗社的前卫性,是台湾新文学拥有独立于中国新文学影响外之独自源头的重要表征,它大大超前1950年代纪弦发起的「现代派」运动,有论者认为风车甚至略略超前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发展的进程。风车诗社在台湾文学史的先驱位置,很快就确定了,但这并未完全转化为作品的普及与流通。风车诗人最完整的呈现,当属1990年代中期之后吕兴昌老师所编、分别由前辈诗人叶笛、陈千武中译的《水荫萍作品集》(1995)与《林修二集》(2000)。然而由于它们系由政府单位出版,当年的销售网络并不十分通畅,现已绝版多时,难以取得。尽管不少读者曾听闻风车在文学史上的先驱地位、在引述中读过诗的片段,但风车诗社的作品在阅读市场、在国民教育、在大众影像传媒中仍是缺席的。
黄亚历的纪录片《日曜日式散步者》(2015年完成),是风车诗社登上大银幕的首次尝试。这一部「奇片」,试映及影展阶段曾让许多观影者着迷(或感到不快)的前卫形式,其实蕴含了深刻的问题意识,关于文学史、关于真实及其再现、关于叙事、特别是关于「景框」──甚么在景框之中、甚么又排除于景框之外?而这些或许不被意识的景框,往往决定了我们看到甚么样的文学与历史。他以风车诗社为主题,便是将向来位于主流景框(以中国五四运动为源头的、或启蒙‧抗日‧左翼‧写实)外的风车,重新置于景框之中。然而在他的电影中,所有登场人物的脸、头却是在景框之外,成为不见表情、不见全貌、魅影般的半身风景,人物间的可识别性也被刻意地延滞或涂抹;留在景框内以特写呈现的,是不断书写的手,以及在手与手之间不断传递、翻阅,曾给予他们强烈的美学刺激的书。导演将风车诗人遗留下来作品与翻阅过的书,置于景框中最醒目的位置,因为只有作品才能为观者所共有,并从阅读与诠释中看见诗人的表情;而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也只有作品,才是他们存在最终的价值与证据。让更多人看见风车诗人的作品,也是亚历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吧。
然而电影毕竟无法完全取代阅读(反之亦然)。它是一个开头,因此才有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风车诗社及其时代》这一套书的存在。它的出版,与其说是为了纪录电影的上映宣传,站在台湾文学者的立场,不如说,这一部电影是风车诗社与台湾文学的宣传。我想亚历也会同意这样的说法。
因此,在电影杀青定剪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想出版一本诗选,架一座桥,通往风车诗社、通往日治时期台湾、通往前卫艺术。它并不是风车诗社或台湾文学的入门手册,不是艰涩的学术书、亦非纪录电影的资料集。基本上,它是一本风车诗社的诗选。书里的所有邀稿,都是诗的延伸与回响。
《日曜日式散步者──风车诗社及其时代》分为两册。第一册聚焦在风车文学,第二册则谈论风车所属时代的前卫艺术、以及黄亚历的纪录电影《日曜日式散步者》。
第一册《暝想的火灾:作品/导读》包括「在现实的倾斜上摩擦极光:风车诗社作品选」以及「阅读的复数路径」两个部分。「在现实的倾斜上摩擦极光:风车诗社作品选」,作品量多、战后有中文版单行本作品集出版的杨炽昌、林修二择其经典性;作品未独立集结的李张瑞、张良典、户田房子则尽可能呈现其全貌。受限于诸多条件,尽管无法全面新译中日对照,但必须一提的是,有些未曾收录于单行本或中译选集的作品,首次以中文的面貌出版面世,如杨炽昌的小说〈贸易风〉、〈蔷薇的皮肤〉、文论〈南方的房间〉、〈朱衣的圣母祭〉;李张瑞的诗作如〈恋爱诗〉、小说〈窗边的少女〉、〈娶嫁送嫁〉、书信体的〈秋窗〉、文论〈诗人的贫血〉;户田房子的诗作〈风车之庭〉、〈秋之乐谱〉、〈远方之国〉、〈渡海〉等等。
「阅读的复数路径」是学者作家邀稿,分为「文学史的透镜:台湾.中国.日本」与「望远与显微」两部。第一部分由陈芳明〈风车诗社的文化暗示──为风车诗社及《日曜日式散步者》纪录片而写〉、杨佳娴〈塔尖的小旋风:超现实主义初访中国文坛〉、以及大东和重〈在古都转动艺术的风车──日本统治下之台南的杨炽昌与李张瑞的文学活动〉三篇文论展开,分别从台湾、中国、以及日本的文学史脉络或学界观点,剖析风车诗社的文学活动及同时代文脉,为读者提供阅读风车的文学历史脉络。第二部分则是七篇邀稿:苏硕斌谈让日曜日式「散步」成为可能的都市物质基础,施淑论与风车共时的左翼文学脉络;印卡从美学传播与形塑时代感官的(殖民)现代性脉络切入,杨杰铭对比同为台南人的现代主义者杨炽昌、刘吶鸥的移动路径与文坛际遇的殊异;林巾力侧写父亲林亨泰(1924-)的「跨语世代」与战前现代主义的断裂及弥缝,港千寻从杨炽昌的超现实诗与立石铁臣引扬后的超现实画作共有的「蝶」意象联系并对照二者;盛浩伟细读风车诗作,见他人所未见。这一辑的十篇作品,既是望远、也是显微,且都为新稿,可说是2016年的现在对于风车诗作的最新回响。
第二册《发自世界的电波:思潮/时代/回响》,则重返风车诗社的时代,呈现一个殖民地台湾的现代主义者在全球性前卫美学思潮传播的网络中的视域所及,这也是导演在纪录电影《日曜日式散步者》试图架构的格局。在「先锋之声」,我们首先选译几篇在欧陆、日本现代主义运动具有指标意义的宣言或论述。欧陆部分,包括马里内蒂〈未来派宣言〉(1909)、标识达达运动起点的查拉〈安替比林氏的宣言〉(1916)、布列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节录),以及它们在日本的回响──平户廉吉〈日本未来派宣言运动〉(1921)、日本最初的超现实主义宣言〈A Note December 1927〉(1927)、日本现代主义诗运动旗舰《诗与诗论》创刊号的〈后记〉(1928年9月)、以及北川冬彦的〈迈向新散文诗之道〉(1929年3月)。从这些宣言文论,我们可以一窥曾刺激着风车诗社美学概念之形成的美学主张。在宣言及文论之后「蜿蜒的星河:欧陆‧日本前卫诗选」,我们选译了一些西欧、日本的前卫诗作,作为实践的演示,包括阿波里奈尔、艾吕雅、布列东、考克多、神原泰、萩原恭次郎、高桥新吉、西脇顺三郎、上田敏雄、安西冬卫、北川冬彦、春山行夫、北园克卫、竹中郁、泷口修造、山中散生、村野四郎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也出现在《日曜日式散步者》的电影里头。这些宣言与实践,如高强度信号的连续拍击,不断给神经与思维带来新的刺激。
然而给与风车诗人美学刺激的,并不限于文学领域。事实上,1920、1930年代在世界狂飙的前卫艺术运动,除了是跨国境的,更是跨越不同领域艺术范畴的。因此我们组织了一辑邀稿「时代形/声」,分别从文学、电影、美术、摄影、声音、音乐等不同面向,提供进入风车及其时代的路径。包括方婉祯〈燃烧脑髓的火种〉、岩本宪儿〈战前日本的欧洲前卫电影〉、徐明瀚〈诗与电影的透明思考〉、蒋伯欣〈离似的肖像:《日曜日式散步者》的前卫叠影〉、张世伦〈新兴写真的现代性折射〉、谢仲其〈风车诗社与战前声响艺术〉、杨雨樵〈播放着拉威尔指挥的波丽露的银座某咖啡馆内〉。
而在书的最后,是观影者对黄亚历纪录片《日曜日式散步者》的回响。李幼鹦鹉鹌鹑〈Maître 黄亚历,chef-d’auvre 《日曜日式散步者》〉、陈平浩〈考克多的手,水荫萍的脚──黄亚历《日曜日式散步者》里的重演与再现〉、孙松荣〈死而复生之花:《日曜日式散步者》的蒙太奇思想〉、黄以曦〈关于《日曜日式散步者》的几个线索〉、言叔夏〈瞎子与他的象──黄亚历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以及李时雍〈筑造墓石〉,在这部拒绝说明与旁白叙事的电影的影像声响之中,细细地寻找未说的话语、诗意的端倪。
这一套书从1933年集结的风车诗社的作品出发,终于对黄亚历纪录电影《日曜日式散步者》的回声,不能不被视为一个不断传播、转译、影响、再创造的过程。1916年7月14日,时就读于苏黎世大学、正满20岁的罗马尼亚艺术家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店」朗读开启达达运动的〈安替比林氏的宣言〉(Monsieur Antipyrine's Manifesto),至今正好100年。三年后,他移居巴黎,达达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并刺激了在不久之后以更充沛的能量席卷世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当年轻的查拉在欧洲战云密布的1916年宣称:「DADA是我们的强烈性」,反战、反艺术、虚无主义的他,恐怕也难以想像他所掀起的艺术革命,在100年后仍不断影响着世界吧。
2016年7月17日于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