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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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此事(指五四运动)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晚年谈。

  《曹汝霖回忆录》原名《五四运动始末》,曾载于香港《天文台报》。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他一生经历复杂,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从他的角度重新陈述事实,无疑就有了一种亲证历史、还原事情本来面目的求真价值,也让学界多了一个方向可以探讨「二十一条」丧权条约的签订始末。

  全书共分157章,除了纪录曹汝霖参与各项国家重大决策时的心路历程外,亦有早期留日、晚年留美的观察侧写。原书提及学、政界相关名人,多为字号相称,针对此现象,文史专家蔡登山特别旁征博引一一考究,于字号旁重新加上本名,避免读者阅读翻检之劳。本书虽名为回忆录,实为一部横跨半世纪的政、商、文化史,具有相当学术价值,是研究近代史不容错过的好书。

  本书为曹汝霖晚年寄寓美国所成,发自肺腑之声,无华美文字雕琢,完整保留曹汝霖渴望救赎的灵魂。「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全面控制中国人民的秘密条款。除了要求北洋政府割让东北领土,其中第五项更要求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允许日僧到内地传教,以教育之意行思想改造之实。为了避免丧权辱国,一场拯救国家的「五四运动」愤然而起,也澈底改变了曹汝霖的人生……

本书特色

  ★曹汝霖长期处在政治最敏感、关键的地位,本书除了亲证历史亦包含「二十一条」丧权条约的签订始末。
  ★本书为曹汝霖晚年寄寓美国所成,发自肺腑之声,无华美文字雕琢,完整保留曹汝霖渴望救赎的灵魂。
  ★由文史专家蔡登山增添新注,于原书所提及各界名人的字号旁重新加上本名,避免读者阅读翻检之劳。

 
好的,这是一篇关于一本不包含《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内容的图书简介,内容将力求详实、自然。 --- 《风云际会: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的抉择与命运》 书籍信息: 书名: 风云际会: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的抉择与命运 作者: 萧鸿飞 出版时间: 2024年秋季 出版社: 华文史学社 --- 卷首语:历史的重压与个人的航向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涉及体制、思想与民族生存的全面剧变。旧的帝国秩序轰然倒塌,新的共和观念艰难孕育。在这一历史洪流的冲击下,一批受过新式教育、怀抱匡时济世之志的知识精英,被推上了时代的舞台中央。他们是探路者,是建设者,更是无可避免的牺牲品。他们的抉择,深刻地影响了后续数十年的国家走向。 《风云际会: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的抉择与命运》并非一部宏大叙事的通史,而是一部聚焦于特定群体、特定时期的“微观切片”。本书旨在深入剖析那些在辛亥革命前夕、民国肇建之初,以及军阀混战时期,活跃于政治、教育、法律、外交等关键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何面对内忧外患,如何权衡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第一部分:觉醒的年代——留洋与归国(约1900-1912年) 本部分聚焦于第一代接受系统西方教育的知识群体。他们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最前沿,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和思想的播种者。 重点考察对象: 1. 清末留日学生群体对政治体制的再思考: 详细梳理了“同盟会”核心成员的早期思想演变轨迹,特别是他们如何从早期的温和改良路线转向激进的革命主张。分析了东京留学生杂志社(如《民报》等)在舆论动员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归国后在教育和军事领域的影响力。 2. “庚款”留美派的早期布局: 侧重研究那些通过“庚款”资助赴美深造的学生,他们在回国后进入实业救国和现代科学领域的情形。剖析了他们对工业化、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偏好,以及与国内传统官僚体系产生的摩擦。 3. 教会学校与传统士人的交锋: 探讨了在沿海通商口岸,受过西方私立教育(如圣约翰、燕京等)的年轻一代,如何在外交、法律领域崭露头角,他们与科举出身的旧式官员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 本部分将重点展示,知识精英在“立宪”与“革命”的十字路口所经历的内部思想斗争。 第二部分:共和的幻梦与现实的泥淖(约1913-1920年) 中华民国建立后,知识精英们原以为可以大展抱负,推行新政,但很快便遭遇了军阀割据和政治黑暗的现实。这一时期,许多精英人物的政治理想开始遭受严峻考验。 重点考察对象: 1. “二次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流散与政治派系化: 研究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阵营内部,在策略分歧下产生的裂痕。部分激进派人物转入地下活动,而温和派则试图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阴影下寻找合作空间,以期保全既有的改革成果。 2. 南北政府的“人才争夺战”: 详细描述了北京政府与南方护法政府如何争相延揽名望较高的学者和技术官僚,以充实其政权合法性。例如,某些法学大家如何在不同派系的内阁中短暂任职,其政策主张受到的掣肘。 3. 学术中立地的坚守与动摇: 探讨了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何尝试在北京大学等学府建立“兼容并包”的学术堡垒,以抵抗政治对教育的侵蚀。分析了在通货膨胀和军阀勒索背景下,大学如何艰难维持其独立性。 第三部分:思想的转向与时代的呼唤(约1918-192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西方文明的“全盘肯定”开始动摇,引发了深刻的反思与思想解放运动。 重点考察对象: 1.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德先生”“赛先生”的争议: 本章不泛泛而谈新文化运动,而是聚焦于几位核心参与者——如在文学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他们如何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指导下,对民主与科学的内涵进行再定义。特别关注了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解读,如何在社会底层被误读或被极端化。 2. 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知识界的接纳: 梳理了早期介绍和翻译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分析了他们在北大、南开等高校的讲坛上,如何将这套全新的社会改造理论体系,与中国的积贫积弱问题相结合。 3. 知识精英的“下乡”尝试与社会调查: 记录了部分受过精英教育的知识分子(如社会学、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如何走出都市,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理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肌理,并为未来的乡村建设寻找出路。 结语:留给后世的遗产 《风云际会》通过梳理这些知识精英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的具体言行和思想脉络,旨在呈现一个复杂且多面的历史图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现代化鞠躬尽瘁,或在政治的漩涡中遭遇悲剧性的命运。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为今日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文化转型期的阵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本书严格依据档案文献、私人信札、早期报刊记录和回忆性文章(如梁启超的函电、胡适的日记、陈独秀的通信等)进行重建,力求还原一个充满激情、矛盾与挣扎的知识群体群像。全书绝不以简单的“功过是非”进行裁决,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做出选择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本书适合对民国史、思想史、教育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以及致力于探究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知识分子角色的研究人员。 --- (注:本书内容聚焦于 1900 年代至 1928 年间中国知识界的动向,重点分析了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物及其圈子的活动轨迹,并未涉及清末或民国后期具体官员的个人政治生涯记录。)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曹汝霖(1877年—1966年)


  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1966年,曹汝霖在美国底特律逝世,享年高龄89岁。

蔡登山/主编

  文史作家,曾制作及编剧《作家身影》纪录片,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干、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开探索作家心灵风气之先。着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色戒爱玲》、《鲁迅爱过的人》、《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读人阅史──从晚清到民国》、《叛国者与「亲日」文人》、《杨翠喜‧声色晚清》、《多少楼台烟雨中:近代史料拾遗》、《多少往事堪重数:百年历史余温(1890-1990)》等十数本着作。
 

图书目录

【导读】曹汝霖和其回忆录/蔡登山
【前言】
【日译本序言】
【陈序】
【李北涛序】
【李猷序】

一、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怀
二、完姻后适值戊戌变法
三、游学汉皋拳匪闹北京
四、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学
五、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
六、学校毕业见习裁判所
七、同范静生商办速成班
八、日本明治时代之一瞥
九、联军和成老臣薨于京
十、日俄战争引起亲日感
十一、毕业回国派商部行走
十二、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观
十三、殿试中式引见授主事
十四、东三省会议调充随员
十五、会议完毕奏调外务部
十六、两宫回銮慈禧行新政
十七、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
十八、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十九、初次召见奏陈立宪事
二十、地方自治先设谘议局
二十一、预备国会设立资政院
二十二、两宫宾天仅相隔一日
二十三、嗣君登极一语竟成谶
二十四、随伦贝子赴日本答礼
二十五、设邮传部筹赎回路权
二十六、遭弹劾想起端方革职
二十七、罢免袁世凯铸成大错
二十八、调查东三省条陈十事
二十九、开跳舞会酬治疫会员
三 十、补左侍郎使法未成行
三十一、武昌起义星火竟燎原
三十二、起用项城为总理大臣
三十三、唐绍仪奉旨南下讲和
三十四、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
三十五、民国改元北京起兵变
三十六、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
三十七、选举总统公民团起闹
三十八、出任外次加仪同特任
三十九、修新华宫竖子出风头
四 十、承认民国各使递国书
四十一、政事堂成立釐定官制
四十二、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四十三、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
四十四、召大会讨论最后通牒
四十五、总统感国耻气忿发愤
四十六、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四十七、帝制运动先设筹安会
四十八、我父花甲项城赠绥金
四十九、借谢寿进最后之劝告
五 十、逢场作戏贻终身之憾
五十一、撞车受伤住医院治疗
五十二、项城禁赌一场没结果
五十三、滥捕乱党乘机进忠告
五十四、保举顾少川闲话使才
五十五、设中央医院又修汤山
五十六、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
五十七、蔡松坡入滇声讨帝制
五十八、取消帝制项城薨于位
五十九、黄陂继总统张勋复辟
六 十、马厂誓师合肥讨复辟
六十一、合肥组阁征余长交通
六十二、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
六十三、冯河间阻挠合肥征南
六十四、奉军入关张作霖干政
六十五、新国会举东海为总统
六十六、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
六十七、巴黎和会失败拒签约
六十八、五四运动终身受寃诬
六十九、漫谈财交任内两三事
七 十、旧居被燬北京盖新宅
七十一、交通银行闹挤兑风潮
七十二、梁士诒组阁昙花一现
七十三、皖直开战北洋始解体
七十四、靳云鹏设计谋毒同僚
七十五、直奉火拼竟殃及池鱼
七十六、痛遭大故一怒散两姬
七十七、徐蔚如讲经达铨办报
七十八、靳云鹏忘恩不顾师门
七十九、暗杀之风蔓延到天津
八 十、徐东海下野曹锟贿选
八十一、邂逅女学生竟成眷属
八十二、三角联盟奉直又启衅
八十三、冯玉祥回京逼宫盗宝
八十四、还乡葬父合肥任执政
八十五、合肥嘱赴奉邀张作霖
八十六、在病中闻徐又铮被戕
八十七、老母古稀静真生一女
八十八、子女出洋谈婚姻问题
八十九、冯玉祥阴谋逼段下野
九 十、张作霖开府称大元帅
九十一、张作霖殉国于皇姑屯
九十二、张学良怀疑杀杨宇霆
九十三、北伐告成东北亦易帜
九十四、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
九十五、吉田茂请合肥商停战
九十六、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九十七、日军设立冀东伪政权
九十八、逊帝出关成立满洲国
九十九、西安事变种下了祸根
一〇〇、禳灾弭兵建金刚法会
一〇一、合肥南下受蒋公礼遇
一〇二、侍母到杭建水陆道场
一〇三、庐山应召蒋先生邀请
一〇四、合肥留遗嘱逝世沪滨
一〇五、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一〇六、七七事变平津遂易手
一〇七、十九军抗日战争开始
一〇八、南京失守德使出调停
一〇九、天津日宪兵横行无忌
一一〇、抱不平遭日宪兵疑忌
一一一、坚辞华北伪政府主席
一一二、与王叔鲁病牀一席话
一一三、华北临时伪政府成立
一一四、就公司董事长的开始
一一五、坚辞联准银行董事长
一一六、贝岛会社收买正丰矿
一一七、明治矿业开发磁县矿
一一八、汪组伪政府竟称还都
一一九、游青岛访老友章仲和
一二〇、徐东海高龄病逝津门
一二一、吴佩孚设宴硬拉交情
一二二、王揖唐继任伪委员长
一二三、松冈洋右急功反误国
一二四、日袭珍珠港掀起大战
一二五、收容协和医生之经过
一二六、四十七年夫妻竟永诀
一二七、王克敏再起实行统制
一二八、雷电一霎慈母痛归天
一二九、王荫泰任末代委员长
一三〇、释放教授冈村践诺言
一三一、雅尔达协定中俄诡计
一三二、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一三三、太和殿受降盛极一时
一三四、胜利后平津形形色色
一三五、肃奸工作北方亦开始
一三六、蒋先生关垂戴笠道歉
一三七、老友受累达铨尽友谊
一三八、摒挡还乡葬先母亡室
一三九、追述汇业倒闭之经过
一四〇、父老相劝还乡度晚年
一四一、徐蚌会战国军受重创
一四二、和谈不成金融总崩溃
一四三、共军渡长江直下上海
一四四、庆稀告奋勇陪我远行
一四五、中共通缉穷途走香港
一四六、避居日本感旧雨温情
一四七、日暮穷途友情之可贵
一四八、留日时间种种之接触
一四九、日本五十年之今昔观
一五〇、盟军佔领日本之闻见
一五一、故人云亡四女亦病故
一五二、卧病东京庆颐成婚礼
一五三、留日八年别时多感慨
一五四、来新大陆就养女儿家
一五五、米特兰市巡游之所见
一五六、游览都市泱泱大国风
一五七、故旧凋零我亦撄小极

【跋语】

图书序言

导读

曹汝霖和其回忆录

蔡登山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十八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一九○二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一九○四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八月任外交部次长。一九一六年四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一九一七年一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五百万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七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一九一八年三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一九一八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一九一九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其仕途之顺遂,鲜少人能及之。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週年,回看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口号是如此地激昂响亮,似乎离我们不远。其所谓赵家楼,是指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五月四日当天下午,北大及北京其他各校大学生齐集天安门后,即出发往东交民巷,推派代表向美国公使馆致送请愿书。原订再往日本使馆,但被劝阻。各校学生义愤填膺,决定即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抗议。当时曹汝霖正在公府参加徐世昌总统欢迎章宗祥回国宴会,陆宗舆也在座,餐毕,陆宗舆先回家。此时学生示威消息传来,曹、章马上赶回曹宅,由旁门进入,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而章宗祥由仆人引入地下锅炉旁,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熘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而学生旋自汽车房取出汽油数桶,在客厅书房放火燃烧。章宗祥听到上面起火,即自地下锅炉房跑出,向后门奔走,即被学生当做曹汝霖而围打,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因为当天有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而且风潮不断扩大,上海等大城市也跟着罢课、罢工及罢市。六月十一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

  「五四」运动给曹汝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从此脱离政界,另一个更深刻的影响就是「卖国贼」之名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汝霖说:「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又说:「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即使到了晚年他写回忆录时,仍有愤愤不平之意:「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在回忆录的自序里,说:「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征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樽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媿。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

  关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在曹汝霖的笔下,袁世凯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有清醒认识:「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如何与日本交涉谈判,哪一条可以退,哪一条决不含煳,袁世凯「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在谈判中,「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虑,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最终,幸赖我「府院一体,上下一心」,「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

  然而北京大学张忠绂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外交史》却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日本虽未能完全如愿,一举而将中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但日本慾望之大部分已获得满足。因二十一条交涉所签订之条约换文,日本在北满之地位已增巩固;德人在山东之势力范围已被日本剷除,日本且获得继承德人在山东之权利;日人已对外警告:日人认为福建省为日本独有之势力范围;日本且已进行侵入英人在华之势力范围;且北京已在日本威胁包围之下。自商务、军事、政治各方面言之:华北已在日本势力笼罩之中。」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原龟三与曹汝霖、陆宗舆达成交通银行借款五百万,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陆宗舆为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这是所谓「西原借款」的开始。在曹汝霖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西原借款」的来龙去脉,以及资金的用途走向。他说:「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谤招怨……后由财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君辑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册子,分门别类,按月日登记,一目了然,阅之自可明了西原借款之用途矣。」

  张忠绂教授对于「西原借款」论断云:「日本在此时期中之对华借款本为有计画之经济侵略:其目的甚为远大,故其借款条件不必尽苛。中国国务总理段祺瑞内而受亲日派之包围,外而惑于日本之甘词重币,只图暂时财政之充裕,并维持本党之地位,不惜饮鸩止渴,赠送国权,使日本假借款以侵略中国之计画大部得以实现。除吉长、四郑、吉会以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外,并将无线电台,全国之有线电信事业,吉黑两省之金矿及森林,济顺、高徐二铁路均让与日本。此外中国复向日本举借大宗之军械及参战借款,以供内争之用,尤为国人所诟病。」而其中在章宗祥对山东二铁路借款换文中,有「欣然同意」之语,(虽然章宗祥自辩「不过外交文书上之套语」)是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中国失败的主因,也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主席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谘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曹汝霖一再强调,他之亲日,亲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横行无忌之军国主义。全面抗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汝霖受邀赴庐山面见蒋介石,对与如何与日本作战、注意事项等等都有所进言,颇为蒋介石所赞同,应该是进一步增强了蒋介石的持久抗战决心。当有人问他为何转换观念,他说「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

  曹汝霖晚年应香港陈孝威将军之请,于一九六○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天文台报》连载《一生之回忆》。后续有补充,交《春秋》杂志刊载,前后历六年始杀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结集出书,都三十万言。其中谈到廿一条的签订,其过程至为详尽。而根据史料当时陆征祥实已退居总统府外交最高顾问,因此身当其冲者原为外交总长孙宝琦与次长曹汝霖。然因孙宝琦在日置义公使面递条约时,即大发议论,袁世凯斥为荒唐粗率,不足当此重任,乃「临阵换将」发表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当中日双方在外交大楼开议时,陆征祥颇能以坚忍之精神、迂回之战略,逐条辩护,据理力争。自二月二日正式开始谈判,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八十四天,正式会议二十五次,会外折冲不下二十余次。四月底,谈判完全陷入僵局,日本再次调动军队,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缺乏谈判筹码,只能一面拖延,一面让其秘书顾维钧将条款内容对外披露,希望获得国际舆论支持,以抵抗日方压力。但当时欧战正酣,友邦亦无法分心东顾,国际援助无望,内审国势又无力捍卫主权,于是只得委曲求全。至五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胁迫之下,袁世凯及北洋政府乃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当中的大部分条款,史称「五九国耻」。观之,五月九日下午,在通牒到期前五小时,陆征祥亲送覆文至日本驻华公使馆,五月廿五日,陆征祥亲笔签署条约,在在都见于外交档案以及新闻报导,委实也轮不上一个次长与外国签约。难怪曹汝霖在回忆录前言中埋怨「张冠李戴,谓廿一条由我签字」,其忿忿不平可以想见。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即坦言「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三、五年后,一辈青年不明今日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学者陈恭禄说:「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名报人王芸生也评价说:「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征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可说是持平之论。

  学者胡志伟在谈及此回忆录说:「曹汝霖执笔写这本回忆录时已八四高龄,记忆力衰退,而且身处美国小城,搜罗中国近代史资料不易,笔端舛错在所难免。另外全书最大的缺点是,所有人名几乎全用表字而非名字。读者诸君阅到仲和、叔鲁、达铨、邻葛、伯唐、慕韩等等,谁能明白是指章宗祥、王克敏、吴鼎昌、杨宇霆、汪大变、孙宝琦等大官呢?」因此我就这些字号尽其所能的註解出来,如顾少川(维钧)、伍梯云(朝枢)、伍秩庸(廷芳)、吴止欺(振麟)、周缉之(学熙)、李赞侯(思浩)、张季直(謇)、曾云沛(毓隽)、章仲和(宗祥)、张坚白(鸣岐)、罗叔蕴(振玉)、郑苏戡(孝胥)、殷亦农(汝耕)、章行严(士钊)、陈雪暄(调元)、颜骏人(惠庆)、郑士琦(汝成)、傅清节(良佐)、段香巖(芝贵)、王叔鲁(克敏)、倪丹忱(嗣沖)、张岱杉(弧)、蔡耀堂(廷干)、陈公侠(仪)、陈二庵(宧)等等成千上百的名号,一一註出,可免读者翻检之劳。另外有些段落非常长,不易阅读,我也重新加以分段。

  当曹汝霖在晚年的夕阳岁月里,在异国他乡,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忆,无疑就有了一种亲证历史、还原事情本来面目的朴素价值。当我们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从正史看野史,再从野史反证正史,不能不因历史的扑朔迷离而低首徘徊,怅叹不已!
 

图书试读

六十八、五四运动终身受寃诬
 
章仲和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了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应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入告,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总统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巖(段芝贵字,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巖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巖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巖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巖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巖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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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传记情有独钟的爱好者,我一直对那些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实权人物的自述抱有极大的期待。“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这个书名,立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我尤其关注的是,回忆录所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价值。要知道,很多时候,历史的叙述是经过后人解读、甚至加工的,而亲历者的回忆,即便带有主观色彩,也往往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更接近事实的原貌。我更倾向于认为,任何历史叙述都需要被置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审视,而回忆录正是提供这种审视的重要依据。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曹汝霖先生是如何在其中周旋,他的决策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也清楚,回忆录并非绝对客观的史料,但也正因为其主观性,才使得它更具解读的价值。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对民国时期政治格局的认识,从一个更微观、更 personal 的层面去理解大历史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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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一直在寻找能够让我更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作品。“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的出现,无疑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期待。我之所以关注回忆录,是因为我相信,那些亲历者的叙述,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于官方史书的视角,它更贴近个体的体验和感受。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比较坦诚、甚至是不加掩饰的方式,展现曹汝霖先生对于他所经历的那些事件的回顾。我希望能从中了解他当时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他面临的压力是什么,以及他对于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想法。当然,我也明白,任何回忆录都带有作者的个人印记,但正是这种个人印记,才使得历史人物变得更加真实和可感。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获得更多关于那个动荡年代的“微观历史”,从而更好地理解整个时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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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历史真相的书籍情有独钟。“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这个书名,无疑勾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我更看重的是,作为一部“回忆录”,它能够提供一种“内部视角”,让我们能够从当事人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事件。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此前未被充分披露的细节,或者对一些争议性事件有更具个人色彩的解读。我清楚,回忆录带有主观性,但这恰恰是我认为其价值所在——它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想法,尽管可能带有偏颇,但这种偏颇本身也是理解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更清晰地勾勒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网,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抉择。对我而言,阅读这样的书籍,就是试图去拼凑出历史的碎片,从中找到通往真相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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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回忆录(新注本)”的出现,着实让我这个对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感到一丝惊喜。我一直觉得,历史的厚重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那些亲历者的记录之中。这本书,无论内容如何,单是“回忆录”这三个字,就足以勾起我探索的欲望。想象一下,能够穿越时空,窥探一个特定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思考,他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而且,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即便是被历史定性的人物,他们的视角和叙述也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值得我们去辨析和解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更为立体、多元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简单的“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去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所处的时代局限。对我而言,阅读回忆录,更像是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通过别人的眼睛,去重塑和理解那些已经远去的岁月。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看看曹汝霖先生究竟为我们留下了怎样一番话语,他又将如何描绘他所经历的那些跌宕起伏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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