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华民国」是谁起的名字？「中华民族」是谁后悔莫及的发明？
◎蒋介石誓师北伐，但最大功劳得给俄国将军加伦。
◎陈炯明并没有叛变，他只是反对孙文破坏《约法》自立为非常大总统。
◎课本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民国罪人。看过他背黑锅的证据你会想：他才算国父。
你在两党的官方历史文件里，都不会看到这样的记载。
因为，历史的书写者常为权力服务，
成王败寇。败的一方，就成了乱臣贼子。
本书作者余杰是北京大学硕士，被誉为两岸三地「最敢说真话的」的作家，
2004年他和刘晓波等人共同起草中国年度人权报告，遭到非法软禁数月；
2012年他携妻儿出走美国，目前定居华盛顿。
这几年来，他有如鲁迅和柏杨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着作已有六十余本，共1,500万字。
余杰认为，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个问号。
你渴望自由，还是拥护独裁？端看你阅读和接受哪一种历史（包括历史教科书）。
因此，他以此为志重新写历史，在世界各大图书馆查证许多第一手文献史料，
才发现，很多历史真相是颠倒过来的。
所以，这是一本反历史的历史书，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
◎清朝怎么亡的？孙文有点状况外：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
晚清四大名将之一左宗棠在历史课本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收复新疆，
使清帝国版图扩大将近五分之一，但课本没告诉你的是：
他屠杀了两千多万新疆回民，左宗棠的胜利，是奠定在种族屠杀的基础上。
‧大清不是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东南互保」：
清末，清军和义和团奉慈禧太后之命，对抗八国联军，导致华北战火连天；
华南各地却与外国签订条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结果人民安居乐业。
于是互保运动成为晚清地方化的开端、改革的力量。孙文的革命，只是最后结果。
◎「中华民国」是谁发明？是谁统一的？
‧袁世凯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两岸课本都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他为何被栽赃成窃国？书里有答案。
他答应日本「21条」要求，被骂卖国。事实上，21条大半是孙文主动提出，
以争取日本支持反袁──密函曝光为证。
‧陈炯明为中华民国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课本都写孙中山很伟大，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是叛徒，还逐孙中山下台。
你不知道的是，陈炯明把福建建设成模范小中国，把广州变成现代市政府。
香港评论者于是写下：陈炯明是国父的敌人，却是国家的好人。
◎「民国」原来是党国、也是军国：
‧孙文──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
1912年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理由只有一个──
他被认为最会借钱。但最后还是没借到。
本书以文件证明：孙文做了哪些不顾法律、暗杀、安排接班人……的威权行径。
你知道为中华民国命名、发明注音符号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如何评论孙文吗？
进入民国后根本没有皇帝了，更没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汪精卫──中国宁可日化，也绝不能赤化：
历史往往将主战派称为「民族英雄」，其实，主战者比主和者更误国。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弃守长沙，匆匆放火焚城，导致数万平民被烧死。
于是汪精卫决定主和，却被国民党称为卖国汉奸。
还有，谁才是杀了宋教仁的真凶？中国根本没有打赢抗日战争？
蒋介石到底是民族救星，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不需要看了本书就认同作者给的答案，但至少给自己一次看见真相的机会，
因为，多数人被历史耍了一生，却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演义。
各界推荐
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历史说书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专创办人／江仲渊
华府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兼任所长／王丹
◎蒋介石誓师北伐，但最大功劳得给俄国将军加伦。
◎陈炯明并没有叛变，他只是反对孙文破坏《约法》自立为非常大总统。
◎课本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民国罪人。看过他背黑锅的证据你会想：他才算国父。
你在两党的官方历史文件里，都不会看到这样的记载。
因为，历史的书写者常为权力服务，
成王败寇。败的一方，就成了乱臣贼子。
本书作者余杰是北京大学硕士，被誉为两岸三地「最敢说真话的」的作家，
2004年他和刘晓波等人共同起草中国年度人权报告，遭到非法软禁数月；
2012年他携妻儿出走美国，目前定居华盛顿。
这几年来，他有如鲁迅和柏杨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着作已有六十余本，共1,500万字。
余杰认为，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个问号。
你渴望自由，还是拥护独裁？端看你阅读和接受哪一种历史（包括历史教科书）。
因此，他以此为志重新写历史，在世界各大图书馆查证许多第一手文献史料，
才发现，很多历史真相是颠倒过来的。
所以，这是一本反历史的历史书，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
◎清朝怎么亡的？孙文有点状况外：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
晚清四大名将之一左宗棠在历史课本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收复新疆，
使清帝国版图扩大将近五分之一，但课本没告诉你的是：
他屠杀了两千多万新疆回民，左宗棠的胜利，是奠定在种族屠杀的基础上。
‧大清不是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东南互保」：
清末，清军和义和团奉慈禧太后之命，对抗八国联军，导致华北战火连天；
华南各地却与外国签订条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结果人民安居乐业。
于是互保运动成为晚清地方化的开端、改革的力量。孙文的革命，只是最后结果。
◎「中华民国」是谁发明？是谁统一的？
‧袁世凯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两岸课本都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他为何被栽赃成窃国？书里有答案。
他答应日本「21条」要求，被骂卖国。事实上，21条大半是孙文主动提出，
以争取日本支持反袁──密函曝光为证。
‧陈炯明为中华民国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课本都写孙中山很伟大，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是叛徒，还逐孙中山下台。
你不知道的是，陈炯明把福建建设成模范小中国，把广州变成现代市政府。
香港评论者于是写下：陈炯明是国父的敌人，却是国家的好人。
◎「民国」原来是党国、也是军国：
‧孙文──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
1912年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理由只有一个──
他被认为最会借钱。但最后还是没借到。
本书以文件证明：孙文做了哪些不顾法律、暗杀、安排接班人……的威权行径。
你知道为中华民国命名、发明注音符号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如何评论孙文吗？
进入民国后根本没有皇帝了，更没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汪精卫──中国宁可日化，也绝不能赤化：
历史往往将主战派称为「民族英雄」，其实，主战者比主和者更误国。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弃守长沙，匆匆放火焚城，导致数万平民被烧死。
于是汪精卫决定主和，却被国民党称为卖国汉奸。
还有，谁才是杀了宋教仁的真凶？中国根本没有打赢抗日战争？
蒋介石到底是民族救星，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不需要看了本书就认同作者给的答案，但至少给自己一次看见真相的机会，
因为，多数人被历史耍了一生，却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演义。
各界推荐
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历史说书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专创办人／江仲渊
华府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兼任所长／王丹
好的，以下是一本图书的简介，字数大约1500字，内容经过精心设计，旨在提供一个引人入胜且信息丰富的阅读体验，同时确保完全不提及您所提供的书名或与之相关的主题。 《尘封的航线：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亚洲转型，1850-1950》 导言：迷雾中的贸易图景 本书深入探索了1850年至1950年间，一个世纪里亚洲地区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所经历的深刻转型。这是一个被蒸汽、钢铁和电报重新定义的时代，也是传统商业模式遭受颠覆、新兴力量崛起与衰落的百年。我们聚焦于那些塑造了现代亚洲经济格局的关键航线、港口城市以及货物流动的背后逻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史叙事，而是一幅宏大而精细的社会、政治与技术交织的画卷。我们旨在揭示，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亚洲的商人们是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以适应一个日益紧密却又充满冲突的世界体系。 第一部分：蒸汽时代的黎明与旧秩序的瓦解 (1850-1880) 本部分将时间拉回到工业革命的余晖洒向东方之时。我们首先考察了苏伊士运河开通前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如何迅速被更高效、更受西方主导的新航线所取代。重点分析了印度洋和南海贸易模式的剧变：传统的手工贸易商队逐渐让位于蒸汽船队，大宗商品（如茶叶、鸦片、棉花和香料）的运输量呈指数级增长，而其价格和控制权则日益被跨国洋行掌握。 具体而言，我们详细考察了上海、新加坡和香港这三个新兴的“自由港”如何通过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吸纳了区域内的商业资本。这些城市不仅是货物的集散地，更是不同文化、技术和金融理念碰撞的前沿阵地。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港口的税收记录、海关数据和早期商会文件，揭示了区域性贸易精英阶层如何在新旧体系之间寻找生存之道，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早期渗透中。特别关注了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海洋贸易家族，他们如何在保持本地商业联系的同时，也开始投资于海外的种植园和信贷业务。 第二部分：基础设施、殖民地经济与资本的流动 (1880-1920) 进入19世纪末，全球竞争加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争夺经济主导权的核心战场。本部分深入探讨了铁路和电报网络对亚洲内部贸易效率的重塑。铁路的修建，无论是殖民政府主导的战略性铁路，还是由本土资本支持的地区性干线，都极大地改变了腹地资源的输出路径，削弱了传统内陆河流的商业重要性，并强化了沿海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 我们细致分析了围绕关键出口产品（如锡矿、橡胶和甘蔗）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高度专业化，对全球市场价格的波动极为敏感。通过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案例研究，我们考察了劳动力迁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数百万来自中国、印度和爪哇的契约劳工或自由移民，为这些出口导向的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催生了复杂的跨区域劳工社会网络。本书试图超越简单的剥削叙事，探讨这些劳工网络在跨文化交流和地区性商品回流（如侨汇）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第三部分：战争的阴影与区域经济的重塑 (1914-1950)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欧洲列强忙于自我消耗时，亚洲的本土工业和贸易网络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本部分聚焦于“战时替代效应”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影响。例如，日本纺织业和化学工业的扩张，如何开始挑战英国在亚洲传统市场的主导地位。 随后，我们详细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太平洋贸易的重新定向。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亚洲的出口市场开始向东转移，加剧了与欧洲的贸易紧张关系。本书特别关注了二战期间，资源（尤其是石油和战略金属）的争夺如何直接影响了区域内的供应链和航运安全。 最后，我们探讨了战后初期，随着殖民体系的松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亚洲国家试图建立更加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早期尝试。这包括对国家主权贸易政策的探索、对外来资本的限制，以及对战前过度依赖单一出口产品的反思。我们通过分析战后初期东南亚几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财政政策，展现了他们在努力摆脱旧有贸易枷锁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内部权衡。 结语：连续性与断裂 《尘封的航线》认为，1850年至1950年这百年间，亚洲的经济转型并非一个线性的现代化过程，而是在全球资本的强大引力下，不断进行适应、抵抗和重构的复杂过程。旧有的商业联系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嵌入了新的全球体系之中。通过对航线、货物、资本与劳工的追踪，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更具多维视角、更侧重于亚洲主体能动性的近现代经济史解读。它提醒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化，必须回溯到那些被遗忘的、充满变数的蒸汽时代航线上去寻找线索。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余杰
生于成都，旅居北京二十载，看尽京华烟云、花开花落。
1998年，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有如鲁迅和柏杨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2012年1月，赴美定居于华盛顿郊区。
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认同义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近现代史领域，着有《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等力作，深受历史学家余英时院士、张灏院士等肯定。致力于破除被政党所歪曲、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并从历史中寻求通往自由的道路。
以华语文化圈内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台湾，为第二故乡。喜爱台湾的美食、风景、朋友和书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余杰
生于成都，旅居北京二十载，看尽京华烟云、花开花落。
1998年，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有如鲁迅和柏杨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2012年1月，赴美定居于华盛顿郊区。
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认同义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近现代史领域，着有《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等力作，深受历史学家余英时院士、张灏院士等肯定。致力于破除被政党所歪曲、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并从历史中寻求通往自由的道路。
以华语文化圈内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台湾，为第二故乡。喜爱台湾的美食、风景、朋友和书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时间与空间，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图书目录
推荐序一 开放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空间／胡川安
推荐序二 「我写你思考」，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江仲渊
自序 读什么样的历史，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一部 清朝怎么亡的？孙文有点状况外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不是鸦片的战争，而是贸易的战争
第二章 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
第三章 洪秀全不是基督徒，而是共产党
第四章 打败太平天国的，不单是曾国藩，还有外国雇佣军
第五章 李鸿章──大清帝国裱煳匠
第六章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
第七章 丁戊奇荒──食人国的食人文化
第八章 翁同龢──书法大师何以成为祸国元凶？
第九章 大清不是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东南互保」
第十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没有「保路运动」就没有武昌起义
第二部 「中华民国」是谁发明？谁统一的？
第十一章 「新中国」和「中华民族」──梁启超悔之莫及的发明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对满人的种族屠杀
第十三章 袁世凯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第十四章 谁是暗杀宋教仁的真凶？
第十五章 陈炯明为中华民国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第十六章 梦断秋海棠──徐树铮「收复外蒙」弄巧成拙
第十七章 冯玉祥如何消灭了前半个中华民国？
第十八章 为什么一流的中国人都住在租界里？
第十九章 苏联情报机关颠覆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
第二十章 北伐是蒋介石誓师，却是苏俄将军们打赢
第三部 「民国」原来是党国、也是军国
第二十一章 孙文──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
第二十二章 名不副实的抗日英雄如何炼成？
第二十三章 汪精卫──中国宁可日化，也绝不能赤化
第二十四章 南京溃败的责任人是蒋介石和唐生智
第二十五章 中国没有打赢抗日战争──豫湘桂大溃败真相
第二十六章 延安不是抗日灯塔，而是鸦片王国
第二十七章 如果戴笠不死，就能拯救中华民国吗？
第二十八章 史迪威为何鄙视蒋介石？
第二十九章 满洲国凭什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三十章 国民党在1945年就注定了要失败
参考书目
推荐序二 「我写你思考」，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江仲渊
自序 读什么样的历史，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一部 清朝怎么亡的？孙文有点状况外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不是鸦片的战争，而是贸易的战争
第二章 英法联军为何火烧圆明园？
第三章 洪秀全不是基督徒，而是共产党
第四章 打败太平天国的，不单是曾国藩，还有外国雇佣军
第五章 李鸿章──大清帝国裱煳匠
第六章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还是种族屠杀的侵略者？
第七章 丁戊奇荒──食人国的食人文化
第八章 翁同龢──书法大师何以成为祸国元凶？
第九章 大清不是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东南互保」
第十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没有「保路运动」就没有武昌起义
第二部 「中华民国」是谁发明？谁统一的？
第十一章 「新中国」和「中华民族」──梁启超悔之莫及的发明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对满人的种族屠杀
第十三章 袁世凯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第十四章 谁是暗杀宋教仁的真凶？
第十五章 陈炯明为中华民国指出一条康庄大道
第十六章 梦断秋海棠──徐树铮「收复外蒙」弄巧成拙
第十七章 冯玉祥如何消灭了前半个中华民国？
第十八章 为什么一流的中国人都住在租界里？
第十九章 苏联情报机关颠覆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
第二十章 北伐是蒋介石誓师，却是苏俄将军们打赢
第三部 「民国」原来是党国、也是军国
第二十一章 孙文──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
第二十二章 名不副实的抗日英雄如何炼成？
第二十三章 汪精卫──中国宁可日化，也绝不能赤化
第二十四章 南京溃败的责任人是蒋介石和唐生智
第二十五章 中国没有打赢抗日战争──豫湘桂大溃败真相
第二十六章 延安不是抗日灯塔，而是鸦片王国
第二十七章 如果戴笠不死，就能拯救中华民国吗？
第二十八章 史迪威为何鄙视蒋介石？
第二十九章 满洲国凭什么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第三十章 国民党在1945年就注定了要失败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自序
读什么样的历史，成为什么样的人
香港评论家陶杰在〈历史，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分析：「在『历史』（History）和『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之间，有时已经有点白马非马（按：中国战国时期被提出的辩论问题，最着名的论据是由公孙龙提出，他辩解『马』是指形状，『白』是指颜色，颜色不等于形状，所以白马不等于马）的意思；『历史』与『历史教科书』（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为马的战场。」
自由或专制，端看国家要你读哪种历史教科书
教科书是出版社指定某些人写出来的。教科书是赚大钱的生意，有利益倾向，而一个政府的教育部，可以指定学校使用某教育出版社的产品。譬如香港殖民地时代，英国人指定香港的名校，一定要使用立场亲英的「龄记」、「人人」两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而立场亲中的左派学校，一定使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这两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一讲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评价就不一样了（例如，左派评论义和团是爱国运动；而亲英派的评论则为排外运动）。
陶杰认为，英国殖民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如此，中国人的「历史学」，也一样不可靠，因为最早的孔子编春秋，令「乱臣贼子惧」。讲历史，只要说事实即可，为何强调要令乱臣贼子感到害怕？谁来定义何人为乱臣贼子？很明显，是由孔子来定义。孔子编春秋，不是述史之简单，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见。孔子为权力服务，成王败寇，败的一方，就是乱臣贼子。
支持陶杰文章论点的最好论据，是《关键评论网》（香港）记者陈娉婷写的一篇题为〈90后的政治青春〉的採访报导。该记者成功访问到一名二十多岁的社区干事、香港建制派（亲中派）政党民建联（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新人刘镇海（Corey）。
刘镇海来自中港矛盾最深的地区──上水，他的「师父」是北区区议员苏西智。刘镇海的核心观点是「我是爱国分子，不容民主凌驾民生」、「我是爱国的，我对国家的感情、民族观念比较重」。他说，他对港人以及中国人的身分认同，皆是十分满分。
记者问刘镇海的出身，才知道他的家族从祖父一辈已在香港土生土长，亲戚与内地不常联系，记者便好奇问他，从小就这么爱国吗？刘镇海连忙点头回答：「是从读中史开始。」又叹道：「好可惜，现在中史不是必修科。」
他理直气壮的说：「你以为逼你唱国歌就爱国、仰望国旗就爱国？读中史是必要的，了解国家的兴衰，知道为何中国今日变成如此，你自然而然就对国家有感情……这一刻共产党一定要撑住，中国才会繁荣。」
对于刘镇海这个有趣的「爱国标本」，香港评论家卢斯达在〈「怀抱天下」的中国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胁〉一文中评论：「学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实很误导人。因为大多数人以为『历史』二字记载了『事实』，但其实不是。大多数人被『历史』耍了一生，却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演义。」换言之，读者（学生）以为自己真心诚意的追求真理，殊不知自己正不知不觉的被洗脑和奴化。
刘镇海读的历史，当然是共产党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祸国殃民、六四屠城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读多了、读久了，当然就成为爱国爱党（在香港不能直接加入共产党，只能加入共产党的「儿子党」民建联）的「乖孩子」。
在此意义上，历史书写是一场攸关生死的灵魂争夺战。你的灵魂属于上帝，还是属于撒旦；你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还是一个热爱独裁的奴隶，端看你阅读和接受哪一种历史书（包括历史教科书）。所以，当我逃离中国、到了自由世界后，立即拿起笔来写中国历史，就好像柏杨一离开火烧岛（按：柏杨是历史评论家，火烧岛指过去囚禁政治犯的绿岛）就动笔翻译《资治通鑑》、撰写《中国人史纲》。我深知，拯救身处「文化集中营」的华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勤练武功，让自己变成蝙蝠侠、钢铁人那样的超级英雄，而是写出具有颠覆性的历史书。
中国是历史大国，历史科目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儒家经典。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秉承文以载道，文史哲不分，历史为道德伦理服务、为统治者服务（所谓「资治通鑑」），它的终极目标是分辨善恶（按儒家标准确立的善恶，而不是真正的正义），真实更在其次。
因此，卢斯达感叹的说：「这种由家到国，由个人修养到大帝国的构造、『关怀天下』的道德化历史观，形成完整的儒教王权的宗教。在这一套价值体系中，『大一统』是不证自明、不能反驳的最高真理。
「中国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无条件高举、无条件自信，那是一头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来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当自卫、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国家的大罪人。」
在「成王败寇」和「大一统」的历史上打洞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近现代史书，虽然冠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新式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在修建一面成王败寇、大一统、天下帝国的高墙。
比如，海崃两岸的历史教科书中，孙文（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义与邪恶、主人与叛徒的二元对立，我从小就对这一套叙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证许多第一手文献史料，才发现历史的真相原来是颠倒过来的：孙文才是刚愎自用、诡计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独裁者，他驱使军队制造西关惨案，遭到广州民众唾弃；反之，陈炯明信奉民主法治、为官清正廉明、实践地方自治、深受广东人爱戴，根本不是「陈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个问号。论及中国政治和历史，胡适大部分时候都是清醒者，这种清醒却让他几乎每次都成为少数派。孙陈决裂后，胡适在《努力週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本週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他对孙文从来不给予好评。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喝斥之声，国民党左派的《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週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认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规则。他看到以上论述，自然莫名惊诧。他立即反驳道，国民党的立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而陈炯明的行动「是一种革命」。他辩解：「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死尸，作为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这也是我阐释历史资料和事实的基本立场：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历史应当关注和弘扬的首要目标，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是为个人存在，而不是相反。以此衡量，穷兵黩武的统一是一种负面价值，和平竞争的分裂是一种正面价值。
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悲剧，是未能像土耳其那样，正面迎接多民族的鄂图曼帝国的解体，并转型为小而美的现代民族国家。清帝逊位后，无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以及以后的共产党政权，都以维持清帝国的疆土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结果作茧自缚、穷于应付，陷入永远的危机中。
不是汉族的成功史，而是少数族群的血泪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翻译为日文的西方史学着作，这才恍然大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按：互相砍杀的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我要颠覆的，正是这种「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应为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留下生命痕迹。在太平天国动乱中，两军彼此厮杀，造成上亿人口损失。共产党的历史书将洪秀全描述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因为毛泽东崇拜「砸破旧世界」的洪秀全；国民党的历史书则将曾国藩描述成捍卫传统的中流砥柱，因为蒋介石尊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无论洪秀全或曾国藩，都是不亚于希特勒的大屠杀策划者和实施者。中国的官方历史书，不会花费一个字记载，死于他们之手的上亿无辜者的悲剧。
在中文世界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读物中，读者同样很难读到，一代代「低端人口」像被蚂蚁一样扫除的历史。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中国的统治者铁石心肠，从来不顾民众死活：
在光绪3年的「丁戊奇荒」中，天灾加上人祸，使中国北方数省损失了1,300万人，「人吃人」成为常态；在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和唐生智（按：1935年受衔陆军一级上将，详见本书第24章）自欺欺人的宣称当局有能力守住南京，不採取任何撤退计画，致使数十万溃兵和市民无处可逃，而守在长江对岸的友军未接到撤退命令，居然向逃难同胞开枪，自相残杀，死者数万人。
中国人杀死的中国人，未必少于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日军还没有打过来，蒋介石就悍然命令工兵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张治中就匆匆下令长沙焚城（详见第23章），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掌权者的残酷暴虐，比古罗马暴君尼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要求日本为侵华战争道歉，却从来不敢诚实面对自身的幽暗历史──中国政府每天都在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动内战，二二八是大屠杀，六四同样是大屠杀。
中国的近现代史，被书写成受西方列强蚕食鲸吞、以「华人与狗」并列来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国力最孱弱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放弃推动帝国扩张的梦想。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将领左宗棠宁愿向西方银行借高利贷，也要完成媲美卫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屠杀数百万计的回民、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在被神圣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杀数十万满人的历史被遮蔽了；北洋时代，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内附」，并杀戮不服从者的历史，更被「爱国贼」津津乐道为「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历史学者葛兆光认为，大清国势由盛而衰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僵化；第三，归根究柢，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大清如此，中华民国也是如此，表面上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却不愿缩小为现代民族国家，非要继承大清遗产，标榜「五族共和」，却难以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难以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号下，一切杀戮都可以被原谅、被纵容。晚年梁启超为当初创造出中国和中华民族等概念、将魔鬼从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来而深感懊悔，可惜他再也没有能力将魔鬼抓回来、关进去了。他欠下的债，却要由子孙几代人来偿还，梁氏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文革时）家破人亡、无人倖免。
中国近代史必须推倒重写
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传入中国后，「反帝」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独裁者和野心家对民众实施集体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号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遗忘。二二八屠杀变成清除居心叵测的「皇民」的正义行动，六四屠杀变成消灭「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走狗的必要措施。
我们的脑袋和心灵充满豆渣和杂草，像是武侠小说中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的牺牲品；我们是受害者，却又自愿去充当加害者。我们真的以为鸦片战争是为了鸦片的战争，而不知道它原来是一场「自由贸易」的战争，自由贸易、法治、人权的观念，是英国透过战争的手段强迫清帝国接受，受益者是清帝国的普通民众；我们真的以为孙文是中华民国国父，而不知道武昌起义跟孙文毫无关系，南京临时政府并不具备当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的合法性──相反的，袁世凯才是如假包换的中华民国国父，其推动现代化的功勋让孙文望尘莫及；我们真的以为蒋介石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本领，却不知道北伐不是蒋介石打赢的，而是指挥蒋介石的苏俄名将加伦将军（Vasily Blyukher，布柳赫尔元帅）等人打赢的；我们真的以为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迫使国民党逃到台湾，却不知道是苏联的东亚战略骗过和胜过美国，左倾的罗斯福轻信史达林，放任东欧和中国成为苏联的「盘中餐」。
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就不会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说法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当左宗棠的军队在所谓的「新疆」（中国新占领并打造的「奴隶集中营」）大肆杀戮时，是俄国驻伊犁使馆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俄国只是一个处于西方边缘的「半西化」国家，还残留很多蛮族习性，但看不下去清帝国更野蛮的屠杀。
在清末以来无休止的内乱中，最聪明的中国人都选择住在租界，包括政客孙文和周恩来、知识分子鲁迅和邹韬奋，口头上最爱国，身体偏偏爱租界。当初选择住进租界的中国人，跟现今移民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一样，都是用脚投票（Foot voting，经由人民的迁移过程，显示出各地公共预算的偏好，达成公共财的最适当配置），这诉诸于趋利避害之本能，无可厚非。
所以，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抱有好感的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周作人，都不是「汉奸」，不应该落得千夫所指的下场。若他们身在日本，就是带领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英雄。
因此，所谓「拥抱殖民」，简单的说，就是让中国融入普世价值和条约体系，进而像日本那样成为西方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员──这个过程，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曾被荷兰和日本先后殖民近百年的台湾完成了一半；被英国殖民百年的香港同样完成了一半，却又被中国拖回那片鳄鱼潭之中。
如果你从小读国民党、共产党、左派制作的历史书，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会成为被吆尸人驱赶的僵尸。中国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写过一本关于吆尸人的小说，那是关于中国这个「必须分裂的帝国」的隐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书就如同「蛊」，中了蛊的人会变成丧尸，丧尸咬到活人，活人立即变成下一具丧尸，如此这般，丧尸数量呈等比数列扩散。
吆尸人赶着千万具丧尸出征，尸海战术，无往不胜：屠杀西方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义和团、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中帮助共产党运粮食和弹药的农民，和在朝鲜战争战场上身穿薄衣的冲锋解放军士兵、在文革中挥舞毛泽东红宝书并打人和抄家的红卫兵、以及现今出征蔡英文脸书的「帝吧」小粉红（按：现今网路上倾向民族主义的中国青年），还有遍及世界各地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你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中国的近现代史需要推倒重写。对我来说，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与其说是要实现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不如说是要努力普及高中生应当知道的常识：无须反帝，拥抱殖民，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是中国这个东亚大陆文明和秩序的洼地，其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想要「因真相，得自由」，不妨翻开这本书。你不必同意书中每一个章节、每一个观点，但我盼望作为读者的你，由此开启一趟通往自由的旅途──一路上，有暴风骤雨，也有风和日丽；有枯树昏鸦，也有小桥流水；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更有「莫愁前路无知己，相逢尽是自由人」。
推荐序一
开放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空间
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2019年是值得重新检视历史的一年，如果我们往前回顾历史，100年前刚好是中国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乃因巴黎和会而起。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相当庞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希望每个民族都有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力。
百年来，不管是中国或台湾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局，在现代化的过程里，两者走向不同的道路，而往前回顾历史是定位现在最好的方式。虽然2019年是值得重新检视历史的一年，但东亚各国间因为对近代史的纠结，还有各式各样复杂的因素，让我们检视历史时，充满了疑团和禁忌。
在两岸的教科书中，都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满清政府无法处理当时的国际局势，强权侵逼、内部腐败、维新不力，导致后来1912年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多次政权替换，如果再加上满洲国和北洋军阀等政权，我们可以知道这段时间历史的复杂度，远超过我们的想像。
百年以来的历史由于政权的更迭，加上意识形态的綑绑，还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垄罩在历史论述中，使得1840至1949这段百年史更加复杂。清末以来，受到西方的影响，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开始重写民族国家观点下的中国史，梁启超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历史叙述写中国历史的人，他以西方从中世纪获得解放的历史为样板，复制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这种三段式的划分法广为中国的史学家接受。
知名的美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尝试要将历史从民族国家中解救出来，原因就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使得历史书写成为民族主义的傀儡。在梁启超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简略的划分为：古代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时代，也是民族的本源，先秦和两汉的灿烂文化和帝国的创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中世纪是衰退期，由于外族入侵和大量的动乱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纯洁性，但民族文化的核心保留下来，移到南方；现代则是再生的时代，需要弥补中世纪的断裂，与过去的历史连接。
也就是说，要和中世纪的混乱切割，我们继承的是古代先贤的传统与历史，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线性的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贯性，以说明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以免中国被视为一个被世界列强瓜分的领土，而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
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只在建立中国史的叙事上，费尽心力尝试将中国古代史的书写硬塞入「中国」的架构中，从1840年之后的历史也是如此处理。美国教授李怀印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主要是出于个人所面临的现存挑战和关怀的一种回应；他们书写近（现）代中国，主要是为了追寻此国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以求正当化其解决办法（solutions），而非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或是为了重建真正发生的过去。」
依照李怀印教授的想法，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现代化的叙事，强调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挫折；另一种则是革命叙事，主角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夺权的过程，叙事方式偏向浪漫主义，历史是被带向一个共产乌托邦的过程。不管是哪种叙事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考量。
如果将视角从中国学者的论述移开，看一下日本学者的论述，在《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中，教授冈田英弘和宫脇淳子从内亚（Inner Asia）史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史。他们认为以往所谓的中国史，长期被胜利者把持，中国近代史更是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垄罩。比如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是理所当然、众所皆知的，而是在战争80年后，才由毛泽东塑造出的史观。
历史的说法有很多种，诠释方式也很多元，但过去两岸各有各的「正统」史观，党同伐异，不允许其他的诠释方式存在。台湾在1987年解严后，逐渐开放历史的解释权，历史的论述百家争鸣；然而，中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仍只允许「正统」，限制言论自由，甚至对历史诠释上有不同意见时，还有身家性命的危险。
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晚清说起。一开始颠覆鸦片战争的性质，指出英国为了捍卫自由贸易而发动战争，并非以往所说的侵略战争。接下来分析清末的几件大事，为过往的历史成见翻案；第二部并非以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主轴，而是从以往被误解的北洋政府说起，最后谈被国民党政府吹嘘的北伐，并不是蒋介石的雄才大略，而是援引外国势力打击自家人的战争；第三部则从民国政府开始说起，让国民党编织的近代中国神话破灭，解码孙文、还汪精卫公道，一路说到抗日和国民党为什么会丢掉中国。
余杰老师笔耕不辍，除了各位正在读的这本书，还有好几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就我的浅见，余老师以一人之力战两岸官方的意识形态，尝试建立一套中国近现代史的史观，动摇现有的史观，让长久陷于成说定见的近现代史，开放出新的可能。
推荐序二
「我写你思考」，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
「历史说书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专创办人／江仲渊
自从我开始写作后，撰写的主题总离不开中国近代史，我陶醉于这段过渡期般的历史，在东西方的交错间翩翩起舞，有意无意的研读历史。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是一个文化束缚还未褪尽，西方学术却悄然确立，一切都是既古老又新鲜的年代。在这个死亡与浪漫交织、现实与传奇并存的乱世岁月，孕育了一批唿风唤雨的政坛领袖，他们的个性、主张、命运，演绎成一个个不朽传奇，为后人津津乐道。然而，除了这些「表面上看得到的历史」以外，近代史还有什么好探讨的？
不知各位读者是否曾听过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这套想法除了能解释心理学之外，也能套用在历史上。我很喜欢用冰山来比喻民国史料，冰山外表高耸雄伟，当我们看见冰山上层那些「官方认证」的资料，就以为这是全部了，兴高采烈的往上攀登，意图捉摸清楚这宏壮的冰山。但其实想要了解它，不是要向上走去，而是向下探究，我们忽略了冰山在水底下体积更庞大的冰层，而这些看不到的事情，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命脉与转折。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东亚一隅，全球亦然。历史教材凸显有利当权者的内容，人物评价自然也要看其是否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政治往往令人失望，但这是不可避免、权宜之下的产物，要是像我一样不站在过往历史教科书的立场写书，或让青年自行思考、琢磨出道理，那天下岂不大乱？
不过，即使真相将打破众人对于过去美好的幻想，我们也不能放弃思考。原始历史是为了宗教神话服务、封建历史是为了当权者服务，那近代的历史呢？史学不再需要为了谁而刻意粉饰真相，只需要将最直白、最详尽的历史公布在世人面前。
同理，读史要将视野放得宏观，不要一味接受某项历史观点的知识。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现今史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选择性的忽略史料，只是从简单的立场出发，以偏颇的治学原则处世。凡是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内容，就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政治思想的内容，即使是客观描述的史实，也均斥之为后人伪造。
正如历史学者袁伟时所说：「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要让自己追求真相，最重要的是强化怀疑意识、坚持独立思考，不受限于单一史料。
本书中做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抛弃「我写你读」，採用「我写你思考」，以特殊的观点呈现历史，以大量的史料应证观点；提出旧有主张，比照现今看法，使读者在阅读之际，能对照、回想之前所学，并颠覆既有思想。
历史并没有真相，但倚靠史料，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真相，只有抛弃信仰与偏见，坚持怀疑和批判精神研读，我们的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
埋藏在深暗洋流的历史，正等着我们去发掘。
读什么样的历史，成为什么样的人
香港评论家陶杰在〈历史，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分析：「在『历史』（History）和『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之间，有时已经有点白马非马（按：中国战国时期被提出的辩论问题，最着名的论据是由公孙龙提出，他辩解『马』是指形状，『白』是指颜色，颜色不等于形状，所以白马不等于马）的意思；『历史』与『历史教科书』（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为马的战场。」
自由或专制，端看国家要你读哪种历史教科书
教科书是出版社指定某些人写出来的。教科书是赚大钱的生意，有利益倾向，而一个政府的教育部，可以指定学校使用某教育出版社的产品。譬如香港殖民地时代，英国人指定香港的名校，一定要使用立场亲英的「龄记」、「人人」两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而立场亲中的左派学校，一定使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社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这两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一讲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评价就不一样了（例如，左派评论义和团是爱国运动；而亲英派的评论则为排外运动）。
陶杰认为，英国殖民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如此，中国人的「历史学」，也一样不可靠，因为最早的孔子编春秋，令「乱臣贼子惧」。讲历史，只要说事实即可，为何强调要令乱臣贼子感到害怕？谁来定义何人为乱臣贼子？很明显，是由孔子来定义。孔子编春秋，不是述史之简单，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见。孔子为权力服务，成王败寇，败的一方，就是乱臣贼子。
支持陶杰文章论点的最好论据，是《关键评论网》（香港）记者陈娉婷写的一篇题为〈90后的政治青春〉的採访报导。该记者成功访问到一名二十多岁的社区干事、香港建制派（亲中派）政党民建联（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新人刘镇海（Corey）。
刘镇海来自中港矛盾最深的地区──上水，他的「师父」是北区区议员苏西智。刘镇海的核心观点是「我是爱国分子，不容民主凌驾民生」、「我是爱国的，我对国家的感情、民族观念比较重」。他说，他对港人以及中国人的身分认同，皆是十分满分。
记者问刘镇海的出身，才知道他的家族从祖父一辈已在香港土生土长，亲戚与内地不常联系，记者便好奇问他，从小就这么爱国吗？刘镇海连忙点头回答：「是从读中史开始。」又叹道：「好可惜，现在中史不是必修科。」
他理直气壮的说：「你以为逼你唱国歌就爱国、仰望国旗就爱国？读中史是必要的，了解国家的兴衰，知道为何中国今日变成如此，你自然而然就对国家有感情……这一刻共产党一定要撑住，中国才会繁荣。」
对于刘镇海这个有趣的「爱国标本」，香港评论家卢斯达在〈「怀抱天下」的中国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胁〉一文中评论：「学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实很误导人。因为大多数人以为『历史』二字记载了『事实』，但其实不是。大多数人被『历史』耍了一生，却不知道自己读的是演义。」换言之，读者（学生）以为自己真心诚意的追求真理，殊不知自己正不知不觉的被洗脑和奴化。
刘镇海读的历史，当然是共产党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祸国殃民、六四屠城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读多了、读久了，当然就成为爱国爱党（在香港不能直接加入共产党，只能加入共产党的「儿子党」民建联）的「乖孩子」。
在此意义上，历史书写是一场攸关生死的灵魂争夺战。你的灵魂属于上帝，还是属于撒旦；你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还是一个热爱独裁的奴隶，端看你阅读和接受哪一种历史书（包括历史教科书）。所以，当我逃离中国、到了自由世界后，立即拿起笔来写中国历史，就好像柏杨一离开火烧岛（按：柏杨是历史评论家，火烧岛指过去囚禁政治犯的绿岛）就动笔翻译《资治通鑑》、撰写《中国人史纲》。我深知，拯救身处「文化集中营」的华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勤练武功，让自己变成蝙蝠侠、钢铁人那样的超级英雄，而是写出具有颠覆性的历史书。
中国是历史大国，历史科目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儒家经典。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秉承文以载道，文史哲不分，历史为道德伦理服务、为统治者服务（所谓「资治通鑑」），它的终极目标是分辨善恶（按儒家标准确立的善恶，而不是真正的正义），真实更在其次。
因此，卢斯达感叹的说：「这种由家到国，由个人修养到大帝国的构造、『关怀天下』的道德化历史观，形成完整的儒教王权的宗教。在这一套价值体系中，『大一统』是不证自明、不能反驳的最高真理。
「中国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无条件高举、无条件自信，那是一头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来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当自卫、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国家的大罪人。」
在「成王败寇」和「大一统」的历史上打洞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近现代史书，虽然冠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新式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在修建一面成王败寇、大一统、天下帝国的高墙。
比如，海崃两岸的历史教科书中，孙文（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义与邪恶、主人与叛徒的二元对立，我从小就对这一套叙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证许多第一手文献史料，才发现历史的真相原来是颠倒过来的：孙文才是刚愎自用、诡计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独裁者，他驱使军队制造西关惨案，遭到广州民众唾弃；反之，陈炯明信奉民主法治、为官清正廉明、实践地方自治、深受广东人爱戴，根本不是「陈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个问号。论及中国政治和历史，胡适大部分时候都是清醒者，这种清醒却让他几乎每次都成为少数派。孙陈决裂后，胡适在《努力週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本週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他对孙文从来不给予好评。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喝斥之声，国民党左派的《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週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认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规则。他看到以上论述，自然莫名惊诧。他立即反驳道，国民党的立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而陈炯明的行动「是一种革命」。他辩解：「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旧道德的死尸，作为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这也是我阐释历史资料和事实的基本立场：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历史应当关注和弘扬的首要目标，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是为个人存在，而不是相反。以此衡量，穷兵黩武的统一是一种负面价值，和平竞争的分裂是一种正面价值。
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悲剧，是未能像土耳其那样，正面迎接多民族的鄂图曼帝国的解体，并转型为小而美的现代民族国家。清帝逊位后，无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以及以后的共产党政权，都以维持清帝国的疆土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结果作茧自缚、穷于应付，陷入永远的危机中。
不是汉族的成功史，而是少数族群的血泪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翻译为日文的西方史学着作，这才恍然大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按：互相砍杀的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我要颠覆的，正是这种「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应为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留下生命痕迹。在太平天国动乱中，两军彼此厮杀，造成上亿人口损失。共产党的历史书将洪秀全描述为农民起义的英雄，因为毛泽东崇拜「砸破旧世界」的洪秀全；国民党的历史书则将曾国藩描述成捍卫传统的中流砥柱，因为蒋介石尊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无论洪秀全或曾国藩，都是不亚于希特勒的大屠杀策划者和实施者。中国的官方历史书，不会花费一个字记载，死于他们之手的上亿无辜者的悲剧。
在中文世界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读物中，读者同样很难读到，一代代「低端人口」像被蚂蚁一样扫除的历史。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中国的统治者铁石心肠，从来不顾民众死活：
在光绪3年的「丁戊奇荒」中，天灾加上人祸，使中国北方数省损失了1,300万人，「人吃人」成为常态；在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和唐生智（按：1935年受衔陆军一级上将，详见本书第24章）自欺欺人的宣称当局有能力守住南京，不採取任何撤退计画，致使数十万溃兵和市民无处可逃，而守在长江对岸的友军未接到撤退命令，居然向逃难同胞开枪，自相残杀，死者数万人。
中国人杀死的中国人，未必少于日本人杀死的中国人。日军还没有打过来，蒋介石就悍然命令工兵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张治中就匆匆下令长沙焚城（详见第23章），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掌权者的残酷暴虐，比古罗马暴君尼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要求日本为侵华战争道歉，却从来不敢诚实面对自身的幽暗历史──中国政府每天都在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发动内战，二二八是大屠杀，六四同样是大屠杀。
中国的近现代史，被书写成受西方列强蚕食鲸吞、以「华人与狗」并列来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国力最孱弱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放弃推动帝国扩张的梦想。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将领左宗棠宁愿向西方银行借高利贷，也要完成媲美卫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屠杀数百万计的回民、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在被神圣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杀数十万满人的历史被遮蔽了；北洋时代，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内附」，并杀戮不服从者的历史，更被「爱国贼」津津乐道为「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历史学者葛兆光认为，大清国势由盛而衰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僵化；第三，归根究柢，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大清如此，中华民国也是如此，表面上从帝制转型成为共和制，却不愿缩小为现代民族国家，非要继承大清遗产，标榜「五族共和」，却难以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广大疆域，难以使不同族群民众同质化并且认同一个国家。「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许至今还仍然棘手。」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号下，一切杀戮都可以被原谅、被纵容。晚年梁启超为当初创造出中国和中华民族等概念、将魔鬼从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来而深感懊悔，可惜他再也没有能力将魔鬼抓回来、关进去了。他欠下的债，却要由子孙几代人来偿还，梁氏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文革时）家破人亡、无人倖免。
中国近代史必须推倒重写
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传入中国后，「反帝」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独裁者和野心家对民众实施集体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号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遗忘。二二八屠杀变成清除居心叵测的「皇民」的正义行动，六四屠杀变成消灭「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走狗的必要措施。
我们的脑袋和心灵充满豆渣和杂草，像是武侠小说中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的牺牲品；我们是受害者，却又自愿去充当加害者。我们真的以为鸦片战争是为了鸦片的战争，而不知道它原来是一场「自由贸易」的战争，自由贸易、法治、人权的观念，是英国透过战争的手段强迫清帝国接受，受益者是清帝国的普通民众；我们真的以为孙文是中华民国国父，而不知道武昌起义跟孙文毫无关系，南京临时政府并不具备当年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的合法性──相反的，袁世凯才是如假包换的中华民国国父，其推动现代化的功勋让孙文望尘莫及；我们真的以为蒋介石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本领，却不知道北伐不是蒋介石打赢的，而是指挥蒋介石的苏俄名将加伦将军（Vasily Blyukher，布柳赫尔元帅）等人打赢的；我们真的以为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迫使国民党逃到台湾，却不知道是苏联的东亚战略骗过和胜过美国，左倾的罗斯福轻信史达林，放任东欧和中国成为苏联的「盘中餐」。
如果我们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就不会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说法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当左宗棠的军队在所谓的「新疆」（中国新占领并打造的「奴隶集中营」）大肆杀戮时，是俄国驻伊犁使馆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俄国只是一个处于西方边缘的「半西化」国家，还残留很多蛮族习性，但看不下去清帝国更野蛮的屠杀。
在清末以来无休止的内乱中，最聪明的中国人都选择住在租界，包括政客孙文和周恩来、知识分子鲁迅和邹韬奋，口头上最爱国，身体偏偏爱租界。当初选择住进租界的中国人，跟现今移民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一样，都是用脚投票（Foot voting，经由人民的迁移过程，显示出各地公共预算的偏好，达成公共财的最适当配置），这诉诸于趋利避害之本能，无可厚非。
所以，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抱有好感的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周作人，都不是「汉奸」，不应该落得千夫所指的下场。若他们身在日本，就是带领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英雄。
因此，所谓「拥抱殖民」，简单的说，就是让中国融入普世价值和条约体系，进而像日本那样成为西方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员──这个过程，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曾被荷兰和日本先后殖民近百年的台湾完成了一半；被英国殖民百年的香港同样完成了一半，却又被中国拖回那片鳄鱼潭之中。
如果你从小读国民党、共产党、左派制作的历史书，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会成为被吆尸人驱赶的僵尸。中国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写过一本关于吆尸人的小说，那是关于中国这个「必须分裂的帝国」的隐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历史书就如同「蛊」，中了蛊的人会变成丧尸，丧尸咬到活人，活人立即变成下一具丧尸，如此这般，丧尸数量呈等比数列扩散。
吆尸人赶着千万具丧尸出征，尸海战术，无往不胜：屠杀西方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义和团、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中帮助共产党运粮食和弹药的农民，和在朝鲜战争战场上身穿薄衣的冲锋解放军士兵、在文革中挥舞毛泽东红宝书并打人和抄家的红卫兵、以及现今出征蔡英文脸书的「帝吧」小粉红（按：现今网路上倾向民族主义的中国青年），还有遍及世界各地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你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中国的近现代史需要推倒重写。对我来说，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与其说是要实现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不如说是要努力普及高中生应当知道的常识：无须反帝，拥抱殖民，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是中国这个东亚大陆文明和秩序的洼地，其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想要「因真相，得自由」，不妨翻开这本书。你不必同意书中每一个章节、每一个观点，但我盼望作为读者的你，由此开启一趟通往自由的旅途──一路上，有暴风骤雨，也有风和日丽；有枯树昏鸦，也有小桥流水；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更有「莫愁前路无知己，相逢尽是自由人」。
推荐序一
开放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空间
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2019年是值得重新检视历史的一年，如果我们往前回顾历史，100年前刚好是中国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乃因巴黎和会而起。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相当庞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希望每个民族都有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力。
百年来，不管是中国或台湾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局，在现代化的过程里，两者走向不同的道路，而往前回顾历史是定位现在最好的方式。虽然2019年是值得重新检视历史的一年，但东亚各国间因为对近代史的纠结，还有各式各样复杂的因素，让我们检视历史时，充满了疑团和禁忌。
在两岸的教科书中，都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满清政府无法处理当时的国际局势，强权侵逼、内部腐败、维新不力，导致后来1912年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多次政权替换，如果再加上满洲国和北洋军阀等政权，我们可以知道这段时间历史的复杂度，远超过我们的想像。
百年以来的历史由于政权的更迭，加上意识形态的綑绑，还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垄罩在历史论述中，使得1840至1949这段百年史更加复杂。清末以来，受到西方的影响，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开始重写民族国家观点下的中国史，梁启超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历史叙述写中国历史的人，他以西方从中世纪获得解放的历史为样板，复制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这种三段式的划分法广为中国的史学家接受。
知名的美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尝试要将历史从民族国家中解救出来，原因就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使得历史书写成为民族主义的傀儡。在梁启超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简略的划分为：古代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时代，也是民族的本源，先秦和两汉的灿烂文化和帝国的创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中世纪是衰退期，由于外族入侵和大量的动乱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纯洁性，但民族文化的核心保留下来，移到南方；现代则是再生的时代，需要弥补中世纪的断裂，与过去的历史连接。
也就是说，要和中世纪的混乱切割，我们继承的是古代先贤的传统与历史，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线性的中国历史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贯性，以说明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以免中国被视为一个被世界列强瓜分的领土，而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
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不只在建立中国史的叙事上，费尽心力尝试将中国古代史的书写硬塞入「中国」的架构中，从1840年之后的历史也是如此处理。美国教授李怀印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主要是出于个人所面临的现存挑战和关怀的一种回应；他们书写近（现）代中国，主要是为了追寻此国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以求正当化其解决办法（solutions），而非一种追求真理的过程，或是为了重建真正发生的过去。」
依照李怀印教授的想法，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现代化的叙事，强调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的挫折；另一种则是革命叙事，主角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夺权的过程，叙事方式偏向浪漫主义，历史是被带向一个共产乌托邦的过程。不管是哪种叙事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考量。
如果将视角从中国学者的论述移开，看一下日本学者的论述，在《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中，教授冈田英弘和宫脇淳子从内亚（Inner Asia）史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中国史。他们认为以往所谓的中国史，长期被胜利者把持，中国近代史更是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垄罩。比如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是理所当然、众所皆知的，而是在战争80年后，才由毛泽东塑造出的史观。
历史的说法有很多种，诠释方式也很多元，但过去两岸各有各的「正统」史观，党同伐异，不允许其他的诠释方式存在。台湾在1987年解严后，逐渐开放历史的解释权，历史的论述百家争鸣；然而，中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仍只允许「正统」，限制言论自由，甚至对历史诠释上有不同意见时，还有身家性命的危险。
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晚清说起。一开始颠覆鸦片战争的性质，指出英国为了捍卫自由贸易而发动战争，并非以往所说的侵略战争。接下来分析清末的几件大事，为过往的历史成见翻案；第二部并非以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主轴，而是从以往被误解的北洋政府说起，最后谈被国民党政府吹嘘的北伐，并不是蒋介石的雄才大略，而是援引外国势力打击自家人的战争；第三部则从民国政府开始说起，让国民党编织的近代中国神话破灭，解码孙文、还汪精卫公道，一路说到抗日和国民党为什么会丢掉中国。
余杰老师笔耕不辍，除了各位正在读的这本书，还有好几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述。就我的浅见，余老师以一人之力战两岸官方的意识形态，尝试建立一套中国近现代史的史观，动摇现有的史观，让长久陷于成说定见的近现代史，开放出新的可能。
推荐序二
「我写你思考」，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
「历史说书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专创办人／江仲渊
自从我开始写作后，撰写的主题总离不开中国近代史，我陶醉于这段过渡期般的历史，在东西方的交错间翩翩起舞，有意无意的研读历史。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是一个文化束缚还未褪尽，西方学术却悄然确立，一切都是既古老又新鲜的年代。在这个死亡与浪漫交织、现实与传奇并存的乱世岁月，孕育了一批唿风唤雨的政坛领袖，他们的个性、主张、命运，演绎成一个个不朽传奇，为后人津津乐道。然而，除了这些「表面上看得到的历史」以外，近代史还有什么好探讨的？
不知各位读者是否曾听过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这套想法除了能解释心理学之外，也能套用在历史上。我很喜欢用冰山来比喻民国史料，冰山外表高耸雄伟，当我们看见冰山上层那些「官方认证」的资料，就以为这是全部了，兴高采烈的往上攀登，意图捉摸清楚这宏壮的冰山。但其实想要了解它，不是要向上走去，而是向下探究，我们忽略了冰山在水底下体积更庞大的冰层，而这些看不到的事情，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命脉与转折。
「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历史为政治服务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东亚一隅，全球亦然。历史教材凸显有利当权者的内容，人物评价自然也要看其是否为政权的合法性背书。政治往往令人失望，但这是不可避免、权宜之下的产物，要是像我一样不站在过往历史教科书的立场写书，或让青年自行思考、琢磨出道理，那天下岂不大乱？
不过，即使真相将打破众人对于过去美好的幻想，我们也不能放弃思考。原始历史是为了宗教神话服务、封建历史是为了当权者服务，那近代的历史呢？史学不再需要为了谁而刻意粉饰真相，只需要将最直白、最详尽的历史公布在世人面前。
同理，读史要将视野放得宏观，不要一味接受某项历史观点的知识。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现今史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选择性的忽略史料，只是从简单的立场出发，以偏颇的治学原则处世。凡是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内容，就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政治思想的内容，即使是客观描述的史实，也均斥之为后人伪造。
正如历史学者袁伟时所说：「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要让自己追求真相，最重要的是强化怀疑意识、坚持独立思考，不受限于单一史料。
本书中做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抛弃「我写你读」，採用「我写你思考」，以特殊的观点呈现历史，以大量的史料应证观点；提出旧有主张，比照现今看法，使读者在阅读之际，能对照、回想之前所学，并颠覆既有思想。
历史并没有真相，但倚靠史料，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真相，只有抛弃信仰与偏见，坚持怀疑和批判精神研读，我们的思考维度才能深入海底。
埋藏在深暗洋流的历史，正等着我们去发掘。
图书试读
袁世凯才算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武昌起义后，清帝国摇摇欲坠，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有人问满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凯，不是加速清朝灭亡吗？那桐答道：「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不可亡。」
袁世凯当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为镇压革命党的工具，便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个条件，除了要求有指挥的全权和充足的军费外，前面四条全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件的诸人，解除党禁（可惜，一百多年后，中国仍未实现解除党禁）。清廷指挥不动北洋军，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
以北洋的军力与占据武汉三镇的民军力量对比来看，北洋军收复武汉三镇至扫盪南方独立各省，乃绰绰有余。袁世凯的下属、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冯国璋迅速攻占汉口和汉阳，电请趁势攻占武昌。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并与民军展开谈判。
满清亲贵对于袁世凯不乘胜追击极为不满。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质问：「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荡平？」袁回答：「讨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办到；但张謇、汤化龙、谭延闿都是民选代表，讨伐他们，我办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杀百姓、不杀民意代表。可见，尽管袁世凯在跟满清朝廷玩弄权术，但他已然具备了一定尊重民权的现代观念。
当时，全国已呈现鼎沸鱼烂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暴力泛滥，大城市中居住于满城的大量满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杀，还有很多匪徒、会党趁火打劫、杀人越货。如果南北达不成和谈，类似于太平天国那种屠戮妇婴的惨剧或许会蔓延开来。袁世凯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结束二千年帝王专制的关键人物，其创建中华民国的功勋，远远大于革命后期才从海外赶回来摘桃子的孙文。
国共两党的官方史家都不约而同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首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实。但事实是：南北双方有约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则由袁出任总统，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阶层都接受的国家元首，并非袁逼孙文让位。
武昌起义后，清帝国摇摇欲坠，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有人问满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凯，不是加速清朝灭亡吗？那桐答道：「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不可亡。」
袁世凯当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为镇压革命党的工具，便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个条件，除了要求有指挥的全权和充足的军费外，前面四条全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件的诸人，解除党禁（可惜，一百多年后，中国仍未实现解除党禁）。清廷指挥不动北洋军，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
以北洋的军力与占据武汉三镇的民军力量对比来看，北洋军收复武汉三镇至扫盪南方独立各省，乃绰绰有余。袁世凯的下属、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冯国璋迅速攻占汉口和汉阳，电请趁势攻占武昌。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进攻，并与民军展开谈判。
满清亲贵对于袁世凯不乘胜追击极为不满。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质问：「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荡平？」袁回答：「讨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办到；但张謇、汤化龙、谭延闿都是民选代表，讨伐他们，我办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杀百姓、不杀民意代表。可见，尽管袁世凯在跟满清朝廷玩弄权术，但他已然具备了一定尊重民权的现代观念。
当时，全国已呈现鼎沸鱼烂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无政府状态，暴力泛滥，大城市中居住于满城的大量满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杀，还有很多匪徒、会党趁火打劫、杀人越货。如果南北达不成和谈，类似于太平天国那种屠戮妇婴的惨剧或许会蔓延开来。袁世凯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结束二千年帝王专制的关键人物，其创建中华民国的功勋，远远大于革命后期才从海外赶回来摘桃子的孙文。
国共两党的官方史家都不约而同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首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职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实。但事实是：南北双方有约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则由袁出任总统，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阶层都接受的国家元首，并非袁逼孙文让位。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颠覆”的地方，在于它对“国家”和“民族”这些宏大概念的解读。它并没有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割裂开来，而是试图找到它们之间更深层、更复杂、甚至可能更微妙的联系。作者在叙述中，经常会将两者置于同一个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和对照，揭示出一些在官方叙事中被刻意回避或淡化的共同点和差异。这种“不提”本身，反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让我去思考，为什么某些历史会成为禁忌，又为什么某些叙事会被选择性地遗忘。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叙述并非完全客观，而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本书就像一个“破局者”，它试图撕开一层层遮蔽，让我们看到那些被压抑的、被掩埋的、或者被选择性忽视的历史真实。它鼓励读者主动去质疑、去探索，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历史版本。
评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接地气，没有过多的学术术语，也没有枯燥的理论推导，却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深刻的社会变迁，描绘得清晰易懂，引人入胜。作者仿佛是一位导游，带领我们穿梭于民国时期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让我最受触动的是，书中对一些“小人物”的关注。他们或许是普通的市民，或许是乡村的居民，甚至可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边缘人群。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细节、情感波动和人生选择。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也让我意识到，宏大的历史事件，最终是由无数个体的命运所构成的。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到，历史不仅仅是那些大人物的功过是非，更是关于普通人如何在这个时代生存、挣扎、希望和绝望的故事。它让我对“近现代史”这个概念，有了更人性化、更具象化的理解。
评分坦白说，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民国”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影视作品和一些通俗读物，充满了某种程度的浪漫化和戏剧化。但这本书，完全打破了这种滤镜。它没有回避那个时代的黑暗面，也没有刻意渲染所谓的“黄金时代”。相反，它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展现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传统价值观的动摇、新旧思想的碰撞，以及在各种思潮裹挟下，个体所面临的迷茫与抉择。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事件时展现出的批判性思维。它不会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好”与“坏”的二元划分，而是试图去理解其发生的背景、动机以及深远的影响。这种 nuanced（细致入微的）的解读方式，让我得以跳出非黑即白的窠臼，对那个时代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光影，也折射出我们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评分这本书以一个相当大胆的视角切入，挑战了我们过去对“民国”这段历史的普遍认知。我一直以为民国史就是那段纷乱却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年代，是军阀割据、北伐统一、抗日救亡、最后国共内战的宏大叙事。然而，这本书却像一股清流，甚至可以说是“洪水”，直接冲垮了我固有的认知框架。它没有聚焦那些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和重大事件，而是深入到了当时社会的肌理之中，描绘了那些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个体命运，以及在权力洪流下，普通人的挣扎、选择和妥协。书中对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的细致描摹，让我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一个充满活力与矛盾、进步与停滞并存的真实民国。作者似乎在说，历史并非只有一种声音，那些被边缘化的角落，同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与黯淡。尤其是在一些关于女性地位、社会阶层流动、地方势力演变等方面的论述，更是让我耳目一新，对“民国”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迫使我去思考，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是否过滤掉了太多重要的信息，又或者，将某些信息过度放大了？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我时常会停下来，想象书中描绘的场景：穿梭于上海滩的洋行职员，在长沙街头挥洒汗水的工匠，抑或是躲在乡间小路上，小心翼翼收听着无线电广播的知识分子。作者的叙事风格很独特，既有严谨的史料考证，又不乏生动的故事性，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说书人，娓娓道来那些被遗忘的往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比如当时流行的服饰、饮食习惯、娱乐方式，甚至是人们日常的口头禅。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勾勒出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时代。它让我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政治教科书上的名词和事件，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交织而成的一幅壮丽画卷。而这本书，恰恰是将这些曾经被忽略的生命故事重新拾起，赋予它们应有的重量和意义。它让我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又会被后人以何种方式解读，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否也会成为历史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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