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建立了一套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透过朝贡与土司羁縻的方式，来维持其与边缘四夷的政治秩序。
「华夏中心」形塑「典范历史」的框架，相对于「中心」而存在的「边境」，
被政治制度、官僚体系、特定的文明意识形态与文化架构，塑造成一个在地理、政治、权力与文化层面的边陲地位。
连瑞枝在《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中，以中国西南之白人治理阶层以及周边邻近人群为研究对象：识文与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阶层曾维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权，在明朝统治下，成为帝国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们在推动西南人群社会与历史的形塑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书中沿着二个轴线，一是地方社会，一是帝国制度，讨论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国身分制度下选择成为僧人、士人与土官，并在土官与流官二元政治架构中，后续产生人群结群与社会联盟对象之分流与变化。
西南人群为了申明身分而做出一系列的行动与选择，而身分选择的背后都有其政治与宗教的考量。书中主要以仪式权与仪式化机构的角度来讨论人群与社会结盟的机制，这些精英阶层为了寻求仪式权的合法性，也使其社会的整体精神随着身分分流而产生历史叙事的歧异与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动与移徙；土官联姻、政治联盟与「盗匪」动乱；乃至于在明朝仪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过一套仪式框架与政治语言来追求身分的合法性。
全书以地方人群的流动与阶层重组、口传到文字书写、正统仪式权与历史话语权等角度，来描写一段族群政治流变与族群形塑的历史。是一本致力于从边境人群角度重构历史的学术作品。
著者信息
连瑞枝
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边陲人群与族群历史、传説与历史叙事、历史人类学、宗教与地方社会，研究地点主要在中国西南地区与台湾。着有《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説与社会》(2007)、《客家、女性与边陲性》（合编）（2010）、〈女性祖先或女神〉、〈神灵、龙王与官祀〉、〈土酋、盗匪与编民〉、〈大理山乡与土官政治〉等论文。
图书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作为中心的边境社会
二、从身分到族群
三、明朝制度与「边境」社会
四、社会内在的趋力
五、地方语境：文类、叙事与多重记忆
六、僧侣、士人与土官
第二章 关键的一年
一、洪武十五年
二、三江内外
三、大理内外
四、驯熟府分：土流并置的大理府
小结
第三章 书写者：华夷之间的历史与神话
一、官方论述：僰人
二、士人的正名运动
三、口传的历史记忆：祖师传说与开化者
小结
第一部 僧侣
第四章 入京的僧侣
一、无极进京
二、龙关赵赐
三、董贤和阿咤力僧纲司
小结
第五章 辟邪
一、土僧的政治网络
二、林俊毁佛
三、乡里化的祖师传说
小结
第六章 从寺院庄园到乡里社会
一、佛寺与习仪所
二、感通寺三十六院与世族大家
三、舍田为寺
四、乡里神祠
五、社坛化的宝林寺
小结
第七章 重建仪式秩序
一、圣贤崇拜
二、大黑天神与龙神信仰
三、仪式争夺
小结
第二部 乡士大夫
第八章 成为士人
一、儒吏
二、国子监与乡试
三、庠序之学、学官与吏目
小结
第九章 南京归来
一、赵寿编谱
二、赵汝濂和李元阳的故事
三、杨森和杨士云的妻舅
小结
第十章 改造佛寺
一、佛屋易以儒制
二、正祀典：武侯祠与乡贤名宦祠
三、佛寺化的祠堂
四、边臣祖先
小结
第三部 土官政治与山乡
第十一章 澜沧江沿岸的山乡联盟
一、蒙化张氏与左氏联盟
二、云龙土官段氏
三、离开太和县
小结
第十二章 从山乡盗匪到编民
一、政治部署：盐井提举司、卫所和土巡检
二、土酋和盗匪
三、封锁与孤立
四、山乡部署
小结
第十三章 金沙江沿岸的土官联盟
一、金沙江沿岸的联盟阵线
二、新兴土官势力的崛起
三、木氏土官联盟的扩张
四、看不见的力量
第十四章 土官政治与鸡足山
一、粮食与白金
二、山乡腹地与鸡足山佛寺
三、崇祀典与土地货币化
四、山乡仪式正统
五、自己写历史：《鸡足山志》
六、明王下山
小结
第十五章 合法性的追求：仪式权与历史话语权
一、历史过程：身分分流与阶层整合
二、历史书写：经典化与正统祀典的文化工程
三、社会流动与仪式
征引书目
图书序言
扉页间的历史现场
从边疆的角度重写历史，犹如在荒芜中找寻路径，大概是那些隐藏在幽微处的故事，鼓舞我完成这份书写计画。考究这些故事时，总得冒着各式各样的风险，尤其当我们宣称要从统治者的手中拯救历史时，如何用新的叙事架构来描写芸芸众生的历史，成为一项新的挑战。
或许，我先从一位山乡夷酋自久的故事谈起。历史上有许多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却在地方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我先在明初土官墓志铭，偶然地发现自久与邻近土官相互联姻，他似乎不仅是山乡部酋，还被封赐锦衣卫指挥的头衔。后来，为追踪大理山乡盐井治理所引发的山乡动乱，发现自久先前竟曾因夺取盐官之印，打劫官兵，逃到大理和姚安之间的山区，隐匿十余年之久。这类人物不可能仅只是一位夷贼而已。在书缝间找寻一个在山乡流窜的人口时，也逐渐地发现更多的自久身影，山里有地名称自久寨，族谱有自久后裔！翻遍志书，幸好某位官员在百无聊赖的乡野生活中，编写了一份符合体例的志书，扉页间夹带着边陲山乡的自久被擒捕后赴京和皇帝的一段关键对话。他于是向我娓娓道来，其抗明为的是山乡秩序已崩坏。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是隐藏在史册扉页里的历史现场。
正史也记录相关的侧面叙事。当我们要从地方角度重写历史时，必须留意官方对事件的看法与地方究竟有多大的距离？官方文献是引证自久的权威证据吗？没被记录的又会是什么？自久并非重要土官，也不是英雄，又没有构成惊动天下的重大叛乱，他是一名窜逃山乡的部酋！历史学的工作应是把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混杂的讯息，放回地方既有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重新赋予其适当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行动者的历史，不仅是视角的选择，还包括解构与建构同时进行的方法论问题。
书中另一个不起眼的桥段，是云南副使姜龙前往山乡招抚夷民的故事，也涉及重构地方情境。自久以来之山乡动乱不断，官方文献惯常地以特定的目光描写动乱或歌诵政绩，无意间留下不少线索，包括事发地点与时间、空间分布、群聚的规模、人群分类、掠夺路线、城市灾难、官方动员及其因应措施等等。经由考证排比后，才理解史册中的土官，有时也是夷贼或盗匪，文字的断裂性虽有叙事零碎化的危险，却也直指山乡人群具有难以捉摸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这类官方说法充其量只是帮助我们釐清官府採用什么样制度化的方式来分类人群，并标志以夷属。有些制度在推动时甚至没有经过通盘的考量，被各种不同地方情境揉合成另一种社会面貌，使其在时间上呈现一层一层由历史偶然性条件而组织成的后果，在空间呈现犹如马赛克般的文化拼图。这不仅考验我们对帝国末端基层制度的认识，也挑战着我们头脑里既有正统叙事架构，以及对于松散又机动之社群组织在不同时空脉络下的基本想像。更深沉的问题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官兵动员，还是山乡夷民的行动，是帝国的制度，抑或是社会实相？书中虽然没有回答白人、倮倮、爨人、么些、傈僳等单一民族形成的问题，但在透过帝国视之为动乱的框架下，我们看到的是：人群如何被动员、自我重组、如何学习以各种机动的方式维持社群分类的界线，进而重新认识到族群是参与区域历史，同时也是用以回避或扺制帝国直接治理的政治策略。这种动态性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到单一民族框架无法解决族群形成的历史问题。
流寓士人杨慎为姜龙撰写去思碑，描写其抚乱之功业。姜龙或许是一位明理的官员，他亲自前往山乡和夷酋谈判，与夷酋的对话也被记录下来：夷民提及他们进城便被视为盗贼，无法获得城邑之粮食，处处遭致排斥，山乡也遭致围堵，所以才有下山打劫之举。山乡生活不只是静态的亲属与小规模的交换经济，更是一套具有延展性的政治体系，他们遭致的歧视与生计问题，正说明新政治对传统体制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去思碑原是歌颂姜龙劝导夷酋有功，但某夷酋日益贫困，妻怨怼之，其为守诺而自尽，反而像是一场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悲剧故事。杨慎记录这段故事，或许别有用心。有意思的是，《明史》以几近标准化的眼光描写姜龙，赞之以「番汉大治」，说明了统治者形塑过的历史叙事与地方经验相去甚远。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研究山乡社会。坝子里的贵冑世族前往南京，留下许多历史文献，使得有文字和没有文字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这批转型士人的地方精英和他们所留下的文献，顿时成为我们认识西南历史的另一种眼光。他们经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先是一批一批贵族、僧人与部酋领袖前往南京，随之又有土官及其部民们前往北京，成为官员与夷民的中间人群。继之其后的大理士人，如杨士云、杨南金和李元阳等等，却以极其隐晦的方式回避过去王国的历史。外来官员们热烈地期待大理士族是移民西南的古汉人，以便于他们在较大的知识系谱中拉拢与边境精英的关系。这些随着政治局势摆盪所留下的文字，不时地影响我们对地方历史的「正确／客观」评估。于是，我逐渐将区域内不同人群的历史研究，扩大到不同身分阶层「如何记忆历史」等层面的讨论。这涉及历史的双面性，也就是真实的过去以及其被记忆的方式，前者涉及许多细节的考证，后者涉及政治权力与书写技术的支配性。尤其，白人精英识字能文，娴熟各种知识与治理技术，留下各式文类以及传说文本，使得村民得以灵活方式来维持多重层的集体记忆，包括乡野传诵之南诏大理国的故事。考证虽似科学方式之一，但乡民的历史创造，重点不在真伪，而在「何以致之」，其朴素史法与前卫史识呈现灵活的社会图相！如果将这些看似零碎与矛盾的叙事加以类比，我们反而可以看到一幅各自表述、各自想像的历史心志，以及彼此相互影响与交错的动态过程。换句话说，本书无法以「客观历史」为写作的目的，与乡民相互比较，他们的历史写作显得更大方、更自由、更前卫，而且在细节上创意十足。有时，他们甚至还可能是更为精准的。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界正追踪一些热门的议题，如James Scott以逃离国家治理的zomia概念来讨论东南亚高地社会。我在大理山乡腹地进行长期的考察，不论在议题及地缘脉络上都无法忽略其颇具启发性的宏观论点。此学理发想，不时地使我产生既兴奋、又回避的疏离感。十六世纪之大理四周山乡是活络的结亲、开採资源、山林负贩、盐井贸易等活动，充满一幅人口与物资流动的景象，他们不只逃离治理，更热络地追求随资源往来而产生大小不一且变化多端的社会网络。书中最后篇章写下《鸡足山志》的故事，更多地是想要表达山乡政治也积极仿效帝国的正统文类，以更极端的书写策略来表达作为「他者」的历史意志，写下的是古印度的历史。背后对资源的竞逐，不言而喻。文字书写在这样的边境社会，也格外地显露出其辩证性。的确如此，书写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在于重新检视自己使用史料的习惯，或是对文字记录的依赖。走一趟田野后，来自现场的直觉必将回过头来改变我们解读史料的方式。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解构书写者的权力与正统历史，倒不如说是重建边境社会与人群的历史，并因此获得观看历史的另一种眼光。
绪论（节录）
边境社会（border society）是一个被集体建构出来的概念。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建立一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透过朝贡与土司羁縻的方式来维持其与边缘四夷的政治秩序。华夏中心的视角形塑一套「典范历史」的框架，使边境人群随着华夏边缘的漂移而不断地被典范历史所重新定义。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此二元论述背后的历史现场，将会发现帝国边缘曾经出现多元且规模不一之政治体系，在云南地区便出现大理、罗甸、麓川与八百媳妇等等，它们在天下仪礼与正统书写架构下被以淡漠的方式一笔带过。如何在习以为常的历史语境，重新建构立基于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历史，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大理曾是南诏大理国之首府，虽历元朝治理，其政体在西南地区仍保有相当之政治威望。自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进入大理以来，一系列治理政策逐一展开：先是大量封赐土官，后来复有一波波汉人卫所移驻计划。征服者的官员视大理政治精英为沟通帝国与西南夷的中间人群，将之编整到一套以帝国为中心的政治体系之中。他们先被称为僰人，后被更正为白人。这批白人政治精英，先后前往南京和北京，返乡后，在帝国政治架构上发展出一套新的身分与社会网络；与此同时，许多非白人土酋也被封赐在大理四周山乡腹地。这些从大理到北京，自山乡丛岭浮现出历史舞台的世族、僧人、土酋、流动人群与新兴势力，为本书揭露了一幅生动历史的序幕。直到明中叶，许多白人持续地在各地移徙，滇藏蜀边境以丽江木氏为中心的么些人群势力也逐渐崛起，将我们的视野从大理带到北方金沙江沿岸。此地缘社会扩张的过程，不仅是帝国边界往北漂移，也是不同人群竞争、结盟与相互协商出来的一段历史。
本书便试图以西南人群为主体，来讨论他们在明朝征服后成为政治意义上的边境社会时，人群流动、重组以及为争取身分合法性而致力于重建历史的过程。值得提出来的问题是：多元的政治体系如何适应明朝的政治？人群如何区辨彼此，界线如何维持？白人和么些政治之消长，是帝国削弱地方的后果，抑或是土官社会的扩大？无疑地，身为「华夷」中介者的白人尤其关键，他们或而积极参与官僚体制，成为高度文人化的群体，或而担任土官，二者身分各不相同，但在中央王朝与西南人群间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也因此成为本书研究的主体。假如说，本书以白人为研究对象，那么我更强调的是其为主体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流动与身分选择，以及因而延展出来与邻近人群的社会关系。书中尤其集中于讨论他们如何透过联姻将治理与书写技术传播到邻近人群，并形塑一套整合社会的仪式体系与历史话语权。这涉及我们应如何把「族群」放回历史动态的过程来讨论，并且从历史中的行动者来重新加以思考。
一、作为中心的边境社会
边境社会是相对于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为重新认识其整体之生存条件，我们必须重新检视其区域地理与历史之脉络。首先，简单介绍西南地理与历史的基本架构：云南分为东西二个部分，以大理、剑川到元江河谷为界，分为迤东与迤西。迤东为崎岖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了三江纵谷区、群山以及平缓河谷地带。其西北方是番夷居处的广大山区，紧邻青康藏高原与西藏为界，北方与四川接壤，极西则有三江与缅甸为邻，形成一个南北高山纵谷的地理结构。其东南有南盘江与元江，是为西江与红河上游，通往东南沿海地区，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故有滇西北多氐羌，滇东南多濮越文化之说。在这条通道上，白人和么些人组织的政治体系尤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纪间，南诏大理国以大理为中心，其势力向北扩及四川南方，向南延伸到东南亚北部一带。由于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缓之区，古称为赕（即坝子），由赕与赕之间形成相互交织的政治与社会网络，使得大理统治阶层在云贵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现分散型的贵族统领格局。再者，书中以山乡统称连结赕与赕之间的山区社会，想要以此突显山乡与坝子在环境与政治生态互依互倚，乃至明朝治理下山乡疆域（mountain frontier）之愈来愈重要的情形。
在历史中，大理代表着西南王权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国，透过佛教政治体系成为维系四周人群与部酋政治联盟的纽带。同时，北方另一股人群，称为么些，长期游走于大渡河以南一带，是散居于大理与吐蕃间的中间人群。十三世纪中叶，么些酋长助忽必烈蒙古大军南下征服大理，被封为世袭丽江路宣抚使，成为滇川间愈来愈重要的势力。是以，白人为中心的大理金齿宣慰司与么些为中心的丽江宣抚司成为迤西二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于是，我们大致看到此二人群各别建立其政治体系：大理维持六百年左右的佛教王权，直到十四世纪明军进入云南，其贵族势力仍然是组织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构；而北方么些人群则在十四世纪崛起，丽江府木氏成为滇藏蜀间愈来愈重要的政治势力。
自十五世纪以来，移居云南的汉人逐渐增加，其中包括制度性移民如汉人卫所，还有许多商人以及数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总数很难有效评估。据研究指出，万历年间，汉人卫所登记之壮丁便有二十三万人，方国瑜先生认为此应是二十三万「户」，这些数目尚还不包括商人、流寓与寄籍者。再者，十八世纪时之移民人口呈现戏剧性的增加，十九世纪到达高峰。这些增加的人口对地方社会带来许多变数，如间接推动区域土着人口的移徙与流动。再者，战争、军队征调、矿产开採与盐销制度等等影响地方社会人群结构的制度性条件，也使得人群在坝区或山乡更频繁地交通往来，产生更多的合作与冲突。
人口流动与移徙背后的趋力更值得我们加以留意。施坚雅（W. Skinner）将中国西南划入中华帝国九个区域的其中之一，无疑地，它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体系：滇缅藏边境的三条河川呈现南北流向，由东南亚港口出海，来自于海洋愈来愈重要的贸易也使得此「区域」（region）的概念不应只停留在「云南」或「中国西南」，而是随着一波一波的人群与资源的流动、交换与贸易将其扩展到更大的区域范畴。十四末至十七世纪末的三百年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外缘条件的变化，我们很难忽略白银贸易在港口为中心的海洋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股力量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其一是港口的力量，当太平洋的白银在沿海扮演愈来愈重的角色时，原来以内陆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交换网络，逐渐被港口为中心的市场腹地关系所牵制。东南亚史的研究者Victor Lieberman在其鉅着Strange Parallels论及十六世纪以来的沿海港口贸易，造成东南亚内陆邦酋政治与港口新兴政治体间的二元拉锯战。李塔娜（Li Tana）指出在安南南方崛起的阮氏集团，也随着不同人群、移民与商业贸易，产生一股新兴的政治文化。再者，十六世纪末以来，西南流通货币由贝币转向使用白银，这种来自于印度洋流通千年的海贝，在白银的竞争下，长期走贬，直到十七世纪末，白银终于成为西南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货币。这也说明海洋贸易在经济层面不断地改变了内陆政治的局势。
亚洲内陆政权也同时面对另一股政治性的变化：明永乐帝在北方夺取皇位后，积极在帝国边区扩展并部署隶属于皇帝个人的侦伺体系，虽非正式之官僚机构，但其延伸势力以及所造成的效果几可与之匹敌！他为拉拢边境势力，大力延请藏传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赐头衔以及僧官职衔，此举并非单纯地出自于皇帝个人宗教上的兴趣，更多地是为了巩固帝国边境之政治联盟。藏汉边境之政教势力如何在明朝宫廷支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是亚洲内陆极为重要的历史议题。这种结盟间接鼓励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势力往青海、四川以及云南北部逐渐扩张。西藏历史研究者Geoffrey Samuel便指出亚洲内陆存在着以拉萨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模式。近年来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扩大其研究范围与视角，指出满清帝国在中国内部以儒家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然在与帝国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联盟以及西藏政权之间仍然採取古老的佛教仪式强化政治结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multiethnic Buddhist state）。亚洲内陆的佛教政教关系，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它们在长程贸易时整合周边人群与资源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前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帝国边境外缘贸易使得金、银与盐井等资源愈来愈显重要，而强化对盛产矿产云南地区的治理便显得愈来愈具迫切性，于是丽江木氏土官势力因此逐步扩大，成为后来整合各地方资源的政治力量。再者，明宫廷对採买孟密宝石保持高度的兴趣，致使西南边区产生一股热络的「宝石热」（gem fever），造成大批流动人口参与云南採银矿的活动。云南之白银被运到南方跨境的孟密一带进行採买与交易活动，又促使其邦酋整合成为一个足以应付其贸易规模之政治体；孟密邻邦如八百大甸，也在明朝朝贡贸易过程中重新整合内部之部酋政体。活络的经济活动不断刺激部酋之间的相互整合。
来自海洋与内陆二股不同性质的贸易与朝贡风潮，是人群不断地在山谷间缓缓流动的趋力。不论是来自外地的官员、商人、为寻求生存的採矿者或是亡命之徒，中央王朝对土官与流官的行政划分无法阻止这些造成人口流动的趋力在有形与无形的界线上游移。人群流动的规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区的空间向度上所经营的网络，已超出正统史册与文字所能记录的范围。我们必须将地方社会之时空脉络放在上述宏观的地理与历史发展，才得以更清晰地釐清看起来小规模的族群形成背后之重大意义。
由于帝国边缘历史与人群之复杂性，若未对空间范畴与研究架构加以界定的话，可能都冒着捉襟见肘或是顾此失彼之风险。也因为如此，为使研究议题可以获得更具体的讨论，本书主要集中于澜沧江、金沙江与红河之上游地区来作为研究场域。人口流动与族群形成息息相关，这看起来是相当弔诡的现象，但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文化相遇（encounter）正好提供区辨异己此分类概念的蕴床。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大理非常适合放在二种不同文化交滙处来加以讨论。如果从南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来看，大理无异是极其边陲的；从印度或南方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大理也是边陲；又，从吐蕃的角度来看，大理则是其东南之边陲。作为亚洲诸文明之边缘，大理及四周人群社会在吸收周边文化与诸大政治体系之间的交涉与协商过程，其角色却相当核心。
图书试读
洪武十五年（1382）是大理社会开始面对改变的一年。三月，总兵官傅友德（1327-1394）与蓝玉带领军队攻进大理，设置大理府。第二年，设大理卫。在行政与军事部署下，大理社会第一次面对外来政权的直接统治。
蒙古政权曾经治理过大理。十三世纪中期，蒙古自金沙江南下征大理，大理国败，忽必烈仍以其国王段氏继续主导西南政局，担任大理路总管元帅府元帅，并担任大理金齿宣慰使司，统领八府，包括大理、善阐、威楚、统矢、会川、建昌、腾越、谋统等州城，各处万户千户管民之官，听其节制。当时大理金齿宣慰司以北设有丽江路宣抚司，由么些土酋麦宗为长；东南有威楚开南路宣抚司，以大理贵族高氏主政，整个滇西政治架构，仍然维持着以大理贵族世袭为中心并扩及邻近诸部酋统领之格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军自滇东进入云南，隔年，一路抵达大理。
一、洪武十五年
（一）元末明初之政治格局
明朝统治云南并不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上建立起来的。元末以来，滇东与滇西二边形同敌国，相互拮抗。至正年间，四川红巾军南下滇东，危及昆明。滇东的梁王曾向大理总管段功（1344-1367）借兵平乱，并将女儿阿盖嫁给段功来缓和紧张关系。段功娶妻后，久居昆明，梁王猜忌其欲夺谋昆明，暗杀段功，使得东西二方陷入水火不容之局势。由此可知元末云南东西二方泾渭分明之局面。
这种滇东、滇西二方的政治格局，也可以从明初採取分别招谕的方式可知。朱元璋在天下局势底定后，于洪武五年、七年先后招谕梁王与大理总管段氏，在招谕梁王的文字中写道：
盖云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汉通中国，称臣朝贡，至唐宋皆受王封，其来久矣……迩来元祚倾覆已尽，尔尚力据其地不还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虽可斯，天不可欺。
明太祖为表师出有名，在招谕文指其出兵云南是为消除残元势力，要求梁王退还所据之大理土地。同一年，明太祖给大理的招谕文也明白地写着：「朕会臣僚议，依唐宋所封，以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谕。」他希望联合大理段氏来挟制梁王，并延用唐宋故事与大理国维持边境的政治关系。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就极具吸引力，它立刻勾起了我对明朝边疆政策以及西南地区复杂历史的好奇心。我一直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边缘”地带的文化和民族互动很感兴趣，而西南地区，尤其是明朝时期，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本书的标题暗示了明朝中央政权与西南地区原住民文化之间的张力，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常常孕育出独特而深刻的历史叙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描绘明朝官方的统治策略，比如屯田、土司制度、卫所设置等等，这些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对当地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甚至族群身份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我也非常期待了解在帝国强大影响力之下，西南各民族是如何保持其文化独特性，又是如何与汉族文化进行融合、抗争或妥协的。历史的有趣之处往往在于细节，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个土司家族的兴衰，某个地区的反抗运动，抑或是不同族群间具体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这些微观的叙事，往往能折射出宏大的历史趋势，让读者对那个遥远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有更真切的感受。总而言之，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广阔而深邃的叙事空间，我迫不及待地想在书中探索明朝帝国与西南边疆之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评分《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忽视的群体，以及他们与强大帝国之间的复杂互动。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文化多元的区域，其历史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明朝作为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王朝，其对西南地区的影响，既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碰撞、融合与抗争。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人群”这一概念的解读。它不仅仅是指某一族群，而是可能涵盖了土司、汉族移民、佛教僧侣、甚至是一些活跃在边贸中的商人。这些不同群体，在明朝的统治框架下，是如何安身立命，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的？他们与明朝官方的互动模式是怎样的？是顺从、合作，还是暗中抵制？这本书如果能够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或群体，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展现那个时代的图景，那么将极大地增强历史的鲜活性和可读性。我希望看到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政策描述，而是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肌理之中，展现普通人在帝国扩张与治理背景下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自觉。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它精准地概括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朝边疆政策和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兴趣。我一直认为，真正理解一个王朝的运作，不能仅仅关注其政治、经济的中心，而更应该深入到那些处于帝国边缘、文化各异的地区。西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构成，在明朝的统治下，必然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阐述明朝统治者是如何认识和管理这片“边疆”的。书中是否会探讨明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和后来的“改土归流”，这些政策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哪些异同？它们对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以及族群关系产生了怎样的长远影响？我更关注的是，在明朝的官方叙事之外，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是如何看待和回应帝国统治的？他们是如何在维护自身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与外部力量进行互动和博弈的？这本书的标题暗示了作者将深入挖掘这些微观的个体与群体经验，这让我对书中可能呈现的生动而深刻的历史叙事充满期待。
评分《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本书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张力，让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庞大帝国的真正实力和局限性，往往要从其统治的边疆地带入手。明朝，作为一个汉族王朝，其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数的课题。书名中的“边疆”二字，让我联想到那些地理环境险峻、民族文化独特、与中原腹地存在差异的地区；而“帝国”二字，则代表着中央集权、制度规范和官方意志。这“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本书的核心魅力所在。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明朝是如何将自己的统治延伸到这些复杂而多样的西南地区，无论是通过军事力量、经济手段，还是通过文化和制度的渗透。同时，我也关注在帝国强大的影响下，西南的各个人群是如何生存、发展、以及如何与这种外来力量互动、协商、甚至抗争的。历史不应该是一面之词，我渴望看到书中能够呈现出西南人群的视角，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在明朝这个庞大帝国框架下的独特体验。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非常精确地抓住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大一统帝国与边疆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其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无疑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绝佳切入点。我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到兴趣，是因为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帝国，不仅要看其核心区域的发展，更要看其如何对待和治理边疆。边疆地区往往是帝国力量的延伸，也是帝国政策试金石。在明朝时期，西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地理环境艰险，这都使得明朝的统治面临着独特的挑战。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明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各项政策，比如军事屯驻、经济开发、文化同化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族群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也希望能看到书中对西南各民族自身的反抗、适应以及文化的演进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历史不应只是单方面的叙事，而应该是多方对话的呈现。这本书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展现出帝国与边疆之间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那将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学术著作。
评分读到《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立刻勾勒出一幅壮丽而复杂的历史图景。我一直对明朝的历史情有独钟，尤其对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边疆地区的统治治理非常感兴趣。西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多元、民族交织的典型区域，而明朝时期，这里与中原腹地之间的关系，更是充满了曲折与张力。这本书的书名，恰恰点明了这种“边疆”与“帝国”之间既联系又疏离，既融合又对抗的辩证关系。我非常好奇，明朝中央政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西南地区问题的？是将其视为一个需要被纳入统一王朝版图的“内边疆”，还是一个需要通过特殊政策加以笼络和管理的“外边疆”？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明朝所推行的“羁縻政策”，以及后来实施的“改土归流”等措施，并探讨这些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够跳出仅仅从朝廷视角出发的叙述，而是能够深入到西南地区各个人群的生活之中，去感受他们在帝国统治下的生活状态、文化适应以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评分《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个书名，立刻让我对明朝这个时代的西南边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王朝的统治，必须深入到其统治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往往最能折射出中央统治的实际效力、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明朝，作为一个曾经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巨大压力，同时也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强大统治的帝国，其边疆治理策略尤其值得探究。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揭示明朝是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地形复杂、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的。是通过军事征服？还是通过经济渗透？抑或是通过文化教化？书中会否详细介绍明朝在西南地区设立的卫所、推行的屯田政策，以及影响深远的“改土归流”？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又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族群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在明朝强大的统治之下，西南的各民族是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不得不与帝国力量进行博弈和适应的。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叙事，往往充满了韧性与智慧。
评分《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本书名，直接点燃了我对明朝统治下西南地区历史的探究热情。我一直认为，历史的魅力在于其复杂性和多面性，而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往往是解读一个帝国最生动、也最具挑战性的窗口。明朝，作为一个在疆域管理上有着独特经验的王朝，其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我迫切想知道，书中将如何描绘明朝中央政府与西南地区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间的互动。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还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权力协商、文化交流甚至融合？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明朝在西南地区实施的各种治理策略，比如军事屯驻、经济开发，以及不同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当地社会结构、族群关系的影响？我特别期待的是，作者能够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为我展现那些生活在帝国阴影下或阳光下的西南人群的真实面貌。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的文化认同，以及他们在帝国统治下的挣扎与适应，这些都是我希望在书中找到的答案。
评分阅读《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这本书，我最期待的是作者对明朝统治者心态和策略的深度剖析。中国古代的帝国，无论是秦汉还是唐宋，在面对广阔的边疆，尤其是那些文化、地理差异显著的地区时，往往会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挑战。明朝，作为一个在汉族王朝中，其疆域扩张和对边疆管理的策略都颇具特色的朝代，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我很好奇，明朝的统治者是如何认识和定位西南地区的？是将其视为需要同化、征服的蛮荒之地，还是认识到其战略价值和潜在的资源？书中会否探讨那些著名的“羁縻政策”和“改土归流”等措施背后的具体考量？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是基于怎样的历史经验、地理认知，甚至是某些哲学思想？我很想看到作者是如何通过对史料的解读，来还原明朝统治者决策层的思维过程。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是受到儒家“大一统”思想的驱使？同时，我也关注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层层加码、变形走样的情况，以及中央朝廷的意图与地方执行者的实际操作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鸿沟。这本书如果能揭示明朝帝国的“边疆意识”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以及这种意识如何影响了其对西南地区的具体治理方针，那将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阅读体验。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让我对即将展开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因为它精准地指向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历史宏大叙事下，那些被边缘化但又至关重要的区域和人群的关注。明朝，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达到高度发达的帝国，其对西南地区——一个民族构成复杂、地理环境多样、文化差异显著的区域——的统治，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课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明朝是如何处理这种“边疆”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是采取强硬的同化政策，还是更具弹性的羁縻策略？书中对明朝官方在西南地区实施的各种具体政策，如屯田、卫所、赋税、以及后来的“改土归流”等，会有怎样的细致描绘和深入分析？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够跳出单纯的官方视角，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的“人群”。他们是土司、是部落首领、是普通农民，还是边贸中的商人？他们在帝国的压力和影响下，是如何生存、如何适应、如何发展，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认同的？这本书如果能为我展现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个体和群体的真实面貌，将是一次极具价值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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