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大学杂志》命名缘由，引述四书《大学》开宗明义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称本刊的命名，即源于此。所以《大学杂志》并不是一本全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读物，更不是某一大学的校刊。它是为了每一位爱好新知、关心现实的朋友创办的。
《大学杂志》曾宣示的努力的方向有三，在立言方面，将以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为准绳，对当前国是问题提出严肃的诤言。在处理稿件方面，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只要是出自善意，都乐于刊用。尤其是对《大学杂志》社论提出批评的，更是欢迎。在内容方面，除继续加强政论时评外，将努力充实有关知识性、思想性和文艺性的文章。
作为知识份子的我们，是有理由感到骄傲与光荣的，因为历来的知识份子具有言论报国的一种良好传统。胡适之先生曾经引述九百多年前宋朝范仲淹在其〈灵乌赋〉里的争自由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明历来知识份子认为谏诤是一种天生的责任，是一种极好的传统。范仲淹写这篇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所以这比美国开国前期亨利柏德烈（Patrick Henry）在1775年所说的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还要早740年。但我们争自由的成绩如何？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份子究竟尽了多少责任？陶百川先生曾疾唿知识份子应该善尽各人的职责，背起各人的十字架，成为光，做黑暗中的明灯，以言论昭亮人目和人心，昭明政治和社会。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生平的滥调。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行开明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以期达成更完美社会的理想目标。身为知识份子，我们更应该继承良好传统，善尽职责，借善意的批评和理性的建议，来协助政府，策励政府，我们深信，以言论参与国是，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份子的一项无可让渡的权利，更是一项无可逃避的责任。
本书特色
我们这一代知识份子的责任
──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成为光，做黑暗中的明灯，
以言论昭亮人目和人心，昭明政治和社会。
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曾以「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两句话勉励青年学子，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而言，其依然是不移的真理。已故的台大校长傅孟真先生也一再以「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训勉台大学生，要求他们做到「知识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养成立信的人格与爱国的情操。竭智尽忠，发扬优秀的文化内涵，建立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国家。
《大学杂志》的宗旨：以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为信念。始终坚持立场，善尽言责，对国是问题曾经提过许多大胆而严正的诤言，一本初衷，以知识份子的身分，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大学杂志》不是政治团体，而是表达社会公正舆论的公器，绝不容许成为任何私人的工具。
《大学杂志》曾宣示的努力的方向有三，在立言方面，将以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为准绳，对当前国是问题提出严肃的诤言。在处理稿件方面，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只要是出自善意，都乐于刊用。尤其是对《大学杂志》社论提出批评的，更是欢迎。在内容方面，除继续加强政论时评外，将努力充实有关知识性、思想性和文艺性的文章。
作为知识份子的我们，是有理由感到骄傲与光荣的，因为历来的知识份子具有言论报国的一种良好传统。胡适之先生曾经引述九百多年前宋朝范仲淹在其〈灵乌赋〉里的争自由的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明历来知识份子认为谏诤是一种天生的责任，是一种极好的传统。范仲淹写这篇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所以这比美国开国前期亨利柏德烈（Patrick Henry）在1775年所说的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还要早740年。但我们争自由的成绩如何？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份子究竟尽了多少责任？陶百川先生曾疾唿知识份子应该善尽各人的职责，背起各人的十字架，成为光，做黑暗中的明灯，以言论昭亮人目和人心，昭明政治和社会。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生平的滥调。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行开明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以期达成更完美社会的理想目标。身为知识份子，我们更应该继承良好传统，善尽职责，借善意的批评和理性的建议，来协助政府，策励政府，我们深信，以言论参与国是，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份子的一项无可让渡的权利，更是一项无可逃避的责任。
本书特色
我们这一代知识份子的责任
──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成为光，做黑暗中的明灯，
以言论昭亮人目和人心，昭明政治和社会。
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曾以「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两句话勉励青年学子，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而言，其依然是不移的真理。已故的台大校长傅孟真先生也一再以「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训勉台大学生，要求他们做到「知识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养成立信的人格与爱国的情操。竭智尽忠，发扬优秀的文化内涵，建立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国家。
《大学杂志》的宗旨：以建立现代化民主国家为信念。始终坚持立场，善尽言责，对国是问题曾经提过许多大胆而严正的诤言，一本初衷，以知识份子的身分，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大学杂志》不是政治团体，而是表达社会公正舆论的公器，绝不容许成为任何私人的工具。
探寻历史的深邃回响：另类图书简介（字数约1500字） 书名：《光影流转中的时代脉搏：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镜像与社会思潮掠影》 简介： 本书并非对特定期刊二十年历程的编年史，亦非对单一文化现象的深度剖析。它是一部宏大的、跨越时间与地域界限的文化景观速写集，聚焦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968年至1987年这一关键历史断代中，全球范围内涌动的思潮、浮现的艺术形式，以及潜藏在日常经验之下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试图在不触及任何特定出版物内部细节的前提下，勾勒出那个时代精神的轮廓。 第一部分：剧变的起点与全球的共振（1968-1973） 该部分着眼于1968年——这个被赋予了爆炸性意义的年份。我们不讨论特定刊物的编辑方针，而是探讨这场风暴在全球知识界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对权威的集体祛魅：从街头到学术殿堂 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反叛的合法性”。从巴黎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和平抗议浪潮，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质疑既有的权力结构、教育体制乃至语言本身的确定性。本书将分析后结构主义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的早期思想）如何悄然渗入各个学科领域，挑战了理性主义的中心地位。这种质疑精神如何转化为对传统媒介、精英文化的反思，是本章探讨的重点。 二、乌托邦的黄昏与现实的重建 在理想主义的激情退却之后，人们开始转向更为内省和个人化的探索。摇滚乐的“概念专辑化”现象，电影中“新浪潮”对叙事惯性的颠覆，以及生态意识的萌芽，都标志着一种从宏大叙事向微观经验的转移。我们研究的是这种转移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在政治理想受挫后，文化生产如何承载起对“真实生活”的追寻。 三、技术的先声与未来的焦虑 电子计算机和早期互联网概念的出现，在那个年代引发了复杂的矛盾情绪：一方面是对技术解放生产力的乐观期待；另一方面是对“赛博格化”社会、信息控制的深切忧虑。本书将梳理当时科学前沿的讨论如何被文化界采纳，成为反思人与机械关系的母题。 第二部分：迷惘中的转向与身份的重塑（1974-1980） 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和政治格局的调整，文化焦点从激进的外部抗议转向了复杂的内部身份政治。 一、女性主义的深化与“身体的政治学” 随着早期政治主张的理论化，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深入探讨日常生活、身体自主权和语言的性别建构问题。本书将考察在这一时期，非主流文学、艺术展览中对“他者”经验的关注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批判武器，挑战了由男性主导的知识体系。我们关注的是“女性声音”如何艰难地从边缘走向对话场域。 二、后现代的喧嚣与文化的拼贴 在经济增长放缓和意识形态真空期，文化开始拥抱拼贴、戏仿与挪用。这种“去语境化”的美学策略，是对过去二十年所有“宏伟叙事”的最后一次彻底的嘲弄。我们将分析波普艺术的影响如何延伸至平面设计、音乐录影带（MTV时代的前夜），以及文化产品如何开始以符号自身而非其背后的意义来吸引受众。 三、冷战阴影下的民族记忆与怀旧情绪 在东西方阵营相对固化后，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叙事。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在艺术作品中显现，这既是对当前困境的一种逃避，也是对民族身份进行重新校准的尝试。这种怀旧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被现代性污染的重访。 第三部分：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与媒介的统治力（1981-1987） 这一阶段的文化环境以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为背景，社会焦点迅速转向了经济效率、消费主义和媒介的普及化。 一、资本的胜利与精英教育的回潮 随着特定政治力量的上台，对“精英标准”和“学术卓越”的强调再次成为主流。我们观察到，在许多知识领域，对激进实验的反思和对古典范式的回归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本书旨在探讨，在资本力量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人文科学如何在其内部寻求独立的话语空间，抵抗被工具化或边缘化的风险。 二、全球化的加速与文化冲击 跨国资本流动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文化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复杂的相互渗透。日本文化对西方的冲击、第三世界文学的觉醒，都表明了文化地理的重新分配。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熔炉中，本土性是如何被定义、被挑战和被重新建构的。 三、符号的异化与“景观社会”的巩固 媒介，尤其是新兴的电视和广告业，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构建了公众的感知现实。人们不再直接体验生活，而是通过屏幕上的“影像”来间接参与。本书将探讨这种“景观”对个体能动性的侵蚀，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试图穿透这些精心构建的表象，去捕捉被掩盖的社会真相。 结论：未竟的对话 本书以1987年为时间节点戛然而止，并非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终结，而是因为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数字化、全球化完全主导的时代。通过对这一关键二十年的广泛考察，我们得以理解，当代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并非凭空产生，它们是这一时期所有激进尝试、深刻反思与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切片，更是理解当下所有文化张力的重要参照系。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编者的话
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
陈达弘 《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导言
台湾社会中的历史意识
陈鼓应 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序
01还有梦想吗？不要轻言放弃！
邓维桢 《大学杂志》创办人
02《大学杂志》独领风骚两三年
黄荣村 教育部前部长／台大心理学系名誉教授
03没有私心，基于理念及责任感
何步正 《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04社会代议崛起的先驱
赵永茂 台湾大学前副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
05旧语言与新篇章: 狂飙年代下的《大学杂志》
夏春祥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专任教授
06出色的知识份子的角色
林景渊 历史学者／国立中兴大学退休教授
07宝岛往事并不如烟
邱立本 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08大学是社会的良心
洪三雄 前台大学生社团主席／现任国票综合证券公司董事长
09历史需要保存，历史更需要解读与认识
刘吉轩 政治大学图书馆前馆长
《大学杂志》全辑（1968-1987）
创刊号（民国５７年１月）
第２期（民国５７年２月）
第３期（民国５７年３月）
第４期（民国５７年４月）
第５期（民国５７年５月）
第６期（民国５７年６月）
第７期（民国５７年７月）
第８期（民国５７年８月）
第９期（民国５７年９月）
第１０期（民国５７年１０月）
第１１期（民国５７年１１月）
第１２期（民国５７年１２月）
第１３期（民国５８年１月）
第１４期（民国５８年２月）
第１５期（民国５８年３月）
第１６期（民国５８年４月）
第１７期（民国５８年５月）
第１８期（民国５８年６月）
第１９期（停刊）
第２０期（民国５８年８月）
第２１期（民国５８年９月）
第２２期（民国５８年１０月）
第２３期（民国５８年１１月）
第２４期（民国５８年１２月）
第２５期（民国５９年１月）
第２６期（民国５９年２月）
第２７期（民国５９年３月）
第２８期（民国５９年４月）
第２９期（民国５９年５月）
第３０期（民国５９年６月）
第３１期（民国５９年７月）
第３２期（民国５９年８月）
第３３期（民国５９年９月）
第３４期（民国５９年１０月）
第３５期（民国５９年１１月）
第３６期（民国５９年１２月）
第３７期（民国６０年１月）
第３８期（民国６０年２月）
第３９期（民国６０年３月）
第４０期（民国６０年４月）
第４１期（民国６０年５月）
第４２期（民国６０年６月）
第４３期（民国６０年７月）
第４４期（民国６０年８月）
第４５期（民国６０年９月）
第４６期（民国６０年１０月）
第４７期（民国６０年１１月）
第４８期（民国６０年１２月）
第４９期（民国６１年１月）
第５０期（民国６１年２月）
第５１、５２期（民国６１年４月）
第５３期（民国６１年５月）
第５４期（民国６１年６月）
第５５期（民国６１年７月）
第５６期（民国６１年８月）
第５７期（民国６１年９月）
第５８期（民国６１年１０月）
第５９期（民国６１年１１月）
第６０期（民国６１年１２月）
第６１期（民国６２年１月）
第６２期（民国６２年２月）
第６３期（民国６２年４月）
第６４期（民国６２年５月）
第６５期（民国６２年６月）
第６６期（民国６２年７月）
第６７期（民国６２年８月）
第６８期（民国６２年９月）
第６９期（民国６２年１０月）
第７０期（民国６２年１２月）
第７１期（民国６３年３月）
第７２期（民国６３年４月）
第７３期（民国６３年５月）
第７４期（民国６３年６月）
第７５期（民国６３年７月）
第７６期（民国６３年８月）
第７７期（民国６３年９月）
第７８期（民国６３年１０月）
第７９期（民国６３年１１月）
第８０期（民国６３年１２月）
第８１期（民国６４年１月）
第８２期（民国６４年２月）
第８３期（民国６４年３月）
第８４期（民国６４年４月）
第８５期（民国６４年５月）
第８６期（民国６４年６月）
第８７期（民国６４年７月）
第８８期（民国６４年８月）
第８９期（民国６４年９月）
第９０期（民国６４年１０月）
第９１期（民国６４年１１月）
第９２期（民国６４年１２月）
第９３期（民国６５年１月）
第９４期（民国６５年２月）
第９５期（民国６５年３月）
第９６期（民国６５年５月）
第９７期（民国６５年６月）
第９８期（民国６５年６月３０日）
第９９期（民国６５年８月）
第１００期（民国６５年９月）
第１０１期（民国６５年１０月）
第１０２期（民国６５年１１月）
第１０３期（民国６５年１２月）
第１０４期（民国６６年２月）
第１０５期（民国６６年３月）
第１０６期（民国６６年４月）
第１０７期（民国６６年５月）
第１０８期（民国６６年６月）
第１０９期（民国６６年７月）
第１１０期（民国６６年９月）
第１１１期（民国６６年１０月）
第１１２期（民国６７年２月）
第１１３期（民国６７年２月）
第１１４期（民国６７年４月）
第１１５期（民国６７年５月）
第１１６期（民国６７年７月）
第１１７期（民国６７年９月１日）
第１１８期（民国６７年９月３０日）
第１１９期（民国６７年１１月）
第１２０期（民国６７年１２月）
第１２１期（民国６８年１月）
第１２２期（民国６８年２月）
第１２３期（民国６８年３月）
第１２４期（民国６８年４月）
第１２５期（民国６８年６月）
第１２６期（民国６８年８月）
第１２７期（民国６８年９月）
第１２８期（民国６８年１０月）
第１２９期（民国６８年１１月）
第１３０期（民国６８年１２月）
第１３１期（民国６９年１月）
第１３２期（民国６９年２月）
第１３３期（民国６９年３月）
第１３４期（民国６９年４月）
第１３５期（民国６９年５月）
第１３６期（民国６９年６月）
第１３７期（民国６９年７月）
第１３８期（民国６９年８月）
第１３９期（民国６９年９月）
第１４０期（民国６９年１１月）
第１４１期（民国６９年１２月）
第１４２期（民国７０年１月）
第１４３期（民国７０年２月）
第１４４期（民国７０年３月）
第１４５期（民国７０年４月）
第１４６期（民国７０年５月）
第１４７期（民国７０年６月）
第１４８期（民国７０年７月）
第１４９期（民国７０年８月）
第１５０期（民国７０年９月）
第１５１期（民国７０年１０月）
第１５２期（民国７０年１１月）
第１５３期（民国７０年１２月）
第１５４期（民国７１年１月）
第１５５期（民国７１年４月）
第１５６期（民国７１年５月）
第１５７期（民国７１年６月）
第１５８期（民国７１年７月）
第１５９期（民国７１年８月）
第１６０期（民国７１年９月）
第１６１期（民国７１年１０月）
第１６２期（民国７１年１１月）
第１６３期（民国７１年１２月）
第１６４期（民国７２年１月）
第１６５期（民国７２年２月）
第１６６期（民国７２年４月）
第１６７期（民国７２年６月）
第１６８期（民国７２年７月）
第１６９期（民国７２年９月）
第１７０期（民国７２年１０月）
第１７１期（民国７２年１１月）
第１７２期（民国７３年１月）
第１７３期（民国７３年２月）
第１７４期（民国７３年５月）
第１７５期（民国７３年９月）
第１７６期（民国７３年１０月）
第１７７期（民国７３年１１月）
第１７８期（民国７３年１２月）
第１７９期（民国７４年１月）
第１８０期（民国７４年２月）
第１８１期（民国７４年３月）
第１８２期（民国７４年５月）
第１８３期（民国７４年６月）
第１８４期（民国７４年７月）
第１８５期（民国７４年８月）
第１８６期（民国７４年９月）
第１８７期（民国７４年１０月）
第１８８期（民国７４年１２月）
第１８９期（民国７５年１月）
第１９０期（民国７５年２月）
第１９１期（民国７５年３月）
第１９２期（民国７５年４月）
第１９３期（民国７５年５月）
第１９４期（民国７５年６月）
第１９５期（民国７５年７月）
第１９６期（民国７５年８月）
第１９７期（民国７５年９月）
第１９８期（民国７５年１０月）
第１９９期（缺）
第２００期（缺）
第２０１期（缺）
第２０２期（缺）
第２０３期（缺）
第２０４期（缺）
第２０５期（民国７６年５月）
第２０６期（民国７６年６月）
第２０７期（缺）
第２０８期（民国７６年８月）
第２０９期（民国７６年９月）
后记
忆老杨，《大学杂志》前总编辑杨国枢
何步正 《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一枝健笔 一介书生
陈达弘 《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
陈达弘 《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导言
台湾社会中的历史意识
陈鼓应 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序
01还有梦想吗？不要轻言放弃！
邓维桢 《大学杂志》创办人
02《大学杂志》独领风骚两三年
黄荣村 教育部前部长／台大心理学系名誉教授
03没有私心，基于理念及责任感
何步正 《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04社会代议崛起的先驱
赵永茂 台湾大学前副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
05旧语言与新篇章: 狂飙年代下的《大学杂志》
夏春祥 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专任教授
06出色的知识份子的角色
林景渊 历史学者／国立中兴大学退休教授
07宝岛往事并不如烟
邱立本 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08大学是社会的良心
洪三雄 前台大学生社团主席／现任国票综合证券公司董事长
09历史需要保存，历史更需要解读与认识
刘吉轩 政治大学图书馆前馆长
《大学杂志》全辑（1968-1987）
创刊号（民国５７年１月）
第２期（民国５７年２月）
第３期（民国５７年３月）
第４期（民国５７年４月）
第５期（民国５７年５月）
第６期（民国５７年６月）
第７期（民国５７年７月）
第８期（民国５７年８月）
第９期（民国５７年９月）
第１０期（民国５７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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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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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１、５２期（民国６１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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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５期（民国６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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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９期（民国６４年９月）
第９０期（民国６４年１０月）
第９１期（民国６４年１１月）
第９２期（民国６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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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４期（民国６５年２月）
第９５期（民国６５年３月）
第９６期（民国６５年５月）
第９７期（民国６５年６月）
第９８期（民国６５年６月３０日）
第９９期（民国６５年８月）
第１００期（民国６５年９月）
第１０１期（民国６５年１０月）
第１０２期（民国６５年１１月）
第１０３期（民国６５年１２月）
第１０４期（民国６６年２月）
第１０５期（民国６６年３月）
第１０６期（民国６６年４月）
第１０７期（民国６６年５月）
第１０８期（民国６６年６月）
第１０９期（民国６６年７月）
第１１０期（民国６６年９月）
第１１１期（民国６６年１０月）
第１１２期（民国６７年２月）
第１１３期（民国６７年２月）
第１１４期（民国６７年４月）
第１１５期（民国６７年５月）
第１１６期（民国６７年７月）
第１１７期（民国６７年９月１日）
第１１８期（民国６７年９月３０日）
第１１９期（民国６７年１１月）
第１２０期（民国６７年１２月）
第１２１期（民国６８年１月）
第１２２期（民国６８年２月）
第１２３期（民国６８年３月）
第１２４期（民国６８年４月）
第１２５期（民国６８年６月）
第１２６期（民国６８年８月）
第１２７期（民国６８年９月）
第１２８期（民国６８年１０月）
第１２９期（民国６８年１１月）
第１３０期（民国６８年１２月）
第１３１期（民国６９年１月）
第１３２期（民国６９年２月）
第１３３期（民国６９年３月）
第１３４期（民国６９年４月）
第１３５期（民国６９年５月）
第１３６期（民国６９年６月）
第１３７期（民国６９年７月）
第１３８期（民国６９年８月）
第１３９期（民国６９年９月）
第１４０期（民国６９年１１月）
第１４１期（民国６９年１２月）
第１４２期（民国７０年１月）
第１４３期（民国７０年２月）
第１４４期（民国７０年３月）
第１４５期（民国７０年４月）
第１４６期（民国７０年５月）
第１４７期（民国７０年６月）
第１４８期（民国７０年７月）
第１４９期（民国７０年８月）
第１５０期（民国７０年９月）
第１５１期（民国７０年１０月）
第１５２期（民国７０年１１月）
第１５３期（民国７０年１２月）
第１５４期（民国７１年１月）
第１５５期（民国７１年４月）
第１５６期（民国７１年５月）
第１５７期（民国７１年６月）
第１５８期（民国７１年７月）
第１５９期（民国７１年８月）
第１６０期（民国７１年９月）
第１６１期（民国７１年１０月）
第１６２期（民国７１年１１月）
第１６３期（民国７１年１２月）
第１６４期（民国７２年１月）
第１６５期（民国７２年２月）
第１６６期（民国７２年４月）
第１６７期（民国７２年６月）
第１６８期（民国７２年７月）
第１６９期（民国７２年９月）
第１７０期（民国７２年１０月）
第１７１期（民国７２年１１月）
第１７２期（民国７３年１月）
第１７３期（民国７３年２月）
第１７４期（民国７３年５月）
第１７５期（民国７３年９月）
第１７６期（民国７３年１０月）
第１７７期（民国７３年１１月）
第１７８期（民国７３年１２月）
第１７９期（民国７４年１月）
第１８０期（民国７４年２月）
第１８１期（民国７４年３月）
第１８２期（民国７４年５月）
第１８３期（民国７４年６月）
第１８４期（民国７４年７月）
第１８５期（民国７４年８月）
第１８６期（民国７４年９月）
第１８７期（民国７４年１０月）
第１８８期（民国７４年１２月）
第１８９期（民国７５年１月）
第１９０期（民国７５年２月）
第１９１期（民国７５年３月）
第１９２期（民国７５年４月）
第１９３期（民国７５年５月）
第１９４期（民国７５年６月）
第１９５期（民国７５年７月）
第１９６期（民国７５年８月）
第１９７期（民国７５年９月）
第１９８期（民国７５年１０月）
第１９９期（缺）
第２００期（缺）
第２０１期（缺）
第２０２期（缺）
第２０３期（缺）
第２０４期（缺）
第２０５期（民国７６年５月）
第２０６期（民国７６年６月）
第２０７期（缺）
第２０８期（民国７６年８月）
第２０９期（民国７６年９月）
后记
忆老杨，《大学杂志》前总编辑杨国枢
何步正 《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一枝健笔 一介书生
陈达弘 《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图书序言
编者的话
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
陈达弘／《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在北大教书的陈鼓应兄返台，叙旧之余，谈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硕博士生，对研究《大学杂志》非常有兴趣，因为《大学杂志》在当年白色恐怖阴影下，坚持知识分子报国热忱，鼓吹台湾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掀起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对当前也处于改革转型热潮的中国大陆，极具参考价值。
鼓应兄为了鼓励这些硕博士生，极力为他们奔走，争取研究补助经费，为数虽然不多，盛情可感。
当年我和鼓应兄都曾积极参与《大学杂志》运作，一起见证过那段狂飙的年代，如今年纪渐长，热情不减。鼓应兄带来的讯息，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我开始思考，可以为有意研究《大学杂志》的学生，或有心以史为鑑、积极促进海崃两岸持续进步改革的人士，做些什么？
在此同时，政治大学图书馆和我洽谈将《大学杂志》数位化的计画。几经考虑，我提供七十年代的《大学杂志》，供政大将之数位化，方便典藏研究。计画完成时，政大图书馆特别举办一项数位史料与研究论坛，主题就是「知识分子与台湾民主化：《大学杂志》及其相关人物」。陈鼓应、南方朔、张俊宏、陈玲玉、洪三雄和我，都受邀出席。
政大对史料保存的重视，几位《大学杂志》当年的伙伴对那段改革岁月的回忆与肯定，让我起了一个动念，那就是：《大学杂志》是否应该重新出发？
《大学杂志》曾有辉煌的过去，在台湾政治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的推动者角色。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暂时停刊。三十多年过去了，台湾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勇敢站出来，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清醒的声音。太阳花学运呈现出来的新世代心声，值得深思，国是问题，更需要宏观视野，多元思考。我希望重新出发的《大学杂志》，能提供一个平台，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报国的发声管道，甚至两岸能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思想与意见，促进两岸共同改革与发展。
《大学杂志》停刊后，台湾不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国际与两岸情势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知识份子有的仍秉持道德良知，不畏权势，针砭时政，言所当言。但也有人向权位利益低头，或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忘了知识分子的坚持与使命感。国家社会在蓝绿恶斗中虚耗，青年失去报国热忱，也失去奋斗方向。
有鑑于此，重新检视《大学杂志》当年集结知识分子为国家尽心，为人民发声的历史，当有其意义。
《大学杂志》目前有成立复刊筹备委员会的想法，希望能够广纳各方意见，我们推出《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算是筹画复刊的第一步，由曾任《大学杂志》主编的钟祖豪兄与陈芊莉遍阅我个人收藏，以及国家图书馆、台大图书馆典藏的《大学杂志》合订本，从民国57年（1968年）元月创刊起，到民国76年（1987年）9月止，近20年共209期（缺199至204期，另缺207期，因改组而佚失），每期内容都摘要整理，约七万多字。这20年来杂志的人事变动、重大事件，也都有扼要介绍，对研究《大学杂志》的学子或相关人士，相信会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为了更方便研究与参考，特将这209期的杂志目录与所有作者，编成索引作为附录，也是保存重要史料的一部分。
复刊工作计画中，千头万绪，但我们仍有一颗年轻的心，愿和许许多多《大学杂志》当年的编者、作者、读者共同为复刊努力，更期盼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参与。新的时代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创意，请一起回应时代召唤，为台湾的未来奉献心力，再做一次历史见证。
走笔至此，让我不禁感念几位老友：
其一，邓维桢，创办人（只做事不挂名），草创初期，为理想，出钱出力，从不计名利。没有邓维桢，就没有《大学杂志》，也就没有《大学杂志》后续的发展。
其二，张俊宏，对台湾民主改革有其理想并深具卓见。我个人对他温文儒雅，言人所不敢言之道德、勇气，深为折服。我们给他一个雅号「政治医生」。前二年，他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志，在台大法学院举办「狂飙年代与知识份子」研讨会二天。场面盛大，很成功。
其三，何步正，台大经济系，香港侨生，草创初期担任总编辑，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他的一套，我的参与也是受其邀约。
其四，阮义忠、郭承丰、蓝荣贤及其他美编，对《大学杂志》的美编设计上，有参与及贡献者，一併致谢。
又不禁让我追思起两位:兼负《大学杂志》重责大任的陈少廷社长与杨国枢总编辑。
可以说，《大学杂志》因他们筑基，才有往后20年的璀璨历史。
最后，要特别感谢华品文创出版公司总经理王承惠有出版家的高度大器与知识见解，同意出版本书，也谢谢总编辑陈秋玲为编务的顺利而费心，更谢谢国家图书馆曾淑贤馆长，为佚失的缺期，动用各大学馆际合作，并促其同仁努力协寻，尽力补全本书的辛劳，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特藏管理组张惠真女士协助本书封面扫描事宜，在此一併致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更多读者及研究者。
导言
台湾社会中的历史意识
陈鼓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一、
《大学杂志》产生于台湾的一个特殊年代。
一九四九年国府退守台湾，同年五月宣布岛内进入戒严状态，随即颁布严苛的《惩治叛乱条例》。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横守台湾海崃，麦卡钖主义的白色恐怖散播到台湾，蒋氏政权获得CIA的技术支援，在岛内进行地毯式的大逮捕。自此以后，戒严时期延续三十八年之久，史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因刊物内批评时政的言论而遭逮捕、杂志也被查封。自此，言论界噤若寒蝉，整个六十年代笼罩于政治的高压阴霾中，时人称其为「哑巴的一代」。直至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局势的调整加上岛内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战后成长的青年乃结群而出，于一五七一年元月改组《大学杂志》，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作「《大学杂志》集团」。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台湾社会接连发生三个重大事件：《大学杂志》改组，「保钓」运动兴起于台大、政大各校园以及「台大哲学系事件」。事实上，后两个事件的进展都与《大学杂志》的言论传播密切相关。
七十年代初期，在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大学杂志》交织着民主到民族、人权到主权的言论主轴。直至《夏潮》杂志出现，可以说这一主轴或显或隐地贯穿于整个七十年代的思想言论界。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台湾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党外刊物蜂拥而出，但在理论层次与思想内涵上，却十分单调，所触及的议题多属新闻相关的政论性质。在理论层次和思想内涵上远不及《大学杂志》与《夏潮》，更不如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杂志来得激盪人心。下面容我简要陈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思想言论进程。
二、
五十年代以来，《惩治叛乱条例》的颁布及其执行，致使大陆时期制定的《宪法》形同虚设，《条例》俨然凌驾于其上，成为威权统治迫害异己的残酷工具。七十年代，我蒐集到许多老政治犯的判决书。仅一九五○年，岛内便发生桃园案、台中案、麻豆案等三大政治案件，大量逮捕所谓思想有问题的异己份子。每次逮捕都秘密进行，即使平民也送至军法审判，而且一审判决。一般来说，作家和知识份子多以《条例》第七条「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被视为情节严重者，则以二条一死刑起诉或终身监禁。根据「戒严时期补偿基金会」的资料，五、六十年代以来审理的政治案件多达一万三千多件。由此可见，政府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滥用，以至于蒙受不白之冤的民众不可胜数。此番「白色恐怖」的特殊局势于六十年代达到高潮。
五十年代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蒋氏政权特务统治阴森压抑的气氛中，发出振聋发聩的诤言。至一九五七年，该刊连续发表多篇社论抨击时政，如，〈反攻大陆问题〉、〈政治的神经衰弱症〉、〈「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这些言论形成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对立，官方舆论严厉地斥责该刊物为宣扬「反攻无望论」。胡适之先生知晓后更是十分紧张，认为「反攻大陆」是「金字招牌」，并撰文〈容忍与自由〉，提醒知识份子需保有容忍的态度，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随后，殷海光先生撰写了〈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阐明「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告诫胡适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底『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自由中国》这类文章的发表，正是我们在大学求学的阶段。那一时期，在学界复古主义和道统意识构成观念的牢笼，紧紧地禁锢着我们。该刊物发出震撼人间的唿声，激起时代的「扫雾运动」，使我们这一代的在校大学生既看清现实，又大开眼界。台大校园内由师长们所散发出的五四精神，借助《自由中国》的平台，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推展，成为我们的驱动力和创发力。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社论连续多期真砭时弊、检讨政策弊端，触怒了当局的神经。最终，这一知识群为首的雷震被捕，由《自由中国》倡导的民主运动也随即宣告终结。往后的十年间，台湾社会的知识份子遁入群体性沉默，没有一本政论性的刊物出版。只有一本讨论文化问题的《文星》杂志，可以算作知识份子在文化议题上发出个别声音的唯一平台。
从六十年代初，存在主义思潮便进入校园，以其对西方现代性诸多困扰的反思，冲击着青年学生的思考。我个人在此时借助尼采和庄子的思想，用以表达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一九六六年，我忽然因为当局迫害殷海光教授（参见殷海光《我怎样被迫离开台湾大学》）而遭受牵连。随着大学专任教职被解除，我的现实生活跌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六十年代后半期，李敖、陈映真、柏杨等作家相继被捕；身处特殊时期的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哑巴的一代」。直至《大学杂志》的改组，这一沉闷的局面才真正得到改观。可以说，《大学杂志》接续着一个特殊时代的自由唿声，承载着一个特殊时代的民主记忆。
三、
七十年代伊始，岛内经济实力稳健攀升，教育体系也日趋完善。然而，党内元老重臣派却积弊深重，观念陈腐，阻碍新生力量接管政事。因此，上层结构老旧僵化与经济发展日趋繁盛间的张力，推动着各行各业谋求政治社会的除弊更新，改革的唿声日益高涨。值此之时，光复后在台湾受教育的第一代知青，迎合时代的主题，结群而出，数十名的社务委员以联合署名或集体论政的形式参与《大学杂志》的改组扩充，将其由思想文化性刊物扭转为社会政治类期刊。一九七一年元月，在《大学杂志》第三十七期（改组后首期）上，我写了一封〈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与刘福增、张绍文联署发表），文中回应了蒋先生指出青年人不发言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青年人不是不愿发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敢说，或觉得说了也没用」。同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邵雄峰）、〈容忍与了解〉（陈鼓应）、〈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张景涵）、〈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陈少廷）这四篇时政性文章一经面世，便引起舆论的关注（参看第三十八期〈对上期的几点意见〉一文）并招致当局的警觉。〈容忍与了解〉是我写的第一篇政论性的文章。文中我曾这样说：「安全人员的安全工作造成很多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在白色恐怖时代中的内心感受，这也道出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文章的开头，我还指出看待现实问题需要「拉开视线，从广大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的洪流中去看」。
一九七○年秋，美日合谋操纵钓鱼岛主权纷争，海外学生运动率先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中央政府在危机处理上极度失职，当局无法在艰难时刻捍卫民族尊严与主权完整。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保钓」运动发生，台大、政大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而向美使领馆示威。同年五月，《大学杂志》第四十一期刊登「保钓」运动专号。是年十月，由我担任轮值主编的《大学杂志》第四十六期，陆续登载〈国是诤言〉长文（张景涵等十余位签署）、〈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陈少廷）、〈钓鱼台问题对话录〉（王晓波）等多篇政论性专文。此后，由台大法代会学生陈玉玲和洪三雄主办的「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以空前的规模轰动校园，会议实录更被《大学杂志》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两期转载。时隔数週，法代会又举办了「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会后，我将发言稿撰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并在《大学杂志》第四十九期上发表。言论力度的逐步增强，随即引来当局的警觉以及中央日报对我为时六天的连续抨击。
一九七二年夏，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首度赴美探亲。当时，美国是我眼中「自由」、「民主」的灯塔；其「自由」、「民主」的理念，是我用来对抗白色恐怖时期独裁政权的精神武器。但是我到了美国，看到美国越战后期的百业萧条，而军事工业却一枝独秀；看到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媒体上宣扬「自由」、「民主」，一方面却用坦克、大炮支持多国的独裁政权。就连这片所谓「自由」、「民主」的土地，都是早期透过对印地安原住民的杀戮掠夺得到的。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警察」的不正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自诩的：美国就是一座「民主兵工厂」。的确，「民主」其表，「兵工厂」其里──军事干预别国并建立百余处军事基地。而在加州校园，我又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录影，此情此景，唤醒我幼年时期对日本战机轰炸故乡福建长汀的记忆。书本中文字记载的百年近代史，也越发地鲜活起来：不止一个国家侵略你，而是多国侵略你；不止一个国家欺凌你，而是多国欺凌你。民族情怀与主权观念瞬时撞击着我的心灵，着实激盪起我内心深处的历史意识。
「保钓」运动与旅美经历大幅地拓展了我的思想视野，同时也迫使我反思：历史意识于我们而言何其重要！一旦真实的过往被人为地抹去，那么产生出来的历史知识便有所偏执，而这也使得完整历史的图像，会被各种现实需要切割成意义破碎的片段，正如我们这一代青年一度被美国官方的片面宣扬蒙蔽住双眼。尼采就曾说到：「过分缺乏历史意识，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下的居民般视野狭隘」。自此之后，民主与民族、人权与主权成为我现实人生中的关键议题。而这一议题正是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爆发前《大学杂志》不分省籍、不分统独的群体言论主轴。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抨击专制政体而倡导民主和人权；七十年代，《大学杂志》遭遇军事霸权而宣扬民族与主权。前者对内而后者对外，伴随其中的是视域的渐渐宽广与思考的逐步深刻。直至七十年代后期的《夏潮》和《台湾政论》，也都遵循这一主题运转而推进其言论活动。可以说，民主运动自此融入了抵御外侮的特殊意涵。
探亲期满我即返台，同年十二月四日，「民族主义座谈会」在台大举办。我将上述感想在会上进行表述，引起官方决定使用政治力来压制「保钓」运动，随后便发生「台大哲学系事件」。
如今，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际遇多艰，却能激发出一种冒险患难的拼搏精神。当年「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洪三雄、陈玲玉、钱永祥等，他们不仅在校成绩优异，而且极具社会关怀和民族情操。与现在的草莓族或「太阳花学运」的风云人物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连最基本的「服贸」内涵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这不禁使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Ignorance is power」（无知就是力量）。
时代毕竟不同了，我虽然曾经唿吁开放学生运动，可我们那时学运的核心主张是抵御外侮，反对国际军国主义者的不正义，并且唿吁同学们要拥有充分的责任心和历史感。
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那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一党专权之下，而如今的两党政治则流为恶性竞争。最终，带头的学生却沦为政党的工具，恰似我当年极力批判的「职业学生」。
四、
此次，政大图书馆将去年（2013）的这场学术会议整理成册，我想对馆长刘吉轩与数位典藏组暨组长庄清辉表达由衷感谢，也利用这个机会，将个人与这本论文集的关系作个说明。
最早是在四、五年前政大图书馆的数位典藏计画，当时担任组长的谭修雯，与柯云娥、张惠真等诸位女士积极地与我联系，希望个人提供民主运动的相关资料。构想很好，几位更是热心，我也有意愿提供，尤其是台大哲学系事件的相关史料，只是后来在两地忙碌的过程中，我们的联系就少了，计画因而搁置。三年前，感谢任教于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夏春祥，愿意在研究相关主题的过程中，将两方重新联系起来，并积极地联络各方人士筹办2013年底的研讨会。
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大学杂志》的回顾与前瞻」的会议场次中，我们当年的亲身经历者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一同回味过往，也互相惕励地看向未来。后来，我也看到了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卓恩教授的博士生韩毅勇，和协助我整理档案、记录现场的助理黄建波整理出来的会议讨论逐字稿，他们几位与当天下午几位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对于《大学杂志》的研究论文，更是今日表达对那个时代纪念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倍觉温馨，也想起我的老师殷海光过世前给我的一封信，他说：「鼓应，此刻在灯下和你写信，说不出的凄凉。人与人之间，只有内心沟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温暖。」（本文转载自《大学之道》2014年12月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数位典藏组 编）
后记
忆老杨，《大学杂志》前总编辑杨国枢
何步正／《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1968年，我在台大，唸经济系。在台大附近温州街，租房子。同居人有王晓波，黄树民，陈秋坤，王中一和黄荣村。都是台大不同系的学生。经常来往的朋友，有邓维桢，苏庆黎，王拓，胡卜凯，郭誉先，刘容杰。是各路人马的大本营。
邓维桢已毕业。独资办《大学杂志》，邀我当编辑。出文集，杜鹃花城的故事，大亏。杂志出刊，邓老是老板兼打杂，我是约稿编辑校对，一脚踢。晓波，王拓，卜凯，所有朋友都是推销员，一律义工。四个月下来，全赔。
老邓不干了。我们侨生，我，邱立本，甄燊港，冯耀明，卓伯棠，共同集资，募款硬索，勉强出版了几期。都是穷学生，无以为继。张俊宏邀请青商会，狮子会资助，张襄玉也出资支持，直到环宇出版社接手发行，编辑社员扩充，《大学杂志》才算纳入正轨。
经常出席编务的编委有，杨国枢，丘宏达，陈鼓应，张俊宏，许信良，郑树森，何步正。郑、何是政大台大学生，杨、丘、陈，是台大老师，张和许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编辑部在张俊宏家。日常编辑开会是在罗斯福路台大师大之间的一家咖啡室。
杨国枢是最负责任的编委，看最后大校，因此我和树森经常要去台大心理系他的办公室谈稿件。编委间，我们互相直唿名字，但和国枢见面次数特多，我和树森觉得特别亲切，就叫他老杨。有一次，国枢请我俩吃饭，説：你们为什么叫我老杨老杨的呢，好像叫花王老杨一様。我和树森一起说，我们改。
其实也是，国枢是系主任，我俩是学生。在系办公室学生叫系主任老杨，是有点那个。之后，我称唿他杨教授。相安无事。及后，开编辑会议，我们惯了互叫名字，鼓应，俊宏，信良。就这样子叫。单独称他是杨教授，每个人都抬起头来，那里来的教授？这下子，国枢坐不住了。又请吃饭，就叫我国枢，成么。自此，直唿其名。
好几年后，我去心理系探望杨国枢和黄荣村。一起吃饭。杨是系主任，黄是老师。黄尊称杨教授，我一下子还是老规矩，国枢。荣村瞪起眼睛看我，好无规矩。盖我和荣村是同辈，都是学生辈。
国枢当编辑，十分专心尽力，比较敏感的内容，他会和我一起到印刷厂，看上机印刷前最后大样，校对再三无误，才签字上机。
编辑事务上，看法容有不同，当时大家都称心直说。万一出事了，国枢也一力承担，绝不避肩。
杨国枢兄是我看到的，在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君子。
后记
一枝健笔 一介书生
陈达弘／《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日前从陈鼓应兄处听到少廷兄仙逝的消息，随后接到前南投县长彭百显兄转来的讣闻，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回想当年我们一起在《大学杂志》共事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
1968年《大学杂志》创刊之初，少廷兄投身编务，之后更担任社长，与《大学杂志》众多有志之士，无惧威权体制压力，提出了知识份子对国事的建言，为台湾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开拓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
1970年《大学杂志》改组，我担任总经理，与少廷兄接触频密，相知更深，对他那种言人所不敢言，为公理正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非常欣赏。而他坚持理想又不失率真的书生本色，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学杂志》当时汇聚了思想前卫又胸怀抱负的知识青年，对时局颇多批判，少廷兄即是其中一枝健笔，有所主张，无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一文，就是少廷兄最具代表性的大作，勇于挑战法统禁忌，触怒当道，引爆轩然大波，但也让这个敏感议题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他公开主张中央民意代表应该全面改选，超越时代的眼光，以及过人的胆识，如今回顾，除了感佩，更多感慨。
他虽然以杂志论政，以文章报国，但不主张参政，更反对借由杂志做为私人选举或从政的工具，并为此写了社论，标明此一原则。为此，与杂志内一位有意参选的重量级同仁意见相左，甚至爆发冲突，连我也卷进去，恩恩怨怨，纠缠多年。
我何其有幸，在参与《大学杂志》运作时，能有机缘和少廷兄一起为杂志、为理想打拚，也见证了少廷兄的嶙峋风骨。
在台湾民主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少廷兄的心血与贡献已载于史册，希望后人在缅怀之余，也能深刻体会这位台湾民主斗士的典范，让书生报国的情操与传统延续下去。
2012-11-09 《自由时报》刋登
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
陈达弘／《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在北大教书的陈鼓应兄返台，叙旧之余，谈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硕博士生，对研究《大学杂志》非常有兴趣，因为《大学杂志》在当年白色恐怖阴影下，坚持知识分子报国热忱，鼓吹台湾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掀起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对当前也处于改革转型热潮的中国大陆，极具参考价值。
鼓应兄为了鼓励这些硕博士生，极力为他们奔走，争取研究补助经费，为数虽然不多，盛情可感。
当年我和鼓应兄都曾积极参与《大学杂志》运作，一起见证过那段狂飙的年代，如今年纪渐长，热情不减。鼓应兄带来的讯息，感动了我，也激励了我，我开始思考，可以为有意研究《大学杂志》的学生，或有心以史为鑑、积极促进海崃两岸持续进步改革的人士，做些什么？
在此同时，政治大学图书馆和我洽谈将《大学杂志》数位化的计画。几经考虑，我提供七十年代的《大学杂志》，供政大将之数位化，方便典藏研究。计画完成时，政大图书馆特别举办一项数位史料与研究论坛，主题就是「知识分子与台湾民主化：《大学杂志》及其相关人物」。陈鼓应、南方朔、张俊宏、陈玲玉、洪三雄和我，都受邀出席。
政大对史料保存的重视，几位《大学杂志》当年的伙伴对那段改革岁月的回忆与肯定，让我起了一个动念，那就是：《大学杂志》是否应该重新出发？
《大学杂志》曾有辉煌的过去，在台湾政治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的推动者角色。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暂时停刊。三十多年过去了，台湾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勇敢站出来，在众声喧哗中，发出清醒的声音。太阳花学运呈现出来的新世代心声，值得深思，国是问题，更需要宏观视野，多元思考。我希望重新出发的《大学杂志》，能提供一个平台，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有报国的发声管道，甚至两岸能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思想与意见，促进两岸共同改革与发展。
《大学杂志》停刊后，台湾不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国际与两岸情势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知识份子有的仍秉持道德良知，不畏权势，针砭时政，言所当言。但也有人向权位利益低头，或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忘了知识分子的坚持与使命感。国家社会在蓝绿恶斗中虚耗，青年失去报国热忱，也失去奋斗方向。
有鑑于此，重新检视《大学杂志》当年集结知识分子为国家尽心，为人民发声的历史，当有其意义。
《大学杂志》目前有成立复刊筹备委员会的想法，希望能够广纳各方意见，我们推出《见证狂飙的年代：《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提要（1968-1987）》，算是筹画复刊的第一步，由曾任《大学杂志》主编的钟祖豪兄与陈芊莉遍阅我个人收藏，以及国家图书馆、台大图书馆典藏的《大学杂志》合订本，从民国57年（1968年）元月创刊起，到民国76年（1987年）9月止，近20年共209期（缺199至204期，另缺207期，因改组而佚失），每期内容都摘要整理，约七万多字。这20年来杂志的人事变动、重大事件，也都有扼要介绍，对研究《大学杂志》的学子或相关人士，相信会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为了更方便研究与参考，特将这209期的杂志目录与所有作者，编成索引作为附录，也是保存重要史料的一部分。
复刊工作计画中，千头万绪，但我们仍有一颗年轻的心，愿和许许多多《大学杂志》当年的编者、作者、读者共同为复刊努力，更期盼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参与。新的时代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创意，请一起回应时代召唤，为台湾的未来奉献心力，再做一次历史见证。
走笔至此，让我不禁感念几位老友：
其一，邓维桢，创办人（只做事不挂名），草创初期，为理想，出钱出力，从不计名利。没有邓维桢，就没有《大学杂志》，也就没有《大学杂志》后续的发展。
其二，张俊宏，对台湾民主改革有其理想并深具卓见。我个人对他温文儒雅，言人所不敢言之道德、勇气，深为折服。我们给他一个雅号「政治医生」。前二年，他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志，在台大法学院举办「狂飙年代与知识份子」研讨会二天。场面盛大，很成功。
其三，何步正，台大经济系，香港侨生，草创初期担任总编辑，对人力资源开发有他的一套，我的参与也是受其邀约。
其四，阮义忠、郭承丰、蓝荣贤及其他美编，对《大学杂志》的美编设计上，有参与及贡献者，一併致谢。
又不禁让我追思起两位:兼负《大学杂志》重责大任的陈少廷社长与杨国枢总编辑。
可以说，《大学杂志》因他们筑基，才有往后20年的璀璨历史。
最后，要特别感谢华品文创出版公司总经理王承惠有出版家的高度大器与知识见解，同意出版本书，也谢谢总编辑陈秋玲为编务的顺利而费心，更谢谢国家图书馆曾淑贤馆长，为佚失的缺期，动用各大学馆际合作，并促其同仁努力协寻，尽力补全本书的辛劳，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特藏管理组张惠真女士协助本书封面扫描事宜，在此一併致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更多读者及研究者。
导言
台湾社会中的历史意识
陈鼓应／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
一、
《大学杂志》产生于台湾的一个特殊年代。
一九四九年国府退守台湾，同年五月宣布岛内进入戒严状态，随即颁布严苛的《惩治叛乱条例》。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横守台湾海崃，麦卡钖主义的白色恐怖散播到台湾，蒋氏政权获得CIA的技术支援，在岛内进行地毯式的大逮捕。自此以后，戒严时期延续三十八年之久，史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因刊物内批评时政的言论而遭逮捕、杂志也被查封。自此，言论界噤若寒蝉，整个六十年代笼罩于政治的高压阴霾中，时人称其为「哑巴的一代」。直至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局势的调整加上岛内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战后成长的青年乃结群而出，于一五七一年元月改组《大学杂志》，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作「《大学杂志》集团」。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台湾社会接连发生三个重大事件：《大学杂志》改组，「保钓」运动兴起于台大、政大各校园以及「台大哲学系事件」。事实上，后两个事件的进展都与《大学杂志》的言论传播密切相关。
七十年代初期，在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大学杂志》交织着民主到民族、人权到主权的言论主轴。直至《夏潮》杂志出现，可以说这一主轴或显或隐地贯穿于整个七十年代的思想言论界。八十年代以后，虽然台湾政治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党外刊物蜂拥而出，但在理论层次与思想内涵上，却十分单调，所触及的议题多属新闻相关的政论性质。在理论层次和思想内涵上远不及《大学杂志》与《夏潮》，更不如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杂志来得激盪人心。下面容我简要陈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思想言论进程。
二、
五十年代以来，《惩治叛乱条例》的颁布及其执行，致使大陆时期制定的《宪法》形同虚设，《条例》俨然凌驾于其上，成为威权统治迫害异己的残酷工具。七十年代，我蒐集到许多老政治犯的判决书。仅一九五○年，岛内便发生桃园案、台中案、麻豆案等三大政治案件，大量逮捕所谓思想有问题的异己份子。每次逮捕都秘密进行，即使平民也送至军法审判，而且一审判决。一般来说，作家和知识份子多以《条例》第七条「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被视为情节严重者，则以二条一死刑起诉或终身监禁。根据「戒严时期补偿基金会」的资料，五、六十年代以来审理的政治案件多达一万三千多件。由此可见，政府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滥用，以至于蒙受不白之冤的民众不可胜数。此番「白色恐怖」的特殊局势于六十年代达到高潮。
五十年代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蒋氏政权特务统治阴森压抑的气氛中，发出振聋发聩的诤言。至一九五七年，该刊连续发表多篇社论抨击时政，如，〈反攻大陆问题〉、〈政治的神经衰弱症〉、〈「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这些言论形成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对立，官方舆论严厉地斥责该刊物为宣扬「反攻无望论」。胡适之先生知晓后更是十分紧张，认为「反攻大陆」是「金字招牌」，并撰文〈容忍与自由〉，提醒知识份子需保有容忍的态度，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随后，殷海光先生撰写了〈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阐明「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告诫胡适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底『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自由中国》这类文章的发表，正是我们在大学求学的阶段。那一时期，在学界复古主义和道统意识构成观念的牢笼，紧紧地禁锢着我们。该刊物发出震撼人间的唿声，激起时代的「扫雾运动」，使我们这一代的在校大学生既看清现实，又大开眼界。台大校园内由师长们所散发出的五四精神，借助《自由中国》的平台，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推展，成为我们的驱动力和创发力。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社论连续多期真砭时弊、检讨政策弊端，触怒了当局的神经。最终，这一知识群为首的雷震被捕，由《自由中国》倡导的民主运动也随即宣告终结。往后的十年间，台湾社会的知识份子遁入群体性沉默，没有一本政论性的刊物出版。只有一本讨论文化问题的《文星》杂志，可以算作知识份子在文化议题上发出个别声音的唯一平台。
从六十年代初，存在主义思潮便进入校园，以其对西方现代性诸多困扰的反思，冲击着青年学生的思考。我个人在此时借助尼采和庄子的思想，用以表达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一九六六年，我忽然因为当局迫害殷海光教授（参见殷海光《我怎样被迫离开台湾大学》）而遭受牵连。随着大学专任教职被解除，我的现实生活跌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六十年代后半期，李敖、陈映真、柏杨等作家相继被捕；身处特殊时期的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哑巴的一代」。直至《大学杂志》的改组，这一沉闷的局面才真正得到改观。可以说，《大学杂志》接续着一个特殊时代的自由唿声，承载着一个特殊时代的民主记忆。
三、
七十年代伊始，岛内经济实力稳健攀升，教育体系也日趋完善。然而，党内元老重臣派却积弊深重，观念陈腐，阻碍新生力量接管政事。因此，上层结构老旧僵化与经济发展日趋繁盛间的张力，推动着各行各业谋求政治社会的除弊更新，改革的唿声日益高涨。值此之时，光复后在台湾受教育的第一代知青，迎合时代的主题，结群而出，数十名的社务委员以联合署名或集体论政的形式参与《大学杂志》的改组扩充，将其由思想文化性刊物扭转为社会政治类期刊。一九七一年元月，在《大学杂志》第三十七期（改组后首期）上，我写了一封〈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与刘福增、张绍文联署发表），文中回应了蒋先生指出青年人不发言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青年人不是不愿发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敢说，或觉得说了也没用」。同期，〈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邵雄峰）、〈容忍与了解〉（陈鼓应）、〈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张景涵）、〈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陈少廷）这四篇时政性文章一经面世，便引起舆论的关注（参看第三十八期〈对上期的几点意见〉一文）并招致当局的警觉。〈容忍与了解〉是我写的第一篇政论性的文章。文中我曾这样说：「安全人员的安全工作造成很多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在白色恐怖时代中的内心感受，这也道出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文章的开头，我还指出看待现实问题需要「拉开视线，从广大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的洪流中去看」。
一九七○年秋，美日合谋操纵钓鱼岛主权纷争，海外学生运动率先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中央政府在危机处理上极度失职，当局无法在艰难时刻捍卫民族尊严与主权完整。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保钓」运动发生，台大、政大学生为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而向美使领馆示威。同年五月，《大学杂志》第四十一期刊登「保钓」运动专号。是年十月，由我担任轮值主编的《大学杂志》第四十六期，陆续登载〈国是诤言〉长文（张景涵等十余位签署）、〈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陈少廷）、〈钓鱼台问题对话录〉（王晓波）等多篇政论性专文。此后，由台大法代会学生陈玉玲和洪三雄主办的「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以空前的规模轰动校园，会议实录更被《大学杂志》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两期转载。时隔数週，法代会又举办了「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会后，我将发言稿撰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并在《大学杂志》第四十九期上发表。言论力度的逐步增强，随即引来当局的警觉以及中央日报对我为时六天的连续抨击。
一九七二年夏，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首度赴美探亲。当时，美国是我眼中「自由」、「民主」的灯塔；其「自由」、「民主」的理念，是我用来对抗白色恐怖时期独裁政权的精神武器。但是我到了美国，看到美国越战后期的百业萧条，而军事工业却一枝独秀；看到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媒体上宣扬「自由」、「民主」，一方面却用坦克、大炮支持多国的独裁政权。就连这片所谓「自由」、「民主」的土地，都是早期透过对印地安原住民的杀戮掠夺得到的。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警察」的不正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自诩的：美国就是一座「民主兵工厂」。的确，「民主」其表，「兵工厂」其里──军事干预别国并建立百余处军事基地。而在加州校园，我又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录影，此情此景，唤醒我幼年时期对日本战机轰炸故乡福建长汀的记忆。书本中文字记载的百年近代史，也越发地鲜活起来：不止一个国家侵略你，而是多国侵略你；不止一个国家欺凌你，而是多国欺凌你。民族情怀与主权观念瞬时撞击着我的心灵，着实激盪起我内心深处的历史意识。
「保钓」运动与旅美经历大幅地拓展了我的思想视野，同时也迫使我反思：历史意识于我们而言何其重要！一旦真实的过往被人为地抹去，那么产生出来的历史知识便有所偏执，而这也使得完整历史的图像，会被各种现实需要切割成意义破碎的片段，正如我们这一代青年一度被美国官方的片面宣扬蒙蔽住双眼。尼采就曾说到：「过分缺乏历史意识，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下的居民般视野狭隘」。自此之后，民主与民族、人权与主权成为我现实人生中的关键议题。而这一议题正是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爆发前《大学杂志》不分省籍、不分统独的群体言论主轴。五十年代，《自由中国》抨击专制政体而倡导民主和人权；七十年代，《大学杂志》遭遇军事霸权而宣扬民族与主权。前者对内而后者对外，伴随其中的是视域的渐渐宽广与思考的逐步深刻。直至七十年代后期的《夏潮》和《台湾政论》，也都遵循这一主题运转而推进其言论活动。可以说，民主运动自此融入了抵御外侮的特殊意涵。
探亲期满我即返台，同年十二月四日，「民族主义座谈会」在台大举办。我将上述感想在会上进行表述，引起官方决定使用政治力来压制「保钓」运动，随后便发生「台大哲学系事件」。
如今，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际遇多艰，却能激发出一种冒险患难的拼搏精神。当年「保钓」运动的学生领袖，如洪三雄、陈玲玉、钱永祥等，他们不仅在校成绩优异，而且极具社会关怀和民族情操。与现在的草莓族或「太阳花学运」的风云人物形成鲜明对照，他们连最基本的「服贸」内涵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这不禁使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一句话：「Ignorance is power」（无知就是力量）。
时代毕竟不同了，我虽然曾经唿吁开放学生运动，可我们那时学运的核心主张是抵御外侮，反对国际军国主义者的不正义，并且唿吁同学们要拥有充分的责任心和历史感。
时代毕竟不同了，我们那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一党专权之下，而如今的两党政治则流为恶性竞争。最终，带头的学生却沦为政党的工具，恰似我当年极力批判的「职业学生」。
四、
此次，政大图书馆将去年（2013）的这场学术会议整理成册，我想对馆长刘吉轩与数位典藏组暨组长庄清辉表达由衷感谢，也利用这个机会，将个人与这本论文集的关系作个说明。
最早是在四、五年前政大图书馆的数位典藏计画，当时担任组长的谭修雯，与柯云娥、张惠真等诸位女士积极地与我联系，希望个人提供民主运动的相关资料。构想很好，几位更是热心，我也有意愿提供，尤其是台大哲学系事件的相关史料，只是后来在两地忙碌的过程中，我们的联系就少了，计画因而搁置。三年前，感谢任教于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夏春祥，愿意在研究相关主题的过程中，将两方重新联系起来，并积极地联络各方人士筹办2013年底的研讨会。
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大学杂志》的回顾与前瞻」的会议场次中，我们当年的亲身经历者有机会在公开场合一同回味过往，也互相惕励地看向未来。后来，我也看到了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卓恩教授的博士生韩毅勇，和协助我整理档案、记录现场的助理黄建波整理出来的会议讨论逐字稿，他们几位与当天下午几位青年学者与研究生对于《大学杂志》的研究论文，更是今日表达对那个时代纪念的最佳方式。所有这些都让我倍觉温馨，也想起我的老师殷海光过世前给我的一封信，他说：「鼓应，此刻在灯下和你写信，说不出的凄凉。人与人之间，只有内心沟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温暖。」（本文转载自《大学之道》2014年12月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数位典藏组 编）
后记
忆老杨，《大学杂志》前总编辑杨国枢
何步正／《大学杂志》前执行编委
1968年，我在台大，唸经济系。在台大附近温州街，租房子。同居人有王晓波，黄树民，陈秋坤，王中一和黄荣村。都是台大不同系的学生。经常来往的朋友，有邓维桢，苏庆黎，王拓，胡卜凯，郭誉先，刘容杰。是各路人马的大本营。
邓维桢已毕业。独资办《大学杂志》，邀我当编辑。出文集，杜鹃花城的故事，大亏。杂志出刊，邓老是老板兼打杂，我是约稿编辑校对，一脚踢。晓波，王拓，卜凯，所有朋友都是推销员，一律义工。四个月下来，全赔。
老邓不干了。我们侨生，我，邱立本，甄燊港，冯耀明，卓伯棠，共同集资，募款硬索，勉强出版了几期。都是穷学生，无以为继。张俊宏邀请青商会，狮子会资助，张襄玉也出资支持，直到环宇出版社接手发行，编辑社员扩充，《大学杂志》才算纳入正轨。
经常出席编务的编委有，杨国枢，丘宏达，陈鼓应，张俊宏，许信良，郑树森，何步正。郑、何是政大台大学生，杨、丘、陈，是台大老师，张和许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工。编辑部在张俊宏家。日常编辑开会是在罗斯福路台大师大之间的一家咖啡室。
杨国枢是最负责任的编委，看最后大校，因此我和树森经常要去台大心理系他的办公室谈稿件。编委间，我们互相直唿名字，但和国枢见面次数特多，我和树森觉得特别亲切，就叫他老杨。有一次，国枢请我俩吃饭，説：你们为什么叫我老杨老杨的呢，好像叫花王老杨一様。我和树森一起说，我们改。
其实也是，国枢是系主任，我俩是学生。在系办公室学生叫系主任老杨，是有点那个。之后，我称唿他杨教授。相安无事。及后，开编辑会议，我们惯了互叫名字，鼓应，俊宏，信良。就这样子叫。单独称他是杨教授，每个人都抬起头来，那里来的教授？这下子，国枢坐不住了。又请吃饭，就叫我国枢，成么。自此，直唿其名。
好几年后，我去心理系探望杨国枢和黄荣村。一起吃饭。杨是系主任，黄是老师。黄尊称杨教授，我一下子还是老规矩，国枢。荣村瞪起眼睛看我，好无规矩。盖我和荣村是同辈，都是学生辈。
国枢当编辑，十分专心尽力，比较敏感的内容，他会和我一起到印刷厂，看上机印刷前最后大样，校对再三无误，才签字上机。
编辑事务上，看法容有不同，当时大家都称心直说。万一出事了，国枢也一力承担，绝不避肩。
杨国枢兄是我看到的，在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君子。
后记
一枝健笔 一介书生
陈达弘／《大学杂志》发行人暨总经理
日前从陈鼓应兄处听到少廷兄仙逝的消息，随后接到前南投县长彭百显兄转来的讣闻，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回想当年我们一起在《大学杂志》共事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
1968年《大学杂志》创刊之初，少廷兄投身编务，之后更担任社长，与《大学杂志》众多有志之士，无惧威权体制压力，提出了知识份子对国事的建言，为台湾的民主化与自由化，开拓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
1970年《大学杂志》改组，我担任总经理，与少廷兄接触频密，相知更深，对他那种言人所不敢言，为公理正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非常欣赏。而他坚持理想又不失率真的书生本色，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学杂志》当时汇聚了思想前卫又胸怀抱负的知识青年，对时局颇多批判，少廷兄即是其中一枝健笔，有所主张，无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一文，就是少廷兄最具代表性的大作，勇于挑战法统禁忌，触怒当道，引爆轩然大波，但也让这个敏感议题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他公开主张中央民意代表应该全面改选，超越时代的眼光，以及过人的胆识，如今回顾，除了感佩，更多感慨。
他虽然以杂志论政，以文章报国，但不主张参政，更反对借由杂志做为私人选举或从政的工具，并为此写了社论，标明此一原则。为此，与杂志内一位有意参选的重量级同仁意见相左，甚至爆发冲突，连我也卷进去，恩恩怨怨，纠缠多年。
我何其有幸，在参与《大学杂志》运作时，能有机缘和少廷兄一起为杂志、为理想打拚，也见证了少廷兄的嶙峋风骨。
在台湾民主化、自由化的过程中，少廷兄的心血与贡献已载于史册，希望后人在缅怀之余，也能深刻体会这位台湾民主斗士的典范，让书生报国的情操与传统延续下去。
2012-11-09 《自由时报》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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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份厚重的精神遗产。1968年到1987年，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而《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刊物，所记录下的内容，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真实、最生动的注脚。翻阅书中那一篇篇略显泛黄的文字，我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学子们对真理的渴求，对未来的憧憬，对社会现象的严肃思考。尤其是关于人文精神的探讨，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关于艺术与文学的创新，都让我深切感受到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人文关怀。书中的文章，有些直击社会痛点，有些则展现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激情与理性。这本书不仅仅是给研究者看的学术资料，更是给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份珍贵的集体回忆；也是给年轻一代，一个了解历史、理解父辈思想的绝佳途径。它让我看到了知识的力量，看到了思想的火花，看到了一个民族在探索与变革中不断前进的身影。
评分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对我而言，是一次关于时代精神的深度探索之旅。1968-1987年，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经历转型、思想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刊物，它所记录的内容，不仅仅是学术的堆砌，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印记，是文化复兴的脉搏。我深深被书中那些对社会问题进行尖锐批判，对人生价值进行深刻追问的文章所吸引。它让我看到了，在那个充满挑战的年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为社会注入批判性思维，为民族的未来贡献他们的思考。这本书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它用鲜活的文字，为我们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图景，让我们得以理解那个年代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评分刚拿到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内心真是百感交集，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亲临了那个风云激荡、思想解放的年代。翻开第一页，那些熟悉的、却又早已模糊的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我记得，大学的时光总是伴随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而《大学杂志》恰恰是当时我们接触外界、了解思潮的重要窗口。书中那些激扬文字，那些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的探索，至今仍能激起心中的涟漪。它不仅仅是一本杂志的集锦，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当我读到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时，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我们为如何建设更好的高等教育而激烈争辩的场景；当我看到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时，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年代。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文献的收录，更在于它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峥嵘岁月，反思我们走过的路，以及我们期望的未来。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学者、文化人，他们的思考和言论，穿越了时间，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评分《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这书名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的回响。当我翻开它，一股浓郁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但同时，那些文字中蕴含的勃勃生机和青年人的锐气，又让我感到振奋。1968-1987年，这二十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是复苏、是成长，更是转型。书中收录的文章，从教育理念的探讨，到学科发展的讨论，再到校园生活的记录，无不反映出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深沉思考和不懈努力。我特别关注那些关于思想解放和学术争鸣的内容，它们不仅展现了当时知识界的活跃度，更体现了那个时代对自由探索精神的珍视。书中那些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让我深思。它让我认识到，《大学杂志》不仅仅是一份期刊，更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平台，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读完这本书，我仿佛与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的智慧和远见，至今仍具启发意义。
评分《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是对那段历史时期一次极具价值的文献整理和思想回溯。1968-1987年，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从深刻变革走向全面改革开放的转折点，而《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思想文化的“瞭望塔”，它所记录的内容，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缩影，是文化繁荣的先声。我被书中关于教育公平的探讨，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讨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思考所深深吸引。它让我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他们的远见卓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进步，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这本书不仅仅是文献的汇集，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评分手捧着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我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1968-1987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曲折与光明，充满了探索与实践。《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它记录的不仅仅是学术观点，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我尤其被书中那些关于社会改革和国家发展的讨论所吸引，它们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民族未来的期盼。那些对西方思潮的介绍与反思，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和前瞻性眼光。这本书就像一个时光胶囊，将那个时代的思想火花、学术争鸣、文化思潮一一呈现，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民族在寻找自身发展道路过程中的艰难与辉煌。它让我深刻理解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的思考和言论，往往能引领时代的潮流，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评分拿到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我感觉像是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宝库。1968-1987年，这段跨越了政治动荡和思想解放的时期，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文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的思想前沿阵地，它所收录的文章，无疑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风貌和思想深度的集中展现。我尤其被书中那些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探索，以及对西方哲学思潮的介绍与分析所吸引。它让我看到，在那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年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为社会发展贡献他们的智慧。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的价值，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和理解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视角。
评分《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这本书的出现，无疑是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一次深刻梳理和珍贵馈赠。1968-1987年，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二十年。当我翻阅书中内容时，我仿佛能看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大学杂志》如何扮演了思想启蒙者、学术交流平台以及文化集散地的角色。书中那些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关于素质教育的呼唤，关于人文精神回归的呐喊，都深深触动了我。它让我看到了，在时代的洪流中，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他们的笔触，为社会注入清醒的思考，为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更在于它唤醒了我们对那个时代集体记忆的追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岁月，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评分拿到这本《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内心涌现的是一股强烈的历史代入感。1968-1987年，这是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改革开放，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时期，而《大学杂志》所承载的内容，无疑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复兴的生动写照。书中那些关于人道主义的探讨，关于科学精神的弘扬，关于文学艺术创新的呼声，都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学杂志》如何成为知识分子思想碰撞、观点交流的“试验田”，如何为当时相对压抑的思想环境注入一股新鲜空气。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文献的集合，更是一面映照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镜子。它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怀揣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评分《大学杂志》20年内容全纪录，光是书名就足以激起我对那个年代的好奇与向往。1968-1987年，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复兴，教育的革新，都在这个阶段孕育和发生。《大学杂志》作为当时高校的思想文化阵地，它所记录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考。我特别关注书中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借鉴与反思，这些内容都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前瞻性和开放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和感受那个时代的思想脉络和文化潮流，理解我们是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行，最终走向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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