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乃着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宏大的历史框架，客观的叙述角度，分析民国初年影响中国近代史深远的五四运动，详细论述了运动发生的社会、思想条件，同时探讨运动的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联合推荐：
「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着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这书把历史细节和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在这最全面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个其新视野和客观态度，详细检视了这运动的各个方面。」——费正清 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〇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哲学家罗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联合推荐：
「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着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这书把历史细节和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在这最全面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个其新视野和客观态度，详细检视了这运动的各个方面。」——费正清 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〇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哲学家罗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周策纵（1916-2007）
湖南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为知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着述颇丰，计有40余本专着和180余篇论文出版刊行，并有多篇随笔、散文、诗词等作品传世。
周策纵（1916-2007）
湖南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为知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着述颇丰，计有40余本专着和180余篇论文出版刊行，并有多篇随笔、散文、诗词等作品传世。
图书目录
周策纵的「五四学」：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与走向知识时代的「五四」
认知．评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运动史》自序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第六章 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认知．评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运动史》自序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第六章 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图书序言
序
周策纵的「五四学」：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与走向知识时代的「五四」
一、离散/流亡与边缘思考的「五四」论述：拒绝同化的多元透视力
周策纵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写自传，题名〈忽值山河改：半个世纪半个「亡命者」的自白〉。他于一九四八年去国，乘轮船赴美途中，做旧诗〈去国〉（一九四八）抒怀，表明不满混乱的时局与官场听命的人生才出国深造，但是还未抵达彼岸，就感到「去国终成失乳儿」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于美琪轮 (General Meigs) 上：
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
辞官仍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
抗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
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
《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写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过的密芝根大学政治系博士论文，根据《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书目，原题为《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纵于一九四八到美国，拟进入芝加哥大学，但由于不喜欢芝加哥城市，转入密芝根大学政治系，一九五〇获硕士，一九五五年获得博士。在前后这年些间，他感到自己四处流亡，就如他的新旧诗集《周策纵诗存》与《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态，他的新诗〈给亡命者〉（一九五七）写的也是自己：
像受了伤的野兽舔着创伤，
你鲜红的血只滴向荒凉的地方。
为了洁白的生命而走向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将只剩着两个大字：反抗。
他经历过典型的放逐与流亡的生活，从打工到哈佛当研究员，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人的边缘思考位置，远离政治权力，建构客观的透视力超强的五四的新论述。
这部论述使人不禁想起萨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说的放逐诗学。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这些学者作家经历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他们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遇上与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创造力。 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难民的着作所构成。美国今天的学术、知识与美学界的思想正出自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难民与其他政权的异议分子。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简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学与文化。 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作家才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 流亡作家可分成五类：一、从殖民或乡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写作；二、远离自己的国土，但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目前在北美与欧洲的华文作家便是这一类；三、失去国土与语言的作家，世界各国的华人英文作家越来越多；四、华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华文作家，东南亚最多这类作家；五、身体与地理上没有离开国土，但精神上他是异乡人。 无论出于自身愿意还是强逼，思想上的流亡还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华裔（离散族群）、流亡、难民、华侨，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学者作家，他们生存在中间地带（median state），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这种流亡与边缘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爱感受新奇的事物。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更有一种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使新与旧的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复杂与容易惹起各种争议。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写，在五十年代，争论性的居多，没有一本书被学术界接受，西方人对其认识更不正确，所以周策纵老师决定写一本书确切记录其史实，详细探讨其演变和效应。当他在密芝根大学写博士论文时，便决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于这是极端复杂而多争论性的题目，他的指导老师也反对。根据他的回忆，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与密西根大学指导老师讨论该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如此的这建议。预想不到，教授提高了嗓门：「甚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么可以写学生暴动？……甚么？说这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写这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老师还曾在中国停留多年，因此他愤然而去。
《五四运动史》，原为博士论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师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访问学者写论文，毕业后，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回返哈佛任研究员，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荣誉研究员。所以哈佛学术研究氛围与教授对他的五四学之建立，带来极大的多元的启发。像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业（洪煨莲，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杨联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玮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们这群多是流亡（洪业、杨联陞)、，离散（史华慈犹太裔美国人）、多元文化（如费正清）。周教授原书英文版的《五四运动史》序文最后的一大段，感谢协助他完成论文撰写、修改与出版的学者，目前所有中译本将它删去，非常可惜。这些精神思想导师，影响了老师的一生学术生涯。他们几乎都是哈佛大学与美国的一流学者，很多来自中国与其他亚洲及欧洲汉学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识分子，他们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老师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与他们的对话有绝对的密切关系。
二、周策纵的五四多元史观：准确地认识过去，解释未来
周老师回忆在哈佛大学改写《五四运动史》时，当时哈佛的同事杨联陞看见他不断修改，就催他赶快出版：「我们现在着书，只求五十年内还能站的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可以达到这标凖。还担心甚么？」周老师回答说，由于五四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论的历史，他要继承中国古代史家的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他又指出他当时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西洋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启发，他的历史观要对过去有准确地认识，也可帮忙解释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历史观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响了他对五四史实的诠释。下面的自我回忆，可帮忙我们了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论述：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当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又一次大转变。
另外启发周教授的五四史观是《春秋公羊传》里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这三句话使他对历史产生两个敏锐的观察力。他说：「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个党派的不同解释，跟是请神参预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者，前后往往自相矛盾……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採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决不得不审慎不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所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认知是建构五四论述的基点。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范的诠释模式：文化研究典范
周策纵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离开中国到密芝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与博士之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深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策纵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的〈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方式的代表作。
周教授出国后的学术训练，本文上面我引用他说过的话：「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他受益最大该是以西方汉学的精神，突破了中国传统思考方式。西方汉学的强点，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这种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例如初稿于一九六七，完成于一九九九的六万多字的论文〈扶桑为榕树纵考〉，周老师为了考定扶桑就是榕树，考释古代神话、图画、出土文物、古文字中认定、又从历史、文化中去观察，举凡文学、植物学、文字学的学识都广泛深入的沟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观察与摄影有关植物。这种跨知识领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卫。
周教授当时编辑的两本《文林：中国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学术研究， 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跨越学科、知识整合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所以他实际上要建构的就是目前所谓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国学术界则自二次大战以来，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侧重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到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国了解西方的目的。 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所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中国学」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的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 他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史》，原是密芝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费正清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改写他的五四论述的论文，同时期在哈佛共事的还有洪业、杨联陞、裘开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费正清、史华慈等，在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的跨学科多元文化与思想的学术环境中，在传统的西方汉学 （Sinology）与新起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学术思潮中，修改完成并出版他的五四论述。此类专着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以沟通东西文化的了解的倾向。另一方面，区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对权威的着作，成了东西方知识界认识现代新思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原始档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学专 (monograph) 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着作。周教授研究《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本身，就提供与开拓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个领域的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书所体现的不涉及道德判断或感情偏向，就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范，也是最具国际性、知识领域广泛性的影响力的专论。
到了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启了之后，文化研究开始成为重要学术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学科，结合了传统社会学、文学、政治、与及新起的国族问题，来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文化现象。在《五四运动史》中，周老师已是全面执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与方法，时常关注某个现像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国族、社会阶级与／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譬如国际民族主义权威谢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就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认为国际化日益重要，但国家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纵有关中国五四运动建立的国家民族主义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保护领土完整作为重要证据。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只是书写下来的文字，还包括了口头访问、档案、摄影、报纸、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了所有意义的文化产物。他又特别审视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所以他一生坚持五四是社会政治边缘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势力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来解释务实运动，以便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威权。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
由于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后了解到，「野心家打着五四旗号来掩饰五四，利用五四，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实，于是我的《五四运动史》也就殃及鱼池般在中国本土成为「禁书」大二三十年之久了。」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与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萨伊德所谓「边缘思考」的透视力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引起极大的争议，尤其在大陆、台湾官方或具有政治倾向的学人在八十年代都难于接受。像周老师这些边缘思考的学者与国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已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
周老师的英文原着书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上自题中文书名是《五四运动史》。英文书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没有标准的翻译，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识革命」，其实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两者。他认为五四的启蒙一切从知开始：
这「知」字自然不只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于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和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在这个前提下，
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周教授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他特别指出：
一九二四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无力革命，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一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
他断定五四运动时期主要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为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革命，抛弃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他认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但是却被在大陆与台湾的官方与主流学术界所难于接受：五四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是一项多面性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大前提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新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论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五四思潮不是反传统主义，而是革新知识，抛弃不好的传统。因为它提倡理智和知识，现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为它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知识时代。
在《五四运动史》中的时限的断定，都非常的审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讲中，再次的解释：
至于「五四运动」的时限，我在书中曾指出，当时的思想转变与学生活动，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这五年之间；不过，我同时也强调，这个运动不应限制在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扩充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出版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史》时，索性把标题示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运动的下限，主要是因为是年国共正式合作，着手一物力和党的组织推翻北洋政府，所牵涉的是陨石雨党派斗争，与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运动已有所区别。这项转变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后来所以未能顺利发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碍。
重读《五四运动史》，我发现老师的论述严谨细密，时限因应论述的课题而改变，请看下面第一章「导论」内文，很明确的锁定五四运动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请看下面几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会政治的演变结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书后附录的「相关大事表（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时限拉得更长。所以他以五四的复杂多面向的演变而考虑时限的适当性，这是当时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客观史学。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包括台湾大陆的学术界。无论研究社会文化、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的着作，几乎很少不会引用到这本具有一家之言的有关五四的权威的着作。
五、五四精神：引导中国走向知识时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见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重要性。单单从《五四运动史》中各章节的题目，就可见讨论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篇幅占了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改革的观点」，第七章有「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新知识分子所宣导的大众教育」更重要，他全书的结论认定五四运动最终目的是获得新思想与知识的革命。这就是所谓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仅是思想知识的，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即追求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公平的社会和的现代化中国。而本质上就是广义的新知识思想的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知识革命，因为思想知识的改变才能带来现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识的觉醒与转型，同时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国与世界，在数码科技的推动下，已发生极大的转型与变动。五四的精神主轴，为知识分子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更理解到五四运动还有无比的感召力，因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今天世界已进入知识时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师写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二十世纪有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电子文明，资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可见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的地位越来越提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初见改变和扩张了。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
经济早已转型，从投资经济变成知识创新经济，从机器生产与劳动力的社会逐渐转型为知识社会，新知识经济里，整合知识、创新思考是主要资源。这种多元知识专才，在目前社会里，会成为社会，甚至政治的主导力量。《五四运动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诠释力与洞察力，令人惊讶。
现在再读《五四运动史》的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师特别不断强调新知识分子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他引用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从监狱中释放，刘半农写一手长诗的两句，意义非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这里「研究室」便是知识最好的象征。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百年来，大学的研究室，尤其实验室通宵灯火通明，学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们开拓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论文〈新文化在中国〉（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话说，中国要富强，「没有新思想知识运动是不能到达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这样的话语，落在过于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大陆，就被简单化的译成「而没有新思想运动」 ，老师一再的强调「五四不仅是学术上，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运动，及是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和中国的现代化，而以学术为首」。
老师早年的学问从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受过政治学的严格训练，也就是社会学的精密分析方法，转型到历史，他不仅重视史实之考证，事事详加比对求证，更要求解释，给予史实应有的含义，因此《五四运动史》又具有史华慈的思想史学的特点，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没有时间性的钥匙与价值。中国的现代化与知识，在《五四运动史》是同义词。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五四运动史》，他的书名intellectual，虽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识 （knowledge）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全书「新知识分子」或「新知识」不断重复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不但书名有intellectual，书后半部的总题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识分子或知识。书中真正指思想的时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为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这个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知识建立现代化的中国。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遗产
周老师的研究与论述，从政治学到史学，然后再做文学与语言文字。晚年回忆他的治学路程，如下面一九九七年为《弃园文萃》写的〈序〉，承认撰写五四期间用功最深：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由一次大转变。
他在美国的学术经验，深深的认识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认知意识不够发达。对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把是非当作道德。他在《弃园文萃》的序文里接着上面引述的那段，指出：
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就是对「是」甚么，「不是」甚么不够重视。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to be或being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甚么不是甚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于是我认为，对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们认知得还很不够。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以至于古代文字和古今历史事实，都应该切实认知一番，才能够加以评判。
另外他又说：
欧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结论：「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史上缀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么」、「为甚么」、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许多人有这种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了。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研究与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认知上，比如研究《红楼梦》，他就指出红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会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也许还可由《红楼梦》研究而影响其他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甚至于中国社会政治的习惯」， 如 《红楼梦案》前四篇论文都是强调研究曹红学应有学术的思考精神与方法，还要建立《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文学目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老师认为「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整个学术研究，能形成一个诠释学的典范；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他深痛恶绝长期以来的态度和方法：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 比如发掘到的资料应该普遍公开。他举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写〈《红楼梦》考证〉为例，考据根据的重要资料《四松堂集》，保密三十年才公开，另外他收藏的《干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让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张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并不是没有能力看见别人反对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对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师反击五四已经死忙的说法。五四运动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五四是一种精神传统，一种遗产，不会死亡。 他用可再充电的电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这也就是为甚么每年大家都纪念五四运动。
七、结论：永远颠覆政治的霸权话语
我的老师生于一九一六，生前常说因为未赶得上亲身参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游行，引以为憾。但少年时代在长沙就对五四感到兴趣，在中学时自己成为罢课与学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诗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写于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
周策纵的「五四学」：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与走向知识时代的「五四」
一、离散/流亡与边缘思考的「五四」论述：拒绝同化的多元透视力
周策纵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写自传，题名〈忽值山河改：半个世纪半个「亡命者」的自白〉。他于一九四八年去国，乘轮船赴美途中，做旧诗〈去国〉（一九四八）抒怀，表明不满混乱的时局与官场听命的人生才出国深造，但是还未抵达彼岸，就感到「去国终成失乳儿」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于美琪轮 (General Meigs) 上：
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
辞官仍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
抗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
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
《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写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过的密芝根大学政治系博士论文，根据《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书目，原题为《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纵于一九四八到美国，拟进入芝加哥大学，但由于不喜欢芝加哥城市，转入密芝根大学政治系，一九五〇获硕士，一九五五年获得博士。在前后这年些间，他感到自己四处流亡，就如他的新旧诗集《周策纵诗存》与《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态，他的新诗〈给亡命者〉（一九五七）写的也是自己：
像受了伤的野兽舔着创伤，
你鲜红的血只滴向荒凉的地方。
为了洁白的生命而走向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将只剩着两个大字：反抗。
他经历过典型的放逐与流亡的生活，从打工到哈佛当研究员，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人的边缘思考位置，远离政治权力，建构客观的透视力超强的五四的新论述。
这部论述使人不禁想起萨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说的放逐诗学。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这些学者作家经历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他们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遇上与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创造力。 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难民的着作所构成。美国今天的学术、知识与美学界的思想正出自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难民与其他政权的异议分子。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简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学与文化。 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作家才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 流亡作家可分成五类：一、从殖民或乡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写作；二、远离自己的国土，但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目前在北美与欧洲的华文作家便是这一类；三、失去国土与语言的作家，世界各国的华人英文作家越来越多；四、华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华文作家，东南亚最多这类作家；五、身体与地理上没有离开国土，但精神上他是异乡人。 无论出于自身愿意还是强逼，思想上的流亡还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华裔（离散族群）、流亡、难民、华侨，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学者作家，他们生存在中间地带（median state），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这种流亡与边缘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爱感受新奇的事物。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更有一种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使新与旧的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复杂与容易惹起各种争议。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写，在五十年代，争论性的居多，没有一本书被学术界接受，西方人对其认识更不正确，所以周策纵老师决定写一本书确切记录其史实，详细探讨其演变和效应。当他在密芝根大学写博士论文时，便决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于这是极端复杂而多争论性的题目，他的指导老师也反对。根据他的回忆，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与密西根大学指导老师讨论该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如此的这建议。预想不到，教授提高了嗓门：「甚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么可以写学生暴动？……甚么？说这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写这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老师还曾在中国停留多年，因此他愤然而去。
《五四运动史》，原为博士论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师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访问学者写论文，毕业后，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回返哈佛任研究员，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荣誉研究员。所以哈佛学术研究氛围与教授对他的五四学之建立，带来极大的多元的启发。像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业（洪煨莲，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杨联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玮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们这群多是流亡（洪业、杨联陞)、，离散（史华慈犹太裔美国人）、多元文化（如费正清）。周教授原书英文版的《五四运动史》序文最后的一大段，感谢协助他完成论文撰写、修改与出版的学者，目前所有中译本将它删去，非常可惜。这些精神思想导师，影响了老师的一生学术生涯。他们几乎都是哈佛大学与美国的一流学者，很多来自中国与其他亚洲及欧洲汉学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识分子，他们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老师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与他们的对话有绝对的密切关系。
二、周策纵的五四多元史观：准确地认识过去，解释未来
周老师回忆在哈佛大学改写《五四运动史》时，当时哈佛的同事杨联陞看见他不断修改，就催他赶快出版：「我们现在着书，只求五十年内还能站的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可以达到这标凖。还担心甚么？」周老师回答说，由于五四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论的历史，他要继承中国古代史家的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他又指出他当时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西洋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启发，他的历史观要对过去有准确地认识，也可帮忙解释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历史观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响了他对五四史实的诠释。下面的自我回忆，可帮忙我们了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论述：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当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又一次大转变。
另外启发周教授的五四史观是《春秋公羊传》里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这三句话使他对历史产生两个敏锐的观察力。他说：「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个党派的不同解释，跟是请神参预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者，前后往往自相矛盾……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採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决不得不审慎不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所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认知是建构五四论述的基点。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范的诠释模式：文化研究典范
周策纵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离开中国到密芝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与博士之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深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策纵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的〈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方式的代表作。
周教授出国后的学术训练，本文上面我引用他说过的话：「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他受益最大该是以西方汉学的精神，突破了中国传统思考方式。西方汉学的强点，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这种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例如初稿于一九六七，完成于一九九九的六万多字的论文〈扶桑为榕树纵考〉，周老师为了考定扶桑就是榕树，考释古代神话、图画、出土文物、古文字中认定、又从历史、文化中去观察，举凡文学、植物学、文字学的学识都广泛深入的沟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观察与摄影有关植物。这种跨知识领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卫。
周教授当时编辑的两本《文林：中国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学术研究， 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跨越学科、知识整合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所以他实际上要建构的就是目前所谓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国学术界则自二次大战以来，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侧重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到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国了解西方的目的。 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所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中国学」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的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 他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史》，原是密芝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费正清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改写他的五四论述的论文，同时期在哈佛共事的还有洪业、杨联陞、裘开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费正清、史华慈等，在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的跨学科多元文化与思想的学术环境中，在传统的西方汉学 （Sinology）与新起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学术思潮中，修改完成并出版他的五四论述。此类专着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以沟通东西文化的了解的倾向。另一方面，区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对权威的着作，成了东西方知识界认识现代新思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原始档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学专 (monograph) 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着作。周教授研究《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本身，就提供与开拓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个领域的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书所体现的不涉及道德判断或感情偏向，就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范，也是最具国际性、知识领域广泛性的影响力的专论。
到了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启了之后，文化研究开始成为重要学术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学科，结合了传统社会学、文学、政治、与及新起的国族问题，来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文化现象。在《五四运动史》中，周老师已是全面执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与方法，时常关注某个现像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国族、社会阶级与／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譬如国际民族主义权威谢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就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认为国际化日益重要，但国家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纵有关中国五四运动建立的国家民族主义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保护领土完整作为重要证据。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只是书写下来的文字，还包括了口头访问、档案、摄影、报纸、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了所有意义的文化产物。他又特别审视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所以他一生坚持五四是社会政治边缘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势力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来解释务实运动，以便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威权。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
由于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后了解到，「野心家打着五四旗号来掩饰五四，利用五四，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实，于是我的《五四运动史》也就殃及鱼池般在中国本土成为「禁书」大二三十年之久了。」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与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萨伊德所谓「边缘思考」的透视力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引起极大的争议，尤其在大陆、台湾官方或具有政治倾向的学人在八十年代都难于接受。像周老师这些边缘思考的学者与国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已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
周老师的英文原着书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上自题中文书名是《五四运动史》。英文书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没有标准的翻译，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识革命」，其实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两者。他认为五四的启蒙一切从知开始：
这「知」字自然不只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于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和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在这个前提下，
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周教授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他特别指出：
一九二四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无力革命，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一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
他断定五四运动时期主要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为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革命，抛弃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他认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但是却被在大陆与台湾的官方与主流学术界所难于接受：五四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是一项多面性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大前提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新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论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五四思潮不是反传统主义，而是革新知识，抛弃不好的传统。因为它提倡理智和知识，现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为它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知识时代。
在《五四运动史》中的时限的断定，都非常的审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讲中，再次的解释：
至于「五四运动」的时限，我在书中曾指出，当时的思想转变与学生活动，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这五年之间；不过，我同时也强调，这个运动不应限制在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扩充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出版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史》时，索性把标题示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运动的下限，主要是因为是年国共正式合作，着手一物力和党的组织推翻北洋政府，所牵涉的是陨石雨党派斗争，与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运动已有所区别。这项转变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后来所以未能顺利发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碍。
重读《五四运动史》，我发现老师的论述严谨细密，时限因应论述的课题而改变，请看下面第一章「导论」内文，很明确的锁定五四运动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请看下面几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会政治的演变结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书后附录的「相关大事表（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时限拉得更长。所以他以五四的复杂多面向的演变而考虑时限的适当性，这是当时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客观史学。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包括台湾大陆的学术界。无论研究社会文化、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的着作，几乎很少不会引用到这本具有一家之言的有关五四的权威的着作。
五、五四精神：引导中国走向知识时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见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重要性。单单从《五四运动史》中各章节的题目，就可见讨论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篇幅占了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改革的观点」，第七章有「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新知识分子所宣导的大众教育」更重要，他全书的结论认定五四运动最终目的是获得新思想与知识的革命。这就是所谓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仅是思想知识的，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即追求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公平的社会和的现代化中国。而本质上就是广义的新知识思想的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知识革命，因为思想知识的改变才能带来现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识的觉醒与转型，同时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国与世界，在数码科技的推动下，已发生极大的转型与变动。五四的精神主轴，为知识分子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更理解到五四运动还有无比的感召力，因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今天世界已进入知识时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师写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二十世纪有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电子文明，资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可见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的地位越来越提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初见改变和扩张了。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
经济早已转型，从投资经济变成知识创新经济，从机器生产与劳动力的社会逐渐转型为知识社会，新知识经济里，整合知识、创新思考是主要资源。这种多元知识专才，在目前社会里，会成为社会，甚至政治的主导力量。《五四运动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诠释力与洞察力，令人惊讶。
现在再读《五四运动史》的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师特别不断强调新知识分子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他引用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从监狱中释放，刘半农写一手长诗的两句，意义非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这里「研究室」便是知识最好的象征。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百年来，大学的研究室，尤其实验室通宵灯火通明，学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们开拓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论文〈新文化在中国〉（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话说，中国要富强，「没有新思想知识运动是不能到达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这样的话语，落在过于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大陆，就被简单化的译成「而没有新思想运动」 ，老师一再的强调「五四不仅是学术上，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运动，及是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和中国的现代化，而以学术为首」。
老师早年的学问从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受过政治学的严格训练，也就是社会学的精密分析方法，转型到历史，他不仅重视史实之考证，事事详加比对求证，更要求解释，给予史实应有的含义，因此《五四运动史》又具有史华慈的思想史学的特点，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没有时间性的钥匙与价值。中国的现代化与知识，在《五四运动史》是同义词。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五四运动史》，他的书名intellectual，虽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识 （knowledge）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全书「新知识分子」或「新知识」不断重复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不但书名有intellectual，书后半部的总题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识分子或知识。书中真正指思想的时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为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这个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知识建立现代化的中国。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遗产
周老师的研究与论述，从政治学到史学，然后再做文学与语言文字。晚年回忆他的治学路程，如下面一九九七年为《弃园文萃》写的〈序〉，承认撰写五四期间用功最深：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由一次大转变。
他在美国的学术经验，深深的认识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认知意识不够发达。对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把是非当作道德。他在《弃园文萃》的序文里接着上面引述的那段，指出：
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就是对「是」甚么，「不是」甚么不够重视。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to be或being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甚么不是甚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于是我认为，对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们认知得还很不够。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以至于古代文字和古今历史事实，都应该切实认知一番，才能够加以评判。
另外他又说：
欧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结论：「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史上缀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么」、「为甚么」、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许多人有这种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了。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研究与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认知上，比如研究《红楼梦》，他就指出红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会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也许还可由《红楼梦》研究而影响其他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甚至于中国社会政治的习惯」， 如 《红楼梦案》前四篇论文都是强调研究曹红学应有学术的思考精神与方法，还要建立《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文学目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老师认为「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整个学术研究，能形成一个诠释学的典范；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他深痛恶绝长期以来的态度和方法：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 比如发掘到的资料应该普遍公开。他举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写〈《红楼梦》考证〉为例，考据根据的重要资料《四松堂集》，保密三十年才公开，另外他收藏的《干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让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张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并不是没有能力看见别人反对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对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师反击五四已经死忙的说法。五四运动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五四是一种精神传统，一种遗产，不会死亡。 他用可再充电的电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这也就是为甚么每年大家都纪念五四运动。
七、结论：永远颠覆政治的霸权话语
我的老师生于一九一六，生前常说因为未赶得上亲身参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游行，引以为憾。但少年时代在长沙就对五四感到兴趣，在中学时自己成为罢课与学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诗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写于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
王润华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导言
一、「五四运动」的定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替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会作出东山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连串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勐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洋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五月四日的抗议示威则是发展成这一连串活动的转捩点。新起的商人、工业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逼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了一条路。但是以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漩涡，终于使这新知识分子的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採取了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这运动的态度从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一、「五四运动」的定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替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会作出东山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连串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勐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洋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五月四日的抗议示威则是发展成这一连串活动的转捩点。新起的商人、工业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逼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了一条路。但是以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漩涡，终于使这新知识分子的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採取了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这运动的态度从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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