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联合推荐：
「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卓越着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这书把历史细节和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在这最全面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个其新视野和客观态度，详细检视了这运动的各个方面。」——费正清 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〇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哲学家罗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著者信息
周策纵（1916-2007）
湖南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为知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着述颇丰，计有40余本专着和180余篇论文出版刊行，并有多篇随笔、散文、诗词等作品传世。
图书目录
认知．评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运动史》自序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第六章 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图书序言
周策纵的「五四学」：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与走向知识时代的「五四」
一、离散/流亡与边缘思考的「五四」论述：拒绝同化的多元透视力
周策纵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写自传，题名〈忽值山河改：半个世纪半个「亡命者」的自白〉。他于一九四八年去国，乘轮船赴美途中，做旧诗〈去国〉（一九四八）抒怀，表明不满混乱的时局与官场听命的人生才出国深造，但是还未抵达彼岸，就感到「去国终成失乳儿」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于美琪轮 (General Meigs) 上：
万乱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
辞官仍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
抗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
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
《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写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过的密芝根大学政治系博士论文，根据《关于中国的博士论文》书目，原题为《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纵于一九四八到美国，拟进入芝加哥大学，但由于不喜欢芝加哥城市，转入密芝根大学政治系，一九五〇获硕士，一九五五年获得博士。在前后这年些间，他感到自己四处流亡，就如他的新旧诗集《周策纵诗存》与《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态，他的新诗〈给亡命者〉（一九五七）写的也是自己：
像受了伤的野兽舔着创伤，
你鲜红的血只滴向荒凉的地方。
为了洁白的生命而走向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将只剩着两个大字：反抗。
他经历过典型的放逐与流亡的生活，从打工到哈佛当研究员，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人的边缘思考位置，远离政治权力，建构客观的透视力超强的五四的新论述。
这部论述使人不禁想起萨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说的放逐诗学。这是一个全球作家自我放逐与流亡的大时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这些学者作家经历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他们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遇上与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给今日世界文学制造了巨大的创造力。 现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难民的着作所构成。美国今天的学术、知识与美学界的思想正出自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难民与其他政权的异议分子。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简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学与文化。 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作家才可以诚实的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 流亡作家可分成五类：一、从殖民或乡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写作；二、远离自己的国土，但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目前在北美与欧洲的华文作家便是这一类；三、失去国土与语言的作家，世界各国的华人英文作家越来越多；四、华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华文作家，东南亚最多这类作家；五、身体与地理上没有离开国土，但精神上他是异乡人。 无论出于自身愿意还是强逼，思想上的流亡还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华裔（离散族群）、流亡、难民、华侨，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学者作家，他们生存在中间地带（median state），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这种流亡与边缘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爱感受新奇的事物。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更有一种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使新与旧的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复杂与容易惹起各种争议。关于五四运动的书写，在五十年代，争论性的居多，没有一本书被学术界接受，西方人对其认识更不正确，所以周策纵老师决定写一本书确切记录其史实，详细探讨其演变和效应。当他在密芝根大学写博士论文时，便决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于这是极端复杂而多争论性的题目，他的指导老师也反对。根据他的回忆，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与密西根大学指导老师讨论该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提出如此的这建议。预想不到，教授提高了嗓门：「甚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么可以写学生暴动？……甚么？说这是中国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写这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老师还曾在中国停留多年，因此他愤然而去。
《五四运动史》，原为博士论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师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访问学者写论文，毕业后，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回返哈佛任研究员，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荣誉研究员。所以哈佛学术研究氛围与教授对他的五四学之建立，带来极大的多元的启发。像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业（洪煨莲，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杨联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玮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们这群多是流亡（洪业、杨联陞)、，离散（史华慈犹太裔美国人）、多元文化（如费正清）。周教授原书英文版的《五四运动史》序文最后的一大段，感谢协助他完成论文撰写、修改与出版的学者，目前所有中译本将它删去，非常可惜。这些精神思想导师，影响了老师的一生学术生涯。他们几乎都是哈佛大学与美国的一流学者，很多来自中国与其他亚洲及欧洲汉学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识分子，他们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老师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与他们的对话有绝对的密切关系。
二、周策纵的五四多元史观：准确地认识过去，解释未来
周老师回忆在哈佛大学改写《五四运动史》时，当时哈佛的同事杨联陞看见他不断修改，就催他赶快出版：「我们现在着书，只求五十年内还能站的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这书可以达到这标凖。还担心甚么？」周老师回答说，由于五四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论的历史，他要继承中国古代史家的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另一个是不求得宠与当时，却待了解于后世。」他又指出他当时写历史的态度，不但受了西洋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启发，他的历史观要对过去有准确地认识，也可帮忙解释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历史观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响了他对五四史实的诠释。下面的自我回忆，可帮忙我们了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论述：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当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又一次大转变。
另外启发周教授的五四史观是《春秋公羊传》里的三句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这三句话使他对历史产生两个敏锐的观察力。他说：「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个党派的不同解释，跟是请神参预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者，前后往往自相矛盾……我还是觉得最先的，当下的说辞较近于事实。这使我决定大量採用当时报刊的记载和个人『当下』的回忆」，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决不得不审慎不怀疑。这也使我特别注意到「异辞」的问题。所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认知是建构五四论述的基点。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范的诠释模式：文化研究典范
周策纵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离开中国到密芝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与博士之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深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策纵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的〈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方式的代表作。
周教授出国后的学术训练，本文上面我引用他说过的话：「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他受益最大该是以西方汉学的精神，突破了中国传统思考方式。西方汉学的强点，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这种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例如初稿于一九六七，完成于一九九九的六万多字的论文〈扶桑为榕树纵考〉，周老师为了考定扶桑就是榕树，考释古代神话、图画、出土文物、古文字中认定、又从历史、文化中去观察，举凡文学、植物学、文字学的学识都广泛深入的沟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观察与摄影有关植物。这种跨知识领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卫。
周教授当时编辑的两本《文林：中国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学术研究， 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跨越学科、知识整合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所以他实际上要建构的就是目前所谓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国学术界则自二次大战以来，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侧重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到西方了解中国，与中国了解西方的目的。 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所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中国学」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的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 他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史》，原是密芝根大学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后，费正清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改写他的五四论述的论文，同时期在哈佛共事的还有洪业、杨联陞、裘开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费正清、史华慈等，在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的跨学科多元文化与思想的学术环境中，在传统的西方汉学 （Sinology）与新起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学术思潮中，修改完成并出版他的五四论述。此类专着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以沟通东西文化的了解的倾向。另一方面，区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对权威的着作，成了东西方知识界认识现代新思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原始档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学专 (monograph) 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着作。周教授研究《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本身，就提供与开拓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个领域的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书所体现的不涉及道德判断或感情偏向，就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范，也是最具国际性、知识领域广泛性的影响力的专论。
到了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开启了之后，文化研究开始成为重要学术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学科，结合了传统社会学、文学、政治、与及新起的国族问题，来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文化现象。在《五四运动史》中，周老师已是全面执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与方法，时常关注某个现像是如何与意识形态、国族、社会阶级与／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譬如国际民族主义权威谢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就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认为国际化日益重要，但国家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纵有关中国五四运动建立的国家民族主义以抵抗外国的侵略，保护领土完整作为重要证据。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只是书写下来的文字，还包括了口头访问、档案、摄影、报纸、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了所有意义的文化产物。他又特别审视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所以他一生坚持五四是社会政治边缘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势力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来解释务实运动，以便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威权。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
由于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后了解到，「野心家打着五四旗号来掩饰五四，利用五四，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实，于是我的《五四运动史》也就殃及鱼池般在中国本土成为「禁书」大二三十年之久了。」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与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萨伊德所谓「边缘思考」的透视力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引起极大的争议，尤其在大陆、台湾官方或具有政治倾向的学人在八十年代都难于接受。像周老师这些边缘思考的学者与国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冲击。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已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
周老师的英文原着书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页上自题中文书名是《五四运动史》。英文书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没有标准的翻译，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识革命」，其实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两者。他认为五四的启蒙一切从知开始：
这「知」字自然不只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领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于青年知识分子抗议精神和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改革。在这个前提下，
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
周教授把五四定义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识分子领导运动，他特别指出：
一九二四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无力革命，抛弃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扭曲和出卖了一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轴的「五四精神」。
他断定五四运动时期主要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为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革命，抛弃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他认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但是却被在大陆与台湾的官方与主流学术界所难于接受：五四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是一项多面性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大前提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新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论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五四思潮不是反传统主义，而是革新知识，抛弃不好的传统。因为它提倡理智和知识，现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为它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知识时代。
在《五四运动史》中的时限的断定，都非常的审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讲中，再次的解释：
至于「五四运动」的时限，我在书中曾指出，当时的思想转变与学生活动，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这五年之间；不过，我同时也强调，这个运动不应限制在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扩充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出版的第二本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史》时，索性把标题示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运动的下限，主要是因为是年国共正式合作，着手一物力和党的组织推翻北洋政府，所牵涉的是陨石雨党派斗争，与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运动已有所区别。这项转变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后来所以未能顺利发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碍。
重读《五四运动史》，我发现老师的论述严谨细密，时限因应论述的课题而改变，请看下面第一章「导论」内文，很明确的锁定五四运动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请看下面几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会政治的演变结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书后附录的「相关大事表（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时限拉得更长。所以他以五四的复杂多面向的演变而考虑时限的适当性，这是当时哈佛大学费正清及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客观史学。
他坚持的论点，至今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包括台湾大陆的学术界。无论研究社会文化、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的着作，几乎很少不会引用到这本具有一家之言的有关五四的权威的着作。
五、五四精神：引导中国走向知识时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见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重要性。单单从《五四运动史》中各章节的题目，就可见讨论新知识分子与新知识的篇幅占了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改革的观点」，第七章有「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新知识分子所宣导的大众教育」更重要，他全书的结论认定五四运动最终目的是获得新思想与知识的革命。这就是所谓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仅是思想知识的，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即追求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公平的社会和的现代化中国。而本质上就是广义的新知识思想的革命.所以说它是思想知识革命，因为思想知识的改变才能带来现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识的觉醒与转型，同时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国与世界，在数码科技的推动下，已发生极大的转型与变动。五四的精神主轴，为知识分子选择以思想文化革新作为救国的途径。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更理解到五四运动还有无比的感召力，因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今天世界已进入知识时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师写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识，是最适合现代新潮流的趋势。二十世纪有蒸汽文明进展到电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电子文明，资讯文明。在可见的将来，在可见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的地位越来越提高。我们对财产的观念也初见改变和扩张了。过去计算财富的要素是土地、劳力、物资和资本，现在和将来，「知识」（knowledge）必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wealth）。
经济早已转型，从投资经济变成知识创新经济，从机器生产与劳动力的社会逐渐转型为知识社会，新知识经济里，整合知识、创新思考是主要资源。这种多元知识专才，在目前社会里，会成为社会，甚至政治的主导力量。《五四运动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诠释力与洞察力，令人惊讶。
现在再读《五四运动史》的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师特别不断强调新知识分子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他引用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从监狱中释放，刘半农写一手长诗的两句，意义非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这里「研究室」便是知识最好的象征。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百年来，大学的研究室，尤其实验室通宵灯火通明，学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们开拓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论文〈新文化在中国〉（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话说，中国要富强，「没有新思想知识运动是不能到达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这样的话语，落在过于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大陆，就被简单化的译成「而没有新思想运动」 ，老师一再的强调「五四不仅是学术上，同时也是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运动，及是国家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和中国的现代化，而以学术为首」。
老师早年的学问从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读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受过政治学的严格训练，也就是社会学的精密分析方法，转型到历史，他不仅重视史实之考证，事事详加比对求证，更要求解释，给予史实应有的含义，因此《五四运动史》又具有史华慈的思想史学的特点，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没有时间性的钥匙与价值。中国的现代化与知识，在《五四运动史》是同义词。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五四运动史》，他的书名intellectual，虽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识 （knowledge）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全书「新知识分子」或「新知识」不断重复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不但书名有intellectual，书后半部的总题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识分子或知识。书中真正指思想的时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为这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这个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知识建立现代化的中国。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遗产
周老师的研究与论述，从政治学到史学，然后再做文学与语言文字。晚年回忆他的治学路程，如下面一九九七年为《弃园文萃》写的〈序〉，承认撰写五四期间用功最深：
在美国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读西洋哲学史、政治理论与制度和东西方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写完博士论文，对五四运动史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期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里的几个图书馆的书，使我对中西汉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我的治学方向发生了由一次大转变。
他在美国的学术经验，深深的认识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认知意识不够发达。对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把是非当作道德。他在《弃园文萃》的序文里接着上面引述的那段，指出：
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就是对「是」甚么，「不是」甚么不够重视。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to be或being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甚么不是甚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于是我认为，对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们认知得还很不够。甚至连中国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以至于古代文字和古今历史事实，都应该切实认知一番，才能够加以评判。
另外他又说：
欧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较重视逻辑推理，考察自然规律，也就是客观的知识；中国至少自秦汉以后，所发展的乃是偏重伦理道德、修齐统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结论：「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史上缀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所说的「知」，是指对客观实在认知的知，是纯粹逻辑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么」、「为甚么」、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应该如何」的道德教导。当然，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并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许多人有这种向往，那就仍可说是划时代的了。这也不是说道德不重要，只是说，五四思潮补救了传统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学术研究研究与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认知上，比如研究《红楼梦》，他就指出红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会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也许还可由《红楼梦》研究而影响其他学术思想界的风气，甚至于中国社会政治的习惯」， 如 《红楼梦案》前四篇论文都是强调研究曹红学应有学术的思考精神与方法，还要建立《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文学目的，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老师认为「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整个学术研究，能形成一个诠释学的典范；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他深痛恶绝长期以来的态度和方法：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 比如发掘到的资料应该普遍公开。他举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写〈《红楼梦》考证〉为例，考据根据的重要资料《四松堂集》，保密三十年才公开，另外他收藏的《干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让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张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并不是没有能力看见别人反对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对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师反击五四已经死忙的说法。五四运动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事件，五四是一种精神传统，一种遗产，不会死亡。 他用可再充电的电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 这也就是为甚么每年大家都纪念五四运动。
七、结论：永远颠覆政治的霸权话语
我的老师生于一九一六，生前常说因为未赶得上亲身参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游行，引以为憾。但少年时代在长沙就对五四感到兴趣，在中学时自己成为罢课与学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诗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写于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
图书试读
一、「五四运动」的定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替这新起的时代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却随着时间演进比当初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所说的「五四运动」便是就这广义而言。大体来说，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现在先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由于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会作出东山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连串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勐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洋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sm）、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而来。五月四日的抗议示威则是发展成这一连串活动的转捩点。新起的商人、工业和城市工人随即都对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逼使北京政府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获得的胜利，为他们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铺了一条路。但是以后不久，运动逐渐卷入政治漩涡，终于使这新知识分子的联合阵线崩溃了。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是失去了热情，就是裹足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相反地，左翼分子则採取了政治捷径，联合国民党，以推翻北京的军阀政府。西方诸国对这运动的态度从此由同情转变为疑虑或反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运动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得势，无数复杂难解的争执纷然竞起。
用户评价
坦白说，阅读《五四运动史(上)》的过程，是一次令人振奋又发人深省的精神洗礼。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记述，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年代的荣光与黯淡，以及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奋斗与迷茫。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于，作者并没有将五四运动局限于“一次学生运动”的狭隘定义，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的开端。他花了大量篇幅梳理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对西方思想的引入，再到各种新思潮的碰撞与融合。这种对思想史的深度挖掘，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背后更为宏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图景。书中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也有着细致的描绘，不仅仅是学生，还有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甚至一些普通民众，他们是如何被卷入这场运动，又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这些细节的呈现，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和多元。作者在分析问题时，总是能够提供多角度的视角，让你看到事件的不同侧面，避免了片面和简单化的解读。例如，对于一些激进的思潮，作者在展现其影响力的同时，也探讨了其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争议，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对历史有了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书中的语言风格也很吸引人，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读起来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反而会随着作者的笔触，沉浸在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之中。它让我深刻理解到，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人性的多面性和社会力量的博弈，而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复杂性最集中的体现。
评分这本《五四运动史(上)》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思考，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又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叙述，但它以一种近乎“解剖”历史的方式，深入到每一个事件的细枝末节，勾勒出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对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书的开篇并没有直接切入1919年那个标志性的年份，而是将视角拉得更长，从晚清的积弱到辛亥革命的动荡，再到新文化运动的萌芽，一步步铺垫，让我理解了五四运动爆发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根源。作者在描述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言论和行为时，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展现了他们的挣扎、困惑，甚至是一些在当时看来激进到不可思议的观点。例如，他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思想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自我怀疑以及与其他进步人士的辩论，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让人物不再是书本上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逻辑的个体。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将五四运动简单地看作是一场单一的政治事件，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他详细分析了白话文运动、科学民主思潮的兴起，以及它们如何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为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这种多维度、深层次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而关键的角色。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报刊文章、个人信件、回忆录等，这些一手资料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可信度和生动性，仿佛我亲身置身于那个年代，与那些参与者一同经历着思想的碰撞和时代的变迁。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一次对历史精神的探索，它促使我反思，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理解和继承五四精神，又该如何面对新的挑战。
评分《五四运动史(上)》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史学著作，它以其严谨的态度和深刻的见解，让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我欣赏作者在叙事上的匠心独运，他并没有采用线性叙事，而是巧妙地将不同时间段、不同层面的事件穿插交织，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景。书中对1919年之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的铺垫，让我清晰地看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深层原因，而不仅仅是将其归结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这种追根溯源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历史事件的解释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当时各方力量的博弈和互动，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绘。无论是爱国学生群体的行动，还是政府官员的应对，抑或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态度，都被作者一一呈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复杂而微妙的政治生态。作者在分析问题时，表现出极强的批判性思维，他并不回避历史的争议和曲折，而是将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探讨。例如，对于一些激进的思想和行动，作者既肯定了它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也审慎地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辩证的视角，让我对历史有了更全面、更客观的理解。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流畅，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深奥的思想，用清晰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我能够轻松地进入历史情境，并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评分《五四运动史(上)》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让我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全新的理解。我被作者在叙事上的匠心所折服。他并没有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事件，而是巧妙地将不同主题、不同人物的故事 interwoven，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叙事。这种非线性叙事，反而让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以更好地展现。书中对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状况的描绘，极为生动。从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到思想上的沉闷压抑，再到民族危机的步步紧逼，作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民众的痛苦与呼唤。让我尤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和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作者都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传播和演变的过程。这种对思想史的深入挖掘，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内涵。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展现了极强的逻辑性和批判性，他不仅呈现了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他引导读者去思考历史背后的原因和意义。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接受知识，更是在参与一场智力探索，与历史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远不止于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体悟。《五四运动史(上)》并非那种填鸭式的知识灌输，而是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智慧，带领读者穿越时空的迷雾，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热情、理想与困境。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历史叙事的方式，他并没有回避复杂性和矛盾性，而是将它们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书中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论战和合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多元化和激荡性。它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交织着各种力量、各种思潮的复杂网络。作者对人物的刻画也相当成功，他没有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脸谱化，而是深入挖掘他们的动机、情感和行为逻辑。读到那些为了民族命运而慷慨激昂的演讲，为了真理而据理力争的辩论，以及在黑暗年代里坚持理想的艰难跋涉，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份不屈的精神。书中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绘也极其到位，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利，再到民众的普遍觉醒，每一个细节都仿佛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让我身临其境。作者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展现了极强的逻辑思辨能力，他能够从表面的现象深入到内在的根源，揭示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长期酝酿的结果。它让我对“历史的必然性”有了更辩证的理解，也对“人的能动性”有了更深的敬畏。
评分拿到《五四运动史(上)》这本书，我本以为会读到一份陈旧的史料堆砌，然而，它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深度，让我对五四运动产生了全新的认知。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捕捉。作者在描述每一个事件时，都力求还原最真实的场景，从学生们在街头慷慨陈词的场景，到政客们在幕后密谋的场景，仿佛都跃然纸上。他并没有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深入到事件发生的背景、参与者的动机、以及事件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这种“考古式”的挖掘，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肌理和脉络。更难得的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时，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定格在某种标签之下，而是展现了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选择与成长。我尤其被书中对一些处于关键时刻的人物，如胡适、鲁迅等，他们思想的转变、立场的摇摆，甚至是内心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些鲜活的个体，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丰富内涵。这本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由少数几个英雄人物所书写，而是由无数个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所交织而成。作者在论述中，也展现了极强的历史洞察力，他能够从宏观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微观的个体行为，从而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阅读历史，更是在与历史对话，与那个时代的灵魂进行交流。
评分《五四运动史(上)》这本书，绝对是我近年来阅读过的关于这段历史中最具深度和广度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引导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最欣赏作者的处理方式，他并没有将五四运动仅仅视为一个政治事件，而是将其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觉醒的起点。书中对于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的政治黑暗、外交上的屈辱，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僵化，都有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为理解这场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背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五四运动的起因时，并非只关注表面的事件，而是深入到当时社会思潮的涌动，如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各种新旧思想的碰撞。这种对思想史的关注，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更深层次的意义。书中对参与五四运动的各色人物，无论是当时的学生领袖，还是思想界的先驱，亦或是普通的参与者，作者都给予了细致的描绘，展现了他们在历史洪流中的复杂情感和艰难抉择。这种对人物的刻画，让历史事件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此外，作者在论述中，也展现了极强的逻辑性和批判性，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并引导读者去思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读来如沐春风，又时时心头激荡的《五四运动史(上)》。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不仅仅是冷静地陈述史实，更是以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去描绘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历史变革中的挣扎与抉择。书中对五四运动的起源，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于某个单一事件，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从晚清的积贫积弱，到辛亥革命的曲折前进，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者层层深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必然性。让我格外惊喜的是，作者对五四运动中的不同群体、不同立场的人物，都进行了立体化的刻画。他没有将他们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是深入挖掘他们各自的动机、思想和行为逻辑。例如，书中对一些当时颇具争议的人物，如某些激进的革命者，或者是一些保守的改良派，作者都给予了客观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对人物多层次的解读，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复杂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外，书中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到思想文化的革新，再到社会风气的改变，无不涉及。这种宏观的视角，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意义。
评分第一次翻阅《五四运动史(上)》，就被书中那股澎湃的历史洪流所吸引。这本书并非只是冰冷的历史事实堆砌，而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思想深度，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激情与变革的年代。作者在处理历史叙事时，展现了非凡的功力。他并没有将五四运动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之中。从晚清的救亡图存，到辛亥革命的尝试，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者层层递进，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坚实的背景。这种宏观的视野，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和意义。让我格外赞赏的是，书中对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杰出的思想家，还是普通的青年学生，都进行了深入的刻画，展现了他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这些人物不再是书本上僵化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让历史充满了温度。作者在分析问题时，总是能够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避免了单一的解释模式。例如，他对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分析，让我看到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对那个时代青年的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那份家国情怀和对真理的追求，至今仍能激励人心。
评分拿到《五四运动史(上)》这本书，我最先被吸引的是它那种不落俗套的叙事风格。作者并没有采用我们常见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平铺直叙，而是以一种更具画面感和情节感的方式，将我们带入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善于从细节入手，比如描述学生们如何在街头集会、如何发出呼喊，如何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互动，这些场景的刻画都极为生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五四运动所涉及的各种思潮的梳理，非常清晰。从早期的启蒙思想，到后来传播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这让我看到了五四运动在思想解放上的巨大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他并没有简单地将某一方塑造成正义的化身，而是展现了各方力量的博弈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例如，书中对于北洋政府的应对，对于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态度，都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种多维度的视角，让我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五四运动的复杂性。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课本上的简单认知，而上升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层面，它不仅仅是一场历史事件，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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