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自由市場烏托邦的誕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滅
從工業革命到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綫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啓發性的經典作品
新版序──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史迪格裏茲Joseph E. Stiglitz
《钜變》書寫齣版於二次大戰期間，麵世後隨即成為經典作品，影響深遠，近年更愈受重視，是重新檢視當前劇烈波動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經濟弊病極具價值的參考點。
博蘭尼在書中追溯工業革命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巨大轉變，尤其是自律性市場經濟的興起。他認為經濟活動原本就內含於整體的社會生活當中，受人類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控製，然而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自由市場理論卻主張經濟應當脫離其他事物的束縛，讓市場自我調節纔能達到最大效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不但推動經濟與整體社會脫離，也進一步將社會其他層麵套入自由市場邏輯，從而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反撲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博蘭尼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自律性市場興起與失敗的曆史分析，以及不同於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這個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瞭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的序言，還有經濟社會學重要學者布洛剋（Fred Block）的全新導論，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核心看法與當代意義。
從工業革命到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綫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啓發性的經典作品
新版序──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史迪格裏茲Joseph E. Stiglitz
《钜變》書寫齣版於二次大戰期間，麵世後隨即成為經典作品，影響深遠，近年更愈受重視，是重新檢視當前劇烈波動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經濟弊病極具價值的參考點。
博蘭尼在書中追溯工業革命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巨大轉變，尤其是自律性市場經濟的興起。他認為經濟活動原本就內含於整體的社會生活當中，受人類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控製，然而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自由市場理論卻主張經濟應當脫離其他事物的束縛，讓市場自我調節纔能達到最大效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不但推動經濟與整體社會脫離，也進一步將社會其他層麵套入自由市場邏輯，從而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反撲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博蘭尼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自律性市場興起與失敗的曆史分析，以及不同於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這個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瞭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的序言，還有經濟社會學重要學者布洛剋（Fred Block）的全新導論，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核心看法與當代意義。
曆史的轉摺點：現代世界秩序的塑造 一捲深邃的史詩，探究塑造我們今日世界的那些關鍵力量與決定性瞬間。 本書並非聚焦於當代政治經濟的直接起源，而是深入挖掘瞭驅動現代性（Modernity）形成的曆史深層結構、思想交鋒與物質變遷。我們試圖揭示，那些看似不經意的曆史岔路口，如何最終匯聚成塑造我們當前社會形態的巨大洪流。 第一部分：文明的斷裂與新秩序的萌芽 (約1500-1789) 本部分聚焦於“漫長的16世紀”至“啓濛的時代”，考察瞭西方文明如何從中古的結構中掙脫，並奠定瞭現代國傢、科學理性與全球市場的基礎。 第一章：地中海的衰落與大西洋的崛起 我們首先審視瞭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對傳統貿易格局的衝擊，以及歐洲商業中心如何由地中海區域緩慢轉移至大西洋沿岸。這不僅僅是地理位置的改變，更是資本流動與權力結構的根本性重塑。重點分析瞭早期殖民擴張中商業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纍過程，以及新航路開闢如何顛覆瞭全球的價值體係。特彆關注葡萄牙、西班牙在早期全球化中所扮演的開拓者角色，及其在美洲建立的“奴隸經濟圈”如何為後來的工業化提供瞭最初的物質支撐和殘酷的道德睏境。 第二章：宗教改革的政治遺産 宗教改革被視為一場純粹的神學運動，但本書更側重於其對世俗權力結構的深遠影響。加爾文主義在商業倫理上的側重、路德宗對世俗君權的支持，以及由此引發的長期宗教戰爭，如何最終促進瞭主權國傢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形成。我們詳細剖析瞭國傢主權理論（如博丹和霍布斯）如何在神權衰落、教皇權威退卻的真空地帶應運而生，為現代民族國傢的建立提供瞭理論基石。 第三章：科學革命與理性的幽靈 本章將科學革命視為一場認知的革命，而非僅僅是技術的進步。伽利略、牛頓的發現如何不僅改變瞭人們對宇宙的看法，更催生瞭一種新的認識論——經驗主義與數學化。這種被高度推崇的“理性”如何被迅速地引入社會和政治領域，成為啓濛思想傢的核心武器。我們探討瞭笛卡爾的懷疑論如何為個體主體性的確立鋪平道路，以及洛剋關於自然權利的學說如何為後來的政治革命提供瞭哲學武器。 第二章：革命的熔爐：舊世界的終結 (約1750-1848) 本部分關注兩場定義瞭現代政治麵貌的巨大衝突：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它們共同熔鑄瞭現代的意識形態光譜。 第四章：政治的暴力：法國大革命的遺産 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推翻君主製，更是一次關於“人民主權”的殘酷實驗。本書著重分析瞭雅各賓派的“激進民主”與保守主義（如柏剋）對革命的批判之間的張力。我們深入探討瞭“公民身份”（Citizenship）、民族主義的早期形態，以及“自由、平等、博愛”口號在不同階層間引發的解讀差異。特彆是，革命如何奠定瞭“左派”與“右派”的政治地理，並確立瞭暴力作為政治變革有效工具的負麵範式。 第五章：蒸汽、工廠與新的階級結構 工業革命的敘事往往過於集中於技術發明，本書則關注其對社會組織和人類生存狀態的徹底重塑。從圈地運動到城市化，從傢庭生産到工廠製度，我們描繪瞭勞動力的異化過程。重點分析瞭資産階級（Bourgeoisie）如何從一個經濟階層迅速轉變為統治階級，以及無産階級（Proletariat）這一新社會群體的誕生。這種前所未有的物質力量的集中與不平等，直接催生瞭對資本主義體係的首次係統性批判。 第六章：意識形態的誕生：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早期社會主義 在革命與工業化的雙重衝擊下，一係列對新秩序的解釋和願景開始成形。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如何成為新興資産階級的主流話語；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秩序和曆史連續性）如何試圖挽救舊的社會紐帶；而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如聖西門、歐文）則開始探索一種超越階級對立的社會組織方式。我們審視瞭這些思想如何在1848年歐洲革命中集中爆發，暴露瞭新舊秩序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三部分：全球秩序的奠基與思想的交鋒 (約1850-1914) 本部分考察瞭19世紀後半葉，在技術進步和帝國擴張的背景下，全球化進程如何加劇，以及對現代性的質疑如何浮現。 第七章：權力與市場的擴張：新帝國主義 19世紀末的“新帝國主義”並非簡單的資源掠奪，而是與國內工業化需求的深度耦閤。我們分析瞭技術優勢（如蒸汽船、電報、先進武器）如何使得歐洲列強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深度控製全球。重點探討瞭國傢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列強間為爭奪原材料、市場和戰略要地所形成的緊張關係，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瞭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伏筆。 第八章：曆史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興起 麵對加速的社會變革，傳統解釋框架開始瓦解。本章探討瞭19世紀思想傢們試圖理解“曆史必然性”的努力。馬剋思對資本主義生産關係的解剖、杜爾剋海姆對社會整閤的擔憂，以及韋伯對“非人格化官僚製度”和“祛魅世界”的預警，都構成瞭對現代性本質的深刻反思。這些理論框架，盡管其視角各異，卻共同描繪瞭一個技術進步與精神危機並存的現代圖景。 第九章：身份的重塑：民族主義的鞏固與種族的科學化 民族主義從早期對文化共同體的認同，逐漸演變為一種排他性的政治意識形態。本章分析瞭國傢如何通過普及教育、徵兵製和大眾媒體，係統性地構建和灌輸統一的民族敘事。與此同時，我們也剖析瞭19世紀末“科學種族理論”的興起，這種僞科學如何被用來閤理化帝國擴張和社會等級製度，成為現代政治中最具破壞性的觀念之一。 結論：未完成的現代性 本書的結論部分將總結這些曆史進程如何塑造瞭20世紀初的全球格局。我們看到，全球貿易、技術依賴、意識形態對立和國傢間競爭的邏輯已經基本確立。這些“起源”並非終點，而是持續影響我們今天社會結構、經濟模式和政治衝突的強大慣性。通過理解這些根本性的結構是如何在特定曆史時期被構建起來的，我們或許能更好地審視我們當前所處的“巨變”時代。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卡爾．博蘭尼 Karl Polanyi（1886-1964）
成長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曾任《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資深編輯，納粹於德國掌權後舉傢遷往倫敦，數年後移居美國與加拿大，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博蘭尼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傢之一，除瞭經典作品《钜變》之外，也閤編瞭《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及《基督教與社會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的學生為他整理齣版《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及《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兩本論文集，並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堂講稿編為《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
譯者簡介
黃樹民
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係，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於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等。
卡爾．博蘭尼 Karl Polanyi（1886-1964）
成長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達佩斯，曾任《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資深編輯，納粹於德國掌權後舉傢遷往倫敦，數年後移居美國與加拿大，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博蘭尼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傢之一，除瞭經典作品《钜變》之外，也閤編瞭《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及《基督教與社會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的學生為他整理齣版《達荷美與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及《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博蘭尼論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兩本論文集，並將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堂講稿編為《人類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
譯者簡介
黃樹民
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係，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於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後的中國農村變革》等。
圖書目錄
序言／史迪格裏茲（Joseph E. Stiglitz）
導論／布洛剋（Fred Block）
二○○一年新版說明
第一篇 國際體係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二○年代，革命的三○年代
第二篇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捲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環境對進步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製度
第五章 市場製度的演進
第六章 自律性市場及虛構的商品：勞動、土地與貨幣
第七章 一七九五年的史賓翰連法案
第八章 前提與結果
第九章 貧窮與烏托邦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第二捲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自然與生産組織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
第十四章 市場與人
第十五章 市場與自然
第十六章 市場與生産組織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場的損壞
第十八章 使國際經濟瓦解的壓力
第三篇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 民眾的政府與市場經濟
第二十章 社會變遷之齒輪中的曆史
第二十一章 在錯綜復雜之社會中的自由
資料來源注釋
1.權力平衡
2.百年和平
3.黃金綫的斷裂
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勢力消長
5.金融與和平
6.「社會與經濟製度」參考資料選輯
7.「市場製度的演進」參考資料選輯
8.有關史賓翰連的文獻
9.史賓翰連與維也納
10.為何不選擇惠特布雷德議案
11.迪茲雷利的「兩個國傢」和有色人種問題
12.補充說明：濟貧法與勞動組織
譯者後記／黃樹民
導論／布洛剋（Fred Block）
二○○一年新版說明
第一篇 國際體係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二○年代，革命的三○年代
第二篇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捲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環境對進步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製度
第五章 市場製度的演進
第六章 自律性市場及虛構的商品：勞動、土地與貨幣
第七章 一七九五年的史賓翰連法案
第八章 前提與結果
第九章 貧窮與烏托邦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
第二捲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自然與生産組織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
第十四章 市場與人
第十五章 市場與自然
第十六章 市場與生産組織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場的損壞
第十八章 使國際經濟瓦解的壓力
第三篇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 民眾的政府與市場經濟
第二十章 社會變遷之齒輪中的曆史
第二十一章 在錯綜復雜之社會中的自由
資料來源注釋
1.權力平衡
2.百年和平
3.黃金綫的斷裂
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勢力消長
5.金融與和平
6.「社會與經濟製度」參考資料選輯
7.「市場製度的演進」參考資料選輯
8.有關史賓翰連的文獻
9.史賓翰連與維也納
10.為何不選擇惠特布雷德議案
11.迪茲雷利的「兩個國傢」和有色人種問題
12.補充說明：濟貧法與勞動組織
譯者後記／黃樹民
圖書序言
序言
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
很榮幸能為博蘭尼這部經典著作寫序。這本書討論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曆史钜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型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當時歐洲文明所經曆的轉變，今日看來就如同當代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傢所麵臨的轉變一樣，因此博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他的主要論點與關懷，與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及二○○○年在布拉格上街遊行示威的反對者一緻，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組織。麥凱佛（R.M. MacIver）在本書一九四四年初版的導讀中，以先見之明指齣：「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瞭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甚至聯閤國，都還隻是存在於紙麵上的構想計畫。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並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往後提齣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要為一本論點復雜且嚴謹的專書，以短短幾句話來摘要其精髓，既睏難也易失之偏頗。雖說這本半世紀前齣版的書，在語匯的使用及經濟學的觀念上與當前並非完全契閤，但博蘭尼所提齣的議題與觀點，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論點包含幾項見解：所謂「自律性市場」從未真正有效運作；自律性市場不隻是內在運作有明顯缺陷，它帶來的結果也同樣有很大缺陷（例如對窮人的影響），使得各國政府不得不介入乾預；此外，改變的步調快慢對其帶來的結果也至關重要。博蘭尼的分析明確指齣，坊間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亦即經濟成長會讓窮人在內的全體民眾都受益，實則缺乏曆史根據。他也釐清意識型態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例如：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型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僕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型態，需要的時候則呼籲政府乾預，以追求自身利益。
在博蘭尼撰寫《钜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侷限性。然而，自律性市場自身的運作就可帶來高效率且公平的資源分配這種論點，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持。隻要在資訊不全或市場機製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傢的乾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較為公允的立場，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製，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隻不過市場與政府兩者具體職能的分界如何，仍有爭議。譬如，一般學界皆接受政府監督管理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但至於該如何監督管理，卻仍無定論。
當代社會提供瞭許多證據得以支持過往的曆史經驗，亦即經濟成長也可能導緻貧睏人口增加。不過，如同我們從一些先進工業國傢的實例中看到的，經濟成長的確能為大多數人帶來極大益處。
博蘭尼十分強調自由勞動市場、自由貿易，以及金本位製下的貨幣自律機製之間密切緊扣的關係。他的著作可說是今日主流的「係統論」（systemic approach）之先導，而在他之前則是世紀交替時的「全麵均衡論」經濟學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現在仍有一些學者服膺於金本位製理論，並認為當代經濟問題正是因為違背瞭此一體製所緻，這也為倡導自律市場機製的學者帶來更多挑戰。浮動匯率已是今日國際金融之主流，這可以說有利於主張自律性市場學者的觀點。畢竟主導國際貨幣交易市場的規律，不應該異於其他種類市場的規律。但也正是在這個點上，自律性市場的弱點充分暴露瞭齣來（至少對那些忽視這項製度的社會影響的人來說是如此）。已有充分證據顯示，這類市場（一如其他資産市場）常齣現過度波動的現象，也就是波動的幅度大於經濟基本麵的變化所能解釋的程度。另有許多證據也顯示，當價格（以及更廣而言的投資者預期）産生太過劇烈的變動，會對經濟體造成傷害。最近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提醒瞭現今年輕人他們的祖父輩在大蕭條時期已記取的教訓：自律性市場並不像那些吹鼓手宣稱的那樣會一直順利運轉。即便是如美國財政部（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捍衛自由市場製度的堡壘，都不認為國傢不應乾涉貨幣兌換匯率。不過他們卻從未能提齣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何以貨幣市場應該異於彆種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紀各種意識型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宣稱堅信自由市場機製，但本身卻是一個經常乾擾貨幣匯率的公傢機構；它提供資金給外國債權人紓睏，卻嚮國內企業收取會導緻破産的高額利息。勞動與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齣現過。諷刺的是，今日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勞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此外，盡管那些先進工業國傢總是嚮低度發展國傢告誡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他們更在意打開發展中國傢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市場給發展中國傢那些具有相對優勢的商品與勞務。
時至今日，論爭的焦點跟博蘭尼寫作之時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隻有立場極端的死硬派，纔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麵控製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認市場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有些觀點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們其實是僞裝成經濟科學與良好政策的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近年來在發展中國傢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此外，大部分經濟學傢都同意，許多國傢的管製法規既不能強化其金融體製，也對經濟成長沒有幫助，自然應予廢除。但那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ers）卻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遠，遵循他們建議的發展中國傢都産生瞭災難性後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明證。但是早在最近幾次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就已經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並將窮人推上風頭浪尖，然而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證據卻微不足道。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傢發揮其相對優勢，提高人均國民所得，但可能會導緻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高的發展中國傢，因貿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明顯大於因此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顯：它結閤瞭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以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認為，把從事低生産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民所得。服膺於自律性市場的人堅信一種賽伊法則（Say’s law），亦即勞動供給會創造齣對自身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傢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因為這對勞方的工資要求會帶來嚮下調整的壓力。但是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明確顯示瞭經濟失調的狀況，我們在許多國傢都可以見到各種失調的充份證據。有些自律性經濟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於政府，然而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博蘭尼曾指齣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纔又被重新提齣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體製或經濟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則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已日漸受到肯認，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匯卻已多所改變，例如吾人今日會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到許多拉丁美洲國傢所麵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無處不在的貧睏與髒亂等現象，對社會和諧會産生災難性的影響，並且造成暴力程度節節高升。我們認知到俄羅斯推動經濟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蝕瞭當地的社會關係、破壞瞭社會資本，甚至導緻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認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尼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毫無意外造成瞭政治與社會動亂（從該國的曆史來看，會齣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緻長久以來的社會關係破裂（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而破裂的社會關係也對經濟産生負麵影響。投資者對於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係如此緊張的國傢會感到擔心，而這些國傢的人民也會將資金移齣，從而産生負麵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發展齣他們照顧貧睏無依者的具體方法。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麵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無時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傢，個人是無計可施的。無論他們是否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大加贊譽的彈性工資（這代錶受雇者得接受無償解雇或自願減薪），他們本身並沒有辦法推動這樣的改革，即便這樣的改革會帶來允諾中大傢想要的充分就業效果。而且這並不錶示隻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會馬上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理論」（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齣何以勞動市場並不像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運作。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並非幻覺。當代社會必須發展齣應對失業的方法，自律性市場經濟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至少並沒有提齣社會能接受的方法。（其實對此也有幾種解釋說法，但是與我要講的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的應對機製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齣新的應對機製前，新的需求已産生瞭。不幸的是，十九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遺忘腦後。
社會應對機製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上個世紀末就有兩個鮮活的例子可茲說明。前麵已經提過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不履約。當時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私人信貸機構藉給私人貸款人。當藉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産。破産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産違背瞭契約的神聖性。但他們卻無視於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他們寜願提供經費給這些國傢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謹慎的外國貸款機構。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推行一些傷及無辜工人與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們與危機的形成毫無關係。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傢已是共産主義實驗的犧牲品，卻又被置入下一個實驗：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律及製度架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製。就像七十多年前布爾什維剋強迫俄國社會快速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強迫俄國社會進行另一種快速變遷，由此帶來災難惡果。他們嚮俄國人民保證，隻要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飛騰──因為沒有效率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扭麯資源分配，且由於社會所有製而缺乏誘因，這一切將由去中央化、自由化與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經濟飛騰並未齣現。俄國經濟體萎縮近半，貧民人數（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將少數一些人造就成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豐饒的國傢。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訴全世界，這裏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資本卻隻往一個方嚮流動。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後大量的國內資本往外湧齣。由於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閤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會共識。那些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後，他們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中，而不會投入一個麵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傢。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那些巨富寡頭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移到國外。今日來看，這些當年錯誤政策的後果已經浮現。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很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迴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於保證這些寡頭巨富不受動搖。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博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發展中國傢及轉型中的經濟體應如何達成钜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博蘭尼揭發瞭自由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傢，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道電報纜綫就是聯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齣資興建。替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農業生産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製。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乾涉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要求進一步開放由美商控製的加勒比海香蕉進口，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製裁。雖然這樣的政府乾預有時候會得到辯護，認為是平衡其他政府乾涉行為的必要措施，但卻有許多赤裸厚顔的産業保護主義及補貼案例，像是在農業方麵。我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蕃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香港嚮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堡壘，但是當香港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同時炒作股市與匯市來乾擾其經濟時，政府就全力齣手乾預。美國政府為此大聲抗議，認為港府違背瞭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乾預政策確實奏效，不但穩定瞭股市與匯市，破除對港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乾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變革的關鍵就在於「讓市場決定價格」（getting prices right），並透過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齣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隻不過是資本纍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單純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型態誤會瞭變遷的本質──是社會整體的變遷，而非僅是經濟上的變遷。而且經濟上的變遷所蘊含的意義，也遠遠超齣這些人所提供的簡單處方。正如博蘭尼正確指齣，這些人的觀點是誤讀瞭曆史。
假若博蘭尼是在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錶明保持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隻保護社會資本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這個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貧窮也明顯減少。假若共産主義的失敗，證明市場製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實際上優於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齣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齣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這些人在課堂上也會提到金融體係需要更好的監管機製，但他們卻藉此機會推動更大的市場彈性：這些字眼意味著去除那種提供經濟安全的社會契約──經濟安全讓社會與政治更加穩定，而這種穩定是東亞經濟奇蹟的必要條件。當然，東亞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於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數十億資金在全球打轉尋找最佳報酬，隨著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緒快速波動而起落轉變，纔種下危機的種子。
最後，讓我迴到博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復雜關係。法西斯主義與共産主義並非隻是另一種經濟體製，它們是對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大幅背離。但如博蘭尼指齣：「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其根源都在於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新自由主義的顛峰期大約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有些人認為共産主義的終結就明白顯示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看法並不正確。畢竟在當時所有已開發國傢中，到處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爾（Rea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嚮，並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一種較有說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傢不敢放手採用這些可能會對窮人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傢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但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這些國傢已彆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毫無顧慮地實施。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譍的市場經濟後，仍有各種並不令人欣賞的措施可以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體，可能演化成為黑幫資本主義及黑幫政治體製。不幸的是，這在世界許多地方已成為事實。
博蘭尼視市場為更廣泛的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泛的社會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並非終極目標，而是達緻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製訂各種量錶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於私有化其實隻是便宜行事的事實：隻是將公有財産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後等著他們迴報賄絡。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錶，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睏，有多少工作被裁減，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無力感的升高。博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型態之間的歧異，一如博蘭尼的時代那樣顯而易見。我們嚮發展中國傢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麵對他們最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影響他們生計的經濟議題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學的鐵律讓你彆無選擇，而且因為你的民主政治過程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例如跟總體經濟政策有關的決策權），讓渡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錶所控製的獨立中央銀行。為瞭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不要去管工作就業或經濟成長。為瞭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給。若是這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目標機製」（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麵似乎透過民主製度將權力賦予每個個體，但另一方麵卻透過彆的方式將權力奪走。
博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地討論在復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過：「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隻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於飢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監督管理措施可能會剝奪一些人的自由，但卻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將資本從一個國傢自由轉移到另一國傢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因為窮人麵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則迅速下降。對這些人來說，自由變少瞭，免於飢餓與恐懼的自由都變少瞭。若博蘭尼是在今日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指齣，現代國際社會所麵臨的挑戰，就在於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樣的平衡。
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
很榮幸能為博蘭尼這部經典著作寫序。這本書討論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曆史钜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型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當時歐洲文明所經曆的轉變，今日看來就如同當代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傢所麵臨的轉變一樣，因此博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他的主要論點與關懷，與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及二○○○年在布拉格上街遊行示威的反對者一緻，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組織。麥凱佛（R.M. MacIver）在本書一九四四年初版的導讀中，以先見之明指齣：「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瞭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甚至聯閤國，都還隻是存在於紙麵上的構想計畫。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並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往後提齣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要為一本論點復雜且嚴謹的專書，以短短幾句話來摘要其精髓，既睏難也易失之偏頗。雖說這本半世紀前齣版的書，在語匯的使用及經濟學的觀念上與當前並非完全契閤，但博蘭尼所提齣的議題與觀點，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論點包含幾項見解：所謂「自律性市場」從未真正有效運作；自律性市場不隻是內在運作有明顯缺陷，它帶來的結果也同樣有很大缺陷（例如對窮人的影響），使得各國政府不得不介入乾預；此外，改變的步調快慢對其帶來的結果也至關重要。博蘭尼的分析明確指齣，坊間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亦即經濟成長會讓窮人在內的全體民眾都受益，實則缺乏曆史根據。他也釐清意識型態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例如：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型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僕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型態，需要的時候則呼籲政府乾預，以追求自身利益。
在博蘭尼撰寫《钜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侷限性。然而，自律性市場自身的運作就可帶來高效率且公平的資源分配這種論點，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持。隻要在資訊不全或市場機製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傢的乾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較為公允的立場，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製，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隻不過市場與政府兩者具體職能的分界如何，仍有爭議。譬如，一般學界皆接受政府監督管理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但至於該如何監督管理，卻仍無定論。
當代社會提供瞭許多證據得以支持過往的曆史經驗，亦即經濟成長也可能導緻貧睏人口增加。不過，如同我們從一些先進工業國傢的實例中看到的，經濟成長的確能為大多數人帶來極大益處。
博蘭尼十分強調自由勞動市場、自由貿易，以及金本位製下的貨幣自律機製之間密切緊扣的關係。他的著作可說是今日主流的「係統論」（systemic approach）之先導，而在他之前則是世紀交替時的「全麵均衡論」經濟學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現在仍有一些學者服膺於金本位製理論，並認為當代經濟問題正是因為違背瞭此一體製所緻，這也為倡導自律市場機製的學者帶來更多挑戰。浮動匯率已是今日國際金融之主流，這可以說有利於主張自律性市場學者的觀點。畢竟主導國際貨幣交易市場的規律，不應該異於其他種類市場的規律。但也正是在這個點上，自律性市場的弱點充分暴露瞭齣來（至少對那些忽視這項製度的社會影響的人來說是如此）。已有充分證據顯示，這類市場（一如其他資産市場）常齣現過度波動的現象，也就是波動的幅度大於經濟基本麵的變化所能解釋的程度。另有許多證據也顯示，當價格（以及更廣而言的投資者預期）産生太過劇烈的變動，會對經濟體造成傷害。最近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提醒瞭現今年輕人他們的祖父輩在大蕭條時期已記取的教訓：自律性市場並不像那些吹鼓手宣稱的那樣會一直順利運轉。即便是如美國財政部（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捍衛自由市場製度的堡壘，都不認為國傢不應乾涉貨幣兌換匯率。不過他們卻從未能提齣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何以貨幣市場應該異於彆種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紀各種意識型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宣稱堅信自由市場機製，但本身卻是一個經常乾擾貨幣匯率的公傢機構；它提供資金給外國債權人紓睏，卻嚮國內企業收取會導緻破産的高額利息。勞動與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齣現過。諷刺的是，今日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勞工（在國際間）自由流動；此外，盡管那些先進工業國傢總是嚮低度發展國傢告誡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他們更在意打開發展中國傢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市場給發展中國傢那些具有相對優勢的商品與勞務。
時至今日，論爭的焦點跟博蘭尼寫作之時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隻有立場極端的死硬派，纔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麵控製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認市場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有些觀點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們其實是僞裝成經濟科學與良好政策的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近年來在發展中國傢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此外，大部分經濟學傢都同意，許多國傢的管製法規既不能強化其金融體製，也對經濟成長沒有幫助，自然應予廢除。但那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ers）卻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遠，遵循他們建議的發展中國傢都産生瞭災難性後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明證。但是早在最近幾次金融風暴發生之前，就已經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並將窮人推上風頭浪尖，然而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證據卻微不足道。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傢發揮其相對優勢，提高人均國民所得，但可能會導緻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高的發展中國傢，因貿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明顯大於因此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顯：它結閤瞭貿易自由化與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以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認為，把從事低生産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民所得。服膺於自律性市場的人堅信一種賽伊法則（Say’s law），亦即勞動供給會創造齣對自身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傢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因為這對勞方的工資要求會帶來嚮下調整的壓力。但是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明確顯示瞭經濟失調的狀況，我們在許多國傢都可以見到各種失調的充份證據。有些自律性經濟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於政府，然而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博蘭尼曾指齣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纔又被重新提齣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體製或經濟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則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已日漸受到肯認，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匯卻已多所改變，例如吾人今日會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到許多拉丁美洲國傢所麵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無處不在的貧睏與髒亂等現象，對社會和諧會産生災難性的影響，並且造成暴力程度節節高升。我們認知到俄羅斯推動經濟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蝕瞭當地的社會關係、破壞瞭社會資本，甚至導緻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認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尼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毫無意外造成瞭政治與社會動亂（從該國的曆史來看，會齣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緻長久以來的社會關係破裂（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而破裂的社會關係也對經濟産生負麵影響。投資者對於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係如此緊張的國傢會感到擔心，而這些國傢的人民也會將資金移齣，從而産生負麵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發展齣他們照顧貧睏無依者的具體方法。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麵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無時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傢，個人是無計可施的。無論他們是否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大加贊譽的彈性工資（這代錶受雇者得接受無償解雇或自願減薪），他們本身並沒有辦法推動這樣的改革，即便這樣的改革會帶來允諾中大傢想要的充分就業效果。而且這並不錶示隻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會馬上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理論」（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齣何以勞動市場並不像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運作。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並非幻覺。當代社會必須發展齣應對失業的方法，自律性市場經濟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至少並沒有提齣社會能接受的方法。（其實對此也有幾種解釋說法，但是與我要講的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的應對機製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齣新的應對機製前，新的需求已産生瞭。不幸的是，十九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遺忘腦後。
社會應對機製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上個世紀末就有兩個鮮活的例子可茲說明。前麵已經提過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不履約。當時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私人信貸機構藉給私人貸款人。當藉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産。破産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産違背瞭契約的神聖性。但他們卻無視於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他們寜願提供經費給這些國傢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謹慎的外國貸款機構。於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推行一些傷及無辜工人與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們與危機的形成毫無關係。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傢已是共産主義實驗的犧牲品，卻又被置入下一個實驗：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律及製度架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製。就像七十多年前布爾什維剋強迫俄國社會快速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強迫俄國社會進行另一種快速變遷，由此帶來災難惡果。他們嚮俄國人民保證，隻要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飛騰──因為沒有效率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扭麯資源分配，且由於社會所有製而缺乏誘因，這一切將由去中央化、自由化與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經濟飛騰並未齣現。俄國經濟體萎縮近半，貧民人數（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將少數一些人造就成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自然資源豐饒的國傢。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訴全世界，這裏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資本卻隻往一個方嚮流動。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後大量的國內資本往外湧齣。由於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閤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會共識。那些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後，他們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中，而不會投入一個麵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傢。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那些巨富寡頭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移到國外。今日來看，這些當年錯誤政策的後果已經浮現。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很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迴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於保證這些寡頭巨富不受動搖。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博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華盛頓共識當中，認為發展中國傢及轉型中的經濟體應如何達成钜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博蘭尼揭發瞭自由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傢，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道電報纜綫就是聯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齣資興建。替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農業生産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製。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乾涉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要求進一步開放由美商控製的加勒比海香蕉進口，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製裁。雖然這樣的政府乾預有時候會得到辯護，認為是平衡其他政府乾涉行為的必要措施，但卻有許多赤裸厚顔的産業保護主義及補貼案例，像是在農業方麵。我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蕃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香港嚮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堡壘，但是當香港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同時炒作股市與匯市來乾擾其經濟時，政府就全力齣手乾預。美國政府為此大聲抗議，認為港府違背瞭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乾預政策確實奏效，不但穩定瞭股市與匯市，破除對港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乾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變革的關鍵就在於「讓市場決定價格」（getting prices right），並透過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齣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隻不過是資本纍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單純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型態誤會瞭變遷的本質──是社會整體的變遷，而非僅是經濟上的變遷。而且經濟上的變遷所蘊含的意義，也遠遠超齣這些人所提供的簡單處方。正如博蘭尼正確指齣，這些人的觀點是誤讀瞭曆史。
假若博蘭尼是在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錶明保持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隻保護社會資本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這個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貧窮也明顯減少。假若共産主義的失敗，證明市場製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實際上優於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齣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齣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這些人在課堂上也會提到金融體係需要更好的監管機製，但他們卻藉此機會推動更大的市場彈性：這些字眼意味著去除那種提供經濟安全的社會契約──經濟安全讓社會與政治更加穩定，而這種穩定是東亞經濟奇蹟的必要條件。當然，東亞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於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數十億資金在全球打轉尋找最佳報酬，隨著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緒快速波動而起落轉變，纔種下危機的種子。
最後，讓我迴到博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復雜關係。法西斯主義與共産主義並非隻是另一種經濟體製，它們是對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大幅背離。但如博蘭尼指齣：「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其根源都在於無法運轉的市場社會。」新自由主義的顛峰期大約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有些人認為共産主義的終結就明白顯示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看法並不正確。畢竟在當時所有已開發國傢中，到處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爾（Rea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嚮，並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一種較有說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傢不敢放手採用這些可能會對窮人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傢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但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這些國傢已彆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毫無顧慮地實施。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譍的市場經濟後，仍有各種並不令人欣賞的措施可以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體，可能演化成為黑幫資本主義及黑幫政治體製。不幸的是，這在世界許多地方已成為事實。
博蘭尼視市場為更廣泛的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泛的社會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並非終極目標，而是達緻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製訂各種量錶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於私有化其實隻是便宜行事的事實：隻是將公有財産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後等著他們迴報賄絡。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錶，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睏，有多少工作被裁減，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無力感的升高。博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型態之間的歧異，一如博蘭尼的時代那樣顯而易見。我們嚮發展中國傢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麵對他們最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影響他們生計的經濟議題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學的鐵律讓你彆無選擇，而且因為你的民主政治過程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經濟決策權（例如跟總體經濟政策有關的決策權），讓渡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錶所控製的獨立中央銀行。為瞭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不要去管工作就業或經濟成長。為瞭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給。若是這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目標機製」（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麵似乎透過民主製度將權力賦予每個個體，但另一方麵卻透過彆的方式將權力奪走。
博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地討論在復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過：「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隻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於飢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監督管理措施可能會剝奪一些人的自由，但卻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將資本從一個國傢自由轉移到另一國傢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因為窮人麵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則迅速下降。對這些人來說，自由變少瞭，免於飢餓與恐懼的自由都變少瞭。若博蘭尼是在今日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指齣，現代國際社會所麵臨的挑戰，就在於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樣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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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價
评分
這本《钜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光是書名就讓我聯想到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感覺它會是一本非常貼近我們生活的書。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所經歷的許多事情，像是物價的飆漲、年輕人麵臨的就業睏境、國傢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都不是憑空齣現的，一定有其歷史的根源。書名中的「钜變」，讓我想到的是那些巨大的、難以想像的轉摺，這些轉摺是如何一點點纍積，最終改變瞭整個世界的麵貌。我特別好奇，作者會如何定義「當代」，是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算起？又會從哪些角度來剖析「政治」和「經濟」的「起源」？我對那些影響深遠的政策和國際事件很感興趣，像是某個國傢推行的經濟改革，或是某場重要的國際會議，這些事件是如何為後來的「钜變」埋下種子的？在颱灣，我們經常感受到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的微妙平衡，有時候經濟上的睏難會引發政治上的動盪，反之亦然。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讓我理解颱灣在這個全球「钜變」中的位置，以及這些「起源」對我們島嶼的具體影響。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钜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看到這個名字，就立刻勾起瞭我對這幾十年來世界翻天覆地的變革的好奇心。身為一個在颱灣成長的普通民眾，我們每天都在感受著政治局勢的動盪，經濟市場的起伏，從過去的戒嚴到解嚴，從貧窮到小康，再到現在麵臨的國際壓力與產業轉型，這一切的「钜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是哪些深層次的因素在推動著這一切？我特別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從歷史長河中梳理齣這些影響我們現在生活的關鍵節點，又是如何連結起那些看似遙遠的事件與我們當下的處境。書名中的「起源」，讓我聯想到的是那些歷史的脈絡，那些可能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萌芽，或許是某個政治體製的設計，某項經濟政策的齣颱，又或者是一場關鍵的國際衝突，這些「起源」如何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層層地疊加，最終形成瞭今日我們所見的「當代政治、經濟」的複雜樣貌。我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幫助我釐清這些紛繁複雜的關係，讓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挑戰與機遇。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更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走到今天的「說明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也或許能為我們指引未來的方嚮。
评分哇，看到《钜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我腦子裡立刻浮現齣好多畫麵，感覺這本書就像一本解謎手冊，要把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充滿變數的世界，一點一點地抽絲剝繭，找齣它的根源。我特別好奇作者會怎麼看待「當代」這個時間範圍，是從二戰結束算起，還是更早？畢竟，我們颱灣的近代史，也跟著全球的大變動緊密相連，像是冷戰的影響，或是亞洲經濟體的崛起，這些都深深地影響瞭我們。而且，「政治」和「經濟」這兩個詞，放在一起講「起源」，就很有意思。因為常常覺得，政治的決定會影響經濟的走嚮，經濟的發展又會反過來影響政治的格局，這兩者根本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書裡會不會探討一些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然後看它們是如何在現實世界中發揮作用，又或者是在現實麵前不斷被修正？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那些塑造瞭我們現在生活方式的重大轉摺點，像是全球化的興起、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還有現在大傢都在討論的數位經濟浪潮，這些「钜變」究竟是怎麼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書中會不會提供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顛覆我以往對這些事件的認知？畢竟，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评分《钜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立刻就抓住我的眼球，感覺它就是在試圖解答我心中一直以來的一些疑問。我們生活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暈頭轉嚮，不知道到底發生瞭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書名裡的「钜變」，正是我感受到的，整個世界好像都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變革，無論是政治版圖的重塑，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都讓人有一種應接不暇的感覺。而「起源」這個詞，更是觸動瞭我想要去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心理。我想知道，這些我們現在所見的「钜變」，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的？是哪些關鍵的歷史事件、思潮，或者技術的突破，纔引導瞭我們走嚮今天這個局麵？尤其是我對「當代政治、經濟」這個組閤很感興趣，因為我總是覺得，政治和經濟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書裡會不會探討，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哪些政治上的決策，如何影響瞭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嚮？又或者，經濟上的某些重大變化，又是如何反過來推動瞭政治體製的變革？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導遊，帶我走進歷史的長廊，幫我梳理齣那些塑造瞭我們今日世界的複雜脈絡，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评分《钜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讓我想起瞭最近讀到的一些新聞，還有跟朋友聊天時談論到的一些話題，感覺生活中處處都充滿瞭「钜變」。我尤其對「起源」這個詞很感興趣，因為我總是覺得，要理解現在的問題，就必須迴溯到它的源頭。颱灣的政治，從過去威權體製到現在的民主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背後，又牽扯到國際情勢、經濟發展，還有社會思潮的演變。我很好奇，作者會不會將颱灣的經驗，放在一個更宏大的全球背景下進行分析？例如，東亞經濟奇蹟的背後，有哪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動力？而這些動力，又是如何與戰後的國際秩序相互作用的？書名裡提到的「當代」，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麵對新的挑戰，像是氣候變遷、科技倫理、地緣政治的緊張等等。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結構性的分析，幫助我理解這些挑戰的根源，以及它們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許，作者會從歷史上一些關鍵的事件或人物齣發，闡述他們如何一步步地改變瞭世界的走嚮，進而塑造瞭我們今天所處的「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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