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自由市场乌托邦的诞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灭
从工业革命到两次大战，人类社会崩溃的核心经济线索
对当前时代极具洞察力与启发性的经典作品
新版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
《鉅变》书写出版于二次大战期间，面世后随即成为经典作品，影响深远，近年更愈受重视，是重新检视当前剧烈波动的经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经济弊病极具价值的参考点。
博兰尼在书中追溯工业革命对社会与经济造成的巨大转变，尤其是自律性市场经济的兴起。他认为经济活动原本就内含于整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受人类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控制，然而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自由市场理论却主张经济应当脱离其他事物的束缚，让市场自我调节才能达到最大效益。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不但推动经济与整体社会脱离，也进一步将社会其他层面套入自由市场逻辑，从而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包括对民主政治的反扑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博兰尼此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自律性市场兴起与失败的历史分析，以及不同于市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这个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的序言，还有经济社会学重要学者布洛克（Fred Block）的全新导论，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核心看法与当代意义。
从工业革命到两次大战，人类社会崩溃的核心经济线索
对当前时代极具洞察力与启发性的经典作品
新版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
《鉅变》书写出版于二次大战期间，面世后随即成为经典作品，影响深远，近年更愈受重视，是重新检视当前剧烈波动的经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经济弊病极具价值的参考点。
博兰尼在书中追溯工业革命对社会与经济造成的巨大转变，尤其是自律性市场经济的兴起。他认为经济活动原本就内含于整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受人类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控制，然而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自由市场理论却主张经济应当脱离其他事物的束缚，让市场自我调节才能达到最大效益。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不但推动经济与整体社会脱离，也进一步将社会其他层面套入自由市场逻辑，从而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包括对民主政治的反扑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博兰尼此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自律性市场兴起与失败的历史分析，以及不同于市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这个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的序言，还有经济社会学重要学者布洛克（Fred Block）的全新导论，帮助读者理解本书的核心看法与当代意义。
历史的转折点：现代世界秩序的塑造 一卷深邃的史诗，探究塑造我们今日世界的那些关键力量与决定性瞬间。 本书并非聚焦于当代政治经济的直接起源，而是深入挖掘了驱动现代性（Modernity）形成的历史深层结构、思想交锋与物质变迁。我们试图揭示，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历史岔路口，如何最终汇聚成塑造我们当前社会形态的巨大洪流。 第一部分：文明的断裂与新秩序的萌芽 (约1500-1789) 本部分聚焦于“漫长的16世纪”至“启蒙的时代”，考察了西方文明如何从中古的结构中挣脱，并奠定了现代国家、科学理性与全球市场的基础。 第一章：地中海的衰落与大西洋的崛起 我们首先审视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对传统贸易格局的冲击，以及欧洲商业中心如何由地中海区域缓慢转移至大西洋沿岸。这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资本流动与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塑。重点分析了早期殖民扩张中商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以及新航路开辟如何颠覆了全球的价值体系。特别关注葡萄牙、西班牙在早期全球化中所扮演的开拓者角色，及其在美洲建立的“奴隶经济圈”如何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最初的物质支撑和残酷的道德困境。 第二章：宗教改革的政治遗产 宗教改革被视为一场纯粹的神学运动，但本书更侧重于其对世俗权力结构的深远影响。加尔文主义在商业伦理上的侧重、路德宗对世俗君权的支持，以及由此引发的长期宗教战争，如何最终促进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我们详细剖析了国家主权理论（如博丹和霍布斯）如何在神权衰落、教皇权威退却的真空地带应运而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石。 第三章：科学革命与理性的幽灵 本章将科学革命视为一场认知的革命，而非仅仅是技术的进步。伽利略、牛顿的发现如何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更催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经验主义与数学化。这种被高度推崇的“理性”如何被迅速地引入社会和政治领域，成为启蒙思想家的核心武器。我们探讨了笛卡尔的怀疑论如何为个体主体性的确立铺平道路，以及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学说如何为后来的政治革命提供了哲学武器。 第二章：革命的熔炉：旧世界的终结 (约1750-1848) 本部分关注两场定义了现代政治面貌的巨大冲突：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它们共同熔铸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光谱。 第四章：政治的暴力：法国大革命的遗产 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推翻君主制，更是一次关于“人民主权”的残酷实验。本书着重分析了雅各宾派的“激进民主”与保守主义（如柏克）对革命的批判之间的张力。我们深入探讨了“公民身份”（Citizenship）、民族主义的早期形态，以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在不同阶层间引发的解读差异。特别是，革命如何奠定了“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地理，并确立了暴力作为政治变革有效工具的负面范式。 第五章：蒸汽、工厂与新的阶级结构 工业革命的叙事往往过于集中于技术发明，本书则关注其对社会组织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彻底重塑。从圈地运动到城市化，从家庭生产到工厂制度，我们描绘了劳动力的异化过程。重点分析了资产阶级（Bourgeoisie）如何从一个经济阶层迅速转变为统治阶级，以及无产阶级（Proletariat）这一新社会群体的诞生。这种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的集中与不平等，直接催生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首次系统性批判。 第六章：意识形态的诞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早期社会主义 在革命与工业化的双重冲击下，一系列对新秩序的解释和愿景开始成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如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主流话语；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秩序和历史连续性）如何试图挽救旧的社会纽带；而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圣西门、欧文）则开始探索一种超越阶级对立的社会组织方式。我们审视了这些思想如何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集中爆发，暴露了新旧秩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三部分：全球秩序的奠基与思想的交锋 (约1850-1914) 本部分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在技术进步和帝国扩张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如何加剧，以及对现代性的质疑如何浮现。 第七章：权力与市场的扩张：新帝国主义 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并非简单的资源掠夺，而是与国内工业化需求的深度耦合。我们分析了技术优势（如蒸汽船、电报、先进武器）如何使得欧洲列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控制全球。重点探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列强间为争夺原材料、市场和战略要地所形成的紧张关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伏笔。 第八章：历史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兴起 面对加速的社会变革，传统解释框架开始瓦解。本章探讨了19世纪思想家们试图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努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杜尔克海姆对社会整合的担忧，以及韦伯对“非人格化官僚制度”和“祛魅世界”的预警，都构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深刻反思。这些理论框架，尽管其视角各异，却共同描绘了一个技术进步与精神危机并存的现代图景。 第九章：身份的重塑：民族主义的巩固与种族的科学化 民族主义从早期对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逐渐演变为一种排他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本章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征兵制和大众媒体，系统性地构建和灌输统一的民族叙事。与此同时，我们也剖析了19世纪末“科学种族理论”的兴起，这种伪科学如何被用来合理化帝国扩张和社会等级制度，成为现代政治中最具破坏性的观念之一。 结论：未完成的现代性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总结这些历史进程如何塑造了20世纪初的全球格局。我们看到，全球贸易、技术依赖、意识形态对立和国家间竞争的逻辑已经基本确立。这些“起源”并非终点，而是持续影响我们今天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政治冲突的强大惯性。通过理解这些根本性的结构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被构建起来的，我们或许能更好地审视我们当前所处的“巨变”时代。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卡尔．博兰尼 Karl Polanyi（1886-1964）
成长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达佩斯，曾任《奥地利经济学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资深编辑，纳粹于德国掌权后举家迁往伦敦，数年后移居美国与加拿大，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博兰尼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之一，除了经典作品《鉅变》之外，也合编了《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及《基督教与社会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的学生为他整理出版《达荷美与奴隶贸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及《原始、古代及现代经济：卡尔．博兰尼论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两本论文集，并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讲稿编为《人类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书。
译者简介
黄树民
长期任教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现为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于二○一○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着有《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等。
卡尔．博兰尼 Karl Polanyi（1886-1964）
成长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布达佩斯，曾任《奥地利经济学人》（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资深编辑，纳粹于德国掌权后举家迁往伦敦，数年后移居美国与加拿大，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博兰尼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之一，除了经典作品《鉅变》之外，也合编了《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及《基督教与社会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他的学生为他整理出版《达荷美与奴隶贸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及《原始、古代及现代经济：卡尔．博兰尼论文集》（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两本论文集，并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讲稿编为《人类的生活》（The Livelihood of Man）一书。
译者简介
黄树民
长期任教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现为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于二○一○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着有《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等。
图书目录
序言／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
导论／布洛克（Fred Block）
二○○一年新版说明
第一篇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二○年代，革命的三○年代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环境对进步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第五章 市场制度的演进
第六章 自律性市场及虚构的商品：劳动、土地与货币
第七章 一七九五年的史宾翰连法案
第八章 前提与结果
第九章 贫穷与乌托邦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第二卷 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场的损坏
第十八章 使国际经济瓦解的压力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民众的政府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之齿轮中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在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
资料来源注释
1.权力平衡
2.百年和平
3.黄金线的断裂
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势力消长
5.金融与和平
6.「社会与经济制度」参考资料选辑
7.「市场制度的演进」参考资料选辑
8.有关史宾翰连的文献
9.史宾翰连与维也纳
10.为何不选择惠特布雷德议案
11.迪兹雷利的「两个国家」和有色人种问题
12.补充说明：济贫法与劳动组织
译者后记／黄树民
导论／布洛克（Fred Block）
二○○一年新版说明
第一篇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二○年代，革命的三○年代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环境对进步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第五章 市场制度的演进
第六章 自律性市场及虚构的商品：劳动、土地与货币
第七章 一七九五年的史宾翰连法案
第八章 前提与结果
第九章 贫穷与乌托邦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第二卷 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场的损坏
第十八章 使国际经济瓦解的压力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民众的政府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之齿轮中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在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
资料来源注释
1.权力平衡
2.百年和平
3.黄金线的断裂
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势力消长
5.金融与和平
6.「社会与经济制度」参考资料选辑
7.「市场制度的演进」参考资料选辑
8.有关史宾翰连的文献
9.史宾翰连与维也纳
10.为何不选择惠特布雷德议案
11.迪兹雷利的「两个国家」和有色人种问题
12.补充说明：济贫法与劳动组织
译者后记／黄树民
图书序言
序言
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
很荣幸能为博兰尼这部经典着作写序。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鉅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型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因此博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他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图及二○○○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组织。麦凯佛（R.M. MacIver）在本书一九四四年初版的导读中，以先见之明指出：「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画。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往后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要为一本论点复杂且严谨的专书，以短短几句话来摘要其精髓，既困难也易失之偏颇。虽说这本半世纪前出版的书，在语汇的使用及经济学的观念上与当前并非完全契合，但博兰尼所提出的议题与观点，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论点包含几项见解：所谓「自律性市场」从未真正有效运作；自律性市场不只是内在运作有明显缺陷，它带来的结果也同样有很大缺陷（例如对穷人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干预；此外，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带来的结果也至关重要。博兰尼的分析明确指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亦即经济成长会让穷人在内的全体民众都受益，实则缺乏历史根据。他也釐清意识型态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例如：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型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型态，需要的时候则唿吁政府干预，以追求自身利益。
在博兰尼撰写《鉅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侷限性。然而，自律性市场自身的运作就可带来高效率且公平的资源分配这种论点，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只要在资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较为公允的立场，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只不过市场与政府两者具体职能的分界如何，仍有争议。譬如，一般学界皆接受政府监督管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至于该如何监督管理，却仍无定论。
当代社会提供了许多证据得以支持过往的历史经验，亦即经济成长也可能导致贫困人口增加。不过，如同我们从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实例中看到的，经济成长的确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极大益处。
博兰尼十分强调自由劳动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自律机制之间密切紧扣的关系。他的着作可说是今日主流的「系统论」（systemic approach）之先导，而在他之前则是世纪交替时的「全面均衡论」经济学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现在仍有一些学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论，并认为当代经济问题正是因为违背了此一体制所致，这也为倡导自律市场机制的学者带来更多挑战。浮动汇率已是今日国际金融之主流，这可以说有利于主张自律性市场学者的观点。毕竟主导国际货币交易市场的规律，不应该异于其他种类市场的规律。但也正是在这个点上，自律性市场的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忽视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的人来说是如此）。已有充分证据显示，这类市场（一如其他资产市场）常出现过度波动的现象，也就是波动的幅度大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程度。另有许多证据也显示，当价格（以及更广而言的投资者预期）产生太过剧烈的变动，会对经济体造成伤害。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醒了现今年轻人他们的祖父辈在大萧条时期已记取的教训：自律性市场并不像那些吹鼓手宣称的那样会一直顺利运转。即便是如美国财政部（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堡垒，都不认为国家不应干涉货币兑换汇率。不过他们却从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说服力的说法，来解释何以货币市场应该异于别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纪各种意识型态的辩论中即可预见：它宣称坚信自由市场机制，但本身却是一个经常干扰货币汇率的公家机构；它提供资金给外国债权人纾困，却向国内企业收取会导致破产的高额利息。劳动与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场从未出现过。讽刺的是，今日绝少有人会提倡开放劳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此外，尽管那些先进工业国家总是向低度发展国家告诫保护主义与政府补贴的谬误，但他们更在意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开放自己的市场给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与劳务。
时至今日，论争的焦点跟博兰尼写作之时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只有立场极端的死硬派，才会坚持完全自律的经济体，或是认定政府应全面控制经济。每个人都知道市场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认市场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经济学者间的观点仍有极大差异。有些观点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们其实是伪装成经济科学与良好政策的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金融及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这种例子。此外，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许多国家的管制法规既不能强化其金融体制，也对经济成长没有帮助，自然应予废除。但那些「自由市场学者」（free marketeers）却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远，遵循他们建议的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但是早在最近几次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众多迹象显示这种自由化的措施会给各国带来巨大风险，并将穷人推上风头浪尖，然而这种自由化必能带来成长的证据却微不足道。另外一些议题似乎也难有定论。如自由化的国际贸易可让一个国家发挥其相对优势，提高人均国民所得，但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因贸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机会，明显大于因此增加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显：它结合了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使得创造新工作机会以及发展新兴企业难上加难。没有人会认为，把从事低生产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业，能够减低贫穷或提升国民所得。服膺于自律性市场的人坚信一种赛伊法则（Say’s law），亦即劳动供给会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对依赖低工资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倒是对他们有利，因为这对劳方的工资要求会带来向下调整的压力。但是对经济学者而言，失业工人明确显示了经济失调的状况，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见到各种失调的充份证据。有些自律性经济的吹鼓手将这种失调归咎于政府，然而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自律经济的神话早已名存实亡。
博兰尼曾指出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最近才又被重新提出讨论。它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则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日渐受到肯认，但如今我们使用的语汇却已多所改变，例如吾人今日会讨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们理解到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长期失业、持续的高度分配不均、无处不在的贫困与脏乱等现象，对社会和谐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且造成暴力程度节节高升。我们认知到俄罗斯推动经济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蚀了当地的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甚至导致俄罗斯黑手党及其霸权的兴起。我们也认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正值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之际取消对粮食的补贴，毫无意外造成了政治与社会动乱（从该国的历史来看，会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几个例子中，经济政策导致长久以来的社会关系破裂（虽然原本可能已极为脆弱），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对于将资金投入到社会关系如此紧张的国家会感到担心，而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会将资金移出，从而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
多数社会都发展出他们照顾贫困无依者的具体方法。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固然，一个农民有可能面临歉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也可能难以存钱以备旱涝之需，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佣的工作煳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无时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业率高升，就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或像今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是无计可施的。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自由市场吹鼓手大加赞誉的弹性工资（这代表受雇者得接受无偿解雇或自愿减薪），他们本身并没有办法推动这样的改革，即便这样的改革会带来允诺中大家想要的充分就业效果。而且这并不表示只要他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会马上有工作。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内圈外理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诸多理论，均已明确指出何以劳动市场并不像自律性市场吹鼓手所宣称的方式运作。无论何种解释，事实就是失业并非幻觉。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应对失业的方法，自律性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并没有提出社会能接受的方法。（其实对此也有几种解释说法，但是与我要讲的主题无关，故不赘述）。快速社会变迁会摧毁既有的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产生了。不幸的是，十九世纪的教训，却被那些鼓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当代自由主义教条分子遗忘脑后。
社会应对机制的失灵，造成社会资本流失。上个世纪末就有两个鲜活的例子可兹说明。前面已经提过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的灾难。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义吹鼓手，均抗拒解决此危机的重要手段：不履约。当时大多数的贷款，都是私人信贷机构借给私人贷款人。当借钱者无法偿付债务时，标准的做法就是宣告破产。破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否决此议，认为破产违背了契约的神圣性。但他们却无视于违背另一种更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他们宁愿提供经费给这些国家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谨慎的外国贷款机构。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推行一些伤及无辜工人与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们与危机的形成毫无关系。
更戏剧化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国家已是共产主义实验的牺牲品，却又被置入下一个实验：在政府尚未有机会建立必要的法律及制度架构前，就引进自律性市场经济机制。就像七十多年前布尔什维克强迫俄国社会快速变迁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迫俄国社会进行另一种快速变迁，由此带来灾难恶果。他们向俄国人民保证，只要释放市场的力量，经济就会飞腾──因为没有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常会扭曲资源分配，且由于社会所有制而缺乏诱因，这一切将由去中央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经济飞腾并未出现。俄国经济体萎缩近半，贫民人数（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从总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将少数一些人造就成亿万富翁，但政府却无钱支付养老金给退休者──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丰饶的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诉全世界，这里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资点。但资本却只往一个方向流动。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后大量的国内资本往外涌出。由于俄国私有化过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会共识。那些钱留在俄国的人，自然会担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后，他们会失去一切。即使不考虑政治问题，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将钱放在美国飞腾的股票市场中，而不会投入一个面临各种不景气的国家。俄罗斯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那些巨富寡头有机会将其非法所得移到国外。今日来看，这些当年错误政策的后果已经浮现。除非政府能保证不追究财富的来源，且继续保障其所有权，否则很难将这些大量外逃的资金引回国内。但若这样做，也就无异于保证这些寡头巨富不受动摇。
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博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及转型中的经济体应如何达成鉅变的政策，却对此视若无睹。如前所述，博兰尼揭发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美国第一道电报缆线就是联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出资兴建。替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农业生产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资助的研究、教育与推广服务。西欧各国直到最近都对资本流通有严格管制。即便今日，保护主义与政府干涉都仍极为活跃。美国政府威胁欧洲各国，要求进一步开放由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进口，否则就施以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虽然这样的政府干预有时候会得到辩护，认为是平衡其他政府干涉行为的必要措施，但却有许多赤裸厚颜的产业保护主义及补贴案例，像是在农业方面。我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曾经手无数此类案例，从墨西哥的蕃茄与酪梨、日本的影片、乌克兰的女装，到俄国的铀矿。香港向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堡垒，但是当香港政府发现纽约投机客试图同时炒作股市与汇市来干扰其经济时，政府就全力出手干预。美国政府为此大声抗议，认为港府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但香港的干预政策确实奏效，不但稳定了股市与汇市，破除对港币的未来威胁，同时也赚进大把银子。
倡议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府干预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变革的关键就在于「让市场决定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并透过私有化及自由化，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离出来。根据这种观点，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单纯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型态误会了变迁的本质──是社会整体的变迁，而非仅是经济上的变迁。而且经济上的变迁所蕴含的意义，也远远超出这些人所提供的简单处方。正如博兰尼正确指出，这些人的观点是误读了历史。
假若博兰尼是在今天撰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譬如，在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东亚地区，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确或隐微地表明保持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不只保护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同时更加以提升。在这个区域，不但可见快速经济成长，贫穷也明显减少。假若共产主义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实际上优于自律性市场。这也就是何以当亚洲金融风暴出现时，这些自由市场的基本教义派乐不可支，因为他们以为这暴露出政府主导模式的根本弱点。当然，这些人在课堂上也会提到金融体系需要更好的监管机制，但他们却借此机会推动更大的市场弹性：这些字眼意味着去除那种提供经济安全的社会契约──经济安全让社会与政治更加稳定，而这种稳定是东亚经济奇蹟的必要条件。当然，东亚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最足以证明自律性市场失败的案例。由于短期资本流通的自由化，数十亿资金在全球打转寻找最佳报酬，随着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绪快速波动而起落转变，才种下危机的种子。
最后，让我回到博兰尼的两个主轴，来结束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只是另一种经济体制，它们是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大幅背离。但如博兰尼指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的颠峰期大约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围墙倒塌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的终结就明白显示市场经济与自律性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看法并不正确。毕竟在当时所有已开发国家中，到处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尔（Reagan-Thatcher）自由市场教条的动向，并代之以「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新工党」（New Labor）的政策。一种较有说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国家不敢放手採用这些可能会对穷人造成重大伤害的政策，因为在东西分裂的冷战时期，若是西方国家失败，就会将其他各国驱赶到东方阵营。但是在柏林围墙倒塌后，这些国家已别无选择，即便是风险甚大的政策，也可毫无顾虑地实施。不过，这种观点不但无情，也很反智。因为实际上在排除那种不为多数人服譍的市场经济后，仍有各种并不令人欣赏的措施可以选择。一个号称自律性市场的经济体，可能演化成为黑帮资本主义及黑帮政治体制。不幸的是，这在世界许多地方已成为事实。
博兰尼视市场为更广泛的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广泛的社会的一部分。他认为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致终极目标的手段。吾人常误以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是改革的目标，也因而制订各种量表来评断各国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这完全无视于私有化其实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实：只是将公有财产私下转让给亲朋好友，然后等着他们回报贿络。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一种量表，用来记录有多少人被推入贫困，有多少工作被裁减，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无力感的升高。博兰尼关注的其实是更根本的价值。今日这种根本价值与自律性市场意识型态之间的歧异，一如博兰尼的时代那样显而易见。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对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也就是影响他们生计的经济议题时，我们却改变声调说：经济学的铁律让你别无选择，而且因为你的民主政治过程可能会坏事，所以你必须放弃一些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例如跟总体经济政策有关的决策权），让渡给一个受国际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独立中央银行。为了确定你会根据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动，你被告知必须全心关注通货膨胀，不要去管工作就业或经济成长。为了确定你会按照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执行中央银行的规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扩大货币供给。若是这套方法不灵，就会引进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货膨胀目标机制」（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这些前殖民地，我们一方面似乎透过民主制度将权力赋予每个个体，但另一方面却透过别的方式将权力夺走。
博兰尼在本书结论中，很贴切地讨论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萧条时期曾说过：「除恐惧之外，我们一无所惧。」他所说的不只是一般所说的古典自由，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等，还包括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各种监督管理措施可能会剥夺一些人的自由，但却同时能增进其他人的自由。将资本从一个国家自由转移到另一国家对某些人而言是种自由，但对他人却可能有极大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不幸的是，这种自律性经济的神话，不论是披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旧外衣，还是现在华盛顿共识的新衣，都无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因为穷人面对的不安全感远大于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罗斯，贫民人数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则迅速下降。对这些人来说，自由变少了，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变少了。若博兰尼是在今日着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指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样的平衡。
史迪格里兹（Joseph Stiglitz）
很荣幸能为博兰尼这部经典着作写序。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鉅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型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因此博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他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图及二○○○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组织。麦凯佛（R.M. MacIver）在本书一九四四年初版的导读中，以先见之明指出：「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画。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往后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要为一本论点复杂且严谨的专书，以短短几句话来摘要其精髓，既困难也易失之偏颇。虽说这本半世纪前出版的书，在语汇的使用及经济学的观念上与当前并非完全契合，但博兰尼所提出的议题与观点，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论点包含几项见解：所谓「自律性市场」从未真正有效运作；自律性市场不只是内在运作有明显缺陷，它带来的结果也同样有很大缺陷（例如对穷人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干预；此外，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带来的结果也至关重要。博兰尼的分析明确指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亦即经济成长会让穷人在内的全体民众都受益，实则缺乏历史根据。他也釐清意识型态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例如：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型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型态，需要的时候则唿吁政府干预，以追求自身利益。
在博兰尼撰写《鉅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侷限性。然而，自律性市场自身的运作就可带来高效率且公平的资源分配这种论点，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只要在资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较为公允的立场，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只不过市场与政府两者具体职能的分界如何，仍有争议。譬如，一般学界皆接受政府监督管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至于该如何监督管理，却仍无定论。
当代社会提供了许多证据得以支持过往的历史经验，亦即经济成长也可能导致贫困人口增加。不过，如同我们从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实例中看到的，经济成长的确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极大益处。
博兰尼十分强调自由劳动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自律机制之间密切紧扣的关系。他的着作可说是今日主流的「系统论」（systemic approach）之先导，而在他之前则是世纪交替时的「全面均衡论」经济学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现在仍有一些学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论，并认为当代经济问题正是因为违背了此一体制所致，这也为倡导自律市场机制的学者带来更多挑战。浮动汇率已是今日国际金融之主流，这可以说有利于主张自律性市场学者的观点。毕竟主导国际货币交易市场的规律，不应该异于其他种类市场的规律。但也正是在这个点上，自律性市场的弱点充分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忽视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的人来说是如此）。已有充分证据显示，这类市场（一如其他资产市场）常出现过度波动的现象，也就是波动的幅度大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程度。另有许多证据也显示，当价格（以及更广而言的投资者预期）产生太过剧烈的变动，会对经济体造成伤害。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醒了现今年轻人他们的祖父辈在大萧条时期已记取的教训：自律性市场并不像那些吹鼓手宣称的那样会一直顺利运转。即便是如美国财政部（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堡垒，都不认为国家不应干涉货币兑换汇率。不过他们却从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说服力的说法，来解释何以货币市场应该异于别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言行不一，早在十九世纪各种意识型态的辩论中即可预见：它宣称坚信自由市场机制，但本身却是一个经常干扰货币汇率的公家机构；它提供资金给外国债权人纾困，却向国内企业收取会导致破产的高额利息。劳动与商品的真正自由市场从未出现过。讽刺的是，今日绝少有人会提倡开放劳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此外，尽管那些先进工业国家总是向低度发展国家告诫保护主义与政府补贴的谬误，但他们更在意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开放自己的市场给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与劳务。
时至今日，论争的焦点跟博兰尼写作之时已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只有立场极端的死硬派，才会坚持完全自律的经济体，或是认定政府应全面控制经济。每个人都知道市场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也都承认市场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经济学者间的观点仍有极大差异。有些观点很容易就可以排除掉：它们其实是伪装成经济科学与良好政策的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金融及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这种例子。此外，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许多国家的管制法规既不能强化其金融体制，也对经济成长没有帮助，自然应予废除。但那些「自由市场学者」（free marketeers）却把自由化往前推得更远，遵循他们建议的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但是早在最近几次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众多迹象显示这种自由化的措施会给各国带来巨大风险，并将穷人推上风头浪尖，然而这种自由化必能带来成长的证据却微不足道。另外一些议题似乎也难有定论。如自由化的国际贸易可让一个国家发挥其相对优势，提高人均国民所得，但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因贸易自由化而消失的工作机会，明显大于因此增加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改革」方案中尤其明显：它结合了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使得创造新工作机会以及发展新兴企业难上加难。没有人会认为，把从事低生产力工作的工人弄成失业，能够减低贫穷或提升国民所得。服膺于自律性市场的人坚信一种赛伊法则（Say’s law），亦即劳动供给会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对依赖低工资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倒是对他们有利，因为这对劳方的工资要求会带来向下调整的压力。但是对经济学者而言，失业工人明确显示了经济失调的状况，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可以见到各种失调的充份证据。有些自律性经济的吹鼓手将这种失调归咎于政府，然而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自律经济的神话早已名存实亡。
博兰尼曾指出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最近才又被重新提出讨论。它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则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日渐受到肯认，但如今我们使用的语汇却已多所改变，例如吾人今日会讨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们理解到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长期失业、持续的高度分配不均、无处不在的贫困与脏乱等现象，对社会和谐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且造成暴力程度节节高升。我们认知到俄罗斯推动经济改革的措施及速度侵蚀了当地的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甚至导致俄罗斯黑手党及其霸权的兴起。我们也认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正值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之际取消对粮食的补贴，毫无意外造成了政治与社会动乱（从该国的历史来看，会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非常高）。上述几个例子中，经济政策导致长久以来的社会关系破裂（虽然原本可能已极为脆弱），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对于将资金投入到社会关系如此紧张的国家会感到担心，而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会将资金移出，从而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
多数社会都发展出他们照顾贫困无依者的具体方法。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固然，一个农民有可能面临歉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也可能难以存钱以备旱涝之需，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佣的工作煳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无时不受外在力量所左右。若失业率高升，就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或像今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人是无计可施的。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自由市场吹鼓手大加赞誉的弹性工资（这代表受雇者得接受无偿解雇或自愿减薪），他们本身并没有办法推动这样的改革，即便这样的改革会带来允诺中大家想要的充分就业效果。而且这并不表示只要他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会马上有工作。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内圈外理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诸多理论，均已明确指出何以劳动市场并不像自律性市场吹鼓手所宣称的方式运作。无论何种解释，事实就是失业并非幻觉。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应对失业的方法，自律性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并没有提出社会能接受的方法。（其实对此也有几种解释说法，但是与我要讲的主题无关，故不赘述）。快速社会变迁会摧毁既有的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产生了。不幸的是，十九世纪的教训，却被那些鼓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当代自由主义教条分子遗忘脑后。
社会应对机制的失灵，造成社会资本流失。上个世纪末就有两个鲜活的例子可兹说明。前面已经提过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的灾难。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其他新自由主义吹鼓手，均抗拒解决此危机的重要手段：不履约。当时大多数的贷款，都是私人信贷机构借给私人贷款人。当借钱者无法偿付债务时，标准的做法就是宣告破产。破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否决此议，认为破产违背了契约的神圣性。但他们却无视于违背另一种更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他们宁愿提供经费给这些国家的政府以挽救放款不谨慎的外国贷款机构。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推行一些伤及无辜工人与小生意人的政策，而他们与危机的形成毫无关系。
更戏剧化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国家已是共产主义实验的牺牲品，却又被置入下一个实验：在政府尚未有机会建立必要的法律及制度架构前，就引进自律性市场经济机制。就像七十多年前布尔什维克强迫俄国社会快速变迁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迫俄国社会进行另一种快速变迁，由此带来灾难恶果。他们向俄国人民保证，只要释放市场的力量，经济就会飞腾──因为没有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常会扭曲资源分配，且由于社会所有制而缺乏诱因，这一切将由去中央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取而代之。
但经济飞腾并未出现。俄国经济体萎缩近半，贫民人数（按每日四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从总人口的二％上升到接近五○％。私有化将少数一些人造就成亿万富翁，但政府却无钱支付养老金给退休者──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丰饶的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本意是要告诉全世界，这里是深具吸引力的投资点。但资本却只往一个方向流动。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后大量的国内资本往外涌出。由于俄国私有化过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得不到社会共识。那些钱留在俄国的人，自然会担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后，他们会失去一切。即使不考虑政治问题，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将钱放在美国飞腾的股票市场中，而不会投入一个面临各种不景气的国家。俄罗斯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那些巨富寡头有机会将其非法所得移到国外。今日来看，这些当年错误政策的后果已经浮现。除非政府能保证不追究财富的来源，且继续保障其所有权，否则很难将这些大量外逃的资金引回国内。但若这样做，也就无异于保证这些寡头巨富不受动摇。
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博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反映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及转型中的经济体应如何达成鉅变的政策，却对此视若无睹。如前所述，博兰尼揭发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美国第一道电报缆线就是联邦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出资兴建。替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农业生产力暴增，也仰仗政府资助的研究、教育与推广服务。西欧各国直到最近都对资本流通有严格管制。即便今日，保护主义与政府干涉都仍极为活跃。美国政府威胁欧洲各国，要求进一步开放由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进口，否则就施以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虽然这样的政府干预有时候会得到辩护，认为是平衡其他政府干涉行为的必要措施，但却有许多赤裸厚颜的产业保护主义及补贴案例，像是在农业方面。我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曾经手无数此类案例，从墨西哥的蕃茄与酪梨、日本的影片、乌克兰的女装，到俄国的铀矿。香港向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堡垒，但是当香港政府发现纽约投机客试图同时炒作股市与汇市来干扰其经济时，政府就全力出手干预。美国政府为此大声抗议，认为港府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但香港的干预政策确实奏效，不但稳定了股市与汇市，破除对港币的未来威胁，同时也赚进大把银子。
倡议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府干预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变革的关键就在于「让市场决定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并透过私有化及自由化，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离出来。根据这种观点，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单纯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型态误会了变迁的本质──是社会整体的变迁，而非仅是经济上的变迁。而且经济上的变迁所蕴含的意义，也远远超出这些人所提供的简单处方。正如博兰尼正确指出，这些人的观点是误读了历史。
假若博兰尼是在今天撰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譬如，在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东亚地区，政府都扮演中心的角色，明确或隐微地表明保持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不只保护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同时更加以提升。在这个区域，不但可见快速经济成长，贫穷也明显减少。假若共产主义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实际上优于自律性市场。这也就是何以当亚洲金融风暴出现时，这些自由市场的基本教义派乐不可支，因为他们以为这暴露出政府主导模式的根本弱点。当然，这些人在课堂上也会提到金融体系需要更好的监管机制，但他们却借此机会推动更大的市场弹性：这些字眼意味着去除那种提供经济安全的社会契约──经济安全让社会与政治更加稳定，而这种稳定是东亚经济奇蹟的必要条件。当然，东亚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是最足以证明自律性市场失败的案例。由于短期资本流通的自由化，数十亿资金在全球打转寻找最佳报酬，随着理性或非理性的情绪快速波动而起落转变，才种下危机的种子。
最后，让我回到博兰尼的两个主轴，来结束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只是另一种经济体制，它们是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大幅背离。但如博兰尼指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其根源都在于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的颠峰期大约是一九九○至九七年，也就是在柏林围墙倒塌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的终结就明白显示市场经济与自律性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看法并不正确。毕竟在当时所有已开发国家中，到处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尔（Reagan-Thatcher）自由市场教条的动向，并代之以「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新工党」（New Labor）的政策。一种较有说服力的看法是，在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国家不敢放手採用这些可能会对穷人造成重大伤害的政策，因为在东西分裂的冷战时期，若是西方国家失败，就会将其他各国驱赶到东方阵营。但是在柏林围墙倒塌后，这些国家已别无选择，即便是风险甚大的政策，也可毫无顾虑地实施。不过，这种观点不但无情，也很反智。因为实际上在排除那种不为多数人服譍的市场经济后，仍有各种并不令人欣赏的措施可以选择。一个号称自律性市场的经济体，可能演化成为黑帮资本主义及黑帮政治体制。不幸的是，这在世界许多地方已成为事实。
博兰尼视市场为更广泛的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广泛的社会的一部分。他认为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致终极目标的手段。吾人常误以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是改革的目标，也因而制订各种量表来评断各国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这完全无视于私有化其实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实：只是将公有财产私下转让给亲朋好友，然后等着他们回报贿络。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一种量表，用来记录有多少人被推入贫困，有多少工作被裁减，或暴力的增加，或不安全感或无力感的升高。博兰尼关注的其实是更根本的价值。今日这种根本价值与自律性市场意识型态之间的歧异，一如博兰尼的时代那样显而易见。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对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也就是影响他们生计的经济议题时，我们却改变声调说：经济学的铁律让你别无选择，而且因为你的民主政治过程可能会坏事，所以你必须放弃一些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例如跟总体经济政策有关的决策权），让渡给一个受国际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独立中央银行。为了确定你会根据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动，你被告知必须全心关注通货膨胀，不要去管工作就业或经济成长。为了确定你会按照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执行中央银行的规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扩大货币供给。若是这套方法不灵，就会引进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货膨胀目标机制」（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这些前殖民地，我们一方面似乎透过民主制度将权力赋予每个个体，但另一方面却透过别的方式将权力夺走。
博兰尼在本书结论中，很贴切地讨论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大萧条时期曾说过：「除恐惧之外，我们一无所惧。」他所说的不只是一般所说的古典自由，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等，还包括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各种监督管理措施可能会剥夺一些人的自由，但却同时能增进其他人的自由。将资本从一个国家自由转移到另一国家对某些人而言是种自由，但对他人却可能有极大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有很大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不幸的是，这种自律性经济的神话，不论是披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旧外衣，还是现在华盛顿共识的新衣，都无法在不同的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因为穷人面对的不安全感远大于其他人，而在某些地方，如俄罗斯，贫民人数正急遽上升，生活水平则迅速下降。对这些人来说，自由变少了，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变少了。若博兰尼是在今日着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指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样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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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立刻就抓住我的眼球，感覺它就是在試圖解答我心中一直以來的一些疑問。我們生活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暈頭轉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書名裡的「鉅變」，正是我感受到的，整個世界好像都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變革，無論是政治版圖的重塑，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都讓人有一種應接不暇的感覺。而「起源」這個詞，更是觸動了我想要去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心理。我想知道，這些我們現在所見的「鉅變」，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的？是哪些關鍵的歷史事件、思潮，或者技術的突破，才引導了我們走向今天這個局面？尤其是我對「當代政治、經濟」這個組合很感興趣，因為我總是覺得，政治和經濟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書裡會不會探討，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哪些政治上的決策，如何影響了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又或者，經濟上的某些重大變化，又是如何反過來推動了政治體制的變革？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導遊，帶我走進歷史的長廊，幫我梳理出那些塑造了我們今日世界的複雜脈絡，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评分《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讓我想起了最近讀到的一些新聞，還有跟朋友聊天時談論到的一些話題，感覺生活中處處都充滿了「鉅變」。我尤其對「起源」這個詞很感興趣，因為我總是覺得，要理解現在的問題，就必須回溯到它的源頭。台灣的政治，從過去威權體制到現在的民主化，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背後，又牽扯到國際情勢、經濟發展，還有社會思潮的演變。我很好奇，作者會不會將台灣的經驗，放在一個更宏大的全球背景下進行分析？例如，東亞經濟奇蹟的背後，有哪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動力？而這些動力，又是如何與戰後的國際秩序相互作用的？書名裡提到的「當代」，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新的挑戰，像是氣候變遷、科技倫理、地緣政治的緊張等等。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結構性的分析，幫助我理解這些挑戰的根源，以及它們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許，作者會從歷史上一些關鍵的事件或人物出發，闡述他們如何一步步地改變了世界的走向，進而塑造了我們今天所處的「當代」。
评分哇，看到《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這個書名，我腦子裡立刻浮現出好多畫面，感覺這本書就像一本解謎手冊，要把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充滿變數的世界，一點一點地抽絲剝繭，找出它的根源。我特別好奇作者會怎麼看待「當代」這個時間範圍，是從二戰結束算起，還是更早？畢竟，我們台灣的近代史，也跟著全球的大變動緊密相連，像是冷戰的影響，或是亞洲經濟體的崛起，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我們。而且，「政治」和「經濟」這兩個詞，放在一起講「起源」，就很有意思。因為常常覺得，政治的決定會影響經濟的走向，經濟的發展又會反過來影響政治的格局，這兩者根本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書裡會不會探討一些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然後看它們是如何在現實世界中發揮作用，又或者是在現實面前不斷被修正？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那些塑造了我們現在生活方式的重大轉折點，像是全球化的興起、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還有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的數位經濟浪潮，這些「鉅變」究竟是怎麼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書中會不會提供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顛覆我以往對這些事件的認知？畢竟，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评分這本《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光是書名就讓我聯想到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感覺它會是一本非常貼近我們生活的書。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所經歷的許多事情，像是物價的飆漲、年輕人面臨的就業困境、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都不是憑空出現的，一定有其歷史的根源。書名中的「鉅變」，讓我想到的是那些巨大的、難以想像的轉折，這些轉折是如何一點點累積，最終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我特別好奇，作者會如何定義「當代」，是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算起？又會從哪些角度來剖析「政治」和「經濟」的「起源」？我對那些影響深遠的政策和國際事件很感興趣，像是某個國家推行的經濟改革，或是某場重要的國際會議，這些事件是如何為後來的「鉅變」埋下種子的？在台灣，我們經常感受到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的微妙平衡，有時候經濟上的困難會引發政治上的動盪，反之亦然。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讓我理解台灣在這個全球「鉅變」中的位置，以及這些「起源」對我們島嶼的具體影響。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看到這個名字，就立刻勾起了我對這幾十年來世界翻天覆地的變革的好奇心。身為一個在台灣成長的普通民眾，我們每天都在感受著政治局勢的動盪，經濟市場的起伏，從過去的戒嚴到解嚴，從貧窮到小康，再到現在面臨的國際壓力與產業轉型，這一切的「鉅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是哪些深層次的因素在推動著這一切？我特別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從歷史長河中梳理出這些影響我們現在生活的關鍵節點，又是如何連結起那些看似遙遠的事件與我們當下的處境。書名中的「起源」，讓我聯想到的是那些歷史的脈絡，那些可能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萌芽，或許是某個政治體制的設計，某項經濟政策的出台，又或者是一場關鍵的國際衝突，這些「起源」如何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層層地疊加，最終形成了今日我們所見的「當代政治、經濟」的複雜樣貌。我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幫助我釐清這些紛繁複雜的關係，讓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挑戰與機遇。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更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走到今天的「說明書」，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也或許能為我們指引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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