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二篇流浪的短篇故事 為什麼是十二篇？為什麼是短篇故事？又為什麼是流浪？
本書的十二篇故事是過去十八年來陸續寫下。還沒寫成最後的故事之前，其中五篇原本是新聞報導和電影劇本，一篇是電視影集，另外一篇我在十五年前的錄音訪問提過，一位朋友聽過我的敘述後謄寫和發表，現在我再依他的版本重寫。這是個特殊的創作經驗，值得在這裡解釋，讓有志在長大後當作家的小朋友，從現在就知道寫作是一種難以滿足和磨人的惡癖。
七○年代初，我在巴塞隆納住滿五年，當時我做了一個受到啟發的夢，腦中浮現第一個靈感。我夢見我參加自己的葬禮，走在一群身著嚴肅喪服的朋友之間，但大家都帶著參加節慶般雀躍的心情。每個人都因為相聚而感到幸福。我比任何人都還開心，藉著死去的機會，能跟來自拉丁美洲許久不見的最親愛的老朋友共享愉快時光。葬禮結束後，他們紛紛離去，我想陪著他們，但其中一個要我認真看清楚，這場節慶對我來說已經結束。「只有你不能離開。」他對我說。就在這一刻，我才明白死亡意謂再也不能跟朋友在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我把這個前所未有的夢解釋成我對身分的覺醒，我心想，這是一個寫下拉丁美洲同胞在歐洲的匪夷所思遭遇的絕佳時間點。這是個令人振奮的發現，因為我才剛完成一部最棘手和困難的作品《族長的沒落》，還沒確定接下來的計畫。
我花了大約兩年時間把想起的事件一一記下，但還沒決定接下來怎麼處理。我在家裡沒有筆記本，開始寫的那天晚上，就用孩子們借我的作業簿。我們經常旅行，每回他們都把作業簿一起帶著，就怕遺失。後來我一共記下六十四個事件，細節都有，只欠耕耘出來。
一九七四年，我從巴塞隆納踏上回程，抵達墨西哥後，我清楚知道這不該像是我一開始以為的一本小說，而是一本短篇故事集，雖然每一篇都是新聞事件，但加入詩意跳脫原本平凡的格局。在當時，我已經寫過三本故事集。然而，那三本沒有一本是以整本來構思和寫作，每一篇故事都是獨立發展的偶然事件。因此，一九七四年的故事集如果能一氣呵成寫完，語調和風格如果能統一，在讀者記憶留下整體的印象，應該會是一場精采的冒險寫作。
頭兩個故事《雪地上的血跡》和《富比士女士的快樂夏日》都是一九七六年完筆，並立刻刊在幾個國家的文學副刊。我馬不停蹄，一天也沒懈怠，但是第三篇故事寫到一半，也就是我的葬禮的那篇，卻感覺比寫一本小說還累。我在第四篇也遇到一樣情形。我心力交瘁，力不從心，遲遲無法寫完。現在我知道原因：寫短篇故事太過耗費心力，不輸寫長篇小說。寫一部長篇小說，必須在第一段把全部確定完畢：架構、語調、風格、節奏、長度，有時甚至包括某個角色的特性。接下來只需要享受寫作的樂趣，一種最私密和孤單的樂趣，如果有人一生都不必修改書稿，那是因為下筆寫開頭和結尾的態度都一樣一絲不苟。相反地，短篇故事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只有寫不寫得出來。依據我和他人的經驗可以得知，如果寫不出來，大多數時候改從另一條路重新下筆比較不那麼痛苦，不然就丟進垃圾桶吧。我記得一句不知道是誰說過的話，頗能安慰人：「好的作家受讚賞，不是因為出版的作品，是曾經撕破的創作。」我沒撕破那些草稿和筆記，但做了更糟的事：束之高閣。
我記得我把作業簿擱在墨西哥那張書桌上，淹沒在如同暴風雨的紙堆間，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有一天，當我翻找其他東西，我發現我已許久沒看到作業簿的蹤影。我當下沒放在心上。後來當我確定從桌上不翼而飛，開始驚慌失措。家中每一個角落都翻遍了。我們搬動家具，移開書架上的書，就是怕掉落在書本後面，我們還查問傭人和朋友，其實這個動作難以饒恕。沒有一點線索。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或者該說是合理的解釋，我經常處理紙張，就在其中幾次把作業簿給一起丟進垃圾桶。
我對自己的反應很吃驚：竟然把遺忘將近四年的東西看成攸關名譽。我願意不惜代價，只求失而復得，這是個跟寫書一樣艱鉅的任務。最後我把三十個故事的筆記重新寫出來。絞盡腦汁的過程反而像是一種淨化，我心狠手辣，慢慢地刪除我看來救回來也於事無補的幾個，去蕪存菁後剩下十八個。這一次我大膽決定寫下去，一刻也不停歇，但我很快就發現失去熱情。然而，我沒像建議後輩的新作家那樣，把稿子扔進垃圾堆，而是收起來以防萬一。一九七九年，當我開始寫《預知死亡紀事》，我發覺自己喪失在寫兩本書之間的空檔寫作的習慣，再次動筆越來越吃力。因此就在一九八○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三月，我要求自己替不同國家的報社寫週刊短文，藉著紀律保持筆感。這時我想，我跟那本作業簿的筆記格格不入，依然是文學類型問題，其實不該寫成短篇故事，而是新聞報導比較妥當。但是刊登了五篇從筆記挑選的新聞報導後，我又改變想法：更適合拍成電影。就這樣，誕生了五部電影跟一部電視劇。
我從未料到寫成新聞報導跟拍成電影，竟改變我對這幾篇短篇故事最原始的一些想法，因此就在確定最後寫作形式和準備動筆之後，我得拿起鑷子小心翼翼挑出哪些是我的想法，哪些是寫劇本期間導演給我的靈感。此外，同時跟五個不同的創作者合作，讓我想出改用其他方式寫這些短篇故事：一抓到空檔就寫，累了或者遇到臨時插進來的案子就停，然後再繼續下一篇故事。不到一年，十八篇的六篇扔進紙簍裡，包括我的葬禮在內，因為我永遠寫不出夢裡的那種聚會。剩下的故事似乎氣夠長，能夠活得長長久久。
這些就是本書的十二篇故事。又過了兩年，中間陸陸續續寫，到了九月準備印刷。如果我沒在最後一刻咬著最後一個疑問不放，或許這些短篇故事不停往返抽屜和垃圾桶之間的朝聖之旅已經結束。因為故事的舞臺在歐洲的不同城市，我是在遠方憑著記憶寫下，我想要證實我的回憶是否在二十年過後依舊忠於原貌，於是展開一場短暫的確認之旅，前往巴塞隆納、日內瓦、羅馬和巴黎。
這幾座城市跟我記憶中的樣貌已全然不同。每一座都變得陌生，如同所有的現代歐洲城市發生驚人的變化：我腦中千真萬確的回憶顯得如真似幻，虛假的回憶卻太具威力，取代了現實。因此，我看不清幻滅與懷舊的分界。這是最後的解決辦法。我終於找到完成本書最欠缺的東西，這個東西只有隨著歲月流逝才能獲得：一種從時間來看的觀點。
結束幸福的旅程之後，我把所有的故事從頭再寫一遍，在瘋狂投入的八個月中，我不需要問自己真實的經歷是從哪裡結束，從哪裡開始化為想像力，不用確定二十年前的歐洲經歷是否確實，反而成為我繼續前進的助力。這一次寫作十分順利，有時我感覺自己是為了說故事的樂趣而寫，或許這種心境就是飄飄然吧。此外，同時寫所有的故事，自由自在地穿梭在每一個之間，讓我能綜觀全貌，不必重複經歷每個故事起頭的疲憊，以及抓出不必要的累贅和嚴重矛盾的地方。我想我把這本故事集寫成最接近心中的理想。
這本書在經過漫長的顛沛流離，在面對種種未卜的險惡和掙扎著求生之後已經完成，準備送上桌陳列。所有的故事，除了前兩篇之外，都在同個時間完成，每一篇都註明動筆的日期。這個版本的故事是依照作業簿上的順序排列。
我始終相信，故事的每個版本都是越改越好。那麼要怎麼知道哪個會是最終版本？這是這一行的秘密，無法依照理解力法則來判斷，只能靠直覺的魔法，就像廚娘知道湯什麼時候煮好。總之，為以防萬一，我不再重讀，一如我也從不重讀我的每一部作品，就怕到時後悔。讀這幾篇故事的人應該會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處理吧。幸好對這十二篇走過朝聖之旅的故事來說，最後進紙簍應該就像回到家一樣輕鬆。
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
一九九二年四月，印第安卡塔赫納
導讀
與死亡同樣珍貴
作家／胡淑雯
我有兩次出國小住的經驗，一次八個月，去洛杉磯，另一次三個月，去巴黎，在斤斤計較行李負重之餘，兩次都帶了馬奎斯的《異鄉客》。這本書豐饒的程度，與它的輕盈同步，像某種不存在的終極行李箱，在極小值裡塞入極大值，適合所有的遠方。我將它擺在床邊，每晚睡前讀幾頁，也經常讀給床伴聽。這些故事怎麼也讀不爛，飽滿、精緻、蒼涼，時而幽默到奢侈的程度。我記得初讀的震撼，也喜愛那熟悉過後依舊不死的新鮮感。
新鮮，如〈聖女〉一篇中，死了十一年，體膚依舊完好如初的七歲女孩，手握的玫瑰聞起來，跟入殮時同樣芬芳。她跟那些「看起來就像死人」的木乃伊完全不在同一層次，張著孩童溫柔的雙眼，「彷彿正從死亡的世界望向我們」。然而那種凝視，對人間來說，未免太過古老深邃，令人難以消受。卻也正是這一份「難」，開啟了小說的美學時空。馬奎斯說，書中的故事皆以新聞實錄為根據，這說法，反而讓小說的魔力更強，以致，當我們得知女孩的身體「沒有重量」，瞬間就接受了這不可能的神蹟。同樣，當書中某個角色說，「這不能當電影題材，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句話說的正是，這是一則真人真事。真實，與真實的保證，讓想像力更敢於衝撞，衝撞文明與理性。
這本書從筆記階段到完稿，相隔了二十年。馬奎斯為了查核自己的記憶，在付印前重回歐洲，重新認識巴賽隆納、羅馬、巴黎、日內瓦，卻發現自己對記憶沒有一點把握。然而，在「假記憶」強而有力的自信底下，馬奎斯得到某種「唯歲月流逝」才能獲得的自由。旅程後，他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瘋狂將每一個故事從頭改寫，於是我們得到了這本一九九二年問世的短篇集，在馬奎斯獲得諾貝爾獎十年之後，再一次，於這本小說中，經歷了「魔幻寫實」的力量。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馬奎斯的提醒：你們所謂的魔幻，是我們的寫實，「魔幻寫實」這個字眼，反而加深了「拉丁美洲的孤寂」。
此刻，在我寫作當下的二○二○年，是一個聖人匱乏，甚至，不歡迎聖人的時代。小說中，那個一九七○年代的歐洲，管理神聖事務的教會，已演化出一套世俗的官僚作業。〈聖女〉中，女孩的父親第一次也唯一一次離家，就是天殺的遠途，從哥倫比亞安地斯山區的小村莊，來到天主教的心臟羅馬，這趟為女兒「封聖」的旅程，在不斷碰壁的枯耗中已漫漫度過二十二年。教宗都已經死掉五個了，「聖者」還在等待。那等待的聖者，是沒有重量的女孩，也是那艱苦卓絕的父親，一個從不抱怨的鄉下人。在官僚的拖延中，一種神聖性死亡了，另一種神聖性誕生了。然而在後續的短篇〈我只是來借個電話〉與〈雪地上的血跡〉，官僚殺死的是世俗，是那名之為愛情的，無上世俗的幸福。
死亡，是這本小說的核心。我們在十二篇作品中經歷了十二種死亡。北風可以殺人。燈光可以像水一樣積蓄、淹高，將小孩溺死。絕色美女在飛機上睡死，令身旁的「我」看得入迷深怕失去了自己，以致「我唯一的願望是看見她醒著，如此，我才能恢復自由。」獨居的老娼瑪莉亞，在夢兆中預見了自己的死訊，她積極辦理後事，訓練小狗替自己哭墓、認墓、認路、等紅綠燈、跟著公車路線往返來去……每一種能力都需要反覆訓練、反覆排演、反覆驗收，她幾乎就要成功了，夢中的場景即將兌現，那攜帶著暴力暗示的男人果然出現了，但是，尾隨在她身後的似乎不是死神，而是不可能的青春。當年輕的男人問她，「我可以上去嗎？」她說，「我可不容許你這樣嘲弄我。」這一刻，她發現自己漫長的、有過無數男人的一生，從未有過如此害怕做決定的時刻。她開始爬樓梯，感覺膝蓋發抖，無法呼吸，以為這本是死亡當下的驚恐，心臟緊張得簡直要爆裂，「老天哪，」她驚愕地自言自語，「所以這根本不是死亡啊。」我尤其鍾愛以下這段：當男人再問一次，「我可以上去嗎？」她尊嚴地改用西班牙語，好確保對方聽得懂，而她的回答是：「隨便你。」真是太幽默了我的天啊。
青春之後還有青春。退休之後還有事業。比如我最喜愛的開篇〈一路順風，總統先生〉，政變後流亡的前總統，在日內瓦等死，被同鄉的救護車司機盯上了，本是為了拉關係、撈好處，推銷全套的喪禮服務，包括屍體防腐與運送回國。但隨著雙方關係的進展，司機與其太太自以為機關算盡，做出的盡是倒貼幫助老總統的事。終於，老總統回家了，不料身體卻沒有依照咖啡渣的諭示走向衰亡。一年多以後的七十五歲那年，他決定重返政壇，雖說「每個人都跟我一樣：獨占我們配不上的榮譽，不知該怎麼做好這份工作。他們有些人只追求權力，但是大多數人要的更少：只求一份工作。」貌似高貴的作為，背後的動機往往並不高貴。然而這不可愛嗎？一如那對司機夫妻，出於卑瑣的理由，做出了高貴的事。在目送老總統驚險地在火車最後一節的敞篷區，保持即將墜車卻始終不墜的平衡，太太含淚勉強笑了出來，說，「天哪，那個男人怎麼也死不了！」
這篇小說的靈感，據馬奎斯說，源自他親身的夢。在夢中，他參加了自己的葬禮。摯愛的朋友們都來了，個個都身穿葬服，心情卻像在過節，他們因為相聚而感到幸福。一個人的葬亡，是一群人珍貴的相聚。葬禮結束，馬奎斯想要跟朋友們一起離開，但是不行，「唯有你不能走，」夢中的朋友這樣果斷地阻止他。
只有他不能走。
只有我不能走。
馬奎斯說，這時我才明白，死亡的意思是，你再也不能跟朋友在一起了。
原來這就是流亡，就是離散。馬奎斯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了。
在這本小說中，我們讀到拉美人在歐洲的離散。並且在多年後的今天，也許，讀到了香港人的離散，圖博（藏人）的離散，以及，我們自身的離散。這本書我已讀過許多遍，最近再讀一遍，竟一再想起台灣的老政治犯，與政治犯的葬禮。他們跟馬奎斯的夢中同樣，因為一位老難友的葬亡，而得到難能可貴的、相聚的機會。而這樣的相聚，每發生一次就少一次。每一次都跟最後一次同樣珍貴。每一次都跟死亡同樣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