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高行健，當代世界文藝復興的堅實例證 二十多年前，我就說，行健不僅是個作家，而且是個大作家。那時就有人表示懷疑；之後，我又說，行健不僅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思想家，此時也有人懷疑。但我卻愈來愈堅定自己對高行健的認識。去年，在香港科技大學歡迎高行健的對話會上（他和我對話），我再次鄭重地說：我欽佩高行健並非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數不清的榮譽和獎項，而且因為他很有思想。他的作品不僅使我感動、震動，而且從根本上啟迪了我。我結識過許多作家，他們的作品也曾打動我，但沒有一個像高行健如此給我啟迪。這啟迪。甚至改變了我的某些文學理念和思維形式。
因為受到啟迪，所以就不斷寫些講述高行健的文章。到了二○○四年竟收集成一部長達三百六十多頁的《高行健論》，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責任編輯顏艾琳）。此書的出版，我以為是對高行健認識的一個小結。沒想到，出書之後，一面是高行健繼續前行，並在理論、繪畫、電影、詩歌諸領域不斷創造，成果纍纍；一面則是我對他的認識也隨之加深，在跟蹤閱讀與思索時，繼續受到他的啟迪，而且比以往的啟迪更深邃、更深切。於是，我又繼續書寫高行健，從二○○四年至今的十二年中，我竟然又在法、德、韓諸國以及臺灣、香港作了七、八次演講，寫了二十多篇文章，所以今天才能編匯成另一部集子，也很自然地命名為《再論高行健》。我所以抑制不住說話和作文，又是因為高行健啟發我、激發我，使我不得不寫，不能不說。而且每次都覺得有些「新話」要講，就以此次我編好《再論》之後而言，就很自然地想說說我編輯的理由和我為什麼總是敬佩高行健的理由。也許以往寫過的數十萬字的文章已說明了許多理由，但今天我又想對讀者說：高行健有許多獨特的人文發現，也可以說是思想發現，這些發現，是此時讓我心靈燃燒的直接原因。
五月間，我讀了法國哲學家讓─皮埃爾．札哈戴撰寫的〈高行健與哲學〉一文（中譯載於二○一五年五月號《明報月刊》附冊《明月》上，譯者蘇珊）。札哈戴先生寫過五卷本的《世界哲學史》，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史家兼藝術史家。我讀了他這篇論文，由於深深共鳴而激動得徹夜難眠。第二天早晨，我給正在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潘淑陽寫了「微信」，說我昨天晚上失眠了，因為一位法國哲學家把我對高行健的一個重要認識，道破了。他說：高行健不自認哲學家，也不願意當哲學家，卻不斷作哲學思考，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學層次。對高而言，不管是作為小說家或電影藝術家（且不說畫家），高都表明：哲學就在他的作品中，難分難解，有時甚至難以覺察，但總也在場。札哈戴說的真好，他作為哲學家，感到高行健的作品蘊含著哲學（哲學在場），但又不是哲學。也就是說，高行健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學品、藝術品，它充分審美，充分藝術，但明明又有哲學在場，也就是除了「充分審美」之外，又「充分哲學」。這些話我早就想講，結果還是被札哈戴率先道破了。不過，還是可以作點補充。我要說明：高行健這種非哲學又很哲學的創作現象，就因為作品中浸透著「思想」，甚至是「大思想」。這些思想是他對世界、社會、人生、審美、藝術獨到的認知。這些認知飽含著哲學意蘊，卻不是哲學形態。我還要進一步說，高行健的一切富有哲學意蘊的思想，乃是文學家藝術家的思想形式─化入文學藝術中的思想（不是哲學家的思想形式）。這在世界文學藝術史上已有許多偉大的先例，例如荷馬，例如但丁，例如莎士比亞，例如托爾斯泰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他們都沒有柏拉圖與康德那種訴諸邏輯的哲學，但它是另一種有血有肉、有人的蒸氣的哲學。高行健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哲學，我寧可稱它為思想，就像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思想。同樣都在思索人的存在，但柏拉圖與康德等哲學家們面對的存在是人的抽象存在，而但丁、莎士比亞們面對的則是人的具體存在。
我特別喜愛高行健，除了他擁有訴諸於具體人的思想之外，還有一種他人未必感受得到的「大思想」，這就是他的人文發現。在我的「高行健閱讀」史上，至少他有四次「人文發現」深深地啟迪了我。
第一，發現中國作家的「現代蒙昧」，即被「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所綁架、所主宰的蒙昧。二十世紀的政治意識形態覆蓋一切，也覆蓋文學藝術。高行健發現這種意識來自三個方向：來自左方的「泛馬克思主義」與來自右方的「極端自由主義」，還有來自遠方（古典）的「老人道主義」。高行健的《沒有主義》一書，可以說是他告別二十世紀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宣言。這部著作，放在我主編的《文學中國》叢書中。推出之前，我因為職責關係首先作了閱讀。那個時刻，我感到異常興奮：終於有一個人從根本上對包圍著文學的魔咒發出一聲「不」了！這是天下第一聲。當時我就覺得，這是當代文學「解放」的開始。高行健在告別一個各種主義氾濫的時代。「沒有主義」不僅是空谷足音，而且令人振聾發聵。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更覺得高行健不僅是一個文學家藝術家，而且是個思想家，至少可以說，他已達到一個思想家的高度與深度。《沒有主義》這部理論文集，產生於九○年代初期，在他的長篇小說《靈山》剛完成之後。很明顯，「沒有主義」正是他的思想和創作的出發點。
至今，我還記得自己在閱讀《沒有主義》之後，給出版這套叢書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的負責人劉文良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此書非同一般。它不一定很有銷路，但它的思路是劃時代的，以往我們的作家詩人總是要建立一種體系或一種框架，把文學納入其中。此書卻一反常規，不要這些體系與框架，不要這些『主義』，另闢一條非常明晰的大思路。」我還鄭重地跟劉文良說，此書「沒有主義」，但不是沒有思想。相反，這本書提出許多新思路、新思想，說出許多新話。這些新話，又不是空話。它的歷史針對性極強。針對的是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的謎團，質疑的是「改造世界」、「重建社會」、「重塑人性」的烏托邦，它的態度異常鮮明，它的思想非常徹底。劉文良聽我評介後就說：「那就發稿吧，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家之言。」我立即糾正說，「雖是一家之言，但它肯定是百家未言，千家首言」。
高行健的「沒有主義」，是他到海外後的第一人文發現，也是給我的第一個思想啟迪。而他的第二個「人文發現」則是發現「自我的地獄乃是最難衝破的地獄」。他出國不久，創作了《逃亡》這一劇本，呈現的正是這一主題。發表後，左方說他是「反政府」，右方說他是「抹黑民運」，雙方把它視為政治戲。其實，這是一部哲學戲，戲中的思想非常突出。他把沙特的「他人是地獄」翻轉為自我又何嘗不是地獄。筆下之意是：倘若人在關注這大千世界時，不能也關注身在其中的那混沌的自我。這也正是現時代人的病痛。他這種內心的觀審可說是慧能的「去我執」的延續，這種冷觀在他的劇作《生死界》和《夜遊神》中都得到淋漓盡致的現代表述。
高行健為什麼總是抓住尼采不放，屢次批判尼采。因為尼采哲學，不僅不能提醒人們去警惕「自我地獄」，而且造成二十世紀無數浪漫的自我與膨脹的自我。這些小尼采不僅自己陷入「超人」的地獄，也把許多人引向妄言妄行的地獄。從戲劇史的意義上說，高行健在奧尼爾的「人與上帝」、「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者」之後又開闢了「人與自我」的第五維度；但從思想的意義上說，高行健在沙特的「他人是自我的地獄」之後發現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獄。這是一個敦促人類所有個體進行自我反省的卓越人文命題。高行健在《靈山》中設置「我、你、他」內在主體三坐標，那個他，是第三隻眼睛，用以觀照、審視「你」和「我」，這是寫作「冷文學」的一種藝術發明。他常說，有這隻眼睛進行自我審視，才有冷靜。他的所有作品，都用這一所謂的第三隻眼睛，即冷靜而清明的慧眼，關注人世的眾生相，同時又觀審混沌的自我，從而放下以文學救世的說教，也嘲弄尼采的超人和救世主這樣的現代神話。意識與覺悟正是來自這種觀審，這也正是高行健認識論的前提。
在告別主義、告別浪漫自我之後，高行健完成了第三個人文發現。這就是「脆弱人」的發現。高行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曾榮獲法國的騎士勳章和「文藝復興」勳章。我也一直把自己的這位摯友視為「文藝復興」式的人物，即多才多藝、人性全面發展的奇蹟般的人物。但高行健自己卻明確地說，我雖然向「文藝復興」的精神靠近，但與文藝復興時代那種老人道主義與老人文理念完全不同。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者們，其「人」的理念是大寫的人，卓越的人，「天地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人；而高行健的「人」，則是小寫的人，脆弱的人，具有種種人性弱點的人，也可以說是平常人，普通人，既禁不起貧窮也禁不起富貴，既禁不起打擊也禁不起誘惑的人。這就是高行健的新人文觀。世上的每一種大文化都有自己的人文觀，高行健也一再呈現和表明自己的人文觀。而他的人文觀之核心就是真實的人的存在。真實的人是脆弱的，這是他的大判斷。去年秋天，他在和我的對話中，多次如此表述：我們不能止步於老人道主義的體魄健全身心完美理想中的人。我們寧可從關於人的理念走向具體的個人，即有種種弱點真實的人。高行健的作品和論述呈現的正是這脆弱的人。他從人道和人權空洞的政治話語中走出來，用純然個人的聲音說話，落實到在現實社會種種制約下的個人。像《一個人的聖經》裡那個主人公，在「革命風暴」降臨時立即變形，書生變成了「跳梁小丑」，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史、戀愛史，其實完全是失敗史，在恐懼中失敗，在脆弱中逃跑。面對「脆弱人」的存在，便是面對生命自然，面對真實的人的本性，因此，高行健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還是繪畫，他都面對「人」這種異常豐富、複雜的存在，絕對不作簡單化的政治判斷與道德判斷。他完全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情感，只對這種人性與情感做出提升而進行審美判斷。高行健比現代的任何一個中國作家都更早地覺悟到，他不負擔「改造世界」與「改造人性」的使命，只是呈現與表述，即只給讀者提供他對世界與人性的認知，無法給讀者指出「出路」。他懷疑而不悲觀，徬徨而不厭世，清醒而不消極。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條件，歷來如此，其悲劇，其喜劇，其鬧劇，從來就是這樣。不必大驚小怪。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開始，世界和人類本就缺少理性，《伊利亞特》中的特洛依戰爭，只為一個美人而殺得血流成河，根本談不上正義與非正義。戰爭中雙方的英雄，其實都很脆弱。高行健的新人文精神，乃是一種新人文發現，他以自己的創作說明，「人」絕非神仙，也非善主。世界本就荒誕，人類自古以來就貪婪
，就缺少理性，就脆弱。但文學可以去認識「人」的真實，可以導致哲學新的認知。高行健對「脆弱人」的反覆闡釋與呈現，其實正是對「文藝復興」傳統的深化，把「人」往人性深層的方向上去深化。
最後，高行健還有第四個重大「人文發現」，這就是發現對立兩極之間有一個廣闊的第三空間，也可稱作「第三地帶」。高行健的繪畫，在此發現中找到一個前人未曾涉足的寬廣領域。這就是在抽象與具象之間找到一個從事創造的巨大可能。高行健全方位的文學藝術創作涉及小說、戲劇，也包括歌劇和舞劇，詩歌、繪畫與電影，而且都有相關的美學論述。他一再更新文學藝術的表述形式，都與「第三地帶」的發現有關。諸如：
小說以人稱代替人物，以思緒的語言流替代情節；在對話者兩極之間有一個第三主體。戲劇從多聲部到多人稱的劇作法，從同一人物的自我假對話到中性演員的表演乃至於全能，這個「中性演員」就產生於演員與角色之間。他的繪畫在具象與抽象之間，訴諸提示與暗示，提供了一派難以捉摸的內心影像；他的電影詩則把戲劇、舞蹈、音樂、詩歌和繪畫融於一爐，樣樣自第三地帶中推出，並構成一種完全的藝術。
高行健「第三地帶」的發現，帶給他的創作以無邊無際的空間。我相信，他自己應當為此而感到無窮盡的喜悅，但他的發現卻不是偶然的發現，而是他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就對我們這一代人普遍接受的「一分為二」的哲學進行叩問與質疑。他以懷疑作為認知的出發點，排除先驗的絕對精神和終極的本體預設及各種框定的價值觀（可又不導致虛無主義）。用認識論取代本體論，再三強調認識再認識，從而告別了二十世紀盛行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對傳統的否定與顛覆。（然而，他並不割斷文化傳統，反而是在前人已到達的認識的基礎上，以前人為參照，去深化和開拓新的認知。）他撇開現時代普遍流行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乃至於二律背反模式，從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慧能的「不二法門」得到啟迪，在兩端之間開拓出認知的廣闊天地和表述的種種可能，並訴諸文學藝術創作。法國哲學家札哈戴說得好：高行健超越二律背反，用更為精確的方式去思考「兩者之間」。在他的作品中不斷越界，具體而切實，超越一切對立和規範。
札哈戴熟知歐洲哲學，他當然深知高行健通過作品呈現的哲學不同於他所熟悉的那些哲學理念，所以才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而著寫〈高行健與哲學〉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
我還想說，高行健還有第五、第六種人文發現。例如他發現西方藝術思潮中的時代症，即以理念代替審美，以說教代替藝術的後現代主義時代症，並與之劃清界線，從而擯棄「現代性」等新教條。關於這一點，他可謂先知先覺。上世紀末他寫的《另一種美學》和他的劇作《叩問死亡》，開宗明義，就針對現今的時代病，在這些論述與劇作中不只是對當代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言說的尖銳批評，而且挖掘其意識形態的根由（主義氾濫的惡果）。全球化從西方到了東方，這時代病已蔓延全球。以致葬送「美」和「藝術」。他去年完成（自編自導）電影《美的葬禮》，就是對歐洲美的凋零的輓歌。在哀悼美的喪失的同時，呼喚再一輪文藝復興。更有意味的是，他回歸審美的背後更為深刻的思考：是回到人，回到人性的豐富與幽深，回到認知，喚醒覺悟，重新追求精神的層次而訴諸創造。
去年我在課堂裡放映了臺灣國家劇院演出的《山海經傳》（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製作），不由得想起，高行健從古籍《山海經》中的古神話遺存中找尋早已散失的神話體系，重新立傳，寫出了這麼一部遠古華夏的史詩劇，而他的長篇小說則把現時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這場浩劫寫成了《一個人的聖經》。他的電影史詩《美的葬禮》為美在當今世界喪失而哀悼，同時又發出再一輪文藝復興的呼喚。行文至此，回顧高行健的人文發現和全方位的文學藝術創作，突然想到，這可不就是一個當代世界性文藝復興的堅實例證嗎？「眾裡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原來我的朋友，那位曾經在北京、巴黎促膝談心的朋友，那位個子不高總是抽著捲菸的朋友，那位把我的小女兒抱著走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去觀賞他的《車站》的朋友，正是一位文藝復興式奇蹟般的人物。二○一二年，我在韓國漢陽大學講演時就說，在我心目中至少有四個高行健：小說家高行健、戲劇家高行健、理論家高行健、畫家高行健。這之後我又觀賞他的電影和為他的詩集作序，這一切面對的正是一個活生生的、全方位的、名副其實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當年我稱高行健是個大作家、思想家時，有人質疑。今天我說高行健是個世上稀有的文藝復興式人物，是不是還會有人質疑呢？當然，高行健全方位的成就，只是他一個人的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時代的文藝復興。然而，這多少也說明，美雖在頹敗，但只要作家藝術家擁有清醒的意識，充分自覺，認識到文藝有復興的可能與必要，那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大千世界儘管混亂，人欲儘管還在橫流，一個脆弱的個體生命固然有限，但還是可以為後世後人留下一份精神價值創造的堅實見證。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美國 科羅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