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新批評與當代批評理論
初版引言
第一章 文學與現實，文學特異性
第二章 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第三章 作品的辯證構成
第四章 文本中心式批評
第五章 文學批評中的語義學
第六章 語象·比喻·象徵
第七章 復義
第八章 反諷
結語
本書所引文獻

新批評與我，與我們

為什麼新批評派值得重訪？可以說這個問題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論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別都必須重訪。問題是為什麼新批評更值得重訪。最近美國有幾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評家感嘆：「討論具體作品時，我們仍然像個新批評派。」「新批評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依然在指揮我們。」

對我，對每個文學學生，研究新批評是一個必要的階段性工作。我們面對的知識集合，就是歷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們無法跳過歷史的演變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讀佛洛伊德直接讀拉康。要瞭解現代文論，無法不讀形式論，而要想瞭解現代形式論，就繞不開新批評。正因如此，本書也就有不得不出的理由。

在這一層理由上，新批評派與其他派別相同。然而，還有別的幾個理由，讓我們更加必須重新拜訪新批評派。第一個理由是，這個理論派別與中國現代文論特別有緣。我的學術領域之一是中西文學關係史，當年我選中新批評做研究課題，是由於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論史的諸多關聯。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社會科學院讀碩士。那時精力比現在好，心氣比現在高，做學問講究一個「徹底」，也有下苦功夫的勁頭。當時我的原則是：凡是做一個題目，落筆之前必須通讀全部必須讀的文獻；一旦書成，要準備後來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見解，但是至少在資料詳備上不會輕易過時。

1978年，我到社科院跟著卞之琳先生讀莎士比亞，每過一個月左右到先生乾麵胡同的書房裡。按先生的佈置，寫一些讀莎筆記呈交先生，他說可以才寫成文交給刊物。記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說：「我看你的興趣在理論。」我聽了有點吃驚：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學子，避「理論」唯恐不及：覺得儘是一些「理論家」在吵鬧不休，爭論上綱上線互指禍國殃民，說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廢話，有出息的學生應當讀出作品靈氣，寫出優雅文字。卞先生怎麼會發現我「興趣在理論」？

回想起來，應當說先生眼光極準：我的確是太喜歡在品賞文字上說出一個名堂。當時先生不等我結束猶疑，直截了當地說：「你就從新批評做起，一步步做到當代。」

新批評與中國現代學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重要，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課題：瑞恰慈數次留在中國執教，對中國情有獨鍾；燕卜蓀在西南聯大與中國師生共同堅持抗戰，戎馬倥傯中，靠記憶背出莎劇，作為英語系教材，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則傳奇。穆旦、巫寧坤、鄭敏等人，四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學直接師從芝加哥學派的克蘭（R.S.Crane），奧格登（Richard Ogden）等人，他們算是新批評核心耶魯學派的論戰對象（現在看來他們同多於異），中國學生也不得不熟悉導師的對手。1948年燕卜蓀從北京去美國肯庸學院赴蘭色姆召開的會議，今天的家常便飯，當時恐怕創造了幾個紀錄：這是新批評唯一的一次集會，「文學理論」竟然重要到召開「國際會議」；二是遠道從中國乘飛機赴會，煞風景的是燕卜蓀夫婦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圓券」去買機票。

新批評是中國知識分子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心嚮往之的課題：中國的介紹，幾乎與新批評的發展同步：卞之琳、錢锺書、吳世昌、曹葆華、袁可嘉等先生先後捲入對新批評的介紹，而且這些前輩七十年代來都在社科院。當時已經見不到的還有朱自清、葉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對新批評情有獨鍾。卞先生解嘲說：「三十年代初瑞恰慈在清華開『現代文學理論』，我也去聽了，一點也沒有聽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們那一代人想做而時代不允許他們做的事。

後來我讀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現代資產階級文藝理論論文選》，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譯的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那是無人能重做的定譯，這本書中還有楊周翰先生譯瑞恰慈，張若谷先生譯蘭色姆，麥任曾先生譯燕卜蓀，袁可嘉先生譯布魯克斯，幾乎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的名義下一場與老友老同事的聚餐會。八十年代中期，我借編《新批評文集》的機會讓他們又集合在一起，雖然到那時除了韋勒克和燕卜蓀，大部分新批評派已經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島講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沒有醒來。

卞先生勸我研究新批評，還有一個原因，今天的學子聽來或許匪夷所思。七十年代末，新批評已經「過時」，那時，連結構主義也正在「過時」，形式論已經可以一言蔽之：轉向了。這個局面，恰是當年卞之琳先生指導我研究形式論的動機，也是我們今日重訪新批評的價值所在：可以通讀一個學派的全部文獻而不怕遺漏，可以從頭起沿著現代形式文論的脈絡走一遭。那時候中國學界沒有追趕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輩子做學問來日方長，何不悠遊源頭，再順流而下？把一個個派別的來龍去脈，優點缺點，都研究清楚。

如此想法，現在不免被視為老派。君不見個個學子都趕趨新潮，生怕落伍？我每次回國，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國外有什麼新潮流？」我不喜歡這個問題。倒不是因為老氣橫秋看不起新潮，而是唯新是鶩常令人啼笑皆非。許多「新」潮流，往往是為新而新，「追新族」，更是還沒有說順一個新名堂就打出新牌子，結果除了名稱其他都不太新。理論不是時裝，理論應當批判時髦，總不至於讓理論來批判理論的時髦？

記得1980年見到錢锺書先生，他問我在做什麼題目，我說在細讀新批評。他馬上問：「也讀維姆薩特？」我說：「是的。」「那麼讀了Day of the Leopards？」我說：「讀了。」先生眉開眼笑。《豹的日子》是維姆薩特去世後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氣縱橫的文字。當時中國進西書不易，雖隔了四年，絕對算新作。錢先生讀西方理論之及時，至今很少有錢學家注意，普遍認為《管錐編》的作者喜歡引中西古人。無獨有偶，耶魯解構主義的主將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評雜誌Boundary 2上發表的一篇訪問記，深情地回憶他剛到耶魯見維姆薩特，劇談《豹的日子》。好書的確就是好書，歲月只能讓它變得更好。

在日丹諾夫式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粗暴統治的半個世紀中，中國知識分子心中還記得另一個傳統。這個多年的潛流，是我們不應忽視的傳統。

從新批評開始，用了二十年時間理清從形式研究到文化研究的途徑，同樣，我也花了二十年時間，一點點發現中國與西方文化人的「對岸經驗」。這兩條我一生從事的課題，都是卞之琳先生慧眼指點。先生仙去，而我的工作還沒有做完。當時覺得來日方長，如今才明白時不我待，深夜捫心，汗不敢出。

像所有重要的「過時」學派一樣，新批評做出了今天的文學批評家無法跳過的重大貢獻。如今寫文學評論，無法不使用新批評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線，例如張力、復義、反諷、悖論等等。新批評還有一個好處，它與作品結合得很緊，主要的新批評派人物大多以創作鳴於世（艾略特之詩人地位不用介紹了，燕卜蓀被視為英國現代詩歌奇才，蘭色姆、退特等都是美國現代詩選本不可或缺之人，沃倫的小說極受歡迎，名著《國王的全班人馬》兩次被拍成電影並得到奧斯卡獎），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論，其批評方法簡便清晰，具有強烈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評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跡地運用新批評的觀點與方法。

「超越」了新批評的諸家，不得不具體分析作品時，用的依然是新批評開創的細讀。雅克布森與列維·斯特勞斯分析波德萊爾的十四行詩《貓》，一首詩讀出幾十頁的分析；巴爾特讀巴爾扎克中篇《薩拉辛》，讀成一本書；蘇珊·庫巴《閣樓上的瘋女人》細讀《簡·愛》，從對一個「次要人物」的反諷處理，引出全新的女性主義文學觀。最近，「後經典新敘述學」的代表人物費倫分析石黑一雄的小說《長日回光》，從極細緻的細讀中抽絲剝繭地引出論辯。我先後在一些國家指導文學博士生寫論文，我再三強調的基本原則是：「先細讀作品再進入理論，無論你的理論是後殖民還是後現代。」我發現其他教授指導學生，可能措辭有所不同，用的卻也是這條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