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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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中国人更以此为傲,但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了解长城。

  本书试图从源头上追索长城的由来和变迁,探求变迁之间的因果。

  作者先从为马可波罗申冤写起。一般人都认为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证明他并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作者却认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恰恰的证明他到过中国,如果游记中提到长城,那才证明他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

  因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时,古长城早已颓为废土,现代眼睛所看到的「一条巨龙,蜿蜒盘旋」,是明王朝之后才开始兴建的长城。

  作者指出:马可波罗冤案来源于一个误解,人们把公元十六世纪修筑的明代长城当成了公元前二世纪的秦始皇长城。

  这个误解的来源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奇。

  只是,这是一个传奇而不是历史,但是却被当成了历史。所以──

  秦始皇并非首筑长城的君王,也并非最后筑长城的君王,在众多修筑长城的君王中,他无疑是最知名者,也是争议最多者,于是他就独揽了长城功过。

  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遗漏」了长城的外国旅行家,也不是最后一个。只因为最负盛名,他不得不独自接受质询。

  如今,作者用43个主题为我们一一历数令人惊叹的长城往事。

作者简介

李守中

  祖籍四川江油,一九三三年出生于上海市,一九五五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採矿系,长期在煤炭部武汉设计院、水城设计院、云南设计院等处工作。一九七五年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由国家选送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一九九三年在云南省煤炭厅副总工程师任上退休。退休后参加中国长城学会,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有关长城的论文,着有《长城往事》(原名《长城》)和《中国二百年:从马戛尔尼访华到邓小平南巡(1773-1992)》。

《帝国之魂:亚历山大与他的世界的终结》 一卷关于宏伟、野心与失落的史诗 书籍简介 引言:风暴的开端 公元前四世纪,当希腊城邦的荣耀逐渐被马其顿的铁蹄声所取代时,一个注定要撼动世界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亚历山大大帝。然而,《帝国之魂》并非仅仅是描绘一位军事天才的胜利与征服。它深入挖掘了亚历山大这个复杂灵魂的内核,探究他如何从一个受教于亚里士多德的王子,蜕变为横跨欧亚的强大帝国缔造者,最终却在权力、神性追求与个人欲望的交织中走向毁灭。 本书的叙事跨越了马其顿的灰暗山脉,穿梭于古老的波斯帝国腹地,深入印度河流域的迷雾之中。我们不再仅仅关注战役的排兵布阵,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亚历山大在每一次重大抉择背后所面对的文化冲突、政治压力以及他内心深处对“不朽”的永恒渴求。 第一部:马其顿的熔炉与哲学的熏陶 故事始于亚历山大童年时期的马其顿。菲利普二世的铁腕统治为他铸就了军事的基础,但真正塑造他思想的,是他的导师——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本书详尽描述了这位导师如何向年轻的王子灌输希腊的理性、科学和对美的追求。然而,希腊式的理想主义与马其顿的实用主义和潜在的野蛮之间,存在着一道深刻的鸿沟。 我们考察了亚历山大如何继承王位后的初步行动:巩固希腊联盟,并以雷霆手段镇压了底比斯的反抗。这些早期的铁血政策,既展现了他作为领袖的果断,也预示了他日后统治风格中日益增长的专断。他并非仅仅为了复仇而西进,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将希腊的文明(以及马其顿的权力)投射到东方那片古老而富庶的大地上。 第二部:横扫亚洲:帝国的诞生与融合的阵痛 本书的核心部分,聚焦于亚历山大对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征伐。从格拉尼库斯河的初次交锋,到伊苏斯战役中对大流士三世的羞辱性胜利,再到高加米拉决定性的对决,作者细致入微地重构了这些关键战役的场景。然而,本书更侧重于战争背后的战略意图和文化冲击。 亚历山大在征服地采取的“融合政策”是本书着墨的重点。他不仅仅是摧毁者,也是继承者。占领埃及并被尊为法老,建立亚历山大城,这些举措显示了他超越纯粹希腊民族主义的视野。然而,当他开始采纳波斯宫廷的礼仪,甚至推行“集体通婚”(苏萨婚礼)时,他的马其顿老部下感到了深刻的疏离和背叛。本书深入分析了这种文化张力如何成为日后军事叛乱的温床。 第三部:世界的边缘与信仰的迷失 征服波斯之后,亚历山大的征程并未停止。他的目光投向了印度河流域,那里是地理知识的尽头,也是他内心欲望的终极战场。在与波鲁斯王(Porus)的赫达斯皮斯河战役中,我们看到了亚历山大军事艺术的巅峰——他如何利用地形和心理战术,击败了拥有战象的强大军队。 然而,在印度,他的军队终于达到了极限。士兵们对无休止的征战感到厌倦,渴望回归故土。本书细致地描绘了亚历山大在比帕斯河边,面对部下集体拒绝前进时的那种痛苦与愤怒。他为了满足个人对“世界尽头”的执念,与自己一手建立的武装力量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理解他最终悲剧的关键。 在印度东征的后期,亚历山大开始显露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狂热。他渴望被神化,追随印度教和埃及祭司的预言,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活着的宙斯或奥西里斯。这种对神性的追求,使得他与原本基于理性契约建立起来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痕。 第四部:巴比伦的黄昏与继承者的困境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最后岁月。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孤独的开始。他试图建立一个融合东西方的精英阶层,但这种努力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成功。部下的猜忌、旧日友人的失宠、对他“东方化”的抗拒,以及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忽视,共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 关于亚历山大突然的死亡,本书汇集了最新的考古发现与古典文献的记载,分析了关于他死因(疾病、中毒或过度饮酒)的各种理论,并倾向于认为,一个长期处于极度压力和生理透支状态下的灵魂,其崩溃是必然的。 他的死,留下了一个没有明确继承人的庞大帝国。书中详述了“帝位继承者”(Diadochi)之间的残酷内斗如何迅速将这个统一的结构撕裂成碎片。亚历山大的宏伟愿景,在几个月内便化为了一堆相互争夺的王冠和破碎的承诺。 结语:回响 《帝国之魂》不仅是一部历史传记,更是一部对人类雄心与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亚历山大留下的不仅仅是军事遗产,还有希腊化时代这一历史性的文化熔炉。他以一己之力,将哲学、艺术、语言和商业的触角延伸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永远改变了地中海与中亚的面貌。然而,他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未能将他的远见转化为持久的政治制度,他的帝国,终究是建立在个人魅力而非稳固根基之上的幻影。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史料考证,带领读者重返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去理解一个被赋予了“伟大”称号的个体,是如何以其无可匹敌的意志,塑造了世界,又如何被他亲手塑造的世界所吞噬。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推荐人的话:另类丝路──中国的万里长城∕柏杨
初版前言:马可波罗冤案
再版前言:再谈马可波罗冤案

1胡服骑射
2玉出昆山
3亡秦者胡也
4烽火通于甘泉
5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6长城向西延伸
7河西走廊长城
8弱水长城
9昭君出塞
10南北匈奴
11争夺西域商道
12民族大迁移
13匈奴进入长城
14慕容鲜卑和氐羌进入长城
15拓拔鲜卑进入长城
16六镇长城
17天苍苍.野茫茫
18丁零塞
19洛阳伽蓝
20隋唐边疆
21藩镇
22沙陀鸦军
23契丹国
24定难军
25明昌界
26成吉思汗
27恢复旧界
28防线南移
29用兵漠北
30土木堡
31再筑长城
32嘉峪关
33阿勒坦汗
34蓟镇长城
35努尔哈赤
36萨尔浒
37山海关
38越过长城
39柳条边
40长城不设防
41开放长城
42走西口、闯关东
43分野消失

附录:长城南北政权更替略表及长城大事记

图书序言

推荐序

另类丝路──中国的万里长城

柏杨

  长城,是世界文明古国对抗野蛮民族入侵时,一致採用的重要手段。罗马帝国和英国不列颠本岛,迄今仍保有昔年长城遗蹟。说明文明古国终于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消灭敌人,只得转为守势,乞灵于一道单薄的长城,保护自己不被消灭。

  中国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中国人更以此为傲,但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了解长城。

  一九八九年,我和香华返回诀别了四十年之久的大陆,才第一次穿过名震史册的居庸关,登上长城,内心充满崇敬。东西远眺,长城好像一条巨龙,在万山千峰上,蜿蜒盘旋,气势如虹,城墙宽广的厚度,足可以并行两辆小型汽车,假设改装坦克引擎,东到山海关,西到嘉峪关,一张车票就可以往返,岂不是一条商业大道、观光焦点,国家将增加多少财富?朋友们认为面对着庄严的边陲要塞,竟起意做起生意买卖,简直是一种亵渎,怎么,你穷疯啦!

  然后,岁月匆匆,来到二十一世纪,读到李守中先生的大作《长城》(二版更名为《长城往事》)。它是一部长城史的专题研究,作者角度宏观,大气磅礡。中国浩如烟海史籍中,有这样一部独对单一项目,作如此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探讨,可谓珍贵。它不但使我的印证获得补强,也解除了我很多困惑。利用长城做生意,它可能在技术上无法落实,但不应被认为念头荒唐。

  《长城》作者用霹雳手段,先从为马可波罗申冤写起。一般人都认为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证明他并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作者强烈的回应,他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恰恰的证明他到过中国,如果游记中提到长城,那才证明他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

  因为,在那个时代──十三世纪,中国国土上没有长城。

  作者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时,古长城早已颓为废土,现代眼睛所看到的「一条巨龙,蜿蜒盘旋」,是十四世纪明王朝之后,才开始兴建的名副其实的长城。包括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开疆拓土,所建的长城;以后孟姜女哭倒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事实上都不是长城。悦耳的说,它是边墙,具体的说,它不过一连串稀疏相望的烽火台(烽燧),和碉堡(亭障),没有防御外侮的功能,它的任务只在保护商旅。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城,就在明王朝时代,抵御外侮的能力,也微乎其微,因为中国人真正的敌人,是中国人自己──窝里斗文化和惯性贪污文化。一六四四年,明政府军统帅吴三桂叛变,大开关门迎进蛮族。这是长城最后一次所作的讽刺性贡献。之后,它就渐渐成了「不登长城非好汉」的游戏之地。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政府重农轻商,对商业作强力压抑,使中国失去经济活力二千年之久。好容易到了十九世纪,列强用巨砲轰开锁国大门,人们再得以自由唿吸。想不到二十世纪中叶,一个更反商的共产王朝政府崛起,那种头戴着高深学术理论帽子的威权迫害,时间虽短,却几乎使中国死于窒息。

  作者引用特纳先生(Turner)的话说:商人的边疆是一条设防道路,而长城正是一条设防的道路。这对长城,是一种无情的剖析。不过我认为:「边疆」只有一侧,一侧是敌,另一侧是我;「道路」却有两侧,敌我混杂。换言之,长城不是用来隔绝南北,而是用来沟通东西,那是另类的丝路,政府武装保护下的古代高速公路。道路两侧的人,野蛮人也好,中华人也好,随时都可以跨越,来去自如。

  作者一再提醒读者,光洁鲜亮的长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攀登的一段,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戚继光将军驻屯十七年的长城,他最大的战功是他那坚强的武装部队,使蛮族因畏惧付出太大代价,而不敢发动攻击,中国得以维持长期和平。

  其他地方的长城,就没有这么耀眼了,我愿为此见证,二十世纪四○年代,我曾从嘉峪关南侧经过,那一段长城,明显的是一条颓废的边墙。不但挡不住人,恐怕连老鼠都挡不住。

  我必须在此停笔,否则这么丰富的内容,对每一章,我都有很多感慨,那就另外成一本书了!

  我真高兴,我已高龄,而仍有机会吸收这么多营养。

  二○○一.七.台北花园新城

推荐人简介

柏杨

  一九二○年生,河南辉县人。一九五○年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一九六○年代用柏杨笔名为《自立晚报》及《公论报》撰写杂文,揭露中国文化的病态与社会黑暗面。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以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始被释放。出狱后,续为《中国时报》及《台湾时报》撰写专栏,并曾赴多国发表讲演,引起强烈的回响。其作品类型广泛,含括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着作、文学选集等,着作等身。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唿吸衰竭病逝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

初版前言

马可波罗冤案

  联合国总部大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壁毯,人们一看便知这来自中国,因为上面的图案是个明确无误的标志──长城。

  如果有人问:长城是什么人修筑的?答覆通常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始皇。再问长城的起止之处,答覆多半是: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韦氏地理辞典》上是这样讲的,《金氏世界纪录大全》上是这样记的,众多的导游词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还介绍:长城高十公尺左右,宽五至八公尺。这大约是八达岭长城的尺寸。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印象:秦始皇时代的长城就是这样规模了。

  如果我们有幸游览八达岭,我们更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长城自古就矗立在这里,就在它如今所在之处。

  公元一八六五年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登上古北口长城和记下了他的观感:

  我看到过许多壮丽的景色,我攀登过爪哇的火山,加利福尼亚的内华达顶峰,南美的科地耶拉高原,但是没有一处可以和这里相比,我如痴似醉的站在长城上,胸中充满了爱慕和激情。

  我自孩提时就憧憬着这里,一提及长城就心潮起伏无法平静,现在我面对着她,她比我的想像还要壮丽十倍。

  我不自主的沉入了幻觉:这些高耸在山巅之上,睥睨四方的望楼和墙堞只能是由一支非凡的民族建造的,只是在诺亚洪水之前,大地才孕育过如此超凡绝世的民族!

  其实我很清楚长城是由一群芸芸众生在公元前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筑的,但是我不懂他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来完成这件宏伟工程,他们如何把这些砖石弄上顶峰。看来只有大力神才能办到!

  今天,长城已经完全荒废,没有一兵一卒在此守望,唯有野鸽在城上筑巢哺雏,蜥蜴在黄紫花丛中繁衍生息。

  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最伟大的工程,但她只是一座往昔辉煌时代的墓碑。

  谢里曼是千万游客中的一员,他记下了许多人的观感。如果今天有位旅行家到了北京却不去看看长城,或者去了八达岭而在游记中丝毫不提长城,这一定会令人大惑不解。

  不过学者们还是找出了这样的一位知名旅行家,他在中国游历了十七年,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塞外,后来他口授了一部中国游记,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及长城!这真是不可思议!

  他就是公元一二七五年(元至元十二年)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

  于是学者们纷纷对马可波罗提出批评和怀疑,有人甚至说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他的所谓见闻全是些道听涂说而已。今天人们仍然对他有誉有毁,而他最大的过失大约是居然忽略了长城!

  这一项严厉指控其实并不成立,我们倒要反问一句:就算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那么他既然道听了那么多传闻,何以竟然全没听说过长城?假设今天有个足不出户的威尼斯人杜撰一部中国纪行,他是决不会漏掉长城的。

  我们还可以调查那时的中国旅行家们,看看他们在游记中是如何记述长城的。如果那些旅行家们同样极少提及长城,那末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过分苛求一位外国旅行家。

  公元一二二○年(宋嘉定十三年,蒙古太祖十五年),丘处机道长带领十八名弟子从山东北上燕京,出居庸关,历戈壁沙漠和大草原,翻越大雪山到达今日阿富汗和乌兹别克等处。他在那里晋见成吉思汗之后返回中原,先后历时三年。

  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记下了此行见闻,还有道长沿途的感受,即兴草就的诗篇。他谈到了燕京的壮丽和园林的秀美,宣化的山景,沙漠的荒凉,草原上牧民纵横往还,令他们悚然的雪山和森林,还有撒马尔罕(Samarkand)的异国风情和铁门关劫后惨状。他们谈到了那么多见闻和感受,谈到了长城没有呢?也没有!

  他在行程中记下了某月某日「过居庸关」、「过明昌界」,明昌界就是金代长城,他们对长城没有任何描述,连轻描淡写都没有。

  公元一二四七年(宋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张德辉在明昌界看到了、也记下了长城。他在《塞北纪行》中说:「昌州(今内蒙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之北,行百余里,有故垒隐然连亘,山谷之南有小废城,问之居者,云前朝所筑障塞也。」他看到的不过是大草原上一道或隐或现的残迹,我们今天也还能找到这些残迹,马可波罗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些,也许认为这不值一提。

  那么在居庸关和八达岭呢?他们在那里看到长城没有?看到了壮观的长城没有?

  丘处机没有提到,元代的二十多首以居庸关为题的诗中没有一首描述长城或称颂长城的,诗中只是说山形险峻和路途艰难。郝经在他那三百多言的〈居庸铭〉中也没有一字提及长城。

  宋代的苏辙与韩琦出使契丹都行经古北口,也都留下了〈过古北口〉诗篇,诗中也都没有长城踪影。

  我们再去寻找更早的诗文,诗文的作者多是学者和旅行家,他们不会不知道长城,更不会放过凭弔长城的机会。

  确实如此,我们发现他们穿越长城之际都不免下马感叹一番,让坐骑在长城边洼塘中饮一些水,以「饮马长城窟」为题赋诗一首,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仪式,有如今日的海员穿越赤道一般。仪式结束之后才再策马前行。

  这类诗歌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十多首,起自汉末直到唐宋,失传的一定不计其数,但是在留给我们的诗篇中没有一首称颂长城雄伟,甚至没有一首告诉我们长城是什么样子。我们从这些诗中体会到:长城标志着一道分野,一种界限。引起人们感叹的是这道分野,还有那些塘洼,而不是长城。

  我还发现有些「饮马长城窟」的作者根本不曾见过长城。例如陈后主,他在被俘之前一直住在南方,「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亡国后被幽禁在洛阳和死在那里。好在他还没说长城是什么模样!

  只有唐代诗人陈子昂描述了古长城:「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还有近代的干隆皇帝看到了、调查了古长城,他说:「横亘若城堑之状。」他们见到的长城与张德辉所见的长城都差不多,是一条大致呈线状的隆起残迹。如今这类残迹在围场和赤峰一带还能见到,最明显之处是用毛石叠成的墙垣,高度不足一公尺,其余地段只是地表上微微隆起的一道土埂。

  有没有文献能告诉我们古长城的规格尺寸呢?

  有的,这就是在敦煌石窟里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原件现存巴黎博物馆,上面精确的记着:「古长城。高八尺,其阔一丈,上阔四尺。」这相当于高二.一六公尺,上宽一.○八公尺,底宽二.七○公尺。一句干巴巴的工匠语言毕竟胜过了那些文采华丽的〈饮马长城窟〉。

  这就是汉代长城的设计规格,尽管这些长城多已颓圮,但在敦煌和居延一带,还有小段用泥沙夹芦苇筑成的长城居然保持着原有尺寸,这实在令人惊异。

  二十世纪初,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注意到这段长城望楼上的堞墙尚存,这说明它大体保持着原有高度,他还解释了这个奇蹟:「这些墙用苇桿与泥层交互砌成,全部经盐卤渗透后坚固异常。」「这一带风蚀力很小,七年之后我再来时还能够辨别自己的足迹!」

  还有一些文献间接的告诉了我们古长城的大致规格。

  公元四八四年(南齐永明二年,北魏太和八年),北魏大臣高闾建议沿阴山六镇按古法修筑长城。根据他的计算:每人每月可以完成墙体三步(约五公尺),千里长城需用十万人和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国力能够承受的。

  按汉长城的规格,这相当于每人每月叠成墙体二十立方公尺。初看来这个数字不算很大。

  但是筑城大军是被征发的农民队伍,他们自备工具和给养。长途跋涉来到边疆,在恶劣的条件下半饥半饱的劳作,每次兴工筑城都不免有大批民工死亡,所以孟姜女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且引起共鸣。

  长城线上土坚石硬,他们带来的农具完全不适用,他们要挖掘、担运、叠筑这些土石,要砍柴割草、筑路挖井,这还没有算上必不可少的营舍、望楼,在这总劳力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要用于维持后勤,平均每人每月能完成五公尺长、两公尺高的墙体就很不错,绝对不可能筑成八达岭标准的长城。

  总之,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还不存在雄伟的长城。古老的长城早已被风雨夷平,我们游览的长城要在几百年后才开始建造,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及长城正好说明其真实可信,如果他居然大谈长城才真正令人吃惊呢!

  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称颂长城的诗句。

  明朝在十五、十六两个世纪里分段修筑长城,一开始是山海关到辽东的一段,这可能还用的是古代的标准,以后每修一段都提高一次标准,引起人们惊叹的北京至山海关一段是最后筑成的。

  明人以自豪的心情称颂他们的长城,方逢时说:「登高台兮望大荒,长城如虹兮界殊方。」这样的词句在过去是没有的。

  清人也怀着自豪心情审视长城,他们是另一种自豪,他们看到过去两千年间中原和草原对立,看到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修城筑垒。到了他们的年代,长城内外一统,宏伟的长城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就在人们不断感叹、称颂、褒贬长城之时,所有时代的长城渐渐的被人混为一谈,明长城代替了古长城,这个错觉流传至今。

  观光客与摄影师都对古长城残迹不感兴趣,她远在长城景点以北几百里,极少有人问津。偶尔在一些图集里出现一两幅她的身影,图幅都极小。而且在她近旁绝无参照物,似乎唯恐她破坏了长城的伟大形象。

  于是人们的印象就十分固定了,他们从八达岭回来之后觉得:长城自古如此雄伟,自古就矗立在她今日所在之处。

  这个错觉倒不是有人故意制造的,这个错觉有一定的根据,那就是:明代长城上的关隘是极古老的,居庸关建于秦代,古北口、喜峰口(卢龙塞)不迟于汉代,榆关始于隋,只有山海关是明人所筑。既然那时有了关隘,那时也应该有了长城。

  错觉不全由感官所生,概念推理也负有一定责任。

  其实有了关隘不等于有了长城。古关隘遍布南北,每座关隘两侧都往往有或长或短的一段塞墙。燕山一线的关隘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塞墙还不能算是长城,到了明代,关、口大量增加,塞墙互相连接,这时才形成了明代的蓟镇边墙,或称蓟镇长城。

  从一个错觉可以引出一个错案,无怪马可波罗受了冤屈,而有关长城的错觉何止一处,受委屈的又何只马可波罗一人!

  长城有一部长达两千多年的活历史,人们一再兴师动众去修筑长城,然后放弃,听任其被风雨夷平。一再争论又一再忘记这个话题。不过每一轮回也并非简单重复,时过境迁。每次有关长城的争论也不尽相似,长城的选线和结构以及功能也有极大变迁。

  这本书试图从源头上追索长城的由来和变迁,探求变迁之间的因果,这是一次尝试。

  想提醒读者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习惯了从南面来观察和鑑赏长城,因为两千多年来规划、修筑、戍守长城的人们全住在长城之南。有关的史料文献,诗词歌赋也多由他们记录、创作和编纂的,根据经验,一面之词难免有偏颇之处。

  幸好这些南方人,或者说中原的史家,他们有一项自豪的传统,这被称为「南史直书」。尽管他们论及非中原人之时常有不恭之词,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过失,对是非曲折及有关争议却记录得相当坦率与直爽;直爽得令我们惭愧。没有他们留下的丰富史料,我们不可能作这样的探索。

  同样使我们庆幸的是:二十世纪初开始了长城考古研究,从汉代长城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的书简和物品,对许多重要遗址都作了清理和测绘。虽然这项工作还远未完成,可是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弥补了史籍之不足,同时又提供了不少佐证和重要的新线索。

  两千年来有无数穿越长城的人群,他们或者来自北方,或者来自南方,他们告诉了我们长城内外方方面面的景观。长城内外都是中国的土地,匈奴等民族也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我们何妨一试从北侧来观赏长城。

  康有为在诗中说:长城的功过姑且不论,英雄的事蹟令人惊叹。

  秦时楼堞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作者想重复一句:功过姑且不论,长城往事令人惊叹!

再版前言

再谈马可波罗冤案

  《长城》一书在远流公司出版已经好几年了,这几年中我陆续接触到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大致翻了翻那本书之后不约而同的感叹说:「原来还真有丘处机这个人哪!」尽管他们互不相识,但是第一反应却完全一样,这令我觉得十分有趣,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反应的真正含义。

  直到最近又听到这样的感叹之后,我才突然悟出一个道理,过去正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为马可波罗辩护不力,现在想趁再版之机做一些弥补。

  这个道理就是:历史人物在他们身后总不免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过了几百年后,他们却可能被小说家用做小说或戏曲中的角色,并且由于那些引人入胜的虚构情节和文学渲染而重新活跃起来,结果是这些曾经被忘记了的名字竟在一夜间变得家喻户晓,其名声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在世之时,于是人们就忘记了历史而记住了传奇。也注意不到这个名字曾经被长期淡忘过。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详细讨论这个道理。

  玄奘法师是公元七世纪,初唐时期着名的高僧、旅行家和翻译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就逐渐不为人知了,他的重要着作《大唐西域记》也只有极少数学者还在研读。但是到了公元十六世纪,他却因为小说家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而变得家喻户晓,然而大家熟悉的「唐僧」却已经不再是历史的唐僧而是传奇的唐僧。人们也不注意他在身后曾经默默无闻了好几百年。

  类似的人物还很多,如姜子牙、曹操、诸葛亮,等等,好在多数人还是知道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些人物。

  丘处机就不幸得多,多数人都以为他只不过是金庸先生编造出来的人物,不知道历史上实有其人。

  就这样,一旦谈及历史人物,人们往往把大量传奇混杂其中,或者只知有传奇而不知还有历史,甚至把传奇当做了历史。

  一旦谈及长城的历史,这种混杂也难以避免,甚至专家学者都被迷惑。

  因此不少学者对马可波罗没有提及长城大惑不解。苏联学者马吉多维奇(J. P. Magidovich, 1889-1976)在他的《世界探险史》一书中说:「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在这段路程上,还是以前在中国东部边境的旅途中,马可波罗都没有看到中国的长城。」

  《马可波罗游记》汉译本中(公元一九八二年福建科学出版社),尚铭评论说:「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入。……在书中竟然没有提到中国的长城。」

  这些学者与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把长城传奇当成了长城历史。也不知道长城曾经被淡忘了好几百年这个事实。

  我在《长城》一书前言中已经提到了:马可波罗冤案来源于一个误解,人们把公元十六世纪修筑的明代长城当成了公元前二世纪的秦始皇长城。

  这个误解的来源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奇。

  为了澄清这桩疑案,我们有必要追索那一段迷惑人的长城传奇是如何形成并且在何时流传开来的。

  我曾在〈马可波罗冤案〉那篇辩词中列举了历代中国学者对长城的描述,却忽略了历代外国旅行家的长城报导,这是极大的疏漏,因为从他们的报导中我们不仅可以准确地判断出那一段长城传奇出现的时间,也可以看到其主要内容,难题也就不剖自明。

  现在我们从公元十三世纪开始。

  公元一二四五年,义大利人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 约1182-1252)从基辅越草原游历蒙古。

  公元一二五三年,法人鲁不鲁克(William de Rubruk, 1220-1293)渡黑海东行访哈拉和林。

  公元一二五四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由君士坦丁堡前往中国,几年后返回威尼斯。

  公元一二七一年,马可波罗跟随其父前往中国。

  公元一二九四年,义人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antecorvino, 1246-1328)主教赴北京建立教区。

  他们全都留下了有关中国的记述,这些记述中无有一处提及长城,这就说明他们不但没有见到长城,而且从来就没听说过长城。因为这时不仅长城已被风雨夷平,就连长城的历史及有关她的早期传奇也都已经被人们淡忘。

  我们再看公元十四世纪:

  公元一三一六年,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 约1286-1331)周游亚洲和访问北京。

  公元一三二四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 1304-1377)由刺桐港(泉州)抵达中国,然后访问了北京。

  他们在游记中也都没有提及长城,因为他们同样既没有见到长城,也没有听说过长城。

  我们再看公元十五世纪:

  公元一四一九年,帖木儿帝国使团来华,公元一四二二年返回。使团成员火者.盖耶速丁记到他们在接近肃州时「到达一个坚固的堡垒,建筑在一个山中的崃道里,所有旅客都必须通过它,这里他们的随从再次被点数,他们接着到达肃州。」他说的坚固堡垒大约就是后来的嘉峪关,不过他还是没有提到长城。

  我们再看公元十六世纪初:

  公元一五一七年,葡人皮雷斯(Tome Pires, 约1465-1524)出使中国。

  公元一五四二年,葡人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 1510-1583)浪迹中国和蒙古、日本。

  在他们的记述中仍然不见长城踪迹,其原因自然同样是,他们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长城。

  直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记述长城的欧洲旅行家。

  公元一五六一年,奥瓦列斯(Francisco Alvarez, 1465-1540)撰《埃塞俄比亚(衣索比亚)史》,在书中收录了有关中国的通信,其中有一封公元一五五五年由马六甲耶稣会学院发出的信,是由一个自称在中国被关押了六年的人写成,信中提到了长城。

  在中国和鞑靼人接境的边界有一道出奇坚固的墙,长有一月旅程,国王在其堡垒中设置重兵。当这道墙遇到山时,他们就把山开凿成一道墙的形状;因为鞑靼人极勇敢善战。我们当俘囚的时候,他们突破一部分墙,进到有一个半月的路程之地。

  这很可能是欧洲人第一次记述长城,自此之后,他们的长城报导就突然大量涌现。

  公元一五五六年,葡人克鲁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访华。

  公元一五七五年,西班牙人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在福州短期停留。

  公元一五八一年,西班牙人马丁.依纳爵(Martin Ignatius)旅华。

  公元一五八五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5-1618)编《中华大帝国史》。他本人并没有来到中国,但是他引用了上述三人的见闻,同时还综述了一些来自南洋各地的通信。依纳爵有一段原文被直接引用如下:(译文选自何高济译本,该译本又译自英文版。我这篇短文中引用的材料大部出自R. H. Major为该英译本的介绍。)

  这个帝国是在冬至线下,西南和东北海岸线有五○○多里格。……这个帝国的其他第四部分被一条险峻大山所包围,在一条直线上有五○○里格。但大自然在西北方留下几个打开的地方,或多或少可能有八○里格,向着在北斗星方向的日本海……同时这个国家的国王发现自己受到强大鞑靼人的压迫和骚扰,觉得他可以轻易地关闭山脉向自然打开的那些门户以抗拒鞑靼人,就以好几千人死亡为代价把它封闭了,为此他施行暴虐,后来造成他本人的死亡。

  这条山,连同人工修筑,就是着名的中国长城,它有五○○里格长。不过你必须从上面所述去了解它,最好对它相信,因为仅有八○里格是用人力辛劳地建造,在它上面有无数的堡垒,使它更壮观和坚固,但不及另外四二○里格天然防御更坚固。在这同一长城附近有大片沙漠,其中布满沟渠和湖泊,按他们自己信以为真的史书所载,这是该帝国得以存在两千多年的原因。

  门多萨在该书中还对其他报导综述如下:

  在这个国家有一道长五○○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坐落在高山上的Ochyoy城,从西向东伸延。筑墙的国王叫秦始皇,是为防备鞑靼人而修筑的,他跟鞑靼人打仗,因此用城墙封锁了整个鞑靼边境。但你须知道的是,这道墙有四○○里格本身是天然的,因为那是高大的岩石,彼此很接近,但另一○○里格则是穿插在岩石中间的空隙。他下令用人工将巨大的石块筑成底七寻宽,高七寻的墙。它始于Canton省的海岸地区,经过Paguia和Cansay,止于Susuan省。这位国王为完成这个伟大的工程,在全国内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他们为此在劳动中跋涉很远的路程,并且到不同的地方去(尽管从靠近的那些省去了大量的人)而他们差不多在做那桩工程时死掉了。

  建筑这道壮丽雄伟的工程,引起全国起兵反抗这位国王并且把他杀了,他统治了四十年,也杀了他的儿子叫做Aquitzi的。据认为有关这道墙的报导是十分真实的,因为到菲律宾群岛和到广东、澳门作生意的中国人都给予肯定,而且他们声称可作为证人去证实,因为他们曾看到它。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公元十六世纪中叶之前及之后的明显区别。

  在此之前的三百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旅行家提到过长城,因为他们既不可能见到长城,也不可能听到有关长城传闻。

  在此之后的短短五十年间,外国旅行家似乎争先恐后地谈论长城,这些欧洲人在中国其实只有短暂停留,甚至根本不曾到过中国,但是他们都听到了,也记下了长城。然而他们都不曾见到长城,如果有人怀疑这些记述,他们就只好向南洋的中国商人求助,请他们来作证。正是这些中国商人告诉他们「中国有一座由秦始皇修筑的雄伟长城,它屹立了两千年。」

  这是一个传奇而不是历史,但是却被当成了历史。

  我们可以肯定:就在公元十六世纪中期长城传奇才开始广为流传。由中国商人传遍中国和传到南洋。再被欧洲旅行家记载并且流传至全世界。

  在公元十六世纪的四○年代,翁万达筑起了坚固雄伟的宣府大同长城,那时明廷对蒙古汗国实施贸易制裁,边境被封锁,很少有商人前往那里,长城的传闻流传有限。

  到了五○年代,明廷与蒙古汗国和解,边境贸易开放,大量内地客商涌到长城之下的边贸市场去经商。当他们第一次望见长城之时,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我们今日仍然可以去亲身感受。只有在这个强烈震撼之下,人们才会去搜求那些被淡忘了的记忆。

  雄伟的长城王子惊醒了沉睡在人们记忆中的传奇公主。

  传奇长城可以概括为鲜明生动的几句话,能够引起无限遐想。历史长城则不然,它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不容易引起兴趣,也难以寄託感情。所以普通民众接受的只是传奇长城,他们宁可相信一个古老的传奇和神话,不愿去弄清一个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件。于是欧洲旅行家们也就根据那些传闻来报导说:「两千年前秦始皇在中国北方修筑了一道坚固、高大而壮丽的长城。这道长城至今还在起着保卫边界的作用。」这类传闻一直流传至今,一直被人们深信不疑。

  诚如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460B.C.-400B.C.)于两千四百年前所言:「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相,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然而长城传奇毕竟不同于唐僧或者丘处机的传奇,它不是由小说家虚构的,它是由雄伟的明代长城对一个人群的震撼中产生,并

图书试读

43 分野消失

赵武灵王划出了中原和草原的分野,一条新边疆出现了,两千年来这条边疆总是双方关注之处,这是农民的边疆、牧民的边疆,又是商人的边疆。长城还标志着文化的分野,难怪古时的骚人墨客跨过这道残迹之时不免感慨万分。

边疆又是多民族的融合带,在这里成长的人往往眼界和胸襟更开阔,更能兼收并蓄。陈子昂说:「跃马长城外,方知眼界宽。」虽然边疆并不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带,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强大王朝都是先在这里扎根,然后问鼎中原。在他们的元勋中总是包含了多民族成分。

长城每次重建都要调整一下位置,所以在边疆区内的长城遗蹟很难查清,今日模煳不清的丘墟;当年常是不可随意越行的疆界。

我们游览长城归来,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错觉:长城自古就矗立在那里,就在今天我们见到它的地方,自古代至近代都是如此森严壁垒,剑拔弩张。其实两千年来沿长城严密设防的年代相当短暂,古长城也不经八达岭或慕田峪。在绝大多数年代中,长城不过是一条残迹。尽管如此,两千年来这条边疆带的特征是明显的,位置也变化不大。

清代长城不再设防了,不过长城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清朝希望这文化语言的分野能保存下去,然而在移民大潮的沖刷之下,这道分野终于消失。

今天人们在穿过长城时不会发出多少感慨,因为长城南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在特别的地方才能看到古人描述的塞外风情,我们希望这些风情不会消失,希望每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

清代各民族的交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设在北京的八旗官学、算学馆、国子监内有不少蒙古族和满族子弟就读。他们懂得多种民族语言,这期间编纂了满、蒙、汉文互译用词书,翻译了众多典籍。干隆皇帝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这在过去的君王中是没有过的。蒙古族和满族中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出任钦天监的监正就是突出的例子。

塞外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公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在唿和浩特建文庙和设官学。

公元一七四三年(清干隆八年)在土默特二旗设绥远蒙古官学。公元一七四六年(清干隆十一年)在唿和浩特增设满汉翻译官学。

清朝力图满、蒙两族不被汉族同化,规定了长城和柳边以外的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蒙古文和满文。

到了清朝后期,这个规定也极难执行了,汉人移民使得塞外的民族人口比例逆转,封疆大吏也多为汉人,正式文书与商业合同不得不使用汉字,蒙古王公只好让子弟学会汉文或者聘请汉人师爷代笔。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限制汉文的规定,这些与限制移民的规定同属一纸空文,在汹涌的移民潮前无能为力。

公元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文件:

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

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文件:

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讼词亦用汉字更属非是。着理藩院通谕各部落,嗣后当学习蒙文,不可任意学习汉字。(《会典事例》【光绪】)

今天蒙古族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满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很少使用了。这大约是满族内部本来就有极多汉族成分,所以更容易与汉族融合。

十九世纪俄国的学者们考察塞外之后都对蒙古族的文化特点极其称赞不已。波塔宁(Grigorii Nikolaevich Potanin, 1835-1920)说:

即使在蒙古这样一个贫瘠荒漠地区,人民也能替自己创造出和平的、有教养的生活环境。

旅行家见到以下这些景象都会感到惊奇的:游牧民的寺庙和祭坛(带有许多佛龛)流动的图书馆(噶尔丹经常随身用二百峰骆驼驮运书籍),高达数英寻的毡佛庙,办在蒙古包里的小学,游牧的医生,设在矿泉旁的牧民医院。你断不会料到在游牧生活中会见到这一切事务,就初等教育而言,勿庸争辩,在游牧民族中蒙古人是佔第一位的。

从亚洲的观点来看,蒙古的王公都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通常都能说他们所属帝国的几种语言,能用蒙文和藏文书写,有时甚至还学习梵文,其中很多人在该国京城北京住过一、二年。

蒙古人的生活是安定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从来未听说他们有过粗暴对待妇女儿童的行为。犯罪,尤其是凶杀,极少发生;据乌里雅苏台的俄国商人告诉我:他们在该城居住已经七年,却从来没听说过一桩杀人案件。外国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到处往来,十分安全。俄国推销员带着商品独自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从未抱怨受过什么伤害。

我们自己也在这个地方住过几年,从未遭过抢劫。

古老的分野现在已经消失,人们穿越长城也不再感叹。但是边疆的多种民族文化是不会消失的,我们都认识到了必须保护与鼓励独特的民族文化,多种文化的并存使我们的眼界和心胸更开阔,思想更开放。

文化不再需要用长城来防护,也不可能用长城来防护。

居庸关元代建筑云台的拱门内铭刻着好几种民族文字,这是边疆多种文化并存的象征。

现在我们把两千多年来长城南北使用过的和正在使用的部分文字及图形绘下,其中借用了一句两千五百年前常用的青铜器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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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往事》这本书,我可以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被推荐的,一开始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市面上关于历史题材的书籍实在太多了,很难找到能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但当我真正沉浸其中后,我发现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这本书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它不是那种一开始就让你热血沸腾的畅销书,而是像陈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我特别喜欢作者对细节的捕捉。无论是塞外的风沙,还是边关将士粗粝的衣衫,亦或是戍边人家粗糙的手,作者都描绘得淋漓尽致,仿佛我能亲身感受到那份粗粝和真实。故事的主线围绕着一位在长城脚下生活、成长的人物展开,他的命运与长城的变迁、与时代的风云紧密相连。我看着他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一步步走向成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最让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故事巧妙地结合。他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没有回避生命的脆弱,但他更关注的是在这种宏大的叙事下,普通人的情感是如何维系的,他们的希望是如何被点燃,又是如何在绝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书中的情感描写非常克制,却又充满了力量,有时仅仅是一个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能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帝王的功过,不仅仅是战争的胜败,更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用他们的生命书写的壮丽篇章。长城,作为这些故事的背景,也作为这些故事的见证,被赋予了更深厚的意义。它不再是一道冰冷的城墙,而是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希望、痛苦与回忆。 总之,《长城往事》是一本充满人文关怀的书。它以一种极其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不平实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历史的温度,也看到了人性的坚韧。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长城,更是关于每一个在历史中渺小却又伟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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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往事》这本书,如同一坛酝酿了许久的老酒,入口醇厚,回味悠长。我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抱着打发时间的念头翻开它的,却没想到,就此被深深地吸引了进去,仿佛整个世界都随着书页的翻动而变得缓慢而厚重。作者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他能够用极其简练的笔触,勾勒出宏大的历史场景,也能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长城意象的运用。它不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一个边界,而是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民族精神的象征,以及个人命运的隐喻。我跟随主人公的脚步,走过长城的每一个垛口,感受那份来自千年的风霜。那些关于守卫、关于思念、关于家国情怀的描写,都让我热血沸腾,又饱含深情。 书中对于人物的塑造,更是堪称一绝。我看到的不是脸谱化的英雄或反派,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鲜活个体。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在动荡的时局中显得格外艰难,他身上的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挣扎与无奈,但也正因如此,显得更加真实和动人。我为他的坚韧感到骄傲,为他的牺牲感到惋惜,也为他的每一次微小的胜利而感到欣慰。 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但更让我看到了在残酷的历史中,人性的光辉是如何闪耀的。那些在绝境中互相扶持的场景,那些在黑暗中传递的希望,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作者并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但他通过对个体命运的细致描绘,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所承受的重压,以及他们所展现出的非凡勇气。 《长城往事》是一部真正有灵魂的书。它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人、关于历史、关于民族精神的故事。每一次翻开,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感悟,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和珍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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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长城往事》,纯粹是被书名里那份历史的厚重感所吸引。我一直对那些宏大的叙事,尤其是与我们民族脊梁紧密相连的事物,有着天然的兴趣。翻开书页,我并没有立刻陷入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情节,而是首先被一种磅礴的气势所笼罩。作者显然对长城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他没有将它仅仅描绘成一堆冰冷的石头,而是赋予了它生命,赋予了它故事。 书中对于长城构建的描写,并非枯燥的技术性阐述,而是融入了无数普通人的艰辛与牺牲。我仿佛看到了古代的劳动者,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用血汗一点点堆砌起这道绵延万里的巨墙。这种宏大的背景,为之后的人物故事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主人公的故事徐徐展开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他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努力生存,挣扎前行的小人物。 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主人公在面对生死抉择时的犹豫与痛苦,在经历战乱与离别时的悲伤与坚韧。他的一些个人选择,虽然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下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作者的笔下,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无奈。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描绘,这些情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也更能触动人心。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去思考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关系。我们常常被历史事件所裹挟,但书中却展现了个体在历史中的能动性,即使是最渺小的个体,也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长城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也见证了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长城往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是一次深刻的洗礼。它让我重新审视了历史,也让我更加珍惜当下。这本书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细腻的人物情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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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拿到《长城往事》这本书,我心里是有些忐忑的。我一直觉得,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关于长城的,很容易流于俗套,要么过于宏大叙事,要么过于矫揉造作。但这本书,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作者的叙事风格非常独特,他没有一开始就抛出惊天动地的事件,而是像一个老友在娓娓道来,将你慢慢引入那个久远的世界。 我被书中对那个时代背景的描绘所深深吸引。那是一种充满烟火气,又带着一丝苍凉的年代。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却充满了韧性。长城,作为那个时代的背景板,既是保护者,也是一种无声的压迫。作者巧妙地将长城的修建、守卫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叙述。 主人公的故事,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灵魂所在。他并不是那种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在命运的安排下,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普通人。我看着他从一个懵懂的少年,一步步经历磨难,学会坚强,做出选择。他身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充满了人性的挣扎,却又闪耀着难能可贵的善良。书中的情感描写,尤其是亲情和爱情,处理得极其到位,克制却又深刻。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书中对细节的把控。无论是边塞的风声,还是士兵的口粮,亦或是普通人家的炊烟,都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把我带回了那个时代。这种真实感,让整个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长城往事》这本书,给予了我一次关于历史、关于人性、关于坚韧的深刻思考。它没有刻意煽情,却能字字句句触动人心。这是一本值得静下心来,慢慢品读的书,它会让你在合上书页后,依然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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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长城往事》这本书,我最先被吸引住的是那封面设计,一种厚重而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真的能触摸到那饱经风霜的砖石。迫不及待地翻开,我本以为会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论著,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远不止于此。作者以一种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个体。故事的开篇,我被带入了一个小小的村落,那里的人们依山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简单却充满了人情味。 然而,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我看到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农夫,在一次意外中被迫卷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他的视角,让我得以从一个最普通、最微不足道的个体出发,去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那些关于战争、关于离别、关于坚守的描写,真实得让人心痛。作者并没有回避历史的残酷,但更可贵的是,他没有让这份残酷淹没人性的光辉。我看到了在绝境中的互相扶持,在黑暗中的微弱希望,以及在失落后的重新站起。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关于长城本身的描写。它不仅仅是一道物理的屏障,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作者用诗意的语言,将长城的巍峨、雄壮与历代人民的血泪、汗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画面感。读到那些关于修筑长城的艰辛,关于戍边将士的孤寂,关于边关风雪的严酷,我仿佛置身其中,能感受到那刺骨的寒风,听到那远方的战鼓声。 这本书的情感内核更是打动了我。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故事,更深入地探讨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个人命运与情感纠葛。主人公与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情感,在动荡的时局中显得尤为珍贵。那些细微之处的情感流露,如一个眼神,一句低语,都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张力。我为他们的分离而叹息,为他们的重逢而喜悦,也为他们的无奈与坚守而动容。 总而言之,《长城往事》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书。它让我看到了历史的厚重,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更体会到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不屈。作者的叙事方式既有史诗般的宏大,又不失生活化的细腻,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引人入胜,回味无穷。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历史、对人性、对那些被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人们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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