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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中国人更以此为傲，但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了解长城。

　　本书试图从源头上追索长城的由来和变迁，探求变迁之间的因果。

　　作者先从为马可波罗申冤写起。一般人都认为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证明他并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作者却认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恰恰的证明他到过中国，如果游记中提到长城，那才证明他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道听涂说。

　　因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时，古长城早已颓为废土，现代眼睛所看到的「一条巨龙，蜿蜒盘旋」，是明王朝之后才开始兴建的长城。

　　作者指出：马可波罗冤案来源于一个误解，人们把公元十六世纪修筑的明代长城当成了公元前二世纪的秦始皇长城。

　　这个误解的来源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奇。

　　只是，这是一个传奇而不是历史，但是却被当成了历史。所以──

　　秦始皇并非首筑长城的君王，也并非最后筑长城的君王，在众多修筑长城的君王中，他无疑是最知名者，也是争议最多者，于是他就独揽了长城功过。

　　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遗漏」了长城的外国旅行家，也不是最后一个。只因为最负盛名，他不得不独自接受质询。

　　如今，作者用43个主题为我们一一历数令人惊叹的长城往事。

作者简介

李守中

　　祖籍四川江油，一九三三年出生于上海市，一九五五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採矿系，长期在煤炭部武汉设计院、水城设计院、云南设计院等处工作。一九七五年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由国家选送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一九九三年在云南省煤炭厅副总工程师任上退休。退休后参加中国长城学会，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有关长城的论文，着有《长城往事》（原名《长城》）和《中国二百年：从马戛尔尼访华到邓小平南巡（1773-1992）》。

43 分野消失

赵武灵王划出了中原和草原的分野，一条新边疆出现了，两千年来这条边疆总是双方关注之处，这是农民的边疆、牧民的边疆，又是商人的边疆。长城还标志着文化的分野，难怪古时的骚人墨客跨过这道残迹之时不免感慨万分。

边疆又是多民族的融合带，在这里成长的人往往眼界和胸襟更开阔，更能兼收并蓄。陈子昂说：「跃马长城外，方知眼界宽。」虽然边疆并不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带，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强大王朝都是先在这里扎根，然后问鼎中原。在他们的元勋中总是包含了多民族成分。

长城每次重建都要调整一下位置，所以在边疆区内的长城遗蹟很难查清，今日模煳不清的丘墟；当年常是不可随意越行的疆界。

我们游览长城归来，免不了产生这样的错觉：长城自古就矗立在那里，就在今天我们见到它的地方，自古代至近代都是如此森严壁垒，剑拔弩张。其实两千年来沿长城严密设防的年代相当短暂，古长城也不经八达岭或慕田峪。在绝大多数年代中，长城不过是一条残迹。尽管如此，两千年来这条边疆带的特征是明显的，位置也变化不大。

清代长城不再设防了，不过长城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清朝希望这文化语言的分野能保存下去，然而在移民大潮的沖刷之下，这道分野终于消失。

今天人们在穿过长城时不会发出多少感慨，因为长城南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在特别的地方才能看到古人描述的塞外风情，我们希望这些风情不会消失，希望每个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

清代各民族的交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设在北京的八旗官学、算学馆、国子监内有不少蒙古族和满族子弟就读。他们懂得多种民族语言，这期间编纂了满、蒙、汉文互译用词书，翻译了众多典籍。干隆皇帝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这在过去的君王中是没有过的。蒙古族和满族中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出任钦天监的监正就是突出的例子。

塞外的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公元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在唿和浩特建文庙和设官学。

公元一七四三年（清干隆八年）在土默特二旗设绥远蒙古官学。公元一七四六年（清干隆十一年）在唿和浩特增设满汉翻译官学。

清朝力图满、蒙两族不被汉族同化，规定了长城和柳边以外的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蒙古文和满文。

到了清朝后期，这个规定也极难执行了，汉人移民使得塞外的民族人口比例逆转，封疆大吏也多为汉人，正式文书与商业合同不得不使用汉字，蒙古王公只好让子弟学会汉文或者聘请汉人师爷代笔。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限制汉文的规定，这些与限制移民的规定同属一纸空文，在汹涌的移民潮前无能为力。

公元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文件：

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

公元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年）文件：

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讼词亦用汉字更属非是。着理藩院通谕各部落，嗣后当学习蒙文，不可任意学习汉字。（《会典事例》【光绪】）

今天蒙古族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满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很少使用了。这大约是满族内部本来就有极多汉族成分，所以更容易与汉族融合。

十九世纪俄国的学者们考察塞外之后都对蒙古族的文化特点极其称赞不已。波塔宁（Grigorii Nikolaevich Potanin, 1835-1920）说：

即使在蒙古这样一个贫瘠荒漠地区，人民也能替自己创造出和平的、有教养的生活环境。

旅行家见到以下这些景象都会感到惊奇的：游牧民的寺庙和祭坛（带有许多佛龛）流动的图书馆（噶尔丹经常随身用二百峰骆驼驮运书籍），高达数英寻的毡佛庙，办在蒙古包里的小学，游牧的医生，设在矿泉旁的牧民医院。你断不会料到在游牧生活中会见到这一切事务，就初等教育而言，勿庸争辩，在游牧民族中蒙古人是佔第一位的。

从亚洲的观点来看，蒙古的王公都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通常都能说他们所属帝国的几种语言，能用蒙文和藏文书写，有时甚至还学习梵文，其中很多人在该国京城北京住过一、二年。

蒙古人的生活是安定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从来未听说他们有过粗暴对待妇女儿童的行为。犯罪，尤其是凶杀，极少发生；据乌里雅苏台的俄国商人告诉我：他们在该城居住已经七年，却从来没听说过一桩杀人案件。外国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到处往来，十分安全。俄国推销员带着商品独自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从未抱怨受过什么伤害。

我们自己也在这个地方住过几年，从未遭过抢劫。

古老的分野现在已经消失，人们穿越长城也不再感叹。但是边疆的多种民族文化是不会消失的，我们都认识到了必须保护与鼓励独特的民族文化，多种文化的并存使我们的眼界和心胸更开阔，思想更开放。

文化不再需要用长城来防护，也不可能用长城来防护。

居庸关元代建筑云台的拱门内铭刻着好几种民族文字，这是边疆多种文化并存的象征。

现在我们把两千多年来长城南北使用过的和正在使用的部分文字及图形绘下，其中借用了一句两千五百年前常用的青铜器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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