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百年:从马戛尔尼访华到邓小平南巡(1793-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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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段漫长旅程

  世界在最近二百年发生了极大变化,所以中国也不得不变,不得不跟上世界潮流。

  本书记述了自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二百年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作者对这些事件的理解。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的事情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大环境,而在康熙至干隆年间,也就是清代鼎盛期,中国的知识界还不具备这个眼光,他们还要经历不知多少磨难才学得这一点并且传授给我们。康熙大约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危机的人。所以第一章是从康熙的一席谈话讲起,因为用它做引言更容易使人了解一七九三年之前的一个重要情况。

  作者依时序编排论述,用41个主题引领读者回顾这二百年间,中国这一个庞大帝国如何从鼎盛到崩解,最后又如何由谷底崛起重现生机。

作者简介

李守中

  祖籍四川江油,一九三三年出生于上海市,一九五五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採矿系,长期在煤炭部武汉设计院、水城设计院、云南设计院等处工作。一九七五年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一九八○~一九八二年由国家选送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一九九三年在云南省煤炭厅副总工程师任上退休。退休后参加中国长城学会,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有关长城的论文,着有《长城》(远流)一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自序

1.预警
2.马戛尔尼使团
3.鸦片战争
4.太平天国
5.英法联军
6.自强
7.厂矿.铁路.学堂
8.中兴
9.明治维新
10.甲午之战
11.百日维新
12.义和团
13.加快变革
14.同盟会
15.宪政危机
16.保路风潮
17.民国成立
18.妥协
19.帝制失败
20.参战
21.五月四日
22.直系和北京政府
23.孙中山和广州政府
24.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25.五月三十日
26.中山舰
27.北京执政府
28.北伐
29.南京中央政府
30.中华苏维埃
31.民族危机
32.红军大转移
33.团结
34.抗日
35.台海分隔
36.改造
37.北京与莫斯科之争
38.史无前例
39.改革
40.新思维
41.大趋势

□后记

图书序言

1.预警

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大帝在与大学士们论及东南沿海外洋事务时说了一句话: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里也没有人注意,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警告了。

这也难怪,毕竟预言的是「千百年后」的事,当时以及其后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处理,有谁去为千百年之后的事操心?

康熙的警告并非信口而发,他从钦天监内的争论以及西洋教士为他测绘地图的工作里,看出西洋等国在天文、数学、航海、测量、机械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他还知道俄罗斯的炮术也远远超过了中国,而俄罗斯与西洋各国相比还是个落后国家。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正在力图改变这个状况。

不过西洋各国毕竟还是极其遥远的国度,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目的不外是为了通商和传教,这些都是可以恩准的,因为通商就是进贡,这就是扬天朝威名于海外,而外国传教士们除了传教之外,还带给他许多新知识,他在与俄罗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了这些知识,传教士们还在中俄谈判中担任中方译员。

康熙知道这一切,他还知道中国的土地、人口以及财富都远远超过那些西洋国家,所以在「千百年之内」,那些遥远的国家还不至于危害中国,这是他的预言;也是他的判断。如果不是因为欧洲后来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个意外情况,康熙的这个判断也许还算不错。

清初来华的西洋教士与明末来华的西洋教士有很大区别,尽管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但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等人特别注意结交中国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就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徐光启(上海徐家汇就是他的家族居地)、李之藻等人,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批掌握欧洲知识的士人,而当时的皇帝并不重视这些传教士,所以也极少接触他们。到了清初,皇帝开始重视这些传教士,聘请他们为私人数学教师和顾问。于是他们就把全副精力放在皇帝身上,不再注意士大夫们了。而士大夫们也非常敌视传教士,没有人愿意结交外国人,更不愿学习他们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对做官更无用处。中国的学者们没有一个比康熙皇帝更知道或者愿意知道西洋的事情。

利玛窦等人苦心开创的中西交流终止于一七○五年,这是因为教会的内争而造成的。方济各等教团攻击耶稣会不讲原则,听任中国教徒敬天祭祖,耶稣会士们则辩解说:「敬天就是敬上帝,祭祖就是对祖先的尊敬,并非偶像崇拜」。这个争论在宗教史上被称为「礼仪之争」。罗马教廷派人来华听取双方答辩之后裁定耶稣会败诉,然后将他们撤回欧洲。康熙大怒,立即禁止其他教团在华活动,自此之后,只有极少的几名教士能够留下来继续为中国皇帝效力。这些人的学识远不如他们的先驱们,对中国朝廷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了。中西之间的唯一小窗口差不多被完全封闭。康熙就是在这个小窗口被封闭前获得了不少欧洲的知识,并且根据这些知识做出了上述判断。

教廷的裁决并没有终止「礼仪之争」的争论,反而把争论从中国引到了欧洲,从教会内部引向了社会。此时正值欧洲启蒙运动方兴未艾,社会推崇理性,反对宗教权威,欧洲各国的君王和学者都对这个争论颇感兴趣。一部分学者以伏尔泰(Voltaire,原名: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1778)为代表,备加称赞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认为孔夫子的教导只谈道德问题,不涉及宗教神话,却能在民众中有如此深远影响,足见中国民众最讲理性;足见中国政治崇尚开明。欧洲的君主们应该效法中国的「开明专制」。尽管他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但在欧洲宫廷中确实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君王们以留发辫为文雅时尚。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和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都留有发辫,直到一百多年之后,欧洲开始轻视中国,中国男人的发辫才成为野蛮落后的标志并且受到嘲笑。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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