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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内容为日文

　　《闲话中国人》是易中天早期的作品，近日改写后重版。这本书，从饮食、服饰、家庭等方面，写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虽然书中难免对中华文化作出批评，甚至拿外国来比较，但整体而言，评价还算客观公正。《闲话中国人》在遣词用字之间都不算激烈，只淡然把中国人的问题写出来，没有任何怒气。过去五十年，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被扭曲异化，出现很多新现象，书中也把这些新事物写出来。易中天是一位社会学者，多年来研究中国文化，他笔下的「闲话」其实「不闲」，其实是一位资深社会观察家的观察笔记。

本书特色

　　开创新易式品人风潮
　　当了中国人那么久，你了解中国人吗？

　　从中国历史，诗词，小说，人情事故，社会价值观下手，发现一些大众习焉而不察的习惯或习性，其实都有本有源，易中天引经据典，化繁为简，拨清思路，一步步的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趣味幽远的中国人的世界。

作者简介

易中天

　　一九四七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八一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

　　着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帝国的惆怅》、《读城记》、《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汉代风云人物》等着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着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 《品人录》。

　　因在电视台开讲三国历史而迅速走红，成为中国人气最旺的「亲民学者」。

译者简介

蒋智扬

　　1942年生，台北市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西海岸大学电脑学硕士。曾任职大同公司，现专业翻译，译有《不老-新世纪银发生活智慧》（远流 / 吉本隆明着）等。

福田义人

　　1952年出生。毕业于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台湾师范大学。从事外文翻译工作，经营中国语专门翻译会社。译有《海尔的战略》等书。现居北京。

第四章　人情

做人问题
世故与做人

世故原指「世间一切事故」，所以也可以叫「世面」。但「面」有新有旧，「故」则都是先例和成规，也就是经验和教训。一个人，世面见得多了，肚子里的故事、成规、教训相应地多起来，也就「深于世故」。

世故是用来做人的。

做人是头等大事，没有谁可以不做人。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难也！比方说，一个人，在单位上，是应该表现好一些呢，还是应该差一些呢？便很难。表现不好要被批评，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坏，甘居中游，则又可能被视为平庸。又比如，你对某人某事某问题有看法，开会或别人来征求意见时，是说还是不说呢？说，是「锋芒太露」；不说，是「城府太深」；私下里说是「两面三刀」；公开地说是「目中无人」。再比如，有人託了人情来求你，要办一件极难的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不答应是「不给面子」，答应了办不成是「骗人」，实情相告是「推託」，含煳其辞又会被视为「滑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是之故，中国人常常会感叹：「做人真难！」

做人难，就难在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的。

这就很不好办。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较简单。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么做，都由自己决定。做好做坏，也都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为别人做人，就麻烦了。做什么，得看别人的意思；怎么做，得看别人的脸色；做得好不好，也归别人说了算。责任是自己的，批评权却在别人手里。这就很可能花了钱，出了力，还不讨好。一不小心，便「香也烧了，菩萨也得罪了」；或者是「讨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说，一个做媳妇的，是该早早起床伺候公婆呢？还是该多和丈夫温存一会儿呢？便很难掌握。结果，「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又得罪公婆」。又比如，婆媳关系紧张（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做儿子和做丈夫的，夹在中间就很难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或者「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为别人做人已是很难，何况这「人」还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在中国，一个人会不会做人，做得好不好，甚至是不是人，都取决于别人的「看法」。别人看着好，就好；看着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说好，又是何其难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条心」，每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标准都不一样，哪里统一得起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怎么会人人叫好？更何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要说出来，而且大家都认为有资格有义务说出来。更糟糕的是，这些看法我们还不能不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做人，既然是为别人而做，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就得由着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就好比演戏，既然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当然也就有资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毕竟不是演戏。戏有很多而人只有一个。演戏，可以根据观众的好恶来安排节目。观众爱看什么，就演什么。做人就不行了，必须始终如一。如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两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说，演戏和看戏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戏，也可以看别人的；我可以演给你看，也可以演给别人看。实在演不下去，还可以不演。做人就没有那么自由。你不能挑选「观众」，也不能选择「剧场」，更不能「罢演」，除非自杀。但即便自杀，也不管用，因为那只会招来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结果便是做鬼也不安宁。

因此做人极难，而且难免「假」。比方说，面对面时「做人」，背靠背时「搞鬼」；有人看时「规矩」，没人看时「胡来」。这也不奇怪。做人不为自己，能不假吗？做人要别人看，能不难吗？又假又难，还做得好吗？

也就只好世故一点。比如鲁迅先生就说过：「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道理也很简单：完全不懂，显得自己无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丢面子的；句句都懂，则显得对方不过如此，并无高深之处，不像「名流学者」，便会让对方丢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处」，这才对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当然「彼此最为合宜」。同理，与学问不多而职位较高者谈话，也最好让他「偶有不懂之处」。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显得你自己水平不高，会让他看不起，是丢面子的。甚至，还会让他疑心你来讲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会疑心你故意卖弄，要把他比下去，让他丢脸。可见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见中国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实在是因为做人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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