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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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人,本天地间之羁旅者,百代中之过客。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称为真正的家乡,尤其当一个人知晓了这命运,他便应该接受并且热爱变动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旅人。

  对于这一层次的浪游者,旅游是不纯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场完全的盛宴;观光是不彻底的,他要的是体验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爱有恨、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印痕。

  正如古人所谓「过处便有情」,爱上,便住下──倒过来讲:要住下,怎能不爱上?

  爱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连、繁花之间的擦肩,爱一个人怎么能不完全体验他∕她?同样,在世间流变中,一个有情的旅者,若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地方,又怎舍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为它的一部分?──廖伟棠

  这或是一本居住、造访与告别之书,
  也是诗人的浪游札记,
  整本书诸篇作品串起来,
  更是一首浪游于生命和宇宙,自在不羁的永无完结之诗!

  Wearing Flowers Wandering in the Night
  在旅次宿寓中,不论长住、暂留或自我放逐,作家感受到生命经历处情感流动的轨迹,以及过往记忆的线索,将时光作为隐身衫,也不断寻访、确认能教灵魂既安定又不能停止骚动茁长的心灵原乡,将生活炼成艺术,也将艺术铸成生活;透过文字与影像,展现并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偶也伤怀也悼念离开生活、诗、梦以及这个世界的多情「失散」友人们。

  新世纪以来,作家的足迹跨越了仍因时间、语言、文化、肤色而显得互相隔阂陌生的我们这世界许多角落:巴黎,爱丁堡,越南,哈尔滨,北京,那不勒斯,罗马,巴赛隆纳……带领我们凝目于灵魂的苍老沉静,也惊艳于青春的气盛深情。一次次旅程,也如盛装或虔敬哀矜或疏放欢快地在最深的黑夜中行走,在死荫之谷行走,宛似立志成为最早甦醒的光源之悲愿,也是对于垄罩这时代的阴翳正好与艺术的美感互相映衬的体察与系念。

作者简介

廖伟棠

  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广东,后迁徙香港,并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现暂居香港大屿山岛,四出游历。全职作家,兼职摄影师、摄影杂志《CAN》主编、文学杂志《今天》诗歌编辑。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的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及创世纪诗奖。曾出版诗集《永夜》、《随着鱼们下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手风琴里的浪游》、《波希米亚行路谣》、《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将至》,摄影及杂文集《波希米亚中国》(合着)、《我们从此撤离,只留下光》,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等。二○○九年《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是廖伟棠最新的一本诗集,也是他第一本完全以香港为书写对象的诗集。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 何必见戴 梁文道 
自序 青春到处便为乡

【从巴黎到北京】
巴黎摄魂记∕l'Aqueduc街十三号阁楼∕拉卜楞声色断片∕爱丁堡,一场没有结局的戏剧∕达摩山下,写给达摩流浪者们∕越南,隐祕与魔幻的旅程∕在哈尔滨过年∕占领孟克∕二道桥的一个下午∕安静地歌唱九十年代∕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海子、骆一禾二十年祭∕北京,春天的醉歌行∕忆路上人

【从那不勒斯到安达露西亚】
那不勒斯,一只黑犬∕罗马的无题剧照∕光泽,无意慰人──追念策兰与阿西西∕他们谈论东方时谈论的是什么∕巴赛隆纳变形记∕鞍囊里还有青果──从哥尔多巴到塞维拉

跋 影的告别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何必见戴∕梁文道

  能不能这样说,有一种旅游文学根本用不着作者真正去旅行,因为早在启程之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写甚么了。例如廖伟棠的 『衣锦夜行』。

  听起来这像是个侮辱,似乎廖伟棠穷数年之力四处旅行、拍摄和笔记的功夫全都白费了。不,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圣类比,任何一个朝圣者都不可能两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开始就满载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动,而是要主动去寻求些甚么。那些他所寻求所期盼的东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于实际旅程之主要作用仅在于印证。然而,「印证」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浅最实证的意义解之,它还包括了某种更深层的拓展和开发。简单地讲,朝圣的重点永远不在外界那漫漫黄沙上的足印与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于内心真相之渐次敞示;朝圣乃是种建立在肉身经行里的灵魂旅程。

  廖伟棠喜欢 『达摩流浪者』,他在自己这部新作中也谈到了贾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对话:「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坚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无所有「,但贾菲向雷蒙解释中国禅师为甚么把弟子扔到泥里:」他们只是想让弟子明白,泥巴比语言更真实罢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险之后,贾菲又启示他说:」只有痛苦或爱或危险可以让他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的真实。「他们一味求空,却是实(他们在大地上的漫游)把他们对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过旅者的用心不是採撷美果探索民情,却是以道途中扬起的泥尘趋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关切着的对象。

  廖伟棠并非达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圣的香客。那么,他想要的究竟是甚么呢?

  莫非是写诗的借口?身为诗人,廖伟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条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绦虫,总是不可抑止他写诗的冲动与才华,所做所为莫不是为了写诗。所以我们在 『衣锦夜行』中最容易辨识得到的特征,就是一般游记中十分罕见的大量诗句。他几乎无时无刻地写,或许是在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里头,或许是病中发烧偶而醒来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达一座机场,无处可去,于是坐在离境大厅的长椅上忆记适才睡梦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写,也要在恰当时机吟诵恰当的诗句。于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桥,过桥时自然得想起「一梦繁华觉,打马入红尘」。

  莫非是拍照?以摄影维生的廖伟棠沿续前作 『巴黎无题剧照』的风格,拍下了不同地点的种种遭遇。有趣的是,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并不太过突出各座城镇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着名的地标为主题,反而别有一以贯之的格调。回想起来,既然是「剧照」,每帧照片必然要服务于一出剧码所设下的基本音调。难怪他这批相片在彰显材料自身的某个特殊面相之余,也还总染带着一种气息相通的氛围了。这种氛围,我以为是怀旧。廖伟棠也曾总结过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对摄影的看法:究极而言,摄影确实是种幽灵的艺术。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罢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声。

  自Dean MacCannell以降,研究观光社会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怀旧心态。

  很奇怪,那些自命为真正旅者,不屑消费型观光者所为的人们,总是会在一个从未去过的陌生地点感到一股乡愁,并且不是对自己老家的乡愁,而是对这座不曾谋面的城市的乡愁。明明他没有来过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访,他怎么会怀起这个地方的旧呢?我想,至少对廖伟棠来说,他怀的是种前资本主义生活的旧,传说中那还没经过商业活动洗礼的本真状态。故此他理所当然地喜欢越南,因为它太像他儿时的粤西老家。同样地,到了乌鲁木齐,最多去到二道桥便好,再往里走就是挤满游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过度迎合中土游客的主题乐园。因此他还热恋过数年前的北京,那年头还没有奥运,更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发达仍未长胖的艺术家与诗人,以及未经现代工程规整的原始草莽。

  在这种怀抱底下,每至一处,廖伟棠所看到的其实全是自己的心象。这不是说他不懂得欣赏每个地方的新异;就像那些专业旅游作家一样,向读者报告远方的趣闻,令我们可以单单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像天下的模样。其实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笔下便绽放出黄色与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诚然是彼城应当展现的情致。只不过,廖伟棠总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说此城有「清丽的寂寞」。我很怀疑有多少台北人会认同这个判断;可是没关系,他自己也说了,箇中渊源「不足为外人道」。

  早在启程之前,廖伟棠就已经知道他在期待甚么。然而,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读他这批文字的时候,我一直联想起百年前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 『出征』。谢阁兰是法国诗人,通中文,在中国做过翻译,也曾替汉学大家沙畹考察中国的古蹟文物。他是个怪人,虽懂汉籍,却刻意望文生意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异的法文诗。当年法国盛行过一阵「异国情调」的美学时尚,谢阁兰功不可没。今天要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去打倒他那些东方情调实在太过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确批判却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谢阁兰的真诚。所谓真诚,我指的是诗人谢阁兰对想像与真实间的对抗的不懈执着。他的 『出征』据说是本中国游记,但真正谈到旅游经历的片段却屈指可数;大部分篇幅,他都苦于心中想像与脚下现实之间的差距,角力与缠扭。

  他说:「旅行者的义务我全没尽到,如果我不对途中风景做一番描绘的话──这种体裁是好写的。一个练习,一次体育运动而已。」「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国──亚洲胖墩墩的皇后,一个以四千年实现的真实之国。但是,不要蒙蔽于旅行,不要蒙蔽于这个国度、不要蒙蔽于柳暗花明的每一天。……这里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像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

  假如用这段话去解释 『衣锦夜行』还不够清楚,那就不妨换个角度,换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话吧:「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

自序

青春到处便为乡

  「青春到处便为乡」,友人阿钝送给我的诗句,写得真是骄傲、洒脱,有勇气能把路过的地方当成家乡去爱的人,便是有情人,便是精神青春者。这种青春的勇气不可谓不大,因为你要去爱、去生活,便意味着你要认识和接受它的方方面面:那不止是华丽和享受的一面(这是观光客可以轻易占有的),还包括它的琐碎、复杂、苦涩。但是你要是用心品味的人,你必能在这苦中品出蜜来,而且,这是你自己独特的体昧,和任何一本书上描述的都不同。

  这句诗,阿钝用来形容我,在他眼中,「浪游者廖伟棠已经越岛无数,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我却把这句诗献给我在不断迁徙移动中遇到的无数同类。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註定是属于迁徙的一代,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对城乡流动的限制放宽、大学逐渐扩招,年轻人借着升学、工作的名义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流动,而对于其中我等「波希米亚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借口,我们是文化流浪汉,逐精神上的水草而居。最关键的是我们都有把异乡作故乡的精神,有此精神的人便能得到他所「过处」给他的报偿,他和他生命中经过的地方不是马和驿站的关系,而是恋人之间的关系。

  人,本天地间之羁旅者,百代中之过客。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称为真正的家乡,尤其当一个人知晓了这命运,他便应该接受并且热爱变动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旅人。对于这一层次的浪游者,旅游是不纯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场完全的盛宴;观光是不彻底的,他要的是体验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爱有恨、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印痕。正如古人所谓「过处便有情」,爱上,便住下──倒过来讲:要住下,怎能不爱上?爱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连、繁花之间的擦肩,爱一个人怎么能不完全体验他∕她?同样,在世间流变中,一个有情的旅者,若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地方,又怎舍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为它的一部分?

  对于我(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去北京居住之前,我已经在四个城市生活过:出生地粤西小城新兴、少年移居珠海、求学地广州、最后举家移居香港,皆不出岭南范围。所以当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时我就被镇住了──或者说被她下了蛊。中国原来有这么疯狂洒脱的地方,而且吊诡的就在其偏偏又是历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认识的每个人都似乎在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我原来只在《巴黎,一场流动的盛宴》、《流放者的归来》、《伊甸园之门》的文字中想像过的生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于是我日夜谋划,年年去北京,二○○一年索性从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关于香港,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混杂的文化背景一度使我迷醉──他理应成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二十出头的我年少气盛,结果在游戏规则过度完善的香港感到很不爽,这里的艺术家、诗人们也太小心谨慎,许多只是把艺术视作上班之一种,而我渴望的是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看来当时只有北京这道烈酒能满足我的胃口。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彻底抛给偶然生活的五年,最初我和当时北京残余的「地下」艺术家们一样,凭着激情过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一个新鲜的自我也如青草萌生、疯长。北京成全了飘泊的人,同样飘泊的人也成全了北京如今风尘浮浪的气质,这里的青春大多数是远离故乡寻找机遇的青春,急欲找到停泊之处,又急欲找到自由的出海口,因此北京的散聚来得特别快,因此陈昇那首歌只能唱给北京。

  更好玩的是,以北京为基地,我可以四处出游,五年里我去西南三次、西北三次、东北七八次、中原与江南更是无数次,然后就去台湾、欧洲与美洲。最难忘的是二○○二年春在台湾的环岛铁路漫游和二○○四年冬在巴黎的浪荡。台湾也是一个彷彿和我血缘相近的地方,每年不去一两次心里就发痒,如果说北京唿应了我性格中疯狂的一面,台北则和我骨子里的寂寞相唿应,在台湾我与一种清丽的寂寞惺惺相惜──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巴黎,那曾经在我少年时的阅读中臆想过无数次的波希米亚精神之都,仍然没有在全球化冲击中变得让人失望,主要是冬天的剎那风剎那雨,彷彿把所有曾经在巴黎流浪过的伟大鬼魂都召唤了出来与我同游,结果成就了我最忧郁的一本书《巴黎无题剧照》。然后我又回到最现实、最粗糙的今日波希米亚精神之都北京。

  北京的粗糙、混乱其实是她最动人的一面,然而她在奥运之路上渐渐把自己规整(无论是形象还是精神上),敷了许多化妆品,渐渐令我失望。可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生活了」,君子行在,从心所欲──北京到底鼓励这种「雪夜访戴」的精神:「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我辈新游牧民族亦如此,想去一个地方,连夜便去,这是自然;爱上一个地方,住它数年甚至一辈子,也是自然;若突然想离去了,便轻身独然去,那更是自然。

  先我离去的是诗人马骅,他二○○三年赴云南义教,从此隐身激流中不见。二○○五年,我北京的友人状况大多如此:诗人高晓涛长驻西藏、画家陆毅远走印度、音乐家颜峻在甘南学习喉音,音乐家宋雨(吉吉)去了义大利,音乐家李铁桥去了挪威……友人星散,而我说:「时光就是一袭隐身衫」。并且当时的中国正在「热」起来,我写道:「我的这个中国,即将卖做戏剧中那个中国」, 当我在北京渐渐找不到北京的时候,我已尽兴,于是我又选择了离去,回到渐渐冷下去的香港。

  但是对于经历过北京的我,香港又重新成为一个异乡──如今异乡正正成为故乡的代名词,他再也不是束缚我的地方,反而成为了我的一个新的「发射基地」。新的浪游时代早已来临,我和这些「失散」了的北京浪人们,总有将来不确定的某时、在不确定的某地相聚的一刻,生活正因未知而充满可能。「青春到处便为乡」,这既是一个赞许,也是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在寻找「生活的别处」的时候时刻保持青春的气盛。

图书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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