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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共分两部份。第一辑记述作者在神州山河易色的一九四九年前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身历其境的实况，和一九五○年代流亡海外，辗转经过香港、台湾，而漂泊到美国，继续求学的经历与感受。第二辑收录作者在这一段时期与沈从文、梁实秋、李方桂等六位在困难中默默工作的杰出作家与学者们的交往心得。两辑都是从作者个人经历的角度来反映一个历史巨变的关键年代。

　　本书以朴实通顺的文字，和娓语口述的笔法书写，文章里充满了他人未曾写过的细节。可以作为一部史料丰富的传记作品来看，也可以当作一本文学性的散文集来读。

作者简介

马逢华

　　河南开封人。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任教二十六年，现为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

　　学术着作有《中国大陆对外贸易》（英文）等，中文写作有《忽值山河改》、《马逢华散文集》、《景山集》等三种。

校订版自序

自序

第一辑　忽值山河改
壹．北京大学，一九四九前后
题记
（一）弦歌不辍：师生座谈「红绿灯」
　　　引言．一个座谈会的纪录．评语．
（二）北大五年记
　　　神京复，还燕碣．沙滩一带的街道．两次难忘的讲演．五十週年校庆．经济系的回忆．西斋．东厂胡同十号．外国留学生．吃在北大．尾声．
（三）河南河北皆干戈

贰．香港：不採苹花即自由
　　别矣北京．澳门十日．偷渡伶仃洋．流亡香港．幸亏有这么一个香港．
租到了一个床位．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不採苹花即自由．

参．密西根的岁月
　　到密西根之路．我为什么选择密西根．良师篇．交游记．金钥匙在谁手里．毕业与新的开始．

第二辑　师友记
怀念沈从文教授
梁实秋先生纪念
遥想公瑾当年─回忆刘大中先生
追念蒋硕杰老师
永怀李方桂先生
追忆刘绍唐学兄

壹‧北京大学，一九四九前后

题记
这几篇小文，记述从一九四六年初秋到一九五一年初夏的五年期间，北京大学的沧桑变化，和我作为一位学生，「只在此山中」的亲身经历。如果以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共军开进北京那天作为分界线，则这五个年头大致上正居该线的前后各两年半。 这一组文章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起，在「传记文学」月刊陆续发表的时候，正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所以在总题目之后，还有一个副标题：「为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而写」。

十二月十七日这个校庆日，与北大早期的校史不能分开。 北大在一九八九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创立，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最初的学生，都是保送入学，包括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举、贡、生、监等候补人员，以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和各省五职后裔。程度为免参差不齐，学校也尚在草创试验阶段。适逢庚子（一九○○）拳乱，八国联军攻佔北京，大学堂于是奉命停办，两年后（一九○二年）才又恢复。

是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次正式举办招生考试。十二月十七日，大学堂举行= B6}学典礼，第一班经由考试录取的学生正式上课。北京大学自此就以十二月十七日为校庆日。 我写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北京大学，所写的自然是那个位于北京地安门内的沙滩、马神庙和北河沿一带，并且一向都以十二月十七日为校庆日的北大；也就是我曾经弦诵于斯、歌哭于斯，前后共达五年的老北大。

一九五二年，中共摒弃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北大沙滩校园，把学校迁往西郊海淀镇的燕京大学旧址，并且把校庆日改订为五月四日。这些一刀两断式的改变，使得海淀新北大与沙滩老北大的历史渊源若断若续，不绝如缕。不过这? �幭陧A既然发生在一九五一年暑假我离开北大以后，与本系列的回忆之作也就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只点到为止了。

二○○四年十二月编校时补记 （一）弦歌不辍：师生座谈「红绿灯」 ⊙引言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寄给我一份资料的复印本，题为「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原载天津大公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十四日「星期文艺」第一百零七期。那时金介甫正在准备他的「沈从文传」书稿（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史丹福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常常与我通信或电话商谈有关的资料。「方向社」是北大几个爱好文艺的年轻助教和学生创办的文艺社团。金介甫看到座谈会的出席者有我在内，所以寄我一份。

可惜他寄来的「全录」（Xerox）影印本非常模煳不清，难以全部辨识。他在信中也颇为此道歉。那年岁尾我趁贺年之便，託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刘怡恢兄帮忙另找一份。开年（一九八六）一月十五日，接到怡恢兄寄来一份从微卷（Microfil! m）放大的照相影印本（Photostat）黑地白字，也相当漫漶难认。所幸白地黑字的「全录」本与黑地白字的照相本，其清楚与模煳的地方不尽相同。两份互相对照，以此之长，补彼之短，竟然勉强可以把全文誊录出来了。 金介甫的书里，对这一份文献，并未多用。

只在论及沈从文「不愿遵命写作」时，提到这个座谈会，并引用了沈先生「也许……不用红绿灯走起路来更方便些」」一句发言；然后加了一个附註：「（沈）反对政治指导文学，见『今日文学的方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一○七期刊出）。当时年轻的经济学家马逢华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中文译文见符家钦译，「沈从文史诗」，台北幼狮文化公司，一九九四年初版，= AD阶|四八及四五九。）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理由，现在应该把那次座谈会的纪录重新刊出。

首先，就我所知，这是北大五十年以来，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学术空气下，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师生座谈会，内容包括北大几位名教授的重要发言，极可能也是有详细纪录在当时重要报纸发表的唯一的一次。那次座谈会召开之日，北京已是一座危城。到了一週之后座谈会记录在天津大公报刊出的时候，北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围城。其时离中共「解放军」正式入城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也只不过两个半月的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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