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人物与历史，就在这样的顺延中完成传承。
我写下这些文字，意在反省中国百年以来悲剧种种之根源。
人物在历史中的浮沉，历史在人物中的书写，
都是我对于历史，尤其是这一段让我痛感加身的革命时代，
始终怀有崇敬之心和悲悯之心的由来。－－周言
本书是青年学者周言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反思，谈论处于中国「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战争、文化大革命－－种种变局中的知名学人，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鲁迅、陈独秀、周作人、胡适、蔡元培等。
经由对这些历史人物生命历程的深入理解，作者不仅感慨其命运之无常，更知古鑑今，联想到当世时局：「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也令我深信中国已然面临当年五四时代所面临的历史当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虽然苍老，但历久弥新。我所写下的认知虽然与当下相去甚远，但其间的内涵，读者之中若有人领悟一二，便也觉得写作此着不枉心血。」
作者简介
周言
本名周帅，祖籍绍兴，1989年冬末生于中国淮安，幼年客居苏州，长于南京、绩溪，现居无钖。曾获复旦大学博雅杯人文知识竞赛奖，江苏省作文大赛一等奖。大学期间参与《北斗》杂志，曾任《北斗》主编。参与创办《北斗》杂志官方网站（www.ibeidon.net）。着有文集《午夜流年》、《晚近中国的起落》（三卷）等。另撰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的分野》、《1917-1925：赤白仇友之争》等作。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上编 革命的时代
第一辑：革命时代之前
王国维一九一七
《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
鲁迅的最后十年
一九四二：陈独秀魂归五四
苦雨斋中的知堂老人
胡适和他的时代
世间已无蔡元培
第二辑：革命不是原罪
郭沫若：革命的背后
茅盾：从启蒙到革命
革命时代的告密者
冯友兰晚节考
视野之外的大师
讲真话的界限
1951-1957：《文史哲》史料(金勾)沈
下编 革命的历史
第一辑：革命的阴影
百年学运的背后
彷徨大学路
抵抗遗忘
避席畏闻文字狱
第二辑：革命的余孽
反叛的年代已经过去
自由主义的歧途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九十年代的喧哗
后记
图书序言
作者序
民国十一年，沈曾植先生在京师溘然长逝。王国维先生曾在〈七十寿序〉中曾经如此感慨沈曾植先生之学问：「趣博而旨，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录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而然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王国维笔下这位继往开来的学人，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不复踪迹。葛兆光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援引沈曾植先生生前写下的自寿诗，感慨历史本身惊人的遗忘：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其间的悲凉，自不必言。
身为清末重臣，又是学界风云人物，沈曾植的遗老色彩，在民国之前就以奠定，而其参与张勋复辟，乃是他一生最为人诟病之处。同样的案例也不乏其人，诸如一向与其交往甚深的罗振玉，后来因为在抗战中以身事敌，终致身败名裂。而今人们提到罗振玉，也仅仅是在研究王国维时对其略作评述，其文章、其思想，已经不大有人去关注。这样的悲剧，也只是革命时代诸多历史悲剧中不甚引人注目的一环。
这样的悲剧举不胜举。文字学大家，以《周易古史观》开周易研究一代风气的胡朴安先生，如今也极少有人提及。其绩溪同乡、与其交往数年的胡适先生，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光芒万丈，相较之下，胡朴安先生的名声，极为黯淡。胡朴安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去世，死在抗战胜利之后内战之前的凄风苦雨之中，在此之前的抗战中，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死在了那座孤岛上，一代社会精英，在民族国家的巨大灾难面前，带着一腔的热血与不甘，匆匆离世。
与此相隔二十余年，一代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在上海的家中离世。龙先生曾任汪伪政府治下的立法要员，又曾任伪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与周作人先生私交极为密切。一九四五年之后，还与周作人先生一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囚禁。这种在历史变局中有着无数苦衷的文人学者，被后世之人唾弃为汉奸，而其学术遗产，却极少有人问津，《龙榆生先生年谱》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姗姗来迟，得以出版，除此而外，再无其他的研究着作。龙榆生先生故去于一九六零年，斯时的政治喧嚣接连不断。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龙先生都难逃劫数，文革之后龙先生被平反，此时距离他去世，也已经过了二十余年。
革命时代中的人物，便存在这样或那样一脉相承的悲剧感。而人物的只言片语，呈现出历史本身惊人的残酷。一九一七年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说及其对于二月革命的洞见：「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十月革命紧随而至，王国维忧心忡忡，致信柯邵忞先生放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七年之后，王国维在致溥仪的〈论政学疏〉中，援引当年对柯邵忞的感慨，愤然痛陈：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思想中历史本身的过程昭然若揭，得一斑以窥全豹。
一九四七年的胡朴安，已接近弥留之际。这位在训诂、校勘、民俗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的学人，通常被人们认定为对社会政治历史之演变茫茫然不知所以然的腐儒书生。然而今年来读胡朴安先生遗着，了解其生平，我才恍然于此公晚年竟然如陈寅恪先生那样满腹心曲，难以为外人道。胡朴安一生七十年生涯，从一个传统读书人到一个报人，直至短期从政，最终以教育为职。而他早年参与同盟会，入南社而为中流砥柱，最终选择金盆洗手，以着书立说了却余生，充分体现了其对于革命难以为继的思虑。
一九六○年，已经走入生命晚冬的龙榆生，忽然想到要给远在北京的老友周作人写信。《龙榆生先生年谱》中记述：「年初，致信周作人，与知堂老人谈及今年来生活之境遇，兼及思想改造之成绩，二人皆以暗语示对方，颇有讽世之用意。」时隔五年，龙榆生便在文革的风暴中，猝然离世。据其生前日记所载，龙榆生先生对于红卫兵抄家，表现一反常态，言语中之反讽跃然纸上：「红卫兵抄家掠书，大为快事。」在日记中写完这句话三天之后，龙榆生躺在病床上，突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而他在北京的故友周作人，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在自家的小屋中，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
人物与历史，就在这样的顺延中完成传承。我写下这些文字，意在反省中国百年以来悲剧种种之根源。人物在历史中的浮沈，历史在人物中的书写，都是我对于历史，尤其是这一段让我痛感加身的中国晚近历史，始终怀有崇敬之心和悲悯之心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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