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世界上许多着名的英文文学作品均无法脱离与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联系，而语言正是后殖民文学关注的重点之一。
塔力卜在《后殖民文学的语言》书中列举许多作家，如珍．瑞丝（Jean Rhys）、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及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指出英语/文的形成不仅受到英国前殖民地的影响，同时也必须与殖民地原有的语言竞争。借由探究印度、奈及利亚、加拿大、澳洲、加勒比海及爱尔兰等前殖民地的文学，读者将能了解到，被殖民的人们在面对殖民者带来的巨大改变时，如何保有他/她们的文化及国族认同。
本书特色
1.列举许多知名英文文学作家，如珍．瑞丝、萨尔曼．鲁西迪、马克．吐温、奈波尔等。
2.详尽介绍各种后殖民文本中的语言特色。
3.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之外，在英语∕文的演进和发展（语言学）方面也极具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伊斯梅尔．塔力卜 Ismail S. Talib
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叙事学、文体学、后殖民理论、后殖民文学以及新加坡英文文学。教授课程包括：「电影论述和语言」、「叙事结构」、「叙事学导论」、「文学中的语言分析」以及「后殖民理论」。与Lionel Wee 合着有《英语结构与意义》（English Structure & Meaning,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8）。
译者简介
李勤岸
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研究所所长。着有《李勤岸诗选》（Selected Poems of Khin-huann Li）、《哈佛台语笔记》、《大人囝仔诗》、《母语教育：政策及拼音规画》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二、苏格兰、威尔斯及爱尔兰文学中的反殖民性
三、盎格鲁－撒克逊的移植
四、口语、书写及英语所带来的物事
五、在后殖民文学中使用英语──评论回顾
六、去殖民和前殖民地独立后英语的持续推行
七、风格、语言、政治和可接受度
八、混合语又如何呢？──英语、方言和其他语言
结语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从白人殖民地把眼光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景象。第三世界国家在情感和文化上并未与英格兰紧密相系，而英语也不是这些区域多数人口的母语，或许只有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例外，这些国家使用英语或一些英语的变体做为第一语言。当我们谈到许多非加勒比海国家以英文书写的文学作品，比较恰当的说法是称之为「使用借入的语言所书写的文学』（literatures in a borrowed tongue），这类文学也因此可说是非在地文学（non-native literatures）。本章将探讨分析这些文学作品所需的背景脉络知识，以及口语、书写与做为外来语言的英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文字书写之引进
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书写和引进英语同等重要。的确，在某些社会脉络，书写的引进尤其重要。例如，阿须克尔夫特等人（Ashcroft et al. 1989: 82）就主张，「在许多后殖民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并非英语这种语言本身，而是书写一事」。在这些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社会中，引进书写和英语一样，两者都与殖民主义息息相关。对这些语言而言，经由英语所引介的罗马字，是为了引介书写而来的。当然，在那些被其他使用罗马字的欧洲强权（例如西班牙和法国）佔领控制的地区，情况也类似。
然而，书写的引进并不单纯只是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引进文字，让人们有了阅读与书写的初次体验。某些语言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到来前，已经有了文字，例如西非的古阿坎语（ancient Akan）就有自己的文字，而马来语（Malay）和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则是使用阿拉伯字母。古阿坎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已不复存在，马来语和基斯瓦西里语则是因为语言学上的缘故，引进比阿拉伯文字更为合适的罗马字母作为书写系统。在马来语和斯瓦希里语的例子中，书写的引进和殖民强权未必有很强的关连性，土耳其的情况也类似。这个国家并未受到西欧强权殖民，但土耳其人却因为认为罗马字在书写上较有效率而予以採用。以罗马字取代阿拉伯字母的做法，受到部份马来语、土耳其语使用者的反对，甚至一如马兹律和马兹律两人（Mazrui and Mazrui 1998b: 72-3）所提及，斯瓦希里语的使用者也因为阿拉伯字和伊斯兰传统的某些部份有关而不赞同这个做法。反对的声浪之所以高涨，不仅仅是源于文化的基础，以斯瓦希里语为例，甚至还涉及语言学上的理由（Mazrui 1998: 45-6）。
然而，就大多数其他的语言为例，罗马字都是经由殖民帝国或其他和殖民帝国有关的机构，引介到自身语言没有书写系统的社群。这些相关团体有的是行政或教育机构，有些则借助政府对其他领土的殖民控制散播罗马字母系统，例如传教士。
书写引进后随即取得优势，代价却是牺牲口语，使得有些人忧心忡忡。例如，布奇‧爱梅切塔（Buchi Emecheta）所着的小说《为母之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里，文中的叙述者观察到小说中Nnu Ego和Nnaife这两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只能透过文字，却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生活感到措手不及」（1979: 179）。除了担心无法应付书写媒介，也会恐惧一般口语传统的某些面向（尤其是口述文学）将会消失，有时候这样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举例来说，辛巴威作家吉吉‧丹格伦博嘉（Tsitsi Dangarembga）回忆起1980年，辛巴威人庆祝建国独立。当时，她听见「人们朗诵着那首她所听过最优美的诗」，那首诗是用她的母语绍纳语（Shona）所写的，更「让我想起，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还有自己的口语」（Wilkinson 1992: 195）。但她也说道：
……但这对我来说，却也是痛苦的经历，只要想到关于这语言我们已经失去太多太多。有时我觉得我们需要一项计画，可以说是迫切需要，来尽可能寄发录音机和录音带到各个角落，请大家坐下来讲讲话，尤其是耆老。一切都在流逝……这真是太悲哀了。我感到痛苦万分，这么丰富的文学资产存在着，却没有书写记录下来，以致于没有途径可以接触这些文学资产，就让它这样白白流失。
（Wilkinson 1992: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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