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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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蔡英文第一本自传,揭露她的情感与历练,吸引你的共鸣与回味。

  「洋葱炒蛋」,是爸爸传下来的幸福记忆,
  募款餐会上的「小英便当」,则集结了台湾各地的温暖与期待,
  这些菜色简单朴实却层次丰富,就如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有人说蔡英文是政治外星人,因为她的蔡氏逻辑让沙场老将看不清、摸不透。
  她拥有亲切、甚至腼腆的笑脸,却是叱咤国际谈判桌的铁娘子。
  正当大家认为她该焦急跳脚时,她却从容不迫地继续自己的步调。
  在别人眼中像个谜的她,又如何看自己?

  本书由蔡英文的家庭与求学故事说起。小时候并不出色的蔡英文,在父母亲平实质朴的教养下,造就了内敛又细腻的性格。她从不急着表现,而是静静思索适合自己的方式。尔后,在台大、美国康乃尔大学,以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学训练,也培养出她冷静的逻辑思考头脑。靠着完整的专业学识背景,她迅速被延揽为国际谈判顾问。杰出亮眼的表现,让蔡英文在陆委会主委、立法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上都受到高度肯定。然而,最严苛的考验始于二○○八年。她在民进党最艰困的时刻,接下党主席一职,不仅成功消弭来自各方的疑虑,带领民进党东山再起,更为台湾社会注入一股新力量!

  毋须过多的华丽词藻,毋须夸张的政治演出,且看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说说自己,并听听她对人生的理解与思考。

作者简介 

蔡英文

  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北。小时候的英文很「菜」,连哥哥姊姊都不肯教她;初中成绩不特别好,爸妈一度担心她考不上大学。但她以哥哥姊姊为榜样,努力考进台大法律系,毕业后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读硕士,再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取得法学博士,「菜」英文变成一口的流利英文。

  这就是蔡英文,她总是用安静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二十七岁回到台湾后,她当上政大最年轻的教授,成为一个学者,四十岁以前她达到父亲的期望,有一份「正当工作」。

  从学者到陆委会主委,从立法委员到行政院副院长,再从民进党党主席到参选新北市市长。如今,蔡英文成为二○一二年的总统候选人。

刘永毅

  自由撰稿人。现居台东、台北两地,以公路、网路联结。

  着作、译作共四十余种,以人物传记故事为主。乐在文字场域悠游,擅长发掘人的故事,探讨本质,善于倾听,并转化为动人的故事。着作有《陈树菊──不凡的慷慨》《柔软成就不凡──奥林匹克面包师吴宝春》《见证台湾生命力》《让证据说话──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海洋之子刘宁生》等。

  e-mail:y8sasa@gmail.com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自序
〈前言〉三个人的眼泪 

Part1生命中的真、善、美

01洋葱炒蛋
02家有无敌妈
03猫咪可
04血液

Part2我的蔡式学习法

05自己摸索的学习
06混乱中的逻辑
07我不是「菜」英文
08康乃尔大学
09伦敦政经学院
10西方文化的洗礼
11嘿!妳这个笨女人

Part3一场谈判十年工

12因缘际会坐上国际谈判桌
13牛肉与政治
14我从谈判中学到的事

Part4政治,风起云涌

15生命的转弯
16半年实现小三通
17一妇当关
18政务官的角色
19忙里偷闲的半年
20转战立法院
21女性副阁揆
22非典型政治人物

Part5让民进党重新站起来

23接受不可能的任务
24受命于谷底之际
25再起的契机──小额募款的奇蹟
26从废墟中爬起来
27乌云中的第一线曙光
28民进党的再起
29亲自上战场
30领导人该做的事

〈跋〉继续向前

图书序言

自序

  我是蔡英文,有很多方式可以讲我这个人的故事。

  百般思量,我选择用这个方式开始。

  在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走路喜欢靠着墙边的人,我是一个学者,不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也不习惯变成社会的焦点。我自认是一个安静平凡的人,也只想成为一个安静平凡的人。但是,人生的重大转变完全出乎我自己的规画和期待。我正在从事一件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

  我出生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和台湾的唿吸及脉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每当独处静思的时候,回过头去看自己这一路上如何走来,我都会蓦然憬悟:几十年来的人生转变,都和台湾的重大改变,一起相依相存。

  让我从那个叫WTO的「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讲起。我记得小时候并没有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三个字也不是什么流行的学术语言。当时的人们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世界正在快速变化,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那是一种尚未被清楚定义的趋势。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我意识到世界正在经历巨变,我想研究它,想把它的奥秘挖掘出来,所以,我在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博士论文就是从国际竞争法切入全球性的问题,研究一个本土市场如何在国际市场的快速变化中建立防护机制(Safeguard)。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际课题,我从没有料到,因缘际会下让我能学以致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是从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变成台湾国际贸易谈判的重要成员。在我学成归国的时候,台湾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经济方面,台湾已是一个出口导向的新兴贸易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当我们想把东西卖给更多国家,同一时间,也有很多国家看上台湾的市场,想把货品卖到台湾;台湾面临的是来自国际的市场开放压力,也是一个商机与危机并存的时刻。政治方面,台湾在外交战场上的不断挫败,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台湾唯有加入国际组织,才能充分保护经济的自主权及长远利益。加入WTO就是台湾的解答。

  一九八五年至二○○○年是台湾对外贸易谈判的高峰,当时台湾没有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经验,也就没有足够的国际法律知识与整体架构,来撑起这么大规模的贸易谈判。简单的说,台湾正在摸索如何进入一个与全球做生意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人做全盘的规画与把关。

  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上。十几年的国际贸易谈判经验,我就在现场,在第一线,看着台湾加入WTO,一步一步走进全球化的时代,也守护着台湾的优势和利益,因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是台湾蜕变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个蜕变却是和攸关台湾生存发展的中国一起发生的。在过程中,我被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延揽,进入国安会研究两岸关系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研究结论,作为当时政府两岸政策的重要参考。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也已经在转角等着我。

  二○○○年五月陈水扁前总统任命我为陆委会主委。我离学者的身分又更远了一步,变成了国家的政务官。我要领导一个部会,站在第一线面对中国,处理两岸关系,主导台湾两岸政策的走向与速度,我要为政策负责,我要跟人民沟通,我必须去立法院备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在我担任陆委会主委期间,是几十年来两岸关系面临重大调整的时期,所有人的目光都关注着第一次执政的民进党会如何稳定两岸情势、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公元二○○○年时,第一次政党轮替让当时对民进党极为陌生的中国当局改变了对台政策,台海情势变化难测;当时执政数十年的国民党交给我们的台湾,又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仍然活在「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下的台湾。作为民进党第一任陆委会主委,必须面对中国的敌意与不友善态度,稳定大局,又要改变国民党「三不政策」,让它往开放的方向稳健地前进。那又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哪里走?如何去走?每一步都要瞻前顾后,每一步都举足轻重。

  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规画并完成了两岸之间的小三通,那是台湾与中国贸易开放法制化的滥觞。紧接着,我透过「经济发展谘询委员会议」的召开,对两岸经贸政策的走向,凝聚了朝野及社会的共识。二○○三年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幅修正,奠定两岸关系长期发展的法制基础,并让两岸经贸逐步与国际多边体系接轨。在那之后,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直接。我们又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人生的转折,再度见证了台湾走向下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

  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是在二○○八年的五月,在那一个对本土支持者来说徬徨无助的春天里,我的身分又从一个退下来的政务官变成民进党的党主席。我为什么会想在那个时刻接下民进党主席的重责大任?最简单的答案大概是两个字:「民主」。我认为,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存在,民主政治极有可能会倒退。当然,如果我本身没有能力,社会对我也没有期待,也许我还可以置身事外。可是,当我明明可以有所作为却选择不作为时,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十字路口上。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一肩挑起民进党走出谷底的重责大任,让它继续在台湾民主路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三年多来,我每天的座右铭都一样:绝对不能让民进党倒下去。我做到了,我很骄傲可以领导民进党浴火重生。现在我可以很大声地说,我没有缺席台湾民主化的关键试炼,非但没有缺席,我比任何人都更战战兢兢。

  这就是我人生的故事。一个由多次转折所构成的人生故事。

  当台湾走在全球化的路上时,我在那里。当台湾意识到两岸关系必须改变的关键岁月时,我在那里。当台湾的民主面临重大考验时,我也在那里。

  台湾,我一直都在;我和她一起改变。

  我人生的历练伴随着国家的重要转折,让我跟这个社会、这块土地紧密连结。我很荣幸能亲身参与台湾的关键时刻,它让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我是蔡英文,我现在走路有时候还会靠墙边,不过,我知道,现在的我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前言

三个人的眼泪

  有一次,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邀我到「民主沙龙讲座」演讲,题目是〈意外的人生〉。看到这题目,我不由得笑起来。

  人生本就是意外的组合,「意外」可以说是人生的常态。不过,我的人生变化,还是超越了我的想像。小时候,我未曾想过自己会读到博士;没有想过,在我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要见很多人,和他们寒暄、握手,站在台上对许多人讲很多话。我更没有想要立志当总统。

  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会是我的真实人生。

  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意外转折,缘自于三个人的眼泪。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是总统大选投票的日子。这次总统大选,民进党的长昌配—谢长廷、苏贞昌,对上了国民党的马萧配—马英九、萧万长。这时我已经卸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离开政坛已经半年多了。我打定了主意要过自己的生活,不再插手政治,除了几次受邀站台、参加投票前的大游行,我并没有特别投入这场选战。

  大选期间,我的确注意到选情并不乐观,但当票开出来,看到民进党居然大输两百多万票时,我还是被吓到,因为和预期实在差太多了。心情很不好,关了电视,窝在家里,不想出门。

  想不到,刚从美国返台的朋友来敲门,噼头就问:「妳怎么还在家里?」因为心情盪到谷底,我没好气地回答:「在家里有什么不对?」

  「输成这样,妳总该去竞选总部看看吧!」虽然心里想着:「去了好像也帮不了什么忙..」但嘴里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回答:「好啦!我们去看看。」

  没有心情开车,我们坐了计程车,赶往竞选总部,也就是开票晚会的地点。计程车只到了长安东路高架桥就无法往前走了,太多的人潮赶往竞选总部,警察把附近道路都封锁了。我们只好下车。

  一下车,我就看到路旁有一个阿伯哭得好伤心。他约莫六、七十岁,个头矮小,面目黝黑。一看到我,他就冲上来,拉住了我的手,对着我,像溺水的人抓到救生圈一样,无助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啊?」然后他哀号:「没望了啊!」泪水漫过他脸上如阡陌般的皱纹。

  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安慰他的,他让我想起许多南部家乡的亲戚。对于他毫不掩饰的难过,我的心里很震惊:「怎么一个六、七十岁的男人哭成这样!」

  进入晚会的现场,虽然人很多,但气氛却很沉重,大家三三两两坐在地上,头跟头靠在一起,像在相互扶持、安慰。晚会还没开始,空落落的舞台上没有人,布幕上挂着「珍惜民主,疼惜台湾」八个大字,喇叭播放着〈伊是咱的宝贝〉,有人扛着「天佑台湾」的大旗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台下的民众,有的人仰着脸朝向舞台的方向,皱着眉头、沉着脸,脸上写满着沮丧、委屈、哀伤与不甘。

  我跟朋友循路往后台走去。一家电视媒体忽然拦住我想要访问。他们问了一些话,我也回答了。详细的内容,我已不复记忆,不过,我记得其中一句:「我们很快会回来的!」

  过不久,晚会开始。前台激情的讲话声和群众的回应,传到后台依然十分清楚。我在后台四处看看,和认识的人打打招唿。等到谢长廷前院长和竞选团队站上台,发表败选感言时,我也停下来看着电视转播的画面。

  那篇感言写得很真挚,看得出来,谢前院长在讲话的时候极力压抑自己的情绪,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不过,在他右后方的萧美琴,却吸引了我的注意。不知道萧美琴已经哭过了几回,一双深邃而美丽的大眼睛已经略显浮肿。在谢前院长讲话时,她一下抿嘴,一下低头,不时又抬头往上看,似乎是在强忍住自己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当谢前院长讲到「爱我们台湾,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国家」时,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

  这样强烈的情绪似乎感染了所有人。

  晚会结束,我才刚从后台走出来,就在路上看到一个像大男孩一样的年轻人一面走一面哭,哭得好伤心。我认得这个人,是在清大教书的姚人多,他曾经邀请我去清大社会学研究所演讲。平常嘻嘻哈哈的一个大男生,此刻却哭得如此肆无忌惮,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像一个小男孩失去心爱玩具般地伤心、无助。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大男生哭成这个样子,我很震撼。我一直认为,选举总有成败,就算碰到失败,也还有成功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呢?是不是他们在这场选战中付出了太多?还是,失去太多?

  这三个人的眼泪,让我开始想:「民进党究竟做了什么?让这些人这么伤心难过?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还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对于他们的伤心,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一份责任。

  于是,我做了一件我平常很少会做的事:我走上前,对正哭得泪眼迷茫的姚人多说:「你不要哭了,我答应你去清华演讲啦。」他抬起头,看看我,点点头。

  过了几天,姚人多出现在我办公室。那天有点凉,他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外套,我以为他要来谈安排去清大演讲的事,不料他一开口,却是:「副院长,我觉得妳应该来当民进党主席。」

  对于这个戏剧性的建议,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继续向前

  我很庆幸自己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所以我自认是个有自信的人,有能力处理风险,又有足够的勇气,乘风破浪。

  在成为领导人后,我的自信来自基层人民的支持,他们陪着我走过一关又一关。这一路,我心里有着满满的感动。

  我曾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一个洗碗欧巴桑的故事,但我乐意再说一遍。

  二○○八年,在外界都不看好的时候,我接任党主席。我决定发动小额募款,小额募款就像是刚学步的孩子,要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走,重拾人民的信任。

  隔没多久,党部收到一封来自台中的信件,里头夹有两万元现金和写得满满的两张信纸。端正的字迹写着:「看妳要出来募款,令人感动,不须向企业家、财团低声下气,拿人手短,反而阻碍改革。」

  我本来想亲自向她表示感谢,但在新闻曝光之后,欧巴桑来电叮咛,说这两万块是她自己在餐厅洗碗所赚的整整一个月工资,她不想曝光,把这笔养家钱捐给民进党是希望蔡英文加油。

  后来,我在很多公开场合感谢她,她让我更加相信,小额募款不是小钱,而是来自土地,代表正义。所有这些「小钱」,都比任何一笔大钱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我永远记得,她说不求我们有什么回报,只希望民进党替她保住台湾的主权:她要继续当台湾人。

  我知道,一个人民的声音,背后是无数无声的吶喊。更不用说我亲眼见到的。

  这三年多来,我奔波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在菜市场、路边摊、小吃店,常常会看见帮忙家里做生意的小朋友。他们放学回来,在油腻的桌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写着功课。客人多的时候,必须把桌子让出来,还要帮忙招唿。我看着他们,看着台湾未来的希望在昏暗中闪闪发光。

  这些安安静静、坚持信念的人们,就是我要继续为台湾人民努力付出的响亮理由。

图书试读

01 洋葱炒蛋

〈幸福的滋味〉
屏东盛产洋葱,品种很多,有的甘甜爽脆,有的辛辣够劲。小时候家里似乎从不缺洋葱,南部的亲戚来台北看爸爸,总是会带着一些土产的洋葱当伴手礼。

爸爸很喜欢吃来自家乡的洋葱炒蛋,我们家的小孩对洋葱虽不排斥,但也没有特别喜欢。家里至今流传着一个笑话:爸爸以前除了资助屏东的美和青少年棒球队外,每次棒球队的人来台北找爸爸帮忙,爸爸都会招待他们。有一次,一位棒球队的小球员来台北,爸爸很热情地招唿小朋友,问他想吃什么时,这位小朋友说:「什么都可以!但拜託不要给我洋葱炒蛋!」

每次在家里讲到这件事时,我们家人还是会笑成一团。

我们家一向是妈妈烧饭。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只有我和爸爸两人在家。到了用餐时间,才发现妈妈也没有安排,我和爸爸两人只有面面相觑。这时,我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叫了一声,爸爸叹了一口气,站起来,钻进了厨房。

过了没多久,爸爸端出了一盘香气四溢的洋葱炒蛋。我们俩找出剩饭,配着洋葱炒蛋,两个人低头扒饭都没有说话,安静地吃完那一餐。

这是爸爸唯一为我做过的一道菜。记忆中,那道洋葱炒蛋的味道很香、很好吃。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洋葱和蛋的香味,更记得安安静静和爸爸在屋子里的气氛。

〈白手起家的爸爸〉
可能因为受日本式教育,爸爸平常很严肃;但或许因为我是老么,又是女孩子,爸爸对我比较温柔,从来没有处罚过我。他还会自己动手做玩具给小孩,那是一般人没有的「手工玩具」。像现在流行的可以载人的玩具小汽车,当时爸爸就做给我们玩了。小孩子可以坐在上面,用脚一踩,车子就会动。而且,他还把小汽车的后面做成消防车的样子,里面可以再站两个小孩,我们就在里面享受小小的快感。

从小我们就知道,爸爸不让我们养尊处优。阳明山的冬天又湿又冷,有时候早上的气温才五、六度,他就会把我从床上挖起来,叫我洗车,每每洗完,我的手已经冻得失去知觉。

尽管严格,爸爸却带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安全感。我在冬天早上要开车去学校时,车子常常无法发动。爸爸就会起个大早,拿了吹风机,对着起动马达和线路吹,然后再帮我把汽车发动。我永远记得他蹲在地上拿吹风机的模样。

我的父母都很坚持,即使负担得起,也不送我们去私立的贵族明星学校。爸爸认为,念公立的中小学,可以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家庭背景的人,对这个社会会多一份真实的感觉。

上大学时,从阳明山到台大,路程遥远,搭公车来回,一天得花上三小时。爸爸替我买了车,但并非外界所流传的进口好车,只是一辆国产车,作为上学的交通工具。但他规定:不是上学,不能开车。理由很简单:车子只是给妳上学用的。他坚持小孩子不能开太好的车,但偶尔也会因为宠爱小孩而做出调整。我从英国回来,在政大教书,他给了我一辆很旧的车,开了一阵子后,有一天,他突然开了一辆进口车回家,看到我,就把钥匙拿给我说:「这辆车是妳的!」其他什么也没说。有些感情是不太需要说出来的,我跟爸爸都很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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