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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也许就是她死亡的方式。
垂死的日子过得像慢动作一样，活着就是一切。

　　桑塔格之子亲笔记录母亲最后与死亡搏斗的岁月

　　当天才遭遇病痛与死亡时，依然能够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吗？

　　苏珊．桑塔格晚年面对病魔表现出的强烈生命力，就跟她的作品一样精采

　　一週两次，我拖着自己重返医院，把我晦暗的肉身向黑医生或绿医生展示，好令他们告诉我我的近况。一个推、拉、按，欣赏他的手工制品，即我的巨大疤痕；另一个把毒液泵进我体内，目的不是杀我而是杀死我的病……我觉得我就是越战，我的身体在侵略，进行殖民战争，而他们向我施用化学武器，而我必须欢唿──苏珊．桑塔格

　　我母亲经常认为自己对真相的渴求是绝对的。诊断之后，那渴求仍在，但她绝望地寻索的已是生命，而不是真相。──大卫．里夫

　　苏珊．桑塔格晚年面对病魔表现出的强烈生命力，以及她毫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就跟她的作品一样精采。大卫．里夫对她母亲人生最后阶段细微温柔却又坚定的刻画，充分表现她竭力求生的坚定意志──尽管病魔无情地摧残，而她也接受了未经检验的癌症治疗，但她仍不向命运屈服，继续在人生残存的每一刻挥洒出创意。

　　本书既是一份实验肿瘤学的现场报告，也是作者个人对母亲最后人生所做的感人描述。《泅泳于死亡之海》是一部振奋人心的作品，告诉我们人生在黑暗中，仍要努力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奥立佛．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兼作家）

　　果敢、坚毅，被公认为「知识界女英雄」的苏珊．桑塔格，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临了三次致命的癌症打击，42岁罹患晚期乳癌，65岁诊断出子宫肌瘤，71岁（2004）因血癌病逝。当天才遭遇病痛和死亡时，依然能够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吗？

　　《泅泳于死亡之海》是一部回忆录，也是一份医学现场报告。大卫．里夫在书中表达出对母亲桑塔格深厚的情感，也对她在人生最后一刻仍不放弃与癌症搏斗的意志致上无限的敬意。

　　里夫勇敢、热切且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桑塔格从最初诊断罹病到死亡这最后九个月的人生。他不仅以个人的体验刻画出母子之间的深厚情感，也呈现出一个重病之人为求生而奋战，以及如何尊严死去的过程。

　　在这部充满浓厚个人色彩的作品中，里夫描述母亲英雄式的奋斗过程，也赞扬医师对病人的忠实；他沉思死亡在我们文化里的意义，也思考人为了活下去而努力尝试一切可能的生命观，以及面对倖存者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的愧疚与自责。《泅泳于死亡之海》汇聚的各种经验与体悟，将对正处于相同处境的人们带来极大的价值与启思。

作者简介

大卫．里夫（David Rieff）

　　1952年生，美国作家、政治分析家，也是《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特约作家。着有七本作品，包括广受好评的《在枪口之下：民主之梦与武装干预》（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只求安眠：濒危的人道主义》（A Bed for the Night: Humanitarianism in Crisis）、《屠宰场：波士尼亚与西方的失败》（Slaughterhouse: Bosnia and the Failure of the West）等。现居纽约市。

审译者简介

黄煜文

　　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为专职译者。近期译作为《王者之声》、《气候变迁政治学》、《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威彻尔的猜疑》与《当世界又老又穷》。

译者简介

姚君伟

　　专业译者，译作有《恩主》、《在土星的标志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等。

一
最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原以为自己是结束了一次漫长的国外旅程，正要飞回位于纽约的家。没想到，这却是另一趟旅程的开端，而最后竟以母亲的辞世告终。

具体说来，当时是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星期日，我在伦敦希斯洛机场，结束了中东之行后准备回国。在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之间来来回回近一个月后（我一直在写有关阿拉法特最后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人的报导），一想到回家就让我感到轻松，而现在，我已在半路上了。除了这一点，事实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中东之行让我沮丧不已，我仅仅获得了我需要的部分材料。我心里有数，写好那篇报导殊为不易。但是，我累了，既有点筋疲力尽，心里又不好受，我尚未准备好把报导材料落实到文字。我可以等到了家再说，所以，在联合航空的候机大厅，我开始打电话—往家里打电话，这是我每次一做完报导后的习惯。就在此时，我母亲苏珊•桑塔格告诉我说，她可能旧病复发了。

听得出来，母亲是在故做轻松。我向她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约旦河西岸的现状，她最后对我说：「有可能搞错了。」她说，我不在的时候，她去做了一年两次定期的各种扫描 和抽血检查—这是自从六年前，她被诊断出子宫肌瘤并接受手术和化疗以来，她持续接受的例行体检。她说：「他们刚为我做的验血有一项结果好像不太好。」接着，又说她又做了几次进一步的检查，问我第二天能否陪她去看一个专家，是别人推荐的，而且几天前已经为她增加了几项检查。他应该会有决定性的结果。「很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她说，并且提醒我，她过去曾诊断出子宫肌瘤，以及一九七五年她被诊断出罹患末期乳癌之后切除了整个乳房，从那两次起她便不断经历一次又一次虚惊，结果根本就没事。

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很可能什么事也没有。我也空洞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告诉彼此，在这一点上，我们看法一致。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俩这样认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那些惊吓最后不都是有惊无险吗？有一次，扫描发现她左肾上长了个东西，好像又是癌症，结 果却只是我母亲的肾形状长得奇怪。后来还有一次，我母亲突然胃痉挛得十分厉害，医生担心她也许是患了结肠癌。这些恐慌最后都证明是虚惊一场。我母亲四十岁出头第一次得了癌症，此后，像所有癌症病人一样，复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一直悬在她的头顶上，她已经学会在听到这种消息时保持镇定，或者，至少表面上装出镇定的样子，尽管这很困难。这次也会平安无事的，我俩又强调了一遍。以前我们不也经历过吗？但是，我们的话语就像微弱的唿吸，我们的平静是建立在麻木而非镇定的基础上。但我要羞愧地承认，当时挂了电话之后，我感到如释重负。

接下来，我尽力不去想任何事情，而只是两眼盯着希斯洛机场跑道，看着飞机起降，直到听到自己航班的登机广播。一上了飞机，我就喝醉了，但我总是如此。飞机着陆后，我马上赶回家中。一回到家，我立刻打电话到母亲的公寓，但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个朋友，她说我母亲睡着了。我说我也准备睡了。我的确去睡了。如果说不去睡觉还有其他的事情可做，那就是痛苦地尖叫，因为我隐约觉得母亲这次恐怕在劫难逃。我甚至无法想像，母亲当时内心有多煎熬。

第二天早上，我去母亲的公寓接她。我立即发现，她不只是没好好休息，而是根本没睡。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她当时的强颜欢笑，也记得当时自己只是勉强假装应和她。我说「勉强」，是因为尽管我保持镇定，但在我说什么与我听见自己在说什么之间，似乎有那么一丁点迟疑。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当时能紧紧拥抱她，或者握住她的手。但是，我们母子俩很少透过肢体动作流露自己的情感。人会急中生智弥补平时某些不足，关于这一点，很多人说过或写文章谈过，但是，至少从我的经历看，真正发生的情形是，我们更多时候展现出来的往往比实际的我们还糟糕。我和母亲颠来倒去说的就是那些话，然而，那些话给人的感觉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就像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的美元或前苏联的卢布一样一文不值。我已不太记得当时我有多害怕，但我清楚记得自己当时想像着她心里有多害怕。她滔滔不绝地谈论中东，而我呢，因为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更甭说触摸她了），就一直讲有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在蓝马拉的官邸—彷彿那有多重要似的。我们就这么聊着，一直聊到那个专家—确切地讲，是白血病专家—的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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