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东京及巴黎的浪荡子、漫游者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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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The Dandy
The Flaneur
The Translator
一九三○年代,上海、东京、巴黎
浪荡子、漫游者、译者

  以「跨文化现代性」重新思索「现代性」的本质
  一个集合了人物、文类、观念、语汇及文本的旅行故事
  探明百年前外来元素究竟如何蜕变成本土的一部分

  本书探讨源自于法国的「新感觉派」文风进入中国的历程,重点置于在横跨东西文化与地理的脉络中,人物、文类、观念、语汇与文本的流动链结。作者主要以现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荡子、漫游者与文化翻译者三者的故事,归结出「跨文化的现代性」的观念,企图挑战现有的语言与学科分界线。

  源自于法国的「新感觉派」文风的流行时间虽短,却对一代中国与日本文学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在横跨东西文化与地理的脉络中,人物、文类、观念、语汇与文本互相流动链结,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现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荡子、漫游者与文化翻译者三者,共同描绘带出一个「跨文化的现代性」的故事,挑战我们现有认知中语言与学科的分界线。

  「以异性为自我的投射、致力于艺术的追求及自我的创造、持续不坠的跨文化实践」是浪荡子的三大特色。每一位在跨文化场域中致力创造自我、追求完美的男男女女,不都流着浪荡子的血液?他们的追求与探索,产生的影响力跨越了国界,无远弗届。

  浪荡子推动着的现代性,并非历史上特定的时期。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人只要以突破传统、追求创新为己任,都在从事跨文化实践,都是现代性的推手。文化创造者时时处于现代性的门槛,生活、行动于文化前沿,在持续的越界行为中汲取灵感。跨文化场域是文化接触、重叠的所在,是艺术家、文学家、译者、思想家等,寻求表述模式来抒发创造能量的场所。本书探究跨文化场域中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讨论的是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创造力,而非单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摹仿、同化。

作者简介

彭小妍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擅长台湾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曾出版学术专书《超越写实》(一九九三),小说《断掌顺娘》(一九九四)与《纯真年代》(二○○四),并主编《杨逵全集》(二○○一年起)。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跨文化现代性
导言∕浪荡子美学:跨文化现代性的真髓
第一章∕浪荡子、旅人、女性鑑赏家:台湾人刘吶鸥
第二章∕一个旅行的次文类:掌篇小说
第三章∕漫游男女:横光利一的《上海》
第四章∕一个旅行的文本:《昆虫记》
第五章∕一个旅行的现代病:「心的疾病」与摩登青年
结论:相互依存
中日文书目
西文书目

图书序言

跨文化现代性

  本书视新感觉派文风为一种跨越欧亚旅行的文类或风格,探讨其源自法国、进而移置日本、最后进入中国的历程。日人推崇保罗.穆航(Paul Morand)为此流派的宗师,但他从未自称为新感觉派。研究一九三○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与其日、法同行间的渊源,笔者关注的议题远超越传统的影响或平行研究,更远非新感觉派书写中的「异国情调」(exoticism);现代日本及中国文学中,异国情调俯拾皆是。相对的,笔者尝试在跨欧亚脉络中,探讨人物、文类、观念、语汇及文本流动的链结关系,亦即探究它们从西方的「原点」(points of origin)旅行至日本及中国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如何产生蜕变,同时改变了接受方的文化。因此,本书各章节讲述的,是人物、文类、观念、语汇及文本旅行的故事。旅行的发生,绝非「强势文化的单向宰制」(one-way imposition of the dominant culture),而是「双向的施与受」(two-way give and take),如同拉丁美洲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概念所示。

  以新感觉派文风为起点,笔者提出「跨文化现代性」(transcultural modernity)的概念,来重新思索现代性的本质。笔者认为,现代性仅可能发生于「跨文化场域」(the transcultural site)中──所谓跨文化,并非仅跨越语际及国界,还包括种种二元对立的瓦解,例如过去∕现代、菁英∕通俗、国家∕区域、男性∕女性、文学∕非文学、圈内∕圈外。「跨文化」的概念也许更具有包容性。简言之,跨文化现代性的概念,既挑战语言界限,也挑战学科分际。就笔者的理念而言,现代性并非指涉历史上任何特定时期。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人只要以突破传统、追求创新为己任,都在从事跨文化实践;他们是现代性的推手。文化创造者时时处于现代性的门槛,生活、行动于文化前沿,在持续的越界行为中汲取灵感。 跨文化场域是文化接触、重叠的所在,是艺术家、文学家、译者、思想家等,寻求表述模式来抒发创造能量的场所。本书主旨是探究跨文化场域中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主要是讨论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创造力,而非外来文化的影响、摹仿、同化。笔者感兴趣的是,创造性转化过程中语言的流动及蜕变,而非固定及僵化──固定僵化是语言文化灭亡的前兆。

  跨文化场域正是文化翻译的场所。在全球化及多元族裔的当代社会,就某种层次而言,每人每天都在从事文化翻译。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见或不可见的「外来」事物充斥,使我们不得不时时进行文化翻译:从古典辞汇到科学话语,从翻译文本到外来语汇,从外语到方言,从专业术语到俚语。虽说如此,本书的研究主体是以文化翻译为志业的人。他们是现代主义者,自视为领导时代新气象的人物,透过文化翻译,在跨文化场域中施展创造性转化。

  比较文化研究者常以「接触地带」(the contact zone)或「翻译地带」(the translation zone)的概念,来探索文化的接触;两者皆难免「交战地带」(the war zone)的意味。借由跨文化场域一词,笔者希望消解其中的军事意味。我感兴趣的是不同文化如何彼此连结及相互转化,而非它们之间的冲突或「撞击」(clash)。除此之外,与其探索文化接触地带所铭刻的文化记忆 ,本书着重的是身为文化翻译者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跨文化场域中引领潮流。如果以舞台为譬喻,他们是跨文化场域中具有自觉的演员,而非剧中的角色──角色的身体可比拟为跨文化场域本身。对于自身所处的跨文化网络的运作逻辑,剧中角色可能浑然不觉;相对的,演员虽与角色共同经历跨文化的过程,却对自身的表演有高度自觉。当然,演员并非总是能完全掌控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同剧中角色一般,他们对从其身心流进流出的资讯也可能只是半知半觉。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谓的「心理过剩」(psychic excess)──心理能量总是超越意识主体的范畴(the psychic that exceeds the domain of the conscious subject)──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将这个问题复杂化 。然而笔者要强调的是,文化翻译者不仅是被动的角色;他们是在跨文化场域中行动的艺术家,透过个人的能动性来转化分水岭两边的文化元素。

  为了说明何谓跨文化现代性,本书凸显跨文化场域上的三种人物形象:浪荡子(the dandy)、漫游者(the flaneur)及文化翻译者(the cultural translator)。浪荡子∕漫游者及文化翻译者,是跨文化场域中的现代性推手;相对的,在形形色色思潮资讯交汇的跨文化场域中,漫游男女(如新感觉派小说中的角色)充其量只是随波逐流、鹦鹉学舌。就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都是生命的过客。在时间洪流里,多数大众累积记忆,未经思考就人云亦云;惟独少数菁英能运用创造力来改造、创新记忆。他们的表现是跨文化现代性的精髓:对自己在分水岭或门槛上(on the threshold)的工作具有高度自觉,总是不断测试界限,尝试踰越。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创造转化环环相扣、连绵不绝,以致外来元素融入我们的日常现实中,不可或缺,其异质性几乎难以察觉。本书尝试探讨外来元素如何蜕变为本土成份,更进一步显示持续不坠的跨文化实践(主要是旅行及翻译,但不仅止于此),如何将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及概念联系起来。

  本书的导言铺陈全书的理论架构,以浪荡子美学为跨文化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进而区分身为艺术家的浪荡子∕漫游者,以及不以艺术为职志的城市漫游者。结论阐释本书主要目标之一:跨文化现代性的实践如何将异文化联系起来。相对于目前后殖民文化研究盛行的对抗式取径,本书的核心慨念是「相互依存」。

图书试读

■ 前言:路易十四,浪荡子的完美典型
为说明何谓浪荡子,姑且先谈洛杉矶的保罗盖提博物馆 (Paul Getty Museum) 所收藏的一幅油画:一七○一年法国画家亚森特.里戈 (Hyacinthe Rigaud) 的路易十四画像。二○○七年笔者正担任傅尔布莱特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研究。三月间,受邀至加州大学的三个分校演讲。在戴维思和柏克莱分校之后,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观邻近该校的博物馆并非预计的活动,却是此次西岸之行收获最丰富的经验。肖像中的路易十四完美展现了我心目中的浪荡子形象。多年来笔者反覆思索,为了本书的整体理论架构,再三推敲浪荡子美学的概念。千言万语却不如一幅画!
肖像中,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貂袍加身,头顶假发,手握权杖,身系宝剑:典型的皇家尊荣造型,一派王者风范。但却有一处相当惹眼:貂袍斜披左肩向后垂坠,特意敞露出短蓬裙,看似裸露的双腿裹着紧身袜,膝盖下方饰有米黄色针织束带,足蹬米黄高跟鞋,鞋背上方饰有风车结扣。高跟鞋的后跟及风车结扣均为艳红色。米黄加艳红的高跟鞋衬在淡灰、苍白的腿下,与暗蓝衬白斑点的貂袍呈现强烈反差。更引人注目的,是路易十四俏生生的芭蕾舞站姿:左足虚点前方,与实踏的右足呈九十度角,左肩及左侧边偏向前方,斜睨观者。姿态之撩人,有如伸展台上搔首弄姿的模特儿。简直是完美的双性一身,男体女相。这不是浪荡子/艺术家在创造及定义何谓女性吗?正彻底体现了我心目中的浪荡子真髓。太阳王曾有一句经典名言:「我就是国家」。在此肖像中,他似乎在宣称:「我即流行」,更是宣告;「我就是女人」。
肖像的展示说明中,有一点颇耐人寻味。由于此巨幅肖像 (114x 62 5/8 in) 悬挂离地约四英呎高,首先映入观者眼帘的,是看似裸露的双腿及高跟鞋。然而说明中只强调路易十四的王者风范及豪夸姿态, 却丝毫未提及他刻意展现的雌雄同体特质,令人讶异。他裸露的双腿与高跟鞋何其鲜明,即便是孩童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事实上,正当我纳闷之时,一个孩子擦身而过,正在嘻笑品评那双艳红色高跟鞋。为何说明中刻意遗漏这雄风里的女相?
翌日返回哈佛后, 笔者立即展读史学家彼得. 柏克 (Peter Burke) 的《建构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探讨他对太阳王的公众形象的研究。没想到此书收录的第一个图像,竟是同幅肖像的黑白摹本。然而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柏克虽然反覆阐释此图,却也对图中的雌雄同体特质,只字未提。他对此图描述如下:此图呈现国王「年高而尊荣不减」(the dignified old age) ,并成功显现「仪式与随性间的平衡」(a certain equilibrium between formalityand informality),因为「他手持的权杖顶端朝下,有如他平常在公共场合所撑的一只拐杖般;姿态虽是精心设计,却显得随性」。柏克提及,某历史学家曾指出:「国王优雅的小腿及芭蕾站姿,令人缅怀他过去跳舞的岁月」。于〈再现的危机〉一章中,我期待
柏克对此幅画作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此处他仅说道:「假发及高跟鞋使路易显得更宏伟」。其后又提到同幅画作时,他的说明与我的想法总算勉强唿应:「路易身着皇袍,但开敞的貂袍下,摩登服饰鲜明可见」。
我认为皇袍下显现的不只是「摩登服饰」(modern clothes) 而已,虽然它的确是某种「摩登服饰」。就十七世纪的流行而言,短蓬裙及紧身袜是男人的时尚,高跟鞋更是不分性别,在男女间都大行其道。众所皆知,路易十四热衷各种时尚。单就皮鞋而言,他前所未有地指派来自波尔多的鞋匠尼可拉斯.列斯塔吉 (Nicolas Lestage),作为他的御用「制鞋师」,并将他晋升至贵族之列。据称路易十四还延请画师替制鞋师造像,并展示于他的画廊之中,以「尼可拉斯.列斯塔吉大师,时代的奇蹟」为标题。然而我所关注的不是流行时尚本身,而是跨性别扮演在当时法国舞台上的普遍现象8。当时服饰对于性别的规范,或许不像今天一样的泾渭分明。里戈的路易十四肖象中雌雄同体的形象,也许当时的观者司空见惯,不至于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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