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带来新机会,却无法自动成为解放力量。面对传播新科技,过去学界分析多半集中在传播内容形式的改变,而国家政策规划则多半以提升产值为中心。在媒体科技推陈出新的丰盛表象下,公民的传播权利是否因此提升,欠缺足够的分析与规划。这样的「匮乏」,促使媒改社重回传播领域中的规范性研究,反思「传播权」的意义与落实的可能性。本书是由媒改社成员将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探讨及分析传播相关主题,包括公共媒体发展、商营媒体的结构与内容规范、与传播内容产业的提升等面向,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供行动者参考与讨论。
作者简介
媒改社
全名为「媒体改造学社」,于2003年5月4日,由学术圈、新闻界、社运团体等立志改善本地媒体环境的各界人士共同创立。旨在改造台湾媒体结构、提升全民媒体素养、保障传播从业人员工作权,以及健全本土传播生态。媒改社相信,要为台湾带来真正的民主,必需从改造媒体开始,于是积极发掘台湾媒体问题、推广媒体改造理念、提昇媒体工作者权益、参与并促成相关政策立法活动,并致力于增进公民传播参与权、积极改造台湾传播生态。
刘昌德
媒体改造学社成员,现任政大新闻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工作与社会、文化全球化、运动社会学。
推荐序 匮乏中的丰盛∕翁秀琪
推荐序 改造媒体 改造台湾∕胡元辉
编者序 数位盛宴中,如何让匮乏的人民得以安身?∕刘昌德
第1章 三十年崎岖路:我国公视的演进、困境与前进∕魏玓、林丽云
第2章 台湾公共电视数位化与新媒体发展潮流之冲撞研析报告∕程宗明
第3章 有线电视产业发展脉络与其管理体制变革∕陈炳宏
第4章 商业媒体内容管制:从国家威权到社会共管∕洪贞玲、刘昌德、唐士哲
第5章 新科技下的报业与未来∕王维菁、林丽云、罗世宏
第6章 音乐是公民文化权的实践:流行音乐政策的回顾与批判∕简妙如、郑凯同
第7章 国际移工∕民传播权的在地思考∕陈春富
第8章 汇流年代的通传会权责:广电节目的传输、生产与使用(代结语)∕冯建三
附录1 媒体改造学社《公共电视法》修正草案(要点节录)
附录2 「我要好总统公民连线」向总统候选人提问: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台湾记者协会提出之新闻传播政策四大问题(并附建议)
附录3 「我要好总统公民连线」向总统候选人提问〈三〉表格(扣除附件二第四题)
附录4 蔡英文、宋楚瑜两位总统候选人针对「我要好总统公民连线」问题(三)之回覆
附录5 媒改社∕媒观∕记协∕传学斗参加「我要好总统」连线对三党回应「新闻传播政策」提问的评论
附录6 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媒体改造学社校园巡回座谈系列
推荐序1
匮乏中的丰盛
知识是什么?知识的价值何在?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有人说「知识就是权力」,都对,但也都不足够。知识应该是一个从获取,到认同、反思和实践的绵延不断的过程。知识应该在生活中被实践出来,这样,知识才有了价值。知识份子应该把所学的知识实践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
英国着名的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 提出「生命政治」这个概念,他指出,传统的解放政治意味一股「脱离」的力量,让个体和群体能从对其生活或机遇不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既有枷锁,摆脱群体或个人的剥削与压迫,以追求「自主性」为目标,力求个人和团体的选择自由(Giddens, 1990) 。这是过去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但是光有「解放政治」还不够。「生命政治」是生活决策的政治,生活风格的政治。核心主轴在教导个体「生命应如何被把握」、「生活应如何被度过」。「生命政治」在乎的是:个人或团体获得自由后,如何选择外在资源达成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正是现代性「反思性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
在台湾,传播业的表现为人诟病之处不止一端,从传播政策的阙如,到传播内容的贫乏庸俗,情况之糟,令识者忧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播学者除了批判之外,应该如何发挥知识的力量,实践知识份子改变社会的能量?达到「反思性自我认同」的核心价值?
眼前的这本书,《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正是一群不甘只是坐着批判的传播学者,他们全都是台湾知名媒改团体「媒体改造学社」的成员,除了平日迄而不舍地针对各类媒体问题,透过即时发表声明、开记者会、走上街头、每年召开「媒体公民会议」等方式善尽知识份子的职责外,此次更以其优异的论述能力,扎实地耙梳文献的功力,针对台湾传播产业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例如:公共电视、有线电视、商业媒体内容管制、新科技与报业、音乐与公民文化权的实践、国际移工∕民传播权的在地思考、汇流年代的通传会权责等,进行既深且广的剖析。最后,各章作者更整理出一个传播政策建议表。
这样的一本书,既有历史事实为经,更有分析论述为纬,加上最终的政策建议,既可帮助一般读者了解台湾目前的传播处境及所面临的问题,亦可做为学校师生研习的读本,更可为政府官员制订传播政策的蓝本。 因此,如称此书为「匮乏中的丰盛」,应该是恰如其分吧。
註:田禾(译)(2000)。现代性的后果(原作者:Giddens, A.)。南京:译林出版社。(原着出版年:1990)
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前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翁秀琪
推荐序2
改造媒体 改造台湾
美国媒改运动组织「自由媒体」(Free Press),在官网首页的全幅广告中简洁有力指出:强固的民主仰赖能够实践告知与激励参与的媒体。易言之,媒体失灵,民主就失落。此不仅道出媒改运动者的根本关怀,更道尽媒改运动者的深沉焦虑。
表面看来,台湾的传播生态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彷彿满园璀璨;但近距离观察,却是百花似一花,百鸟若一鸟,声色匮乏之至。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上述景象,譬如我们有七、八个新闻频道,但各频道的新闻重叠度竟在七、八成以上;我们有上百个类比频道,却没有一个属于文化艺术或新移民的频道;我们众声喧哗,却鲜少对话;我们的有权者夸夸而言,弱势者却噤声无语......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传播政策的决策者明知匮乏,却指为转型期之必然现象,彷彿山重水复之处自是柳暗花明之时。殊不知转型犹赖根基稳固,一旦积重难返,恐怕药石亦是罔效。还有些人相信丰盛也好,匮乏也罢,容不得政治介入,此论看似有理,却禁不起事实的验证。从古至今,政治力何尝未介入过传播,问题只在介入的方式及程序而已。
显然地,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传播政策来解决传播问题。或者更精确的说,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公民本位的传播政策,来满足一个公民社会的传播需求。我们放任商业竞争,却让商业媒体哀鸿遍野;我们搞了公共媒体,却让公共电视似生如死;我们声称数位至上,但科技始终压过人性;我们关心文化创意,却似乎只在意经济逻辑......
传播生态的改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上的可能?经验显示,我们需要两条腿。一条腿是理念的不断辩证与倡导,另条腿则是行动的不懈推进与开展,两腿并进,其利断金;单腿独行,其势难成。就此而言,由媒体改造学社所规划出版的「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乙书,显然就不能被视为传播政策的论文汇编,而是新阶段媒改理念的系统性辩证。这是此书的价值所在,也是此书的力量所在,你可以不同意这些观点,却无法弃这些公民本位的关怀与焦虑于不顾。
「自由媒体」在2009 年出版的「改造媒体:数位时代的公共利益政策」(Changing media :public interest policies for the digital age)媒改专书中强调:在媒体生态剧变的此刻,我们应该关注的不只是媒体如何改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媒体。正因为媒体生态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连串政策决定下的结果,所以此时此刻同样是一个公民参与政策改造的新契机。该书并视传播基础建设及由之传送的资讯内容为民主社会的两大支柱,因而聚焦于如何透过网路的普及近用(universal Internet access)及优质新闻(quality journalism),重塑一个服务公共利益的传播政策。美国与台湾的传播生态及媒改策略虽不能一概而论,唯如何在传播政策制定的程序及内容两个层面,皆能迈向公民本位的政策建构,应殊无二致。
「改造媒体,改造世界」(Change the media, Change the world),此为「自由媒体」所揭橥的使命。媒改社诸君所努力者,应该也在于「改造媒体,改造台湾」的目标吧。若然,不只传播政策的制定者应该认真看此书,所有关心传播政策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朋友们亦应咀嚼此书。请开始一场台湾传播政策改造的大辩论吧!
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
胡元辉
编者序
数位盛宴中,如何让匮乏的人民得以安身?
近年来数位科技的快速进展,创造了更多不同的媒体管道,也转化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传统媒体形式。这些貌似愈来愈「丰盛」的媒体管道,在许多乐观的论称里,往往以为会将自动地带给人们更好的传播内容。然而,回顾新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却也发现,过去许多「新」传播工具都曾经被赋予这样的期待,不过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都逐渐为资本垄断、转而为少数私人利益服务,辜负了原来的乐观期待。数位科技同样面对类似的困境,例如,电视数位化后的多频道,虽然理论上可以承载更多元化的内容,但是在大型跨媒体财团的垄断下,却往往呈现单一化的言论与节目。
新科技带来新机会,却无法自动成为解放力量。面对传播新科技,过去学界分析多半集中在传播内容形式的改变,而国家政策规划则多半以提升产值为中心。然而,在媒体科技推陈出新的丰盛表象下,公民的传播权利是否因此提升,欠缺足够的分析与规划。这样的「匮乏」,促使我们重回传播领域中的规范性研究,反思「传播权」的意义与落实的可能性。
传播权的概念,可溯及1948 年联合国公佈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 条所称,「人人具有意见表达的自由权。此一权利包含拥有意见不受干预,以及透过各种媒介寻找、接收和发送消息和观念的自由,不受疆界限制」。承继了这样的精神,196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1976 年在缔约国超过35 国之后生效。2009 年我国完成《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显示台湾没有自外于国际,或者至少是认同两项公约的进步意涵。根据以上这些国际公约所指出,可能侵害公民上述传播权利的对象,包括了政府与商业机构。因此为了维护公民传播权,社会的传播规范、特别是国家的媒体政策,必须同时一方面节制可能的侵害行为,另一方面也必须透过对媒体市场秩序规范等手段,更积极地提倡与促进传播权。
在数位科技快速进展后,近年来国际社会也对新科技的传播权维护有所行动,例如「资讯社会传播权运动」的推动。这项运动在其提出的《传播权宣言》中指出,「要借由资讯传播科技来落实传播权能够提供政治互动、社经发展及文化永续的崭新机会,必须以普及近用所有传播资讯工具、以及世界上多样的媒介为手段」。在此一国际性运动下所推动的「世界传播权论坛」中,界定了传播权的建立,必须借由自由、包容、多样、参与等四项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之后所推出的广电管制指导原则,即符合了传播权这样的概念,建构广电管制应顾及的面向,包括独立的管制机关、管辖权、执照、所有权及多元性、内容管制、其他公共政策目标及聚合等。
透过以上落实传播权理念的媒体政策的一些作法,我们希望经由分析传播环境中最主要的行动者─包括传播工作者、业者、国家、以及公民等─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后,以传播权的作法来重构传播规范,探讨以政策创造理想传播环境的可能性。我们回顾过去政府在各议题中所曾经扮演的角色、包括其作为与规划之政策等,在「鉴往」之后,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知来」的基础。
数年来,「媒体改造学社」中许多成员将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进行了诸多相关传播政策的主题探讨及分析,其中包括了公共媒体发展、商营媒体的结构与内容规范、与传播内容产业的提升等面向的思考。本书是由政大传院顶大计画补助成立之研究团队,将前述媒改社之部分研究与社会实践成果集结成册,各章之主题与作者如下:(一)三十年崎岖路:我国公视的演进、困境与前进(魏玓、林丽云);(二)台湾公共电视数位化与新媒体发展潮流之冲撞(程宗明);(三)电视无线变有线,管理有限或无限?(陈炳宏);(四)商营广电媒体内容管制:从国家管制到社会共管(洪贞玲、刘昌德、唐士哲);(五)新科技下的报业与未来(王维菁、林丽云、罗世宏);(六)音乐是公民文化权的实践:流行音乐政策的回顾与批判(简妙如、郑凯同);(七)国际移工∕民传播权的在地思考(陈春富);(八)汇流年代的通传会权责:广电节目的传输、生产与使用(代结语)(冯建三)。
在这些探讨之后,我们希望不仅提出问题,更要提出一个可能的前瞻方案。在本编者序文后的表格(见表1),简要整理了各篇之政策建议,可提供本地传播与文化领域行动者作为参考及讨论的初步依据。但我们也理解,重构传播政策以追求公民传播权的目标,并非一蹴可几,仍须长期的耕耘与推动。我们在此一阶段,并不认为已经涵盖当代台湾的所有传播问题、也不认为我们已经穷尽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仅以目前这数项议题的传播权角度分析当作起点,希望开启台湾社会对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政策对话与讨论。
註:编者为媒改社成员、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同时也为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核心研究群」子研究团队《新科技产制与社会─以传播权观点论未来传播的导向》召集人。本书的完成,有赖卓越新闻奖基金会的奖助,政大传院顶大计划的补助,卓新基金会胡元辉董事长、邱家宜秘书长、陈静云秘书的各项支援,与助理黄琼慧的协助。当然,最重要关键在于参与写作的多位作者与本书评审、及过程中参与讨论的媒改社同志与其他团体或个人伙伴,编者在此一併致上诚挚谢意。
刘昌德
第一章 三十年崎岖路:我国公视的演进、困境与前进
魏玓、林丽云
壹、前言
1997年立法院通过《公共电视法》,隔年我国公共电视台正式建立。不过公共广电服务的设置作为一种传播媒体政策,可以追溯到前行政院长孙运璇在1980年提出的建立公共电视台主张,因此可以说,到今年(2012年)为止,我国公视的推动与发展,已逾三十年。然而这个过程却是荆棘遍佈、险象环生,以致往往进一步退两步。
尤其是在2008年二度政党轮替之后,国民党掌握行政立法优势,并从2009年下半年起,发动包括修法以及更动管理阶层人事等多项措施,致使公视内部纷争陡然升高,治理问题层出不穷,甚至与主管机关新闻局之间兴讼不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国公视体制已出现种种严重病征。是以关心公视的人,对这个情况无不感到痛心忧虑。
然而,公视的发展尚不到被宣告死亡的地步。相反的,我们仍认为公视的改革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急迫。本文透过对于我国公视发展历程的细部耙梳,试图掌握公视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以发掘病灶,提出诊断,希望能够对公视改革提供一些思想和行动的动力。
贰、建台前:错误的开始─缺乏公共性的想像
回顾过去三十年来公共电视在台湾的发展轨迹,国家向来是关键性的引导因素。1987年解严之前,所有广电媒体的体制建立和运作,包括公共电视政策概念在1980年代初期的提出,皆是由国民党的党国机器主导。解严之后,国家的内涵和角色出现巨大变化,但公共电视作为一种有别于主导性商业广电体制的「非主流」建制,其发展、存续以及展现的样貌,主要有赖国家在政策上的定锚和执行上的履践。同时在此过程中相关行动者(如文化界、传播学界、媒体改革团体等)也多有着力。因此本文剖析国家这个关键性角色(包括其特性、施为与演变)并及相关行动者,以釐清我国公视发展问题并进而提出政策层次的改革之道。本节以下的讨论,以1980年代公共电视政策理念被提出之后的演进为主,不过为了要能够较充分地理解我国广电政策思维脉络,有必要先略为铺陈1980年代之前的电视发展脉络。
《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这个书名,就像在对我说话一样。这些年,台湾的传播领域,变化太快了,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层出不穷,信息量也是爆炸式的增长,我们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然而,在这种“丰盛”的表象之下,我总觉得好像缺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比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各种声音在“争吵”,但很少能看到有效的沟通和真正的理解。信息的准确性、深度,以及公共议题的讨论质量,都让人有些担忧。感觉大家虽然“说话”的人很多,但真正“听懂”对方,或者被“听懂”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是一种“匮乏”。这本书的书名,恰恰点出了这种矛盾。我希望书中能够深入分析,在台湾的传播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忽略了“深度”、“质量”和“共识”的倾向?作者是如何定义这种“匮乏”的?又将如何“反思”和“重构”现有的传播政策,才能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找回那种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连接?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评分读到《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这本书,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些年台湾社会在传播领域经历的种种变化。我们常说台湾是“民主的典范”,言论自由度很高,媒体也很多元,但仔细想想,好像“热闹”归“热闹”,真正能引发深度思考、促进社会共识的内容,反而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媒体报道停留在表面的情绪宣泄,或者是为了流量而进行的“标题党”,真正触及社会根本问题的讨论,却像是被稀释了一样。这种“丰盛”的表象下,隐藏着某种程度的“匮乏”,我一直觉得很困惑。这本书的书名,简直就像是为我心中的困惑量身定做的一样。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定义这种“匮乏”的?是通过对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甚至是传播伦理的审视吗?更重要的是,书中提出的“反思与重构”,具体会指向哪些方向?是呼吁加强媒体素养教育?还是建议调整传播政策的侧重点?我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能够拨开迷雾的钥匙,理解我们所处的传播困境,并期待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评分《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这本书,光看书名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在逛诚品书店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台湾的传播环境,说实话,发展得非常迅速,各种媒体、平台层出不穷,信息量爆炸,但有时候反倒让人觉得有点混乱,甚至有点失焦。感觉我们好像拥有了很多,但好像又少了些什么,这“匮乏”的点,到底出在哪里?是内容质量的下滑?是社会对话的断裂?还是政策导向的偏差?书名精准地抓住了这个矛盾,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特别期待书中能针对台湾当前的传播生态,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比如,社交媒体的崛起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这在我们生活中太普遍了。还有,政府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引导者、监督者,还是仅仅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我希望作者能够从台湾本土的实际情况出发,给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考,而不是空泛的理论。这本书的出现,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头脑风暴”。
评分一看到《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这个书名,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许多画面。在台湾,我们似乎从来不缺信息,不缺媒体平台,各种新科技、新应用层出不穷,每天都有海量的信息涌入,感觉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然而,这种“丰盛”似乎并没有带来一种更加清晰、更加深刻的理解,反而有时候让人感到迷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碎片化的新闻,片面的观点,甚至是经过精心包装的“信息”。真正的深度分析,有价值的讨论,却显得弥足珍贵。这种“丰盛”下的“匮乏”,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是内容生产者为了追求流量而牺牲了深度?还是政策制定者未能及时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这本书的出现,无疑触及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希望书中能够对台湾当前的传播政策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看看它在保障信息自由流通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保障信息质量、促进理性对话的重要性。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既能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机遇,又能有效规避其弊端的传播环境。
评分《丰盛中的匮乏:传播政策的反思与重构》这本书,对于我这个长期关注台湾社会议题的读者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近年来,台湾的社会氛围,用“风起云涌”来形容毫不为过,各种议题在媒体上轮番上演,但有时候,我总感觉整个社会的讨论,好像在一种“喧嚣”中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情绪化,而真正需要我们凝神思考、共同面对的深层问题,却常常被淹没。这是一种“丰盛”的现象——信息爆炸、观点多元,但同时又是一种“匮乏”的体验——深度缺失、共识难寻。这本书的书名,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矛盾。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这种“丰盛”下的“匮乏”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内容的同质化?是议题的浅薄化?还是公共领域讨论的恶化?更重要的是,书中提出的“重构”概念,是否意味着作者对现行的传播政策有着系统性的批判,并提出了一套能够引导台湾传播生态走向健康、有序、富有深度的未来发展蓝图?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角,去理解和应对当前传播环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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