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
本名艾瑞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出生于印度， 1907年随家人搬回英国， 1917年进入伊顿公学，在学期间即经常投稿到许多大学杂志。1922至1927年，欧威尔在缅甸担任印度帝国警察，这段经验启发了他写出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1934年出版）。然后他过了几年穷苦的日子，回到英国之前他先在巴黎住了两年，在那里陆续当过私人家教、学校老师和书店店员。
1936年年底，欧威尔加入了西班牙内战的共和军，结果受了伤，进入疗养院休养，却再也没有真正完全康复。二次大战期间他在英国协助后方备战工作，并且于1941至1943年间为BBC远东地区传播服务工作，后来担任《论坛报》的文学编辑，同时也为《观察家》撰稿。1945年，他出版了自己独树一格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庄》，而这本小说及后来的《一九八四》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
欧威尔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说家，由于在缅甸驻扎的五年期间，亲眼目睹共产政权对人民的影响，因此他的创作多半传达对社会不公不义的不满、讽刺时政，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之道，而令英国知名评论家封他为「欧洲永恆的良心」。英国泰晤士报则封他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英国作家」第二名。
译者简介
徐立妍
师大翻译研究所笔译组毕业，译有《污点》、《以色列：新创企业之国》、《泰丝家的女儿们》，持续翻译中。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推荐序
双重科幻小说∕台湾科幻创作推手 叶李华
二十世纪有两部经典名着《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虽然跻身正统文学之林，严格说来都是科幻小说，而且皆为「反乌托邦」(Dystopia)这个主题的代表作。
顾名思义，在反乌托邦体制中，一切的一切皆与人类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背道而驰。而要打造一个反乌托邦，政治力量与科技力量缺一不可，这是撰写反乌托邦故事的首要潜规则──在《一九八四》中，是以政治力为主、科技力为辅，而《美丽新世界》则恰好相反。
关于政治力量的描写，本质上即为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幻想（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当然涵盖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在解说科技力量的过程中，作者一定会尽可能发挥科技想像力。因此不言而喻，所有的反乌托邦作品都是双重的科幻小说。
本书作者早年是社会主义的信徒，曾为了理想参加西班牙内战，却因而认清共产主义的真面目。从此他对各种极权主义皆厌恶至极，偏偏又不认同当时的英美政体，使得他对人类社会的前途产生悲观与绝望，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利用所剩无几的生命火花，抱病写出这本不朽的传世之作。
「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这句名言几乎已是本书的同义词。借着这句话，作者语重心长地警告当时的读者，独裁者为了巩固权力，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滴水不漏的监控。耐人寻味的是，如今极权政治的阴影离世人越来越远，「老大哥」却在尖端科技的发展中借尸还魂，对现代人的隐私构成了实质威胁。小至针孔摄影机，大至铺天盖地的卫星空照，令人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几乎可以说，一种另类的反乌托邦已隐然成形……
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仍须对反乌托邦有所了解，进而有所警觉，也正因为如此，身为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仍旧必须将《一九八四》列为必读的经典──虽然「一九八四」早已成为历史，《一九八四》永远不会是过时的预言。
出版缘起
经典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资产，也是人文素养扎根的基础。
经典文学已成为国外校园指定阅读，在图书馆借阅前十名的书目中，大半皆属经典文学。但在台湾却因为缺乏清晰易读的好译本，让读者觉得难以亲近，久而久之便兴趣缺缺。
根据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赖慈芸教授的研究，国内目前现有的经典文学译本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在流派上主要是传承一九三○年代茅盾、李霁野的「欧化派」（强调贴近原文），因此以今日的阅读标准来看就显得拗口；其次在出版实务上，早期许多出版社以译者假名或者不挂译者的方式，陆续推出经典文学译本，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不得已」手段，然而到了现代，出版社并未还原译者的名字，甚至因为译本互相抄袭删改，根本已经不知道源头是哪个译本了。
可是读者并不知道这个背后因素，读到的经典文学都觉得行文艰涩、用词过时，因而认为经典文学「很难懂、不好读」。有鑑于此，远流和师大翻译所合作进行【经典文学新译计画】，欲以贴近当代的语言文字赋予经典文学崭新面貌，务求人人皆可轻松阅读。
这个计画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正式开跑进行，也开始讨论书单及发译，译者皆是经过专业翻译训练的译者，大部分也都是师大翻译所的学生或毕业校友。今年五月初，远流及师大翻译研究所还特别举行针对译者的说明会，希望让每位参加此新译计画的译者都能真正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译者不只是语言转换的文字匠，而是重要的媒介，每个读者都是透过译者的诠释去读每一本翻译文学作品，所以译者一定要对自己翻译的文本有感情，一如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投射感情一般。
因此这个计画的发译过程也比较特殊，编辑会先通知所有参与计画的译者接下来要发译的书单，然后译者可以针对自己有兴趣、有感情的作品提出试译请求，接下来试译完成之后，再由编辑和翻译所教授决定哪本书是由哪位译者来翻译。
译者除了要翻译文本之外，还要写一篇译序，说明自己的翻译策略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个文本对译者本身的意义，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突显译者的地位，让读者感觉到自己正在阅读的故事是由一个活生生的译者翻译出来的，读者不但阅读原作者如何安排故事发展的本意，也阅读到译者选择每个字词的用意，这就是远流希望能重新翻译经典文学的意义所在：语言会进化，翻译也应该跟着进化，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经典文学译本。
本计画除九月出版的《大亨小传》及《一九八四》之外，预定自二０一三年起，每年固定推出八本作品，书单拟定的基础除了是以作品的经典性为主之外，也希望能纳入过去少有中译本的遗珠之作，让读者能更完整认识西方文学的经典样貌。
【经典文学新译计画总序】
听见译者的声音∕师大译研所所长赖慈芸
想像你今天走进一家书店或图书馆，来到世界文学的专柜前面。很多作品你都听过名字，别的书里也许提过，也许小时候看过改编的青少年版本，也许还看过改编的电影电视版本。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真的读过全译本。假设你拿起了其中的一本，但一看左右还有六七种版本呢。那该选哪一本好呢？ 比较封面、印刷字体大小、推荐者、出版社的名声、出版年代、还是译者？
其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译者。你所读的每一个中文字都是译者决定的，每一个句子的节奏都是译者安排的。每个句子都有不只一种译法，是译者决定了用哪种结构，在哪里断句，用哪一个词汇，要不要用成语；也可以说决定了文学翻译的风格。咦？你也许会问，那作者的风格呢？译者不是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吗？这就是文学翻译有趣的地方，也是很多读者不知道的祕密。
文学翻译其实是一种表演。就像音乐演奏一样:作曲家决定了音符和节奏；但听众听到的是演奏家的演出。没有演奏家会把巴哈弹得像萧邦，但每一个巴哈的演奏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每一个萧邦的演奏家也都不一样。没有演奏家，音乐等于不存在。没有译者，陌生语言的文学也等于不存在。作者决定了故事的内容，但把故事说出来的是译者。译者决定在哪里连用快节奏的短句，在哪里用悠长的句子减缓速度。哪里用亲切的口语，哪里用咬文嚼字的正式语言。译者的表演工具就是文字。
而且译者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时空背景、观点、好恶、语感。也就是说，两个译者不可能译出一模一样的译文，就像每一个男高音唱出来的〈公主彻夜未眠〉都有差异。面对同样的模特儿或静物风景，每个画家的画也都不一样。就翻译来说，就算其中某个短句可能雷同，一整个段落也不可能每个句子都选择一样的形容词、一样的动词、一样的片语。五十年前的译者，不可能和今天的译者译出一模一样的段落；大陆的译者，也不可能和台湾译者风格雷同。
而所谓经典，就是不断召唤新译本的作品。村上春树在讨论翻译时曾提出翻译的「赏味期限」:他说翻译作品有点像建筑物，三十年屋龄的房子是该修一修了，五十年屋龄的房子也该重建了。因为语言不断在变，时髦的语言会过时，新奇的语法会变成平常，新的语言不断出现；所以对于重要的作品，每个时代都需要新的译本。
但台湾历经一段非常特别的历史，以至于许多人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有些误解。很多读者小时候看的经典文学翻译，是不是翻译腔很重？常有艰深而难以理解的句子？根本不知道译者是谁？即使有名字，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年纪多大？有些作品挂了众多名人推荐，但书封书背版权页到处都找不到译者的名字？ 甚至于书上有推荐者的生平简介，却毫无译者简介，彷彿谁译的不重要，谁推荐的比较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怪象？
这是因为从战后至今，台湾的文学翻译市场始终非常依赖大陆译本，依赖情形可能远超过大多数人的想像。台湾在战前半世纪是日本殖民地，普遍接受日本教育，官方语言是日文；汉人移民以闽粤原籍为主，日常语言是台语和客语，影响现代中文甚鉅的五四运动发生在日治时期，台湾并没有亲历五四运动，中文私塾教的还是文言文。也就是说，战后大陆接收台湾时，台湾人民在语言上面临极大的困难。中华民国国语根据的是北方官话，对台湾居民来说已经是全新的语言了；五四运动后提倡我手写我口，不会说就不会写，因此台湾人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至于翻译，民初还有文言白话之争，一九三O年代以后白话文翻译已成主流，对于国语还讲不好，白话文还写不好的台湾人来说，要立刻用白话文翻译实在不太容易。因此除了少数随政府迁台的译者之外，依赖大陆译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不是受到政治因素干扰，本来也没有太大问题。我们也没听说过美国读者会拒绝英国译者的作品。
问题出在戒严法。1945到1949年间，已有好几家上海出版社来台开设分店，把大陆译本带进台湾。但1949年开始戒严，明文规定「共匪及已附匪作家着作及翻译一律查禁」，由于随政府迁台的译者人数不多，绝大部分的译者遂皆在查禁之列。这些查禁若严格执行，台湾就会陷于无书可出的窘境，因此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出版社开始隐匿译者姓名出版。启明书局每一本译作皆署名「启明编译所」翻译，新兴书局则会取一些「卓儒」、「顾隐」等假译者名，大概是取「着名学者」和「因故隐之」之意。1959年内政部放宽规定，将查禁办法改为「附匪及陷匪份子三十七年以前出版之作品与翻译，经过审查内容无问题且有参考价值者可将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装出版。」，等于承认上述手段合法，因此后来各家出版社纷纷跟进，「林维堂」、「胡鸣天」、「纪德钧」等假译者皆有甚多「译作」，最多产的译者则要算「钟斯」和「钟文」了，可以从希腊荷马史诗、阿拉伯文的天方夜谭，中古的神曲，翻到法文的大小仲马、英文的简爱，甚至连海明威和劳伦斯都可以翻译，真是无所不能。书目中登记在「钟斯」名下的经典文学超过二十部，相当惊人，而且这两个名字还可以互换，有些版本是「钟斯」的，再版时却改署「钟文」，更添混乱。
因此，在「本地翻译人才不足」及「戒严」这两大因素之下，台湾的经典文学翻译简直成了一笔煳涂帐。解严前的英美十九世纪前小说，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大陆译本，法文、俄文的比例可能更高。而且因为这个不能说的秘密，译者完全被消音了。最具译者个人色彩的译者序跋常常会留下破绽，例如1969年出版的《西线无战事》，译者序居然出现「译者做这篇序的时候，华北正在被人侵略」字样，匪夷所思(其实这篇译序是钱公侠1936年在上海写的，一点也不奇怪)；或是书名明明是《金银岛》，序却写「这本《宝岛》…」(因为抄的是顾钧正的《宝岛》，编辑忘了改序)。因此后来比较聪明的出版社多半拿掉原译序，以免露出破绽；有些还会用介绍作者作品的文字作为「代译序」，或放些作者照片，希望读者完全忘记译者的存在。在这种作法之下，译者不但名字遭到窜改，连个人翻译的心声看法也一併被消音了。
戒严期间依赖大陆译本的情形，还不限于1949年以前的旧译。事实上，1950年代的大陆译本仍源源不绝地继续流入台湾市场(可能是透过香港)，当然也是易名出版。到1958年以后，因为大陆动乱，译本来源中断了20年，下一波引进的大陆译本是文革后作品，1980年代的「远景」、「志文」都有不少文革后新译本，但彼时台湾仍在戒严期间，所以也还是以假名出版。1987年解严之后，才逐渐有出版社引进有署名的大陆新译本。这个时期虽然有些版权页会註明译者是谁，但出版社似乎仍不希望读者知道这是对岸作品，也不强调译者，多半请本地学者及作家写导读和推荐文章，译者的声音还是极其微弱；甚至有些译作，列了一大堆推荐序，就是不知道译者是谁。加上原来的假译本也没有立即消失，仍继续印行十余年，今天还可以买到，更别说各图书馆书目及藏书也都没有更正，研究者仍继续引用错误的资料，译者的声音仍然没有被听见。
因此，今天这套书的意义，不只是「又一批经典新译」而已。我们还希望读者可以听见译者的声音。每一个译者都会以表演者的身分，写下译序。他们也是读者，有自己的阅读经验，有自己的偏好；他们知道自己的翻译不是第一个，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他们的译作是在今天的台湾出现的，有今日台湾的语言特色，不同于其他时候和别的地点。过去匿名发行旧译的年代，不少译作是1940年代的作品，除了有语言过时的问题之外，翻译策略偏向直译，也是一大问题。比较起来，1920年代的作品虽然较早，其实比较易读。以前课本收录的几篇翻译作品，如胡适译的《最后一课》和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就都是1920年代作品。但由于戒严期间盲目改名出书的结果，台湾经典翻译以1940年代的直译为最多，造成文学作品就是翻译腔很重，很难读的普遍印象。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批的新译，一方面是让译者发声，有清楚的「生产履历」，让读者意识到你所读的是译者和作者合作的成果；一方面也希望除去「文学作品都很难读」的印象，让读者可以体会阅读经典的乐趣。
阅读世界经典文学是人文素养的一部分，但一种外语能力好到可以读原文的文学名作谈何容易，遑论三、四种以上的外语。英国的企鹅文库、日本的岩波文库、新潮文库等皆透过译本，为其国人引进丰富的世界文学资产。英美作家常引用各国文学作品；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这些着名作家，也常常在散文中提起世界文学的日译本。但台湾的文学翻译有种种不利因素，首先是前述的译本过时、译者消音现象；再来是英文独大，很多人看不起中文译本，觉得要读就要读原文(即使是英文译本也强过中文译本)；再来就是升学考试压力，让最该读世界文学的学生往往就错过了美好的文学作品，未来也未必有机会再读，极为可惜。我们希望借着这套译本，为翻译发声，让大家理直气壮地读中文译本；也让台湾的学生及各年龄层的读者，有机会以符合我们时代需求的中文，好好阅读世界文学的全译本，种下美好的种子。
图书试读
老大哥就是你 徐立妍
第一次读到《一九八四》是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本科普书上读到这本书的书名，一时兴起就跑到图书馆去借阅，那个时候其实还看不太懂，阖上书页就这样过去了，只是后来看到「老大哥」这三个字，我可以告诉人家这是从《一九八四》中来的。
再一次接触到《一九八四》，我从读者变成了译者，我对以前那个译本已经没什么印象，但是这次读起原文，我觉得《一九八四》的语言其实一点也不一九八四，完全没有年代久远的感觉，或许是因为欧威尔所建构的世界实在太超乎现实，不但重新划分国家疆界，在语言上也大胆设计出一套新语（newspeak）系统，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读，都不会显得老旧。
台湾最早的《一九八四》译本出现在民国四十一年，译者是王鹤仪先生，这个译本目前只有在图书馆才能翻阅，后来的译本也有如钮先钟、万仞（疑为假名），及彭邦桢的版本，但是民国七十年出现邱素慧翻译的版本后，其他版本就渐渐消失了，我大学时代读的版本想必也是邱素慧的译本，为了写这篇译序，我又重新读了这个译本，唯一的问题大概就出在语言的时代感，毕竟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译本，许多用字遣词现在读来有些拗口，尤其是人物的对话。
例如温斯顿和茱莉亚第一次在树林中幽会，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I hate purity, I hate goodness. I don’t want any virtue to exist anywhere. I want everyone to be corrupt to the bones.”
”Well, then, I ought to suit you, dear. I’m corrupt to the bones.”
邱素慧的译文在民国七十年或许听起来很合适：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完整无缺。我不需要任何道德，更不需要它存在任何处。我只要每人的骨头都腐蚀掉。」
「我该使你满足，亲爱的。我的骨头正在腐烂呢。」
不过说真的，现在说到「骨头都腐蚀掉」，可能只有CSI影集才会出现了，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就选择贴近现代口语：
「我讨厌纯洁，我讨厌善良！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烂到骨子里。」
「喔，这样的话，我应该很适合你，亲爱的。我就是烂到骨子里了。」
我在翻译每句对话的时候都会自己唸唸看，如果唸起来感觉很别扭，就会改变译法，甚至有时候会幻想某个演员来唸这段对话，自己想像如果电视上播出这段戏的话，我会不会觉得台词写得很烂。（是的，我想很多，不过这招对我很有效。）
其实翻译《一九八四》最大的挑战是要先理解温斯顿的思考逻辑，还有大洋国英社党的统治概念，否则有许多独白或宣传口令都很难抓到语气。
翻译接近完稿阶段时，正好遇上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逝世的新闻热潮，新闻媒体无所不用其极挖掘消息，尽量「深入」报导北韩国内情况，很多报导内容之荒谬会让人很难想像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但是比对《一九八四》的内容，就让人不得不佩服欧威尔的真知灼见，他居然能在一九四八年就塑造出一个这么荒谬又写实的极权国家，这是多么震撼的一记警告，他创造出「老大哥」这样的人物，现在也成为极权政治的代名词，还记得今年三月爆发的台北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争议，王家的房子遭到强行拆除后，周围围起了铁板围栏，有人在铁板上用喷漆画了一颗大眼睛，旁边写着：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抗议政府一意孤行的行动，看着稍早警察驱逐抗议民众的画面，不免让人心底发毛，在老大哥所统治的大洋国内，党就是一切，老大哥「看顾」着所有人，他的命令没有转圜的余地。
不过欧威尔大概没有想到网路会在短短六十几年间迅速发展，他写《一九八四》的时候还是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现代的作家在电脑上写稿，要删要改都容易多了，而且网路的力量也是另一种「老大哥」的体现，《一九八四》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接触不多，也没有其他管道得知别人的消息，温斯顿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茱莉亚的姓氏，只有党和老大哥才能够知道所有人的一切细节。现在有了网路的力量，要「人肉搜索」一点也不难，上传一张照片或一段影片，几小时后就能收到回覆，知道影中人的身分；你以为在网路上可以隐匿身分，其实透过IP或其他管道还是可以追踪到本人，欧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把监视工具叫做「电屏」（telescreen），在现代我们称之为「网路」。
每翻译一个字，我都能感觉到「老大哥」真实的存在。欧威尔抨击极权政府压迫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人民只能依循老大哥认可的规范生活行事，老大哥的眼睛随时随地监视着每一个人；而我，虽然不是生在极权统治的国家，但是仍然感受到无数双眼睛透过网路监视着我，当我翻译到这句：「老大哥正在看着你。」我看着电脑上开着网路浏览器视窗，想着：「不，老大哥就是你。」
用户评价
这本书《一九八四》，它给我最大的触动，莫过于对“人性”的探讨。在那个极度压抑的环境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甚至出卖自己最亲近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描写到的“情感罪”的概念。一个人因为爱，因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就可能被判定为有罪。这种将最基本的人类情感视为犯罪的行为，是多么的荒谬和残忍。这让我联想到，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是否会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或者“国家安全”，而放弃个人的情感，甚至牺牲个人的尊严？在台湾，我们经历过政治上的动荡，也听过一些关于告密、互相揭发的故事。虽然那和书里的情况相差甚远，但它让我看到了，当恐惧和猜疑弥漫，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就容易被摧毁。温斯顿和他喜欢的朱莉娅之间的感情，在那个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但也注定了他们的悲剧。这本书让我觉得，守护人性的善良和情感的自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评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化完《一九八四》这本书，它带给我的震撼是持久的。我最关注的是书中那个“思维警察”的概念，那种从内心深处去监控、去惩罚“异端思想”的机制，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我想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思维警察”，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敢去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敢去表达一些“少数派”的观点。生怕被别人贴上标签，被孤立，被排挤。这种自我审查，虽然不是直接的压迫，但它却比任何强制性的命令都更有效，因为它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书里温斯顿的最终屈服，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彻底瓦解。他放弃了抵抗，甚至主动去迎合那个压迫他的体制。这种从根本上被改变的结局，让我觉得，比单纯的死亡更加可怕。这本书让我反思，在追求所谓的“稳定”和“和谐”的时候，我们是否正在不知不觉地牺牲掉我们内心最珍贵的自由。
评分读完《一九八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对“历史”的认知，是多么重要。书里那个“真理部”，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篡改历史，把过去的一切都变成符合当权者意志的模样。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讲的故事，和现在在网上能看到的一些说法，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出入。这让我开始警惕，历史到底是什么？是被写出来的，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连过去都可以被轻易地篡改，那我们怎么去理解现在，又怎么去规划未来？书里的温斯顿，他努力地想要找到真实的过去，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被欺骗的，那种挣扎，我感同身受。在台湾，我们经历过白色恐怖，也知道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被掩埋。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可能忽视的危险。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连我们记忆中的某些片段都被“删除”或者“重写”，那我们还是我们吗？我们所珍视的那些价值观，又从何而来？这本书让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能够自由地去探究历史，去质疑，去发声。
评分《一九八四》这本书，它描绘的那个社会，真的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那个叫“新话”的语言，简直就是对人类思维的一种阉割。我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说的话、想的词，都被限制了，我们的思想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我想到我们平时的一些网络用语，有些词汇可能在特定语境下就会引起误会，甚至被“和谐”。虽然这和书里的“新话”完全不同，但它让我意识到，语言的力量有多么可怕，它可以被用来控制，也可以被用来解放。书里提到的“双重思想”，更是让我不寒而栗。一个人可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并且都真诚地相信它们。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精神扭曲，它瓦解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甘愿被摆布。我常常在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一边享受着某个品牌的便利，一边又知道它的生产过程可能存在问题，但我们却选择性地忽略，或者找到各种理由来安慰自己。这种“双重思想”，是不是也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判断力？这本书让我开始反思，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有清醒的自我？
评分我最近才认真地读了《一九八四》，不得不说，它的影响力真的不容小觑。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服从”的描绘感到震撼。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被训练成完全服从“老大哥”的指示，即使这些指示是违背常识，甚至是违背他们自己内心的。我联想到，在一些社会现象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人们为了融入群体，为了避免冲突，而选择盲目地跟随，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比如，在网络上，一旦出现一个热门的观点，很多人就会不假思努地去附和，甚至对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攻击。这种“群体思维”，虽然不像书里那样极端，但它也让我们看到，当个体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很容易被集体的意志所裹挟。书里温斯顿最后的转变，他不再反抗，甚至真心爱着“老大哥”，这种彻底的洗礼，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它让我开始反思，我们是否在某些方面，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思想改造”，而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评分《一九八四》这本书，老实说，我拖了很久才敢真正翻开。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压迫感，好像有什么不祥的预兆藏在字里行间。我身在台湾，经历过戒严时期，也亲眼见证了民主化进程的曲折，所以对于“极权”这个概念，总有一种莫名的敏感和警惕。我常常在想，那些历史的教训，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我们牢牢记住，不让悲剧重演。这本书的出现，就像一把利刃，毫不留情地撕开了那些我一直试图回避的恐惧。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是在大学里，当时和几个同学在讨论社会议题，有人提到了它，说这本书“非常重要”，让我有机会去思考“自由”的真正含义。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太遥远，太虚幻，离我的生活太远，直到最近，随着社会上一些声音的出现，我才觉得，或许是时候去面对它了。我买的那本封面设计很朴素，没有花哨的插画，只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冷峻字体，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展开的，是一场关于人性与权力、真实与谎言的残酷斗争。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感觉就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让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冲击。
评分《一九八四》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冰冷的警告。它不是在讲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像在提醒我们，那些最黑暗的可能性，其实就潜藏在我们身边。书里的“电幕”，无处不在的监视，让我联想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它们收集我们的数据，分析我们的习惯，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但谁能保证，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数据不会被滥用？我记得我曾经因为手机的一些设置，感到过不舒服，觉得好像自己的隐私被窥探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这本书让我对这种“便利”背后隐藏的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在用自己的“个人信息”，换取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当这种“安全感”被打破，我们又该何去何从？书里那个主人公的经历，他试图反抗，但最终却被改造成了一个完全顺从的机器，那种无力感，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心悸。这本书让我觉得，我们需要对科技的发展保持一份警惕，要时刻关注它是否会成为压迫的工具。
评分我最近读完《一九八四》，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那种无所不在的监视感。书里的“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你，从你的一言一行，到你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似乎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情况，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有双眼睛在看着你，在评判你。比如在社群媒体上，你发的每一条动态，点赞的人，评论的人，甚至是你浏览的内容，都在被某种算法记录着，被某种“大数据”分析着。虽然这不是直接的政治压迫，但那种被持续关注、被分析、被定义的感受，和书里描述的“思想罪”的确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形式更隐蔽，更“温和”。我常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自由，换来了某种程度上的“便利”或者“认同”？这种交易，到底值不值得？书里那个叫做“温斯顿”的主人公，他试图反抗，试图寻找真实的自己，但最终却被体制所吞噬，那种绝望感，让我不寒而栗。我总觉得，一个社会，如果连思想都不能自由，那其他的自由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思考，让我对当下所处的环境，有了更深的审视。
评分《一九八四》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清那些隐藏在社会深处的阴暗面。我特别在意的是，书中对于“思想控制”的描绘。当一个政权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甚至连人们的感受都可以被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政权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教科书上的内容，有时候会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让我们对某些事件或者人物的看法，会不自觉地受到引导。虽然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可以去接触不同的观点，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即使信息相对自由，我们的大脑依然可能被 subtle 的方式所影响。书里那些“老大哥”的宣传口号，一遍遍地重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这种力量，真的很可怕。我有时候会想，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各种信息，有多少是真正客观的，有多少是被某种意图所塑造的？这本书提醒我，保持批判性思维，不轻易接受任何单一的声音，是多么重要。
评分《一九八四》这本书，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对“真相”的消解。在那个世界里，真相是可以被随意制造和改变的，只要“老大哥”说什么是真相，那就是真相。我想到我们平时生活中，关于事实的争议，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解读事实的方式，这使得“真相”变得越来越模糊。书里那个“真理部”的工作，就是不断地销毁旧的记录，创造新的“事实”，让人们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过去。这让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无法建立共识，那这个社会将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操纵。我记得我曾经因为一件事情，和朋友争论不休，我们都坚持自己的说法，谁也无法说服谁。当时我就觉得很困惑，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事实”？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对“真相”的追求，是多么重要，而对“事实”的尊重，也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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