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计收10篇论文，既有综合性较强的，也有专题性明显的。但所有文章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变化有关。
先秦的「轴心突破」，是古代中国思想起源的关键，可以称作「思想」的这种东西，从古代的文化与心态中浮现成形。而经学在汉代的成立，儒教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则是中国思想史上关键性的发展。
汉晋之际的思潮以及玄学的兴起，是中国自儒教取得正统地位后的第一次思想巨变。而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两晋以后壮大以及道教的形成，是中古时期的另一变局，为中国的思想世界带来结构性的改易。
理学在宋代的崛起是中国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透过宋明理学尊崇的《大学》、《近思录》和《传习录》，可以解析理学家道德观的特质；而以王阳明为首要代表人物的心学在15、16世纪出现乃至于领时代风骚，则是理学传统的一大波动。
清初礼治思想的崛起，是明清之际思想变化中的一个重要面向；盛清考据学的兴起与理学的没落，则是传统中国最后一个重大的思想变动。而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以下的禁书重出，则为晚清思想新局及近现代的大变局提供了一个本土来源。
读毕本书，应该可以对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思想史上大部分的重要变局有所认识。
作者简介
陈弱水
1956年生于台湾屏东。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并长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聘研究员，并兼任台大文学院院长。专长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思想史。着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中国文化史》（合着）、《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以及论文数十篇。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史新论》总序 王汎森
导言 陈弱水
余英时
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
一、引 论
二、轴心突破与礼乐传统
三、天人关系的新转向
四、从巫传统到气化宇宙论
五、孔子与巫传统
六、从天人合一到内向超越
跋
陈 来
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教观念与伦理意识
一、殷商的祭祀宗教
二、西周的天命信仰
三、西周宗教观念转变的伦理意义
四、孝与西周春秋时代的德行
五、春秋时代的人文思潮
六、春秋时代的道德意识
七、春秋末年的礼仪之辨
金春峰
汉代经学与经学哲学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
一、时代的新问题与需要
二、天人之际
三、宇宙统一图式
四、古今之变
五、经学──统一的指导思想
六、经学──随时代而变化
七、汉代经学哲学之政治性及消亡
八、几个问题的历史分析
陈弱水
汉晋之际的名士思潮与玄学突破
上篇 玄学的突破
下篇 玄学兴起的背景
代结语：玄学与中古文化思想
葛兆光
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引言：在传统之外变──中古佛教与道教新知识的刺激
一、从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说起
二、唯一的中央之国还是四洲之一？佛教世界观对走出中国中心的影响
三、日中无影：中国与天竺究竟谁是天下之中？
四、十洲三岛、化胡及道教想像中的天下
五、幽冥世界：道教的酆都与佛教的地狱
结语：周孔不言与五经不载——来自异域和来自边缘的知识新世界
黄进兴
理学家的道德观——以《大学》、《近思录》与《传习录》为例证
一、《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二、《近思录》：「圣贤气象。」
三、《传习录》：「致良知。」
四、结语
吕妙芬
历史转型中的明代心学
一、道学的变调与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二、明中晚期社会转型的冲击
三、学说内涵的变化：明代心学与朱学的对话与发展
四、近代史中的「明代心学」
王汎森
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
一、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规范
二、社会的重建——以礼抗俗
三、士人世界的清整运动及四民秩序之再确立
四、与佛、道生命礼仪对抗
五、整合宗族及其他
六、宣传礼仪的小册子
七、丧礼改革运动
八、清初三《礼》学
九、结论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
一、帝制中国的经学
二、18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脉络
三、18世纪的经学与律诗复兴
四、清代训诂学与自然科学
王汎森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
一、禁毁的「涟漪效应」
二、褒诛并行的手法
三、文网的松弛
四、「国论」与「乡评」
五、明季遗献的复活
六、辛亥革命与禁书复出的关系
七、结论
英文目次
图书序言
《中国史新论》总序
几年前，史语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语所创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点事情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几经商议，我们决定编纂几种书作为庆贺，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史新论》。
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思潮有重大的变化，史语所同仁在开展新课题、新领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为了反映这些新的发展，我们觉得应该结合史学界的同道，做一点「集众式」(傅斯年语)的工作，将这方面的成绩呈现给比较广大的读者。
我们以每一种专史为一本分册的方式展开，然后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选择比较重要的问题撰写论文。当然对问题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总是牵就执笔人的兴趣，这是不能不先作说明的。
「集众式」的工作并不容易做。随着整个计画的进行，我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内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构想、集稿屡有拖延，不过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说「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我们正抱着这样的心情，期待这套丛书的完成。
最后，我要在此感谢各册主编、参与撰稿的海内外学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员会、联经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谨志
导言
一般来说，专书的导言很重要，导言说明一本书的题旨，解释主题的意义，介绍相关背景，甚至阐述研究方法，以备读者进入书的主体。至于论文集，就很难说了。论文集中的文章，往往课题分散，风格互异，导言常是功能性的，为一些不甚相同的东西，提供共聚一堂的理由。就本书而言，精华在论文，导言也不十分重要。在这篇文章，我想以编者的身分，谈谈本书的缘起，以及编辑过程中所生的感想，约略等于书中诸文的前菜，或许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特色以及中国思想史领域的认识。
这本书编集的过程非常漫长，长到已经是一段历史了。本书的筹备工作起于2004年春天。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先生(现为中研院副院长)邀集所内同仁，商议出版一套「中国史新论」，涵盖传统中国的各个主要面向，作为2008年庆祝创所八十週年的献礼。当时筹画这套丛书，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编写出来的成果，既能反映学术的最新进展，也能提出宽广的叙述和讨论，供专家以外的学者乃至一般知识人阅读吟味。
我承命主编「中国史新论」的思想史册，就依照这个方向规划。我把书名订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依此意旨，拟了十多个大概的课题，都跟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有关，然后邀请学者撰稿，希望各篇文章配合，能够构成一本内容实在而有启发的着作。至于个别文稿，则是期盼，既有综论的性质又有个人的深度，写作方式不必过于技术性，可以大量融入作者以及他人的既有成果。
我按照上述方向筹编本书，进展并不如预期，文稿出现多样化的情况。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包括何谓综论性的学术着作，各人的体会并不一致。又如，学者从事研究，很希望自己的文章有新意，有突破，但原创与宏观往往无法并存。另外我个人工作过多，经常荒废编务，与作者的联络和沟通不够积极，也进一步促成本书自然演化的态势。无论如何，经过多年邀稿、写稿、集稿而成的本书，大概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书中的论文既有综合性较强的，也有专题性明显的。其次，综论文章的主题固然都针对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即便专题论文，也都与此相关。本书虽然没有实现原初的构想，成为一本具整体性的着作，但仍有相当明晰的结构。读毕本书，应该可以对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思想史上大部分的重要变局有所认识。此外，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本书没有完全走综论的路线，却因此获得了若干深具创新性的研究，这是读者阅读本书就能自知的。简单说，就论文的形态而言，本书具有复合的性质，虽然全部文章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变化有关，但由于系统性不足，可能已不足以担当「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之名，在出版前，我决定将本书改题为《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希望平实地反映其内涵。
以下，要对本书做进一步的介绍。前面说过，本书的论文可分为综论和专题研究两类。依照这个区分，综论类有陈来(作者敬称略，以下同)〈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教观念与伦理意识〉、金春峰〈汉代经学与经学哲学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陈弱水〈汉晋之际的名士思潮与玄学突破〉、吕妙芬〈历史转型中的明代心学〉、艾尔曼(Benjamin Elman)〈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专题类则有余英时〈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思想世界的扩充与挑战〉、黄进兴〈理学家的道德观——以《大学》、《近思录》与《传习录》为例证〉，以及王汎森的两篇论文：〈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本书论文共十篇，一类五篇，也算巧合。上举诸文中，专题类都属于原创性的研究，这是无须特别说明的。至于综论类，也涵藏了许多作者个人的研究所得，有的还是在这些文章中首次发表。综论类与专题类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处理的现象范围较大，文中融汇比较多作者或他人的既有成果，在表达方式上，有些文章叙述多，引文比较少。上述的差别只是约略而言，实际情况并不那么明显。
本书诸文的主题也有可论之处。就涉及的时代而言，先秦部分有两篇(余英时、陈来)，汉代有一篇(金春峰)，中古有两篇(陈弱水、葛兆光)，宋元明两篇(黄进兴、吕妙芬)，清代三篇(艾尔曼、王汎森)，分布尚称平均。如果从中国思想史上重大转折的视角来看，先秦的两篇都是处理古代中国思想的起源及其主要内涵，也就是，可以称作「思想」这样的东西——或可界定为自觉程度较高的观念系统——如何从古代的文化与心态中浮现成形。在余英时的论文，他运用了雅斯培(Karl Jaspers)的概念，称此为「轴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金春峰的论文讨论经学在汉代的成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关键性的发展。陈弱水探讨汉晋之际的思潮以及玄学的兴起，则是中国自儒教取得正统地位后的第一次思想巨变。葛兆光从引进或创造新知的角度，处理佛教和道教对中国原有世界观的冲击。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两晋以后壮大以及道教的形成，是中古时期的另一变局，为中国的思想世界带来结构性的改易，重要性不言可喻。葛先生之文，是本书中唯一探讨非本土主流学术思想的论文，弥足珍贵，本书在这方面的比重可能过低，是一项缺憾。黄进兴透过宋明理学尊崇的《大学》、《近思录》和《传习录》，解析理学家道德观的特质，吕妙芬则多面检视明代心学。理学在宋代的崛起是中国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以王阳明为首要代表人物的心学在15、16世纪出现乃至于领时代风骚，则是理学传统的一大波动。王汎森论清初礼治思想之文，处理明清之际思想变化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艾尔曼则讨论盛清考证学的思想史涵义以及经学考证与科举、自然科学的关联；王汎森另一文借着探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以下的禁书重出，指出晚清思想新局的一个本土来源。上述最后的三篇论文，分别涉及清代初、中、晚期，前两篇针对传统中国最后一个重大的思想变动——理学的没落与考据学的兴起，最后一篇则触及了近现代的大变局。整体而观，本书虽然没有系统地辨识与论述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在这个问题上，唯一主要的缺漏也只有唐宋之际的变化，涵盖面算是相当广。
本书另一个值得介绍之处，和本丛书的宗旨有关。本丛书名为「中国史新论」，可以说，一个重要目标是在显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学科同仁以及其他学界同仁在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探索新问题上的成果。本书是《中国史新论》中的一册，是不是足以当「新」之名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要比较清楚解释这项评估，需要先作几点一般性的说明。在历史学中，思想史是个特殊的领域，相对小但长期保持活力，在知识界的重要性则起伏不定。思想史最明显的特点，可能是它的多学科或跨学科性质。人类过去的思想是很多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都关注的，包括哲学、文学、宗教学、政治学乃至新起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历史学者所独专，历史学中的思想史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同行常有密切接触，有时彼此的研究方式也差不多。举例而言，在20世纪的美国，对思想史领域成形贡献最突出的，可能是提倡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的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Lovejoy就是哲学训练出身，长期任教于约翰霍浦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哲学系 。思想史的跨学科性，在国际各主要学术圈都是如此。在中文世界，无法用现代西方学科来界定的中文系也以思想史为重要研究领域，更是突出的现象。思想史的跨学科性，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各种人文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理论性思潮，至少在英语系国家，这造成思想史学界中方法论与研究方法意识特别发达，思想史的研究取向也随之飘忽多变。中文思想史学界虽然不能说特别重视方法论的反省，但台湾自1960年代以后就深受英美学风感染，西方新近史学观念后来也进入中国大陆，中文思想史研究因此迭有新貌，是自然不过的事。
思想史领域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就是在不同的学术社群，往往有着殊异的样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文、英文、日本学术界都有活跃的思想史研究，但差别不小，德国的情况也可能相当不同。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还有待仔细查考。一个明显可见的因素是，思想史的历史相当悠久，而且来源多端，不完全是现代专业史学的产物。在欧洲，思想史最主要起自哲学史，根据学者的研究，19世纪以法国Victor Cousin(1792-1867)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哲学(eclecticism)，是造就近代哲学史意识的最大力量，事实上，Cousin本人已经使用「观念史」(l’histoire des idees)一词了。折衷主义以为，历史是最重要的哲学方法，人们唯有透过对哲学史的全面检视，找寻出哲学思辩中最普遍的元素和观念原则，解决其间的难题，才能够获得哲学真理。其他文化活动的历史，如文学史、科学史也都与思想史的形成有关。以文学史为例，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想认为，文学——特别是诗和神话——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文学的历史不啻等于心灵的历程。19世纪法国的文学史研究，已有接近后来思想史的做法，如以作者内心或历史脉络的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像，在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法国，当「科学性」的现代史学兴起之时，在强调变化即是本质的整体思想氛围中，许多学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所关心的心灵现象的历史，这些研究后来逐渐渗入历史学，或与历史学结合，形成了思想史学。思想史的来源既然如此复杂，而且经常是外于专业史学，某个社会的思想史研究，很自然受到当地一般人文学术传统或风气的影响，从而造成重大的社群差异。在中国，思想史并不纯是从外输入的，本土的思想史书写可以追溯到很早，《高僧传》系列中的「义解篇」，记述理学传统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及清代、民国初年其他的学案体着作，都是某种形式的思想史。直到现在，在中文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还存在新旧杂糅的情况，新与变不是这个领域发展的全貌。
如果说，在中文的学术环境，思想史研究既不断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又仍有旧传统的力量，那么本书之「新」，「新」在何处？要以什么时间为衡量的起点？我想，可以1970年代初期为起点，这是西方思想史学开始大举影响台湾的时刻。当时台湾所接受到的最主要观念，显然是「内在理路」研究法，影响可能长达20年之久。这个观念强调，思想史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本身，而且思想的演化与变动，往往最能从思想内部的因素——譬如过往的思想或思想传统的深层结构——得到理解。这种取向的研究，大大提升了台湾研治思想史学者解析观念、探查思想之间关系的能力，也使因果解释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内在理路」的风潮挑战了原来习于描述个案或探讨某人「生平与思想」的做法，对于思想史领域在台湾的明确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
我们如果拿本书的内容和上段所说对照，会发现，没有论文属于「内在理路」的取向，本书与这个取向的重要相异之点至少有二。首先，本书普遍重视思想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举例而言，余英时和陈来探讨古代中国思想的形成，都很注意这个「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与宗教的关系，余英时推论先秦诸子(含孔子)思想和巫文化的牵连，更是思入微茫，深富创意。此外，陈弱水论汉晋之际的名士思潮与玄学兴起，留意从文学作品探寻思想的踪迹；葛兆光之文，则由导入新知识或新世界想像的角度，来揭示佛教和道教的冲击。在本书最后一文，王汎森以物质性的变化——被禁的旧文本以各种形式问世，作为观察19世纪中期以后思想动态的透视点，颇有晚近西方人文研究中「物质的转向」(material turn)的意味。上述的做法，个别而言，大多已见于过往的研究，但整体观之，无疑反映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结合的新倾向。
其次，本书不少论文也关注思想和历史环境的关系，譬如思想变化中的政治社会因素或思想的社会文化影响，陈弱水论汉晋之际思潮、吕妙芬论明代心学、王汎森论清初礼治思想等文，都是明显的例子。思想应该从外在环境来取得了解，是人文研究中很早就有的想法，马克思主义的下层结构、上层结构之说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表现，在思想史的传统里，也一直是重要的观点，但相对于台湾1970、1980年代流行的取向，本书的这个方面也算有新意。人的意识受环境影响，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环境的反应，在常识上是很明显的。但在研究中如何具体指陈两者间的关系，有时难度很高，可以说，这是思想史领域中的永恆问题。
上面所谈的两点新意，远不足以概括本书的内容。如前所述，思想史领域具有多学科性，方法论意识发达，变化多端而又新旧学术因子夹杂。这种不完全推陈却出新的状况，导致研究多元化，本书于此也有所反映。举例而言，黄进兴的论文透过检视若干经典文本以及有关诠释，试图揭露宋明理学家共通的道德观，具有哲学意味，和本书其他论文的风格都不相同。此外，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并非採取单一取向，作者往往利用思想史领域所存在的各种思路，多角度地探讨自己的课题。以上是我对本书论文的一些粗略观察，提出观察的同时，也对思想史研究的一般状况稍有评说，希望所论尚无大误。
最后要问，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情况已经很好了吗？有没有重大的缺漏或挑战？答案是：有的。无论在经验事实的重建、已知事物的理解、问题的辨识、心灵和文化现象的发掘、研究取径的反思等方面，都还有非常多工作可做。至于怎么做，优先做哪些，原则性的谈论恐怕用处不大，重要的是，要在实际的研究进程中不断考虑，不断测试，不断实践。这里只想提出一点，和其他主要学术社群——如英美、欧陆、日本——的思想史研究相比，中文学界有一个明显的大空档，就是政治思想史。在西方和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相当发达，是思想史领域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甚至有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 。在很多社会的思想历程中，集体秩序如何建立、怎样才是正当的集体秩序、集体生活与人生价值的关系为何、政治权力当如何运用，一直属于核心的问题，政治思想在思想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属当然。但可怪的是，在中文学术界，政治思想史特别不发达，在近现代史的范围之外，无论是通论性着作或专题研究，都相当寥落。中国思想以现世关怀着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治」的问题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隐晦不彰，是相当讽刺的。
中文学界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忽略，原因显然很多，有些可能和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有的可能和他们的思想状态有关。让我猜测其中一个原因：不少人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政治思想就失去创造性，陈陈相因，缺少研究的意义。这种想法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思想？如何分辨值得研究和不值得研究的思想？应该指出，在现实世界，大部分思想创造性都不高，但思想的作用未必与创造性相关。以当前的台湾而言，人们最注意的思想现象是意识形态(ideology)，这显然就不属于有创造性的思想。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对所谓「意识形态」认识不足，这个概念的义涵为何，作为经验现象的意识形态有哪些样貌，都少有人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谈论往往变得无意义。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如果一个环境真的是被信仰、教条和意识形态所主宰，学者就有责任研究这些形态的思想，不如此做，而只上下求索找寻有深度、有新意的观念，是对历史的曲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深究这些看来僵硬的思想版图，说不定会有具启发性的发现。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视野扩展，新议题一再出现，但划地自限的情况还是有的。私意以为，我们应该有更强烈的探索心，努力了解思想运作的实态，以深化自我认识。这样的认识，也可能贡献于世界的改善。
陈弱水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购买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好奇心。然而，翻开扉页，我被作者的开阔视野和深刻洞察所震撼。他并非简单地罗列各种思想流派，而是将它们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令人赞叹的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既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又深刻分析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暴露出的局限性，并为后世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时，那种对时代局限性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晰把握。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引导读者进行独立思考，去发现思想演进的规律，去理解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的写作风格大气磅礴，又不失严谨细致，将中国思想史的宏伟画卷徐徐展开，令人回味无穷。
评分这本书的厚度和定价都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但当我翻开第一页，立刻就被深深吸引了。作者并没有像许多通史那样，将思想史仅仅作为历史的附属品，而是以一种宏大的视角，将中国思想的演变置于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宏大背景之下。开篇部分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梳理，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深入剖析了不同学派思想产生的土壤，它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各自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在论述儒家思想时，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孔孟的核心观点，更进一步探讨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阐释、被应用，甚至是被改造。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分析道家思想时，那种抽丝剥茧般的细腻，将老庄的哲学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揭示了其“无为而治”背后深层的社会批判意义。这种将抽象的哲学概念具象化，并置于历史长河中的写作手法，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思想史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全书的行文流畅，逻辑清晰，即使是没有深厚哲学背景的读者，也能在作者的引导下，逐步理解那些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
评分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漫游。作者以一种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带领我回溯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活水。从早期神话传说中的朴素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爆发，再到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思想整合，每一个阶段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佛教在中国传播和本土化过程的论述印象深刻，作者不仅仅介绍了佛教的核心教义，更深入分析了它如何与中国本土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相互激荡，并最终融入中国文化，催生了禅宗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宋明理学的分析更是让我眼前一亮，作者揭示了理学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体系，是如何回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挑战，以及其内部所存在的不同流派和发展脉络。整本书的论证严谨，引证丰富，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作者的笔触细腻，情感充沛，使得那些沉寂在历史深处的思想火花，重新在我眼前闪耀。
评分我一直对中国近代的思想转型感到困惑，这本书则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以一种令人惊叹的宏观视野，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想演进娓娓道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思想传入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刻反思与探索。书中对于维新变法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描绘，尤其精彩，作者不仅仅介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更深入探讨了他们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分析也同样鞭辟入里，作者没有将之简单视为一场反传统的文化革命，而是将其置于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多重面向。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革命思想的梳理，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分析了不同思潮之间的交流、竞争与融合。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呈现了思想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思想“为什么会这样”。
评分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它不像一本传统的教科书，而是更像一位博学的朋友，在与你娓娓道来中国思想的演进史。作者并没有试图构建一个宏大而统一的叙事框架，而是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和重要的人物，从他们的视角来展现思想的变迁。我特别喜欢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潮的解读，作者并没有将之简单视为一种消极避世的哲学，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内涵，揭示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的地位。对唐代佛道儒三教并存与融合的分析也同样精彩，作者展现了不同宗教思想如何在中国多元的文化土壤中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最终塑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全书的语言朴实而富有感染力，使得那些晦涩的哲学概念变得易于理解。这种以点带面、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让读者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思想的力量，以及思想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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