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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刘晓波而言，政治始终不是他的强项，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刘晓波本来是个诗人和美学家，性情也是如此，却被迫成为人权活动家和异议知识分子的领袖。

　　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这二十多年他一直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而如今，他年过半百的人生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的波动紧密唿应，并发挥着启迪人心的无限影响力。

　　本书作者余杰是刘晓波这十余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参与了二十世纪九○年代末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

　　二○○八年刘晓波因组织和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后，余杰便着手撰写本书，他不仅从刘晓波的日记和笔记中蒐集并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引荐下，访问了五十多名在刘晓波生命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深入交往的人士，当中包括了刘晓波的亲人、同学、好友、西方汉学家和媒体记者等，而这也使得本书堪称为到目前为止以刘晓波为主题的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记。

　　本书得到刘霞的委託授权，她并亲自与余杰讨论全书内容，成稿过程历时三年余。书中细腻记录刘晓波求学过程、爱情故事、参与人权活动始末，更旁及他的政治理念及以和平手段争取人权的理想，生动描写了刘晓波直率浪漫的性格，与其充满戏剧化的人生，是一部可读性高且具学术参考价值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余杰

　　一九七三年生于四川成都，为中国引领一时的畅销作家、享誉海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读北大中文研究所期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该书犀利评论大陆政治、社会、教育时弊，惊动学界与文坛，印行上百万册。当时在狱中的刘晓波读到此书，出狱后主动与余杰联系，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余杰自《火与冰》一书成名后，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视，更在当局的干预下，自研究所一毕业即失业，从此靠写作维生。他将个人遭遇改写成自传爱情小说《香草山》，备受年轻人喜爱。二○○四年因协助刘晓波编写中国人权状况报告，遭警方传唤，着作自此全面遭禁，但仍笔耕不辍，持续批判，在海外出版着作十余本，发表文章上千篇，成果丰硕。

　　二○一○年十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当局恼羞成怒，余杰亦受波及，遭到软禁、监视，甚至酷刑至昏死。经过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最后选择离开中国，于二○一二年一月携妻子和幼子流亡美国，并以「在自由世界中不断写出不负朋友们期待的好作品」自许。本书为流亡后出版的第一本着作。

序◎余英时
引子  刘晓波人生之四幕剧

第一章  黑土地上一少年
共产党将军的儿子∕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两度下乡，思想启蒙∕迟来的大学生涯

第二章   京城崭露头角
爱上大眼睛的女孩∕大右派恩师的得意门生∕横空出世的黑马∕比时装秀还要热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第三章  天安门学运的「黑手」
赴欧美讲学∕返回危城，飞蛾扑火∕从旁观、劝退，到坚守广场∕发动「四君子」绝食∕屠杀之夜∕落网

第四章  从零开始
阶下囚与悔罪书∕婚姻破裂∕与六四亡灵对话∕在「美丽新世界」寻找定位

第五章   一个人的战斗
与极权体制「死磕」∕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网路时代的公共空间∕突破结社限制，倡导写作自由∕出入于「大监狱」与「小监狱」之间∕如影随形的警察

第六章  地震前最后的预报：《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民主派中的枢纽人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我没有敌人」

第七章   刘霞：从灰烬中打造的幸福
诗歌竞技，饮食男女∕「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人间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艺术中获得自由∕探监的路何时才是尽头？

第八章  诺贝尔和平奖：是桂冠，更是荆冠
迟到二十一年的奖项∕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在此我将等候你，不见不散」∕「空椅子」揭露中共真面目∕自由之心，重新启航

附录一  看哪，那个口吃的人──我与刘晓波交往的点点滴滴
附录二  刘晓波年表简编

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

一、共产党将军的儿子

在专制国家，要成为一名坚持真理的异议人士，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难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缅甸的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为了留在祖国带领同胞争取民主，放弃了在英国牛津习以为常的贤妻良母角色。缅甸军政权不给她的家人签证，企图以亲情逼她出国。在丈夫麦可（Michael Vaillancourt Aris）重病的时候，翁山苏姬没能前去照料；直至麦可去世，她也未能与之见最后一面。不过，「他们一起作出了决定，这是很坚贞的情义」。

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时，也未能一併担当起好丈夫、好儿子和好父亲的多重角色。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让刘晓波最痛心的结局，是与妻子陶力离婚。离婚协议送到监狱中之时，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往在无数崇拜者索取签名的笔记本上签名，他的笔迹是何等潇洒流畅。

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他们的儿子刘陶由陶力抚养。那时，刘晓波尚在狱中，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养育孩子。即便出狱后，他的生计也没有着落，长期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只能让儿子跟着母亲和外公、外婆过。

这段时间，是刘晓波人生中的最低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接受任何记者的採访，尽量缩小社交范围，更不想多见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种牵连的人。看书、念英文、和女朋友相爱、和朋友聊天，时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岁的儿子。」

不久后，陶力移居美国。儿子刘陶住在外公、外婆家，直到中学毕业后才赴美念大学。在这几年里，刘晓波偶尔去探望儿子，这是他与儿子之间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触。后来，在被劳动教养的三年里，刘晓波只好委託新婚的妻子刘霞去探望孩子。刘霞在探监之后，又不辞劳苦地去探望刘陶，成为父子间沟通的一个管道。而刘晓波第三次出狱时，儿子已经赴美留学。

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陶力的父母陶德臻、浦漫汀这对老夫妇，在外孙刘陶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外公、外婆轮流从早到晚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陪他做功课，给他开家长会，还常常带他出去玩，包括同事间的聚会也常常带着他。小小的流着鼻涕的陶陶，在年过花甲的外公身边，不像个隔辈的外孙，倒更像是「陶家小老四」，外公、外婆的「小老疙瘩」。

刘陶的姨妈陶宁在一篇回忆父亲陶德臻的文章中写道：「您最钟爱的外孙陶陶，现在不仅长得比我们三个都更像您，虎背熊腰，而且举手投足，言谈举止，处处和您如出一辙！看着这孩子，妈妈和我常常会突然愣住──我们眼前的，明明就是一个年轻的您啊！他超乎常人的优异成绩，他令人赞叹的仁义心肠，他的德才兼备，至善至孝，都使周围的人惊异万分，常常有人向姐姐『取经』，问这样的好孩子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姐姐总是告诉别人，这孩子是他外公带出来的！」

本来，儿子应该最像父亲。父亲的角色在刘陶的生命中缺席，便只好由外公来扮演。陶德臻去世后，刘陶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有幸体验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祖父的爱。」外公每天都带他去买菜，每次一进商店，刘陶就会直奔点心柜台冲去。刘陶特别喜欢那家店里的法式点心，每次总要外公买几种。那些点心一块就要四元钱，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外公从不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出嫌贵的模样，让孩子随便要。也许，外公心里想，这个孩子太可怜了，父亲几次入狱，母亲远赴美国，所以要尽可能地满足他物质上的要求。

几年后，刘陶长大了，他才知道，每月花二十多元买点心对于这个家庭是很奢侈的。那时候，外公作为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用在给外孙买点心上的钱就占了他工资的十分之一。外公为了省钱给外孙买点心，自己早上只吃稀粥和咸菜。

在这种情形之下，刘陶跟外公的感情很深，跟父亲的感情很淡。二○一○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刘陶刚满二十七岁，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也许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六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大部分父爱的孩子，早已大学毕业，大概也成家立业了，却不曾在任何媒体上公开谈及父亲。也许，未来总有一天，刘陶会理解父亲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并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刘晓波曾告诉朋友，最近这些年来，他与儿子联系很少。从私人领域的父子情感而言，他在「六四」屠杀之后便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尽管不是永远地失去。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多大的隐痛啊。

孩子远去了，刘晓波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比之悲惨千百倍的，是那么多孩子在那个夜晚和那个黎明死去，那么多的父亲和母亲丧失了他们本来的名份。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些笑颜如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没有被毁灭，因为刘晓波坚信：「每个夜晚／亡灵都能触摸到母亲的天空／像十月怀胎／倾听母亲的心跳。」从那天晚上开始，刘晓波便是为这些死去的孩子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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