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罪:刘晓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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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对刘晓波而言,政治始终不是他的强项,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刘晓波本来是个诗人和美学家,性情也是如此,却被迫成为人权活动家和异议知识分子的领袖。

  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这二十多年他一直无法过正常的生活;而如今,他年过半百的人生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的波动紧密唿应,并发挥着启迪人心的无限影响力。

  本书作者余杰是刘晓波这十余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参与了二十世纪九○年代末以来刘晓波从事的所有人权活动。

  二○○八年刘晓波因组织和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后,余杰便着手撰写本书,他不仅从刘晓波的日记和笔记中蒐集并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引荐下,访问了五十多名在刘晓波生命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深入交往的人士,当中包括了刘晓波的亲人、同学、好友、西方汉学家和媒体记者等,而这也使得本书堪称为到目前为止以刘晓波为主题的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记。

  本书得到刘霞的委託授权,她并亲自与余杰讨论全书内容,成稿过程历时三年余。书中细腻记录刘晓波求学过程、爱情故事、参与人权活动始末,更旁及他的政治理念及以和平手段争取人权的理想,生动描写了刘晓波直率浪漫的性格,与其充满戏剧化的人生,是一部可读性高且具学术参考价值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余杰

  一九七三年生于四川成都,为中国引领一时的畅销作家、享誉海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读北大中文研究所期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该书犀利评论大陆政治、社会、教育时弊,惊动学界与文坛,印行上百万册。当时在狱中的刘晓波读到此书,出狱后主动与余杰联系,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余杰自《火与冰》一书成名后,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视,更在当局的干预下,自研究所一毕业即失业,从此靠写作维生。他将个人遭遇改写成自传爱情小说《香草山》,备受年轻人喜爱。二○○四年因协助刘晓波编写中国人权状况报告,遭警方传唤,着作自此全面遭禁,但仍笔耕不辍,持续批判,在海外出版着作十余本,发表文章上千篇,成果丰硕。

  二○一○年十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当局恼羞成怒,余杰亦受波及,遭到软禁、监视,甚至酷刑至昏死。经过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最后选择离开中国,于二○一二年一月携妻子和幼子流亡美国,并以「在自由世界中不断写出不负朋友们期待的好作品」自许。本书为流亡后出版的第一本着作。

铁幕下的回响:历史的证词与个人的坚守 《铁幕下的回响:历史的证词与个人的坚守》 是一部深度聚焦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意识形态高压与社会剧变面前,所经历的内心挣扎、学术探索与人格塑造的宏大叙事。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传记,而是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及核心思潮的梳理与剖析,试图还原一个复杂时代的面貌及其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 本书的叙事视角横跨数十年,从一个动荡年代的萌芽时期开始,直至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折的过渡阶段。它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口述回忆与私人信函,力求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历史景观。 第一部分:知识的熔炉与理想的初现 本卷着重描绘了主人公及其同辈学人在特定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的经历。那个时期,学术的氛围既有旧式经典的沉淀,也涌动着新思潮的冲击。作者细致入微地勾勒出课堂内外发生的思想辩论,描绘了青年学子们如何在新旧观念的夹缝中寻找知识的立足点。 学术的根基与代际的传承: 详述了当时学界对西方人文社科思潮的引进与消化过程。重点剖析了某一学派的理论框架如何对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书中描绘了师生之间那种近乎于“托孤”般的精神传递,以及老一辈学者如何在逆境中坚守学术的纯粹性。 时代的脉动与个体的觉醒: 描述了社会政治环境如何逐渐收紧,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如何从学术讨论转向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呼声。通过对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事件的侧写,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对“何为良知”、“何为责任”的初步探讨与分野。 第二部分:高压下的学术探寻与精神抗争 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它探讨了在极端环境下,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学术研究来维护其精神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 “地下”的思想耕耘: 本章详细记录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审查与压制下,知识分子如何以隐晦的笔法、借用外来理论的外壳,进行深层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对某一经典文本的“重读”运动,如何成为一代人绕开审查、传递异见的方式。书中引用了大量未曾公开的手稿片段,揭示了当时思想界隐藏的暗流。 人性的考验与道德的抉择: 面对来自权力机构的压力,书中刻画了不同人物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不同选择。有人选择了沉默与退守,有人则在私下保持着不屈的姿态。作者并未简单地进行道德审判,而是深入探究了选择背后的复杂人性、家庭责任与个人信念的权衡。其中,对“举报”与“保护”等敏感历史片段的还原,力求还原历史的复杂性。 流放与重塑: 对知识分子被下放或流放的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描写。这种强制性的“再教育”过程,如何打碎了原有的精英身份,迫使他们直面底层民众的生活,并从这种痛苦的经验中,获得了对社会更深层的理解与洞察。 第三部分:时代的转折与思想的回归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向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的禁锢开始松动。本书的第三部分聚焦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解冻”的时期,重新站上讲台,并尝试重建被破坏的学术秩序与社会伦理。 重建学术的失落: 详述了回归后的学者们面对的巨大挑战——人才的断层、学科的荒芜以及国际学术前沿的飞速发展。书中记录了他们如何筚路蓝缕地恢复教学、培养新生代,以及他们在国际交流中如何努力弥补失落的几十年。 个体价值与集体叙事的冲突: 随着社会对个人主义的重新接纳,老一代知识分子在“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的回归之间,产生了新的思想碰撞。书中探讨了他们如何调和自己过去激进的理想主义,转向更注重社会制度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务实方向。 历史的沉淀与反思: 尾声部分,作者对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反思。他们的坚守,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必然,还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普遍人性光辉?书中通过对多位人物晚年生活状态的描摹,暗示了历史对所有参与者的最终裁决,往往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更为深远。 《铁幕下的回响》 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进入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窗口。它关注的不是宏大的政治斗争,而是那些在阴影中坚持思考、在逆境中守护真理的个体所发出的微弱但持久的回响。本书是一部关于记忆、责任、学术尊严与人类韧性的深刻记录。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序◎余英时
引子  刘晓波人生之四幕剧

第一章  黑土地上一少年
共产党将军的儿子∕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两度下乡,思想启蒙∕迟来的大学生涯

第二章   京城崭露头角
爱上大眼睛的女孩∕大右派恩师的得意门生∕横空出世的黑马∕比时装秀还要热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第三章  天安门学运的「黑手」
赴欧美讲学∕返回危城,飞蛾扑火∕从旁观、劝退,到坚守广场∕发动「四君子」绝食∕屠杀之夜∕落网

第四章  从零开始
阶下囚与悔罪书∕婚姻破裂∕与六四亡灵对话∕在「美丽新世界」寻找定位

第五章   一个人的战斗
与极权体制「死磕」∕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网路时代的公共空间∕突破结社限制,倡导写作自由∕出入于「大监狱」与「小监狱」之间∕如影随形的警察

第六章  地震前最后的预报:《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民主派中的枢纽人物∕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我没有敌人」

第七章   刘霞:从灰烬中打造的幸福
诗歌竞技,饮食男女∕「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人间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艺术中获得自由∕探监的路何时才是尽头?

第八章  诺贝尔和平奖:是桂冠,更是荆冠
迟到二十一年的奖项∕为什么颁奖给刘晓波?∕「在此我将等候你,不见不散」∕「空椅子」揭露中共真面目∕自由之心,重新启航

附录一  看哪,那个口吃的人──我与刘晓波交往的点点滴滴
附录二  刘晓波年表简编

图书序言

序∕余英时

  余杰写刘晓波的传记,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刘晓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当行的作传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刘晓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写传对象。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作进一层的解释,暂止于此。现在让我对这部传记作一高度概括性的介绍,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我认为本书有三个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本书并非孤立地呈现刘晓波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将它置于整个历史变动的大脉络之中。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成长和发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来。从十一岁到二十一岁(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是他在精神上启蒙和奠基的阶段,但恰好处于「文革」时期。「文革」虽是中国人的普遍灾难,却意外成为刘晓波的一种福祉,使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缚。这一点点自由的幼苗不断在他心灵中茁壮,终于成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刘晓波。难怪他后来要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则是刘晓波生命史上第二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专业研究,取得了博士学位(一九八八年),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御,自八○年代初开始,便冲出了文学专业的领域,而驰骋在思想和文化这一更广阔的世界中。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记住:这一段时期,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主持党和政,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的局面。本书在叙事过程中便隐隐约约地将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透露了出来。例如提到刘晓波在一九八八年应邀赴挪威讲学,作者写道:

  那时「反自由化」运动经赵紫阳的抵制逐渐淡化,北师大的「小气候」相对宽松,他得以顺利出国讲学。

  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到二○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晓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阶段,本书叙事主要聚焦于此。全书共八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属于第三阶段,因此记录十分详尽。在这六章的长篇叙述中,晓波个人在这二十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历史脉络紧密相连的。所以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动态也随着晓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由于东欧和前苏联先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亡党」的恐惧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旋律。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共在过去二十年中怎样时轻时重地惩罚晓波,这一点便显露无遗了。无论是短期监禁、在家软禁、或「劳动教养」,都和他的言行对于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一一相应。换句话说,对政权的威胁越大,惩罚也越重。毫无疑问,晓波在二○○八年底所推出的《零八宪章》构成了对「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可以引发初稍后在中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则晓波为什么在《宪章》发表前夕(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被祕密拘禁,并在一年之后(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一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二,本书记述晓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当详尽,我们稍加推导,便能看到他的心灵发展的整体过程。这是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前面提到晓波精神进程的三个阶段,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三个阶段是一种内在理路的展开,由低而高,逐层拓广。他在第一阶段所获得高度自由为他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徐友渔曾以「思想彻底」作为晓波的主要「特征」,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转语,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露。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中度过的,所以他没有受到长期而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权威挑战的心态。此外他和同时少年一辈相比,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经验,即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这几年,他随父亲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插队。在这个草原、荒漠与森林的广阔边境,他可能有机会和当地农民、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也许由于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写作之中往往贯注着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体现与向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晓波的「思想彻底」。

  晓波思想的「彻底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姑且举一二事例为证。首先,从消极方面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从意识形态到统治都持完全反对的态度。以意识形态而论,他对八○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启蒙者提出锋锐的批判,并不是抹煞他们的重大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够彻底,「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再就现实政治来说,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便公开发表了〈混世魔王毛泽东〉的评论,这更是彻底拒斥中共政权的一种明确表示。

  其次,再从积极方面看,晓波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同样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前面曾指出,晓波在思想成长最初阶段已完全认同自由的价值。但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中,他则不断地致力于自由的深化和扩张。从他最早(一九八四年)发表的〈论艺术直觉〉和〈论庄子〉两文来看,他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寻求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他特别注意到庄子的缘由。因为,一方面,《庄子》这部书恰好体现了最纯净的自由精神。自严复至萧公权,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现代学人,都对《庄子》有这样的理解,如〈逍遥游〉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则是「最彻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庄子》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但是晓波很快地便将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广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轰动一时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即其明证。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责的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但事实上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遥指「党天下」的统治。这可以说,在扩充的过程中已将自由深化了。

  一九八八年晓波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这也是对自由进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论文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其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因审美得自由」。当时美学讨论很热烈,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也相当流行;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晓波所选择的论题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别强调「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显然由于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译《判断力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论断:我们对于纯粹的「美」的判断必须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赋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自由的」(free)。换句话说,人只有处在这样一种「自由」状态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断。(他称此为「自由的美」,free beauty)。这里毋须追究晓波和康德之间的异同,但晓波论文的主旨是要使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学的层次,则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审美与人的自由》这部专论必须看作是晓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但晓波关于自由的最后、同时也是最圆熟的理解,则见于《零八宪章》。《宪章》第二节〈我们的基本理念〉噼头便说: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宪章》当然代表着所有起草人和签署人的共同理念,并不是晓波一人之见。然而,由于晓波是两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这一特别提法也同时折射出他个人长期探索自由真谛的终极体悟。

  最后,我要指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晓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长历程在叙事中逐步呈现了出来。余杰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天纵之圣」。因此他并不讳言晓波早年所遭受的种种批评,如廖亦武说他「好斗」、「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轻的刘晓波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也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吸引人们的眼光。」但是通读全书,最使我感动的则是晓波的精神境界随着他的苦难经历而一层一层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从美国赶回天安门广场是这一精神旅程的始点。从「六二绝食」到说服戒严部队让几千学生从广场撤离,晓波的心态显然已从早年的激进转向和平渐进。这当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狱和出狱后的监视、软禁、传唤、暴力殴打、「劳动教养」……种种数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所以二○○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道:

  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这是印度甘地最后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坚守」下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修练自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静坐涵养」(如二程、朱熹),另一条是「事上磨炼」(王阳明),晓波的精神旅程是循着「事上磨炼」的方式完成的。这一旅程在本书中有极其生动的记述,读者必须熟读深思而自得之。

  这里我愿意用我和晓波的两次短暂的直接接触,为他精神升进的实况作见证。我第一次和晓波会面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当时有一场讨论中国大陆情势的聚会在纽约举行,来自大陆的与会者包括刘宾雁、王若水、阮铭等人,晓波也在应邀之列,因为他恰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和我的谈话。我事先已听说他是大陆文坛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问他是否已习惯于美国的学院生活?纽约和北京对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他相当激动地说,他完全不能适应纽约生活的孤寂和淡而无味。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讲演,听众不计其数。每次讲完,必得到无数的「鲜花」和震天的「掌声」。「鲜花」和「掌声」是他的原话,他一再强调,因此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但那一天(四月十五日)恰好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和北京大批学生游行悼念的报导,与会者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一新闻所转移,我和晓波的对话也就此中断了。我当时虽然很欣赏他的坦率,但终觉得他过于受当时大陆上浮躁风气的感染,虚荣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后听说他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回到北京,积极参加了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我对他的印象立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遗憾的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和他再见面的机会。

  我第二次和他接触是通过长途电话,事在二○○七年夏天,距初晤已十八年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心血来潮,从北京家中打电话向我致意。他当时非常忙碌,除了争取人权的许多活动外,他又接办了苏晓康「民主中国」的网站,同时还担任着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对他当然十分关切,电话上大约谈了十几分钟。最使我感觉深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态度和语气与十八年前判若两人。他变得心平气和,富于温情而全无激情;涉及中国前景之类的大问题,他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余杰对晓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写:

  九○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用刘霞的话来说,就是越来越让人感到「舒服」。

  我和晓波的两次谈话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观察互相印证。

  我在序文的开头说,由余杰执笔为晓波写传,是「天作之合」。现在我可以交代一下这句话的根据何在。我的根据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哪,这个口吃的人〉(见本书附录一)。以年龄而言,晓波和余杰是两代的人,但他们却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们之间的「气类」相近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读者只要能细细体味余杰这篇回忆的文字,必能得之。陈寅恪形容他和王国维之间的关系,写下了「许我忘年为气类」之句;他们也是「气类」相近的两代人。陈寅恪写〈王观堂先生挽词〉和〈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都传诵一时,流播后世,正是由于「气类」相近,惟英雄才能识英雄。现在余杰写晓波生平,不但有过去,还有长远的未来,携手开拓共同的精神世界。这将是历史上一个最美的故事。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于普林斯顿

引子∕刘晓波人生之四幕剧

  二○一○年十月九日,也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次日,中共当局安排刘霞与刘晓波会面。

  刘晓波告诉刘霞,之前他已经由监狱方面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面对刘霞,刘晓波激动地流下眼泪,并说:「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

  刘晓波被中共关押在监狱之中,成为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多的历史上第二位在狱中的获奖者。由于刘晓波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在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罕见地设置了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空椅子。

  最支持刘晓波的捷克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天鹅绒革命后当选捷克总统,但他仍然不喜欢穿着正式的服装。他拒绝了朋友奥地利王子施瓦森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买给他的西装,「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维尔说,「这会让我看起来像个小白脸。」他通常就穿一件套头衫和牛仔裤,踩一辆踏板车在城堡的走廊里穿梭。

  与哈维尔相似,刘晓波在穿着上也是随意而简朴。他不习惯穿西服打领带,有一次,朋友请他去一家高级的俱乐部吃饭,他穿着牛仔裤就去了,结果侍者非得让他换一条西裤才能入内,让他很不高兴,勉勉强强地才换了裤子。八○年代,刘晓波风头正劲的时候,他在北师大的讲台上随随便便地穿着旧牛仔裤和拖鞋。刘晓波博士班的同学孙津说,那时,我行我素的刘晓波经常「背一个破书包,穿个短裤、拖鞋,上身是一件T恤」。当有人非议刘晓波的打扮时,刘晓波得意地回答说:「我这一身衣服,还不到十块钱!」

  如果将来有一天,刘晓波获得了自由,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启动。那时,刘晓波会不会被邀请到奥斯陆市政大厅,诺委会为他补上一场颁奖典礼?那么,在颁奖典礼的现场,刘晓波会不会身穿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西服呢?西装革履的刘晓波,不知该是怎样的模样?

  ◆◆◆

  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如果」,刘晓波也不例外。

  如果刘晓波的父亲不是文学教授,如果刘晓波没有当过知青,如果刘晓波没有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并加入「赤子心」诗社,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他会成为一名笨拙的工程师吗?

  如果刘晓波没有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如果刘晓波没有发表那篇新时期文学充满危机的发言,如果刘晓波没有挑战思想界前辈李泽厚,他会是一名谨言慎行的美学教授,并一生默默无闻吗?

  在天地玄黄的一九八九年,如果刘晓波老老实实地在国外当访问学者,而不是如飞蛾扑火般回国;如果刘晓波只是学运的旁观者,而没有发起「四君子」绝食;如果刘晓波没有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并劝说学生撤离,他会免于牢狱之灾吗?

  在全民「下海」的九○年代,如果刘晓波转而经商弄潮,如果刘晓波重新走入象牙塔做考据式的学问,如果刘晓波在写作畅销书方面动用一丁点才华,他会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惺惺作态的「儒商」吗?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如果刘晓波不曾当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并为言论自由奋战,如果刘晓波没有在海外媒体和网站上发表数百万字的政治评论,如果刘晓波没有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他会第四度入狱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吗?

  每一个「如果」,都有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岔口。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如果中国没有刘晓波,或者如果刘晓波的责任感──也可以称之为责任感和企图心等的种种混合物──不够强,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

  刘晓波的存在,刘晓波的受苦,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并不单独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考虑到周遭的世界,并负担起共同的责任。刘晓波依据自己的良心,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也因而立下一个典范,让我们知道如何自处于世。

  ◆◆◆

  一九七七年,当时二十二岁、当过多年知青的刘晓波考入大学,是其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起点。此后的三十多年,刘晓波的成长历程和公共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者说四个剧幕。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刘晓波的学习时期、发轫时期和成名时期。

  广义的八○年代,包括七○年代末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一段蓬勃向上、充满希望的时期。尽管其间也有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但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约束和控制之下,此类「回潮」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对文化思想界造成致命之伤害。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九年才告中断。

  刘晓波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自己也成为其中的推波助澜者。他从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进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着述洛阳纸贵,他的演讲风靡校园。

  一九八九年春,学运潮起,刘晓波毅然返回国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马」而为「黑手」,由「书斋中人」而为「行动中人」,由「青年导师」而为「国家公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时代亦告终结。

  是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一幕剧」。

  ◆◆◆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是刘晓波的入狱时期、受难时期和沉潜时期。

  此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停滞、经济腾飞的十年,是知识分子集体溃败、基本价值悬置的十年。在邓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号之下,中国民众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剥夺、人权被侵犯的现实,一门心思赚钱去,钱成为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在知识界内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文化热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许和鼓励下,相继兴起。与之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日渐边缘化。

  这十年间,刘晓波因为积极介入人权活动,先后三度、有近六年的时间失去自由。即便在狱外,他也常年遭到国保警察(国内安全保卫警察之简称)的严密监控、跟踪,甚至被非法软禁,生存状况极为恶劣。但是,刘晓波没有放弃、没有气馁、没有因为被大众遗忘而焦虑不安,而是继续阅读文献、观察社会、联络同道,寻求新的发力点。

  在此期间,刘晓波多次起草、组织和发表唿吁当局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和为「六四」平反等主题的公开信。不过,他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异议人士的圈子内活动,基本上是「孤独的先行者」的角色。

  此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二幕剧」。

  ◆◆◆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是刘晓波的政论写作时期、公共知识分子时期和人权活动家时期。

  这一期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腐败问题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共对外宣示「大国崛起」,输出「中国模式」;对内宣扬「和谐社会」,实则暴力「维稳」,祕密警察日渐猖獗。

  另一方面,公民社会逐渐萌芽和壮大,NGO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网路的普及带来前所未有的资讯自由。而知识界也出现了更大的分化,被招安和主动缴纳投名状者如过江之鲫。

  中国式极权主义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异。大部分人都向这副忽而龇牙咧嘴忽而口蜜腹剑的丑恶面目低头臣服,并自我辩解说:「既然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吧。」于是,犬儒主义盛行,各阶层一起溃败,中国社会失去了变革的动力。

  这一时期,刘晓波仍然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不过,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时期」遭到短期软禁和传唤之外,并没有再度入狱,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在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加上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他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热情,「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

  其中,在二○○三年至二○○七年间,刘晓波连任两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使笔会的重心由海外转移到国内。在一帮同仁的配合与支持之下,将笔会打造成中国大陆第一个突破当局结社限制、捍卫言论自由、推动中文文学的独立社团。二○○八年,刘晓波卸任笔会会长,又投入《零八宪章》的修订和组织工作,直至当年十二月八日被捕。领导独立中文笔会和《零八宪章》运动,凸显出他的一个新身分:民间社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此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三场幕剧」。

  ◆◆◆

  第四个阶段,从二○○九年至今。

  从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破门而入那一刻起,刘晓波即失去自由。二○○九年十二月,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二○一○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囚禁了刘晓波的身体,但中共当局已经无法让刘晓波这个名字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刘晓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本质。只要刘晓波仍然被关押在狱中,无论戴上什么样的面具,中共都无法掩饰其狰狞面目。

  而诺贝尔奖的荣誉,也将刘晓波推到一个新的位置。尽管刘晓波的价值并不单单由诺贝尔奖来定义,但诺贝尔奖让刘晓波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有了更强大的着力点。刘晓波的好友陈军指出:「我深信晓波在这方面是有自我期许和准备的。他如果能继续他的坚持,继续他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他也会像哈维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一样,对中国有更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力,这有可能比在具体环境中推进中国民主化来说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胜任这个角色。」在不久的将来,刘晓波有没有可能举起那根撬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槓桿呢?

  关于刘晓波未来的「第四幕剧」,让所有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人拭目以待,并充满无限想像。

图书试读

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

一、共产党将军的儿子

在专制国家,要成为一名坚持真理的异议人士,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难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缅甸的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为了留在祖国带领同胞争取民主,放弃了在英国牛津习以为常的贤妻良母角色。缅甸军政权不给她的家人签证,企图以亲情逼她出国。在丈夫麦可(Michael Vaillancourt Aris)重病的时候,翁山苏姬没能前去照料;直至麦可去世,她也未能与之见最后一面。不过,「他们一起作出了决定,这是很坚贞的情义」。

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时,也未能一併担当起好丈夫、好儿子和好父亲的多重角色。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让刘晓波最痛心的结局,是与妻子陶力离婚。离婚协议送到监狱中之时,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往在无数崇拜者索取签名的笔记本上签名,他的笔迹是何等潇洒流畅。

在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他们的儿子刘陶由陶力抚养。那时,刘晓波尚在狱中,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养育孩子。即便出狱后,他的生计也没有着落,长期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只能让儿子跟着母亲和外公、外婆过。

这段时间,是刘晓波人生中的最低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接受任何记者的採访,尽量缩小社交范围,更不想多见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种牵连的人。看书、念英文、和女朋友相爱、和朋友聊天,时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岁的儿子。」

不久后,陶力移居美国。儿子刘陶住在外公、外婆家,直到中学毕业后才赴美念大学。在这几年里,刘晓波偶尔去探望儿子,这是他与儿子之间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触。后来,在被劳动教养的三年里,刘晓波只好委託新婚的妻子刘霞去探望孩子。刘霞在探监之后,又不辞劳苦地去探望刘陶,成为父子间沟通的一个管道。而刘晓波第三次出狱时,儿子已经赴美留学。

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陶力的父母陶德臻、浦漫汀这对老夫妇,在外孙刘陶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外公、外婆轮流从早到晚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陪他做功课,给他开家长会,还常常带他出去玩,包括同事间的聚会也常常带着他。小小的流着鼻涕的陶陶,在年过花甲的外公身边,不像个隔辈的外孙,倒更像是「陶家小老四」,外公、外婆的「小老疙瘩」。

刘陶的姨妈陶宁在一篇回忆父亲陶德臻的文章中写道:「您最钟爱的外孙陶陶,现在不仅长得比我们三个都更像您,虎背熊腰,而且举手投足,言谈举止,处处和您如出一辙!看着这孩子,妈妈和我常常会突然愣住──我们眼前的,明明就是一个年轻的您啊!他超乎常人的优异成绩,他令人赞叹的仁义心肠,他的德才兼备,至善至孝,都使周围的人惊异万分,常常有人向姐姐『取经』,问这样的好孩子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姐姐总是告诉别人,这孩子是他外公带出来的!」

本来,儿子应该最像父亲。父亲的角色在刘陶的生命中缺席,便只好由外公来扮演。陶德臻去世后,刘陶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有幸体验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祖父的爱。」外公每天都带他去买菜,每次一进商店,刘陶就会直奔点心柜台冲去。刘陶特别喜欢那家店里的法式点心,每次总要外公买几种。那些点心一块就要四元钱,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外公从不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出嫌贵的模样,让孩子随便要。也许,外公心里想,这个孩子太可怜了,父亲几次入狱,母亲远赴美国,所以要尽可能地满足他物质上的要求。

几年后,刘陶长大了,他才知道,每月花二十多元买点心对于这个家庭是很奢侈的。那时候,外公作为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用在给外孙买点心上的钱就占了他工资的十分之一。外公为了省钱给外孙买点心,自己早上只吃稀粥和咸菜。

在这种情形之下,刘陶跟外公的感情很深,跟父亲的感情很淡。二○一○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刘陶刚满二十七岁,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也许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六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大部分父爱的孩子,早已大学毕业,大概也成家立业了,却不曾在任何媒体上公开谈及父亲。也许,未来总有一天,刘陶会理解父亲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付出的巨大牺牲,并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刘晓波曾告诉朋友,最近这些年来,他与儿子联系很少。从私人领域的父子情感而言,他在「六四」屠杀之后便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尽管不是永远地失去。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是一个多大的隐痛啊。

孩子远去了,刘晓波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比之悲惨千百倍的,是那么多孩子在那个夜晚和那个黎明死去,那么多的父亲和母亲丧失了他们本来的名份。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些笑颜如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没有被毁灭,因为刘晓波坚信:「每个夜晚/亡灵都能触摸到母亲的天空/像十月怀胎/倾听母亲的心跳。」从那天晚上开始,刘晓波便是为这些死去的孩子而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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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罪:刘晓波传》给我带来的冲击,是精神层面的,是长久的。我曾以为,理解历史人物,只需要了解他们的事迹。但这本书让我明白,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他们思想的脉络,他们做出选择的动因。书中对刘晓波先生思想演变的细致梳理,从早期的文学批评到后来的政治启蒙,让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知,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思想。那些被引用的论述,那些被提及的著作,都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更广阔思想世界的大门。我尤其被书中关于“自由”的探讨所吸引,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与个体尊严、人格独立紧密相连的。读这本书,仿佛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对话,我与刘晓波先生,与那些和他一样思考过的人,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交流。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提供简单的评判,而是鼓励读者独立思考,去感受,去理解,去形成自己的判断。它让我明白,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身影,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证明。

评分

初拿到《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以为会是一本充斥着政治批判或者个人恩怨的书籍。然而,翻开第一页,我便被深深吸引。它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也没有煽动情绪,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勾勒出刘晓波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我看到了他作为学者、诗人,对文学与艺术的纯粹追求;我看到了他在社会变革浪潮中的挣扎与思考;我更看到了他在面对重压时,那份超乎常人的平静与坚韧。书中对于他与家人、朋友的交往的描绘,使得这位伟大的灵魂更加立体、更加可亲。我仿佛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感受到他眼中的光芒,也体味到他内心的孤独与矛盾。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勇气,并非源于无畏,而是源于明知危险却依旧前行。它让我反思,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如何不忘却对社会更广泛的关怀。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答案”,而在于它引发了多少“提问”,这些提问触及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良知与思考,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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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我无罪:刘晓波传》给我带来的,远不止是一个人物的生平。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代变迁的洪流,以及个体在其中所能激起的涟漪。阅读过程中,我反复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压力和孤立之下,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书中对刘晓波先生早期思想的溯源,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解读,都让我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些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后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思考和对社会肌理的深刻洞察。我不禁联想到,在历史的洪流中,有多少声音被淹没,又有多少思想被压制。这本书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为那些被遗忘的声音,为那些被忽视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得以被看见、被铭记的平台。它让我明白,即使个体渺小,但思想的光芒,却可以穿透一切黑暗,抵达遥远的未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更是关于一种精神,一种在困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它让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看到了良知的重量,也让我对“无罪”这个词,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对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更是对良知和道义的捍卫。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是触动灵魂的。我曾以为,了解刘晓波先生,只需要知道他获得的荣誉和承受的磨难。但《我无罪:刘晓波传》让我看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个体。书中对他个人生活细节的描绘,对情感世界的探索,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非凡境遇下的选择。我看到了他作为丈夫、作为朋友的温情,也看到了他在承受巨大压力时的痛苦与挣扎。这种细致入微的刻画,让人物更加鲜活,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情。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他内心的波澜,理解他行为的逻辑。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没有将他塑造成一个符号,而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他对理想的执着,对自由的追求,却从未动摇。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伟大,往往隐藏在平凡的坚持之中,隐藏在面对困境时的韧性里。它让我思考,在人生的长跑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初心,如何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坚守。

评分

《我无罪:刘晓波传》如同一场心灵的洗礼,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责任”与“勇气”的含义。我曾以为,勇者总是无所畏惧的,但书中对刘晓波先生在重压下的犹豫、彷徨的描写,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更为真实和动人的勇气——明知艰难,却依然选择前行。他身上所体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赞扬,更是对所有渴望思考、渴望表达者的激励。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多么不易,而这种坚持,又会散发出怎样耀眼的光芒。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传记,它是一部关于理想、关于良知、关于人性的深刻探讨。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无罪”,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辩驳,更是对内心道德律令的坚守。这本书带给我的思考,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它提醒我,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不要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不要放弃对真理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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