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读一本汉初历史的武林外传．听一首亦今亦古的慷慨悲歌
一部秦汉更替历史的通俗说史大书。作者笔下的历史比起小说更精彩！更传神！再现了旧贵族如何被流氓摧毁，流氓又如何向新贵族演化的戏剧性历程。
作者简介
长风
本名张玉波。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历史学专业。曾创建思想网站「北国之春」。现居北京。
序者简介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自由撰稿人。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着有《非常道》、《老子传》等。
序者简介
刘军宁
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供职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当代中国较早研究自由主义的独立学者、践行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着有《保守主义》、《权力现象》等。
序者简介
李元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金景芳弟子。着有《千古一帝秦始皇》、《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孔子传》等。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序言一：历史写作的收获∕余世存
□序言二：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刘军宁
□序言三：古今一也∕李元
第一章 祖龙已死
分权与集权哪个好
集权就是好，就是好
沙丘之谋
赵高PK李斯
李斯与他的「耗子哲学」
从指鹿为马到帝国崩溃
追访赵高
第二章 霸王别姬
革命与理想
革命从夺权开始
鉅鹿之战
新安坑卒
鸿门宴──战友过招
入关大分封
田荣：大哥请让路
项羽：等我忙完再说
刘邦：赶快去端大哥的老窝
荥阳、成皋拉锯战
四面楚歌，霸王别姬
第三章 流氓称帝
流氓当皇帝，这不是传说
家天下与坐天下
招抚田横，清除潜在威胁∕宽赦季布，拉拢贤能之人∕
残杀丁公，警告为臣不忠者∕征讨臧荼，扫除项羽势力
刘氏天下，岂容异姓染指
战友做得，同事做不得∕楚王韩信之死．偶遇漂母．胯下之辱∕
韩王韩信之死．白登之围∕梁王彭越之死∕淮南王英布之死∕
赵王张敖侥倖没死．贯高义举∕燕王卢绾之死
第四章 大风起兮
一国两制，帝国特色
定都长安，不学项羽
论功行赏，大家分红
制定朝仪，乐坏老刘
帝国何德，稀里煳涂
治国理念，无为而治
问道老子，玄之又玄
衣锦还乡，风起云扬
祭祀孔子，改弦更张
刘邦之死，死得自然
第五章 善与恶
嗜权女人很毒很暴力
刘盈同志一路好走
萧何自辱，做丞相也不易
学习曹参，喝酒就是工作
当亲情遇到了权力
第六章 罪与罚
谁拳头大听谁的
肥水不落外人田
美女大批发
张良，你慢些走
田生说得好，刘章唱得好
陆贾导演「将相和」
吕雉带着忧虑走了
刘襄举兵，要做皇帝
血溅京城
第七章 幸运与幸福
谨慎登基，理性治国
早立太子，以固国本
确立皇后，以稳政局
重用老臣，坐稳皇位
打压功臣，强化皇权
刑法改革，以求长治
第八章 良知与正义
苍生与鬼神
君臣闲侃鬼神到半夜∕张苍与公孙臣斗法∕专家新垣平玩大了∕
漫谈秦汉鬼神观∕刘恆的检讨书
忧患与渐进
谈谈礼和法∕与人民为敌会死得很难看∕
让国民幸福生活．让邓通富贵∕中央要集权．从复仇到流放
华族与夷族
来自北方的烦恼．汉奸始祖中行说∕
来自南方的美好．赵佗开发岭南
人格与尊严
薄昭与朱建的不同死法
第九章 和解与对抗
从相面到游戏，并非胡扯
强势削藩，这样行吗？
七国大联盟，中央算个鸟
腰斩晁错，伴君如伴虎
刀光剑影，中央地方大比武
联军败北，为啥输得这么惨
第十章 生命与生活
刘恆的生死观
学习父亲好榜样
皇后宝座争夺战
打黑专家切忌太猖狂
刘启的儿子都挺神
梁园内外风景自不同
地下也能造反
这些个性官员们
刘家天下合法吗？
如何才会幸福
反思风雨六十年
后记：心中的历史
附录一：人物速描与点评
附录二：历史年表
附录三：主要参考参阅书目
图书序言
后记
心中的历史
一
二○○五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与余世存先生在一家小店畅谈。考虑到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先生建议我写些有关历史的通俗读物。这是我所知道的，当下的中国历史读物虽汗牛充栋，但大多乏善可陈、了无新意。的确，写通俗历史读物，正适合水平一瓶不满半瓶还晃荡的我。当然，并非世存先生一提议我就附和，而是我一直有此愿望，写本别开生面的历史书。一方面是对自己学识的检验，一方面也能获得薄名微利。只不过一直没有落实。
当时我们谈了几个选题，而我主要偏重在秦汉史方面，最后确定写汉初的历史。至于为何要写这段历史，当初也没考虑那么多，那么细。直到真正动笔写后，才渐渐地梳理出目的。这便是书中提到的内容：
这个帝国创造了许多第一，这些第一两千来年深刻影响着中国。这是一个没有贵族血统而由平民建立的帝国；这是一个从革命造反中走来的帝国；这是一个继承秦制而又有所发展的帝国；这是一个官僚制度趋于完善的帝国；这是一个善于总结秦亡教训的帝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向往的帝国。谈论这段历史，说些那时的人与事，探讨个体生存的价值，探寻生命的意义……以往的史学观点基本人去楼空，嫁接在政治威权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元观点，无非是把史学工作者当作御用学者。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写《史记》不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更需要人的觉醒，他享有尊严和自由表达的权利。
这些目的显得过于宏观，也只能算精神上的追求。但是我希望能够在阐述汉初历史过程中对以上问题给予回应，进而勾画出我的历史观。写历史需要务实，需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虽然我在大学时也读过相关史料，但都是浅尝辄止。要写好汉初历史，不仅要读基本的史料，也要站在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我的基本功课起初就是读，能记住多少算多少。《史记》先是通读了几遍后，然后开始精读要写的部分。再读大量的论文、考古文献、史学理论等等。这个工作用了一年时间吧。
二
二○○六年的国庆当天，我开始动笔了。不看材料，写到哪里算哪里，一气呵成，这一气就呵了一年多。当初我的想法是以「七国之乱」为切入点展开对汉初历史的解读，但在写作过程中渐渐偏离当初的构想。
二○○七年底我写完初稿，其实已经不是一本通俗读物，而完全是一本史论作品。这显然与我当初构想的让中学生都读懂的初衷相左。
二○○八年的元月后，余世存先生、李元先生、隋丽娟先生都提了宝贵意见。余世存先生侧重在让我多加一些情节，李元先生侧重在让我避免学术硬伤，隋丽娟先生则侧重在让我写得吸引人。
怎样避免过于学术化又避免故事化呢？如果说只是一味地讲故事，显然不如让大家去读原版《史记》，毕竟太史公是讲故事的高手，更何况市面上充斥着白话史记，插图版史记。自己再重复建设简直浪费生命。如果只是一味地论，那么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又读不懂。
怎么样把两者融合到一起呢？当初我本想学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那样，以一年为切入点进而由点到面地解读，但发现李亚平先生仿其写了《帝国政界往事──公元一一二七年大宋实录》，也就作罢了。本想以专题事件写，可汉初历史搞专题并不明显，而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就是此形式，也只好作罢。看来只能考虑如何把叙事与史论融合了，一方面某些事件的阐述需要浓墨，一方面某些人物的刻画需要铺陈，一方面某些议论要大张大合。叙事上採取古今融通的方式，把历史放在当下，把当下融入历史，让我们切身感到历史就是过去在我们心理的积淀。
汉初的历史我本意就写到汉景帝刘□逝世。这样从刘邦登基开始算，满六十年，于是便有了「汉初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国的干支纪年里算是一个轮回，对一个人来说是花甲之年。六十年所赋予的特殊意义也就异常明显了。
有了比较明朗的思路，但一直没有下笔改。二○○八年是「笑声、哭声、□喊声，声声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这一年没有改稿子，只是在读书，心情不好放下笔读书也未尝不好。与突飞勐进的浮华时代相比，我毕竟是个落伍者。
与余世存先生通电话，他也会问书改得怎么样了，我也只是敷衍地回答；与李元先生通电话，他总会给我许多有益的点拨，但是后来他问书怎么样了，我就不好意思了，便不怎么给先生打电话。是的，这也不是写《史记》，也不是写《红楼梦》，怎么会如此拖拉，看来自己积淀的还是不够厚重。我本是个急性子，没想到于此事竟然全反了。某种意义说，此书是老师、朋友催促出来的。
二○○八年，有很多的话说，但这一年没写任何文章，也没有改稿子。大地之动让人心痛，而心痛却不能行动。读史之人，说史之人，遭遇此景，情何以堪！
二○○九年初，我开始重新读相关史料为改书稿做准备。期间因为一些事情终止了书稿的修改，但是读史料却在持续。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集中修改的时间，到了年底此书的第二稿终于出笼了。此书真正写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奇蹟吧！此书也较顺利地实现我当初构想的体例。
三
写书过程中，总会想到大学读书时的情景。想到隋丽娟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历史地理」课，不仅课讲得生动，而且还会介绍不少人文书籍给我们；想到李元先生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及「社会学」课堂上，手无寸稿，口吐莲花；俯视天下，浩气风骨，至今觉得上他的课是种享受。而李元先生更是我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导师，但我终究没有做他的研究生，用冯辉先生的话讲「你不是李元老师的磕头弟子」。我只是李元先生教过学生中的普通一位。但无论何时，我都知道李元先生与隋丽娟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们把我的学术视野从历史拉到了整个人文领域。李元先生告诉我「写文章要说自己的话」。这句话就是要求知识分子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会想到徐立亭先生，他总是那样认真，告诉我们他为了学习如何的刻苦；也会想到冯辉先生，爱于助人，心地善良；也会想到董四礼先生课堂上，从上课一直讲到下课，板书竖版从右一直写到左，真够辛苦；也会想到李朋先生，让我知道北京大学真正的自由精神所在；也会想到姜艳芳先生，带我们去参观考古遗址，给我们认真地讲解。这些都历历在目……
有时也会想到有趣的事情，我们在高中时并未学过世界古代史，所以上了大学普遍感觉难。到了考期，大家都希望段光达先生给划考试范围，但段先生不给划。当时正流行〈最近比较烦〉这首歌，于是大家总唱其中的两句歌词「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点点滴滴的「想到的」就是我曾经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轰轰烈烈，但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让我的生命更为充实，也让我慢慢体会到生命的意义。
四
历史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康德说，一切历史都是道德史；柯林乌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看来，一切历史都是过去在我们心理的积淀。这个积淀以一代人传承一代人的方式进行。先人的历史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历史也曾在先人那里，不变的只是永恆的东西，而永恆的东西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无论何时它都会打动人的心灵。这并不是说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变化，有些东西也需要改变，否则人就会桎梏自己。要尊严地幸福生活，人的心灵必须自由地飞翔，但其实现则需要制度给予支撑，而在制度建立之前则需要文化的构建与相应的启蒙。
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则是生命的历史。书中我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生命史，虽然与那个时代的历史相隔甚远，但是古今之人对生命的感悟其实是一样的。我把个人的生命史融入其中，既可以消解过往历史的沉重，亦可以唤醒以往沉睡的历史。在我的个人体认中，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唯有生命的涌动。
当代人如何解读历史，也可谓见仁见智，太史公的《史记》之所以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他把视野放在人身上，让我们今人读来感觉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的，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即便当代人解读历史也要着眼于此。没有人世界毫无意义，历史也就毫无意义，秉笔直书只为「人」这个目的。
历史的解读从来都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其必然性。既然是人在解读历史，就必须有史家的情感思想融入其中，无非是多与少的问题。任何事件的发生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必然发生，须知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偶然性，人的历史就是在偶然性中进行。我们所能把握的仅仅是做好当下。
解读历史採用什么样的形式完全属于史家个人之事。讲述历史是否需要正襟危坐？是否需要言必及教育？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史家把自己置于何种状态。在我看来，历史最大的功效──如果有此功效的话──它只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们自身，以求做个自由的人。那么史家自然就该去追求这样的境界，而这样的境界其实就是回归常识，我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解读历史中回归常识。
五
本书虽然侧重写汉初六十年的历史，即从刘邦登基到汉景帝去世，但直到第三章才步入正题。何以如此？本书第一章讲秦帝国灭亡，其切入点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探讨，之所以这样安排，乃是因为郡县制实质为集权，封建制的实质是分权，而集权与分权之争贯彻到秦汉乃至以后中国的历史。而第二章的楚汉相争则侧重在刘邦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如此安排避免了后面章节过多交代背景的困扰，而且谈汉初不谈秦也是不可能的。这也引出了副标题「秦汉风流八十年」，盖自秦帝国建立的公元前二二一年到汉景帝逝世的公元前一四一年，恰满八十年也。
刘邦登基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治国理念上奉行无为而治。这样做到了中央与地方各自发挥创造性，使个人精神得以在宽松氛围内自由张扬，这也是汉帝国从初期的贫瘠走向富强的重要原因。
到了文帝时期，汉初六十年，已经步入一半历程。贾谊要求改革，其改革带有变革性，要求从制度上解决分权可能带来的潜在隐患。他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确在后来帮助中央打败了「七国联军」。
贾谊提出改革为汉初六十年的一个分界点，到了景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顿时紧张，中央不顾以往成宪，随意修改法律，剥夺封国土地，造成了七国联合起兵。然而军事上的指挥不当，齐国的被肢解，导致七国兵败，所有可能的妥协谈判机会丧失。中央集权扩大，地方权益受侵，自由度、开放度已经大不如前。
汉初六十年的历史，就是分权走向集权，自由走向封闭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深思之。刘亚洲曾说：「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可见，六十年，可见政治社会之兴衰。
考察汉初六十年的历史会发现，虽然汉帝国实行专制制度，但也算是开明专制。君主敬畏天地鬼神，敬畏国民。其虽有至高的权力，往往受制于相权和以往的成宪，也受制于秦帝国短命带来的教训。其大风气象与无为精神，使得时人生活相对平静。我们虽然无法了解他们个体的真实感受，但是以作者本人对当代的评估，进而融入那段历史，或多或少觉得他们活得还算舒心，至于幸福与否则是个人感受了。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贾谊为此做了许多努力，但虚君共和并没实现，倒是集权被贯彻下去，乃至于七国联军兵败后，权力更加集中于中央。到了武帝时，其实走上了秦始皇的道路。
六
本书能够面世特别感谢余世存先生，也要感谢何忠洲先生，还有亨通堂（VCI）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陆新之先生。
世间没有完美，但完美是我们追求的。所以本书也一样，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长风 二○一○年三月六日 于不知斋
序言一
历史写作的收获∕余世存
一
四、五年来，长风先生埋头于秦末汉初历史的研读，在朋友中间多有人知。这几乎是历史研究领域最年轻一代人的劳作代表。他将如何演绎这一段历史？他有什么深刻、新鲜的高论？讲史如何？明我们当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将展示什么样的史观？……这些都值得我们期待。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长风先生的初稿终于交了出来。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后来，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沉淀、封冻、打磨，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流氓与贵族》才跟我们见面。越过最初章节的平淡叙述，在寻找史观、高论、轶闻、名言等等惯常的历史阅读期待失效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长风先生构筑了他自己极具个性的历史写作平台，他把演义式的历史叙述融进了现代国民的史论中，他的历史写作中有着传统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义和历史正义。
二
历史写作一直是我们近代以来没有完成现代性转换的领域之一，而这种历史写作的现代性又见仁见智。用原始档案来开一代治史风气的蒋廷黻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在历史写作里率先跳开了我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以新方法、新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发，他不倾向于仇外排外，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採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于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曾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的《中国史纲》；其功力与学识举重若轻、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着而不愧，至今仍为中国人所必需。贺麟先生称之为「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澈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钱穆虽然在多方面回归传统，但他的国史研究仍念兹在兹于返本开新。抗战时期，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些历史写作的现代努力几乎被人为中断三四十年之久，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等人的历史着述介绍出版，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不同时空借来的火种并没有点燃我们历史写作的热情，历史写作在我们这里被官学课题、断代工程、网路戏说、媒体专栏、市场商品、东方神秘主义一类的风格占据了。尽管有金观涛、吴思等人的贡献，中国历史至今仍散乱地摆在国人的视野库房里，不入茫然，入库少有所得。可以说，历史写作仍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三
没有人否认我们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阵「历史热」，但可能少有人思虑历史写作的状态和本质。为什么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的着作也不是观止之作？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应政府之请、由抗战热情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成了我们当代的「史学名着」？为什么历史会热起来？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之外，当代中国人少有对人生关注的历史底蕴？……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社会在发展，当代人就需要读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解释、讲述、评点。而对历史之发现或重新解读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人生社会的底色。如果人们放弃崇高一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却进入了猎奇、寻戏、找乐的油滑之中，对历史任意作践，人们的生活将仍是浅薄的。即使如此，一个以历史悠久着称的东方大国的国民仍会寻求历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寻求历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每隔一段时间仍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们对历史写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有现代化史以来最为诡异的时期。当代人不仅想从中获得史观、从中获得教益，不仅想知道「那些事儿」，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现实人生社会中的座标。同样地，人们对历史和讲史者本身也有着认同方面的现代性要求。
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目的」。这种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现。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因为「人」不是学者，「人」不是哲学家，「人」不是大师；「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极远的全称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这种现代性的成就在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可以交流沟通的中国人，一个如温家宝所说有幸福追求、有尊严的中国人。但显然，一个中国作家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网路写手也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可能都能呈现历史或现实的某种面相，但他们很少呈现历史与当下的一体，他们很少让当代成为历史写作里的历史。
蒋廷黻曾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他的历史写作结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
我在《中国劫》中曾偏激地说过这样的话：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二十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二十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四
长风先生的大着几乎就是我期待的历史叙事。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对秦末汉初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关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历史，书中多有他少年时的记忆、大学时代的生活等等。这种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里多显矫气，在历史叙事中却是一种平实健康的信念。他跟读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讲课、不是说教、不是发布、不是训导，而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借用一个说法儿，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读者交流历史时，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代出来，有必要自己站出来。唐德刚曾经这样做过，唐德刚动辄在书中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多有提示读者之用心；长风做得更好，因为他更有平民意识而少有专家学者意识。
在很大程度上，长风也用当代世界诠释了历史；这种诠释，并非一种讨巧方便，而是一种贯通古今的认识论。比如他介绍范增：「有个老头，名叫范增，七十岁了。按理说，大把岁数也不该凑这热闹，大概老人家身体太好，并没有感到年龄上的障碍，还想把余生奉献给革命事业。」比如他写项羽：「至此，我们的项羽大哥终于走完他的革命道路。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都对项羽报以同情……」比如他讲「带头大哥朱家」：「他救济别人，首先从贫贱的开始。但你可不要以为他的家资有多么阔。据说，他家无余财，衣服破得没有完整的花纹，伙食是每餐一菜，交通工具也只是牛车。他急人所急，远胜过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两千年后的人民公仆嘛！太廉洁了！太敬业了！」
任何熟读赵高政变故事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作者如此神来之笔：「在赵高执着的攻势下，李斯竟然仰天长叹，泪流满面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老天呀！偏偏自己生逢乱世，既然不能以死明志，又向谁寄託呢？』乖乖！李斯一直标榜帝国是安定的，怎么此时成了乱世？既然明白自己的职责与操守，为何最终还往火坑里面跳？作为帝国多年培养的老干部，关键时刻就掉链子，难道就没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李斯可能永远做总理吗？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偏偏要走下去，真不知道你这政法专业是怎么读的。」
勿须再多引述，我们已经能够理解长风先生的讲论风格。他几乎没有受「智识阶级」或研究专业的污染，而是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日常趣味为我们讲解了一段历史。他把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平时饭桌上、小圈子聚会里的自由自在的一点精神、个性历史化了，他为我们国民的历史态度做了一次淋漓的背书。用我们这些都受过污染而难清除的知识者话语，他把一种历史正义或表达历史的正义法权化了。宋元白话演义、评书、讲史的传统在此也有了新的进展，那种忠孝节义或莫谈国是一类的苟且说史，一变而为长风笔下的个人自由。他捍卫了现代性极为珍视的历史正义，他展现了这种历史。
五
我算是了解长风写作状态的人了。我知道他这几年生活得不易，他有过情绪极度低沉的时期，也一度热切地关心时事，他甚至在自己的艰难生活中还写文章安慰有心无力者、安慰关心社会进步的人们。在这种状态下出手一部秦末汉初的历史着作──《流氓与贵族》──一定有他的寄託在，有他的精神在。
我们从这部史论中看到了他的精神气度。既非红黑贵族，又非穷窘草根，他的信念有如汉人生活的踏实。他为那些被史学家、传统论者忽略的人们纪传，为戚夫人、刘盈、朱家、缇萦……浓墨重彩地做了铺陈；他无视封建政治制度、朝代转移、士农工商结构……而直接点明历史的真相，即使那是我们的圣贤称道的文景之治：「刘□当然不会对每个官员都如此，如果这样的话，谁还给他刘家打工。」这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书中未曾提撕的现代国民的识见，也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们对现代性途中的无数无明的同胞们欠奉的一个责任。长风先生的工作，多少在偿还这种应尽的责任。
他虽然也会谈论一以贯之的社会关系，比如，「七国盟军的失败，标志着黄老无为的治国精神已经开始遭到严重挑战，权力完全被中央掌控，关卡被重新设置起来，诸侯间的自由交往也被阻止。地方开始进入死气沉沉的氛围，失去了以往的自由与独立。」但如他文中所说，他更在意、更着力于以独立不倚的态度讲论历史和现实，这也是现代国民的文明理性。
他的结论也许多卑之无甚高论，但他强调了个人之于历史社会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我们虽然看到刘□下诏要求司法公正、以宽为主，也曾看到在农业歉收年代，不准以粮食餵马的规定。但从我们接触的个人案例来看，起码在中央内部根本无司法公正可言。对于那些无法被历史记载的千千万万人，他们的真实感受我们无法得知。」
面对少有个人关怀的中国历史，作者的结论也是平实的：「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越是开放的社会，国家越是强盛，文化越是发达，人们的精神状况越是好，国民的幸福指数越高。似乎凡是盛世都是刑罚异常宽松的时候，而开放意味着执政者非常自信，他不把民众当作假想的敌人。」
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值得向作者致敬的书。据说读史使人明智，但当代人一再发历史热而戾气四溢，国民表态动辄拍胸脯、口水战，可见我们的历史写作的贫瘠。所谓的通俗说史，所谓的讲坛评书，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那些东东用来消磨时间尚可，但用于当作经验并表达我们的人生社会，就罩上了太多瞒骗的帷幕。长风先生不在百家讲坛上，不在影视里，他是走到我们中间来的；他给我们拉开了历史和现实的帷幕，为我们做古今汇通，捍卫我们的正义。他给予了我们做人的常识、认同感和现代性。
是为序。
二○一○年二月于北京
序言二
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刘军宁
最近读完的一本书再次勾起了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一个争议性话题：中国的传统与自由有关吗？中国的历史是自由的历史吗？这本书就是长风先生的《流氓与贵族》。这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书中充满了故事；二是书中充满了自由。如果把两者合起来，那就是书中充满了自由的故事。这正是我所期待读到的中国历史，也正是我期待阅读的自由故事。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一个与自由无关的传统，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与自由无缘的历史。学校中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基本上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为阶级专政的历史，作为个人服从权力的历史。虽然许多反对自由的人士与赞成自由的人士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针锋相对，但是他们之间往往有一个奇怪的共识：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中国没有自由的历史。
然而，这个共识早就被一位历史哲学家破除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义大利自由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无分国别，人类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自由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历史的目标，它就内在于人类历史之中。历史是作为一部自由的故事而展开的。对于持历史与自由无关的观点和上述共识，克罗齐是这么回应的：持这种看法的人，用耶稣的话说，是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的。他们若知道，他们若反思，则会发现：断言自由死亡，就等于断言生活死亡。否定了自由，也就否定了历史，从而也否定了人类自身。如果自由真的与中国传统无关，如果真的与中国历史无缘，那么，中国人就不配享有自由。而这个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
如果任何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那么，我们能否同样也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自由史，看成无数自由的故事。对自由的压制反而终将导致自由意识的勃发。根据《流氓与贵族》一书的描述，中国历史，从极端大一统的暴秦到无为而治的初汉，这八十年正像克罗齐所断言，自由内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因为对自由的追求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极端的压制与唿唤自由的反弹，在中国以后的历史中也不断交替。
难道在历史上最专制的秦朝也是自由的历史吗？是，绝对是！所谓专制，就是对自由的压制。没有自由，没有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根本就不需要专制来压制。书中详细描写了在秦朝中自由与专制的第一恶战：郡县与分封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集权意味着更少的自由，分权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书中写到：「分封制与郡县制，就是在探讨分权与集权的问题。只要权力不是民众的，靠集权建立起来的任何国家都是对民众的威胁。而个体的精神之自由、思想之独立、生活之美好、幸福之感觉都与其有着根本关系。」（第一章）可见，历史作为自由的历史，是追求自由、遭受挫折、再继续追求、愈败愈战、直至获得自由的历史。因此，关于自由遭受挫折的故事是作为自由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之际的历史表明，暴虐、专制的人没有好下场。别姬自杀的霸王项羽是一个例子。而取胜的刘邦和初汉使自由在民间获得很大的空间。郡县与分封并举的初汉，「中央与地方各自发挥创造性，使个人精神得以在宽松氛围内自由张扬，这也是汉帝国从初期的贫瘠走向富强的重要原因。」（第四章）
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不过是专制王朝的兴衰史，与自由无关。而在我看来，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是自由存在的反面见证。只要中国有监狱，就有自由传统，就有自由的历史。我把监狱的存在看作是自由的见证。监狱的历史有多久自由的历史就有多久。除非监禁是一种奖励，在任何地方只要监狱
图书试读
祖龙已死
分权与集权哪个好
公元前二二一年，这一年，在秦王赵政的领导下，秦国终于完成了几代秦人的目标──统一六国。纷乱的战国时代就此结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赵政自然要为统一的帝国制定一系列的统治政策。御前会议上，除了自封皇帝名号让赵政感到愉悦外，丞相（国务院总理）王绾等人的提议也引起了他的极度重视。
王绾等人认为，六国刚刚被灭，燕地、齐地、楚地距离中央过于遥远。如果不置封国恐怕难以固守，建议始皇帝把这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秦始皇把提案下发，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提案有的放矢，极为精当，应该获得通过并予实施。那么王绾等人为何提此方案呢？这就涉及到分封制（也称封建制）了。
西周初年，为了实现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管理，周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在广大疆域内围绕首都（镐京）及其直辖地区以外分土建国，以实现对王室的层层保护。因为受封的绝大多数是姬姓亲戚，便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大家族，周王既是族群之长又是一国之君，如此，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按照与王室关系的亲疏远近，诸侯君主被授予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且爵位世袭。诸侯除对王室尽一定义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权。一旦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出现危机，诸侯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援助。我们比较熟悉的「烽火戏诸侯」就是如此，昏聩的周幽王为了博得美女褒姒一笑，竟然点燃骊山的烽火台。诸侯以为王室遭到武装进犯，马上率领军队前往救援，这是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只要生育持续进行，那么天下就永远姓姬。即使周王无嗣，也能在亲戚中找到合适的继承人。当然如果实行「只生一个好」的政策的话，分封制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毕竟它是靠多得不能再多的亲戚来防卫。不管分封制那时如何，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周王朝煳里煳涂统治了七百九十年。
既然赵政希望赵氏能够统治帝国千秋万代，那么王绾的提案无疑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在王绾看来，有理想是好的，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是行不通的。你秦始皇也不能保证死后帝国会怎么样吧？如果有人要争夺皇权怎么办？回顾历史，有制度可循的统一大王朝就是周王朝，无疑分封制是大秦帝国最不坏的选择。
然而这份提案遭到廷尉（司法部长）李斯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周朝文王、武王所分封的子弟及其同姓诸侯是不少，但后来血缘关系疏远，互相进攻如仇敌。诸侯们接连不断地相互诛杀征伐，周天子也不能禁止。如今海内一统，国家赋税养起来的宗室与功臣也易控制，应力行郡县制度，此乃国家安定的根本制度。搞分封不利于治理国家。
郡县制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它打破了贵族世袭权力的传统，而由中央依据才能委派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凭其政绩提升或罢免。与分封制相比，中央委派的官吏在郡县只拥有行政管理权，而分封下的诸侯拥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郡县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由法家提出并实施的，其实质是集权制；而被儒家推崇的分封制就实质而言是分权制。尽管两种制度建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但随着地缘政治取代血缘政治，郡县制越发被人看好。
李斯认为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实乃分封制造成的。这些诸侯你吃我，我吃你，也不顾及什么亲戚不亲戚；而周王因为权力衰微，也管不了这些不肖子孙。基于此，李斯认为至上的权力对于君主而言至关重要，只要中央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天下就不会有异议，那么国家就稳定和谐了。以此推之，秦帝国统治的时间自然会长久，而郡县制完全能满足这一要求。
对于双方的激辩，赵政最后作了总结性发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表示：天下战争之所以连续不断就是因为诸侯的存在。感谢祖宗保佑，我们平息了战争，社会得以安宁。倘若再建国封王无疑再造战乱，想要社会稳定岂不难哉！廷尉（司法部长）说得对。
赵政的一番陈述其实为分封制定了性。他与李斯都认为分封造成了战乱，这样会不会造成战乱成了秦帝国最高层对分封制与郡县制评估的标准。既然皇帝已经表了态，作为臣子的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于是，郡县制推向全国，起初设置三十六个郡，以后增至四十个。有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也暂时告一段落。
集权就是好，就是好
用户评价
**评价三** 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时代，关键在于理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而《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并没有回避历史的粗粝与不完美，而是将秦汉时期那些被掩盖的真实一面，通过“流氓”与“贵族”这两个鲜明的意象，展现了出来。我能感受到那些“流氓”身上蓬勃的生命力，他们是乱世的产儿，也是新时代的拓荒者。他们的崛起，并非是偶然，而是对旧有秩序的必然反击。而那些“贵族”，作者也深入剖析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在强大的中央集权面前，他们的身份如何转变？他们的家族如何维系？书中对政治权谋的描绘，丝毫不亚于当下任何一部权谋小说，但更加真实，也更加残酷。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历史事件时，总能从个体命运的角度切入，让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触手可及。比如，某个著名战役的胜利，背后可能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如何从一个“流氓”蜕变为一名勇猛的将领，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历史的走向。这种视角，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人生。
评分**评价五** 这本书《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的标题就足够吸引人，而内容更是没有让我失望。作者以一种非常独特且充满洞察力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秦汉时期这八十年间，那些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命运和时代变迁。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流氓”和“贵族”这两个身份的解读。那些被称作“流氓”的人，在那个时代，或许是被边缘化、被压迫的群体，但他们身上却有着最强烈的生命力和最直接的行动力。他们是打破旧秩序的催化剂，也是新秩序的奠基者。而“贵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符号，作者揭示了他们在权力斗争中的策略，以及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定位自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歌颂或批判，而是将这些人物的复杂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读这本书，我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感受到最生动的气息。比如，书中对某个将军的刻画，他可能出身低微，言语粗俗，但却在战场上勇猛无敌，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最终获得了权贵们的认可。这种“流氓”的崛起，以及“贵族”的接纳或排斥，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故事线。作者的叙事手法非常灵活，时而娓娓道来，时而笔锋犀利，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评分**评价一** 读罢《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脑海中涌现的并非历史教科书般的枯燥叙事，而是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卷。作者以一种近乎于“偷窥”的视角，将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个体，那些在权力漩涡中沉浮的人物，还原得有血有肉。我看到了那些在乱世中横空出世的“流氓”，他们或许出身卑微，却有着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在时代的裂缝中拼杀出一片天地。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粗俗的玩笑，都透着一股子江湖气，与那些身着华服、言辞温雅的“贵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之间的复杂联系。那些曾经的“流氓”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的顶峰，又如何被贵族化的体制所同化？那些曾经的“贵族”又如何在新生的秩序中寻求自己的位置，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与“流氓”们勾结？这种交织与蜕变，正是秦汉八十年的核心魅力所在。书中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尤为细腻，那些帝王的猜忌，将领的野心，文人的风骨，甚至是市井小民的无奈，都描摹得淋漓尽致。读来仿佛置身其中，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与残酷。
评分**评价四** 《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作者巧妙地运用“流氓”与“贵族”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来剖析秦汉时期波澜壮阔的八十年。我仿佛看到了那些出身草莽却野心勃勃的“流氓”，他们如同破土而出的种子，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凭借着一股子狠劲和灵活，硬生生挤进了权力的核心。他们的身上，没有那种束缚人心的陈规陋习，只有最直接的生存渴望和最原始的权力欲望。而那些曾经的“贵族”，也并非铁板一块。作者细致地描绘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有固守传统的顽固分子，也有顺应潮流、甚至不惜拉拢“流氓”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实用主义者。这种“流氓”与“贵族”之间的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甚至相互利用，正是秦汉八十年最迷人的地方。书中对人物心理的揣摩，真是入木三分。我能感受到帝王们的焦虑，谋士们的算计，以及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人的无奈。作者的语言风格也非常有特点，时而辛辣，时而幽默，让人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带入了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评分**评价二** 《流氓与贵族：秦汉风流八十年》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于那些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个体，用极其精炼的笔触勾勒出他们的性格、动机和命运。我尤其被书中对“流氓”阶层的描绘所吸引。这并非是贬义的“流氓”，而是指那些打破常规、颠覆秩序的群体。他们身上没有世家大族的条条框框，却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智慧和最纯粹的生命张力。他们在战乱中崛起，在政治博弈中游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既有社会结构的一种挑战。而“贵族”阶层，作者也并未将其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适应。有些贵族坚守旧有的荣光，有些则选择与时俱进，甚至不惜以“流氓”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流氓”与“贵族”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构成了秦汉八十年最动人心魄的篇章。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大胆，有时甚至带着一丝调侃，将历史人物的“人性”暴露无遗，让人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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