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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收录有关史学与红学的着作，都是作者平时意到笔随，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虽没有鲜明的系统，不过作者历经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自有发愤之作。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着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口述历史是作者用功最勤的学术工作，而他对红学也有极为深入的研究。

　　胡菊人先生说：「读唐德刚先生这些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在读历史，却是像观剧一样，慨作者唐德刚先生，写历史犹如重现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读来有如亲身目击。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成就，来自于作者也喜欢文学，并且也曾从事文学创作……这本《史学与红学》是学术着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作者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作者简介

唐德刚（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着有《李宗仁回忆录》（中英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着，纽约时报系发行，大陆有中译本）、《胡适口述自传》（中英文版）、《胡适杂忆》（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张学良口述历史》、《五十年代底尘埃》、《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战争与爱情》（远流）等书，另以中英文分别出版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国旧金山，享寿八十九岁。

好的，以下是根据您的要求撰写的一份不涉及《史学与红学》内容的图书简介，力求详尽、自然，避免任何AI痕迹。 --- 《文明的脉络：古代社会结构与演变》 内容简介 一部关于人类文明早期社会形态、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变迁的深度考察。 本书并非一部宏观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人类社会在进入农业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态过程中，其内在组织逻辑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复杂演变。我们试图穿透时间迷雾，探究构成古代文明基石的那些看似固定、实则充满张力的要素：血缘、土地、信仰、以及权力。 第一部：秩序的萌芽——早期聚落与社会分化 在文字尚未成熟，口述传统主导的时代，社会如何从松散的部落联盟走向有组织的共同体？本部分深入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人类聚落形态的转变。我们考察了“中心聚落”的出现如何标志着权力的集中与分化。重点研究了墓葬考古所揭示的早期社会阶层差异——从简单的性别区分到复杂的财富与祭祀地位的继承。 我们以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城邦、尼罗河流域的早期王朝前段以及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主要案例，细致剖析了农业剩余如何催生了非生产性的管理阶层。社会结构不再仅仅依赖于血缘亲疏，而是开始建立在对资源分配和集体劳动的组织能力之上。这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更是社会心理结构的一次深刻重塑。我们探讨了早期神庙与宫殿在社会动员中的双重角色——它们既是知识与秩序的维护者，也是财富与劳力的主要控制者。 第二部：王权的神圣化——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巩固 一个新兴的中央集权统治，如何使其统治合法性从“武力征服”过渡到“天命所归”或“神授权力”？本部分的核心议题是古代王权（或早期帝国权力）如何系统性地构建其意识形态基础，以驯服和整合多元化的社会群体。 我们详细考察了古埃及法老的“马特”（Ma'at）体系，这种宇宙秩序观如何被直接投射到世俗的统治结构中，使得法老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宇宙平衡的维护者。在中国古代，从商代的“帝乙之胄”到周代的“敬德保民”，天命观的演变体现了统治者对道德合法性的不懈追求。这种神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知识（历法、占卜、礼仪）的垄断，以及对特定宗教仪式的排他性解释权。 此外，本书特别关注了“律法”在这一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从汉谟拉比法典的“以眼还眼”，到古代中国对“礼”的推崇，律法文本如何被用作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和资源分配模式的工具，它们如何固化了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界限。 第三部：流动的边界——城市、贸易与文化互动 古代社会并非封闭的孤岛。本部分将视角从核心权力中心转向文明的边缘地带，探讨了城市作为贸易枢纽和文化熔炉的功能。早期商业网络的发展，如何挑战了原有的基于土地和血缘的社会关系？ 我们着重分析了地中海世界中腓尼基人的航海贸易网络，以及丝绸之路初期，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复杂博弈。贸易带来了新的财富形式（如金属、奢侈品），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群体——商人。商人阶层往往处于传统社会结构（士农工商）的边缘，但他们对资源的调配能力却日益增强。这种“非生产性”阶层的兴起，对僵化的古代官僚体系构成了持续的张力。 书中还通过对特定文物和文献的解读，展示了技术传播（如冶铁术、灌溉技术）如何影响区域间的权力平衡，以及文化符号（如神祇形象、建筑风格）如何在不同文明间发生“借用”与“重塑”的过程。这种互动性揭示了古代文明演进的非线性特征。 第四部：日常生活的微观史——家庭、性别与劳作 宏大的历史叙事常常忽略了构成社会基层的个体的经验。本部分试图从更微观的层面，还原古代普通人的生活图景，特别是家庭结构、性别分工以及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通过对古代税收记录、家书残片以及生活用品的分析，我们试图重构古代父权家庭的内部权力动态。女性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家庭劳力的组织者、生育的继承者，还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埃及或某些印欧早期社会）中对财产的有限控制权，都是考察的重点。 此外，本书对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些制度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技术创新以及道德观念？奴隶的反抗与逃逸，如何在不为人知的小径上，持续地挑战着统治阶层的权威？我们认为，对日常劳作的理解，是理解古代社会稳定与脆弱性的关键。 结语：结构与变迁的辩证法 《文明的脉络》总结认为，古代社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而是在“结构性惯性”与“外部冲击”（如气候变化、人口迁徙、技术突破）之间持续进行动态调整的复杂系统。理解这些早期文明的兴衰，关键在于把握权力中心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的不断“修补”和对物质资源的有效垄断，来维持其看似永恒的秩序，以及那些被压抑的社会力量最终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去中心化的古代社会观察框架。

序∕胡菊人

自序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讲辞原稿

中国前途在中国人
──大陆民主运动与中国前途研讨会「中国人与中国前途」

文学与口述历史

小说和历史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讲稿

也是口述历史
──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代序

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

「惑」在哪里？
──简论中共政权四十年

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底秦汉根源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

桃园县的「下中农」

《通鑑》与我
──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鑑》说起

从「人间」副刊谈到台湾文艺

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
──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前人着史后人评

《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
──《胡适的自传》译註后案

曹雪芹底「文化冲突」
──「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

海外读红楼

他序

　　唐德刚先生把他的文章交远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写序，我答应了。此次出版一共两部，就是《史学与红学》与《书缘与人缘》。犹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尘埃》写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还在《明报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期，此后历经《中报》和《中报月刊》，再经《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温哥华，真是岁月沧桑。如今读唐德刚先生这些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在读历史，却是像观剧一样，慨作者唐德刚先生，写历史犹如重现人物和事件，使读者读来有如亲身目击。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成就，来自于作者也喜欢文学，并且也曾从事文学创作，像他早期所写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论坛》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学创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尘埃》一书里。现在这本《史学与红学》则是学术着作，谈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作者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作者在本书里特别有〈文学与口述历史〉的文章以及〈小说和历史〉的讲稿，据作者的见解，历史和小说是很难分别的，以鲁迅所创造的阿Ｑ为例，社会上本来并无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实有其人，每个中国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说「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作者创作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那是记述他的友人所说的大陆见闻，都是实人实事，只是格于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实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开始，在纽约《北美日报》连载。这是作者所言历史与小说有时候不可分的证明，因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说的都是事实，完全符合作者所说「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的通则。

　　《战争与爱情》这部小说，是说中国大陆上的人和事的，是从事实来反映中共的治国之道，充满辛酸与离奇，而本书却不是小说，而是论述，但论述当中却可读性甚高。其中〈「惑」在哪里？──简论中共政权四十年〉及〈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底秦汉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难得的是，虽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讲话，批评马克思主义及中共之史学观，是极为难得的。例如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这样大胆的说话，是要有学术求真的勇气的。

　　唐先生虽然在美国纽约居住了数十年，然而对于中国却是一刻也不能忘情，这固然是生为中国人的应有之义，然而如果中国不能兴盛，没有民主和自由，于海外的中国人也是心里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权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发而为文，写成〈「惑」在哪里？──简论中共政权四十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直斥毛泽东个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历史学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立大学教书，而在哥大之时就负责口述历史的工作，曾获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亲自口述其生平，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本书收辑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一篇迄未发表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忆录》事成及出版的经过。李宗仁能有机会畅谈他的历史故事，成为他晚年最重视并快乐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刚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够畅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机会就没有了，李宗仁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李宗仁回忆录》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传，包括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　蒋廷献、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均无中文稿，这是唐德刚先生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额外工作」。然而，无论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经过相当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经详细的说明经过，在此就不复述了。

　　不过，有一点却不能不叙述的，却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适的绝不相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录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却不然，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但他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不可以写下。这就要唐先生先做说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慢慢解释。把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因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点怏怏然，但是经过唐先生的耐心解释，李宗仁后来也接受了。我们可以想想，这一定费了唐先生的许多功夫，而像唐先生这样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资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胜任，否则，口述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应回到中国的，在毛泽东治下的岁月返回中国，实是愚蠢之极，然而李宗仁毕竟于一九六五年七月间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后的数天，当然热闹，成为世界性的轰动新闻，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欢䜩并妥为照顾。然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内部是非常紧张的，而李宗仁夫妇完全不知。及至几个月之后文革发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据说，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称为「国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药毒死的。此说如果属实，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妇如果留在美国，或再等迟至文革发生之后，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　当不至蒙此不白之冤　不幸李宗仁以为毛泽东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后又可能有高职位，可以贻养天年，结果卒成悲剧。

　　除了《李宗仁回忆录》的成书过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这便是〈杀一个文明容易建一个文明很难－－对汉字拉丁化的意见〉一文，这是唐先生的讲演，由汤晏先生整理的。在这篇讲演中，唐先生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认为是「这是大胆假设，但没有小心求证，太夸大了，太渲染了。这种说法，我以前相信，但自从哥伦比亚大学转来纽约市立大学教书后，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令人钦佩的。其中以羊字为例，英语里羊总称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们一看字组便知字义，但在拼音文字里便各个字不同，令人难以记认。而且主张汉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块字不能搞电脑，作者认为似是而非。唐先生这篇演讲作于一九八一年的年末，电脑之汉字化已经实现。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说：「如果一定要废汉字，则办法很多，但汉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种办法，是最坏的一种途径。因为创造一个拼音文字很难，不如来学一种现成的拼音语言，来得更方便。」这最后一点意见是消灭中文、否弃中文了，当然为唐先生所不取。

　　本书还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绍，如论述《红楼梦》的着作，如论读《资治通鑑》，以及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桃园县的「下中农」的生活，等等，都是极可一读的文章。前面说过，唐先生文笔好，极枯躁的题目也写得十分动人，容易阅读，这种优点是极难得的，而每篇每个问题都是为人关心的，足以为我们解惑，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胡菊人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温哥华

自序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的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着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慾」，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底编辑们採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圣人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桿你会觉得这枝笔其重无比；用这枝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抛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着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的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历年治史心得，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过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本「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崃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崃两岸所召开大型的有关胡适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的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颣，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着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着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对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十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揹到北京、揹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揹回台北，原封未动的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着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月》写写稿子嘛。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代）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采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它所规划的才是具有原来面目、乱头粗服的土老儿毛泽东。这本「禁书」太可爱了，以它和坊间精装的《毛泽东选集》相比，则《毛选》只是一部装模作样、令人作呕的伪书。

　　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当妻女去市场购物、乐园玩耍或夜晚就寝之后，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倾谈了。这本书是毛皇帝晚年的「实录」。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么睿智伟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诗还怕人笑话。作起来讲四声、工对仗，不敢马虎。现在「放屁」也可入诗了。以前谈马列、攻胡适还吞吞吐吐，怕露出马脚来，现在胡说乱语，也自觉无伤大雅了。总之，这本书展示出真正的毛泽东。它也帮助了我们更深的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时期，毛公口口声声的说，文革只预备搞半年就结束。但是文革终于演变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长到「十年」呢？读实录之后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是毛氏胆大妄为，发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场的结果！」呜唿！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鉅着细细的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也变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场」，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嘛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点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採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煳涂地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后来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的锋头正健。到《明月》刊载时，毛是已短命而死，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作者平时意到笔随、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栖栖遑遑，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于台北南港

《通鑑》与我
──从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鑑》说起

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着《资治通鑑》！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体会出所谓「学术的世界性」。我们这部《资治通鑑》，不管从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着和鉅着！在人类总文明的累积中，找不到几部。

「啃」是乐趣、是福气、是运气
我为什么说柏杨在「啃」呢？这也根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痴生数十年，啥事未干过，只读了一辈子的书。如今谋生吃饭的「正常工作」便是读「正书」。工作之暇，去寻点消遣、找点「娱乐」，则去读点「歪书」（借用一句我乡前辈苏阿姨的名言）。结果呢，工作、娱乐，正书、歪书，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据说夏曾佑、陈寅恪诸大学者，胸藏万卷，读到无书可读──他们嫌天下书太少了。我是个大笨蛋，越读觉得书越多，好书太多、读不胜读──我嫌天下书太多了，有时真有点同情秦始皇帝。

书多了，读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来他个「一目十行，千目万行」。针对着这个「需要」，聪明的美国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应」──他们搞出个赚钱的行业叫「快读」（rapid reading），这也是今日美国商场很时髦的生意。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笨经验，有些书──尤其是大部头的「古典名着」──就不能「快读」。相反的，对这种着作要去「啃」，像狗啃骨头一样地去「啃」。我个人的体会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灯一盏，清茶一杯，独「啃」古人书，真是阿Ｑ的最大乐事。可是在当今这个「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商业社会里，你哪有这种福气和运气，去啃其爱啃之书呢？

先师胡适之博士曾经告诉我说，读名着要写札记，然后消化、改组，再自己写出来，这样才能「据知识为己有」。这条教训，对我这个笨学生、懒学生来说，还嫌不够呢！因为有些「知识」我「消化」不了，「改组」不了，「写」不出来，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里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着」真正搞「透」了，最彻底的办法，还是翻译──汉译西、西译汉、古译今。

「翻译」工作，一定要对「原着」，一字一句，翻来覆去的「啃」，是一点含煳不得的。

苟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所以专就「为己」之「学」而言，翻译一部鉅着，真要有不世的「机运」和「福气」．进而能「人己两利」，兼以「为人」，岂不更好？

咱也「读」过《通鑑》
羡慕柏杨译《通鑑》，我还有点私情，因为咱也读过《通鑑》。通鑑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爱弥笃；为着她，我也曾闯过点「言祸」，而为士林泰斗所不谅。

说句更丢人的话，在下做了一辈子「学人」，如今将到「已无朝士称前辈」的昏庸阶层，我一辈子也只读过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古典名着」。她和我白头偕老，我也仗着她招摇撞骗一辈子，终老不能改。

更惭愧的则是，我对《通鑑》只是「读过」，而没有「啃过」。
「读」书──如果没有个人拿着戒尺或皮鞭站在后面的话──是会偷懒的。再到难懂之处、不明不白之处、半明半白之处、索然无味之处，你会学杨传广跳高栏的──一跃而过，永不回头。所以从「治学」方面来说，「跳高栏」和「啃骨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底境界了。

对于这部鉅着，我也曾「跳高栏」地跳过一遍，从头跳到尾。我对《通鑑》有偏爱，数十年来，时时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数十年来，就从无此「机运」、「勇气」和「决心」来干这傻事。今见柏杨为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新生活运动」的副业
我什么时候也「读」过一部《通鑑》呢？
说来好笑，那是当年蒋委员长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推出来的。

记得那年我正在家乡一所「县立中学」读初二。我们那所学堂虽小，口气倒大──以「南开」自比。平时功课不轻，「暑期作业」尤重。但是这年──「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年──我们的「暑期作业」忽然全部豁免。原来蒋委员长要我们全部中学生，在暑期中「宣传新生活运动」。

为此，我校在学期结束之前，还办了一个短期宣传训练班，并学唱「新生活运动歌」。这个歌，我到现在还会唱。前年还在家乡，对那些搞「五讲四美」的小朋友们，唱过一遍。那歌的开头是：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
这便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

评分☆☆☆☆☆

**（三）** 這本《史學與紅學》擺在我書架上，已經一段時間了。我買它的時候，其實是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畢竟，《紅樓夢》在我心中，地位可說是無可撼動的。但對於「史學」結合「紅學」這個組合，我還是有點猶豫。我比較喜歡直接享受小說的樂趣，對於那些過於學術的考證，總覺得會破壞閱讀的興致。 然而，這本書真的讓我驚豔。作者沒有把《紅學》變成一部冷冰冰的學術論文集，反而以一種非常親切，甚至可以說是「說故事」的方式，來探討《紅樓夢》。他從歷史的角度切入，解析《紅樓夢》的成書過程，那種尋根究底的態度，讓我覺得作者就像一個偵探，在歷史的迷霧中尋找真相。書裡頭對於曹雪芹生平的各種傳說，以及書稿在流傳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變故，都有非常精彩的推測和分析。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透過對當時清朝社會的種種歷史細節的考證，來印證小說中情節的真實性，例如官場的生態、仕女的習俗、甚至是當時的飲食文化。這些考證，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而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紅樓夢》的內涵。它讓那些看似虛構的情節，變得更加立體和可信。讀完這本書，我再看《紅樓夢》，就好像有了濾鏡一樣，更能看到人物背後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烙印。這本書，絕對是《紅樓夢》愛好者不可錯過的入門磚，也是讓普通讀者對紅學產生興趣的絕佳引子。

评分☆☆☆☆☆

**（二）** 這本《史學與紅學》啊，坦白說，我一開始是被它的封面吸引的。那種古色古香的設計，配上書名，感覺就很有份量。我個人是個很標準的「文青」，平常沒事就喜歡翻翻書，感受一下文字的魅力。對《紅樓夢》的喜愛，那更是不用說了，簡直是從小到大百讀不厭。我一直覺得《紅樓夢》不只是一部小說，它更像是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裡面包羅萬象，從衣食住行到人情世故，無所不有。 但老實說，對於「史學」的部分，我本來有點怕會太學術、太枯燥，畢竟我平常看書，更注重的是情感的共鳴和文字的美感。然而，這本書卻意外地顛覆了我的想像。作者在探討《紅樓夢》的歷史背景時，並沒有生硬地羅列史實，而是巧妙地將之融入到對小說的解讀中，讓我感覺彷彿穿越時空，親眼見證了那個時代的風貌。書中對於書稿的考訂、作者生平的推測，甚至於小說中人物的服飾、器物、飲食等細節的歷史來源，都做了非常詳盡的闡述。 我尤其喜歡書裡頭，作者如何從歷史的宏觀角度，去理解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比如，對於黛玉的孤苦無依，作者不僅從情感上剖析，更從當時社會的家族制度、女性的地位等歷史因素去解釋，讓人物的悲劇有了更深刻的根源。這讓我對《紅樓夢》的理解，從「感性」層面，進階到了「理性」層面。讀完這本書，我再回頭看《紅樓夢》，彷彿看到了更多隱藏在字裡行間的線索，也對曹雪芹這位偉大的作者，有了更深的敬意。

评分☆☆☆☆☆

**（一）** 哎呀，拿到這本書《史學與紅學》的時候，心裡頭還真是既期待又有點忐忑。畢竟「史學」和「紅學」這兩個詞放在一起，總讓人覺得是個挺硬核的題目。我平常其實蠻喜歡看點歷史類的書籍，但對《紅樓夢》的研究，說實話，就停留在一般讀者看小說的程度，頂多知道些寶黛釵的故事，還有十二金釵的命運。所以，當我翻開第一頁，看到作者深入淺出地從學術的角度去剖析《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人物塑造，甚至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做連結時，真的感覺打開了一個新世界。 書裡頭提到的考據功夫，讓我覺得作者像是個偵探，從蛛絲馬跡中找出曹雪芹創作的線索，甚至推測出書稿流傳中的一些細節。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讓人不得不佩服。我特別欣賞書中提到的一些不同學派對於《紅樓夢》的解讀，有的強調現實主義，有的強調象徵意義，看得我眼花繚亂，但也因此更能理解這部小說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而且，作者並沒有把這些學術討論寫得枯燥乏味，反而用了很多生動的例子和清晰的邏輯，讓我這個「門外漢」也能大致跟上。雖然有些地方還是需要反覆咀嚼，但整體來說，這本書確實讓我在閱讀《紅樓夢》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和體會。

评分☆☆☆☆☆

**（四）** 拿到《史學與紅學》這本書，我第一反應是，這是一本給「專家」看的書吧？我自認是個《紅樓夢》的忠實讀者，大概看過不下十次，每次讀都有新的感悟。但對於「史學」的部分，我總覺得離我比較遙遠，比較像是在象牙塔裡的學術討論。所以，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期待，並不是非常高，只是覺得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學術界對《紅樓夢》的研究方向。 結果，完全超乎我的預期！作者用一種非常接地氣，甚至帶點幽默感的方式，來闡述他的研究。他並不迴避學術上的專業術語，但總是能用淺顯易懂的比喻和生動的例子來解釋，讓完全沒有歷史學背景的讀者，也能輕鬆讀懂。書中對於《紅樓夢》成書過程中的種種謎團，例如「石頭記」的版本演變、曹雪芹的生平坎坷，以及不同學派的爭論，都做了非常詳細的梳理。 我最喜歡的一點是，作者不會一味地強調自己的觀點，而是會呈現不同的學術觀點，並且分析它們的優劣之處。這種開放的態度，讓我感覺像是參加了一場學術辯論會，能夠從中學習到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且，作者透過大量史實的引用，來佐證他的紅學觀點，這讓他的論述非常紮實，也讓我對《紅樓夢》的理解，有了全新的高度。這本書，讓我發現原來「史學」和「紅學」結合，可以這麼有趣，而且能夠讓《紅樓夢》這部經典，煥發出更迷人的光彩。

评分☆☆☆☆☆

**（五）** 說實話，我對《紅樓夢》的感情，一直都是比較個人化的，更多的是享受書中的詩詞歌賦，人物之間的細膩情感，以及那種獨特的悲涼美學。所以，當我看到《史學與紅學》這本書名時，心裡頭其實有點抗拒。我怕它會把《紅樓夢》這部充滿藝術生命力的作品，變成一堆冰冷的歷史資料。 但這本書，真的徹底改變了我的看法。作者並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反而是以一種非常流暢，甚至可以說是有故事性的筆觸，來探討《紅樓夢》與歷史之間的關係。他從《紅樓夢》成書的時代背景出發，講述了曹雪芹的生平遭遇，以及這部偉大作品是如何誕生的。這讓我感覺，閱讀《紅樓夢》不只是閱讀一部小說，更是閱讀一段歷史，一段關於文學、關於人生的歷史。 書中對於《紅樓夢》中各種細節的考證，比如當時的服飾、器皿、禮儀，甚至飲食，都做得非常到位。這些考證，並不是為了賣弄學問，而是為了讓讀者更深入地理解小說中所描繪的世界。當我看到作者從歷史的角度，去解釋人物的行為和選擇時，我才真正明白，那些看似個人的悲歡離合，其實都深深地烙印在時代的印記之中。這本書，讓《紅樓夢》在我心中，變得更加豐滿、更加立體。它不僅讓我看到了《紅樓夢》的學術價值，更讓我重新感受到了這部作品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