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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祝平一主编，乃华人社会卫生史研究之进阶读物，适于对医疗史或卫生史有兴趣的研究生和学者。

　　《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以个案研究提出华人卫生史研究的可能径路，以西方公共卫生体制进入华人社会为主轴，探讨这一历史过程中，台湾、香港与中国卫生观念与实作之变迁。论题含括西方公卫体制输入后，华人卫生体制的建立与变迁、卫生的实作和概念、操作卫生体制的物质文化、传染病的防治、卫生体制如何形塑身体与主体、健康不平等与性别等议题。

　　本书精采内容含括了讨论华人社会卫生史上的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近代中国医院的诞生、19世纪中国通商港埠的卫生状况、清代的痧症、民国时期的肺结核与卫生餐台、日治时期台湾公共卫生、DDT与二次战后台湾的疟疾根除、美援下的卫生、民国时期的心理卫生、兰屿达悟族的精神医疗变迁与展望、当代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典范变迁、中国计画生育等，皆为一时之重要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中心

梁其姿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祝平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暨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刘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中心

林宜平

　　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

郭文华

　　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王文基

　　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

刘绍华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小滨正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编者简介

祝平一

　　台湾台南人，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明清的科技医疗与社会、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史。

导读
第一章　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一个华人社会里的新兴西方观念（刘士永）
第二章　近代中国医院的诞生（梁其姿）
第三章　十九世纪中国通商港埠的卫生状况：海关医官的观点（李尚仁）
第四章　瘟疫与社会：以清代的痧症为例（祝平一）
第五章　卫生、身体史、与身分认同：以民国时期的肺结核与卫生餐台为例（雷祥麟）
第六章　日治时期台湾公共卫生的发展与特征（刘士永）
第七章　对蚊子宣战：DDT与二次战后台湾的疟疾根除（林宜平）
第八章　如何看待美援下的卫生？一个历史书写的反省与展望（郭文华）
第九章　预防、适应与改造：民国时期的心理卫生（王文基）
第十章　巫医、牧师与医师：兰屿达悟族的精神医疗变迁与展望（蔡友月）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典范变迁：以合作医疗为例（刘绍华）
第十二章　中国计画生育的开端──1950-1960年代的上海（小滨正子）

第七章　对蚊子宣战：DDT与二次战后台湾的疟疾根除

林宜平（台湾大学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

二次战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各国推动以喷洒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消灭疟蚊的疟疾根除计画。台湾是战后全球除疟行动中，极少数完全根绝疟疾并且长期维持无本土病例的国家。在卫生署出版的《台湾扑疟纪实》中，美援提供的DDT是强而有力的科技物，搭配设计精密的家户喷射计画，让台湾的疟疾盛行率急遽下降，终至传播疟疾的矮小疟蚊（An. minimus）销声匿迹，也让台湾从1965年起宣布根除疟疾。

不过，DDT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美国环保运动兴起之后，在许多国家开始禁用，目前也是联合国建议管制的十二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有趣的是，2005年卫生署疾病管制局为庆祝疟疾根除四十週年，出版纪念特刊《抗疟实录》，在第二章〈台湾根除疟疾概况〉中，虽然有好几张当年运送与喷洒DDT的照片，但是在正文中提及DDT的只有六处，许多除疟细节的描述，都仅以「杀虫剂」或「喷射」一语带过。

到底DDT在台湾根除疟疾的公共卫生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年全面喷洒DDT到底是防治疟疾？还是扑杀蚊子？本研究回顾疟疾防治长久以来「对人法」（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与「对蚊法」（消灭蚊子）的科技争议，并且描述台湾战后以DDT对疟蚊宣战的准备、攻击、肃清与保全的技术细节，批判检视疟蚊的消失和疟疾死因与盛行率的变化，讨论DDT在台湾除疟计画中的角色。

一、 蚊、虫与人：疟疾防治的科技争议
二、
疟疾是非常古老的疾病，疟蚊与疟原虫和人类一起演化。James Webb描述疟疾的世界史指出：疟疾源起于两、三百万年前的非洲，在10万年前传进欧亚，然后在西元前1万2000年左右，才传入美洲；而疟疾的根除，则是在20世纪中，从美洲、欧洲到亚洲，逐渐消退，目前疟疾主要在贫穷的热带国家蔓延，特别是非洲。

疟疾是一种急性寄生虫传染病，疟原虫经过中间宿主疟蚊传染给人类。相较于其他传染病，疟疾的感染性非常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死亡率非常高，再加上没有疫苗，因此曾经全球蔓延。疟疾防治和疟原虫、疟蚊与人类三个物种有关：可以抗疟药杀死疟原虫；以灭蚊剂杀死疟蚊；或是以纱窗或蚊帐隔绝人与疟蚊的接触。疟原虫的生命週期非常复杂，分别在人体内与疟蚊体内进行有性与无性生殖，治疗疟疾就是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除了服用不同的抗疟药进行化学治疗之外，只能研发疫苗。疟蚊的生命週期也颇为复杂，和所有的蚊子一样，疟蚊是完全变态，必须经过卵、幼虫（孑孓）、蛹及成虫四个阶段，才能够完成发育；前三个时期居住在水中，雌成虫因为吸食动物血液，成为许多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并且透过吸食动物血液，传播疾病。消灭疟蚊除了使用化学药剂杀死水中的虫卵、孑孓与蛹，或是以喷洒杀虫剂杀死家户中的成虫之外，也可以透过清理沼泽，减少疟蚊孳生源等环境生态方法，减少疟蚊。以化学药物消灭疟疾最大的问题，就是抗药性。疟疾防治有「双重抗药性」的问题：疟原虫会对抗疟药产生抗药性，疟蚊也会对灭蚊剂产生抗药性。

从19世纪的细菌论以来，防治疟疾到底要採消灭疟蚊（对蚊法），或是消灭疟原虫（对人法），二者有不同的理论与研究证据。例如，最先在疟蚊的胃里找到疟原虫，证实疟疾是由疟蚊传染的英国军医罗斯（Ronald Ross），主张组成「灭蚊部队」在疟蚊繁殖的水域喷洒油剂，扑杀疟蚊幼虫，并且在英属西非殖民地获得初步成效；义大利学者倡导使用蚊帐、纱窗或使用驱虫剂避免疟蚊叮咬；而德国细菌学家科霍（Robert Koch）则在德属新几内亚进行实验，对血液中带有疟原虫的患者施予定时定量的奎宁（Chloroquine），扑杀人体内的疟原虫，而有很好的成效；科霍防疟的中心教条是「治疗病人，不是对付蚊子」。

由于疟蚊的孳生与环境息息相关，因此疟疾蔓延有五个重要因素，包括温度（摄氏十六度以上）、水、动物、人和房屋。传播疟疾的疟蚊有三、四十种，这些不同种的疟蚊各有不同的习性：偏好不同的水（或淡或咸，干净与否、是否流动等）、不同的血（牛血、猪血或人血）、不同的栖息地（室内或室外）、不同的作息（白天、傍晚或深夜）、不同的行为模式（一次吸到饱或是分次吸食）等等。调查研究疟蚊的动物昆虫学，因而成为预防疟疾的重要研究领域。有关蚊子习性的科学知识，非常重要的是，蚊子（包括疟蚊）在饱食动物血液之后，因为体重大幅增加，必须在垂直平面（例如墙面或家具上）暂时停留，消化体内多余的水分，此一特性后来成为在家户中喷洒DDT根除疟疾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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