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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逐步衰退？
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为繁荣经济擘划具体可行的策略！

　　从二次大战到现在，只有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13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跃升到中高收入，以当时的经济理论来看，这些经济体推行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为何他们会成功？

　　其关键就在于本书所强调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依其要素禀赋（factorendowment），检视有多少自然资源？有多少劳动力？有多少资本？基础设施如何？以及法律、金融与各种制度的效率如何？再决定採用相对便宜的资源要素，去替代相对贵的资源要素，成本才会最低，产出才会最大。

　　本书是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暨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反思全球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巨着。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为何不同，为什么经济结构发展过程不断调整、不断变动，以及其决定因素为何；而要素禀赋，就是一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自然资源与资本。

　　林毅夫举了一例：「如果两方要赛马，他那边实力比你强，你用你的快马跟他的快马竞争，你会输。你用你最差的和他的快马竞争，然后用你快速的马和他中速的马竞争，用你中速的马跟他慢速的马竞争，你就会打赢。」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如何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找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市场，做大、做强。林毅夫在书中具体提出「两轨六步法」，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透过成长鑑别和因势利导，依照六个步骤实践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一）选择目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比我们高一到两倍甚至三倍的国家。

　　（二）选择目标产业：目标国家的经济有20年以上连续快速发展，其夕阳产业就是我们的朝阳产业。

　　（三）降低交易成本：在比较优势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只有对方的30%到50%，就可以用低工资优势与之竞争。

　　（四）扶持全新产业：如果国内企业发现一新产业可为，政府就应该帮助企业排除发展的障碍。

　　（五）局部集中改善：政府资源有限下，必须成立经济特区、产业园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有利于催生产业群聚。

　　（六）外部补偿：先行者的产业升级有外部性风险，政府必须给予补偿。

　　林毅夫确信，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挖掘后发优势，其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已开发国家更快，都有潜力维持每年8％或更高的成长率，持续成长数十年，显着地减少贫困，并在一两代内成为中高收入国家。

　　这本书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潜力，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将成为真实，而不只是一个梦想。

作者简介

林毅夫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

　　2008年，获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总裁，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人掌管此职务。2012年6月，于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返回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研究。

　　林毅夫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兼任多个有关发展政策、科技和环境的委员会与领导小组。

　　1986年，林毅夫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膺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颁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导论

第1章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评论
回应：发展思维3.0──未来的路

第2章　成长报告和新结构经济学
辩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
应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

第3章　成长鑑别与因势利导
──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
评论与回应

第4章　成长鑑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的应用
──奈及利亚的案例

第5章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第6章　发展策略、制度与经济绩效

第7章　结束语
──通向发展中世界工业化黄金时代之路

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经济和政治独立，并开始战后或独立后重建。到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成长，赶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或是显着缩小与它们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美国收入的63％，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崛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令人瞩目的年均9.6％的经济成长率，而如此高的成长速度，则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和关键制造业部门的持续升级驱动。

採用外向型和市场友好型发展策略，「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四个经济体──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以超过7％的年经济成长率快速成长。这显示，保持令人瞩目的高经济成长率、缩小与已开发经济体的差距，是可以实现的。

近年来，一些大的经济体已经起飞，如中国、巴西和印度，使它们成为新的全球高成长经济体（世界银行，2011）。这些国家的高经济成长率，导致贫穷的显着减少。在1981年到2005年间，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减少一半，从52％下降到26％。这种贫穷的减少，在我的祖国──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981年，中国84％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但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降到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准。

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成长扩展到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这样的成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成长乏力（Reddy and Minoui,2009）。1960年到2009年间，仅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准。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支撑全球成长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但其中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在1960年已经取得独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准的国家中，到2009年近四分之三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准，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达到高收入水准的国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两个岛国（巴贝多以及千里达和托巴哥）。如果我们能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发展尝试中吸取教训，尤其是从少数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探索经济成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释放他们国家成长潜力的政策工具，贫穷将可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往昔的回忆。

如果结构没有转变，持续的经济成长将不可能实现（Kuznets,1966）。所有仍处于贫穷中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它们未能实现从农业和传统商品生产，向制造业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的转变。在目前发展难度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其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比率反而还低于1965年（Lin, 2011）。近期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亚洲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成长差异的大部分原因可以归于结构转变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贡献（McMillan and Rodri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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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反思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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