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货币宽松的终点，将是「再多钱也不够的世界」！
「货币宽松」被愈来愈多国家当成救经济的特效药，
但当全球经济染上「货币宽松」的毒瘾时，
货币竞贬战的号角随时可能响起！
我们得小心一场比2008金融海啸更具杀伤力的货币崩坏时代来临！
世界银行首位华人副总裁林毅夫，
魄力揭开美国不愿承认的金融真相与欧债危机的元凶！
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林毅夫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本书！
2008年金融海啸不是人民币汇率过低引起的衰退，而是美国乱印钞票引起的通膨动乱；欧债危机也不是金融海啸下的产物；而是欧盟有样学样的失控宽松政策，如今日本也不顾后果地走上这条危机四伏的货币贬值之路。
美国一又次一次使用全球买单的贬值手段，挽救每个名称不同的金融危机， 从1987年的储贷危机、2001年的网路泡沫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可以放肆地使用这帖经济勐药，然而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副作用，现在却由全球人一起承担。
世界银行首位华人副总裁林毅夫，唿吁全球必须抓住时机，即刻进行货币体系改革，并提出一套针对全球化现状量身打造的良策，若错失这次良机，一直未从重病中恢复的世界经济，将进入复元无期的衰退常态。
作者简介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接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暨高级副总裁，为世界银行首位华人高级副总裁。2012年世界银行任期届满，返回北京，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现任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目前亦为全球多个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成员。
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推荐序 刘忆如 001
自序 经济解方在理论教条之外
概论 共赢才是唯一解答
第一部 解构2008年金融危机
01 危机为何像雪球？
危机的爆发、扩散和后果
危机如何蔓延全球
02 谁吹起危机的号角？
假说1：「全球失衡」导致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假说2：「美国政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03 美国的泡沫对策
新金融工具和房地产泡沫
联准会的葛林斯潘对策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扩张
04 欧洲出了什么问题？
欧元是否助长危机蔓延
欧元区的金融监管放松和整合
05 中国外汇存底为何大幅成长？
双轨制改革战略导致企业的高储蓄率
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亚转移到中国
总结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第二部 走向复甦的共赢之路
06 超越凯恩斯主义
先进经济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扎实却机会有限
开发中国家的基础建设投资，商机处处
07以基础建设解冻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的共赢局面
何谓突破发展瓶颈的基础建设专案
填补资金缺口
设计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计画
从「新常态」走向「新新常态」
第三部 穷国如何追赶
08 全球大分化之谜
大分化
解决方案：雁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
09 结构性转变的机智与收益
领头—追随者关系
亚洲是否仍持续走「雁行模式」
典型现象与无法解释的失败转型
10 结构转型的成败启示
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产业结构升级
揭晓谜底：新结构经济学
11 穷国的难得机遇
充满机会的结构转变
收益有多大
寻找繁荣之路
第四部 走向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12 美元霸权史
金本位制（1819~1914年）
两次大战期间（1914~1939年）
布列敦森林体系（1946~1973年）
后布列敦森林体时代（1973年以后）
13 改写美元的统治地位
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收支持续失衡、资金流动反覆无常
14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未来
走向多极化的成长体系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角力
新兴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15 货币体系大改革
国际支付体系
最后贷款者
「正常」时期的国际流动性
16 改革的成本和效益
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行国际化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
全球政策协调
17 以纸黄金重起繁荣
纠正国际收支失衡
确保充足的全球流动性
共赢的选择
18 让货币恢复秩序
被绑架的金融政策
结构性改革是唯一的路
发挥后进者的潜在优势
纸黄金的繁荣时代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为全球经济发展指引平稳新路
林毅夫教授是我当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同学。那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选派优秀人才，出国留学、攻读博士的初期。在芝大的校园里，林教授总显得与众不同。他是芝加哥大学曾获诺贝尔奖的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教授，特别从大陆吸引去芝大就读的学生，林毅夫似乎是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上，对开发中国家造成革命性影响的传人。其后，林毅夫更将芝大严谨的经济逻辑训练，应用于中国制度改革之探讨，并以系列方式，提出他独到深入的见解。他的分析与意见，广泛地在欧美学术圈受到极为高度的重视，并引发回响。
以扎实研究助贫国摆脱穷困
林教授后来在北大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亦即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及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但他的贡献，实不仅止于此。最主要的，林教授以中国经济现象背后「人的行为」，建构一个能够说明来龙去脉、因果关系的模型，因此，他不但在世界银行时，在实务上帮助开发中国家迈向摆脱穷困之途，更在理论上，提出新的政策架构，做为追求健全、快速、永续、包容性成长之依循。
例如，林教授他在这本新书里说明，「1988年时，中国政府推行双轨制的转型策略，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重工业部门的低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开放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同时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成长」。书中更进一步阐释，这种双轨经济制度的採行，虽在当时不为传统经济学界所认同，但却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不至于出现后来东欧及苏联那样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动盪的原因。林教授这些分析和洞察，对所有改革中的开发中国家，都有极大助益。
本书《失序的货币》分为四部，首部拆解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探究危机形成的真正原因；第二部则进入复甦共赢之路的讨论，尤其针对全球基础建设投资，如何创造全球共赢策略，有相当深入的着墨；第三部提出在危机后的多极化世界，低所得国家应如何把握机遇，追赶向前，尤其应如何发掘后进者优势潜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在书中皆有许多具体建议。最后，第四部讨论走向全新国际货币体系，更阐述在金融海啸过后，世界为何迈向更多元的准备货币体系；美元在准备货币中的统治地位消失后，新国际货币崛起的可能，亦是第四部的探讨主轴。
危机暂除、但风险处处的关键年代
展望未来，虽然危机暂除，但风险处处。美国财政悬崖，以拖待变暂时稳住；欧元制度在欧元国终于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也暂时得以维持；日本更在「安倍经济学」宽松货币、积极财政、对外开放的三根支柱下，突破过去二十年困境。但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市场，只要一个不小心，这五年来的复甦之途，就可能功亏一篑。《失序的货币》探讨的一些议题，更可做为观察未来发展的指标，不论是金融监管、房地产泡沫、中国外汇存底的累积、世界各国收入差距的更加分歧、贫穷国家的难得机遇、全球货币秩序的重建，在在都是影响全球如何重新洗牌的关键。
前财政部长、台大财务金融系兼任教授 刘忆如
自序
经济解方在理论教条之外
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学界的最高职位，历来都由人们仰之弥高的欧美已开发国家着名经济学家担任。我有幸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要职的开发中国家的学者，任期从2008年6月开始。
接受此任命时，我原打算根据世界银行的成立宗旨以及职责，将我二十多年来研究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和其他开发中国家改革和发展成功以及失败经验的心得，奉献给全球的减贫事业。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上任三个月，就爆发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
国际总体经济和金融在分工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范围。这场危机突如其来，由已开发国家引爆，迅速波及开发中国家，给开发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事业增添了诸多困难。为了帮助开发中国家应对这场危机，避免开发中国家，甚至已开发国家再次发生同样的危机，我必须分析这场危机的成因，思考其经验教训，并提出解决这场危机的建议。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正是我这些努力的成果，书中的视角将可能挑战人们一般已接受的观点。
身为一名来自开发中国家的知识份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已开发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家园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已开发国家之林。幸运的是，在中国从计画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负笈现代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现代经济学。
四年寒窗苦读，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又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家园，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尖端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否在中国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历经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尖端的总体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专案，大量停止正在进行的工程计画。若以当时的总体经济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这样的治理政策并不理性。
自亚当．斯密以降，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假设人是理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和尖端学刊上的理论，均以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都合乎理性原则为前提，也就是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从各种方案中选出其认为最好、最能实现他要达到的目标。
如果中国的通膨治理政策代表中国政府是不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既然中国政府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么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连续十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成长？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1988年的高通膨，所採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尖端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尖端理论中的假设条件。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限制，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西奥多．舒尔茨（Th eodore W. Schultz）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在他开始研究农业经济学时，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不像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农民那样储蓄和投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忙下来以后，除了留些种子外，他们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
但舒尔茨教授经过对落后国家农民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后发现，这些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不储蓄、也不投资其实是理性的，因为在缺乏进步技术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的边际报酬接近于0，对生活于生存边缘的传统农民来说，省吃俭用，进行投资却不能多产多得，反而使自己进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为。
在舒尔茨发表于1964年的经典名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不在于改造农民，而在于源源不断地给落后国家的农民提供合适、较好、能使他们增产、增收的新技术；此洞见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和农业政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对于一位像我这样以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为职志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既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那么为何不愿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採取一般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政策？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让我联想到，为何中国已经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给不少企业各种保护和补贴？往上追溯，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要採用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市场扭曲？
深入考察和思索这一系列问题后，我豁然发现，这是因为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的生存仰赖低利率贷款和其他人为扭曲所提供的隐性补贴。这些大型国营企业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推行「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赶超战略下的产物，具有资本密集的特点，技术比较先进。但是在50年代即使到80年代，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些企业所需的产业不符合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情，它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生存能力。
如果1988年中国政府按照现代总体经济学理论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膨，或者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採取休克疗法，立即消除各种保护、扭曲，将会导致大量的国营企业破产，造成像后来出现于东欧和苏联转型时那样的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动盪。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发展。
当时国内外经济学术界有不少人根据那时的理论，抱持「计画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经济是最糟的经济」的观点。但是，中国政府却推行双轨制的转型策略，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重工业部门的低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开放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同时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成长。
蔡昉、李周和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蹟》一书中阐述了这项论点，后来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中也再次进行了论述。
1
思考中国政府治理1988年通货膨胀政策的前因后果，启发了我採取老子所主张的「如婴儿之未孩」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各种事物。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我不再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每次都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限制及可能的选择，每次都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一书中所宣导的。
2
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蹟成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跟着水涨船高，获选为首位来自开发中国家的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职责包括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领导世界银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帮助开发中国家实现健全、快速、永续、包容性的成长，使全世界摆脱贫困。
尽管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全球经济涌现出包括若干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个成长极，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依然在低所得的泥沼中挣扎，未能缩小与先进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这波危机未爆发前，我认为自己在世界银行的工作，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可行、有效、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架构，帮助那些贫穷国家改善发展绩效。
任职后的第一週，我就访问了南非、卢安达和衣索比亚，然而致力于促进贫穷国家发展经济的原有计画，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打乱。总体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组成，但是现有的理论和诸多大师级总体经济学家既未能预见这场危机到来，危机到来以后也未能对危机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准确判断，提出解决问题、帮助世界摆脱危机的可行办法。在国内工作时养成的「常无」心态，对我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来龙去脉和出路大有帮助。
当我在2008年6月抵达华盛顿的时候，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飞涨占据了所有媒体的显着版面，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大稳定」的经验和说法—从这波危机爆发前二十年的经验可证明，欧美已开发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功缓和经济的週期性波动—认为会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虽然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二次大战以后发生在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危机，短者3个季度，长者7个季度，危机就会过去，经济就会复甦，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只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给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援，并依靠在危机中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发挥作用就可以度过危机。
我则怀疑：由于全球经济在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靠投资拉动的长期荣景，创造不少产能，一旦危机爆发，各国失业率将提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也必然过剩，尤其在已开发国家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民间的投资意愿会很低，缺少刺激需求的外在诱因，经济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成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
过去的危机一般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以採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提高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动走出危机。这次危机则同时发生在已开发国家间，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各个已开发国家高失业率、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对策，这场危机将会旷日废时，难以摆脱。
危机之初，我提议进行全球合作、反景气循环、减少成长瓶颈的基础建设投资，并将其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Keynesianism），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成长。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对各国政府採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增加民间未来税负的预期，减少民间当前的消费意愿，陷入政府债务迅速高筑而总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图等价」困境，对全球合作的反景气循环政策更是不以为然。
透过G20採取的协同刺激措施，全球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甦的苗头。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提出建议，要求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成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激增，给经济复甦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品质，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力、经济成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而我担心的是，如果不採纳我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提议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甦计画，化危为机，给发生危机的高所得国家提供结构改革的空间，全球经济可能走向更为漫长的衰退「新常态」，甚至陷入多个「失落的十年」。我也高兴地看到我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愈来愈多的赞同。
本书将阐述我对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全球经济新架构。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已开发国家雄踞全球霸主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开发中国家的知识份子到已开发国家学习先进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无一成功，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其政策以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却经常是离经叛道。
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说明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已开发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是根据自己社会的现状来说明已开发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已开发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开发中国家的问题。
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已开发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例如，总体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被理性预期学派所否定，理性预期又被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及新凯恩斯理论所否定，开发中国家到底应该学习哪派理论？而且，开发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已开发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
开发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状，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努力进行这样的创造性重构，才能发现问题本质，提出与时俱进、能推动国
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才算是科学，而不是理论教条。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多极成长新格局中，开发中国家的学者不仅应该对本国的问题自己进行理论分析，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发生于全球，甚至已开发国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这是开发中国家的学者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对中国和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学者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的原稿以英文写成，英文版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世界银行的同事Vandana Chandra、Jean-Jacques Dethier、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Vivian Hon、Celestin Monga、Bruce Ross-Larson、David Rosenblatt、Volker Treichel、James Trevino和王燕等人提供了许多协助；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简体版则由余江翻译，对上述诸人的帮助在此一併致谢！最后也感谢我的妻子陈云英对我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全心全意的支持。
林毅夫
2012 年8 月于北大朗润园
结语
让货币恢复秩序
唯有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变过程，才能不再重蹈覆辙。这次危机是起源于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国金融松绑与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流动性过剩，接着引发的财富效应，导致全球失衡。
然而，这种失衡的情况为何如此庞大，且历时长久？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美国透过经常帐赤字与资本流出来创造其储备。要预防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就必须建立更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本书提出以「纸黄金」做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来建立这套体系。
经济危机何时何地爆发，几乎无人预料得到。虽然全球经常帐的失衡日趋扩大，但众人依然对美国财政与政治体系有信心，对其金融规范有信心，相信这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及其坚若磐石的货币政策制度不会出问题。少有经济学者对美国房市泡沫与全球失衡恶化、乱象丛生的状况，表达严重关切。
不过，仍有人料到灾难会降临，他们担忧的事果然在2008年9月爆发。G20国家通力合作，以挹注现金、债务担保与其他形式的协助，砸10兆美元救市，让全球经济躲过衰退。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仍众说纷纭。
被绑架的金融政策
金融海啸发生后，大家多把矛头指向危机前全球失衡大幅攀升。但失衡的情形到底影响多大，经济学家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主因，有人认为是催化剂。许多观察者怪罪于东亚的出口导向政策、及这些国家在1998年金融风暴后累积外汇以自保，尤其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外汇储备过剩，导致美国借贷成本便宜与房市泡沫。
但另一项说法则指出，其实美国流动性过剩及其原因，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祸首。美国金融松绑，让财务槓桿更高，再加上低利率，于是大幅推升流动性，房市泡沫也愈吹愈大。家庭消费攀升，更推动了房市泡沫的财富效应及新金融工具。由于消费攀升，加上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事造成的财政赤字，让美国产生庞大的贸易逆差与全球失衡。美国能在这么严重的失衡情况下撑这么久，完全是仰赖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流动性过剩，也导致流出到其他国家的资本总额极高，如此也助长投资与股市荣景。各国将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所赚得的美元转换为本国货币，并由各国央行做为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之后又流回美国，投资美国国债与金融市场，让人认为低利率背后是外汇过剩的非储备货币国。当美国房市泡沫化、金融体系崩溃，便引发了全球危机。
同时，金融松绑与自由化也横扫欧洲。欧洲大型银行在东欧与南欧设立分行，运用高槓桿来支撑房市泡沫与消费支出。欧元扩张让欧洲各国间的失衡恶化。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各国政府的盈余增加，因此尚能控制其财政状况，但在衰退时却难以为继，导致2010年以希腊为首的欧债风暴爆发。
金融松绑与自由化风潮主要是许多领导人深受金融界牵制，于是大力推动，而金融界的新工具丛生，更造成重要金融机构崩溃之后引发连锁效应，冲击全球经济，许多国家产出中断的情形至今仍尚未复原。
早在2003年，高所得国家的学者与决策者已指责过中国造成全球失衡恶化，虽然中国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累积大量的顺差。其实中国庞大的经常帐盈余主要是反映国内的高储蓄率。如果能提早理解，并处理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则可逆转危机，至少能降低冲击。
结构性改革是唯一解方
然而，各国该如何恢复经济成长，预防另一次危机？答案还是老话一句：进行结构性改革。若缺乏结构性改革来强化竞争力，那么债务缠身的南欧国家将一再要求愈来愈大的纾困方案。
如果日本与美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势必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以支撑其金融体系，协助负债家庭，并降低举债成本。如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这些经济体全将长期陷入成长迟缓、高风险、金融投资报酬低的「新常态」。低利率也会鼓励短期投机性的资金流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物价波动）与新兴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货币升值及宏观经济调控困难）。
问题是，结构性改革会造成短期的经济萎缩，在许多失业率屡屡攀高的国家将面临政治上的阻碍。在这些国家，公私债务重整与财政整顿并非第一要务。高所得国家反而要刺激需求，以创造空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这表示，反景气循环的财政政策须着重在能立即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未来生产力的计画，特别是透过投资于基础建设、绿色产业与教育来达成。但是，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机会在先进经济体往往有限，且不足以将国家拉出经济泥淖。然而，在开发中国家，基础建设的投资机会丰富，也能为高所得国家的出口带来需求。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及储备货币充足的持有国。在今天全球经济态势中，基础建设项目对民间资金（含退休基金）及主权基金来说，是很好的投资标的。多边开发银行与政府可透过创新安排，让基础建设案件的投资更能吸引民间投资者，发挥民间资金的优势。
要让全球在开发中国家推动基础建设的投资，唯有这些国家未来数十年能蓬勃成长才可行。但今天全球经济态势尚不明朗，这些国家是否有成长空间？如果有，又该如何把握契机？
发挥后进者的潜在优势
二次大战后，政府结构式的干预普遍失败，致使「挑选赢家」的政策不受青睐，因为那种政策无法延续、扭曲社会成本，并引发寻租行为、停滞，及危机反覆发生。目前普遍认为，民间部门较能看出新兴产业，但许多文献无法分辨出哪些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无关，哪些政策却能发挥比较优势。前一类政策通常会失败，而后者多半能成功。
「新结构经济」着重于开发中国家的固有优势，及这些国家可以发挥哪些潜在的比较优势（这取决于固有优势），进而推动大幅度的结构改变。对于低所得国家来说，要在全球化的世界让经济转型的机会很多。如果国家注重比较优势，发挥后进者的潜在优势发展新科技，则可在数十年之内快速成长，促成经济体转型，经过一、两个世代，即可跃升为中所得，或甚至高所得国家。
中国拥有8,500万个劳力密集度高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然而，未来几年将攀登产业阶梯，从低技能、低薪资的产业，爬升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如此将释出庞大的就业机会给低所得国家，为其提供工业化的动能。
若低所得国家的政府能遵循新结构经济的建议，依据国家的比较优势，实行扶植民间企业的政策，承接开发中国家领头龙（如中国）所释出的潜能，则可望每年成长8％以上达数十年。这种大幅度的转型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以突破成长瓶颈。这些政策可将全球危机转化为开发中与已开发国家的双赢机会，为当前创造就业，并推升日后的生产力。
金融危机突显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失。虽然这体系熬过了最初的冲击，但仍相当脆弱，完全复原遥遥无期。
纸黄金的繁荣时代
二次大战之后，大萧条的记忆犹新，于是先进经济体的决策者设立新制度，监督国际贸易。这些制度称为「布列敦森林体系」，目的是促进国际贸易与金融的成长与稳定性。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期间，这套体系靠着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标准来运作。
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这套黄金标准崩溃，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善意忽视」的阶段。
现在各国遵循自己的货币与汇率政策，美元也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准备货币。这种体系促使资金流动与汇率高度浮动，也造成庞大而持久的收支失衡与汇率失调，并缺乏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相对的，需要一套国际货币体系，让各国处理经常帐暂时的盈余与赤字，并累积净债权（这项任务当前的体系达成了）同时创造诱因，促使各国回归平衡。无法达到平衡是目前货币体系最大的缺失。
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全球正朝向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前进，有许多种货币在国际贸易与储备上争相成为储备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究竟会比目前的体系稳定或混乱？有些经济学家相信，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约束机制。若某储备货币国採取只符合国内利益的货币政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持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将转换成其他储备货币，「犯规」的货币就会失去储备货币的优势。
若所有的主要储备货币国有强劲健全的经济，这个论点就能成立。但多数潜在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有某种无法预测的结构性弱点，一旦暴露之后，将引发短期资金的出走潮，导致其他储备货币急遽升值。升值让实体经济疲软，并使结构上的瑕疵更恶化。若下一个储备货币出现明显弱点，则短期资金又可能会出走。因此，多种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目前的更不稳定，对储备货币国与非储备货币国而言都没有好处。
本书所提出的方式能走出这个僵局，双方国家都能从中获益。书中提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取代目前储备货币「没有制度的制度」。若各国同意让国际货币机构发行一种超国家的储备货币，全球经济就有机会恢复稳定，解决存在储备货币中的国内与国 际利益冲突。各国央行将持有纸黄金来做为储备货币，并依据固定兑换率发行国内货币。纸黄金可借由收取全球铸币税而逐年增加，供国际货币机构当做营运费用，开发机构也能以此资助公共财。纸黄金系统可避免以黄金为准则的重大侷限（无法扩充，以满足不断成长的全球经济需求），也可避免以某国货币做为储备货币的缺失（国内与国际固有的利益冲突）。这能让各国货币机构更有纪律，同时允许必要之时让该国货币贬值。现在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适当时机，应该好好把握，以免新的危机再对目前体系使出致命的一击。
图书试读
唯有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变过程，才能不再重蹈覆辙。这次危机是起源于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国金融松绑与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流动性过剩，接着引发的财富效应，导致全球失衡。
然而，这种失衡的情况为何如此庞大，且历时长久？因为美元是主要储备货币，美国透过经常帐赤字与资本流出来创造其储备。要预防金融危机再度发生，就必须建立更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本书提出以「纸黄金」做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来建立这套体系。
经济危机何时何地爆发，几乎无人预料得到。虽然全球经常帐的失衡日趋扩大，但众人依然对美国财政与政治体系有信心，对其金融规范有信心，相信这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及其坚若磐石的货币政策制度不会出问题。少有经济学者对美国房市泡沫与全球失衡恶化、乱象丛生的状况，表达严重关切。
不过，仍有人料到灾难会降临，他们担忧的事果然在2008年9月爆发。G20国家通力合作，以挹注现金、债务担保与其他形式的协助，砸10兆美元救市，让全球经济躲过衰退。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起因仍众说纷纭。
被绑架的金融政策
金融海啸发生后，大家多把矛头指向危机前全球失衡大幅攀升。但失衡的情形到底影响多大，经济学家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主因，有人认为是催化剂。许多观察者怪罪于东亚的出口导向政策、及这些国家在1998年金融风暴后累积外汇以自保，尤其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外汇储备过剩，导致美国借贷成本便宜与房市泡沫。
但另一项说法则指出，其实美国流动性过剩及其原因，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祸首。
美国金融松绑，让财务槓桿更高，再加上低利率，于是大幅推升流动性，房市泡沫也愈吹愈大。家庭消费攀升，更推动了房市泡沫的财富效应及新金融工具。由于消费攀升，加上投入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事造成的财政赤字，让美国产生庞大的贸易逆差与全球失衡。美国能在这么严重的失衡情况下撑这么久，完全是仰赖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流动性过剩，也导致流出到其他国家的资本总额极高，如此也助长投资与股市荣景。各国将贸易顺差与资本流入所赚得的美元转换为本国货币，并由各国央行做为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之后又流回美国，投资美国国债与金融市场，让人认为低利率背后是外汇过剩的非储备货币国。当美国房市泡沫化、金融体系崩溃，便引发了全球危机。
同时，金融松绑与自由化也横扫欧洲。欧洲大型银行在东欧与南欧设立分行，运用高槓桿来支撑房市泡沫与消费支出。欧元扩张让欧洲各国间的失衡恶化。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各国政府的盈余增加，因此尚能控制其财政状况，但在衰退时却难以为继，导致2010年以希腊为首的欧债风暴爆发。
金融松绑与自由化风潮主要是许多领导人深受金融界牵制，于是大力推动，而金融界的新工具丛生，更造成重要金融机构崩溃之后引发连锁效应，冲击全球经济，许多国家产出中断的情形至今仍尚未复原。
早在2003年，高所得国家的学者与决策者已指责过中国造成全球失衡恶化，虽然中国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累积大量的顺差。其实中国庞大的经常帐盈余主要是反映国内的高储蓄率。如果能提早理解，并处理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则可逆转危机，至少能降低冲击。
结构性改革是唯一解方
然而，各国该如何恢复经济成长，预防另一次危机？答案还是老话一句：进行结构性改革。若缺乏结构性改革来强化竞争力，那么债务缠身的南欧国家将一再要求愈来愈大的纾困方案。
如果日本与美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势必继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以支撑其金融体系，协助负债家庭，并降低举债成本。如此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这些经济体全将长期陷入成长迟缓、高风险、金融投资报酬低的「新常态」。低利率也会鼓励短期投机性的资金流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物价波动）与新兴经济体（造成资产泡沫、货币升值及宏观经济调控困难）。
问题是，结构性改革会造成短期的经济萎缩，在许多失业率屡屡攀高的国家将面临政治上的阻碍。在这些国家，公私债务重整与财政整顿并非第一要务。高所得国家反而要刺激需求，以创造空间来进行结构性改革。
这表示，反景气循环的财政政策须着重在能立即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未来生产力的计画，特别是透过投资于基础建设、绿色产业与教育来达成。但是，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机会在先进经济体往往有限，且不足以将国家拉出经济泥淖。然而，在开发中国家，基础建设的投资机会丰富，也能为高所得国家的出口带来需求。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及储备货币充足的持有国。
在今天全球经济态势中，基础建设项目对民间资金（含退休基金）及主权基金来说，是很好的投资标的。多边开发银行与政府可透过创新安排，让基础建设案件的投资更能吸引民间投资者，发挥民间资金的优势。
要让全球在开发中国家推动基础建设的投资，唯有这些国家未来数十年能蓬勃成长才可行。但今天全球经济态势尚不明朗，这些国家是否有成长空间？如果有，又该如何把握契机？
用户评价
读到《失序的货币：我在世界银行看见的金融真相和复甦契机》这个书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绝对是一本值得深入探讨的书。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扮演着全球经济链条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尤为敏感。作者在世界银行的经历，让他能够接触到最核心的金融信息，了解最前沿的经济决策。因此，他笔下的“金融真相”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非道听途说。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剖析，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为何会陷入“失序”的状态，这其中牵涉到的货币发行、汇率波动、国际资本流动等等问题，我希望能有更清晰的理解。同时，“复甦契机”这个词也给我带来了希望。在经历了不少经济挑战之后，人们普遍渴望看到积极的信号和可行的路径。我希望作者能够分享一些他认为真正能够带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策略，这些策略是否具有普适性，又或者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这些都是我阅读这本书时非常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评分我选择阅读《失序的货币：我在世界银行看见的金融真相和复甦契机》，主要是被其“世界银行”、“金融真相”、“复甦契机”这些关键词所吸引。作为长期关注国际金融动态的台湾读者，我深知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作者在世界银行的亲身经历，无疑为这本书增添了极高的可信度和深度。我非常好奇，作者会以怎样的角度来解读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失序”现象？这种“失序”是系统性的崩溃，还是局部的紊乱？又或者，是一种新的秩序正在酝酿之中？书中所提及的“金融真相”，是否会打破我们以往对某些经济现象的认知？是否存在一些被主流媒体所忽略的、但却至关重要的信息？更让我关注的是“复甦契机”的论述。在经济下行、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寻找有效的复苏之道显得尤为迫切。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洞见，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经济走向，并从中发现潜在的机遇。
评分我拿到这本书时，首先被它的副标题“我在世界银行看见的金融真相和复甦契机”所吸引。这两个词——“真相”和“复甦契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拨开迷雾、看到本质的力量。我一直觉得，金融世界有时候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里面的运作逻辑和背后的利益纠葛，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相当模糊的。而作者身为世界银行的一员，拥有第一手的信息和经验，他所揭示的“金融真相”想必是极其宝贵的。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那些可能晦涩难懂的金融概念？书中所描绘的“失序”究竟是指哪些方面？是货币政策的失效？是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还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动荡？更让我期待的是“复甦契机”的部分。在经历了各种经济危机和挑战之后，全球经济的出路在哪里？书中是否会提供一些具体可行的策略或建议？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让我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更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希望和方向。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关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本书的见解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吸引人，那种略带沧桑感的暗色调，搭配上“失序”、“真相”、“复甦”这些词语，立马就勾起了我对书中内容的强烈好奇心。我一直对国际金融运作充满兴趣，也知道世界银行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当我看到这本《失序的货币：我在世界银行看见的金融真相和复甦契机》时，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本能带给我深刻见解的书。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全球金融体系为何会“失序”，以及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作者是如何观察到“复甦契机”的。我很好奇，作者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历，会让他对这些宏大议题产生怎样独特的视角？是否会有一些我从未接触过的经济模型或理论被提及？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让我能更直观地理解那些复杂的金融术语？作为一名台湾读者，我尤其关心作者是否会从亚洲，特别是东亚的视角来审视这些全球性的金融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面临的挑战，可能与欧美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和增长的思路，或许也能给台湾的金融界带来一些启发。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失序的货币：我在世界银行看见的金融真相和复甦契机》让我跃跃欲试。作为一名对全球经济脉动保持高度关注的台湾读者，我时常感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货币的价值、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甚至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失序”这个词，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内心深处对当前金融状况的担忧。作者曾身处世界银行这个全球金融的权力中枢，其视角的高度和洞察的深度，是我非常看重的。我迫切想知道，他所见的“金融真相”究竟是什么？是否揭示了一些我们鲜为人知的、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的幕后故事？书中关于“复甦契机”的探讨，更是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经济如何才能重拾活力？是否存在一些被忽视的、可以引领我们走出困境的路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考，帮助我们理解当前金融世界的复杂性，并从中找到应对挑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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