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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计收录专论九篇，内容含盖日常生活、宗教科仪、士人文化、城市空间、商标与广告、舶来品等内容。全书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庶民生活展开，论及食物、居住、衣着、岁时行事及生命仪礼等面向；其后则连接汉唐之际饮食结构的转变，与饮茶风气的出现。在物质生活之外，精神性的宗教信仰亦不可或缺，中古道教科仪从世俗性、生活化转向神圣性的宗教化，就让科仪有其严格的规矩可以遵循。汉代以降的士人文化，更是此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汉唐之间，士大夫透过「京城社会」的社交圈，寻求自我高尚化与自我认同。元代书院的发展，则与士人文化、官方的儒户政策、理学的正统化和官学化，有着极深的关联。明中叶以迄清初，士人的社交、狎游、文艺活动、生活经营等面向，更存在「雅」、「俗」之间的辩证与互动。关于明清城市空间与城市化研究，则有一篇专论加以回顾。另外，明清的城市消费和广告文化的关联性，与士大夫在广告促销上的角色，书中亦有特别分析。而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晚明以来陆续传入的各种西洋镜，对民众视觉感官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之一。

作者简介

邱仲麟

　　台湾宜兰人，1964年生。淡江大学历史学学士(1988)、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1991)、博士(1997)。曾任淡江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副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副研究员。现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范畴为明清北京史、明清医疗史、明清社会史、明清生活文化史与明清环境史。

《中国史新论》总序（王汎森）
导言 （邱仲麟）

许倬云，中国古代平民生活——食物、居住、衣着、岁时行事及生命仪礼
　　　　一、前言
　　　　二、农耕
　　　　三、饮食
　　　　四、居住
　　　　五、衣着
　　　　六、岁时与生命行事

王利华，汉唐饮食与生态环境
　　　　一、饮食体系之地域分野及其自然基础
　　　　二、食料结构之调整及其生态背景
　　　　三、造食技术和饮食结构与环境的关联
　　　　四、简短的结语3

葛兆光，由俗而圣——中古道教科仪的宗教化
　　　　引言：从胡适和杨联陞的通信说起
　　　　一、早期道教的流风余韵？涂炭斋、过度仪与厨会
　　　　二、寇谦之与陆修静：5世纪南北道教科仪的圣洁化
　　　　三、中古道教科仪的确立：理论、制度与方法
　　　　尾声：中古道教科仪的最终总结

甘怀真，汉唐间的京城社会与士大夫文化
　　　　一、京城社会作为一个中国史的课题
　　　　二、汉代选举制与京城社会的成立
　　　　三、汉末的党人与京城社会的成熟
　　　　四、魏晋时期的九品官人法与京城社会
　　　　五、唐代的京城社会
　　　　六、京城的文化意象与权力
　　　　七、结语

陈雯怡，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
　　　　前言
　　　　一、蒙元前期北方与南方的书院
　　　　二、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元代的士人政策
　　　　四、书院在北方的传布
　　　　结论

王鸿泰，明清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
　　　　前言
　　　　一、明清士人的历史图像
　　　　二、城市生活与社交活动
　　　　三、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
　　　　结语

费丝言，明清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化研究
　　　　一、城市作为一新兴社会空间
　　　　二、城市化与城市空间
　　　　结论：由以「中国」为中心到「朝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

巫仁恕，明清的广告文化与城市消费风尚
　　　　导言
　　　　一、商标、品牌与字号
　　　　二、招幌与楹联
　　　　三、社交与广告
　　　　四、节庆赛会的展示
　　　　五、广告与城市
　　　　六、流行时尚的宣传与创新
　　　　七、士大夫的品味与身分的塑造
　　　　结论

邱仲麟，晚明以来的西洋镜与视觉感官的开发
　　　　一、序论：奇器制造家
　　　　二、千里镜与目光的延伸
　　　　三、西洋镜与艺术活动
　　　　四、小小洞天西洋景
　　　　五、摄影术与西洋写真
　　　　六、从幻灯影戏到电光影戏
　　　　七、结语：新视觉时代的来临

导言
——从文化史、社会风俗到生活

一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可溯源自《易经》贲卦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人文」教化的意涵，到了近代开始出现转变。19世纪末以后，西方意义的「文化」(culture)，大量出现在文史学界的论着中，而其背景与中西文化交流愈益紧密离不开关系。

20世纪初，透过一批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的学生的译述，许多文化史着作被陆续介绍进中国，其中日本的中国文化史论着，如中西牛郎(1859-1930)的《支那文明史论》、田口卯吉(1855-1905)的《中国文明小史》、白河次郎(1875-1915)的《支那文明史》等，其译本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或之前出版。而从20世纪初到中叶的50年间，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国文化史的几十部着作，大部分的历史观深受欧美、特别是日本文化史家的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等观点的影响。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梁启超(1873-1929)无疑是一个开拓者。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新史学》就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为此，他将史学重新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民国十年秋，他应聘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印有讲义《中国文化史稿》，虽然内容「只能被看作历史编纂学史的引言」，但却是「中国高等学校关于这门学科的首出课程和首出教材」。或许他自己也感到名实不副，所以在正式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不过，对于文化的进化论，他后来有所修正。民国十一年十二月，梁启超接受南京金陵大学的邀请，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着《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对文化史研究的归纳法、因果分析法和进化观提出质疑，而开始倾向循环论。稍后，梁启超又计画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构想部分呈现在民国十四年于清华大学开课的讲稿《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

20世纪初以来，最早以「文化史」为题的着作，历来均认为是民国三年林传甲在上海科学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史》。晚近有学者考证，此一说法纯属误传。林传甲(1877-1922)的着作中，只有《中国文学史》而无《中国文化史》，而且《中国文学史》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因此，若舍去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不论，最早以「文化史」命名的专着，应属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系因在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任教之需所编，起稿于民国十年夏，完成于十二年秋，民国十四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他在〈自序〉中提到：「历史云者，所以考究过去时代人类生活之状况，而明其进化之阶级，俾学者于国家、于民族、于社会，知有所以改进也。换言之，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其受到进化论影响的痕迹。

但若就编写先后而论，柳诒征(1880-1956)的《中国文化史》无疑在顾康伯之前。柳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八年至十年间，原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的讲义，随编随印，发给学生，「其后虽微有修改，亦迄民国十五年为止」。该书内容，民国十四年至十七年，在《学衡杂志》分期连载，后来并出版合订本。民国十七年，中央大学又出版排印本。民国二十一年，在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民国三十六年，上海正中书局将其收入大学用书，重新刊印。柳诒征在书中尝言：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者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鑑》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数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书、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袪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见页9)

正如学者所指陈，柳诒征反对毫无止境的疑古，而认为必须广蒐史料加以分析，表现出明显的信古倾向，而从书中内容也可以看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还认为：「历史现象，变化繁赜，有退化者，有进步者，有蝉嫣不绝者，有中断或突兴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论也。」这是一种进化与倒退并存的文化史观。该书自问世以后，流传与影响颇大，胡适(1891-1962)虽指摘此书有许多疵漏，但也认为「柳先生的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而梁漱溟(1893-1988)也是在读了柳着《中国文化史》后，「深受启迪，从而有《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

当时，在学校讲授中国文化史者甚多，有些讲义并未出版，吕思勉(1884-1957)就是其中之一。民国十八年，他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现存《中国文化史六讲》就是上课的底稿。他在〈序〉里指出：「文化者，人类理性之成绩也。」特别标榜「理性」的文化，这点颇值得注意。该课程原定分为二十讲，现存讲稿仅前面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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