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铜像：雷震传【全新增订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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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震（1897-1979），《自由中国》发行人，1960年代，为争取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慨然入狱十年，史称「雷震案」。

　　作者范泓长年蒐集雷震相关史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一代知识份子与台湾民主宪政发展的互动关系，并以雷震个人政治生命之沉浮及时代背景，描摹雷震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理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变局以及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真实的艰难处境。

本书特色

　　【扩充十万字．全新增订版】华文世界第一本雷震的完整传记

作者简介

范泓

　　祖籍广东，1955年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南京或扬州。先后出版《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2004）、《与李敖打官司》（2005）、《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2007），《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2008），《在历史的投影中》（2008）、《民主的铜像──雷震先生传》（2008，此书未增订前的旧版）、《重说陶希圣》（2008，与李杨合着）、《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2009）、《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2013）等着作。

序为雷震造一个铜像∕傅国涌

引言

第一部分 少年时代（1897—1916）
第一章：浙江豫籍移民之子
第二章：父亲之死
第三章 《我的母亲》
第四章：「莼菜汤事件」与「反袁运动」

第二部分 求学日本（1916—1926）
第五章：加入中华革命党
第六章：罢学归国
第七章：东京「明寮」一年
第八章：名古屋「八高」三年
第九章：京都帝国大学三年半

第三部分 投身政治（1927—1949）
第十章：进入权力核心
第十一章：与蒋介石结缘
第十二章：「旧政协」秘书长
第十三章：「制宪国大」真相
第十四章：渐进的民主宪政观
第十五章：沪上「三剑客」

第四部分 骨鲠之士（1950—1960）
第十六章：《自由中国》半月刊
第十七章：国策顾问‧香港归来后
第十八章：与威权体制渐行渐远
第十九章：超越「清议」

第五部分 政治构陷（1960—1970）
第二十章：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
第二十一章：判决之后引起的震撼
第二十二章：在狱中
附：雷震军监服刑日记审查表

第六部分 最后岁月（1970—1979）
第二十三章：出狱后受监视
第二十四章：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
第二十五章：铜像迟早会出现的
第二十六章：聂华苓：再见雷震
第二十七章：「雷震案」平反运动
第二十八章：不容青史尽成灰

修订后记
雷震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资料

序　

为雷震造一个铜像〉∕傅国涌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杂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意是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经进入过国民党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自那以后，我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一直要等到二○○四年五月，《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问世之后。 相隔八年，此书重出修订本，易名为《民主的铜像——雷震传》，范泓兄要以我当年写下的一点感想为序，修改旧作之时，遥想海崃对岸，物是人非，早已换了人间，雷震若在，不知会有如何的感想。面对十年牢狱，他在铁窗之中写给儿女的信中，傲然说出了这番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是的，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这是我在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一九四九年以后海崃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嵴樑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他不仅是海崃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座标。读罢此书，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ＣＣ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一九四九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政治生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雷震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自由中国》杂志。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年九月，在长达十多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

　　一九六○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他的悲剧命运也因此註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马之骕，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卖人格，拒绝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很快就软了下来，「自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情治部门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独角戏就此完成。雷震为此付出了十年牢狱代价。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出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漂浮在黑暗的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的几乎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显得那么正常。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十二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在狱中享有零花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叛卖他的刘子英，以他阅世之深，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狱之灾同样无法倖免，刘子英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特别是后来他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逼供的，和过去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所以，一九七○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语气平静。一九八八年八月，雷震的遗孀宋英终于等到了刘子英的忏悔信，其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此时，距离震惊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谢世已近十年，这是一份迟到的忏悔。

　　这一切，在这部传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此书初版时，我曾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十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这已经在修订本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这些年来，相关的新史料不断浮现，当年台湾的许多档案都已陆续解密，修订本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比如雷震日记中留下的大量有价值的线索，都可以好好利用。当时驻美「大使」叶公超的「使美外交文件」中涉及「雷震案」的内容，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雷震案判决几个月后，叶公超致电「外交部」并请转陈诚，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Merchant当天下午约谈，对雷震案表示「至为遗憾」，美国一般人士指责蒋政府压制自由及阻止组织新党，国务院受到国会方面强大压力，要求发表声明。国务卿亲自约谈一个多小时，就是希望蒋介石能考虑减刑一途。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局马丁局长向叶公超透露，有国会议员列举南韩李承晚封闭反对党报纸时，国务院曾发表声明，此次如不採取行动，实有偏颇，为此提出警告。叶公超的电报转到蒋介石那里，蒋不为所动，亲批：「雷案为反共运动政策与共产颠覆阴谋之争。且为维持国法与破坏反共法律之争，乃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不能再作其他如减刑等之考虑。否则我政府无法再言反共，即使其存在亦无意义。最后结果台湾只有坐待共匪和平解放而已。」十二月四日，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覆电，除了转达此意，并说台湾为西太平洋防卫之要冲，其安危得失，与美国利害有不可分之关系，要叶公超将这个意思相机恳切陈说，获得美国的谅解。（参考周谷编着《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二○○一年版，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如果要说初版时留下一些什么遗憾的话，我想到的是雷震的心路历程，1949年前后，他目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仓皇撤到孤岛，惊魂未定，雷震和一班受过良好教育、心怀自由理想的知识份子一起开始了重新的思考，穿越《自由中国》和漫长的囚禁生涯，直到出狱后的最后时光，从他的思想转型到最后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他大半生栖身的这个政治集团决裂，他的内心轨迹、精神脉络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此外，对雷震的个性、精神气质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索。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崃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在一九六○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份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范泓兄的这本《民主的铜像——雷震传》，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二○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于杭州

〈第二十二章在狱中〉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许，宋英及两位女儿在二三亲友的陪同下，前往台北青岛东路警备总部看守所探望「复判后」的雷震。未料，雷震在一小时之前已被移至新店镇安坑乡国防部军人监狱，宋英等人只好再匆忙乘车赶往新店。

第二天，雷震好友齐世英、夏涛声、蒋匀田、胡秋原、夏道平、周弃子等七人，前往军人监狱看望开始服刑的雷震，遭到狱方的拒绝，理由是「每週二、五的例行接见日，求见者以服刑人的亲属为限，朋友没有必要时，监方可拒绝接见」。实际上，当局已下达有关指令，非亲属探望雷震，「一概得要先经申请，获得国防部批准，否则免谈」。

根据当时的规定，「军人无论是受审判或服刑，都是按阶级而有所不同的。非军人而受军法审判的，也依其身份职位比照军人之待遇」。雷震仍是「国大代表」，相当于军人「将军」之衔，可住单人囚室。新店安坑军人监狱条件比看守所好不了多少，许多设施尚不尽如人意。雷震因高大身材，军人监狱中的床似乎太小，雷震让家人送去自己平时睡的那张大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籐椅，一张靠椅，以及一个洗澡盆。以雷震的身份，在这里无需穿囚服，雷震最初两次会见家属时，穿的都是西服。后来天气渐冷，雷震让家人又送去棉袍。安坑在乡下，早晚特别凉。在看守所时，家人经常会送一点小菜来。到了这里，雷震觉得不甚方便，就关照家人不必再天天送了。宋英是每週五探监，如夫人向筠是每週二探监，孩子则分别随宋英和向筠一起去。朋友们来探望雷震，往往由于见不到人，会留一点水果给他。

有一次，立法委员胡秋原 、成舍我偕雷夫人宋英一起来探监，胡、成二人硬是被挡在了门外。胡秋原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写道，「儆寰兄：今日兄坐牢，不是坏事；唯坐牢之道，首须安心。安心之法，不外读书与思想。一当读轻松者，二当读费脑筋者。盖唯有用心深思，始能安心也。不得见，所欲告兄者如此……」

雷震在狱中发出的第一封家书，是入狱两天之后。他让宋英透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负责协商政治解决」，其办法是「我不参加反对党，自由中国社改组……希望我今后脱离现实，过一点写作生活」。十天之后，再次致函宋英，「政治解决，除『总统』外，恐要与经国谈谈……这里虽然特别优待，如果再住一二年，也是无法下去的」，信末特别交代「绝对秘密看完烧去不可留」。雷震一直认为此次当局之制裁「决心如铁」，其关键症结在于参与组党，因此，想透过「政治协商解决」的方式，来改变目前的困境。应当说，这并非雷震此时萌发出来的「悔意」，而是不想「新党」因此而胎死腹中，他在信中说「新党我不能参加，希望他们成功」。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雷震在狱中致函胡适，为他的七十大寿提前祝贺，并向胡适索书，「本月十七日为先生七十大庆，我在狱中不能前来祝寿，谨写此信代贺……贺寿不能无纪念品，我现在把『读《胡适文存》校误表』作为纪念品，向您敬呈……先生还有什么书，请赐几本，外国人的传记（译本）如有，请赐下几本。我读了一本中译本《阿德诺传》，给我启发的地方甚多。」获悉雷震在狱中开始写一些回忆性质的文字，胡适感到十分高兴。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宋英前往探监，胡适特意托她带了一封信给雷震，其中说，「我很高兴你能够安心写回忆的文字了，也很赞成你尽量写得『白』。但不要学我，赵元任兄常说适之的白话是不够『白』的」。

自雷震入狱，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适以心脏病猝发逝世的一年多里，雷震先后给胡适写过二十余封信。一九六一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以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寓意，不言自明。第二年，胡适就去世了。聂华苓始终认为「胡适的速死与雷案有关」，唐德刚说「雷震案」之后，胡适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岁。雷震自己也说，「胡适为我的事，是遭受了冤屈，但胡适本身也有错误，他不应该回台的，回来了即等于『瓮中之鼈』，蒋中正就不会买他的账，胡适也没有办法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