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卡耳此书就是将「崔维廉讲座」时的讲词汇集而成，针对历史的性质（历史家与事实、社会与个人、历史．科学与道德）、历史的「因果问题」、编撰历史的研究途径等诸多问题，都详加论列，精辟而透彻的分析，使得本书的价值益加重要。为研究历史学的人不可不知、不能不读的书。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爱德华．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
1916年剑桥毕业后进外交部长达20年，闲暇时研究19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
1936年，担任威尔斯亚伯理斯威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这段期间发表了着名作品《二十年的危机，1919-1939》。
1941年到1946年成为《泰唔士报》的助理编辑，撰写社论，也因此辞去教职。
1950年出版大部头作品《苏俄史》第一卷，至1978年共计十四卷。
1953年获得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政治学教职。
1955年起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资深研究员。
1961年出版《何谓历史？》时已年近70，后来一直待在剑桥至1982年以90岁高龄过世。
图书目录
卡耳在台湾（代译序）：江政宽
导论：理查．伊凡斯
入门短笺：R. W. 戴维斯
第二版前言：E. H.卡耳
来自卡耳的档案：《何谓历史？》第二版的笔记：R. W. 戴维斯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三章 历史、科学和道德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第五章 历史即是进步
第六章 打开眼界
译名对照表
图书序言
前言
1960年，我写好我的《何谓历史？》六讲之初稿的时候，西方世界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中国两个重大革命的重击，依然步履蹒跚。有着纯真的自信和再自然不过之进步信仰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世界是一个混乱、甚至险恶的地方。虽然如此，开始有迹象显示，我们正开始从我们的某些动盪中浮现。广泛预料，会随二次大战结束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未出现。我们几乎没有留意到，大英帝国安静地解散了。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获得克服，或者说，被淡忘了。苏联的去史达林化（de-Stalinization）和美国的去麦卡钖化（de-McCarthyization），是值得赞赏的进步。德国和日本已从1945年的废墟中快速复原，经济有了出色的进展。戴高乐（De Gaulle）统治下的法国恢复了国势。在美国，艾森豪时期的阴影接近尾声；充满希望的甘?迪时代正要揭幕。事故频繁的地方——南非、爱尔兰、越南——问题还不迫切。全世界的股市交易急速发展。
无论如何，这些情况为乐观主义的言辞和对未来的信仰，提供了某种表面上的正当性，也因为这一缘故，我的演讲以1961年作为结尾。往后的20年，让这些希望落空，也让这种自满受挫。冷战以更强的强度重新开启，随之而来的是核子灭绝的威胁。迟来的经济危机开始展开复仇，蹂躏着工业国家，将失业的积弊散布到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几乎没有国家能免于暴力及恐怖主义的敌对。中东产油国的反抗，转变成对西方工业国家不利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上，「第三世界」已经从消极的因数，转变为积极而又令人不安的因数。在这些情况下，任何乐观言辞似乎都是荒谬的。灾祸的预言家大获全胜。洒狗血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勤勉描绘的大难临头画面，透过媒体的传播，渗入了每天讲话的语汇。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末日的预言似乎不曾如此应验。
然而，就在这一刻，常识唤起了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首先，虽然未来无望的诊断，据称有无法反驳之事实作基础，但它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建构。绝大多数的人，完全不相信那样的诊断；而他们的行为，清楚表达出对此的不信。人们做爱、受孕，满怀挚爱地生养小孩。于公于私，为了提升下一代的福祉，十分关心健康状况和教育。新的能源来源，不断地勘探出来。新的发明提升了生产效率。大批的「零星储户」投资了国家储蓄公债、房屋建筑协会，以及单位信託。对于国家建筑文物和艺术文物保存，展现出造福未来世代的普及热情。我想下结论说，提前灭绝的信仰局限于一群满腹牢骚的知识分子，他们应为当前众所周知的状况负最大的责任。
这些全体灾祸之预言的地理源头，主要地——我想说，专门地——来自西欧及其海外旁系。我的第二点保留意见，与此有关。这并不会让人意外。五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曾毫无疑问是世界主人。他们能够似有道理地宣称说，他们在野蛮黑暗的外部世界之中代表了文明之光。一个逐渐挑战和摒弃这种宣称的时代，非得引起灾祸不可。发觉英国是骚乱的集中点、深刻悲观思想的所在地，也同样不会令人讶异；因为没有别的地方，19世纪的辉煌与20世纪的乏味、19世纪的至高无上与20世纪的自卑，形成如此醒目而又如此痛苦的对比。这种心态已遍佈西欧以及——或许在较小程度上——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积极地参与了19世纪的大扩张主义时代。不过，我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无法克服的沟通障碍竖立起来了，而另一方面，络绎不绝的冷战宣传，使得任何对苏联情势的合理评估，困难重重。不过，没有人能相信，在绝大多数人口必定意识到，不论当前他们有什么抱怨，情况远比25年、50年、或100年前要来得好的国家里，会普遍对未来的绝望。在亚洲，日本和中国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到向前看的位置。在中东和非洲，甚至目前动乱状态的地区，新兴国家艰难地朝向未来，无论如何盲目，它们也相信未来。
我的结论是，当前这波怀疑论和绝望的浪潮，祇看到未来的毁灭和衰退，把一切进步的信仰，或者，人类的任何进步信仰，或任何进一步进展的期望，都摒之为荒谬，这是某种形式的菁英主义；是那些在安全和特权上已被经济危机侵蚀殆尽之菁英社会集团的产物，也是那些往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遭遇重大挫折之中间国家的产物。这种趋向的主要旗手是知识分子，也即他们所服务的掌权社会集团之理念的信差（「社会的理念，就是其统治阶级的理念」）。这里谈到的某些知识分子，其出身背景也许隶属于其他的社会集团，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旦成为知识分子，他们就被自动同化为智识菁英。根据定义，知识分子构成了一种菁英集团。
然而，在当前脉络里更重要的是，社会里头的所有集团，不论多么有凝聚力（而历史学家经常有正当理由把这些团体看做如此），都会产生许多的怪人或异议分子。这在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可能发生。我并非指知识分子之间在社会主要预想的共同接受之基础上所进行的习见争论，而是指对这些预想的挑战。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里，祇要这类的挑战局限于少数的异议分子，是会受到容忍的，而提出挑战的人，不愁没有读者和听众。愤世嫉俗的人会说，他们受到容忍，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力也没有大到有危害。40几年来，我贴着「知识分子」的标签；而晚近几年，我逐渐自视为是思想的异议分子，也被视为是思想的异议分子。手边就有一则解释。我必定是极少数依然在写作，虽不是成长于充满信心和乐观的伟大维多利亚时代的颠峰时刻，但仍受到其余晖映照的一位知识分子。即使到今日，我都很难相信，世界已处于永恆的、无法挽回的衰落之中。在以下的篇幅里，我试图让我自己远离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今日英国知识分子当中的流行趋势，以表明我如何且为何会认为他们走错了路，同时，我要提出一种对未来的主张，这种主张即令不是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E. H.卡耳
来自卡耳的档案：《何谓历史？》第二版的笔记
R. W. 戴维斯
卡耳在1982年11月辞世前的最后几年，正起草着一个近乎全新版本的《何谓历史？》。1961年第一版发行以来20年过去了，而这20年的特征乃是人类进步遭到顿挫，卡耳并未因顿挫而气馁，他在前言中表示，新作的意图在于「提出一种对未来的主张，这种主张即令不是乐观的展望，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较明智、更平衡的展望。」。
他祇写完了前言。不过，在卡耳的档案里头，有一个大箱子，装着半打棕色大页书写纸的文件夹，上头的标题写着：「历史—原则；因果关系—决定论—进步；文学与艺术；革命与暴力的理论；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另外还有一个塞满跟1961年版有关之书评和信件的封袋。他在完成这个第二版之前，显然有意要作更多的研究。文件夹里有许多他还未作摘录的着作书名和文章篇名。不过，文件夹里也有部分已经处理过的资料：作了记号的抽印本和从学报撕下的文章，以及少量大小不一的纸片上的很多手写简短备忘录。跟以撒‧多伊彻、以赛亚‧柏林、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 及其他人之间有关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方法论的往返信函，也放在文件夹里，显然有意将它们运用在这一新的版本。偶有打字的或手写的短笺，显然是句子或段落的初稿。没有新版本的规划方案，不过，一则简短备忘录写着：
历史学的紊乱状态
统计学的袭击
心理学
结构主义
文学的紊乱状态
语言学
乌托邦等等
[还有一小张纸片写着：「最后一章乌托邦历史的意义」]
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卡耳打算撰写新的章节，以便处理第一版里忽略或探讨不足的论题；也打算扩充《何谓历史？》里的现有章节，以便回应批评家，同时用另外的材料，阐明、间或修订他的论证。有时，讨论我们当前不满的一本崭新的书，以及我们该力争获得的世界，似乎艰难地从他广泛的摘录和简短备忘录中浮现出来。当然，他打算提供的最后一章或几章，或许是全面改写过的第六讲「打开眼界」，将会比他先前的任何着述，更直接贴近当前的政治关怀，能够呈现他自己对历史意义的看法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
根据现有证据来看，卡耳看不出有理由要修订他在前两讲「历史学家和他的事实」及「历史学家和社会」中的论证。关于经验主义的历史事实研究法，他引述杰出的海军史家罗斯吉尔（Roskill），作为错误主张的一个例证，因为他称赞「历史学家的现代学派」，而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功能仅仅在于带着极为精确和公正，去收集和纪录他们时代的事实」。对卡耳而言，这类的历史学家，要是真的言行一致，就会像阿根廷小说家波赫士（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的男主角，从不曾遗忘任何他看过、听过或体验过的事物，不过，却也承认，结果「我的记忆库是一个垃圾箱」。富内斯（Funes）「不会进行思考」，因为「思考就是要忘掉事物的差异，就是要善于进行概括和抽象化」。 卡耳将历史中的经验主义和社会科学，界定且摒弃为「这样的信念：应用一些科学的、免于价值判断的方法，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亦即，有一种客观又正确的解决方法和达成它的方式——被信以为真的科学预设，转变为社会科学」。卡耳指出，经验主义历史学家之护身符的兰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社会和制度，而不是一种从「此」前进到「彼」的过程，因而被卢卡奇（Lukacs）视为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卢卡奇写道，「历史变成一堆别致的轶事」。
对于经验主义的这类勐烈抨击，卡耳的笔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吉朋相信，「历史学家暨哲学家」才能够写出最佳的史着，因为他辨别了支配关系体系的那些事实： 他表明他对塔西陀（Tacitus）的感谢，因他是「第一位将哲学科学应用到事实研究的历史学家」。 维科（Vico）将「确实」（il certo，事实方面正确无误的事物），跟「真实」（il vero）作了区分；「确实」——良知（coscienza）的对象——就个体而论是特殊的，「真实」——科学（scienza）的对象——是共同的或普遍的。 卡耳认为，「近来，英国相当多的政治着述和历史着述，贫乏又缺少深度」，乃是由于史学方法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如此不幸地使马克思有别于英语世界的思想家」：
英语世界的传统是根深柢固的经验主义。事实会自己说话。「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争论某一特别问题。根据某些秘而不宣、可能还是不自觉的相关标准，隔离出主题、事件、时期，以便从事历史研究。……马克思对这一切深恶痛绝；马克思不是经验主义者。对马克思而言，研究部分而不考虑整体，研究事实而不考虑其重要性，研究事件而不考虑原因或后果，研究特别的危机而不考虑一般的情势，似乎都是无益的举动。
这样的史学方法差异，有其历史根源。英语世界仍旧是如此顽强的经验主义，并非没有原因。在稳固确立、没有人会想去质疑可信度的社会秩序中，经验主义旨在进行验修。．．．．．这一类的世界，19世纪的英国提供了完美的模型。不过，在所有的根基都遭到挑战，而我们在没有任何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挣扎于危机不断的时代，经验主义是不足够的。
无论如何，所谓经验主义的面纱，旨在隐蔽不自觉的选择原理。卡耳写道，「历史是一种关于什么构成人类理性的特别概念：每一位历史学家不论知道与否，都有这一类的概念。」 在《何谓历史？》里，卡耳将很多注意力，放在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历史学家的事实选择及事实诠释的影响；自从学生时代以来，他就被人文环境的这一方面给吸引住了。他为新版本所作的笔记，进一步举出历史知识的相对性来作说明。希罗多德为雅典在波斯战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找到了道德上的正当理由；而波斯战争证明，有理智的希腊人必须拓宽其视界，而且也说服希罗多德将他的探讨，扩展到更多的民族和地区。 对于游牧生活方式的同情，强烈影响着阿拉伯史观。阿拉伯人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或循环的过程，城镇或绿洲的居民在过程中，遭到沙漠游牧民族的蹂躏，而这些游牧民族定居下来之后，反过来也遭到一波波新游牧民族的蹂躏；对于阿拉伯历史学家而言，跟蛮族相比，安居的生活导致了削弱文明人的奢侈。相对照之下，在18世纪的英格兰，吉朋则认为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一种胜利的进展：套用他名言，「每个时代都不断地增长着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还有人类的美德」。定居的文明存在已久，而吉朋从定居文明的自信统治阶级的有利地位，来看待历史。他认为，欧洲未受到蛮族的侵袭，因为「在他们进行征服之前，必然不再是蛮族」。卡耳评论说，革命的纪元对历史研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什么也比不上革命所引起的对历史的兴趣」。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形成于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的脉络。「法国启蒙运动的非历史观（a-historical outlook），依仗的就是人性不变的概念」，而法国大革命则渐渐削弱了这种非历史观。在这种急遽变化的时代，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便受到广泛的认可。麦考莱（Macaulay）表示「对于1789年、1794年、1804年，以及1834年的革命，抱持完全一样意见的人，要嘛是受神启示的预言家，要嘛是倔强的蠢蛋」，那时他仅仅是对他同时代的人，陈述众所周知的道理。
如果历史知识有相对性，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客观历史存在呢？在《何谓历史？》里，卡耳争辩说，尽管没有历史学家能够声称，他自己的价值观有超出历史的客观性，不过，「客观的」历史学家可说是「有能力克服社会形势和历史形势对其愿景所造成的局限」的历史学家，而且有「思考未来的能力，如此一来，让他比起看法完全受到自己当前之处境限制的那些历史学家，对过去有更深刻、更持久的了解」。几位《何谓历史？》的批评家，强烈反对对「客观性」做这样的阐述，他们捍卫传统的观点，认为客观的历史学家，乃是尽管自己有先入之见，但还是在证据的基础上形成评判的历史学家。卡耳没把这一点看做是一种严肃的批评。他的《苏俄史》经常表现出显着程度的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亦即，呈现其他历史学家惯常召唤来证实种种诠释的证据，而与卡耳对客观性的诠释相冲突。不过，他认为这类的尽责，是称职历史学家的必要义务；这不意谓着，历史学家对证据的处理方式，不受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虽然如此，卡耳有点小心翼翼地准备承认，进步发生在历史研究中，也发生在社会发展中，而历史知识的进步，跟不断增加的客观性有关。在《何谓历史？》里，他承认过去两个世纪历史学有很大的进展，而且称赞我们的视界，从菁英的历史扩展到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举例来说，谈到一代代历史学家对俾斯麦（Bismarck）成就的评价时，他争辩说（或同意说），「19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起18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客观评判，而今日的历史学家，比起1920年代的历史学家又更接近了」。不过，他随后修正了这种表面上对于历史学家客观性标准中之绝对元素的接受，坚持说，「历史的客观性不仰赖、也无法仰赖存在于此时此地的某些固定不动的评判标准，仅能仰赖储存于未来、随历史进展过程逐步形成的标准。」他完成《何谓历史？》之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显然持续困扰着他。他的笔记中，尽管把「绝对而又不受时间影响的客观性」，看成是「一种不真实的抽象概念」，但他却写道：「根据历史学家接受的某些客观性原理或规范，历史需要对过去的事实加以选择和整理，这必然包括了诠释的成分。没有了诠释，过去就瓦解成一堆杂乱的、无数孤立又琐碎的小事，而历史根本无从撰写」。
卡耳在《何谓历史？》中，也从另一个角度，着手处理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虽说在此一脉络里，没有使用「客观性」这个词）。他考察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上的相似处和差异处。结果相似处大于差异处。自然科学家不再自视为，根据可观察的事实作归纳，以建立普遍法则，而是通过假说与事实之间的互动，从事于发现。而历史学就像自然科学那样，并非涉及了人们有时料想的独特事件，而是涉及了独特性与一般性之间的互动。历史学家致力于通则，诚然，「历史学家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独特性，而是在独特性之中有什么是普遍的」。
卡耳为了该书的新版本，积累了大量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笔记。他的思考走向浮现于他的简短备忘录，但卡耳并未对它们写下论证；以下我节选了几则，但不打算对它们强加我自己的看法（我给每一则引用文作了个别的标号）：
（一）科学真理的形式标准或逻辑标准；波柏相信，「真正的」科学是有别于永恆的理性原则．．．．．
孔恩（T. Kuhn）反对一种唯一的科学方法，支持一系列的相对主义方法．．．．．
从静力科学观到动力科学观、从形式到功能（或目的）的转变。
相对主义（没有唯一的「科学方法」）驱使费耶若本德（Feyerabend）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 1975）全盘抛弃理性主义。
（二）柏拉图（Plato）的《美诺篇》（Meno），提了这样的问题：不知我们在找寻什么，怎么能够进行调查（编号为80d 的段落）。
「直到我们依循潜藏我们心中之理念的指引，长期无系统地收集观察资料充当建材，而且唯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材料的技术配置之后，我们才能够从更明晰的角度审视该理念，也能够从建筑术的角度，对它作总体的概述。」
康德（Kant），《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页 835。
波柏的论题是，未能提出可测试之结论的假说，没有意义，也站不住脚（自然选择）。
[参见] 博兰尼（M. Polanyi），《邂逅》（Encounter），1972年1月
以下段落[也是]取自《邂逅》．．．．．
1925年，爱因斯坦（Einstein）对海森堡（Heisenberg）说，「你能观察到事物与否，取决于你运用的理论。正是理论决定了能够观察到什么」。
（三）[卡耳标明说，出自魏斯科夫（W. F. Weisskopf）的一次演讲]
「我们了解这类[山峰]山脉因地壳的构造活动而形成，不过，我们无法解释，白朗峰为何有我们今日看到的特定轮廓，我们也无法预言下一次爆发时，圣海伦火山的哪一边会坍塌……」
「不可预知之事件的发生，并不意谓自然定律被违反了。」
（四）史多伊克（D. Struik），《简明数学史》（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1963）指出了数学的社会根源性。
（五）宇宙因一次大爆炸，而以某种随机方式开始，且注定要消失到黑洞中的理论，反映了时代的文化悲观情绪。随机性是对无知的推崇。
（六）祇要你相信，后天的特性是遗传的，相信遗传极为重要的看法就成了进步的。
当这种看法遭到抛弃，相信遗传的看法就变得反动了。
参见罗森柏格（C. E .Rosenberg），《没有其他众神：论科学与美国社会思想》（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976）[尤其是页10]中的论证。
根据这些简短的备忘录，卡耳显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比起他先前所提示的还要来得大。时空对于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和实践，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自然科学之中，假说与具体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类似于历史学之中通则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假说能够精确预言，但有效的科学假说，不必然拥有精确预言的能力；在一些自然科学中，其相当类似于历史学家的通则。
在《何谓历史？》的「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这一讲里，卡耳更紧密地考察历史通则的性质。历史学家面对历史事件的各种不同原因，希图建立「能确定彼此间关系的某种原因等次」。在为新版本所作的笔记中，卡耳抄写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一些採取类似观点的段落。孟德斯鸠写道，原因「变得不那么恣意了，因为其有更一般的效应。因此，我们所知道的赋予民族某种性格之原因，超过赋予个人特定心态之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塑造包括生活方式之社会精神的原因，超过塑造个人性格的原因」。 而论及托克维尔对「古老又一般的原因」与「特殊又晚近的原因」之间所作的区分， 卡耳评论说：「这很合理；一般就等于长时期；历史学家主要的兴趣在长时期」。
对于实作的历史学家来说，希图根据长时期、一般或重要的原因，对历史事件作解释，立刻引起了此一问题：偶发事件在历史中的角色。在《何谓历史？》里，卡耳承认，偶发事件能够更动历史的进程，但也争辩说，它们不该成为历史学家的「重要原因的等次」的一部分。一个合乎情理又有历史意义的解释，可被应用到其他的历史情势，而在这个意义下，1920年代，列宁早逝的这一偶发事件，在苏联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但并不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何谓历史？》出版之后，他进一步开展这个理念，他在笔记中写道，「历史实际上从属于充足的规律性，使其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尽管这些规律性有时会遭到枝节因素的扰乱」。
偶然因素的问题，在偶发事件——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的那个特殊情况中，证明是特别棘手的。卡耳一再回到这一议题，而他自己关于苏联在史达林掌权年代之发展的研究中，该议题自然就显得凸出。他的文件「历史中的个人」，将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脉络。他暗示说，个人崇拜是「一种菁英主义的信条」，因为「个人主义仅仅意谓，以非个人的大众作背景，衬托出个别的行动者（agent）」。对于自由之个人绝对权利的极端坚持，在知识分子之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种看法最重要的英国倡议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恰当地称之为《随你的意思》（Do As You Will）的作品中声称，「人生的目的……乃是我们加入人生里的目的。我们想称人生的意义为何都无妨。……人生哲学的大前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1930年代，沙特（Sartre）有影响力的《存有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对「自为的」存有与「自在的」存有作了区分；前者是个人的纯粹意识、绝对自由和责任，而后者是物质的、客观的、无意识的世界。在这个阶段，沙特有「（他从来不缺的）无政府主义的特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在1960年，尽管《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号称，其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最终哲学」，不过，事实上，根据卡耳的说法，「他那种存在主义、绝对自由、个性与主观性，跟马克思主义是不相符的」。类似地，阿多诺（Adorno）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想要在专家政治和官僚政治的世界，以及封闭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世界中，将听凭摆佈的个人拯救出来」。而对佛洛伊德（Freud）来说，个人自由不是文明的产物；恰恰相反，文明的后果就是对个人作限制。
个人受到社会的束缚，应该从这些桎梏中解脱出来，此一主张跟同样存在已久的下述主张，「某些个人的行动，实际上能够不受社会的束缚」，部分同源，部分相抵触，而且该主张屡次坚称，伟人在历史中的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马韦尔（Andrew Marvell）便使劲地宣称，克伦威尔（Cromwell）是这种角色：
他掌握了零星役期的军队
在一年内就完成了需要多年的工作。
相反地，萨姆尔‧强森（Samuel Johnson）则声称：
人心所能承受的何其渺小
但却可以被国王或法律造就或消除。
不过，卡耳写道，强森的说法仅是在「负隅顽抗此一信念：国王和法律的确造就和消除了罪恶」。
针对那些宣称个人意志有决定性角色，不受社会约束或独立于社会的人，马克思辩驳说，「把孤立的人当作其出发点」的看法，是「荒谬的」（abgeschmackt）。人「起初是作为一般生物（a generic being）、群居动物而出现的」，其「通过历史过程使自身具有个人性」；「交换的行为是这种个人性过程（individualization）的一种主要手段（agent）」。 谈及米尔顿（Milton）时，麦考莱观察到，「就比例而论，当人们知道愈多，思考愈多时，他们着眼于个人就愈少，着眼于群体就愈多」。 而托克维尔在1852年表达了相当有代表性的概念，即个别政治人物的行动，由其自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
政治科学在所有的文明民族当中，创造了一般性想法，或者说，至少使一般性想法具体化；而政治人物必须搏斗的问题，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所创造的法则，都是从这些一般性想法中形成。政治科学构成了一种思想气氛，而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唿吸着这种气氛，也都不知不觉地从中获得其行动的原则。
托尔斯泰（Tolstoy）不断地表达下述的极端看法，即个人在历史中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部分的草稿中，他坦率地陈述说，「历史的要人是其时代的产物，从当前事件与先前事件之间的前后关系中浮现」。 1867年时他的看法已经完全成型：
郡县议会（zemstvo，俄国地方自治机构）、法院、战争，或者没有战争等等，无一不体现了社会组织——（就像蜜蜂那样的）群体性的组织：任何人都能表现出这一点；事实上最佳的表现，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何这么做的人——而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始终是千篇一律的活动，也是动物法则中常见的活动。士兵、皇帝、上层阶级的王室高阶官员，或者，庄稼汉等等的动物性活动，则是最低形式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唯物主义者是对的——是没有丝毫任意性的。
而30年后，论及波耳战争（Boer War）的爆发，他写道，生「张伯伦们与威廉们」的气，是徒劳无益的；「历史正是一连串政客所为的这类行动」，而这类行动源于努力以新的市场来维持少数人不寻常的财富，「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被繁重的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
卡耳大体上跟马克思和托克维尔有着共同的态度，他指出，「个人在历史上有『角色』；从某种意义看来，角色比个人更为重要」。他评述说，雷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摇摆不定，与其说是个人性格所致（仅有使他胜任领导职位时性格才有意义），不如说是英国工党所代表的整个团体，陷于根本两难的结果」。更常见的看法是，他宣称，与其打算评价个别政治人物，不如「分析塑造其思维的团体利益和态度」。他写道，个人脑子的运作方式，「对历史学家而言，不是很要紧」，而且宁可「多依据下意识的团体情况和态度，少依据有意识的个人行为来看待历史」。本着这种精神，他揶揄地指出，某本关于希特勒的书籍，「把所有事情归因于希特勒的人格，以作为开端，而谈及威玛政权的不稳固和无能，以作为结束」。
不过，卡耳并未坚持托尔斯泰的极端立场：作为现役的历史学家，他的辛勤工作不断地驱使他回到「克丽欧佩特拉（Cleopatra）的鼻子」。他说道，历史上偶然因素的问题「依旧使我感到兴趣，也感到困惑」，而他在笔记，就像在《何谓历史？》里那样，再次坚持说，尽管列宁之死是由于与历史无关的原因，但却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他继续补充说，「纵使你坚称，从长远看，所有的事情或许结果是大同小异的，然而，还是有重要的短程事情，也对许许多多的人有很大的影响」。相较于他在《何谓历史？》中对于历史偶然因素的讨论，在此，强调的重点有了显着的转变。这是他在培里‧安德森对他的访谈中，论及其《苏俄史》完成的理由时，对列宁和史达林之角色所作的饶有兴味之评论的前奏。他坚持说，「列宁要是充分掌握权力，经历过20和30年代，他便会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也会从事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产生、急促的工业化、对市场的控制，以及着手劳动的控制和方针。不过，他会「减低、缓和高压政治的成分」：
在列宁领导下，转换过程不见得会全然平顺，不过，绝对不会像已发生的事情那样。列宁不会容忍史达林不断地肆意窜改记载。……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绝对不会变成——用西里加（Ciliga）的话来说——「漫天大谎的国度」。这些是我的推断。
在此，卡耳认为苏联史之关键时期的偶然因素，有实质的作用。这是口头的声明，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评判。不过，他在《苏俄史》里也以更克制的语言，写道「史达林的人格，结合了俄国官僚制度原始又残忍的传统，给由上而下的革命增添了一种显着的蛮横特质」。 大体上，「由上而下的革命」取决于长时期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必定成为历史学家首要考虑的事，不过，推行高压政治的程度，则是一种历史的偶发事件。
在卡耳档案的各式各样笔记和信件中，他评价了历史研究的现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是过去60年主要的新趋势：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唯物论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始终非常强烈。的确，吾人可以这么说，这段时期所写的所有严肃历史作品，皆受到其影响的塑造。这种变化的征候，便是有关经济因素、社会条件、人口统计学、阶级兴起与衰落的研究，取代了通常被当成是历史学之主要论题的战役、外交伎俩、宪政争论和政治阴谋——也就是广义的「政治史」。社会学渐次的流行，乃是相同发展的另一种特征；有时，历史学就被看成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在《何谓历史？》里，卡耳已经指出，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正面影响，其评论说，「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在为新版本所作的笔记里，他更加郑重地声明：「社会史是根底。光研究根底是不够的，会变得单调乏味；或许这就是年鑑学派所遭遇的事。不过，你不能废弃它。」
尽管承认这些正面的发展，但卡耳坚持说，依据普遍的或流行的趋势，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陷入了危机。卡耳指出，肤浅的经验主义「从历史学躲避到狭隘专业化」（对此他严厉地批评为「一种自残的形式」），而历史学家则有在方法论中找隐蔽的倾向（他评论说，「『计量』史学使统计资料成为所有历史探讨的材料，而对它的崇拜，或许把历史唯物论带到荒谬的地步」）。而伴随历史学内部的这种危机而来的，是从历史学躲避到社会科学，卡耳亦将这种躲避看成是一种保守、甚至是反动的趋势：
历史学专注于基本的变迁过程。如果你讨厌这些过程，那么你就该抛弃历史学，到社会科学里找隐蔽。今日，人类学、社会学等等蓬勃发展。历史学生病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生病了。
他也指出，「当然，社会科学内部也在进行『找隐蔽』——经济学家在计量经济学、哲学家在逻辑学和语言学、文学批评家在文体技巧的分析里找隐蔽」。塔尔科特‧帕深思（Talcott Parsons） 正是社会学家的显着范例，其「抽象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于失去了与历史学的所有联系」。
卡耳十分重视结构主义（或者说，「结构功能论」）。他曾在谈话中评论说，至少结构主义者的可取之处在于将过去看成是整体，避免掉过度专业化的缺陷。不过，他相信，结构主义对历史研究大体上造成有害的影响。他把结构的或「横向的」研究取向，跟历史的或「纵向的」研究取向作了比较；前者「根据社会的不同部分或方面，在功能或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来对社会作分析」，而后者「根据社会从何而来、从何而去，来对社会作分析」。他暗示说，「每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两种研究取向都是必须的」（一则潦草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短笺，坦率地评论说「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之间的区别，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能否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和兴趣，则有很大的差别。无疑地，这有部分依靠他的禀赋，不过，大多依靠他工作的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变迁是往坏的方面发展，担忧变迁，更喜欢祇需要稍加调整即可的「横向的」看法。
卡耳在别处评论说，「前者的研究取向考察了静态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下，它是保守的，而后者的研究取向则开启了变迁，在这个意义下，它是基进的」：
不论LS [李维斯陀（Levi-Strauss）] 基于他的目的，引述了多少的马克思观点，．．．．．我仍怀疑，结构主义是保守时期的时髦哲学。
卡耳的笔记，包括了几则与李维斯陀有关的短文，特别是《世界报》（Le Monde）上的一则访谈录，其标题似乎证实了卡耳所怀疑的最糟糕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祇是历史的一种诡计」（L'ideologie marxiste, communiste et totalitaire n'est qu'une ruse de l'histoire）。
伴随卡耳对历史研究之现状的广泛批评，以及整体上负面评价而来的，是正面地主张历史学门本身的重要性。他宣称「通史」（general history）有必要性，而这种通史是将法律史、军事史、人口统计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历史学的分支结合在一起，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连。同样地，他坚持说，历史学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女仆，亦即，为了理论而迎接它们，而且为它们提供材料：
我承认，很多当今的历史学家是无生气的，因为他们没有理论。不过，他们缺乏的理论是历史理论，不是从外部递送来的理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双向道。我不需要告诉你，历史学家必须向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学习什么。不过，如果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等等，不在较宽广的历史模式里工作的话，他们也会消亡，而这种模式祇有「全面性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棘手之处在于……历史理论本质上是关于变迁的理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想要的或能够不情愿地接受的，祇有稳定的历史均衡中所附带的或「专门的」变迁。
不过，卡耳当然相信，历史学家的看法仰赖他的社会环境；而在1970年代的英国，他无法预料，他的忠告所受到的欢迎，竟不囿限于少数基进或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家：
对现在充满了惶惑，而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社会，过去的历史似乎是一堆无意义的不相关事件。如果我们的社会重新掌握现在，以及其未来的愿景，那么靠着相同的过程，社会也会恢复其对过去的洞察力。
这段话写于1974年，也就是保守主义的学说，以及对保守主义未来的信心，在英国高涨之前的几年。自从那时候以来，尤其自卡耳辞世以来，针对未来缺乏信心和伴随而来的经验主义，浮现了其他的选择；而经验主义是以前在英国历史学家之间流行的正统观念。保守派的政客和历史学家显着的作为，便是重新让有爱国心的英国史成为历史课程的核心，以鼓舞对未来的信心。在休‧汤玛斯勋爵（Lord Hugh Thomas）的声援下，教育大臣凯斯‧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要求学校多注意英国史，少注意世界史一些。艾尔顿教授在他担任钦定近代史教授的就职演说中，谴责社会科学对剑桥的大学部历史教学造成有害的影响，而且坚称，英国史研究应该在历史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tripos）中，佔着主导的地位。英国史将会表明「这个社会借由不断的变迁，设法使自身之权力和秩序文明化的方式」；「充斥着错误信念和不断翻新预言之先知的不确定性年代，迫切需要知道其根源」。 这些事情对卡耳而言，似乎是病态社会的征候，因为这种社会在光荣过去的回忆中寻找安慰，而且这些事情也对历史学家反映社会流行趋势的程度，提供了醒目的证明。
卡耳打算让新版的《何谓历史？》，从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与思想危机这一广泛脉络，思考历史研究的危机。基于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一个讨论「文学与艺术」的档案，而在他原先的演讲中，并未对此作个别主题的讨论。这个档案包括了讨论「文学本身」和「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笔记。工作还停留在相当初期的阶段。他的论证脉络乃是，文学与文学批评，就像历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在他的笔记中，有两则鲜明对比的引文，让人一目了然。尽管欧威尔（Orwell）郑重声明 ，「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 但留下许多讨论社会对艺术的影响之笔记的马克思，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警告说，「关于艺术，众所周知，其某些颠峰时期决不是相对应于社会的普遍发展；因此，亦不相对应于宛如社会组织之架构的物质结构」。
根据卡耳的评估，马克思有保留的说法，无法应用到20世纪，因为20世纪根本上是带着悲观、无所作为和绝望的特点。对卡耳而言，哈代（Hardy）是「某种世界的小说家。那种世界没有一点意义，根本上是歪斜扭曲，并非出了差错，能够得到纠正的世界，而是永恆谬误和毫无意义的世界——因此，是一种绝对悲观」。郝斯曼（A. E. Housman）评论说，「除非健康相当不佳，不然我很少写诗」， 而艾略特（T. S. Eliot）则带着同情评论说，「我相信，我了解那句话」。卡耳锐利地评论说，「这两人都写了『病态的』诗，两人都不是反叛者」。卡耳笔记中的一系列引文，举例说明艾略特缺乏希望和悲观。尽管莎士比亚14行诗的第98首是对4月的颂扬，但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却视4月为最残酷的月份。在1920年所写的〈小老头〉（Gerontion）里，艾略特抱怨说，历史「压低嗓子，以夙愿作哄骗，以虚荣引导我们」。 〈荒原〉把经过伦敦大桥的成群工人，看成是「虽生犹死之人」（dead people），而温德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则写道，「半死不活之人」（half-dead people）的灭绝是无关紧要的。 失败的先知卡夫卡（Kafka），在他的遗嘱中，意味深长地要求销毁他的着述；卡夫卡曾说，我们的世界是上帝的一种「坏情绪」的产物；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很多的希望——为上帝……却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希望」。 而根据卡耳的说法，甚至连欧威尔，「到头来跟艾略特抱持一样的立场，尤其以厌恶下层阶级的形式——一种菁英主义的形式——对人类感到绝望」。名称上有显着巧合的两部现代经典，卡瓦菲（Cavafy）的诗〈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和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两者都呈现了「无助又盼望着的无所作为」。而受人崇拜的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则被卡耳说成是「一个逃避他不再相信之世界的唯我论者」的作家。
另一组的笔记想把20世纪文学批评置于其社会脉络。李维斯（F. R. Leavis）「重振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阶级观，亦即，公正无私的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菁英，且凌驾社会之上」。新的文学批评「始于理查兹（I. A. Richards），其在文学里的客观（科学）与主观（情感）成分之间作了区别」；他的后继者「想把文学批评家跟科学的观察者作等同，将客观标准应用在文本，而忽略了所有语词派生或脉络的问题」。对于这些发展，卡耳评论说：
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以及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想把文学离析成一种「纯粹的」实体（entity），一种限制在语言的限度，而且未受其他实在（reality）玷污的实体。
不过，我们不能把文学批评仅仅扎根于文学，因为批评家本身是在文学之外，而且带来了其他领域的成分。
至于「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一个错用的词语，就像传统所认为的，它是对哲学的逃避），如同「为艺术而艺术」那样，对所有的理念都没有贡献。 它不适用于伦理学或政治学，也毫不注意历史学：「甚至连语词改变自身意义的想法都付之阙如」。
为了反对近几年普遍的悲观，卡耳在新版的最后几章中，打算重申主张说，人类的过去大体上是个进步的故事，也打算表明他对人类的未来有信心。他在《何谓历史？》里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所开创的进步历史观，在英国的自信和权势达到顶点时，获得了最大的影响。然而，20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导致很多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抛弃进步的假说。在为新版而作的笔记中，他把进步的年代，区分成三方面：始于1490年的世界扩张；或许自16世纪开始的经济成长；以及，自1600年以来的知识扩张。意识到世界扩张的伊丽莎白时期，是进步年代灿烂的第一阶段。最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把历史描写成以国会改革法案（Reform Bill）告终的一种胜利进步。 根据卡耳的笔记，他显然打算在新版《何谓历史？》中，提供医学和其他领域的进一步证据，证明进步基本上依赖且来自于，一代接着一代把已经学到的技能传送下去。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即进步的信念，逐渐变得不流行了。坠入绝望深渊，有时是有点不成熟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以《人类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Mankind）这部激动人心的狂曲，颂扬奥匈帝国的崩溃」。但是，对过去的进步抱持怀疑态度，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抱持悲观，随着20世纪的推移，已变得愈有力、愈有自信。波柏在25年前，以「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的看法」为题，作了演讲，而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则评论说，「无独有偶，我不相信进步」。 对于某些历史学家而言，进步的理念是一个过时的笑话：理察‧科布（Richard Cobb）论及勒费夫贺（Lefebvre）时，说道「他是一个相信人类进步的非常天真的人」。
卡耳相信人类在过去的进步，也相信「对过去的了解……随之而来的，是对未来洞察力的提高」。因此，他赞同霍布斯（Hobbes）的说法，「由于有关过去的概念，我们才造就了未来」。 不过，他补充了这一重要评论，「反过来说，也几乎同样是正确的」：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影响着我们对过去的洞识。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用来总结《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的谚语，有其效力：「真正的起源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结尾。」
在疑惑又绝望的时代，卡耳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考察和阐明他自己对现在的了解与未来的愿景，对他尤其重要。40年前，他争辩说，乌托邦和现实是政治科学的两个重要侧面，而「两者都有一席之地的地方，才会发现健全的政治思想和健全的政治生活」。 其间这些年，他获得了一丝不苟之现实主义者的名声。不过，在他辞世的前几年所准备的简要回忆录里，他评论说：「或许世界是由讽世者（cynics）和空想主义者（Utopians）组成的；前者认为，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而后者则在某些高尚又无法检验的关于未来的预设基础上，了解事物的意义。我偏好后者」。卡耳档案中标题为「希望」的一条简短笔记，评论道：「乌托邦的功能，乃是使白日梦变得实际。……乌托邦会让个人利益跟普遍利益调和。真正的乌托邦，是有别于徒然（无明确目标）的乐观」。
在卡耳的看法里，两位英国正统资本主义的伟大研究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都把对于社会的深刻洞见，跟潜在的乌托邦作了结合：
撰写了《现代情感论》（Theory of Modern Sentiments） 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里，离析出「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倾向，作为人类行动的主要驱动力。
这是一种天才的洞见，不是对人性本身，而是对社会性质的洞见，这种社会性质即将在西欧（和美国）发展；正因如此，该洞见促进了那样的发展。
马克思的洞见也是如此，他认为，工人不肯容忍遭受到的剥削时，在工人抗拒的重压下资本主义会崩溃。
不过，斯密关于看不见之手（invisible hand）的世界的乌托邦，以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想将其实现时，立即会显露出丑陋面。
早在1933年，卡耳提及，马克思有「理由可以宣称，他是19世纪最有远见的天才，以及历史上最成功的先知之一」。 他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未来」的档案，包括了许多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重要追随者的笔记；他显然打算根据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审慎评估，作为他自己对现在和未来的评价。在他晚近的几部着述中，就像他的朋友赫伯特‧马库色（Herbert Marcuse）那样，他明确表态说，他相信，「在今日的西方，无产阶级——如同马克思对该术语的用法，意指工厂里有组织的工人——不是一种革命力量，或许，甚至还是一种反革命的力量」。 他指出，有关无产阶级无能执政的怀疑态度，导致「托洛斯基最终再度陷入悲观」， 而对于无产阶级的负面评价，则成为马库色悲观的依据：
《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否定的力量体现在无产阶级之中。
对于个人人格从压抑的社会中解放感到兴趣——佛洛伊德。
[在马库色的] 《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怀疑无产阶级创造没有压抑之社会的能力。
《苏维埃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苏联的历史表明，俄国的无产阶级未能创造出没有压迫的社会——由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失败。
《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说明，无产阶级已遭到工业社会的吞噬，以致于社会在原则上变得无法改变。
结果是绝对的悲观——左派理论与现实脱离：「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没有交会的依据」。
卡耳大致接受这类关于马克思的批评，不过，他没有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在他自传性的回忆录里，他郑重声明：
诚然，除了衰落与式微之外，我无法预见像现存形式的西方社会有任何展望，或许吧，但不见得以戏剧性的崩溃作结束。不过，我相信，我们仍无法猜测其形态的新兴势力和运动，在这里或其他地方的表面下孕育成长着。那就是我无法检验的乌托邦。．．．．．我想，我该称它为「社会主义的」，而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除了几句乌托邦隽语之外，马克思并未界定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我也无法界定。
那么，卡耳本身怎样评价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衰亡；他察觉到什么样的「新兴势力和运动」呢？在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笔记中，他的草稿给了部分的答案，而该笔记似乎在1970年左右就已撰写。尽管内容并不完整，发表前当然会作相当程度的修改，但它清楚地传达了卡耳对现在和未来之看法的精神：
因此，世界的形态在过去50年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西欧强权先前的殖民地——印度、非洲、印尼——已宣告其完全独立。拉丁美洲的国家之中，祇有墨西哥和古巴採取革命道路；不过，在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则指出更完全自主的道路。这段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乃是苏联——前俄罗斯帝国——的崛起，而晚近则是中国登上世界强权和世界重要性的地位。这些变动的后果还在未来，而其所产生的不确定感，与19世纪世界模式的相对稳定和安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社会当前的愿景，正是从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气氛中诞生。
俄国革命——以及其后的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公开宣称以卡尔‧马克思的教义为依据，这是有最重大意义的事实。马克思写作的期间，资本主义体系还在全盛时期，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他是最强有力的先知。那些试图挑战此一体系、为其垮台而欢欣鼓舞的人，诉诸于马克思的权威，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新社会取代19世纪资本主义的愿景，会从马克思主义汲取灵感，亦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愿景有部分必然是乌托邦的；马克思讨论未来社会的着作，内容零星且经常有乌托邦的性质。他的某些预言失效，不然就证明是不能实行，而这已经导致他的追随者之间的论辩和惶惑。不过，他的分析力量是不容否认的；而人们所能够勾勒的未来社会图像，不管多么带有推测性，必定都大量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概念。
马克思是生产性的先知，预见了工业化是通往最高生产性形式的道路，也遇见了现代化需运用最发达的技术形式。自《共产主义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来，他的着作充斥着对资本主义成就的称颂，称赞它把生产过程从封建制度的桎梏解放出来，也使得现代技术发展的扩张性经济，在全世界运转。不过，马克思自认为他的分析已说明，以个人私有事业之原理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由于其巨大的成功而打造出新的桎梏，会使进一步的生产扩张停顿，而且从资产阶级资本家手中取走了生产控制，取而代之，由工人本身作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和强化生产性的扩张。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描绘的少数图像之一乃是，在那里「财富的源泉会更充足地流出」。
在一个众多人民甚至连现代文明最基本的物质好处亦未享受到的世界里，这些学说会强烈地影响新社会的人民愿景，乃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学说，不是在先进国家，而是在落后的国家里，发出了其最有说服力的唿吁，也是不足为奇的（尽管与马克思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前者的人民享有过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因而觉得很难相信，此一体系的潜在性已然枯竭，而在后者，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要嘛还没出现，要嘛是一种外来的主要压迫力量。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在那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才刚开始；一如列宁所言，在能够进行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其最初的功能，乃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已蔓延到还没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跨过了如今过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未来社会的愿景将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伴随而来的高度生产性，则通过对生产作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和计画控制，支配了今日西欧国家范围以外的整个世界。
卡耳继续补充说道，「然而，这种愿景的政治层面，仍然模煳不清又难以捉摸。马克思主义帮不上忙。社会由工人控制的这种概念，在无产阶级规模很小的俄国，没有多大的实用性；在无产阶级不存在的较不先进国家，更是没有任何的实用性」。虽然如此，这些国家的革命，好像要使资本主义体系终结，而且提供了实现卡耳「无法检验的乌托邦」的可能性：
我想，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他在1978年9月宣称的]此一假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将使资本主义垮台的世界革命，会是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幌子下之资本主义的反抗。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何谓历史？」为了不要让人觉得，这是个毫无意义或者多余的问题，我在本文中要引用两段分别跟第一版与第二版《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有关的段落。1896年10月，阿克顿（Acton） 针对他负责编辑的《剑桥近代史》，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评审员提出了一份报告：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以对最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完整地纪载19世纪即将遗留下来的知识。……借由审慎的分工，我们应当能做到这一点，也能使每一个人明了最新的证据，以及国际研究中最成熟的结论。
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拥有定论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不过，我们能够抛弃因循守旧的历史（conventional history），也能够说明从这一头到另一头的历史道路上，我们己经得到的论点。既然所有的资料都能得到，每一问题也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然而，几乎整整60年后，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 教授在他为第二版《剑桥近代史》所写的总论里，对阿克顿及其共同撰稿人的信念———有一天终将写出「定论历史」———做了评论，他说道：
下一代的历史学家并不期待这样的机会。他们期盼自己的作品一再被人取代。他们认为，有关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一人或多人的心灵而流传下来，也经由他们做过「处理」，因此，不可能由任何情况也改变不了的元素原子（atoms）和非人原子来构成。……历史的探究似乎是毫无止境的，因而一些缺乏耐性的学者，便在怀疑主义，或者，至少是在下述信条中找慰借：既然所有的历史评判皆涉及到人和观点，那么此与彼，并无所谓的优劣，也没有「客观的」历史真实。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很有意思，一种复古的油墨印刷质感，配上“何谓历史”四个字，字体的选择也带着一股沉静的力量，不像市面上很多历史书那样追求华丽或激进的视觉冲击。拿到手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它很“实在”，厚度适中，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多少会让人觉得里面内容会很扎实，而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速成读物。我一直对历史抱着一种好奇心，但又常常被那些充斥着人名、地名、年代的细节弄得头昏脑涨，总觉得历史是属于专业人士的领域。这本书名“何谓历史”恰恰戳中了我的痛点，它似乎在邀请我放下那些刻板印象，去思考历史本身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我期待它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能以一种更亲切、更本质的方式去接近历史，而不是仅仅记忆碎片。我希望作者能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将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拆解成我能够理解和消化的养分，让我不再畏惧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过去。
评分我是一个很喜欢在睡前阅读的人，但最近总觉得市面上的小说都有些套路，读多了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能让我“动脑”但又不会太伤神的内容，这本书《何谓历史(第2版)》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我希望它能让我接触到一些不同于我以往阅读习惯的思考方式，关于历史的本质，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过去，这些都是非常迷人的议题。我会期待它能提供一些新鲜的观点，甚至是挑战我既有的认知。我不是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不希望它用太多的专业术语，或者要求我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知识。相反，我更看重的是它能否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这个庞大的学科，以及它与我们当下生活的关联。一本好的历史读物，不应该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更应该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评分我之前买过一些关于台湾历史的书，通常会聚焦于某个特定的时期，比如荷兰统治时期、郑氏王朝，或是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发展。这些书都很精彩，但总感觉是在拼凑一块块拼图，而我想要的是看清楚整幅图画的轮廓。这本书《何谓历史(第2版)》的书名，让我觉得它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思考历史这个概念本身。我希望它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去研究历史？历史的研究方法有哪些？不同学派的史观有什么差异？甚至，它可能会探讨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比如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或是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我特别期待它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叙述者笔下，会有如此不同的解读。这就像我们看同一部电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感一样，历史的“真相”到底在哪里？这本书的“第2版”也暗示了它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和修订，这让我对它的内容质量更有信心，相信它会比第一版更加完善和深入。
评分坦白说，我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很大，下班后其实没什么精力去啃读那种需要大量思考的学术著作。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有比较好的可读性。我有点担心“何谓历史”这种书名会显得过于学术或枯燥，但封面设计又给了我一些惊喜，那是一种沉静而吸引人的美。我希望作者的笔触是流畅的，能够用生动的语言，将那些历史的脉络娓娓道来，而不是干巴巴的理论堆砌。我特别喜欢那种能够引发思考的句子，读完之后，好像脑海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重新找回对历史的兴趣，甚至能激发我主动去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如果它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案例，或是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更好了。有时候，历史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就隐藏在我们身边，这本书如果能帮助我发现那些联系，那将是最大的收获。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何谓历史(第2版)》听起来有一种“追本溯源”的感觉，好像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去探讨历史的意义。我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一直比较零散，知道一些重要的事件，但总感觉缺少一个整合的体系。这本书如果能帮助我建立起一个关于“历史是什么”的基本认知，那就太棒了。我希望它能解释清楚，历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有哪些不同的叙事方式，以及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如何去辨别和理解历史信息。我特别期待它能探讨一些关于历史的“方法论”的议题，比如考古学、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或者不同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是如何影响历史研究的。这本书的“第2版”也让我觉得它很用心，经过一次次的打磨，内容应该会更加成熟。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理解历史的一块基石，让我以后再读其他历史书籍时，能有更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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