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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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人眼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自建国以来，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这在主流理论中是颠覆性的。

　　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国际视野，决策部门早晚会从（本书）中借鉴的。——温铁军

名人推荐

　　CCTV年度经济人物
　
　　本书从崭新的角度传递了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它分析了中国自1950年以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其克服的办法。它总结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展示了中国如何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利用危机进一步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支持本书的翻译，以扩大其读者范围。我相信本书将会为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


网友热评

　　峰123456455：本书梳理了中国的八次经济危机，这在主流理论中是颠覆性的。
　　hemit_901101：温是国内农经界的泰斗级学者，本书尺度大胆，直击要害，确实是一本好书！
　　海边的生活：不是一般的好！用非西方视野，探索中国经济真相。资料也极有价值。强烈推荐！

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抉择：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与挑战 一部深度剖析现代经济秩序构建、演变及其面临危机的著作，旨在揭示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与潜在风险。 本书聚焦于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与持续的张力。它并非简单梳理经济史的脉络，而是深入探究不同历史阶段，全球主要经济体如何在权力、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的角力中，塑造出形塑今日世界面貌的经济框架。全书以严谨的学术视角和宏大的历史视野，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复杂而引人深思的全球经济图景。 第一部分：秩序的奠基与冷战的塑造（1944-1989） 本部分首先回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详细分析了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如何成功地实现了战后重建与国际贸易的复苏。作者细致考察了美元中心体系的运作机制，探讨了其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如何从系统稳定器逐渐演变为结构性矛盾的根源。 随后，本书转向冷战背景下全球经济的“两极化”现象。它对比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阵营与以苏联为中心的计划经济阵营在资源配置、技术发展和国际金融往来上的根本差异。研究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贸易与援助政策，更深入分析了意识形态竞争如何渗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制度的设计与运作之中，使得经济决策往往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烙印。 这一时期的核心论点在于：冷战结构既是初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稳定器（通过构建清晰的敌我边界），也是限制其广度与深度的根本约束。当意识形态阵营内部出现裂痕，尤其是西方阵营内部的经济矛盾激化时，体系的脆弱性便开始显现。 第二部分：新自由主义的鼎盛与全球化的加速（1990-2008） 随着苏联解体，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兴起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作者详尽阐述了资本自由流动、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财政纪律等核心理念如何被推广至发展中国家乃至前社会主义国家。 本书批判性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另一方面，结构性不平等加剧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作者通过对金融市场深度分析，揭示了监管套利和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并探讨了区域性金融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测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本部分对全球供应链重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它分析了跨国公司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低廉劳动力成本，构建起高效但又相互依赖性极强的生产网络，以及这种网络如何悄然改变了主权国家的经济权力基础。 第三部分：危机的显现与范式转移的阵痛（2008年至今）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笔触聚焦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深远影响。作者认为，这场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前两个阶段结构性矛盾累积的总爆发。它暴露了金融创新背后的监管失灵，以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面对危机，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协同行动，但本书也审视了这些救助措施的长期副作用，包括主权债务的激增、长期低利率环境对储蓄和投资行为的扭曲，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公的进一步恶化。 随后，本书探讨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范式转移”。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技术主权与数据治理成为新的焦点。作者分析了多边主义机制的效力减弱，以及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监管和全球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时所展现出的碎片化趋势。 结语：不确定性中的再平衡 在结语部分，作者没有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强调理解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复杂性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前提。本书总结道，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将不再由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经济中心主导，而是在多极力量的动态博弈中寻求新的平衡点。这种再平衡的过程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对历史教训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以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思维去构建下一个时代的经济框架。 本书适合所有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史、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读者和研究人员阅读。 它以严谨的史料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挑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工具。

作者简介

温铁军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省部级多个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主要着作：《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我们到底要甚么》、《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等。

推荐序 001
自序 002
概念提示 013
引言 019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027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029
二、危机化解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039

第二章 1958 — 1976：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053
一、    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058
二、    危机一：1958 — 1960 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070
三、    危机二：1968 — 1970 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082
四、    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 20 世纪70 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091
五、危机三：1974 — 1976 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096

第三章 1978— 1997：改革以来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103
一、    危机四：1979 — 1980 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111
二、    危机五：1988 — 1990 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134
三、    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 — 1994 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147
四、危机六：1993 — 1994 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156

第四章 1997 和2008 年中国两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187
一、    现象归纳：60 年四次引进外资各伴生两次危机/188
二、    危机七：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191
三、    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 — 2008 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223
四、    危机八：2008 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232

后记 258

推荐序

　　我对温铁军教授出版这一重要着作表示热烈祝贺。该书反映了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发展经验的分析与总结。

　　过去数十年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扶贫和改革领域，因与温教授这样一位顶级专家紧密合作而感到荣幸之至。近年来，我们的合作领域又扩展到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性南南合作，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自2010 年来到中国后，我对能认识温教授并与之合作深感荣幸。他的深入分析、追求创新、善待人民尤其是边缘和弱势群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钦佩他“用脚做学问”的精神，即政策研究必须基于与基层民众一起工作得来的实践经验。他在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和学术合作时也採用了这一方法，故此他造访了数十个国家并与之深入交流。

　　本书从崭新的角度传递了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它分析了中国自1950 年以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其克服的办法。它总结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径，展示了中国如何成功实现软着陆，并利用危机进一步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支持本书的翻译，以扩大其读者范围。我相信本书将会为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在当今世界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许多国家在面临类似问题试图寻找更佳途径之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深入了解对我们所有人都将大有裨益。
自序

　　我们一直在作“不积涓滴，无以成江海”的长期努力，试图构建立足于“中国经验解析”的“批判政策学”（Critical Policy Studies），1 这本书，算是这种不懈努力的一个初步结果。

　　请理解，由于科学研究是一种对前人经验总结中不可重复检验的结论作“不断证伪”，才能逐渐达到一般理性高度的认识创新过程，因此，我们特意把“批判政策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放在前面，意在区别于非科学：只有超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利益结构约束，才能做到“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才能做到“去价值判断”的客观研究—— 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过程作范畴归纳，对各种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证伪比较，渐进发现其中的本质关系。

　　一、对三大问题领域的初步清理

　　我们事先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修改书稿的讨论之中，在对历史经济学的资料研究中自然地形成了对三大现实问题领域的“问题意识”。虽难免粗疏，仍试述如下：

　　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开展中国的真实经验系列研究之初衷，但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研读本书，不仅能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同时还能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

　　之所以如此说，是近二十年所搜集的历史资料和海内外新近的研究，大体上能够支持我们在1988 年发表“危机论”时就初步讨论过的、在1993 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时，2 就确立过的观点—— 中国人虽然在1949 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 — 1953 年这前4 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 — 1959 年这后6 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第一个十年的实际演变，不在于主观上确立何种意识形态，而主要取决于客观上正处在“区域热战”和西方全面封锁压力下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为了重新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赖国家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独立，而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要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势必仰赖外资，遂势必被要求“亲外资”的制度干犯本国流血牺牲才换得的主权独立—— 这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发展陷阱”的悖论中。

　　不过，仅仅点破这一后发国家普遍遭遇“发展主义”、“对外开放”悖论的问题意识，仍然略显肤浅。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也绕不开工业化原始积累，也势所必然地在制度取向上内生性地“亲资本”，那么，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怎样才能爬出发展陷阱？

　　对于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过程，如果人们愿意自觉地摘下有色眼镜，本来是能够看清楚的。

　　1956 年城市里完成的主要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并非农业自身的制度需要—— 代表城市工业的部门向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 集体化+ 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而1960 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本质也是在外资突然中辍时，这十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的总爆发！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任何原始积累时期都必然会发生的多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现象，被传统意识形态作了符合制度内涵的资本利益需求的粗糙归纳，延宕为今人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瓦釜雷鸣。

　　接着要问的应该是：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自1960 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畅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至于整个20 世纪60 年代不断发生的群众运动，主因是“战略性”的外部投入的规模资本陡然“归零”，而使中国随即堕入发展陷阱！遭遇这种情况，一般缺乏国民动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确实不具备中国这种跌倒了还能爬起来、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讨论在欧洲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L 与资本K 的关系演变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竟然在20 世纪60 年代发生了“以L 替代K”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过程。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

　　中国在客观上对外资和外部强权实现了“去依附”的条件下第三世界依附理论是埃及学者阿明提出的。详见本书正文。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採取单位制实现内部公平分配，才能动员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实现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社会化+ 资本化”，由此而规律性地走上前工业化时期“贫穷但相对公平”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时期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不可侵犯条件下的自主发展进程，不仅与亚非拉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交相唿应，也恰和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争取民权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得益彰。

　　历史告诉人们，东方实现公平的群众运动与西方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内容形式虽然各有千秋，但在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只要愿意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就不期然地有了打扫思想理论体系氾滥的糟粕、重建意识形态的效果。

　　诚然，人类有坚持理念的精神需求。希望普世价值论者和其他相信不同普世精神以及各种宗教信仰的群体都能够互相尊重。我们只是不敢苟同以西方在中世纪排他性一神教派生的一元论为内涵的“一个主义”、“一种体制”；不敢追随这种思想体系派生的排他的、派别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长期拒绝参与任何派性讨论，并非自命清高，而在于生性愚钝跟不上朋党“同此凉热”。何况，任何内涵话语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地滞后于、甚至直接阻碍经济和社会调整的特征，本是经典理论揭示的约束性规律。

　　我们已经在几十年的国际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使本为舶来品的意识形态派性化具有普遍性的机制在于：即使在该意识形态被确立之初，本源于或多或少的经验理性，但只要局限于某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斗争需求、服务于特定政治家所运用的动员手段，就难免“被简单化”，并由此顺势而为地“被庸俗化”载入历史。此时，无论意识形态对本源客观经验之异化是多么地有利于那个特定时空条件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性“搭便车”—— 借助已经异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发展困局作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刻意扭曲—— 既不受惩罚也不顾后果。而一旦本属于派生的后者，反客为主地进一步被利益集团诉求的泛政治化需求加强为主流，那么，作为其载体和工具的政体和媒体，也就不可避免地演化为派性政治和蛊惑性媒体。

　　第二是政治体制问题。这，也肯定不是我们开展中国当代史八次危机研究的重点，但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却客观上形成了超越国内外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除了20 世纪50 年代以苏联投资形成城市工业资本为主体的经济所造成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那短暂的、不足7 年的“全盘苏化”之外）。

　　因为，无论海内外的政治家主观上如何判断，人们应该知道的起码常识是：决定政府以何种体制运作的核心是财政税收—— 中国自1957 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佔比就长期在30% 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而且，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财税佔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土围子”们自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

　　这个内在于中央地方基本利益关系的矛盾对于后续制度演变形成的路径依赖，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放权让利的改革之中表现得风生水起：财税、金融、外汇等，都是放了的再也不能收，没放的也在竞相突破！搞得中央政策圈里的人都知道“政不出红墙”（中南海），地方政府则“见了红灯绕着走”；各地提拔的那些“改革开放好典型”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加速资本化，而将成本直接向民生和环境转嫁，于是搞得GDP 越高，民怨越甚！其中的真问题，乃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大干快上”造成的综合性制度成本直接威胁国家稳定；但作为“最终责任人”的中央政府的治理措施和宏观调控碍难贯彻，若无“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员！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双规案例—— 1995 年陈希同、2006 年陈良宇—— 此“二陈”的案例，都有带头抵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

　　不幸之中的大幸，或称“大乱中的大治”，是1994 年在遭遇史无前例的放权让利成本总爆发的大危机压力下，中央那位被称为“铁腕”的领导人推出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分税制改革；这才把地方财税佔比从70% 以上调低到50% 左右，中央手里才多少有了点调控之“米”！不过，当时有政策人士称其在“单一政治体制”下构建了“联邦制的财税基础”。若然，则分税制改革为中央地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后续演变，埋下了很大伏笔。

　　只要从实际出发就会看到，“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是自1958 年放权地方以来，中国这种“政府公司化”政治体制中延续至今的最大难题！既然主要矛盾是中共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除非党内利益集团公开化、政治派别及其代言方式制度化，否则就无法靠一般的政治建设和纪律约束来化解。

　　第三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虽然是我们的长期研究领域，但却不是本书开展经济危机研究之前预设的理论重点，只是在以“去价值判断”的方式把握国际比较研究资料之后，才形成了具有一定理性高度的创新：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既非劳动力资源丰富到所谓“无限供给”，也不是主流舆论所说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红利”。因为这两个条件，一般发展中人口大国都有。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而中国在新世纪遭遇的劳动力综合成本快速上升、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之新困局，恰在于这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强势利益集团缺乏对本土经验的基本知识总结，却反过来激进地照搬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自毁中国农村基本制度。颁佈“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法律，意味着直接侵犯宪法赋予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引致中国随后发生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被“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不可能低工资地维持的“边缘化生存”状态—— 既难以融入城市，又为“一切向钱看”的城市低俗商业文化和“去乡土知识”的反智的农村制式教育等制度文化所全方位地排斥—— 这也许就是20 多年打工潮潮起潮落，而近年来终于演化成“十三连跳”3 悲剧的大背景。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 为初中以上学历，约佔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 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器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广东南海的新生代工人“自觉组织”的“广本大罢工”之完胜，是中国3 亿劳工成为自觉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西方19 世纪的阶级政治历史所派生的经典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不能落地的百年漂泊后，被新时期工人阶级的对立面—— 那些尚处于自发状态、只会邯郸学步的人们彻底地改变了。这，才是约70% 的中国新生中产阶级意欲挟带资产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

评分☆☆☆☆☆

老实说，我拿到这本《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时，内心是带着一点复杂的情绪的。一方面，我充满好奇，想知道书中会如何剖析中国经济的“危机”面貌，毕竟“危机”二字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性，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们台湾人对经济的敏感度可不是一般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书中的论述会不会过于学术化，或者流于泛泛而谈，毕竟经济这种东西，太抽象的理论我有时会觉得难以消化。我特别关注的是，作者在定义和描述这“八次危机”时，是否能够给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支撑？“中国式”的特色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体制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原因？抑或是全球化进程中特有的问题？如果能够把这些深层次的逻辑讲清楚，那这本书就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经济，更是关于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挑战。我希望作者能够用一种比较易懂的方式，即便是不具备深厚经济学背景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启发。我也想看看，书中对“应对”的描述，是侧重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层面，还是也会涉及到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如何反应，以及社会大众的感受。

评分☆☆☆☆☆

这本书的书名《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着实吸引人，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同样经历过不少经济起伏的地方。我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奇，但又常常感到其中隐藏着不少不透明和难以预测的因素。这本书的光是书名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梳理出“八次危机”的，这些危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往往是深层结构性问题的爆发，而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其经济逻辑和运作方式与西方国家，乃至我们台湾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书中对于“中国式”这三个字的解读，想必会触及许多我们一直以来观察到的、但又难以言喻的现象。例如，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金融监管的效力等等，这些都是常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关键词，但很少有系统性的分析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它们是如何串联成一次次危机，又是如何被“应对”的。我尤其期待书中对于“应对”策略的探讨，这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韧性与脆弱，或许也能为我们自身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或警示。毕竟，两岸的经济联系如此紧密，中国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在台湾引起涟漪。

评分☆☆☆☆☆

《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这本书的书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危机”这个词，在任何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中国式”的表述，则预示着这本书会探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两岸经济互动的台湾读者，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梳理出这“八次”危机的，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吗？还是根据危机的性质进行分类？我最想了解的是，书中会如何解读这些危机背后的“中国式”成因。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扭曲”？还是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经济体量过大所带来的特殊挑战？例如，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金融监管的不足以及汇率政策的波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或者看到的，但很少有书籍能够将它们系统性地串联起来，并解释清楚它们如何演变成一次次的“危机”。此外，关于“应对”的部分，我也非常感兴趣，想看看作者是如何分析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和潜在的副作用。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和风险点，那将非常有价值。

评分☆☆☆☆☆

拿到《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这本书，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知道，作者究竟是怎么界定“危机”的？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内部的调整和震荡肯定不少，但要称得上是“危机”，想必是有相当的破坏性或系统性。我非常好奇的是，书中所指的这“八次”是否涵盖了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各个关键时期？比如，在邓小平时代初期，改革带来的阵痛算不算？后来加入WTO前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又如何？还有近些年所谓的“新常态”，其中是否存在着一些尚未爆发但潜在的危机？“中国式”这个形容词，也让我充满了想象，它可能意味着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比如政府的角色、国有企业的比重、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等等，这些都会深刻影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应对的方式。我很想从书中找到一些清晰的脉络，去理解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起起伏伏，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奇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逻辑。我尤其关心书中关于“应对”的分析，想看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做出决策并试图化解风险的，这其中肯定有很多值得我们台湾商界和学界深思的地方。

评分☆☆☆☆☆

读到《八次危机：中国式经济危机和应对》这个书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事件”。当然，身为台湾人，我们对经济的议题总是特别敏感，因为台湾经济的许多脉动，都与中国大陆市场息息相关。我很好奇，书中究竟是如何界定“危机”的？是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金融风暴，还是那些表面平静但内在却暗流涌动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式”这个前缀，更是点出了核心，它暗示着中国的经济危机，一定有其独特的成因和发展轨迹，这或许与我们熟悉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有所不同。我期待书中能深入分析这些“中国式”的特质，例如，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金融体系的深度以及监管的有效性等等，这些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催生或放大经济风险的？同时，关于“应对”的部分，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应对策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它们在长期来看，会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和案例，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