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造新地球：当代台湾自然书写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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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明益的蝴蝶书写，展演了独特美学，将人类生死经验折入蝴蝶的华丽与腐败，作家的灵魂探寻也同时与蝴蝶的迁徙相互对应。

　　◇ 刘克襄写出鸟类那不可抗拒有如恶魔般的力量，将作家带至生命外部，并为其生命规划了一条逃逸路线。

　　◇ 廖鸿基的海洋与鲸豚书写，像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无穷辩证，将我们引入那些感官质地表现的音乐节奏，同时获得海洋的神祕谕示。

　　◇ 夏曼‧蓝波安与达悟人民形成同盟，其书写启动流变的旅程，透过说故事想像尚未成形的人民，也引介了一个社会的新地平与达悟族的未来视野。

　　本书聚焦于四位当代台湾自然作家：吴明益、刘克襄、廖鸿基与夏曼‧蓝波安，探究他们作品中关于「新地球」的文学想像。环境与生态议题，不仅是地方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广泛且复杂。本书以法国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达希（Félix Guattari）极具启发性的流变、拟造、叠韵、平滑空间、虚拟生态学等概念，论述前述作家重要作品中所刻画人类与环境交叠的生存样貌，以及人类与其他物种间交织的生命图景。

　　作为文学的生态批评，本书探求新的生命政治与伦理典范，并借此回应仍在发展中的全球环境危机；同时亦尝试探索新的比较文学典范与思维样态，伴随新美学伦理典范的追求与文化政治的实验。因此本书论述展示的，正是在文学内部启动双向变异与一次主体化的样态与构成。而这一批评实验，将带来既定领域的崩解、逃逸与重组。

　　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共分五章，分别深入剖析《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风鸟皮诺查》、《鲸世鲸生》、《老海人》等文本，在理论与文本、方法与例证之间，本书处理得极为妥适得宜。当代的台湾自然作家们，以文学介入自然，无论独自溯河或过湖，无论在溼地、原野、山丘里；在陆地、在海洋或天空上；在原始部族、荒野丛林或都市文明中，都致力于描绘身体与意志的自由，并借以捕捉那生命的优雅。他们的自然书写，标示一个「新地球」（new earth）的文学想像，一个人类生活与生命之外的乌托邦。阅读本书，当可引领读者进入自然书写作品中诸多深刻、细致的面向，并触及到未曾思考过的精辟思维。

作者简介

李育霖（Yu-lin Lee）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现任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文学、比较文学、东亚电影、翻译研究与德勒兹研究等，着有Writing Taiwan: A Study of Taiwan’s Nativist Literature（2008）、《翻译阈境──主体、伦理、美学》（2009），译有《德勒兹论文学》（Deleuze on Literature）（2006），编有《赛伯格与后人类主义》（合编，2013）、Deleuze and Asia（合编，2014）等书，亦于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目前专注于台湾自然书写与后殖民等相关议题研究，并从事德勒兹相关着作翻译等。

致谢辞

导言　新地球的文学拟造：迈向地理美学

第一章　流变蝴蝶：吴明益的行为伦理学
　德勒兹与瓜达希的行为本体论
　感觉团块与蝴蝶书写美学
　行书的行为伦理学
　文学与自然

第二章　水之叠韵：吴明益的单身步行者
　序曲
　艺术与自然的框架
　文字的美学组成平面
　多音交响的旋律自然
　单身步行者的美学角色
　步行的思考与乌托邦
　新地球的想像与拟造
　终曲

第三章　动物政治：刘克襄的鸟人学程
　动物的当代问题
　刘克襄的文学学程
　鸟人的生命与传奇
　流变动物的政治

第四章　平滑空间：廖鸿基的海洋与鲸豚书写
　前言
　海洋与平滑空间
　海洋的生命路线与流变
　语言的强度与文学风格
　来自深海的记忆

第五章　游牧的身体：夏曼‧蓝波安的虚拟生态学
　前言
　主体化要素：声响、符号、身体与时间
　「原住民」或缺席尚未存在的人民
　机器生态学或程序化组配
　虚拟生态学

结语　新野蛮主义
引用书目

导言

新地球的文学拟造：迈向地理美学（节录）

　　当代台湾自然书写中关于环境的理解，首先表现在对昆虫与动物的描写。例如吴明益踏查蝶道，刘克襄观察鸟类，廖鸿基与鲸豚对话，以及夏曼‧蓝波安关注飞鱼和海洋中其他物种。然而作家们对于自然生物的描写，并非如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或自然观察者，根据科学知识客观地描写，而是以各自独特的观察方式与写作风格刻画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感知经验和动情状态，并尝试以文字捕捉彼此之间如音乐般共同的动机主题与旋律。

　　吴明益的蝴蝶书写细腻地展示了人类与昆虫，以及人类和动物之间彼此共构的环境，不只是单纯地描写蝴蝶，更以缜密又繁复的方式记录蝴蝶的形貌、颜色、声音与姿态，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与记忆层层渗入蝴蝶的生命肌理，彼此相互攀附观照，构成一幅人类与蝴蝶共同交织的生命图像。这一人类与动物交织的生命图像，在其他自然作家的作品中同样清晰可见。刘克襄以拟人化的方式描写鸟类，让人类与鸟类的生命能够直接对话；廖鸿基讨海人的生活，实际上也与鲸豚密不可分；夏曼‧蓝波安则更直接地将身体交付海洋与鱼群结合，并将之扩展至其他物事与物种，绘制一幅属于达悟族原始文明的环境地图。

　　当然，关于昆虫与动物的描写，并非仅仅标志作家对昆虫动物的兴趣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事实上，透过对昆虫与动物的关注，作家们由此披露了对于环境的不同理解。面对动物，人类重新反省自身作为主体以及动物作为客体的主客观认知结构。换句话说，作家尝试透过书写，捐弃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与世界观，进而绘制一幅不再基于主客观认知结构下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在面对动物时，同时必须面对原野、荒原、山丘、湖泊、天空与海洋等。更确切地说，作家必须面对非人类栖居的环境，甚或人类生命本身可能的「外部」。于是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出走，以徒步、飞行、航行、直接跃入水中，或沉浸在海洋中泅游等各种方式接近自然。

　　吴明益曾经以「行书」标示自己自然书写的美学与生态伦理，定义行书「是脚步、思维与笔合构的『土占』」（《蝶道》，149），因而作家的自然书写必须行走到溪水之源、海水之滨与湖水之侧。刘克襄为了寻找鸟类，抵达信天翁的诞生之地鸟岛，以及信天翁祖先群居之地彭佳屿，甚至借着滑翔翼飞行至天空。同样地，廖鸿基也航行至更宽广的海洋追寻鲸豚；而夏曼‧蓝波安则回到古老的海域，与众多不同种类的鱼群在达悟海水中泅游。描写这些非人类栖居的环境，并非作家们亟欲标新立异或希望远离凡尘，这些环境的描写其实是标示一个「新地球」（new earth）的文学想像，一个人类生活与生命之外的「乌托邦」（utopia）。

　　作家们明白这一乌托邦的探寻，除了必须在人类实际的环境与社会之外，还必须在历史的时间之外。吴明益关于蝴蝶与水文地景的书写总是估量着时间，不仅蝴蝶周期性的生命循环对应着人类生命的衰亡，同样地，溪水伴随着文明历史的递嬗，海洋容纳了记忆与遗忘，湖水则映照了历史与演化的兴衰。另外，相较于刘克襄的鸟类迁徙对应了台湾岛屿的地理与历史，以及廖鸿基将个人的回忆诉诸深海的记忆，夏曼‧蓝波安更是孜孜不倦地寻觅历史之外的原始丰饶。然而，探索历史之外的地理或乌托邦，并非遗弃历史或反历史，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地景的书写嵌镶在历史与文明的层叠中，试图从中发现一个来自历史却不属于历史的地理与环境。

　　吴明益关于水文地景的描写清楚点明了此一意图。他声称自己的地景书写追随着两个不同的系列，亦即「水面上」与「水面下」的（《家离水边那么近》，24）。它们同时也是时间的系列，前者属于眼前当下的，后者则属于历史过去的。这是为什么吴明益的水文书写，一方面描述眼前的地景地貌，一方面又将水文的地景追溯到记忆、历史、档案、传说、神话，甚至演化之前的混沌之初。更重要的是，作家在两个水文地景的系列之外提及了一个「照见灵魂的」地景，亦即在实际地景的描写中嵌入一个属于灵魂的地景，在眼前当下的实际水流中，乍然瞥见的「纯粹地景」。

　　两种分属不同层次的地景与环境在作家们的写作中显现。首先，我们目睹一个实际的地景与环境。这一环境不再以人为中心，也不再是以人为认知主体所构成的客观世界，尽管暧昧不清或经常混淆，作家们尝试琢磨一个人类、昆虫、动物乃至于其他物种共构的生活环境，以及彼此交织的生命图景。同时，这一环境不仅在不同的物种间交织，更在记忆与历史之中彼此纠结。作家们于是在不同的物种间游走，也在记忆与历史中穿梭，眼前的与历史的、当下的与过去的、短暂的与永久的等不同系列，在作家们的书写中交会。这当中较值得关切的，是另一种地景与环境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以及当下与过去的时间交会之间乍然显现。这是作家们努力披露的「新物种」与「新地球」，前者指称存在于物种间一个无法明白分辨的境域，后者指在时间缝隙中引介的「乌托邦」。

　　这一浮现于物种与时间「之间」的境域与乌托邦，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以不同的样貌与型态出现。吴明益在水文环境的步行间剎然瞥见照见灵魂的纯粹地景；刘克襄架着滑翔翼随信天翁飞行至天空中，目睹历史与迁徙之外的时间与生命；廖鸿基在海洋中找寻自己的生命经验与记忆，随之又将其藏匿于深海的记忆之中；夏曼‧蓝波安则潜入古老的海水中，见证历史与文明之前的丰饶。我们以乌托邦指称那些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环境「景象」与「声响」。这里所谓的乌托邦，并非远离实际环境的无垢之地，或存在于历史记忆之外的永恆，也不是反社会的幻象或反历史的冥思，乌托邦总是嵌镶在实际地景与真实历史中，然而两者并不能彼此化约，也不互相统属。

结语　新野蛮主义

夏曼‧蓝波安在最近一篇作品中对于「野蛮」一词赋予不同的註解。在题为〈沧海〉的序言中，作家以野蛮重新归纳自己的生存处境与作品描写。野蛮是传教士对未驯化的达悟人的称唿。一般而言，野蛮与文明经常被放置在对立的两轴。文明包含了理性、科学（无感）、知识（疏离自然）等，且在作家的眼里，这些现代的知识与价值并不属于达悟文明与社会，并且经常与其冲突。相对地， 野蛮指称达悟部落、社群、劳动、信仰、传说、神话等，与文明明显区隔开来，透过比较与类比，两者相互有所差异并彼此对立。事实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强行划分正是作家苦恼的主要来源，一如作家所说的，文明与野蛮是「两条平行线」，自己则被夹在其中（《老海人》，19）。

相对于野蛮的一般理解，夏曼．蓝波安提出基于达悟文明的不同解释。野蛮不再只是文明的对立面，而指向某种原初、内在与身体潜在的特质，或以达悟语更确切的描述：「兇悍」。夏曼．蓝波安补充说，兇悍的性格是「唿应自然环境的鼻息，融入在父祖辈的人格化环境生态的信仰里，做个卑微的自然主义者，而仙女就生活在某个星球里，成为我挫败时告解的对象（母亲告诉我的）」（《老海人》，19）。这里，夏曼．蓝波安赋予野蛮（或兇悍）一个全新的视野，并蕴含生态学的深刻内涵：一个无法精确选择、无法判断善恶，尚未能区分的模煳境域──明／暗、美／丑，现在／过去、内／外、神话／现实、生／死同时并存的宁静视野（《老海人》， 9-21）。而这一视野正是作家在作品中透过描绘「浪人」与「海人」等边缘族群所逼现的「自尊的宁静」（《老海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