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二○一五年增订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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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哭过历史的漫漫长夜,
我们终究要抚慰历史的伤口,
起来迎接黎明的晨曦。

  在二二八事件中蒙难的台湾社会菁英,大都曾经怀抱改革台湾社会的热情,
  他们的无故获罪与消逝,是台湾近代史上无尽的辛酸与血泪。

  本书收录在事件中遇害的社会菁英人物来介绍观察,透过他们一生的发展与消逝,不仅让我们看清台湾历史的轮廓,更可窥见台湾异乎对岸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

  收录:黄朝生、徐春卿、陈屋、李仁贵、杨元丁、张七郎、许钖谦、郭章垣、张荣宗、黄妈典、陈澄波、潘木枝、卢鈵钦、陈复志、汤德章、萧朝金、黄赐、王石定、叶秋木

本书特色

  1.经典重现,二十五年后的增订再版,让年轻一辈的国人认识并了解这段不能遗忘的台湾历史。
  2.李筱峰教授与年轻研究者陈孟绢合作,增补多年来陆续出土的新事证,让在二二八事件中蒙难的台湾菁英的生平与遇难过程,有更清晰的轮廓。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李筱峰


  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台南县麻豆镇,是当代台湾史研究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以近现代史及二二八为其研究重点。

  曾任《八十年代》、《亚洲人》杂志执行主编;报社记者、编辑、主笔;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教授。现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专任教授;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董事。曾与戴宝村共同主持华视教学节目「台湾史望春风」。

  着有《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台湾革命僧——林秋梧》、《台湾民主运动40年》、《解读二二八》、《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林茂生、陈炘和他们的时代》、《台湾史100件大事》、《快读台湾历史人物》(与庄天赐等合着)、《台湾史101问》、《台湾怎么论?》、《我的觉醒》、《党国复辟前后》、《乌鸦不快乐》、《踏过我心坎的人》等书。

陈孟绢

  一九七九年生,台中人。

  朝阳科技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研究所硕士(二○○六年毕业)。
  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硕士(二○一三年毕业),论文《「台湾神」信仰之研究》,荣获二○一三年第六届「庄万寿教授台湾人文研究奖」,后出版成书《台湾神信仰——大爱的修行》。

  原本非历史专攻者,因喜爱台湾历史文化,受二二八台湾神信仰的启发,而投入研究行列。长期担任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志工。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新版序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完成了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台湾光复初期的民意代表》,毕业后旋将此论文交由当时的自立晚报出版部正式出版为《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一书。书一出版,报社打出这样的广告词:「这是台湾第一本专章讨论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着作。」意外的,这本原为硕士论文的书,竟然销售了数版。但也不意外的,果然引起当时还在戒严时期的警备总部的注目,警总准备将该书查禁!但后来没有查禁成功,据说是因为警总内部开会时,有人提出这本书是国立大学通过的硕士论文,且有教育部颁发的学位证书,如果警备总部把硕士论文查禁,无异是警备总部打了教育部一记耳光。因此,这本书终于得以安全脱险。《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出版隔年,戒严解除,台湾的民主初见曙光,我趁着微亮的曙光,把进行硕士论文时所蒐集的史料,再加上一些人物口述历史採访,继续编写了《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

  《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编写过程中,许多接受我採访的受难者家属余悸犹存,有的不敢接受採访,问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烦?」有的虽勉为其难接受採访,却欲言又止,不敢畅言尽述;有的虽然接受访问,却再三叮咛不可写出真名……。因此,《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于一九九○年初出版时,史料不周全,内容极粗糙,叙述不完整,乃势所必然。不过在当时,禁锢了四十多年的心中块垒得以稍稍疏解,犹如大旱之望云霓,该书倒也引起一些作用。很意外的,一向保守的《中国时报》,其「开卷版」,竟然颁给该书「(一九九○)年度十大好书」奖。没有投票给该书的评审委员之一的吕正惠老师,甚至坦白承认,他本想投《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票,但因考虑该书作者李筱峰主张台湾独立,所以作罢。

  《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初版至今,已经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来,台湾经过民主化,许多资料逐渐开放,许多耆老、受难家属也比较敢接受访问,而相关的口述历史、回忆录、研究报告也纷纷出笼。相对之下,我原来的《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一书显得何等简略而无物,因此决定改写再版。

  时隔二十四年,我已发苍齿摇,廉颇老矣,因此特邀请我的学生,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后起之秀陈孟绢小姐,来一起撰写。

  原版只书写三十一人,如今再版增加为三十四人。我们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死难的台湾菁英还多不胜举,应该再增加介绍书写的人物,尚不知凡几。遗憾篇幅及时间所限,本书就只能先到此为止。

  感谢孟绢的合作,她心细手勤,任劳敬业,让我感受到青年一辈的活力与负责。成书之日,又逢「太阳花学运」为台湾前途群起奔命,展现台湾新青年的勇往与智慧,当可告慰于二二八死难菁英前辈在天之灵!

/李筱峰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


导言

  二次大战结束后,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将希望寄託在海崃对岸的中国,热烈迎接这个心目中的「祖国」。没想到,真正的中国降临台湾后,他们才发现这个中国与心目中的「祖国」相差甚远,简直难以适应。

  新来的中国政权以「征服者」的心态驾临台湾,首先,无视于台湾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历史经验,在台湾设立了无异于日本总督府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体,无异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延续。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新殖民体制下,大陆人垄断权位,牵亲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领导内行,「接收」变成「劫收」,官场贪污腐化之风,立刻让台湾人民开了五十年未开之眼界。

  在经济方面厉行全面垄断的统制经济。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行政长官陈仪,有鑑于日治时代专卖制度成效卓着,因此不顾本身的政治文化与官场陋习,一味沿袭。对樟脑、火柴、酒、烟、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纳入专卖。此外尚有许多民生物资,则由专卖局之外的机构来厉行统制,无论从交通、运输、堆栈、农产品、渔业畜牧、钢铁、电力、水泥、机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纸、印刷、纺织、砖瓦、油脂、电工器材、化学药品、制盐等等,无一不在统制之列。统制经济如果能公事公办,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红包通神」的官场文化下,官商勾结,或亦官亦商,使得许多违禁的进出口品能够自由进出,官商从中获取暴利。这套伴随着贪污文化的经济统制措施,带给台湾的祸害是至为明显不过了。尤以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会的不安为最显着。而米粮的短缺,除了因为应付国共内战,在台湾强征米粮以支援国府军之外,又因为官商勾结,囤积米粮、哄抬物价,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价上涨情形来看,从二战后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个月之间,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台湾的财富受到有系统的掠夺,日本人所留下的二百三十七家公私企业,六百多个单位,统统纳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属各处局所设的二十七家公司来经营。加以「外行领导内行」,以及人谋不臧,因此生产力大降,战后第一年的生产指数,竟不及战前的一半,台湾人享受到比战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实。失业人口激增,六百多万人口的台湾,就有四十万到八十万失业人数的记录。

  而社会上,盗贼横行,军宪纪律败坏。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人,除偷窃之外,耍赖、威胁、诈欺、恐吓、调戏、抢劫、杀人……无所不为,欺民扰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风,令台湾民众痛心疾首。一九四六年,台湾社会已经动盪不安,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的第二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一年之间刑事案件增加二十八倍。

  总之,经过一年半的蹂躏与掠夺,台湾社会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谓「光复」的一年四个月后,终于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发生专卖局查缉员借查缉私烟名义打伤有牌照的女烟贩,顺势洗劫她的钱财、合法香烟与私烟,并酿成枪击民众致死命案,二十八日台北市民向相关机关抗议未果,反遭行政长官公署机枪扫射,情势一发难收,扩及全岛,各地蜂起,全岛骚动。事件的发展循着两条路线进行,一为武装抗争路线,一为政治交涉路线。前者指的是出现在各市镇的武装民兵,对宪警机关的攻击行动;后者则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绅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行政长官陈仪交涉善后处理事宜,进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交涉与斡旋之下,情况渐趋稳定,然而,陈仪,对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虚与委蛇,宣称民众如有任何意见,可经由处理委员会反映,他会尽量接纳改进,但一方面却打电报向南京中央政府请兵来台。国府主席蒋介石听信在台军政特务人员一面之词,贸然派兵来台。三月八日晚,国府军队奉派抵台,展开镇压,酿成屠杀,继之以「清乡」之名,进行全岛性捕杀,台湾社会菁英牺牲殆尽,民众伤亡惨重,死亡人数约一万至二万人。

  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已,还为台湾往后的政治与社会,种下既深且鉅的影响:一方面,台湾人的性格受到严重的扭曲,过去一直在外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显得更加卑屈自辱,处处都要表现其不敢违抗统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隶性格;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对政治产生恐惧、灰心、失望。这种对政治的恐惧感与冷漠感,有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利于民主宪政的发展;再者,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架空,便利国民党的统治。许多劫后余生的社会菁英不愿再与闻政治,地方政治体质改变,劣币驱逐良币,土豪劣绅、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进入地方政坛。台湾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早已埋下伏笔。

  抚今追昔,二二八的历史应给我们深切的教训与启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谓「台湾光复」,是台湾与中国的一次「统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则是这次「统一」的后遗症。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台湾与中国两个社会的偌大差距,不同体质,彼此适应不良。

  本书选择三十四位在事件中遇害的社会菁英人物来介绍观察,透过他们一生的发展与消逝,不仅让我们看清台湾历史的轮廓、窥见台湾异乎对岸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也更让我们体会台湾人命运的艰辛。愿历史的教训,能指引台湾人正确的未来!


后记

  从没想到,自己会加入历史的行列。

  回顾认识二二八事件的过程,国中的历史课本是否教到此事,或许是篇幅太少,与中国历史相较显得不重要(当时考试比重),才忽略而没有印象。再次接触二二八事件,感受极度震惊,大约在二○○二~二○○三年左右,一群在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的年轻人,讨论完网路小组会议后,不知谁提议,大伙就一起观看由阮美姝女士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惨案纪实》纪录片,记得观后感是「好恐怖喔!」「台湾有那么多人被杀,怎么课本没有教?」

  说来也巧,后来中部热心人士林栋沧先生送来几十箱奇美文化基金会助印的小册子──李筱峰教授的《解读二二八(节录本)》,给大地用以推广「台湾神运动」时发送给民众,自己就从阅读这本小册子开始,有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常识。

  就读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时,以《「台湾神」信仰之研究》为论文题目,其中「『台湾神』信仰的形塑」章节,就是在探讨四十九位「台湾神」典范的事蹟,着重于先贤先烈的所作所为与对台湾的贡献。除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张炎宪教授外,也向筱峰老师请益,某日当我询问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资料时,筱峰老师说「我们来重写」,自己心里OS「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生,写书是何其重大的工程,老师只是随口说说,过一阵子就忘了吧!?」没想到筱峰老师是认真的,还很贴心的答应,等我的硕士论文完成,再进行再版书的事。

  就这样,真的开始着手重写。本书将焦点放在三十四位菁英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蹟、社会角色、二二八的作为、受难惨况、家属受到的影响等面向。过程中时常遇到解读资料的问题,筱峰老师或许已被问到认为这个学生有些「龟毛」了吧!?他甚至还以李氏幽默风格开玩笑的回说「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但很幸运的,总在讨论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自己「从做中学」,由点的知识更了解时代背景,一些无法连结的地方也慢慢解开,例如日治时期台湾的公共卫生已达一定程度,为何战后反而传染疾病蔓延,其实与国民政府接收公卫设施并盗卖、港口检疫松散等有关(详见本书「郭章垣」部分)。又如「王添?笔祸事件」官司时,报纸以「前社长」称唿王添?,从一份呈给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人民导报社发行人改聘」的笺,才发现原来王添?的社长任职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止,之后由宋斐如回锅再任社长一职,这个较少被注意的资料,也解释了为何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夕,宋斐如仍以社长身分发表《人民导报》周年感言的文章。而从宋斐如撰写的文章观察,他属公务员中的异类,一再强调人民要展现力量自治、自立,在二二八爆发前夕,所写的文章更把政府官吏比喻成「害虫」,简直是当时的「冲组」(台语)。经由资料的拼凑,发觉每位菁英各有其无可取代的特色与不凡之处。

  过程中除了获益良多,也因菁英消逝后,家属坚毅面对困境的感人过程而动容。唯有台湾民主建国,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由论文改写的《台湾神信仰——大爱的修行》书籍出版后,杜正胜教授曾提醒「出书不代表很了不起,要多读册」、「写出人物的故事以增加文章可读性」,虽然身为院士,杜老师仍时常谦虚表示自己「懂的只是浅浅的」、「书读得不够,要多读册」,这些身教都看在眼里,这些叮咛会记在心里,也试着运用在此书。

  本书得以完成出版,感谢筱峰老师给予实习机会,将学校的理论运用在实务操作上。玉山社细心的帮忙。感念为台湾牺牲的二二八先贤、因撰书所打扰的二二八家属。人权记者陈铭城无私的分享。简余晏议员服务处等多人的帮助,不一一列出,感激在心。

  最后,要将此书献给突然去天上当神的炎宪老师,感谢他领我加入历史行列。

/陈孟绢 二○一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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