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晚清时期不仅有政治革命，还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变革！
本书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分析框架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作者认为粉碎了经历二千多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 年政治革命，而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
通过分析大量中日文第一手资料以及引证相关研究着作，本书对1898至1912年间中日两国在司法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翻译出版等方面深入的合作与交流作了细致的考证和比较研究。
在这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日本各界积极地给中国提供直接且实质性的帮助，使中国可以快速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化迈进，其速度之快甚至一度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也正是以新政革命及其成就作为基石才得以决定思想和体制的发展方针。检视这段历史将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化。
本书特色
1. 作者将1898至1912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从日本自身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变革及其背景入手，作者论述了现代化的日本在思想上以及政治体制上对中国的影响。思想上包括中国人赴日留学、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教学和顾问活动以及学界对翻译和出版工作的促进。体制上则提到在中国开展的日本式的教育改革；军事现代化、警察、监狱系统及至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以日本的模式为蓝图。
2. 作者为繁体中文版作了新序，对本书英文版1993年出版以来清末新政研究取得的新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和综述。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中日本现代史学家。他的研究与发表集中讨论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一书出版后获得了美国多个国家级学术奖的提名，并于1996年获颁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纪念奖。他还两次获得亚洲学会颁发的现代中日关系奖。近着有East Meets East: 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Japan, 1854-1898（2012）。
任达（Douglas R. Reynolds）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中日本现代史学家。他的研究与发表集中讨论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一书出版后获得了美国多个国家级学术奖的提名，并于1996年获颁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纪念奖。他还两次获得亚洲学会颁发的现代中日关系奖。近着有East Meets East: 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Japan, 1854-1898（2012）。
图书目录
繁体中文版序
前言
英文版序 概念的形成
导言
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第二编 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入读的日本学校
第五章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第三编 新政体制革命：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第八章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
第九章 中国新的警察及监狱系统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结束语
附录 I
附录II
註释
译后记
参考书目
前言
英文版序 概念的形成
导言
第一编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黄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两面开弓的日本战略：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第二编 新政思想革命：新载体，新概念
第四章 中国学生及其入读的日本学校
第五章 在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
第六章 翻译及现代词汇
第三编 新政体制革命：新的领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第八章 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日本
第九章 中国新的警察及监狱系统
第十章 中国的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日本的蓝图和顾问
结束语
附录 I
附录II
註释
译后记
参考书目
图书序言
导言
本研究建构在实证基础上，这些实证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证日本和中国的学术成果，把长期受忽视或大量遗忘的事实第一次集中起来。这些事实表明了令人吃惊的情况，并要求按如下线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构作根本性的修正。
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按本书分析，1911年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了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改革继续存在──既不后撤，也不走回头路。同时，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1911年后一直成为实际的基石，虽然不受承认却也没有公开宣告。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时今日。
如果以人们更为熟悉的方式表达， 那就是中国仅仅在12年内──从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到1911年革命的「失败」──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按本书研究，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与其说是失败的，毋宁说是中国经受了一次世纪之交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大步跨进。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努力都取得了成就。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决心，发起并推动了彻底的新政改革。从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员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们主要有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庆亲王奕劻（1838—1917）、张百熙（1847—1907）、赵尔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础。为了强调其影响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为比较，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参照对象。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道路迈进。中国思想和体制转变得非常顺利快速，甚而一度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对日本模式和对个别人士令人惊奇的信心，将在本书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释。
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难于理解延续最长的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中指出的，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革命。就中国而论，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把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从有关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脱出来，从那些对革命粉饰之言中解脱出来，对中国帝制后期和帝制结束以后的真正革命转变，便较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借清王朝突然崩溃而索取荣誉。他们，无论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并不感兴趣。真实的历史纪录还未来得及详细查证或整理前，中国已陷1916—1928年狂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混乱被弄得稀里煳涂，由于清王朝在人民记忆中迅速消失，因而极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阀和晚清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军阀混战的十年中，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他至死仍忠于他的信念，要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鼓励人们支持他的事业。他生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死后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
孙的逝世，促使人们更热切地寻求困惑了孙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补结束帝制后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绝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亲密伙伴如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和蒋介石（1887—1975）等，他们宣传孙，只是把孙看作团结全国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独一无二的有效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把孙视为基石，他们在此基础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为正统而下赌注。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孙因1911年革命获得哀荣，被尊为「国父」，以至于把那次革命也变成「孙的1911年革命」。这观点成了中国的信条。
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者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1912—1916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1915—1916年，他企图建立君主制而没有成功，这就注定了他要贴上民国叛徒的标签；由于他和新政改革关系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们也成了协同犯而埋进坟墓。至于日本，它在新政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遗忘了。在1915年不光彩的21条要求后，任何回忆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驳。
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教科书和专题着作，都没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转变，看作从1898年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到1911—1912年近代的，调和日本—西方—中国的政治形态的飞跃。新的政治形态尽管有缺陷和实施时摇摆不定的软肋，它终究是应时而生的。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本书第四章以后逐章为日本参与新政革命提供证据。本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单独的专着加以发挥。希望这一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研究建构在实证基础上，这些实证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证日本和中国的学术成果，把长期受忽视或大量遗忘的事实第一次集中起来。这些事实表明了令人吃惊的情况，并要求按如下线索，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构作根本性的修正。
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却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按本书分析，1911年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保证了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改革继续存在──既不后撤，也不走回头路。同时，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1911年后一直成为实际的基石，虽然不受承认却也没有公开宣告。结束帝制后的中国，正是在这基石上决定思想和体制的方针，以至今时今日。
如果以人们更为熟悉的方式表达， 那就是中国仅仅在12年内──从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到1911年革命的「失败」──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按本书研究，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与其说是失败的，毋宁说是中国经受了一次世纪之交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大步跨进。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努力都取得了成就。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决心，发起并推动了彻底的新政改革。从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员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们主要有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庆亲王奕劻（1838—1917）、张百熙（1847—1907）、赵尔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万次要人物的事业和成就，为结束帝制后的中国，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础。为了强调其影响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为比较，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参照对象。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道路迈进。中国思想和体制转变得非常顺利快速，甚而一度超过日本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对日本模式和对个别人士令人惊奇的信心，将在本书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释。
理解近代中国在学术上的主要障碍，是对革命的定义规限得太狭窄，这蒙蔽了学者们的眼睛，难于理解延续最长的中国近代革命、静悄悄的新政思想和体制革命。1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汤玛斯‧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中指出的，革命可能悄悄地进行，令人感觉不到，从农业、商业、经济革命，扩展到思想、科学、技术革命，以至政治、社会革命。就中国而论，晚清时期不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远影响的思想和体制的转变。把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从有关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脱出来，从那些对革命粉饰之言中解脱出来，对中国帝制后期和帝制结束以后的真正革命转变，便较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后，置身舞台中央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改写了历史，借清王朝突然崩溃而索取荣誉。他们，无论是清朝的对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点边的人，对晚清改革既无认识也并不感兴趣。真实的历史纪录还未来得及详细查证或整理前，中国已陷1916—1928年狂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混乱被弄得稀里煳涂，由于清王朝在人民记忆中迅速消失，因而极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阀和晚清的创新改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军阀混战的十年中，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他至死仍忠于他的信念，要摆脱军阀和帝国主义，鼓励人们支持他的事业。他生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死后仍是受挫折的爱国者。
孙的逝世，促使人们更热切地寻求困惑了孙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补结束帝制后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绝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亲密伙伴如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和蒋介石（1887—1975）等，他们宣传孙，只是把孙看作团结全国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独一无二的有效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把孙视为基石，他们在此基础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为正统而下赌注。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孙因1911年革命获得哀荣，被尊为「国父」，以至于把那次革命也变成「孙的1911年革命」。这观点成了中国的信条。
在因循袭旧的历史上，那些站在「孙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们，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者或敌人。头号敌人是袁世凯，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干人物，1912—1916年的民国总统。他没有大吹大擂，却在结束帝制后的中国继续进行改革。在1915—1916年，他企图建立君主制而没有成功，这就注定了他要贴上民国叛徒的标签；由于他和新政改革关系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们也成了协同犯而埋进坟墓。至于日本，它在新政期间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遗忘了。在1915年不光彩的21条要求后，任何回忆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驳。
在历史上有过重大成就、使人惊叹的中国新政变革，就这样被遗忘了。教科书和专题着作，都没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转变，看作从1898年传统的中国政治形态，到1911—1912年近代的，调和日本—西方—中国的政治形态的飞跃。新的政治形态尽管有缺陷和实施时摇摆不定的软肋，它终究是应时而生的。事实上，我们所认识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体制为基础。离开新政革命，20世纪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本书第四章以后逐章为日本参与新政革命提供证据。本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单独的专着加以发挥。希望这一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图书试读
第一章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中国在1898—191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的关系，一再证明了对中国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顾这一概念开始，于第二、三章详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进一步为「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提供确证。
中国的新政改革的结果很不平衡，也的确带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时举行、迅速而不动声色的改革，彻底地粉碎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把中国置于延至今日的帝制后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称之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检核「新政革命」这一概念。
「黄金十年」？
表面看来，「黄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惨烈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日双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概念与一切逻辑都背道而驰，而这些逻辑又已深深地植根于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国人民心中，它触发起1937—1945年日本野蛮地侵略中国所引起的全面战争的焦灼回忆；在日本人民心中，则触发起在战争中累积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感。时至今日，中日学者仍未能从这些往事中摆脱出来。
某种怀疑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例如，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不加迟疑地视之为是日本从未间断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在19世纪末期，从1874年开始，日中之间的军事对抗几乎每十年必会爆发一次：1874年，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冲突；1894—1895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
「黄金十年」？新政革命？
中国在1898—191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的关系，一再证明了对中国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顾这一概念开始，于第二、三章详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进一步为「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提供确证。
中国的新政改革的结果很不平衡，也的确带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时举行、迅速而不动声色的改革，彻底地粉碎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把中国置于延至今日的帝制后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称之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检核「新政革命」这一概念。
「黄金十年」？
表面看来，「黄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惨烈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日双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概念与一切逻辑都背道而驰，而这些逻辑又已深深地植根于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国人民心中，它触发起1937—1945年日本野蛮地侵略中国所引起的全面战争的焦灼回忆；在日本人民心中，则触发起在战争中累积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感。时至今日，中日学者仍未能从这些往事中摆脱出来。
某种怀疑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例如，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不加迟疑地视之为是日本从未间断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在19世纪末期，从1874年开始，日中之间的军事对抗几乎每十年必会爆发一次：1874年，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冲突；1894—1895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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