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10年之间，脱胎换骨，
30年之后，已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
经济转型也带动了台湾社会、政治的快速发展。
改革一向艰难，台湾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
作者郭岱君在本书《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表示，许多人以为台湾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其实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台湾时，台湾是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体系，三分之二以上的产业属于政府或国民党。
不可思议的是，台湾竟然在1954年开始经济大转弯——民营化，然后，在十年之间，台湾经济脱胎换骨，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而且是个效率高、生产力强的现代化市场经济。
这一连串的改革与转型，造成长达三十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带动社会及政治的改革。但是，很少人知道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改革一向艰难，甚至惨烈。台湾的政经领袖不可避免地经过无数次的政策辩论、路线竞争、甚至政治斗争。
作者郭岱君使用第一手资料（口述访问、当事人日记、文件）重现当年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展示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的祕诀。在两次财经大辩论中，国民党的领导人为什么竭力扶植私营企业？为什么同意採取出口替代策略？为什么愿意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掌握在手中的社会资源放出去，还乐观民间政经势力的滋长？……
本书以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避台湾、尝试不同的经济路径为起点，到1960年挥别过去的计画经济思维，全方位朝市场经济发展为止。第一章重在历史回顾，简要地介绍台湾自1895年割让日本之后，为期整整半个世纪的经济状态，以及1945年中国国民党收回台湾所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为止。第二章重点介绍蒋介石与陈诚立志改革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国民党本身的改革之外，还包括台湾的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地方自治等。第三章叙述台湾第一次财经大辩论，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意识型态之争。从1952年底到1954年春，台湾朝野就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问题展开论战。第四章勾勒1957年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焦点是：要不要放松政府对外汇贸易的控制？第五章探讨的是台湾如何在外汇贸易改革后，把改革的范围扩大到财经以外的其他层面。第六章以个案分析为主，探讨那些改革推手的经历、思想，以及彼此间的互动。这一章特别叙述两次财经辩论中，决策者如何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改变，调整他们的信仰，从而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上达成共识。第七章综合分析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
著者信息
郭岱君
现任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专研经济发展、中国政经现势、近代中国历史档案研究。曾担任史丹福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座、中华民国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新闻秘书、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行政院新闻局驻波士顿办公室主任。
图书目录
写在前面（前言）
第一章 台湾的新统制经济1945-1949
第二章 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党的改造、土地改革、地方自治
第三章 第一次财经大辩论：计画经济还是自由经济？
第四章 第二次财经大辩论：如何推动外汇贸易改革？
第五章 第三次财经大辩论：是否推动全面的改革？
第六章 改革的推手：政治领导与财经官僚
第七章 政治领袖、制度转型、新市场经济兴起
图书序言
不久前，我有幸提早拿到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博士新作《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书的校对稿，连夜拜读，爱不释手。
这本书把我们带回到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期的台湾。岱君博士的历史叙述聚焦在帮助台湾走出战后经济困顿局面，并为日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奇蹟奠定基础的几位关键人物与他们推动的划时代改革。经由她的笔触，我们看到在台湾最艰困的年代，一群专业廉洁的菁英，协助蒋介石与陈诚带领台湾走出政治、经济的困顿，使台湾免于赤化，才能实现后来的民主自由、经济繁荣与全民富裕。
这是一本鲜活的历史场景重建，从陈诚担任省主席期间毅然全面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彻底改变台湾的社会结构，到他组阁后重用尹仲容、杨继曾与严家淦，他们成为关键年代经济改革的推手，岱君博士把这段历史生动的呈现出来。书中最突出的台湾经济发展头号功臣，莫过于尹仲容先生。从1949年他来台主持「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到1963年辞世为止，这位改革大将是引导台湾从计画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物。若不是他独排众议，强力主张利用美援协助台湾民营企业建立PVC塑胶工业，就不可能有日后的经营之神王永庆。
台湾在1950年代后期，虽然经济已渐趋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经济发展尚未找到出路。此时，尹仲容出任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审时度势，大胆地主张：台湾市场规模狭小，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唯有减少对外经济活动所受的行政约束，改革外汇贸易政策，打开外销市场一途。他乃着手推动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是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再者「调整汇率」，部分採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取消对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及取消对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最后採取「鼓励出口」的强力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三项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往后数十年内台湾出口贸易及经济的快速成长。
岱君博士的文笔流畅、叙事有力，既悟人又感人。她对台湾战后几度面临的经济危局，既能将决策的历史背景脉络勾勒的简洁有力，又能将关键历史人物的思路与性格刻画得入情入理。透过她的千秋之笔，让我们对廉洁耿直的尹仲容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更能领悟其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吾心」。斯人已逝精神在，留有丹心照后人。
当前台湾的朝野菁英，都应该好好一读这本精彩的历史重现之作。岱君博士笔下的时代与人物，虽然距今已经超过六十年，但仍深具启示意义。正如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所言，「一个人能往回看多远，就能向前看多远」。今日台湾也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顿，但是相较之下，1950年代的台湾所面对的经济难题要比今日不知险峻多少倍。
岱君博士提醒我们，事实上，当年国民政府自大陆撤退至台湾之际，台湾同时面临通货膨胀严重、对外贸易停滞，更有大批由大陆撤退的人民居家安顿等经济问题，当务之急，必须稳定国家经济、恢复各大产业生产。当时台湾为计划经济体系，公营产业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但却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然而，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开始将公营事业逐步民营化，陆续推动与深化外汇贸易与社会、文化、教育、法律等多面向改革，逐渐脱离对美援的依赖，在短短十年间，创造出经济奇蹟，奠定台湾之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基础，从计画经济转型为现代化市场经济。我们应该重新回味这一段台湾从艰困环境中走出来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智慧与胆识，为当前台湾困顿的经济找到新的突破口。
我与岱君博士结识多年，对她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知之较详。她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曾担任史丹福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长于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国政经现势、近代中国历史档案研究。在她出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之前，更于1987到1997年之间曾担任行政院新闻局波士顿办公室主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总统新闻秘书、英文传译等多项重职，学经历完整丰富。
岱君博士任职的胡佛研究院是美国最顶尖、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胡佛研究院与美国共和党素有渊源，历任共和党总统都会网罗胡佛研究院的专家担任智囊或出任政府要职，例如曾经担任小布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的莱斯，在卸任公职后回到这个重要智库。胡佛研究院也是美国西岸的学术重镇，其学术功能与地位卓着，相当于一座设置于史丹福大学校园但经费独立自主的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该院延揽众多大师级的学者担任终身职资深研究员，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胡佛研究院更有全球知名的历史档案馆，凡是与战争与和平主题有关的文献与史料，从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到冷战结束迄今，全球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文献资料，都在其收藏的范围。其收藏无论在数量、地理范围、语文类别与学术价值上，都可以称得上举世无双。岱君博士从2003年起，投入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画」，保存与开放中国历史秘辛档案，包含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借由档案公开，提供后人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与领导人物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开创了海内外民国史研究新的学术高峰，郭博士居功厥伟。
朱云汉
前言
许多人误以为台湾生来就是市场经济，其实不是。
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领导满脑子都是计画经济，认为国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唯有计画经济能够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因而主张由国家来从事重工业，控管工矿、水力、能源与公共交通，而私人企业只能生产日常消费品。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民党人的经济理念同政治理念一样，都是源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以「节制私人资本，发动国家资本」作为核心内容。所以，当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台湾推行的就是以公营事业为主、政府严格控管的统制经济（Command Economy）体系。
但是，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陈诚，以及跟随他们的许多技术官员都逐渐换了脑袋。1952-1953年与1957-1958年发生过两次财经大辩论，辩论各方都在认真思考究竟哪一种经济体制适合台湾的发展，哪一种经济策略能为台湾带来最大的经济成长。大辩论之后，台湾政府採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发展经济，并且逐步建立新的制度。这些新制度，不论是正式的法律规章，还是非正式的思想习惯，带动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在短短十年内，计画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而且还是个公平开放、富有生产力与创造力的市场经济（Productive Market Economy）。
这段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不仅高潮迭起，而且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原委，即使是台湾人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么，这场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是如何发生的？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又是如何形成的？
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必须能够激励人们参与生产，相信自己能从努力中获得回报，并保障他们财富的安全与分配的公平。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社会的生存必须先受到挑战，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甚至威胁到领导者与社会菁英的统治，他们必须解决财富与经济问题，才能维持自身的权力与统治秩序。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恐惧，领导者和社会菁英才会愿意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新的办法」必须从意识型态的改变开始，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无论在意识型态或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
西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正是如此。西欧原来也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直到15世纪，连续两百年的战乱，不仅伤亡惨重，而且民穷财尽，弄得上上下下都难以为生。到了这个地步，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巨大的战争花费已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面临这样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以便创造财富和巩固统治，同时平衡国家之间的权力，避免战争。
英格兰与法兰西率先创造出新的经济体制，以一套激励机制来鼓励人民参与市场经济，积累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做法是：统治者同意保护私有产权，不是限制而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允许人民参与经济活动，条件是他们要合理缴税。最后，统治者率领的官僚团体与社会菁英达成协议，共同合作，透过经济改革，提升经济效能，进而建立一套现代政经制度，人民的财富更为增加，国家更加富强。这套方法迅速获得成功。此后，愈来愈多的统治者愿意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鼓励发展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
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
中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历程。在1600年前，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被挑战过。总的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民族，由于自身力量不强，一般无力挑战汉人。蒙古族和满族虽然是个特例，他们打败了汉人，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外来的征服者依然採用汉人的意识型态、制度与文化体系来管理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特别是通过强化利用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耕地面积。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生产率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缓慢，工矿资源则大多由国家控制，甚至通过国家垄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此确保增长的财富不被野心家用来威胁皇权。
统治者非常喜欢这种以耕地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系统，因为它使人民安土重迁，社会稳定，虽然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得生活条件越为艰困，人民基本上只能维持勉强的生存，但统治者和菁英阶层垄断了政治权力，仍能凭借特权，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这种经济模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没落的清朝在内外交逼下，终于提出「新政」，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可惜姗姗来迟，清末「新政」未能改变王朝覆亡的命运，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
不幸民国多艰，相继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北洋政府崩溃与军阀割据，紧接着，黄埔军东征与北伐，还有中原大战，在民国创建之后将近二十年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着力于经济发展。
唯一的机会是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政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曾积极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但它基本上还是採用原有的统制经济手段，金融、工矿、电气、交通、军用制品等方面均由国家统制，只有一般民生消费领域才可以由私人经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人力与物力，以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更加抓紧推行统制经济，几乎控制了经济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往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9年后中国展开两种制度的竞争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国民党退到台湾，从此，两党分别展开经济发展的竞赛。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尝试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经济转型。经过1950年代两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辩论，国民政府开始改变解决经济危机的旧套路，启动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机构。他们创设新的法律体系来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保护私人财产，把国家政策的重心放在加强市场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上面。其效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也使所得分配更公平，台湾建立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也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体制转型。共产党没收了私人资本，建立一个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共有经济体制，并全面仿照苏联的计画经济，结果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民生凋敝，加上「三面红旗」与文化大革命的惨剧，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成了世界所得最落后的几个地区之一。
文革结束，中国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探索「市场化」的路线，允许私人经营服务业以及轻工业，同时允许外资进入多个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有效，中国大陆经济得到快速成长，但还是有反覆，直到1992年，中共领导人在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真正确定引入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在9.5%-11%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四倍，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私有财富快速扩张，产权关系重新分配，意识型态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而来的是巨大的贪腐、所得分配严重不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此外，由于市场经济功能不良而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诸如银行坏帐、人民的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社保不足，引起社会许多不满。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经济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严苛的选择：是要毅然推动改革，循着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成高生产力的市场经济（Productive Market Economy）？还是维持现状，走向贪腐横行、贫富不均、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交易成本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Crony Economy）？
两种截然不同经济体制究竟哪个会胜出？中国大陆能建立高效的市场经济、创造出繁荣公平的社会吗？还有，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地从传统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却做不到？同样是中国人的地区，台湾成功的发展出高效市场经济，香港与新加坡也做到了，大陆行吗？
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许多困境和今日的中国类似，例如：决策者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的十字路口，歧义纷呈。如果选择转型，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将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路线的竞争，既得利益团体与社会舆论反弹，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台湾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该多大？发展的速度能多快？……类似的挑战和争议似乎都正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上演。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无疑可以为上述疑难问题提供现成的智慧参照，对中国大陆改革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
本书的故事就是展示台湾经济转型成功的祕诀。在两次财经大辩论中，国民党的领导人为什么竭力扶植私营企业？为什么同意採取出口替代策略？为什么愿意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掌握在手中的社会资源放出去，还乐观民间政经势力的滋长？……
这些答案早已躺在一段段封尘的历史中，多亏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历史档案陆续公开，我们终能一窥究竟。本书参用不少现存于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党史资料（微缩胶卷），以及几位国民党领导人物的个人资料，再加上作者对当年参与经济建设的老兵的口述访问，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终能浮出水面。
本书以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避台湾、尝试不同的经济路径为起点，到1960年挥别过去的计画经济思维，全方位朝市场经济发展为止。各章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章重在历史回顾，简要地介绍台湾自1895年割让日本之后，为期整整半个世纪的经济状态，以及1945年中国国民党收回台湾所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为止，其中还包括国民党在内战中惨败，最后丢掉中国大陆的基本过程。正是由于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把大陆的失败视为奇耻大辱，彻底反省，才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主体框架，悄悄地重塑台湾政权的意识型态，通过威权意志，选择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第二章重点介绍蒋介石与陈诚立志改革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国民党本身的改革之外，还包括台湾的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地方自治等，每一项改革都不容易，都是惊天动地的举措，虽然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大，但蒋介石与陈诚还是坚持走下去。
第三章叙述台湾第一次财经大辩论，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意识型态之争。从1952年底到1954年春，台湾朝野就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问题展开论战。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公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政府应当规范资本主义企业，甚至限制他们的发展，以利公营企业的发展；第二种意见则唿吁政府放手，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第三种意见则也主张维持计画经济，但要求通过保护私营企业产权，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帮助私人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创新。最后是第三种主张在辩论中胜出，国民党政府决定朝民营化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没过多久，政府与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就开始反扑，借「扬子木材案」，把改革者拉下马，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受挫。
第四章勾勒1957年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民营企业在「进口替代」政策之下活力腾飞，只因台湾的市场狭小，很快就遇到发展的瓶颈。此时，高度控制的外汇贸易体制已经窒碍难行，经济策略必须改弦更张，改革的要求排山倒海而来。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放松政府对外汇贸易的控制？保守派官员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政府控制，不能突然做大幅度的改变，否则会带来通货膨胀、外汇减少，甚至危及社会安定。以少数技术官僚和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改革派则主张，迅速将外贸体制自由化，并要求政府通过某些具体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向全球化的市场经济。
辩论的结果仍然是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带来国民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不仅外汇贸易管制的闸门打开了，台湾经济力量有如出柙的勐虎，飞快奔腾；同时，经济政策的思维也变了，过去想的是「管制」与「安定」，现在则是想尽办法方便外销，促进发展。如此一来，新的经济制度最终取代行之多年的计画经济。
第五章探讨的是台湾如何在外汇贸易改革后，把改革的范围扩大到财经以外的其他层面。正如改革的关键人物尹仲容所说，经济发展仅仅在外汇贸易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念与习惯、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唯有剔除文化习惯与社会环境上的阻碍，台湾的经济才能顺利推进。
与此同时，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发生不利于台湾的改变，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台湾不能永远依赖美援，必须在短时间内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财经体系，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资金来源，才能自立自强。要想建立现代财经体系，台湾就需要做更大幅度的改革，势必涵盖预算、金融、外汇、法律规章与行政等方面，才能使台湾经济自立，迈向现代化。为此，中美之间进行了好几回合的会谈，促使台湾政府推出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社会革新运动，希望形成一套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观念、作风和制度。
第六章以个案分析为主，探讨那些改革推手的经历、思想，以及彼此间的互动。这一章特别叙述两次财经辩论中，决策者如何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改变，调整他们的信仰，从而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上达成共识。尹仲容为什么不计个人荣辱一心改革？严家淦为什么推动改革却又功成不居？李国鼎、杨继曾等技术官僚为什么不辞艰困投入改革？陈诚为何在历次财经辩论中都支持改革派？蒋介石明知涵盖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改革会侵蚀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为什么还是继续支持改革呢？这些事关改革成败的因素，都是本章所要重点叙述的内容。
此外，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例如蒋硕杰、邢慕寰）也锲而不舍地鼓励财经官员从事改革，并且经常提供建言。还有，美国方面在这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恐怕都难以维系。至于美方和台湾官员的互动情况如何，台湾又为什么能在数十个接受美援的地区中，运用美援最成功，这也是本书将要重点揭示的。
第七章综合分析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很特别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像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导那样害怕放权，也不像自己以往那样，担心财富创造会威胁他们的统治，相反地，他们渴望打破窠臼、建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但自己接受了新观念，而且设计了私营企业在高效市场经济中的制度，这些新制度鼓励台湾企业家参与国内和全球的经济活动，使台湾顺利地由计画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
在以上各章的叙述中，本书作者都试着围绕下列重要问题，提供一份答案：
──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可以从计画经济转型为高效的市场经济？
──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战后的台湾高效市场经济的建立？
──台湾为什么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大致避免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贪腐、特权、所得分配不均等）？
──中国大陆当如何努力才能清除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享受高效市场经济的收成？
图书试读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败北，于1895年接受《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台湾的经济变成殖民地式的经济，也就是由日本殖民政府主导的计画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根据日本的需要而定。20世纪初，台湾的主要产品是蔗糖和大米，成批地运到日本本土与相关地区。
毋庸讳言，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地区还是有过不少开发建设。例如：建立了新的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人口普查、完成地籍登录、开发矿山、发展林业和渔业、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等等。到193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展钢铁工业、食品制造业、同时建立化工和机床制造工业。持续的经济成长也导致城市化的起步，农村人口开始走向城镇。当时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已和日本本土差不多，虽然人民生活、教育水准还赶不上日本，但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
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台湾的经济大受影响。台湾是日本的「南进基地」，遭受美军的密集性轰炸，机关、学校、工厂、公路、铁路、发电厂等受到严重破坏，以致生产骤降，通货膨胀尤其严重，1945年的物价上涨率高达575.11%。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日本人撤离台湾，几个月内，走了25多万日本人，其中不但有行政管理人员，还有许多技术人员。他们一走，原有的殖民式经济顿时瓦解，尽管国民政府的接收团队也有财经技术方面的人员，但是时间紧迫，人手也不够，许多事情衔接不上，台湾的市场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这对于饱受战火破坏的台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陈仪与国民党的经济理念
代表国民政府接收的是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陈仪和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样，都是计画经济的忠诚支持者。国民政府自1928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统制的计画经济。蒋介石、陈诚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信徒，都认为「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核心就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他们认为：私人企业效率低，无法提高金融资本、扩大生产能力；而且，资本家自私自利，容易流于贪腐、垄断。唯有政府掌控生产与消费，才能做到公平和效率；唯有政府掌控资源技术，才能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在蒋介石看来，「真正的中国经济不是放任的自由经济，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计画经济。」
用户评价
《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虽然我当时还小，但对于家庭经济的变化，以及周围环境的日新月异，还是有深刻的印象。我一直觉得，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其说是“从计划到市场”，不如说是一种“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种“从模仿到创新”的飞跃。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飞跃”的？是在哪些关键性的节点上，台湾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比如，是否提到了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后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等重要战略？我特别想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那些被认为“不够市场化”的政策，例如某些价格管制或产业扶植，在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成为了阻碍，还是成为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书中是否会通过生动的案例，来展现转型过程中，企业家们所经历的挣扎与辉煌？比如，那些从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自己商业帝国的先驱们，他们的故事是否能够激励今天的我们？我期望这本书能够细致地梳理台湾经济转型的历史脉络，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台湾是如何在那个充满挑战的年代，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并最终走向繁荣。
评分当我看到《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时，脑海里瞬间涌现出无数关于台湾经济发展历程的画面。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成功，不仅仅是数据上的增长，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从过去那种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到如今我们所熟悉的、充满竞争与活力的自由市场，这一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书中是如何剖析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的？是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还是台湾自身社会结构的演进？我尤其好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是否存在一些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挑战和阻碍？比如，如何平衡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如何处理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压力和挑战？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描绘出这个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不仅仅是宏观的政策层面，更应该触及到微观的个体感受。比如，那些在转型期中抓住机遇的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凭借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在时代的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又或者，那些在转型中受到冲击的群体，他们是如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们回顾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感受台湾经济发展背后那股不屈不挠的力量。
评分《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让我立刻联想到我父母年轻时经历过的时代。那时候，台湾经济的发展，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耳濡目染，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经济转型，与其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进化。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进化”的？是从哪些方面着手，比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服务业和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哪些制度和政策是为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的？是教育体系的完善，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当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时，又有哪些“旧的”束缚被打破，有哪些“新的”规则被建立？书中是否会提及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比如汇率改革、金融开放、产业升级等，以及这些政策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如何被克服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浅出地解释那些复杂的经济概念，让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也能清晰地理解台湾经济转型的逻辑和脉络。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书中能够捕捉到转型期中，台湾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甚至是价值观念的转变。
评分这本书名《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光是听起来就让人好奇，毕竟我们这一代人，或是稍年长一些的，都亲身经历了台湾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一连串的政策推动，不如说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和一次又一次的冒险。想想看，当年我们可能还在为温饱操心，转眼间，台湾就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代工生产遍布全球。这种转变，绝非一蹴而就，背后肯定有无数的决策者、企业家、甚至是普通民众的汗水和智慧。我特别想知道，书中是如何描绘从过去那种相对集中的经济模式，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更开放、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的。是哪些关键性的改革措施，比如开放外汇、鼓励投资、发展中小企业，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书中是否深入探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和民间力量是如何协同作用的？有没有提及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某些产业的兴衰，或者某个重要企业的发展轨迹，来印证这些转型期的挑战与机遇？我更关注的是，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克服困难，抓住机遇的。是创新思维，还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些，都是我非常期待在书中找到答案的。
评分看到《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我的心头涌起一股强烈的共鸣。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完全由政府主导经济的年代，但我们无疑是那个转型时期经济腾飞的受益者。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模式的改变，更是一次社会力量的重新洗牌和价值的重新定位。书中是如何解析这种“洗牌”与“定位”的？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分配，到市场经济下的要素流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如何转变的？是逐渐放手，还是积极引导？我尤其好奇，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哪些传统的产业优势被保留和发展，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发掘和培育？比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这个过程中，台湾的科技研发能力是如何一步步提升的？又或者，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如何保护本土产业，避免被外来资本冲击？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数据和案例分析，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台湾经济转型期间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触及到转型期中，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伦理、文化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背后，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评分《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一听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经济成果，是多少前辈们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觉得，台湾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数据上的增长，更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转变，一种从“稳定压倒一切”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跃迁。书中是如何解读这种“思维跃迁”的？是从哪些方面来展现的？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民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而当市场经济到来后，这些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特别好奇，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在转型过程中，台湾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如何处理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是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缓解转型带来的阵痛？我希望书中能够避免过于宏观的叙述，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人物故事、企业发展案例，来生动地展现转型期的社会图景。比如，那些在转型期中，因为不适应而面临困境的人们，他们是如何重新找到出路的？那些抓住机遇，实现人生价值的企业家，他们的奋斗历程又是怎样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们深入了解台湾经济转型的深层原因和发展动力。
评分《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光是这个书名就让我感受到一股历史的厚重感和变革的力量。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其说是一场“被动的接受”，不如说是一次“主动的拥抱”。从过去那种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到如今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这个过程中，台湾社会所展现出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令人赞叹。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主动拥抱”的过程的？是哪些关键性的政策和战略，让台湾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特别想知道，在转型初期，台湾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如何处理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问题的？比如，如何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如何开拓海外市场？我期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台湾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深入分析，让我们了解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是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做出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触及到转型期中，台湾社会所经历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比如，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等。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们全面地回顾台湾经济转型的辉煌历程，感受那股不断适应、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
评分读到《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些关于台湾经济起飞的传奇故事。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其说是一种“模式切换”，不如说是一种“能量释放”。从过去那种相对集中的经济运行方式，到如今更加开放、多元的市场体系，这个过程中，有哪些“能量”被成功释放出来，又有哪些“能量”被重新激发？书中是如何解析这种“能量释放”和“能量激发”的？是政策的松绑，还是市场机制的引入？我尤其好奇，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在计划经济时期，那些被压抑的民间活力和创业精神，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茁壮成长的？我希望书中能够通过一些具体鲜活的案例，来展现转型期中，台湾社会所涌现出的创新创业热潮。比如，那些在特定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故事，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如何识别和把握市场机会的启示？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们深入了解台湾经济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感受那股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
评分《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让我对台湾经济发展历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成功，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故事，它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成功，更是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书中是如何描绘这种“多维度的”转型过程的？是仅仅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分析，还是也会触及到文化、教育等社会层面的影响？我特别想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哪些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市场经济转型埋下了伏笔？比如，是那种强调勤奋、节俭的社会氛围，还是那种重视教育、追求进步的价值观念？我期望书中能够深入探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台湾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比如，人们的消费习惯、职业选择，以及家庭结构等，是如何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具有洞察力的分析，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台湾经济转型的意义和影响，不仅仅是对经济本身，更是对整个台湾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变革。
评分当看到《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书名时，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台湾经济发展史上那些波澜壮阔的篇章。我一直认为，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其说是“从计划到市场”，不如说是一场“从追赶到引领”的蜕变。书中是如何描述这种“蜕变”的？是从哪些具体的领域和产业来展开的？比如，从过去的纺织、加工制造业，到后来的电子、信息产业，这个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尤其好奇，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扮演的“规划者”角色，是如何逐渐向“服务者”和“协调者”转变的？这个转变过程中，面临了哪些挑战和阻碍？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台湾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深入剖析，让我们了解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是如何出台的，以及在推行过程中，是如何克服各种阻力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现转型期中，台湾人民的韧性和创新精神。比如，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尝试的企业家，他们的故事能否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示？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们回顾台湾经济发展的伟大征程，感受那股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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