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节录) 香港文学未有一本从本地观点与角度撰写的文学史,是説腻了的老话,也是一个事实。早期出现多种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学史,疏误实在太多,香港学界乃有先整理组织有关香港文学的资料,然后再为香港文学修史的想法。由于上世纪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认为是后来「新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依据,于是主张编纂香港文学大系的声音,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不绝于耳。1这个构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后,首度落实为十二卷的《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际此,有关「文学大系」如何牵动「文学史」的意义,值得我们回顾省思。
一、「文学大系」作为文体类型
在中国,以「大系」之名作书题,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赵家璧主编,蔡元培总序,胡适、鲁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大系」这个书业用语源自日本,指有系统地把特定领域之相关文献汇聚成编以为概览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规模;「系」指其间的组织联系。2赵家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五十年后的回忆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为题是师法日本;他以为这两个字:
既表示选稿范围、出版规糢、动员人力之「大」,而整套书的内容规划,又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是按一个具体的编辑意图有意识地进行组稿而完成的,与一般把许多单行本杂凑在一起的丛书文库等有显着的区别。3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以后,在不同时空的华文疆域都有类似的制作,并依循着近似的结构方式组织各种文学创作、评论以至相关史料等文本,渐渐被体认为一种具有国家或地区文学史意义的文体类型、资料显示,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继作有: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台湾则有: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视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台湾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有:
>《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书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书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马华文学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内地还陆续支持出版过: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华艺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厦门:鹭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种主题的文学丛书,形形色色还有许多,当中编辑宗旨及结构模式不少已经偏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于此不必细论。
陈国球
导言(节录) 你要拿那些在时间中没有自己位置的事件怎么办呢?那些事件来得太迟,当它们抵达时,时间已经被分配出去、大卸八块、分赃完毕。现在那些事件被人丢下,凌乱地散在某处,悬在空中,像是个无家可归、无所适从的游民。─布鲁诺‧舒兹《沙漏下的疗养院》1
一
这里收入的华文小説,2选自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之间。两个时间刻度,便于故事的启动与收结。前者暗示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激起的波纹,足以延绵彼时的香港,引发文学的新局面;后者召唤战争的记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黑色圣诞,日军压境,当时的港督杨慕琦被迫签下降书,文化气候亦为之变天。然而,我们或也不妨视这些时间标记为复合时空体的两个侧影、返回历史现场的两个临时入口。
我把这个选本理解为某种「历史」的入口,并非视小说为时代的「记录」。甚么是写作?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语言(langue)是一道边界,而写作──言语(parole)活动是一种逾越,是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和确定,是一种「行动」。3写作并不被动地记录,这种介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行动,不单波动着语言的界线,它同时是情感、想像与事件的交会处。写作的痕迹因而重新赋予历史一种动态──相对于延绵线性的历史叙述,我想像一个时代的文学选本,呈现的是一种多孔的状态:那些已经逝去的,互相竞逐的声音,仍然企图在历史那张反覆被涂得扁平的脸上,喷涌出来。
然而,四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学,是几乎已经湮没了的声音。如果不是有心者的保存与勘探,4它们大概会在亚热带闷热潮湿的气候里,随发霉的旧报刊,被永久遗忘。事实上,面对倖存的报刊残页,消失与沉默的声音,比遗留下来的更巨大。记忆是选择性的,文学历史的记忆因而也是一种集体念记/遗忘的过程。在我来説,这个选本的目标,即是与被遗忘的对抗;而我也是如此理解这里指涉的「香港」文学。
在征用「香港」此一意符来理解文学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同时意识到它的危险性。「香港文学」之成为一个研究的范畴,浮起于城市主权转易之际,因而弥漫着被消失的阴霾。5这个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的课题,诱使研究者追索一个足以抗衡中原论述的香港主体。然而,香港文学虽与这座城市的命运休戚相关,它作为一种边缘的存在,它的被消失,人们对它的视而不见,未必不是这座城市的常态。二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以「伴侣」命名,希望在摩托车与商店招牌之间觅得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又有文人组织「岛上社」,以文学出版来抵抗这座「无声之岛」,7都説明了文学生命与这个商埠紧张关系。
谢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