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幅苦难深重的流离图 白先勇 戴安娜(Diana Lary)教授是民国史专家,着作等身,近期的重要作品有《中国共和政体史》(The China’s Republic)、《社会史观下的中国内战》(China’s Civil War: A Social History, 1945-1949)等。戴安娜教授也是桂系研究权威。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国政坛上的桂系》(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乃最早的一本研究桂系之英文着作。这些着作皆由剑桥大学出版。
二○一○年出版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系戴安娜教授的力作,这本书生动的刻划出一幅中国人民抗战八年苦难深重的流离图。令人读后,深深感动。戴安娜教授如此形容这场异族侵华的大灾难:
八年抗日战争(一九三七至四五)是中国历史上最动盪、混乱的时期之一。这是个勇气与牺牲的年代,也是个受难和损失的时代。……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它带来的牺牲之惨烈,全都空前而巨大,几乎难以用笔墨描述。……
的确,八年抗战,这场二十世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战争,其规模之广,从东北到西南两广,中国几乎半壁江山尽落敌手;而时间之长,如果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算起,则是十四年之久,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的损失,根本难以用数字计算,估计有两至三千万人丧失生命,比整个台湾的人口还要多。国军官兵的死亡达三百多万人。人民财产的鉅大损失,已经无法列表,中国社会架构全面崩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中国已经打得国困民贫,经济上通货膨胀失控,人民元气大伤,这一场胜利可说是惨胜。
西方历史学家书写中国近代史,多侧重在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或者一九四九年中共崛起以后,中间抗战八年,却多所避讳。最近英国学者芮纳.米德(Rana Mitter)的抗战史《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其命名可见一斑,中国如此惨烈的战争,西方学者却选择「遗忘」。即使如米德等人的着作,多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来论述抗战,至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则着墨不多。戴安娜教授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则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戴安娜教授分析这场战争当然保持她应有的客观冷静态度,但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她能撇开战争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战时中国社会的深层,接触到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难。三千万人的死亡,对她来说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研究数字,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血淋淋的大悲剧。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怜悯之心,替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记录下他们的劫难如山的悲惨故事。
戴安娜教授这本着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由抗战引发的社会变迁(social transformation),她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报导、回忆、文艺作品、电影、歌曲,其中有不少名人现身说法的回忆文章、小说诗歌,如学者费孝通、蒋梦麟、作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根据当事人的自述,当时文艺作品及报导的反映,拼凑出一幅中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战乱流离图,极富真实感及现场感。
中国历史不乏战乱迁徙,西晋东迁、北宋南渡,都是着名的动盪时代,但即使元朝蒙古人、清代满洲人入主中原,也没有像八年抗战那样触发如此巨大的难民潮。戴安娜教授引述的各省逃难的民众数据,相当惊人:全国总共九千五百多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六。重灾区如河南、湖南、江苏、山东,都有千万人以上,占全省百分之四十多。日军攻打中国,对中国人民採取残暴恐怖政策,以达到镇慑高压、最后征服中国的目的。除了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军民丧命,其他各地的屠杀事件亦层出不穷,日军姦淫掳掠,引起占领区的百姓极大恐慌,于是纷纷弃家出走,逃向西南后方,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逃亡潮。
以我的家乡广西为例,日军侵犯广西两次,一九三九年,日军攻打桂南,时间尚短,并在崑崙关吃了一次大败仗;第二次,一九四四年桂柳会战,十一个月间,广西军民遭到重创,引起抗战中最着名的一次逃难「湘桂大撤退」。广西难民两百五十多万,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二十多。八年抗战,广西人民死亡二百一十万,广西官兵五十多万为国牺牲。广西遭受战争破坏之惨烈,我身历其境。「湘桂大撤退」,我父母两家八十余人,由母亲率领,仓皇登上最后一班火车,逃离桂林,火车顶上早已挤满难民,桂林全城一片火海,国军实施「焦土抗战」,日军进城前,所有建筑、交通设施、物资,燬于一炬;五万七千多家房屋只剩下四百七十余家,我们家的两处住宅,也片瓦无存。桂林保卫战,日军勐烈进攻,守军不敌溃败,残余桂军最后拼死保卫家乡,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均壮烈牺牲,第一三一师长阚维雍自杀。日军使用毒气,各据点成千上百的守军被毒气窒息,杀死在巖洞中。普陀山七星岩里,退入八百多最后抵抗的守军,日军施放瓦斯毒气,以及喷火,八百多名中国官兵全数殉难,这是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我在桂林小学远足,参观钟乳石林立的七星岩奇观,璀璨瑰丽,彷若仙境,未料抗战时,却变成爱国壮士葬身的尸窟。广西省境有四分之三、七十五个县沦陷,受日军践踏近一年。
八年抗战引发了中国难民大规模的流离迁徙,戴安娜教授认为,这场兵祸,彻底动摇了中国社会的根基,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架构。农村的家族制度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力量,因大量青年人口外逃流失而解体。城市因日军无情轰炸,家屋毁于一旦,菁英分子,纷纷逃离,物质的破坏与精神的挫伤,中产阶级的弱化,城市的家庭结构也濒临崩溃。战乱对人民的创伤,是情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其痛苦沮丧,难以形容,而对中国社会的打击,更是致命的。战后中国所谓的「旧社会」分崩瓦解,成为一片废墟。戴安娜教授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战后国民政府的虚弱及中国社会之动盪不安,正好给予中国共产党崛起的机会。
抗战最具重要性的后果,就是导致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取得胜利。……
抗战打得中国山穷水尽,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自信、强悍、冷酷无情的革命运动,搭好大展身手的舞台,最后接收整个国家。……
社会所遭受的伤害,以及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流离失所,都是让中共壮大的养分。……
八年抗战结束,中国人民并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旋即国共内战又起,战乱再延续四年。人民厌战心理,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艰苦,失业破产,造就大量失望幻灭的民众:
他们的梦想与事业企图心,都因为抗战而遭到摧毁。他们正在找寻一个新社会、一个很可能是经由革命而造就的新社会。……
最后戴安娜教授引述夏志清教授在他的名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一段话,形容当时失望幻灭的中国人民:
他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恼,一股脑儿推到无能又贪污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时他们明知这样做会后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产宣传的欺骗。……
对于中国抵抗日军侵略的八年抗战,戴安娜教授抱持「同情的了解」之态度。她清楚国军与日军相比,军备、训练、各方面皆有天壤之别,日军有备而来,国军仓促上阵,客观上这场战争似乎胜败已定,难怪日军口出狂言,三个月要解决中国的战事。当时世界各国也不看好中国,可是戴安娜教授指出来,日本却忽略了中国一股隐形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精神。她用英文endurance一词,指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如岳飞〈满江红〉「还我河山」的气概,结合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股现代的爱国热情,筑成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血肉长城,也正是当时响彻全国、〈义勇军进行曲〉振奋人心的歌声中传达出来,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戴安娜教授称赞抗战头几年中国军民抵死抗敌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如张自忠将军壮烈成仁。但她也惋惜经过长期抗战,中国军民人困马乏,军心渐渐涣散,失去前期奋勇高昂的士气。人民因为不知战争何时了结,看不到未来,也逐渐失望幻灭。她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一些造成灾害的措施,亦提出公平严正的批评,如一九三八年的「长沙大火」,造成人民财产巨大损失,与河南花园口黄河决堤相提并论。抗战最后一两年,国军几乎支撑不住。不过这时日军亦是强弩之末,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最后本土吃了两颗原子弹而结束战争。
戴安娜教授在结论中指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八年抗战对中国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国民党政府失去江山,共产党夺得政权,都是这场战争种下的恶果,而且影响深远。她甚至发人深省的指出:
文化大革命与日本侵略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连结,就在于抗战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这场战争造成的骚乱动盪,在战争结束后仍旧持续。……
抗战造成的动盪,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系祖先。……
《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译者廖彦博乃青年历史学者,曾译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名着《大清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并撰写抗战史《决胜看八年:抗战史新视界》。廖彦博译笔流畅精确,颇能掌握原作者之语调态度,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译作。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