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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在写我，写小说的我，我疑心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我。那么，我是什么？」
　　人生的缘起与缘灭是流转无常的，修行无非不断打破我执，度越「有」、「无」
　　知名作家施叔青宣布封笔、潜心修行六年之后，再度推出长篇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做为叙述者。主人翁「我」申请到南京和台湾某企业共同赞助的论文奖助金，飞到南京做田野踏查，以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探讨东晋建康佛教的宣扬。「我」在鸡鸣寺附近租房而住，与当年陪师父爱道尼师来过建康的如慧（前歌妓嫣红出家后的法名）重叠，古今对照，引发联想。期望凭借佛法去除烦恼痛苦的「我」，经由曾经一起打坐，禅修功夫甚深的曾谛教授的帮肋，走上修行之路。这位佛学教授和东晋的僧人寂生一样，都在寻找佛陀的原始教法，以求超脱。

　　施叔青将修行心得融合中国佛教历史，以亲身禅修摄心的体悟，化作点点珠玑的小说，为自己的修行做一个总结。
　　从情天欲海写到大悲悯、大虚空。从写作中，施叔青见证枯木开花，五蕴度越，一切法得成。

作者简介

施叔青

　　台湾鹿港人，纽约市立大学戏剧硕士，17岁时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写作之余从事平剧、歌仔戏研究，曾任教于政大及淡江。1977年赴香港任职香港艺术中心亚洲节目部策画主任，曾任东华大学驻校作家、师范大学应华系讲座教授。着有《愫细怨》、《维多利亚俱乐部》、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微醺彩妆》、《枯木开花》、《两个芙列达‧卡萝》、台湾三部曲（《行过洛津》、《风前尘埃》、《三世人》）等。

　　第十二届国家文艺奖文学类得主。作品曾获《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十大好书、《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台北市文化局文学奖、上海《文汇报》散文奖，其中「香港三部曲」入选1999年《亚洲週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作品有英、日、法、韩、西班牙、捷克文等译本。

序　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　王德威

度越

后记　活着，就是为认识自己

序

写作如修行，小说即缘法／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与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
 
　　施叔青十七岁开始创作，一九六五年在《现代文学》发表短篇〈壁虎〉一鸣惊人。在那个短篇里，年轻的女作家描写阴森的家族，蛰伏的欲望，幽微的女性情事，纠结婉转，而以墙上一只壁虎的「虎」视眈眈总结那无以名状的、诡异的氛围。随着〈壁虎〉这样文字的窜动，施叔青写出〈约伯的后裔〉、〈倒放的天梯〉等作，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女祭司。

　　一晃五十年过去，施叔青依然写作不辍。这些年里她辗转香港、纽约、台北，写过香港的盛世繁华，也写过台湾的历史起伏，笔锋所及，既有写实主义的锐利观察，也有现代主义的实验风采。而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以及借女性所发挥的种种隐喻，早已赢得好评。当年与她同时崛起的作家不是早已偃旗息鼓，就是改弦更张。施叔青创作的能量因此特别值得注意；尤其近年她潜心修佛，境界与以往更有不同。

　　在新作《度越》里，施叔青处理了一则宗教故事。主人翁依然是位女性，因为纾解情事纠缠来到古城南京，从事六朝佛教艺术研究。与这一当代故事平行的是则中古的故事。「写经生」朱济出身寒门，辗转剃度，法名寂生。寂生原本清净的修行因为偶遇一位出逃的歌妓嫣红而起了波澜；与此同时，他来到建康—今天的南京—学道弘法，却为当日江南士子的文采风流而目眩神迷。寂生和嫣红将何去何从？同样的，一千五百年后的女主人翁将何去何从？

　　在最浅白的意义层次上，施叔青写出一则宗教轮回寓言，并由此反省凡夫俗子的痴、嗔、贪、怨，此生彼灭，绵绵无有尽时。欲望的挑逗，声色的诱惑，还有潜伏在其后的历史惘惘的威胁，犹如罗网般笼罩你我的前世今生。如何需求解脱，端在一念之间。但这一念的转折却是何其艰难！故事中的人物辗转各种色相考验，看似山穷水尽的困境可能带来灵犀一点的启悟，但眼前的大彻大悟又何尝不暗含另一层无明的种子。小说中的寂生追求阒寂，却禁不住偶然而生的诱惑，反倒是浮华世故的嫣红在眼前无路之际，放下一切，皤然皈依。缘起与缘灭是这样流转无常，修行无非不断打破我执，度越「有」、「无」的功课。

　　然而施叔青也有意借着这个故事反省自己多年创作的心路历程。熟悉施叔青以往作品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度越》的叙事变得简约素静。不论《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施的写作一向以丰瞻繁复为能事，而经营笔下人、情、与物的纠缠务求引人入胜。《度越》的情节仍然复杂，如果沿用以往的策略，不难写出个动人的故事。但施叔青显然背道而驰。简短的章节、直白的宗教典故、意象化的人物，无不淡化小说家原所擅长的秾丽风格。返璞归真，彷彿她终于理解写作之道就是个方便法门，何需踵事增华？

　　细心读者当然看出施叔青挣扎的痕迹。她的嫣红曾经如此活色生香，不妨就是《香港三部曲》女主人翁黄得云的前身，而她对六朝佛教典故的考证记录也依然带有罗列鉅细的意图。但唯其如此，反而显示作家和笔下人物参详、演义佛法的艰难。未必完整的结构、人物、犹带填充的情节缝隙，徘徊今古的时间转折，在在暗示着本书旨在唤起读者的慧心，如响斯应，方底于成。

　　《度越》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施叔青的故事引导我们想像宗教、历史和（文学）书写的关系。佛教于东汉传到中国，大盛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不仅改变了秦汉以前中国思想的脉络，并且深入民间文化，带来深远影响。施刻意描写东晋以后建康佛教大兴，糅合玄学清谈、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所衍生的奇异现象。她也注意南北朝佛教传布和五胡乱华、导致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的密切关系。乱世里避居江左的高门巨族面对文明劫毁，俨然从佛教找到安顿—或逃避—现实的方法。但佛法精深，难以一蹴而成。如何正本清源，重溯真如，是小说人物最后的悲愿。

　　而书写如何展示度越的功能，恰恰成为症结之一。历史的迷津，生命的困惑，千言万语难以道尽。翻译、传抄、诠释佛经要义，如何能传达三昧，表达信仰的真谛？于是有了朱世行、法显、玄奘西域取经的壮举。寂生出家前就是抄写经文为生，历经出家、云游、邂逅的重重考验，终于了解自己的局限，有了取经的愿景。而千百年后的小说家又如何承袭这条曲折艰难的途径，以虚构的文字寻求那不着文字的真理？以往的施叔青调动她的生花妙笔，力求再现「她的」香港，「她的」台湾。蓦然回首，她似乎了解写作犹如修行，只是铭记那佛法的无从铭记性，锻炼文字借此喻彼的空性与自性。

　　二○一一年，施叔青完成了《台湾三部曲》最后一部《三世人》，宣布封笔。哪里知道结束就是开始。在圣严法师的点化下，她踏上了创作的新路。这条路，如她自述，走得辛苦，也未必功德圆满。然而做为一位学佛者，做为一位专志的作家，施叔青必定理解《杂阿含经》的教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从少女时期的〈壁虎〉写到《度越》，施叔青创造了无数人物、情节、世界，从情天欲海写到了大悲悯、大虚空。她从而理解小说也就是缘法。从写作中，施叔青见证枯木开花，五蕴度越，一切法得成。

后记

活着，就是为认识自己

　　1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住在香港，由于爱玩乐的天性使然，我在那个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城市，享受着吃尽穿绝的生活方式，全身名牌披挂流连于香槟宴会叹世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身为小说作家的我，对自己自信又自负，总以为手中握着一支笔，命运、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六四」枪声一响，改变了耽于逸乐的我。整整有半年时间，我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人在愤怒与伤恸中煎熬。那个时候，东西方各种信仰不同的宗教师都到香港来，为疗伤止痛抚慰港人受伤的心，我依附了印度教的女上师，到中环一处可供唱诵、冥想，洗涤心灵的幽寂暗室，盘腿坐下学习静坐，试着把心安定下来，转向内在性灵的追求。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大翻转。

　　为了不愿「九七」香港回归主权，在中共统治下过日子，一九九四年我离开一住十七年的香港，搬回生养我的台湾。原本以为几年的静坐，优游于内在空间，减低了世俗的欲望，得以抱着无所求的心情回到台北定居，没想到却是困难重重。

　　随着时间的变迁，想要在人事已非的家乡重新适应，寻找自己的位置，觅得安顿身心的所在，需要何其大的心力。加上独生女远去空巢的寂寞，令我终日惶然，不知如何自处。

　　就在为自觉是个家乡里的外乡人而苦恼时，我参加法鼓山农禅寺圣严法师主持的「菁英禅三」，三天禅修在雨中度过，蒙尘的心有如经过一番清洗，最后一晚的感恩拜忏，在引磬声中伏地下拜，忏悔以往的骄慢狂妄，生出谦虚感恩的心。跪拜中我泣不成声，决定追随圣严师父学禅。

　　小说创作一直是我生命的中心，我把写作看得像命一样重要。人到中年，自觉心灵渐渐变得粗糙迟钝，很担心年轻时那种纤细敏锐的感觉会随着年岁增加离我而去，创作之泉源也随之干涸枯竭。

　　我必须寻找一条途径，缘着它，使我疲惫的心灵得以复甦。我想望经由禅修静坐把自己沉淀下来，以静湖般的心来继续写作。我不止一次参加圣严师父亲自主持的，分别是七天、十天、十四天的闭关禅修，起早晚睡，禁语默坐，一天坐十支香，蒲团练心，把往外攀缘的心向内收摄。我很羡慕一些禅修道友，跟圣严师父打一次禅七，就有脱胎换骨，如死而重生的效甪。

　　我倒也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验：

　　二○○一年，我以我的原乡鹿港为题材，以它象征清朝时期的台湾，做为台湾三部曲的开篇，由于历史文献资料过于庞杂，正为找不到小说的核心结构而烦心，本想放弃已经报名参加的十天默照禅修，留在家中书桌前进行二稿改写。师父看出我动摇的心思，临阵逃脱不得，还是去了，心想上山闭关，让恼子净空，好好休息一番。

　　进入禅堂前，遵照师父的叮咛，试着放下一切，先把心中的烦恼、创作所碰到的困扰障碍，通通打包放在禅堂外，再进去认真坐禅。所谓「将色身交与常住，性命付託龙天」。

　　禅坐第七天午后，感觉到禅堂四面墙及屋顶全消失了，处身空旷无垠的大气之中，身心与依住的空间合而为一，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听到引磬声，睁开眼睛，禅堂前山坡下，村路过去的树群彷彿全移到我的眼前，距离那么近，近到树上每一片叶子好像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八天下午，我进入多次闭关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甚深禅定，一种深沉安宁的状态持续着，所有的烦恼困扰似乎全都止息，离我而去，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暂时有着一刻的休歇。

　　突然，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全无预期的情况下，浮现上来，极简短的一句话，只有几个字，霎时间解决了纠缠多时无以釐清的小说结构上的问题。那句话有如一根丝线，把散落四处的珍珠瞬间串联成一串。

　　我找到了小说的主干。

　　透过禅坐，唤醒了我心灵深处的原气，触发内在的能量，挖掘出潜在的智能，使我得以从狭隘的自我限制中挣脱出来。心的沉淀增强了我的理解力，令我超越思考，生出原本没有的特异能力，受到启示，在毫无蓄意寻找之下，一瞬间灵光一闪，意外找到了答案。

　　禅修摄心达到一定深度的境地，会爆发出始料不及的灵感，使我的创作之源泉汩汩不绝地流着。

　　「呣，不会开悟，能有灵感。」

　　我把受到启示的经验告诉师父，得到这样的回答。

　　受命写圣严师父传记《枯木开花》，是我认真学佛的伊始。

　　在这之前，从未写过传记，而传主又是备受人们推崇景仰的一代高僧。动笔之前，先行调理自己的状态，早晚打坐静心，临帖写书法，描画观音佛像，甚至重当老学生，到台大旁听佛教艺术史课。我有意识地将自己从长期浸淫的文学创作中抽离出来，一心只阅读与佛教相关的文字。对我来说，佛学毕竟属于另一种思维语言。

　　我把写传当作修行，情绪极少起伏波动，心境也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稳定。虽然长时间地离群索居，也不为寂寞所苦，平生首次体味到佛法的妙用，写作过程中，有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摄，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2

　　随佛法师说：

　　「佛法是颠覆自己的经验，用来革认知的命。」

　　二○○八年，我的生命又有了极大的翻转。

　　纽约闷热的盛夏，我在法拉盛一处由善心人士慨然相借的空屋，和几十位法友挤在水泥地上铺的塑胶垫子上，聆听随佛法师说因缘法。

　　佛法的核心是因缘法。五蕴（色、受、想、行、识）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关联，这就是缘。

　　因缘在关系当中发生，彼此相互影响而改变，改变的同时因缘会瓦解，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无常，没有永恆性，没有固定的真实和存在者，没有自我，亦无法被拥有，为我所有。

　　由于无明，我一厢情愿地希望一切事物、情感都是恆常不变，必须紧紧抓住才感到安全，这种想望正好与事实颠倒，与佛法相违背。为了对自己的期许，我穿着沉重的铁鞋，在人生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我把写作比喻为爬山，没有到达顶峰誓不罢休。创作了那么多年，自以为还停留在山脚下，但是我总认为凭着毅力戮力而为，或许终有愿望达成的一天。

　　一直如此期许自己，一颗心就在憧憬成果的苦海中浮沉，以致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康州五天禅修，随佛师父所教的因缘法，终于使我脱下沉重无比的铁鞋，踏上真正修行的道路。因缘法令我体悟到文学艺术创作，只停留在感官情绪的转折，感官受到生理的局限，受五蕴所限制，再怎么创造也跳不出这框框。

　　完成了台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世人》，在新书发表会上我当众宣布就此封笔，决定把剩下来有限的岁月用来修行。回想我这一生，文学创作找到了我，从还是少不更事的惨绿少女时，就已经把写作当作一生的志业，十七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白发苍苍，一路走来，无不是为了对自我的挑战。专心一志的笔耕，忽略了对生命本身的认知。

　　小说在写我，写小说的我，我疑心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我。那么，我是什么？

　　随佛师父以他的慧眼看出我假借自我完成为名，汲汲营营，不肯放下。凡事用力过勐的我，需要来个大休息，好好放松，开放扩大心念，由外往内，观照自己的心，张开心中的眼睛，面对内心深处，感受内在的生命韵律，以期发现生命之流的原貌。

　　把时间留给生命本身，活着就是要认识自己。他说。

　　随佛师父要我什么都不做，好好休息两年。遗憾的是我难以遵照。休息一段时间后，写作的欲望又蠢蠢欲动，我有意对这些年的修行做一个总结，以自身学佛经验为原型，将修行心得融合中国佛教历史，以小说形式来表现。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东晋六朝开始兴盛，《世说新语》所叙述的佛教高僧周旋于清谈名士之间，既谈般若，又谈老庄令我十分向往。佛法与玄学会通，依附和吸收道家的思想来发展自己，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纪元，建康（南京）正是当时最大的译经中心。

　　东晋佛教中国化这一段历史，引发我的好奇与兴趣。

　　我安排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两晋，时间始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北方的洛阳，东晋建都的建康是为发展情节的两个主要舞台。

　　二○一三年暮春，我去了南京，踏查东晋建康的遗迹。

　　上世纪八○年代，初次造访这十朝故都，印象最深刻的是田野乡间，矗立的那一座座巨型的石雕，这些镇守皇陵为亡魂辟邪求福的天禄麒麟灵兽，顶着蓝天白云，一千多年来依然威武挺立，它们姿态灵异生动，又不失雄伟，六朝艺匠凭着丰富的想像力，所创造的石雕，在中国艺术史上大放异彩。

　　我想再次向那些屹立于荒烟蔓草中的镇墓灵兽致敬。

　　经由南京人钱南秀教授引见，我拜见南京大学考古系贺教授，他主导南京考古出土的东晋瓦当，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促使我起了改动小说初稿念头。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觉得虽然我对《世说新语》中的人与事件赞叹向往，然而，既然写这本小说的初衷，主要为阐述二十年学佛修行的心得，我似乎不能只迷恋于远古的历史人物，而应该将时代拉近，贴近现代社会来写，或许可引起当今佛教信徒的共鸣。

　　我于是运用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创作了另一组现代的男女，以「我」做为叙述者，台湾某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沉陷于情欲渴爱，被男友抛弃后，为了逃离疗伤，到南京做田野踏查，以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探讨东晋建康佛教的宣扬。

　　以欣赏洛阳牡丹为名，二○一四年暮春，我有了洛阳之行。果然不出所料，对我的小说没有多少启发，倒是云台山之美令我难忘。
 
　　3

　　花了三年的时间，这本小说前后三次易稿。原以为修行了这么些年，对这个题材应该可胜任，写出不至于令自己太过失望的作品，没想到这种想望还是落空了。我为没能突破，修行境界更上一层而烦恼洩气，怨怪自己程度太差，灵性上无法超越，我又故态复萌，犯了对自己过度期待，苛求过甚的毛病。

　　我执着于完美，把它变成我的理想和目标，随佛师父指出我为追求完美而让自己活在一个不真实的想法里。

　　得失心是压力的来源。

　　「人间没有完美，最美的事情是恰到好处的缺陷。追求完美会让我们痛苦，生活的重点是远离痛苦。」

　　随佛师父说：

　　「风在哪里，浪就在那里，期待在哪里，烦恼就在那里。」

　　他的一句「智慧的极限」惊醒了执迷不悟的我。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劳永逸，面对问题，尽力解决问题，人生只是一个过程，因缘不停转变，不断变化，事过境移，现前的一切都是影响中的状态，无法确定，有所期待，想要拥有，一定会导致烦恼痛苦。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建自我的认知，去除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作为，度越迷惘，息止忧苦。

　　我一直观望所攀登的山脉的峰顶，从来注意不到脚下生长的绿草和花朶。

　　随佛师父要我们以佛法度越自己的烦恼，将学习到的知见转化成为自己的智慧。

　　我们的身心素质人格表现是由思维惯性、情感模式和生活型态所塑造，倘若人格没有改变，师父说在落实修学上也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会改变的，大多只是旁枝末节的技术性做法，无法进行内质的转化，在佛法的实修上，念佛、持戒、禅坐、行善、闻法，只能搭出个修行的架子，还缺少真正重要的内涵。若想要转变思维惯性、情感反应与人格的模式，产生内在的深化与度越，只靠这些学习是远远不够的，但是绝大多数学人都陷在这个困局里。

　　修行最需要的是不逃避，直接面对实际生活的种种问题与烦恼，审察当中的缘由与发展，改变转化思维惯性、情感行为模式、生活型态，以之导向问题与烦恼的消除。随佛师父说：身心与情感有了改变，生命就会自己找路走。

　　身为女性，我对佛教的女性观，一直耿耿于怀。经过阿难三次祈请，佛陀终于允许摩诃波阇波提出家，然而，他为女性僧团制定「八敬法」，规定比丘尼必须遵守的法规，其中第八条：

　　比丘尼受具足戒虽至百岁，故当向此受具足戒比丘极下意稽首作礼，恭敬承事，叉手问讯。

　　百岁比丘尼必须向刚受具足戒的比丘稽首作礼问讯。比丘尼不论戒腊多高，或佛学知识有多渊博，见任何比丘即应迎接礼拜，即使是新受戒的比丘亦然。如此一来，比丘尼的地位永远低于比丘。

　　佛涅槃后，五百阿罗汉没有女性，也不见有佛专对女性的教导经说。然而历史上记载优秀出色的女修行者，除了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外，她的女儿孙陀罗难陀，禅定功夫第一，法与比丘尼被誉为说法第一。

　　反观中国的比丘尼，梁朝宝唱所撰的《比丘尼传》尽录佛门中道信心坚强，胆识超人，愿为佛法舍弃生命的比丘尼，她们善于阐述诵念各种经典。小说中我特意创造爱道尼师这个人物，本来也以自己身为女性而难以释怀，随着修行功夫增进，体悟到人在了脱生死之前，就是在无穷尽的轮回中，这一生身为女身，只不过是生生世世中的一世而已，学佛在自性上用功夫，而不在男女形相上起差别。我以此自勉。

1
 
南京博物馆，我伫立一尊佛像前凝视良久。那是一尊典型的六朝石佛，长脸细颈，秀骨清相，身体微微向前倾，衣褶飘动，佛像目光下视，浮现着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对世间一切完全超脱。佛像脸上那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使我联想起曾谛，他在我台北就读的大学教龙树论师的「中观」，如果这位教授除下他的黑框眼镜，目光下视，看起来会很像这尊六朝佛像。
 
研究所选课时，我没修他的课，觉得这位教授太冷淡，上他的课一定很无趣。这两年流行狭窄的镜框，他依然故我，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的黑框眼镜，衬衫永远不出灰黑白三色，颈间的风纪釦不论寒暑，都是紧紧扣住。从他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可能是南洋来的华侨吧？系上的师生对他的过去有不少传言，最耸人听闻的是说他在美国曾经跟宣化上人出过家，在「万佛城」修夜不倒单的苦行，后来还俗，到了台湾在佛光大学得到博士学位。
 
去过他宿舍的同学形容，曾谛教授家徒四壁，清苦得像个苦行僧，书架上尽是佛书，经典论着无不齐全，据说光是《维摩诘经》就收藏有好几种版本。同学说：
「那一屋子的佛书，几辈子也读不完！」
 
我听了，吐了吐舌头。每次到庙里或佛学图书馆，看到玻璃柜珍藏的《大藏经》长长一排，连走完都费劲，更不要说读完了。
 
我一直待到博物馆关门才离去。当天晚上我读着《洛阳伽蓝记》，读着读着睡着了，做了个梦，梦见曾谛是东晋的僧侣，身穿华美的僧服，走进一座装饰富丽的佛寺，来到花园一口水井旁，红砖砌成的井已被填塞，井缘长满芦荻，曾谛俯身向水井照自己的影子，但水面覆盖着菱荷……
 
梦做到这里，醒了。
 
我相信前世今生。陪母亲到庙里，常听到法师们说起出家的因缘；还是在家的俗人时，到佛寺参拜，一走进去，感觉十分熟悉，似曾相识，对寺中景物如睹旧物，恍如以前来过，有着很深的宿缘。如果说曾谛教授的前世是位东晋的僧侣，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有关他的传言都和佛教圈子有关，有一说他在澳洲净空法师的讲堂念佛，定心见法，大白天见到阿弥陀佛广大身，后来接触到阿姜查的英国弟子，到泰国乌汶的巴蓬寺森林修行，他的巴利文是在缅甸的曼德勒学的。
 
和曾谛教授有了接触，是从打坐班的静坐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