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广义的角度来看,二战的书当然不该只谈战争期,有的重点则是放在战后结束之后的世界发展。其中,就以维克托.谢别斯琛(Victor Sebestyen)于二○一四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现代世界的关键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简称《一九四六》)最受瞩目。作者谢别斯琛是位英国记者,曾着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苏联帝国的衰颓》。从这两本书可看出,谢别斯琛特别着重在变动的关键那一年,所谈的主题都是以年代当做是书籍的标题。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先读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简体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这本书。很高兴马可孛罗出版社请到翻译好手黄中宪重新翻译,让我们有个新的翻译本可看。两个译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优势是什么。首先,简体版的英文题目有误,封面写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确的写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译文的精确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还是黄中宪的译笔较佳。而在内容的删节上,原书〈这个中国泥沼〉提到毛泽东几乎未出力抗日,共党种植鸦片来赚取暴利来武装军队、餵饱人民及支持高干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碍于意识形态,简体版悉数删除,光是这章的字数就少了三页的篇幅,这做法明显剥夺读者知的权益。
前些时候,我恰好阅读了荷兰作家也是大众史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近作《零年:一九四五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他在这本着作中,便将一九四五年视为是现代史肇始的新纪元,也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在伊恩.布鲁玛笔下,现代史的开端,并不因二战结束而瞬间和平并充满光明,反而是混乱且混沌不明。在同盟国占领下的欧洲与日本,人们面临的是既有秩序全面崩溃的状态:饥饿与报复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战胜国原有的政策构想与现实出现极大落差;曾经被压迫的人们效法极权统治者的清洗策略;大量的难民人口离开熟悉的故乡而被迫迁徙。「解放」带来的并非多元及融合,反而是更为分裂与壁垒分明的疆界。由欧洲扩及到中东、印度、东南亚、东亚等权力真空或重组的地带,相较于合作,对抗与斗争才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伊恩.布鲁玛竭尽所能为我们描绘了创世初始的荒芜图像。
本书作者维克托.谢别斯琛(Victor Sebestyen),同样是一位着名的记者与大众史家,不但在东欧、中东、印度等地拥有丰富的採访经验,而且擅长以历史视角分析当代问题。相较于伊恩.布鲁玛,作者在这本历史取向的非虚构着作中,展现了更强的企图心,由本书的副标题: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便可了解,他不仅尝试说明现代世界何时诞生,更希望进一步探讨「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而作者在本书中也给了不同的答案。作者认为,终战固然造成历史的「断裂」,但一九四五年的状态混沌,并未显现出形成当前世界的各种迹象,当代世界实际上源起于一九四六年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人们为了克服战后混乱局势而採取的各种策略行动,进而引发了一连串事件,而这一连串的行动与事件最终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变迁力量,进而形塑了历史发展的走向。
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给了皮尔森整件事的梗概。他估算那将有助于刺激杜鲁门政府,以更强硬手段对付国内外的「颠覆活动」和共产主义。多年以后,胡佛和皮尔森都死了许久以后,世人才知道胡佛本人就是那个「深喉咙」,在播出这个消息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与皮尔森通过多次电话,透露了局部细节。在播出那天的早上,两人甚至还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