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一 我是吴宓(雨僧)最小的女儿,抗日战争期间,跟随母亲陈心一在上海祖父母家居住和上学。抗战胜利后一年,我到北平上大学,父亲没有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复员北平,而去武汉大学教书了。武汉解放前夕,他又到了四川。所以,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即使在那有限的接触和交谈中,我也深深感到父亲与陈寅恪伯父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两位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折磨去世后,我捧读劫后残存的父亲遗稿,以及他与陈寅恪伯父相互写示的诗篇,更加感受到这种友谊的深不可及的内蕴及其悲剧色彩。
一九九○年,为纪念陈寅恪伯父诞辰一百週年,也为纪念父亲吴宓诞辰九十六週年,我根据父亲的日记及遗稿赶写了《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心想或许可为关心两位老人的朋友凭寄哀思,而对研究工作者也有些参考作用。没想到书出版后,竟「像出土文物一般,令人惊喜」,受到读者关注,特别是父亲生前的许多友生,如田德望、王宪钧、王岷源、王般、李赋宁、何炳棣等先生来信来电,给与鼓励和指正。本书虽先后十多次重印,时隔多年,已经绝版。今应广大读者要求,重新排印增订本,名为增订,实际重写。根据后来陆续寻回的父亲遗稿以及近年收集和积累的有关资料,对内容做了必要的补充修订。笔者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之处,尚希读者提出批评,帮助改正。
自序二 写给繁体版读者朋友 一九九〇年,我为纪念陈寅恪伯父诞辰一百週年,父亲吴宓诞辰九十六週年,曾根据父亲日记及遗稿,赶写《吴宓与陈寅恪》一书。出版后像出土文物一般,令人惊喜,受到关注,欧美大学图书馆亦有收藏。当时即有海外读者反映,希望能见此书的繁体字本。今时隔二十多年,原书早已绝版;我根据后来陆续寻回的父亲遗稿及有关资料,对原书进行增补。名为修订,实为重写。二〇一四年九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有学者称《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与一九九三版原书相比,为「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本书」。
香港三联书店今精心出版《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的繁体字版,我想这不仅便于习惯读繁体字的读者朋友阅读,也可告慰寅恪伯父和父亲的在天之灵。两位老人都到过香港,我父亲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曾两度赴港,寅恪伯父还曾任教港大。更重要的是,两位老人生前都深为文字改革忧心,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坚持不同意见。寅恪伯父认为中国之得统一,因为使用方块字,若改用拼音文字则各省语言不同文字也各异,将会如欧洲小国那样,后患无穷。父亲则一贯认为汉字形声美,「表意从形严系统,含情述事美词章」;汉字如改拼音,后人将不识繁体汉字,不通历史典籍,更何谈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文拼音化的方案被完全否决后,两位老人也反对改汉字为简体,父亲对许多新造的简体字只求音同,不讲四声,为减笔画,徒滋混淆……更甚感愤苦。寅恪伯父和我父亲毕生未写简体字,寅恪伯父且留有遗言,他的着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正因为此,我感谢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的繁体字版。
二〇一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