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恩怨未尽论蒋经国──江南遗着《蒋经国传》读后感
唐德刚 我们搞历史的人,大致都不能否认历史发展,尤其是分阶段的发展,各阶段是有其「必然」的轨迹可循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否认,当历史在其必然的轨道上向前缓缓推进之时,也会被时常发生的「偶然」事件所遏阻、延缓或加速,而发生迂回、停滞、逆转或跃进等不同的现象。
就以中国近代史来说吧!笔者便在拙着中不断解说,我国近代史是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泰山压顶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被迫形成的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但是「转型」又「转」了些什么呢?最明显的便是在政治制度上,从「君权」转向「民权」。
笔者敢大胆地向贤明的读者保证,「从君权转入民权」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条「必然」发生的历史轨道。任谁也改变不了它!这当然也是近代世界各民族发展史的共同轨道。只是不同的民族史,各有其缓急之异罢了。
今后世界只有四个王
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当那有六千年帝王专政史的古埃及的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Farouk),被他的叛将们以二十一发礼砲,恭请他出宫向巴黎亡命时,他在「挥泪对宫娥」、仓皇辞庙之时,曾自知其非的感慨地说:「今后地球上只会有五个王(King)了。一个在英国,其他四个在扑克牌上。」──法鲁克这位有崇英癖的昏君大人,显然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英王」了。他如活到今天,看看查尔斯太子和戴妃那些连续不断的花边新闻,他可能就要改口说,今后世界上只有扑克牌上的四个王了。
历史的「必然」既可在其各「阶段」中看得十分明显,那什么又是历史的「偶然」呢?
从大的方面说,例如「西安事变」,便是个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偶然」。没个西安事变,则我国抗战的时间表,和日本军阀南进北进的方向盘,乃至中共取得政权的或然率,都要大受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上述这「三大件」,如有一件改变了,朋友,你我今日所寄居的世界就不是这样的了。──不是笔者这个胡涂历史家过甚其辞吧。但是老天,那一年谁又想到我们的蒋委员长老人家,要学关云长跑到西安去搞个「单刀赴会」呢?这纯粹是个偶然嘛!再说张少帅那「小顽童」,一时心血来潮,不顾一身剐,竟把皇帝拉下马。这也是个绝对的偶然嘛。──东北小青年一时冲动,便不顾一切干他一票;冲动之后,头脑清醒了,又懊悔不迭。朋友之间,可以磕个头赔个礼了事。你绑了委员长的票,那就是后果改变不了的滔天大祸了。
再看一些「偶然」的小例子。蒋经国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次当选总统时,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原有谢东闵、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四位「台籍」政要。经国当年如看中前三人的任何一人,今日的台湾政坛,乃至今日的「两岸关系」便不是这样的了。而经国舍三匹众望所归的「白马」不要,却偏偏选中了李登辉博士这匹「黑马」。这也是个纯粹的「偶然」。可是这个「偶然」却是今日两岸关系决定性的因素;而今后两岸关系的好坏,则是决定将来华语民族兴衰的关键。影响自是不小。
张少帅与蒋小总统原是无独有偶的两个「小衙内」。他二人的老子也是中华民国史上无独有偶的两位大元帅。且引一句张少帅的月旦名言:张大元帅是「有雄才无大略」;蒋老总统则是「有大略无雄才」。二人半斤八两。
刘宜良的博士论文
至于这两位衙内是否也有其「半斤五两」(今日大陆上的新制度量衡是一斤十两)之处呢?在下未敢妄比。我们只可说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有相同背景的人群,都具有共同的「次文化」。在优、良、中、可、劣的社会行为层次上,传统中国的「衙内」,和当代中国里所谓「父是英雄儿好汉」的高干子弟,也有其相通之处。可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如把他们的「戴塔」(data)输入电脑,加以分析,一定可以找出一条「规律」(law)来显示他们在这条「转型」的历史三崃中所发生的集体作用(group function)──君不见今日两岸政权中父子相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现象之普遍,不只限于执政大党呢。它在一些花瓶组织中(例如大陆上的政协和一些民主党派),也都普遍存在呢。这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的众多社会转型模式中一个极重要的专题,值得众多「博士生」选作博士论文,加以深入探讨。但是研究集体模式,需从个体入手,这就使我想起刘宜良(江南)先生生前告诉我的一句话,说《蒋经国传》原是他的「博士论文」;而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便是这一集体转型模式中,极重要的一桩「个案研究」(case study)。
笔者滥竽学术界数十年。平生所最看中的一部类书便是世界各名大学哲学博士的博士论文集(Ph. D. dissertations),例如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一套北美各大学有关汉学的博士论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博士论文有啥玄妙呢?因为它往往,甚或多半都是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一辈子所着最有功力的一部书。大儒像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后改编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再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像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都是如此的。等而下之的二儒小儒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博士论文或等类(equivalent)着作像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等,都是各人一生学术的起点;也往往是他们学术的终点。萧君以二十一岁的青年完成这部不朽名着(也算是博士论文的等类着作吧),但这也是他学术的终点。博士论文的作者大半皆然。于此亦可见博士论文之价值如何了──刘宜良的博士论文《蒋经国传》正是这样的。他呕心沥血写了一部第一流的传记;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特殊模式,做了个最彻底的「个案研究」。这是一位有高度天才和功力的职业史家学术的起点。谁知这也是他治学的终点,而这终点并非他自己不为也或不能也,而是外界暴力所造成,使他赍志以殁,这就令人感叹不尽了。
穷留学生的甘苦
江南的《蒋经国传》,论功力似不在薛君度博士的《黄兴传》(哥大,一九五八)或许芥昱博士的《闻一多传》(史丹福,一九五九)之下,但是不幸江南却未完成他的博士学位。所以然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点所在了。上述薛许诸君读博士于五十年代美国汉学市场极盛之时,博士生求职容易。一旦口试及格,准博士便可一面教书,一面撰写论文,教学相长,完成学位。而江南不幸则读博士于汉学市场衰萎之时的七十年代。考试及格,在职业上却无枝可栖。发了求职信数百封,仍一无所获,那就只好弃学从商了。商场如战场,哪有工夫和治学环境去完成论文呢?一拖再拖,就终于放弃学位了──此间甘苦,不在此行不知也。
余与江南因年龄悬殊,地区远隔(我在东海岸,他在西海岸),虽是同行,而交往无多。只在一九八四年初我们在三藩市开学术会议时,江南特地辱访于旅舍并约我单独晚餐。我们畅谈蒋经国、吴国桢和龙云至深夜。江南斯时正拟着手写《吴国桢传》,而渠与吴氏仅有一访之缘,而余承吴公伉俪不弃,则久有通家之好,并掌握吴氏口述史料数百面之多,足令江南瞠目结舌。宜良兴辞之时,我们并续作他约。我二人尚有说不尽的故事好谈呢。孰知此别竟成永诀。数月之后,听说他竟为撰写《吴国桢传》而横尸血泊,我真欷歔不尽──我还有大量一手史料正预备宝剑赠英雄,彼此分享呢!如今悬剑空壠,能不怆怀?
在江南殉职前,我还没见过他的夫人崔蓉芝女士。江南既逝,经国亦死,海伦(蓉芝的洋名字)送我一本李敖版的《蒋经国传》,我们才逐渐熟络起来。再加上我们还有乡谊(崔家是我母省安徽贵池的望族),乡党还捐地安葬这位安徽女婿于风景优美的太平湖畔、黄山之麓。此时我也抽暇细读这李敖新版,而感慨多端。
牺牲后半生,写经国前半生
从我们治史者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可惜的是江南牺牲了他后半生的性命,所写的只是蒋经国的前半生。不错,江南被杀时,经国已是七四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生命也只剩四年好活了。但是我们试想,经国如没有他这最后四年,则蒋经国又是什么样的蒋经国呢?
且让我们回头再看看另一个张衙内。张学良将军如不「偶然」地搞出个西安事变来,则张学良又是什么个张学良呢?历史家会说「少帅易帜」有功于中国的统一。其实当时把中国打得稀巴烂的蒋、冯、阎、李,和割据自雄的龙云、刘湘、盛世才,乃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哪一个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旗呢?「易帜」而不「归政」,何有于「统一」呢?说到「九一八事变」后丢掉整个东四省,国民党内CC系领袖陈立夫等人,便认为全是张某的责任,因为张学良对付那时在东北兴风作浪的日本人,没个政策,只是一百二十个「不理」。这一来就变成「英法联军」时叶名琛对付英国人的办法了。当时人讥笑叶名琛失掉广州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少帅再加个挥金如土、吸毒好色的私生活,那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很难描绘了。想不到青天霹雳,忽然来了个西安事变,改写了世界历史如拙篇上节所述。张学良这个赤胆忠心的爱国将领,以五十年自由的代价变成了「西安事变先生」,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否则只是个狂嫖烂赌的小军阀,向历史如何交代?吾为少帅捏把汗也。
蒋经国也正是如此。经国这个衙内,在十五岁时便成为潮头上的革命青年,去莫斯科做了个国际共产党。十七岁时中国国共分裂,他便被斯大林留下作颗备用的政治棋子。经国虽年轻也颇能顺应时势,不时在公开场合痛骂自己反革命的老子。江南把这些骂老子的史料都找得很完整。经国那时骂父的杰作,一半是不得已出诸自保,一半也出诸真心。这是当时革命风气使然。那时的青年共产党是烈士如云的。多半都视死如归,绝少叛党。其实所有革命运动中的革命青年都是这样的,不独共产革命为然也。汪精卫少年时便视死如归;可是等到革命老了,老革命变成混蛋和汉奸,汪精卫也并不是个例外。共产党内也多的是,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丁默邨当初都是共产党。
所以少年的经国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青年,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但是他在革命锻炼中迅速老化,终至未老先衰──尤其是在当年俄国那个政治镕炉中,最后被铸造成一个阴狠毒辣的共产干部,我们也大可不必怀疑。因为在斯大林统治下,「蒋介石的儿子」这颗重要棋子,是不可能有其自由意志的。一九三五年以后,国际共党改採统战政策,而经国适于此时跟俄女芬娜(Faina)自由恋爱,坠入爱河,结为情侣,共度一千个春天。诚实的江南完全相信这个事实。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有点怀疑。否则熟读中俄党人书,所为何事?
长话短说,经国在苏俄的十二年,所见所闻、所学习、所体验,对他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不论是成功或是失败的影响都太大了。单就默察布党和国际中的运作和斗争,以及在最险恶环境之下,如何保护自己,便是个极大的政治训练。这一训练对他后来在大陆上、在宝岛上与CC、黄埔、吴国桢、陈诚斗法夺权,甚至如何向美国还击(像一九五七年利用「刘自然事件」而砸掉美国使领馆的大胆作风),都是无价之宝。
最可怕的还是在五十年代之初,为巩固老蒋的统治,方便小蒋的接班,海崃两岸曾作过一场杀人比赛。在这场比赛中最不可恕的却是借口杀戮异党(台湾称「匪谍」,大陆叫做「国特」),而关门屠杀自己人和千万无辜百姓。吾人今日细读雷震、柏杨、李敖和无数「本省籍受害人,痛定思痛」的回忆录而胆战心惊,纵是贵为副总统的李登辉博士在经国之前也只敢坐半个屁股。心中虽无亏心事,夜半敲门也吃惊,所以后来连曾文惠夫人也有「做台湾人的悲哀」之叹,实在是不难理解的。
殊不知上述诸公都是头面人物或已闻达于诸侯,或有「本省」群众为后盾,经国麾下的警宪,对他们多少有所顾虑。最惨的则是一些穿二尺五随国军来台、无名无位的青年小兵小官,偶有言谈失慎,或干脆无中生有,而被残酷刑求致死或终身残废者正不知几千百人。──据自台湾移民美国的前国军战士所组织的「老兵联合会」的统计,当年无辜被杀而有名有姓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盖在四千人以上。今日当选该会会长的张家林君,便是当年二十上下的无辜小兵之一,被刑求至残废(张君几失全胃),并坐牢十六年而未死。另一吴义方君,军校二十二期毕业后在台湾任少尉排长,亦是无中生有被其上司罗友伦将军刑求至死去活来,肠胃皆穿,终身残疾。冤案平反后,仍不许故事外洩。洩则重行逮捕枪决。两君皆余晚辈乡人好友,为余言之弥详而证据确凿者。朋友,这是什么个世界,但是这都是在经国治下出现的。──他们都没有柏杨、李敖的生花妙笔,也没有支持民进党、建国党的本省群众代为唿冤、立碑纪念,就认命了。
所以我们读蒋经国传、写蒋经国传如只到此为止,那就像读张学良传或写张学良传而不及西安事变,这历史形象就糟不可言了。当然公正的历史家对经国主政下,在台湾所发生的「经济奇迹」也应给以正面的肯定。──江南的不幸,就是他只写了这一半就被打死了。他在九泉之下,对蒋经国的「最后四年」一无所知,而把经国在历史上的正负作用作三七开或二八开,则经国的负面就远大于正面了。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刘宜良以他前半生的精力,和守正不阿的春秋之笔,不偏不倚地写完《蒋经国全传》的百分之九十,而这百分之九十,却只涵盖了经国历史功能的一半。经国的最后四年虽短,却是他历史功能可圈可点的另一半。真是「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以江南耿直的性格,他如再活四年,他对他「老师」「全传」中的总评,应该还有很多好话可说的。不幸搞特务的头头都是不学无术而好杀成性的人,他们把江南一枪打死,纵从蒋家的观点来看,也是件无可补偿的损失。
偶然影响必然,人算不如天算
当然在这蒋氏政权至今仍是恩怨未断之时,有的历史家还是要说,经国生前之「解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时)和「准许成立新政党」,以及在一九八八年元旦起「解除报禁」,是一党专政以至末路,经国为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根据大陆上最近的学术报导,经国此时虽还在口头叫嚷什么「坚决不和共匪间处谈判」,事实上他已暗中与前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秘密接触,并做出两岸统一的实际方案。果尔则经国之「解严」与开放「党禁」「报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国总督彭定康之所为)是一种政治策略,造成多党宪政体制的事实,以「将」老邓之「军(君)」。在两岸统一谈判中,增加政治筹码。
事实上,上述两点都有可能。拙篇开始不就说过,从君权转民权是历史之「必然」。专制(不管是一人或一党)的末路必然到来。经国居然看出这一末路从而顺应之,也算是识时务的俊杰。若说搞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多党制民主宪政,为的是和中共一党专政作竞争,岂非正是实行三民主义,理所当然?小蒋这一着比投靠美日,搞分裂运动,高明多矣。不幸经国短命而死。这也是历史上「偶然」影响「必然」的眼前实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复何言!
在此江南遗着重版之时,我的「乡妹」海伦坚决要我写篇序文。写序何敢?谨不揣浅薄,写篇「读后感」如上。乞贤达高明正之。
一九九六‧十一‧十五‧于北美洲
江南不死(代序)── 兼论蒋经国为什么要杀江南
陆铿 《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刘宜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曰在美国旧金山地利巿(DALY CITY)自宅车房被台湾政府派出的竹联帮首领陈启礼指挥两名杀手吴敦、 董桂森杀害,三枪毙命。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震动,并形成台湾政府走向民主的一个转捩点,摧毁了蒋经国傅位给儿子蒋孝武的计划,为了平息内外舆情,蒋孝武外放至新加坡。蒋经国还不得不顺应民主潮流,开放党禁、报禁。
困此,可以说,江南是用他的血为台湾民主大业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可歌可泣的贡献。从历史的角度看,江南不死。
江南一九四九年随国府撤退到台湾,时年十八岁,曾就读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和政工干校,两度做蒋经国的学生,对蒋经国有了直接印象。继后在正声广播电台和《台湾日报》任职,又听到很多蒋经国的故事。
一九六七年江南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分赴美工作,并在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就定为《蒋经国传》,且已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研究。后虽为生活所迫,改而从商,论文搁浅,但仍陆续撰写蒋经国的故事,发表于港刊。蒋介石逝世后,《南北极》月刊社且结集《蒋经国传》出版。 一九八三年经江南本人增补,在美国加州《论坛报》正式刊出《蒋经国传》。材料充实,叙述清晰,故事完整,评论客观。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蒋经国。对蒋经国性格的描写,更刻划入微:
「激动起来,涕泪滂沱,冷酷之时,大动杀机。」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了解蒋经国的,除经国本人外,大概就要数江南了。
也许正因为江南太了解蒋经国了,故经国必欲去之而甘心。此种情况,历史上累见不鲜,曹操之杀杨修,即一例也。
江南被杀的第二天,消息传出,全美华人为之震动,《中国时报》美洲版採访主任胡鸿仁找到当时正在纽约办《新独立评论》的我,请以老记者身分,对事件作一判断。我未加思索地冲口而出说︰「江南命案,不是仇杀,不是财杀,不是情杀,而是政治谋杀。」
翌日,《中国时报》美洲版在头版以显着标题刊出我和另一位接受访问的阮大方的看法。大方就是代表《论坛报》与江南联系将《蒋经国传》在该刊的经手人,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此举,甚至动员到大方的父亲、前《中央日报》杜长阮毅成先生以越洋电话劝大方停刊蒋传,大方覆以「这不是我一个能作主的」。事实上 ,该报的确是一批专业人士合组而成。基于这一劝阻事例,大方结合从白狼等处听到的风声,对江南被杀与蒋传不无关联的联想,油然而生。困此,他的看法和我相同。
《中国时报》本来就因自由派作风,在国民党内备受攻击。尤其有曹圣芬其人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着《中时》董事长余纪忠的面,直指《中时》「为匪张目」。及至陆、阮两人关于江南命案之谈话刊出,从国民党保守份子的观点看,自是「大逆不道」。而台湾当局在江南案发之始,即强调与政治绝对无关。故尔点出此案政治要害,就成为美洲《中国时报》被迫关门的原因之一。
附带一提,我与崔蓉芝的结识,也就因她看到了我的有关谈话,邀请我做为纽约举行的纪念江南遇害座谈会的主要发言人之一,而开始建立了情谊。
我根据长期记者生涯对国民党、特别对蒋氏父子的了解,以及对国民党退到台湾后,政坛勾心斗角、暗流汹涌、白色恐怖事件层出不穷之关注与研究,认定江南被害,写《蒋经国传》是远因,写《吴国桢传》则是近因。并判断蒋经国之所以起意杀江南,除了对江南以他为研究对象早已不满外,是他经不起吴国桢对他的揭露。
单拿江南一九八四年三月(死前半年)到美国乔治亚州萨瓦那访吴国桢后写的《吴国桢八十忆往》一文所揭露的政治内幕,就够蒋经国招架的。
例如,吴因不满蒋经国以特务手段干扰施政而请辞台涛省主席,蒋介石派黄伯度傅言,只要吴答应和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愿当院长兼主席,亦可,悉由他挑。而吴一慨谢绝。用其告江南之语,即本「疏不间亲」之理及「急流勇退」之为德也。
后来,蒋介石当面问吴,吴直陈以对︰「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我当尽心协助。」
蒋老先生的反应是面露不豫之色说︰「我今天头疼,改天再谈。」 江南在其扬吴(国桢)抑蒋(经国)文中,还暴露了经国制造车祸、有意谋害吴氏夫妇经过,这也是犯大忌的。
《蒋经国传》一波未平,《吴国桢傅》一波又起,引起经国震怒,可想而知。江南明明知道蒋在西伯利亚养成之冷酷心态,对消灭异己,绝不手软,而他偏偏要触逆鳞,实性格使然。
而经国已居总统之位,祇要当着部下特务头子骂上两句,自然有人会深体上意,消灭悖逆。
这也就是为什么精明能干的汪希苓中将终于因这一悲剧牺牲了锦绣前程,成了江南悲剧的可怜的配角。
但江南没有白白牺牲, 正如江南事件委员会主席王灵智教授在纪念江南遇害十週年会上说的︰「江南事件对整个台湾的政治演变肯定有重要的影响。台弯党外利用江南事件暴露了台湾政府的腐败,利用江南事件争取民主空间。今天台湾演变成一个民主社会,重耍的原因,就是十年前的江南事件。」
谢善元和林博文两位学者分别在美西和美东不约而同地指出︰ 一般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蒋经国想要传位给他儿子蒋孝武,但江南事件引起的震撼力太强, 「国府情治系统竟然卷入杀害海外的异议份子,完全摧毁了蒋经国传位给儿子的企图。」国内国外的强大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公开宣称,蒋家的人没有接班的可能。台大教授胡佛远在十年前于纽约,即曾和笔者谈到,江南案对台湾走向民主起了微妙的促进作用 。
不可否认,江南事件对美台关系也发生重大影响。美国政府对台湾为了维持政权,而使用的各种手段,如秘密购买包括导弹在内的美国武器,是支持的。但对台湾竟利用黑道到美国来暗杀一个美国公民,美国各界都感到非常愤怒。
一九九六年五月廿一日,建立在华盛顿的美国殉职新闻从业人员纪念碑,由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揭幕。纪念碑上镌刻了包括江南刘宜良在内的从一八一二到一九九五年,一百八十三年来殉职的新闻从业人员九百三十四位的名字。
江南是在这个碑上列名的唯一的华裔人士。
希拉蕊揭幕后献词说:「进入战地的人,只有医疗人员和记者不带武器。新闻从业人员甘冒生命危险,目的在寻求真相。记者可能敌不过暴徒或子弹,但是记者报导的新闻,却可能击退一支大军,改变很多人的生命,或维护民主。」
江南以他的血,浇灌了台湾民主之花。而今形骸虽已化灭﹐但他维护新闻自由、促进民主的功绩,却永垂不朽。
江南不死!
一九九六‧九‧一 ‧记者节‧于台北南港
《蒋经国传》前卫版序言
崔蓉芝 江南着的《蒋经国传》早在一九七五年即被「香港文艺书屋」未经作者授权出版(沿用他在 香港《南北极》杂志上连载时的笔名「丁依」)。一九八○年又再版。同时日本方面亦注意到此书的重要性,一九八一年日本「批评杜」出了日文版,书名改为《蒋经国—中国革命的悲剧》,译者为铃木博。
经过江南重新审阅,并添加新资料(包括他本人亲赴大陆所得的实地调查资料),重写的版本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在洛杉矶《论坛报》连载。为此《论坛报》先发社论〈为历史留真迹〉,并发表给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申明如果认为资料不翔实﹐欢迎指正批评。对于《蒋傅》在美国的连载,台湾当局相当震怒。《论坛报》首当其冲,遭遇到许多压力。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曾亲自把前《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先生召到他的办公室,令其当埸给他的儿子打越洋电话(其子阮大方为《论坛报》副社长),此仅其一。这本由作者授权,《美国论坛报》出版的版本,终于在一九八四年九月问世。香港三联书店印行。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江南带着几本刚由香港航空暨到的新书飞北京、昆明,为正在写作中的《龙云传》收集资料,也签好了《蒋经国传》在北京出版的合同。九月二十五日返美,十月十五日在家中遇害。书方出版月余。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十一月出版了此书,但仅限于内部发行。胡耀邦总书记看过之后,评价为一九八四最值得读的书,特准予增加发行量。
《蒋经国传》在台湾面世,则已是将近四年之后(一九八八年六月)。四年之间,历史循着无可违逆的方向发展:这本书终于可以在台湾出版,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则是由我授权,李敖序「李敖出版社」出版。次年八月, 川上奈穗女士以三年时问精心翻译的日文版,也由日本同成社出版发行。 以上是此书各版本的一个简短的纪录,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待。十二年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始终没有降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此书与围绕着它所发生的事件,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都将会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感谢前卫出版社,在旧版本或失传或停印之后,重新排印发行这部新版。也感谢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和陆铿先生,提如椽之笔,为新版撰写序文。
江南曾在此书的「后记」最后,提到我为他「改正错字,提供修改意见,扮演着一位最认真的读者」。而我确是亲眼目睹他辛勤地、认真地写作。他有治学治史的训练,因此下笔严谨,有时为了一字之修改,一事之引证,会打长途电话,甚至亲自登门查询;文中事必有据,决非一般譁众取宠、「相当然耳」炮制的「野史」可比。恐怕也正因如此,才伏下他日后「以身殉书」的悲剧。
时光飞逝,转眼间江南遇害已近十二年矣。十二年来,物换星移,江南若能目睹置他于死地之政权的沧桑变幻,不知如何感慨呢?而这一切,正开始于他倒在血泊中的那一瞬间。犹记得事发后「此中有人,唿之欲出」之际,凶杀的主谋费尽心血遮掩否认之余,还试图抹黑他的形象,说他是「双面情报员」,暗示如此便是死有余辜──杀了人的身体﹐还要再谋杀一次被害者的人格与灵魂!
然而随着真相的一步步揭发,案情的逐渐明朗,水落石「露」;更由于作案人本身的心虚,一连串的补漏善后工作,打破了耳语谣言奇谭诬蔑,也打破了独裁政权自身的神话。
江南之死,直接、间接地促使了一个家族统治时代提前结束,,一个解严的、民主的时代提前起步。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前行者的鲜血洒在这条漫长艰困的道路上,江南不幸殉身流血,却也有幸为民主的血路披荆斩棘了一段──他的血没有白流。
今年五月,美国华府矗立起一座「殉职新闻从业人员纪念碑」,揭幕典礼由总统夫人主持。碑上九百三十四位殉职名单,有一位华人──仅有的一位,他便是Henry Liu:《蒋经国传》的作者刘宜良(江南),自由撰稿人,一九八四年在加州殉职。柯林顿夫人在揭幕后献辞说:「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敌不过暴徒或子弹,但报导的新闻却有可能击退一支大军,改变许多人的生命或维护民主。」诚哉斯言!
「十年生死两茫茫」,十二年对我个人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对历史却只是短暂的一瞬──许多突变、转折、激化,都可能在这一瞬间里发生与完成;然而人们需要以耐心来一步一步等待和发掘历史事件更深层的真相与长远的影响。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丰富详实的历史纪录,更是一项鲜明生动的历史见证。对新版的面世,我怀着感慨与欣慰交织的心情;亦希望这一切足堪告慰江南在天之灵。
一九九六‧八‧一‧于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