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他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外交的前台，揭开了时代的帷幕。
蒋廷黻从小立志做大事，幼年在家乡私塾读四书五经，十岁时因科举被废除，转学到湖南湘潭的教会学校，遇到恩师也是传教士的林格尔夫人，后因她的帮助到美国念中学，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成归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蒋介石看到他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的政论文章和有关对苏、对日的外交政策，赏识他的才华，延揽他进入国府工作。1935年他告别学界和研究生涯，开始作官。
蒋廷黻与蒋介石既不是同乡，也不是国民党党员，他却一出道就做大官。蒋廷黻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等职，二战结束后还筹办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并担任署长。1947年秋担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任内最大成就是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和代表权案，可谓他事业的巅峰。1961年叶公超因外蒙古案被黜，蒋廷黻又兼任驻美大使。1964年春蒋廷黻返台述职，蒋介石在士林官邸最后一次召见，要他回来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蒋廷黻说他不要位置，他想退休，计画退休后利用中研院的藏书研究中国近代史。翌年蒋廷黻在驻美大使任上退休，五个月后病逝纽约。
因自小接触西式的教育与环境，蒋廷黻养成正直、坦率的个性，明知国民党在台一党独大，竟天真地想要组织一个温和的自由党，并拥胡适做党魁，自此老蒋和他渐行渐远。他想要以知识和行动报国，把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贡献给国家，且在人生舞台上把这两个角色演得可圈可点。尤其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会议上，每年在惊涛骇浪中护卫中华民国会籍。然而时代急速地改变，他十余年来的折冲樽俎，一夕之间化成泡影。
蒋廷黻学贯中西，开风气之先，懂得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将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学者从政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传统，蒋廷黻是一个典型人物。从哥大到清华，从大学教授到叱咤风云的外交家，他的勤勉、刚毅、清廉，为学者从政树立了良好典范。本书深入完整地剖析蒋廷黻的治学与从政生涯，是海内外第一本最详实、最具可读性的蒋廷黻传记。
著者信息
汤晏
江苏海门人，幼随父母到台湾。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平时喜读史书、人物传记与文学作品。很喜欢《红楼梦》。已退休，居纽约。
着有《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叶公超的两个世界：从艾略特到杜勒斯》。
图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 湖南：童年教育，1895－1911
第二章 初履美国：派克学堂，1912－1914
第三章 奥柏林、法国，1914－1919
第四章 哥伦比亚，1919－1923
第五章 南开，1923－1929
第六章 清华，1929－1935
第七章 《独立评论》1932－1935
第八章 莫斯科－柏林－伦敦，1934－1935
第九章 南京，1935－1936
第十章 出使莫斯科，1936－1938
第十一章 汉口：《中国近代史》，1938
第十二章 重庆，1938－1943
第十三章 善后救济总署，1943－1946
第十四章 联合国，1947－1962
第十五章 自由党，1949
第十六章 华盛顿，1962－1965
第十七章 纽约 1965
结语
附录
蒋廷黻与唐玉瑞
蒋廷黻年表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图书序言
从历史后台走向外交前台的蒋廷黻
前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庄莱德的夫人庄富兰芝（Florence Drumright），喜欢蒐集中国艺术品，在台期间（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曾向不少名流政要讨墨宝，其中包括蒋介石和胡适。中研院院长胡适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写了一首三十多年前的小诗：「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送给她，庄富兰芝于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把胡适的书法赠予加州圣地牙哥艺术博物馆。胡适写这首旧诗后八个月就辞世了。三年后，他的老朋友蒋廷黻也走了。他们都是西化文人，照西方的算法，胡活了七十岁，蒋六十九岁。从现代的标准来看，都不算长寿。
胡适比蒋廷黻大四岁，算是同时代的人。两个人都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两个人都爱谈政治，关怀国家处境和前途，一起合办过《独立评论》。蒋廷黻当上联合国大使时，还想组党，请胡适出来当党魁。胡、蒋都是风流才子，胡适比较浪漫，故能写出像「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这样的诗句。他有不少婚外情，晚年的最后情人是《中央日报》跑文教新闻的李青来。蒋廷黻与元配唐玉瑞生了四个孩子，后来爱上部属的漂亮妻子沈恩钦。蒋、唐并未办妥离婚手续（蒋曾委託律师在墨西哥诉请离婚），个性强硬的唐玉瑞曾向联合国祕书处控诉她丈夫犯重婚罪，并在纽约联合国广场举牌示威，使蒋大使和中华民国大失颜面。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在纽约举行的蒋氏丧礼上，唐、沈皆出席，蒋与元配所生的幼子蒋居仁陪侍沈女士，长女蒋智仁、次女蒋寿仁则陪母亲。蒋死前一年预留遗嘱，遗产由唐、沈两位夫人平分。曾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做过蒋氏部属的周谷，对老长官处理遗产的作法深有所感：「他对微时故剑恩情未绝，还是中国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唐玉瑞一九七九年病逝纽约，沈恩钦一九八二年于台北去世。
学者从政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传统，蒋廷黻即为典型人物（胡适亦曾做过短暂的驻美大使）。蒋从政前对中国学术界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拓宽了研究领域，提高了治学境界，而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找到了「识古亦知今」的出路。蒋氏是个务实主义者，他希望从清季外交的得失中汲取教训，为现实政治做借鑑。蒋氏曾任教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清华大学，他倾力搜寻史料，跑到清宫找旧档，他也注重研究方法。当年在清华曾拜蒋氏为师的美国学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一九七二年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北京时，曾在北京饭店顶楼向九十多名精挑细选的听众（大部分来自中国外交部）发表演说。他在开场白中即表示，如不提他当年的恩师蒋廷黻，他就无法继续讲下去。费氏在回忆录中说，蒋氏曾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身分对抗中共，但费氏认为这批听众应该是中国人第二、共产党员第一。由于中共和外面隔绝太久，那批听众知道蒋廷黻这个人，可能没有几个。
一九六四年四月，费正清在南港中研院近史所和蒋廷黻重逢，这也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相聚。最巧的是，蒋廷黻的幼子蒋居仁（Donald Tsiang）夫人亲姊妹的女儿黄爱莲（Michelle Wong Alhanese），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后易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祕书。这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已婚华裔，完全不懂中文，她为了要进一步了解费正清的背景，认真阅读费氏自传，居然被她发现她的姨丈就是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的儿子。她兴奋地向费正清求证，费氏大喜过望。黄爱莲又告诉他，蒋居仁就住在哈佛附近的小镇。于是，透过黄爱莲的联络，费正清终于和恩师后人见了面。费氏马上问蒋居仁：你父亲有没有留下资料，是否可以捐出？麻省理工建筑系出身的蒋居仁说，其父资料都在他家的地下室。居仁和住在加州的二姊寿仁商量后，决定由居仁全权处理资料，居仁开始把他父亲的档案陆续赠给哈佛。捐献工作还未完成，费正清即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其高足柯伟林（William Kirby）赓续接收蒋廷黻资料，并决定不再由哈佛瓦德纳（Widener Library）图书馆庋藏，而于二○○二年九月改存哈佛燕京图书馆。当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做研究的大陆近代史学者陈红民（南京大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受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之託，整理蒋廷黻资料。陈红民并于二○一一年以蒋廷黻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由，向中国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申请到资助。二○一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二十四大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
令人无限感慨的是，以十余年时间在国际外交坛坫上保护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的蒋廷黻，死后半世纪，其资料和档案却由蒋氏当年所对抗的大陆出版，而其整理工作亦由大陆学者承乏。蒋廷黻晚年曾表示希望能在中研院近史所做研究和撰写中国近代史。其愿望终未克实现，而近史所和国史馆亦未能获得蒋氏资料。哈佛与蒋氏毫无关系却能拥有他的档案，其母校哥大汗颜矣！同样令人感慨的是，与台湾毫无渊源的大陆近代史学者、研究韩战与中美关系出名的陈兼（上海华东师大毕业、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博士），数年前在维吉尼亚大学出任严家淦讲座教授，目前又在康乃尔大学担任胡适讲座教授。这两个例子，使人想到台湾史学研究的萧瑟与文史人才的寥落。
蒋廷黻于一九二三年执教南开，一九三五年告别学界和研究生涯，开始做官，起跑点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在驻苏大使任内（一九三七年），史达林让羁留苏联十二年的蒋经国携妻子与儿女返国。多年后，蒋氏听到蒋介石要蒋经国以﹁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名义主持所有情报工作的消息时，大不以为然。他向当年捕获中共上海负责人顾顺章、并差点抓到周恩来的国民党老特务蔡孟坚表示，要向老蒋进言：小蒋管情报，中外观感皆差。蒋廷黻幼时读湖南教会学校，在美国唸中学，在俄亥俄州上奥柏林（Oberlin）学院，又在哥大几年，这些西式教育与环境，使他养成正直、坦率的个性。他明知国民党在台一党独大、老蒋大权在握，他竟天真地想要﹁自国民党内分出一部分人士加以少数民主人士，组织一个温和的自由党﹂，并拥﹁爱国而又温和的学者胡适之做党魁﹂。蒋把他的想法告诉深获老蒋信任的蔡孟坚，并称要向老蒋陈述他的想法。蔡氏说，老蒋不但会拒绝你，并会对你起反感。固执的蒋廷黻答道：﹁这是我的爱国主张，国际趋势，他不接受，我为表达个人良心，我还是要提出的。﹂
蒋廷黻在联合国戮力保卫中华民国代表权，但他亦知道仅凭﹁唇枪舌战﹂，只能拖延时日，中共终有一天会进入联合国。他向蔡孟坚强调，他此时尽力苦撑，可能撑过十年以后；政府如有弹性政策，可能留在联合国得一普通席位，中共进入联合国后，安理会位子更难保。蒋氏所说的﹁弹性政策﹂即﹁两个中国政策﹂。老蒋在六十年代初即怀疑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倾向两个中国主张，国府外交部长沈昌焕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对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祕书长阮毅成说：「国际外交向由总统直接掌理，美国亦系如此。我国外交部长事实上是为总统之外务祕书，用人大权，由总统自己行使，外交部长并无太大之发言权。上次叶公超之更调与此次蒋廷黻之易人，皆系总统亲裁，外传本人如何如何主张，系太过分看得起我。蒋（廷黻）有偏向两个中国论调，故总统非更换不可也。」到了七十年代初，受到﹁尼克森震撼﹂的冲击，国际形势丕变，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老蒋为了要保护联合国席位，终于向尼克森政府表示愿意接受两个中国政策，海崃两岸都可在联合国，但中华民国要保有安理会席位，尼克森认为不可行，中共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时代在急速转变，缠绵病榻的蒋介石已无法掌控台湾的命运，蒋廷黻在五十年代的预言终告实现，中共进了联合国，但中华民国却被逐出，连「普通席位」也没有。
驻美大使叶公超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被老蒋紧急召回台北后遭撤职，形同软禁。蒋廷黻取代他的驻美大使职位，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从纽约坐火车到华府，一月十二日赴白宫向甘迺迪呈递到任国书。已故外交官周谷说，蒋常年雪茄在手，健康欠佳，加上个性严谨，其表现远不及叶公超，视华侨如无物，「已少与白宫重要幕僚常相聚谈，又不能与美国军事、情报单位首长畅谈军情大局世界大势」。纽约一批国民党极右翼政客与文人（包括立委潘朝英等）常攻击他，认为他难堪重任。蒋廷黻夫妇于一九六四年四月最后一次返台，停留约二十天。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日记上写道，蒋氏夫妇﹁抵中央研究院后，蒋先生向胡适之墓献花，蒋先生气喘似较前更甚，每登十余级即须停步。﹂蒋廷黻在台期间，适值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访台与蒋介石会谈，老蒋竟不让蒋廷黻参与。如此羞辱自己的驻美大使，美方亦大感诧异，就像蒋经国一九六二年九月访美会晤甘迺迪于白宫，蒋大使亦遭排挤一样。蒋廷黻知道他「圣眷已衰」，在蒋氏父子心目中已「无足轻重」矣！直至回美前夕，老蒋才在四月二十三日接见他，老蒋希望他当行政院副院长，蒋廷黻则表示想在南港做研究、写史书。一九六五年三月，蒋终于辞职，告别了近二十载的外交生涯。
蒋廷黻少壮及中年时代曾想当湖南省主席和台湾省主席，然均落空。他是一个真正有抱负而又想做事的人，他要以知识和行动报国，而不是在书房和象牙塔中空喊口号，或写无济于事的政论。他把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贡献给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会议上驰骋，每年在惊涛骇浪中护卫中华民国会籍。然而，在他死后六年，江山变色，他十余年来的折冲樽俎，一夕之间化成泡影，黄华取代了他。
蒋廷黻曾预测中共终将进入联合国，所幸他并未看到这个结局。他是一个第一流的近代史学者，也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在人生舞台上都把这两个角色演得可圈可点。台大历史系、纽约大学博士出身的汤晏，深入而又完整地剖析蒋廷黻的治学与从政生涯，是海内外第一本最详实、最具可读性的蒋廷黻传记。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一剧中说：「过去就是序幕」，蒋廷黻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外交的前台，也揭开了时代的帷幕。
自序
这本书是蒋廷黻一生的传记，主要是讲蒋廷黻于一九三五年从政后与蒋介石三十年的「君臣」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他人截然迥异，他们不是同志（国民党），既非同乡，亦非同宗。蒋廷黻一无凭借而身居要津，两人的关系很是特别，但从某些地方来看也是很有趣味的，不仅可以看出蒋廷黻湖南骡子脾气的性格，同时也可看出蒋介石治国若烹小鲜的「艺术」。这本书与普通一般传记不太一样，所以吾人对这本书不可以以一般传记视之。
蒋廷黻一生有三个人对他有重大影响。第一个是他二伯父蒋兰圃，二伯是最热心鼓励蒋廷黻读书上进的人，如果没有二伯，他不可能受那么多教育。二伯为了让子侄接受良好的教育，一连换了三个私塾，科举废了，他送蒋廷黻上长沙明德小学，这是一所很有名的新式学堂，蒋廷黻在明德唸了一学期，二伯认为明德虚有其表，不够好，乃送他至湘潭的一所教会学校益智中学。蒋廷黻在益智开始接触西方，为他开了一扇吸取西方近代知识的窗户，开始学英文，那时他十一岁。林格尔夫人（Mrs. Jean Lingle）是对蒋廷黻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二个人。她是蒋廷黻在益智的英文老师，蒋廷黻与林格尔夫人亲若母子，她是美国长老会在湘潭的传教士。蒋廷黻十六岁那年由她帮助去美国密苏里州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上学。他到美国读书是从中学开始（相当于初中三年级唸起），所以他所受的西方文化薰陶远较一般留学生深，英文也远较一般留学生好。况且他在私塾里唸过四书五经，除了易经外都能背诵，故在出国前已有相当好的国学基础，这一点与之前由容闳带出去出洋的幼童学生又不同，故蒋廷黻说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的中英文程度都可以做到站起来能讲，坐下来能写，运用自如，一无扞格，关于这一点，很早出洋的幼童及在他后来出国的留学生都不如他。他在美国读书时因成绩好拿过官费，没有官费时就去做苦工，拉骡车、运煤、做农场粗工，也去餐馆做企（waiter）、做推销员，去演讲、去教堂证道，为了赚钱什么都做。中学毕业后，他本想进哈佛，但他的德文老师对他说，哈佛太大对他不好，推荐他上俄亥俄州的奥柏林（Oberlin）学院（这是德文老师的母校），奥柏林毕业后，欧战方酣，他应青年会征召赴法国为华工服务。欧战结束后，他又回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所，专攻欧洲近代史；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时，适值美国召开华盛顿九国海军会议，蒋廷黻是学生领袖，参加了华盛顿海军会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论文杀青，获哥大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聘请教授西洋史，并开始整理中国外交史史料。一九二九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对清华历史教学与革新厥功至伟，同时发表了一连串有价值的学术性论文，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他在清华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题目虽是「东北外患史」，其实就是讲的「俄帝侵华史」，他的用意是要人注意东北，激发国人的爱国心，不要随意丢失土地。他说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及一八六○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创了一个世界上割让土地的新纪录─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一十三方英里，即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土地（相当于东北加上江苏）。
蒋介石是对蒋廷黻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人。一九二三年蒋廷黻学成归国，在南开教书，蒋介石在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他们并不相识。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蒋廷黻归国后十年，即一九三三年夏天，蒋廷黻应蒋介石之召到牯岭去见他。那时蒋廷黻三十八岁，已转到清华，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是名教授，又是着名的学者，这次召见穿针引线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介石的亲信钱昌照。同时召见的还有何廉（南开大学教授，他们是小同乡）。表面上看起来是「礼贤下士」，其实蒋介石想见的主要还是蒋廷黻，因为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主张独裁政治、用武力统一中国等，这些言论对蒋介石来说「深获我心」。 还有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很多有关对苏联及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有独到的见解，深受蒋介石注意。见面时，蒋介石知道他们是湖南人，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蒋廷黻礼貌回答说：「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伟人却出自浙江。」而后蒋介石在谈话中不时提到晚清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翌年蒋廷黻在清华教满五年，循例休假一年，他想到欧洲看几个新近开放的档案库。蒋介石知道他将去欧洲旅行，故对他说希望他能多花一点时间在苏联。蒋介石讲这话是有用意的，因为他有个秘密任务交给蒋廷黻，要他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与苏联外交部商谈，改善中苏关系，这在当时是极秘密的，不让汪精卫（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知道，也不让驻苏大使颜惠庆知道。蒋廷黻到了莫斯科后，在未见苏联外交部次长史托莫尼亚可夫（Stomoniakov）之前，他的心情有点战战兢兢，但见了史氏后很愉快，所谈一切都很顺利。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并附有如何开创未来局面的建议。蒋介石即覆电嘉许，蒋廷黻的任务圆满成功。他很高兴，晚年回忆说：「我已自由，可以去研究历史和观光了。」蒋廷黻担任此一密使任务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就想到蒋廷黻，十一月中旬蒋介石要蒋廷黻立刻到南京见他。到了南京，蒋介石要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说他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如何作法」，蒋介石说：「你能。」又说如不工作，就永远得不到经验，于是拿起笔来写了一道手谕：「派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 这一道手谕改变了蒋廷黻一生，他就此离开了清华，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术岗位上。
按照行政院组织法，祕书长及政务处长是行政院长的幕僚长，是院长的守门人。蒋廷黻与蒋介石的君臣关系从此时开始，在政务处长时期可以说是「天子近臣」，那时他四十岁。蒋廷黻在行政院做了半年后，正确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在一次小型院会上，列席的人只有蒋介石、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等几位要员重臣，翁文灏（祕书长）、蒋廷黻也参加，但祕书及书记不得列席。开会时外交部长张群提出驻苏大使颜惠庆请辞，他提名吴鼎昌、顾维钧、徐谟等几位候选人，孔祥熙提了王正廷。于是大家讨论谁去莫斯科最适当，事实上没有什么讨论，蒋介石突然间转身对蒋廷黻说：「廷黻，你愿意去莫斯科吗？」还没等他回答，乃说：「你考虑一下，三天内答覆我。」与会者对委员长的提名均表赞成，就散会了。不久翁文灏以老大哥的身份对蒋廷黻说，委员长希望你能接受这个任命，翁又说：「那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劝他接受。就这样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那时他还不到四十一岁。驻苏大使的确如翁文灏所说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在他任上适值多事之秋，又碰到张学良绑架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而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蒋廷黻是外交新手，只做了十三个月即被调回。一九三八年初，当蒋廷黻离开莫斯科时南京已经失守，归国后他先到武汉，然后转往重庆。此时行政院长是孔祥熙（孔是蒋介石连襟），邀他回行政院重作冯妇，于是他又任政务处长。未就任前在汉口有一段空闲日子，他写了一本只有一百二十六页的小书，书名《中国近代史》。虽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完全照西洋史家写书的格局来写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看这本书小，却极其出色，非常精彩，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道前人所未道。这本书是为蒋介石写的，他忠告蒋介石应该学土耳其的凯末尔，中国应尽速现代化，越快越好。同时他也看到后方朝野士气低落，在书里叫人不要怕日本人。日本本土很小，土地贫瘠，不足畏也。这本书就是为中国苦难同胞打气。孔任行政院长一年后，蒋介石又回行政院担任院长。蒋廷黻与孔祥熙及蒋介石相处甚得，但至一九四五年五月，蒋介石郎舅宋子文来接替妹婿（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长，时蒋廷黻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宋子文处处找他麻烦，挖他墙角，希望蒋廷黻失败。他知道不能与宋子文正面冲突，因为宋是蒋介石的亲戚，当初他参加政府工作，有人即警告他，千万不要与孔、宋冲突，因为他们是蒋介石近亲。他与孔祥熙相处甚得，但与宋则否，虽然如此，也无必要与他们正面冲突。因此并没有与宋子文真正意义上的斗，但最后宋子文还是把蒋廷黻给逼走了。蒋廷黻在善后救济总署任内虽然尽了很大的力，但是「困难之多，阻力之大，效果之微」，不是他创办时所曾预料得到的。
蒋廷黻主持善后救济总署非他得意之笔，他对国家民族最有成就与贡献的是他在联合国提出的控苏案。代表权案虽然也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艺术，但其成就远不如控苏案意义重大。控苏案是中国在逆境中于联合国顺利通过的一项艰巨的伟大成就，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一九六一年因外蒙古案叶公超被黜，蒋廷黻接替叶公超兼任驻美大使，半年后，他离开联合国专任驻美大使职。一九六四年春蒋廷黻返台述职，于四月二十三日见蒋介石，蒋介石开门见山要他回来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辅助严家淦（时为行政院长）。蒋廷黻回答，他不要位置，明年他就七十岁了，他想退休，退休后计画定居南港，利用中央研究院的藏书研究中国近代史。翌年（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蒋廷黻在驻美大使任上退休，五个月后病逝纽约。这本书主要就是写蒋廷黻自一九三三年在庐山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至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士林官邸最后一次会晤为止─有关他们两人三十年的「君臣」关系。晚年蒋廷黻与蒋介石关系并不是很和谐，其故安在？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旧式军人，他很保守，很重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在大陆上把重要位置给孔、宋，不管他们怎样无能或不够格，蒋介石皆曲与优容。在台湾他很巧妙地把总统大位留给儿子蒋经国。其他则有时会六亲不认，请看他那几位优秀的留美懂洋文的「红人」如吴国桢、孙立人、叶公超等，都是极其能干的宠臣爱将，曾几何时，到后来不是放逐的放逐，就是一个个被幽禁起来，没有一个善终。唯独蒋廷黻是仅存的一位懂洋语且「挟洋自重」（蒋介石语）而与蒋介石患难与共、有始有终的人。蒋廷黻像蒋介石一样，也是受洗的基督徒，但他不是个上教堂做礼拜的虔诚教徒，星期天，妻子沈恩钦与媳妇 Claire 去教堂作礼拜，他在家做 babysitter（带小孩）。参加政府工作后，蒋介石要他入党，但党性不强，CC系对他不满，他就脱离了国民党。他毕生在蒋介石一党独大的国民党政府工作，却没有在诡谲多端的政海中没顶。他有什么本事能独善其身？蒋廷黻这个人值得研究。
本书以蒋廷黻为主，以系年为先后。第一章至第六章是蒋廷黻早年求学与治学。蒋介石出现在第七章〈独立评论〉的开始，而后第八章起至第十七章都是讲蒋廷黻与蒋介石的关系。蒋廷黻于一九三四年赴欧洲旅行担任蒋介石密使是在第八章。翌年十二月蒋廷黻赴南京任官，他与蒋介石就成为中国传统的君臣，关系至为密切。但是蒋廷黻是一个诤臣，是一个良臣，而不是愚忠的忠臣。他对蒋介石说不要神化孙中山，不要蒋经国去办特务，开放言论自由，不要喊反攻大陆，应裁减军备，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些建议是叫蒋介石皱眉头的，最显着的例子是蒋介石不高兴他与胡适组党。他一出仕途均担任重要职位，高官厚禄，为什么还要组党？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何？他对蒋介石如何？蒋介石对他又如何？上述这些问题或类似这样的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头，也是我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我将在书中尝试提供答案。
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他卒后五十年来，我看到的只有两本传记，一本是陈之迈的《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另一本是林子候的《蒋廷黻传》。陈书是属于回忆录性质的传记，这是很好的一本薄薄小书，陈之迈文笔很好，文字优美，清晰可读，唯对蒋廷黻生平如求学与治学过于简略。写「联合国」一章最好。因为陈之迈是蒋廷黻多年朋友，又长期在政府工作，所以他可以说的、或者应该说的话就不便说出来，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但这本书也有一些其他小误，比如书中说蒋廷黻爱看wrestling（角力赛）。不错，他很喜欢看角力赛；此外他也喜欢看棒球、网球及美式足球、拳赛，但在所有的球类或竞技运动中，他最爱看角力赛（中外高级知识分子喜看角力赛的较少，蒋廷黻也许是例外）。他也打网球，还打得不错，晚年他喜欢打高尔夫球。静的方面他最喜欢打桥牌。此外，众所周知他喜欢看书，陈之迈说蒋廷黻除了看他本行中外历史及国际政治的书外不看别的书，其实不然。陈之迈说他不看文艺书籍，这就错了。蒋廷黻看书范围很广，且看得很快，他也看文艺书，中外都看，如《简爱》、《咆哮山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 以及抗战前后流行的巴金的《家》、《春》、《秋》、海明威的小说、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玛格丽特‧米契尔（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他也都看。在善后救济总署被宋子文逼走后，他看莎翁名剧英文本《威尼斯商人》等书。每次看完一本书就习惯地在日记里写评论，这是一种好习惯。他的朋友傅斯年喜欢看侦探小说，沈刚伯爱看武侠小说，蒋廷黻不看侦探小说，也不看武侠小说。陈之迈又说蒋廷黻也不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这又错了，他喜欢贝多芬及莫札特。在重庆时他最爱听英国BBC电台的西洋古典音乐。他也爱好歌剧及莎翁名剧，《哈姆雷特》（Hamlet）他看过四次。但他不像叶公超那样酷爱京戏。有人说「他不会玩毛笔字」，这也错了，他喜欢中国书法，尤喜褚遂良，临的是褚遂良帖本。一九四六年他离开善后救济总署后赋闲在上海，几乎每天勤练毛笔字，他的亲戚向他要一幅字，他写了一横幅小条给他，蒋廷黻很得意有人向他要字。我说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旨在说明为人写传不容易，因为像陈之迈与蒋廷黻是几十年的朋友，尚且有如此错误。林子候的书比较起来很粗糙、很普通。蒋廷黻的日记及英文口述历史（即回忆录）对于为蒋廷黻立传的人很有帮助，很遗憾他的口述历史未完至抗战初期即病故。好在他的英文日记（从一九四四年元旦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三日病重为止）正好可以衔接、弥补这部分。而这部不完整的口述自传后由谢钟琏译成中文，曾在《传记文学》连载，一九七九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印成单行本，题为《蒋廷黻回忆录》。一九七九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有位学生 Charles Lilley 写博士论文，题为「Tsiang Tingfu: Between Two Worlds, 1895-1935」（蒋廷黻：介于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这篇论文只写到蒋廷黻四十岁为止，着重在蒋氏中西文化背景、宗教思想来立说，颇有参考价值。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大都收录于文星出版的《蒋廷黻选集》（计六册）。蒋廷黻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卒后，《传记文学》出版过一期「廷黻先生逝世纪念特辑」（七卷六期）。一九七六年《传记文学》举办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专栏，十一月份专题人物是蒋廷黻（二十九卷五期），这两期一共收录了二十八篇纪念文字，里面有不少的第一手传记资料。还有费正清的《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里面有一专章（第七章）题为「T.F. Tsiang and Modernization」（蒋廷黻与现代化）亦可参考。蒋廷黻是「反共抗俄」的健将，大陆学者不喜欢他是可以理解的。近几年来大陆报刊刊登研究蒋廷黻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这是好现象，不过大陆的学者都脱不掉框框。有时会一窝蜂，如胡适及钱钟书就有这种现象。二○○○年前后蒋廷黻的哲嗣蒋居仁先生（Donald Tsiang）将其父亲生前日记、演讲稿、来往函电、私人信件等资料计十四箱捐赠给哈佛大学，现庋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蒋廷黻资料档」 （Archives of Dr. Tsiang Tingfu），可供史家採择也。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燕京图书馆的「蒋廷黻资料档」刊印出来，成为一套二十四册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此乃出版界盛事，嘉惠后辈学人，功德无量。
我写这本书始于二○○六年，中间因写《叶公超的两个世界》而延误，所以断断续续写了近十年。有一位朋友问我怎么会想写蒋廷黻？我答说纽约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建议我写的，我首先要谢谢她，如果没有她的嘱咐则我不会想到要写蒋廷黻。最初我写了一篇〈蒋廷黻：求学与治学〉，先后刊载于李又宁主编的《华族留美史：一五○年的学习与成就》第二集（二○○九）及《华族与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哥大建校二五○週年》第二集（二○一○）。复于二○一一年又写了一篇题为〈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之筹组〉，在台北「民国肇建与在美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由李又宁及中研院主办）。这篇文章也是李教授吩咐我写的，且题目也是她指定的。关于蒋廷黻与中国自由党，当时尚未见有人（包括中外学者）有系统的写过。后来我发现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在我撰写的同时，也写了一个同样的题目（〈政权交替之际的蒋廷黻与夭折的中国自由党〉），也是差不多先后在中研院的另一个学术会议（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上发表，这也是一种巧合。但我们两人论文的重心、观点及论断并不雷同。今复蒙李又宁教授惠允上述两篇文章重刊于本书，在此一併志谢。另外要谢谢我的儿子宝宝（Kevin）于二○○九年帮我借到一套蒋廷黻英文日记的胶片（原件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蒋廷黻写日记很勤，不管再忙几乎每天都记。他英文又好，很有文采，他的日记是很精彩的，知人论世一针见血，内容很丰富。如果没有这套蒋廷黻日记，我是不可能写这本书的。我久想与蒋廷黻先生后人取得联系，后来联络到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蒋廷黻的大女儿蒋智仁（Mrs. Lillian Mark）女士、蒋居仁先生及 Mrs. Ann Salazar 为我提供了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并为本书提供照片。最后也要谢谢我的朋友林博文先生热心协助我出版这本书。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蒋廷黻与蒋介石》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于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时代局限性”的深刻揭示。我看到，在那个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年代，无论蒋廷黻在外交上如何殚精竭虑，或是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如何运筹帷幄，他们都受到那个时代大环境的深刻制约。他们的许多决策，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格局的无奈之举。书中对于蒋廷黻在某些关键时刻，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描写，让我深感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多么的无力。同样，对于蒋介石在某些政治选择上的困境，也让我体会到，在那个复杂的局面下，任何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本书让我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局限性”，恰恰是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印记，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这种对“时代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让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得更加客观和理性。
评分《蒋廷黻与蒋介石》这本书在论述上，展现了一种严谨的逻辑性和循序渐进的推进方式。作者在提出任何观点时，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步地构建他的论点，并通过大量的史实证据来支撑。这种严谨的论证过程，让我对书中的结论充满了信任感。例如，当作者在分析蒋廷黻的外交政策时，会先介绍当时的国际背景，然后引用相关的外交文件和蒋廷黻本人的论述，再结合当时的国内舆论和政治格局，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层层剥茧的分析方法，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作者的思考过程，也能够自己去验证和思考。我特别欣赏这种“言必有据”的写作风格，它让历史解读变得更加客观和可信。这种循序渐进的论述方式，也使得阅读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学习和探索的体验，让我能够跟随作者的思路，去深入理解那些复杂的历史问题。
评分《蒋廷黻与蒋介石》在解读历史事件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比较史学”的视角。作者在分析蒋廷黻的外交策略时，常常会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类似处境进行对比，从而突显出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例如，在谈判某一国际条约时，作者会对比其他弱国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应对的，以及不同策略的后果。这种对比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理解维度。同样，在评价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和政治手腕时，作者也会将其与其他同时代的重要政治军事领导人进行比较，从而更清晰地勾勒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这种“横向比较”的做法，避免了将历史人物简单地放在一个抽象的“历史舞台”上进行审视，而是让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与同时期的其他人进行相互映照，从而展现出其更为真实的光芒或局限。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更高的 vantage point（有利位置），能够更全面地审视那个时代的群像，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评分读《蒋廷黻与蒋介石》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一种“大历史”的视角。作者在叙述两位人物的生平事迹时，并没有将他们孤立看待，而是始终将他们置于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无论是蒋廷黻在国际舞台上的斡旋，还是蒋介石在国内政坛的角逐，都紧密地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民族危机、以及国际力量的角逐相互关联。我看到了，在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人物的功过归结于其个人能力，而是着重分析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历史机遇以及社会力量的博弈。这种宏观的视野，让我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出现那样的人物，做出那样的选择。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人物并非天马行空地行动，而是受到制约、推动，并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出路。这种“大历史”的视角，使得我对历史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形成了一个更为连贯和深刻的整体。
评分从《蒋廷黻与蒋介石》这本书中，我最为触动的是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尽管历史事件的记录往往是客观的，但人物的决策、情感和思想，却常常是扑朔迷离的。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努力去挖掘两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通过对他们言论、书信、回忆录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载的细致分析，作者试图还原出他们作为个体，在面对巨大压力和复杂抉择时的真实想法。我能感受到，蒋廷黻在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仕途的两难时，内心的挣扎；也能体会到，蒋介石在遭受挫折、面临困境时，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焦虑。这种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刻画，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事件的堆砌，而是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和复杂的情感。我从中看到了，政治家并非无情机器，他们同样有情感、有顾虑、有理想，也同样会犯错。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让我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和富有同情心。
评分这本书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并没有采用单一的叙事视角，而是巧妙地融入了多方位的审视。我能够看到，作者在叙述蒋廷黻时，既有对他个人经历的深入挖掘，也有对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外交官群体共性特征的描绘。同样，在谈论蒋介石时，也并非仅仅集中在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而是会穿插描写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甚至是一个普通人的一面。这种多视角的呈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我不再是从单一的“高高在上”的视角去审视这些历史人物，而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和内心世界。例如，当作者描述蒋介石在某一决策上的失误时，会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当时的信息不对称、顾问的建议，甚至是他个人性格的局限。这种多视角的解读，让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和具有包容性。
评分在翻阅《蒋廷黻与蒋介石》之前，我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认知，说实话，相当模糊。蒋廷黻，这个名字我之前只在零散的史料中见过，似乎与近代中国的外交史有点关联，但具体如何，我已记不太清。而蒋介石，自然是那位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领袖，他的功过是非，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之所以选择阅读这本书，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想看看这两位在时代洪流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重要人物，在作者笔下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与交织。我猜想，这本书或许会从某个独特的视角，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或者是一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人物关系。毕竟，历史的厚重感，往往就藏匿在那些微小的、不显眼的线索之中。作者的取向，以及他所选择的史料，将直接决定这本书的深度和价值。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种全新的理解，一种超越了简单的褒贬，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的历史观。我希望能从中看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局限性。阅读历史，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了解过去，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走进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去感受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去理解他们的选择与挣扎。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惊喜，在于它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我之前阅读过许多关于民国史的书籍，但《蒋廷黻与蒋介石》在某些方面的深入程度，着实让我惊叹。例如，书中在探讨蒋廷黻与西方列强的交涉过程中，对于一些具体的谈判策略、外交辞令以及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的描绘，都显得格外生动。我能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外交官，是何等地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还要在内部复杂政治环境中周旋。而当视角转向蒋介石，书中对于他在不同时期，例如北伐、抗战、国共合作与破裂等关键节点上的军事部署、政治博弈的描述，也相当详实。书中并没有止步于陈述事件的发生，而是深入分析了这些决策背后的考量，以及这些考量如何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国际局势以及个人性格的影响。这种层层递进的分析，让我对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有了全新的认识。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眼目睹着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并试图去理解他们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这是一种非常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对历史人物的“人”的属性有了更深的体会。
评分当我开始阅读《蒋廷黻与蒋介石》的开篇，我立刻被作者那种冷静而客观的叙事风格所吸引。不同于许多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历史解读，这本书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去英雄化”的处理，将两位人物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我尤其对书中对于蒋廷黻在民国初期外交立场的一些分析感到印象深刻。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他视为一个“卖国贼”或“进步人士”，而是细致地梳理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以及他试图在夹缝中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努力。这种写法，让我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刻板印象固化的历史人物。同样，对于蒋介石的描写，书中也避免了过度拔高或贬低，而是着力于展现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其决策的逻辑与依据，以及他在不同历史关头所经历的内心斗争。这使得我对这两位人物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变得更加立体和人性化。我开始意识到，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受到时代局限和叙事者立场的影响，而这本书恰恰试图打破这种壁垒，给读者一个更为全面的审视空间。我期待着，在后续的阅读中，能够看到更多这样 nuanced（细致入微）的分析，以及作者如何将两位人物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走向巧妙地联系起来。
评分这本书让我对“历史必然性”这个概念产生了更深的思考。在阅读《蒋廷黻与蒋介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似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比如，在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下，外部列强的侵略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中，某些政治派别的崛起和衰落，也仿佛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作者在描绘这些“必然”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其中微观层面的选择和偶然。他通过对蒋廷黻和蒋介石个人决策的细致分析，展现了即使在看似“必然”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的选择仍然能够对历史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对“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思考，让我对历史的理解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我开始意识到，历史并非完全由冰冷的规律所操控，而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选择与抗争，共同塑造了历史的最终面貌。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深入反思，让我对“命运”和“选择”有了更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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