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成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里程碑。五十年之后，本书仍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论点。作者孔恩以本书质疑我们一向居之不疑的线性进步史观，主张革命性的点子并不出自「常态科学」，即例行性、累进式的研究活动，如做实验与积累事实。而科学革命——破坏传统思路、提出新奇点子的突破时刻——发生于常态科学之外。孔恩写作本书时，科学以物理学唯我独尊，现在则由生物科技领一时风骚，但是他的点子历久弥新，例如常态科学制造异例，再由科学革命拨乱反正、消解异例。
这本50週年纪念版，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撰写的〈导读〉颇有洞见。他对因孔恩而流行的词汇做了澄清，包括「典范」、「不可共量」，也讨论了孔恩的理论与当今科学的关系。
名人推荐
孔恩的杰出贡献，在改变我们对于科学实践的理解。——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讲座教授李普顿（Peter Lipton）
「典范转移」这个词不是孔恩发明的，但是孔恩使它成了流行语汇，给了它流行意义。《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62年出版，也触发了一次典范转移……孔恩之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事实：科学的力量无论有多大，仍有缺陷，与科学家一样。——郭斯曼（Lev Grossman），《时代杂志》非文学类百大经典
「思想史的里程碑，引起的注意远超过本行范围……要是掀起革命是优越典范的特征，《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大获全胜。」——伟德（Nicholas Wade），《科学》
「对科学发现的过程，本书可能是最佳的说明。」——汤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纽约时报书评》
「偶尔会有一本书，影响远超过它原先设定的读者群……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显然是这样的书。」——强士敦（Ron Johnston），《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这本50週年纪念版，科学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撰写的〈导读〉颇有洞见。他对因孔恩而流行的词汇做了澄清，包括「典范」、「不可共量」，也讨论了孔恩的理论与当今科学的关系。
名人推荐
孔恩的杰出贡献，在改变我们对于科学实践的理解。——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讲座教授李普顿（Peter Lipton）
「典范转移」这个词不是孔恩发明的，但是孔恩使它成了流行语汇，给了它流行意义。《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62年出版，也触发了一次典范转移……孔恩之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事实：科学的力量无论有多大，仍有缺陷，与科学家一样。——郭斯曼（Lev Grossman），《时代杂志》非文学类百大经典
「思想史的里程碑，引起的注意远超过本行范围……要是掀起革命是优越典范的特征，《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大获全胜。」——伟德（Nicholas Wade），《科学》
「对科学发现的过程，本书可能是最佳的说明。」——汤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纽约时报书评》
「偶尔会有一本书，影响远超过它原先设定的读者群……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显然是这样的书。」——强士敦（Ron Johnston），《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好的，下面是一份详细的、不包含《科学革命的结构【50週年纪念版】(3版)》具体内容的图书简介： --- 《范式转型：现代科学的演进与知识的重塑》 导言：科学知识的动态景观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科学知识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机制，以及那些决定性时刻如何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不满足于对科学成就的简单罗列，而是聚焦于科学实践背后的哲学基础、社会结构以及认知框架的变化。科学并非一条平稳上升的直线，而是一个充满断裂、冲突与革命的复杂过程。理解科学如何“运作”，远比记住“发现了什么”更为关键。 本书的探讨核心围绕“知识范式”的构建与瓦解。我们将追溯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思想如何逐渐从神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直至发展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科学体系。 第一部分：古典科学的基石与危机 第一章：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封闭世界的逻辑 本章首先考察了在近两千年的西方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宇宙论。我们详细分析了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地心说、目的论（目的因的引入）、四元素说以及自然运动与受迫运动的区别。这种世界观不仅是关于物质的理论，更是一种涵盖了伦理、政治和神学的整体性哲学体系。我们探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如何将这一体系整合进基督教神学，使其成为不可动摇的知识堡垒。 第二章：哥白尼的提议与初次冲击 在对古代知识体系的细致描述之后，我们转向了十六世纪的重大转折点——哥白尼的日心说。本章分析了哥白尼提出这一模型的动机，它最初并非是对观测的完美解释，而更多是出于对数学和谐的追求。我们审视了当时天文学家（包括第谷·布拉赫和开普勒）如何努力调和新模型与传统观测之间的张力。重点在于，这一转变在最初如何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数学工具，而非对物理实在的描述，从而避免了立即性的激烈冲突。 第三章：伽利略的实验哲学与新方法的兴起 伽利略的工作标志着理论思辨向系统性、量化实验哲学的重大倾斜。本章分析了伽利略如何通过斜面实验、落体观察以及对望远镜证据的采纳，系统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我们探讨了“理想化”（如忽略摩擦力）作为科学方法论核心要素的兴起，以及他如何通过数学语言——而非拉丁文的哲学论述——来构建新的自然法则，这使得科学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第二部分：牛顿综合与经典时代的确定性 第四章：牛顿的综合：统一了天空与大地 本章聚焦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对前述所有零散发现的决定性整合。我们深入剖析了万有引力定律如何用单一的、普适的数学法则解释了天体的运行和地面的物体下落，完成了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未竟的事业。本章详细讨论了绝对时空观的建立，以及这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如何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哲学和认识论基础，确立了科学的典范地位。 第五章：科学的制度化与启蒙的承诺 随着牛顿体系的成熟，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天才的活动，而是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化的领域。本章考察了皇家学会等科学团体的兴起，它们在知识的认证、交流和规范化方面扮演的角色。我们分析了启蒙思想家如何将牛顿式的确定性和理性视为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蓝图，这导致了一种对科学进步的近乎宗教般的信念。 第三部分：不连续性的革命：二十世纪的结构性重塑 第六章：经典物理学的局限与“危机”的酝酿 进入十九世纪末，经典物理学的辉煌逐渐暴露出其内在的张力。本章讨论了“以太”的困境、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概念，以及对光速测量的反复失败。这些异常现象在看似稳定的牛顿框架内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积蓄了能量。 第七章：相对论的重构：时空的相对化 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是理解现代物理学的关键。本章详细解析了相对论如何彻底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引入了时空弯曲的概念，并重新定义了质量、能量与引力的关系。我们着重分析了理论的“先验”特征——它不是对旧数据点的修补，而是对整个观测框架的重新定义。 第八章：量子力学的概率革命与实在的消解 量子力学（包括普朗克、玻尔、海森堡等人的贡献）是科学史上最为剧烈的一次认知跃迁。本章探讨了能量的量子化、波粒二象性、以及测不准原理的出现。我们深入分析了哥本哈根解释及其引发的关于客观实在、决定论以及观察者角色的深刻哲学争议。量子力学的兴起迫使科学接受了概率性、不确定性作为自然的基本属性。 第四部分：知识的社会学与历史学转向 第九章：从“发现”到“发明”：科学史观的转变 本章探讨了科学史研究的演变，从早期的“英雄崇拜”和线性进步史观，转向关注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我们考察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权力结构、优先权之争，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对科学实践的影响。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真理”，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第十章：科学的演进模式：革命与常态的交替 本部分总结了科学进步的非累积性特征。我们将科学研究区分为“常态科学”（在既定框架内解决“谜题”）和“革命科学”（挑战并取代旧框架）。革命并非渐进的积累，而是整体性的、非理性的“格式塔转换”，即科学共同体在面对无法解决的“反常现象”时，被迫接受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结论：科学的开放性与未来展望 本书最后总结道，科学的强大之处并非在于其最终结论的永恒正确性，而在于其自我修正的机制。每一次革命都揭示了前一个范式固有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形态始终是暂时的、可被颠覆的。理解科学的结构，就是理解知识如何在历史的压力下，不断地自我批判和重塑。 --- 本书特色： 深度哲学分析： 不仅描述科学事件，更探究背后的认识论假设。 历史语境化： 将科学发现置于其特定的社会、技术和思想背景中进行考察。 批判性视角： 对科学进步的线性叙事提出挑战，强调断裂与冲突的重要性。 跨学科整合： 融合了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读者对象： 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科学史专业的学生与学者，以及任何对知识如何形成的本质性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
退休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洛克斐勒讲座教授，着作包括《哥白尼革命》（1957）、论文集《必要的张力》（1977）、《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1978）等。
译者简介
程树德
美国哈佛大学细胞及发展生物学博士，国立阳明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研究所副教授。
傅大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博士，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王道还
生物人类学者。
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
退休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洛克斐勒讲座教授，着作包括《哥白尼革命》（1957）、论文集《必要的张力》（1977）、《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1978）等。
译者简介
程树德
美国哈佛大学细胞及发展生物学博士，国立阳明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研究所副教授。
傅大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博士，国立阳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王道还
生物人类学者。
图书目录
【50週年纪念版】导读 / 哈金（Ian Hacking）
〈导论〉科学的哲学发展史中的孔恩 / 傅大为
序
1 导言：历史的角色
2 常态科学之道
3 常态科学的本质
4 「常态科学」是解谜活动
5 典范的优先性
6 异常现象与科学发现的出现
7 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出现
8 对危机的反应
9 科学革命的本质及其必要性
10 革命即世界观的改变
11 革命无形
12 解决革命
13 通过革命的进步
后记——1969
译名索引
〈导论〉科学的哲学发展史中的孔恩 / 傅大为
序
1 导言：历史的角色
2 常态科学之道
3 常态科学的本质
4 「常态科学」是解谜活动
5 典范的优先性
6 异常现象与科学发现的出现
7 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出现
8 对危机的反应
9 科学革命的本质及其必要性
10 革命即世界观的改变
11 革命无形
12 解决革命
13 通过革命的进步
后记——1969
译名索引
图书序言
导读
【50 週年纪念版】导读（节录）
哈金（Ian Hacking）
巨作很罕见。本书是巨作，读了就知道。
跳过这篇导读。读过书之后，如果你想知道这本书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影响，以及针对它的论点而发生的争论，再来读本文。如果你想知道一位过来人现在对这本书的评断，再来读本文。
本文是本书的导言，而不是孔恩其人与其事功。孔恩提到这本书的时候，通常只写《结构》二字；口语，他会直言「那本书」。我遵从这个用法。《必要的张力》是一本精彩的论文集，收集了孔恩在《结构》出版前后不久发表的哲学论文（而不是历史论文）。它可以视为对《结构》的一系列评论与扩充，因此当作指南读物，再适合不过了。
由于本文是为了介绍《结构》而作，讨论的范围以《必要的张力》为限。不过，我想提醒大家，孔恩在交谈时，往往会说《黑体与量子不连续》正是应用《结构》的实例。这书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末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发动的第一次量子革命。
正因为《结构》是巨作，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读它，运用它。本文表达的只是许多可能看法中的一种。《结构》导致一批关于孔恩其人其事的书。《史丹佛哲学百科》有一篇短文介绍孔恩一生的研究贡献，非常精彩，不过观点与本文不同。孔恩对于自己一生与学思的回顾，可参阅一篇1995 年的访问稿，收在《结构之后》一书。讨论孔恩的书，他最欣赏的是《重建科学革命》。孔恩的着作清单可以在《结构之后》找到。
关于《结构》，有件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就是：像所有的巨作一样，它是充满热情的作品，亟欲拨乱反正。甚至从它毫不起眼的开篇第一句就可以看出：「要是我们不把历史看成只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历史便能对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孔恩想改变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正是令人成为万物之灵的那些活动，无论是福是祸。他成功了。
本版是《结构》五十週年纪念版。《结构》出版于1962 年，很久以前的事了。科学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当年科学的女王是物理，孔恩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物理学家。懂物理的人不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物理是行动重地。冷战正在进行，因此大家都知道核子弹的事。美国的学童必须演习在空袭时蜷缩到课桌底下；每个城镇一年至少做一次空袭警报演习，每个人都得就地寻求掩蔽。反对核武的人拒绝寻求掩蔽以示抗议，警察会逮捕，有些人真的遭到拘捕下狱。1962 年9 月，民歌手狄伦（Bob Dylan, 1941-）首次表演〈滂沱大雨将落〉；每个人都以为那是指核弹落尘。那一年10 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那是1945 年以来世界最接近核子战争的一刻。物理与核子威胁在每个人的心头。
俱往矣。冷战事过境迁，物理不再是行动重地。1962 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诺贝尔生医奖颁给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与华生（James Watson, 1928-），表彰他们的DNA 分子生物学研究；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佩鲁兹（Max F. Perutz, 1914-2002）与肯德鲁（John C. Kendrew, 1917-1997），表彰他们的血红素分子生物学研究，那是变化的先声。今天生物技术当道，孔恩以物理科学与物理学史做为科学的模型。读完本书后，你必须决定他对物理科学的观察，有多少在现在生机蓬勃的生物技术世界中仍然站得住脚。还有资讯科学，还有计算机对于科学实作的影响。甚至实验也走样了，因为计算机模拟已改变了实验，甚至取代了部分实验。此外，每个人都知道计算机改变了通讯模式。在1962年，科学研究成果是在科学集会中、研讨会中宣布的，或是以论文预印本、正式刊登于专业期刊的论文公诸于世。今天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模式，是透过电子档案库的管道。
过去半个世纪还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它影响了《结构》的核心——基础物理学。在1962 年，有两套宇宙观互相竞争：稳态宇宙与大霹雳。它们对于宇宙的图像与起源，构想完全不同。1965 年之后，以及几乎是幸运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之后，只剩下大霹雳充满待解的问题，成为常态科学研究。1962 年，高能物理似乎继续不断地发现新粒子。现在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将重力整合到标准模型中，不过它的预测极为精确，教人惊艳。基础物理学也许不会再发生革命了，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必不可免，也不会少。
如此说来，《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也许——我说的是也许——与科学史上过去的时代比较相干，与今日的科学实践关系不大。
但是这本书到底是历史还是哲学？ 1968 年3 月，孔恩发表一场演讲，一开头他便坚决地说：「我在各位面前是以职业科学史家的身分发言，……我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但是当他重新组织自己的过去，他越来越强调自己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虽然《结构》对科学史社群产生了立即而重大的冲击，它对科学哲学、甚至大众文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推荐序
科学的哲学发展史中的孔恩 （节录）
傅大为
孔恩的心路历程
孔恩是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偶然得到了一个机会，要讲授十七世纪力学的起源。年轻的孔恩于是读了一些亚里斯多德与中世纪的物理学。但是孔恩很快就发现十七世纪以前的物理学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他的结论是：十七世纪以前的物理学对十七世纪的力学毫无帮助；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几乎纯粹是无中生有的创造。
虽然这是个极为通俗的结论，孔恩却根据这个结论提出了一些极重要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孔恩由物理学转向科学史、科学的哲学，并在科学的哲学界投下一颗强力炸弹，其震波至今仍是方兴未艾。这颗炸弹的化身——《结构》一书，依笔者的估计，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界流传最广的一本科哲论着。孔恩当年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物理现象之外，亚里斯多德对自然、社会的观察非常敏锐，这在他生物学、政治学的着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为什么他的才智一碰到物体运动问题就发挥不出来了呢？他怎么可能对物体的运动现象说了那么多明明是荒谬的话呢？最后，为什么他的观点可以支配人心两千年？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启蒙时代的答案是：因为迷信与权威崇拜；维也纳集团的答案是：因为形上学语意的混乱、没有验证标准等等；科学史外在论派的答案是：因为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利益结构。但是，孔恩能在这些流行的答案之外另求出路。结果他能上接侉黑以来科学史内在论的一些传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些传统，自成一家之言。
孔恩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得自于一次戏剧性的经验：1947年的一个极热的夏天，孔恩在反覆翻阅那本他认为几乎是全错的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突然他似乎开始能够读懂这本物理学了。许多过去认为是大错特错的陈述，突然间几乎都消失了。他能够了解亚里斯多德为什么这样写，他甚至还能预测下几页他要说的会是什么。他仍然能看到这本书中的一些困难，但那已不是当初孔恩所感到的对或错的问题了。孔恩学会从亚里斯多德典范来看物体运动现象之后，许多荒谬、全错的语句立刻变成合理的了。
这个戏剧性的启蒙经验，使得二十世纪物理学家孔恩进入了两千三百年前的一个极不同的物理世界中。这个经验可能使孔恩感到：即使在最严密、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可以有彼此冲突的物理世界。这应当也是使他后来一直坚持「不可共量性」这一概念，以及反对一些科学实在论的主要原因。这段经历使孔恩从物理学者变成科学史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孔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在科学史上的原典中，寻出一个使这部原典像是出自一个理智清明的人的手笔的读法。」另一方面，孔恩的启蒙经验也不断地促使他对哲学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从1947 年至1960 年，孔恩十三年的思虑，具体地凝聚为《结构》一书。
《结构》引发的批评
批评《结构》的人当然很多，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许多思想源头是欧洲的许多学术传统，它们必然与英美的许多学术传统有针锋相对之处，所以遭到攻击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我想孔恩在这本书中把英美的科学的哲学与许多宣传、推广科学知识的通俗作品相提并论，也是激起愤怒的反击的主因。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仅介绍在英美科学的哲学传统中已经持之有故的学术对于《结构》的批评。那就是：（1）以普南（H. Putnam）为首的一些意义分析、实在论方面的论点；（2）以拉卡托什（I. Lakatos, 1922-1974）为首的伦敦政经学院（LSE）集团的论点；以及（3）费耶阿本德的论点。
自序
这本论文始于十五年前的一个计画，这是第一份正式出版品。当年我还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几乎快完成博士论文了。那时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实验性的大学部课程，为不主修科学的学生介绍科学，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科学史。我对科学的本质及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早有成见，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研读了那些过时的科学理论及实作之后，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彻底动摇了。
那些想法有一部分来自我受过的科学训练，另一部分来自我对科学的哲学的长期业余兴趣。不论它们在教学上多么有用，也不论它们在理论上多么可信，那些想法不知怎的与科学史呈现的科学这一行完全不符。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却是许多关于科学的讨论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它们不符实况似乎值得研究。结果我的生涯规划发生了巨幅改变，从物理转到科学史，然后逐渐从相当明确的历史问题，回归比较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毕竟我对历史发生兴趣，一开始是受那些问题的刺激。这本论文便以那些早先的兴趣为主题，在我已发表的作品中，除了几篇论文外，这还是第一本。在某个方面，我也是在向自己与朋友解释，当初我为什么会从科学转向科学史。
第一个让我能深入探索本书某些论点的机会，得自哈佛大学学人学社提供的三年「年轻学者」奖助金。若没有那一段自由的时间，改行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会更困难，甚至可能失败。那些年中，我把部分时间花在科学史上。特别是继续研读侉黑（Alexandre Koyre, 1982-1964），并首度接触麦尔生（Emile Meyerson）、麦子克（Helene Metzger）及麦耶（Anneliese Maier）的着作。他们比大部分现代学者更清楚地描绘出，在一个科学思想的正典与今日的大不相同的时代，所谓「科学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他们有些特定的历史解释我并不信服，他们的着作与拉夫乔伊（A. O. Lovejoy, 1873-1962）的《生物大链》（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塑造了我对科学思想史的想法，影响力仅次于科学史的原始资料。
不过，那几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他领域探索，那些领域与科学史没有明显关联，但是它们的研究揭露的问题，与科学史引起我注意的问题非常类似。一个偶然注意到的註脚把我指引到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那些实验揭露了成长中的儿童所经历的诸世界，以及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转换过程。一位同事让我去阅读知觉心理学的论文，特别是完形心理学家的实验报告。另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霍夫（B. L. Whorf, 1897-1941）对语言影响世界观的推想。蒯因（W. V. O. Quine, 1908-2000）使我理解「分析－综合」二分法这个哲学难题。这种不相连属的探究正是学人学社所允许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我才会碰上弗莱克（Ludwik Fleck, 1896-1961）鲜有人知的专论：《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他的论文预见了许多我的想法。弗莱克的研究，加上另一位年轻学者苏顿（Francis X. Sutton, 1917-2012；社会学家）的评论，使我觉悟那些点子也许必须置于「科学社群的社会学」之中，才有意义。虽然下面我很少引用这些着作及对话，但它们对我的启发，比我现在所能重建或评估出来的要大得多。
在我身为「年轻学者」的最后一年，波士顿罗尔学社（Lowell Institute）邀我演讲，为我提供了第一个机会说明我对科学的想法，虽然还不成熟。结果在1951 年3 月我一连做了八场公开讲演，题目是：「对物理理论的追寻」。第二年我开始在大学教科学史，以后将近十年，我因为在从未系统学习过的领域教书，没有时间将吸引我进入科学史的那些想法发展成清楚的理论。不过，幸运的是，那些想法对大部分我教的进阶课，提供了内在的规划方向，也是一部分问题结构的来源。因此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教训，使我的想法更经得起考验，我也找到更适合表达它们的技巧。我在「年轻学者」期满后发表的论文大多以科学史为题材，而且主题驳杂，上述的问题与方向使它们成为一体。其中有几篇讨论的是：在富有创意的科学研究中，形上学元素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他几篇探讨献身不相容的旧理论的人如何累积与吸收新理论的实验证据。在这个过程中，这几篇论文描述的发展类型就是我在本论文中所说的新理论或新发现的「出现」。此外，诸论文间还有其他的连系。
发展这本论文的最后阶段，始于我受邀赴史丹佛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的那一年——1958 ∼1959 年。我再度专注于以下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社群中度过一年使我面对了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社群与我出身的自然科学家社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对什么才是正规的科学问题与方法，公开争论的数量与幅度教我惊讶。历史与我所熟识的科学家，都使我不太相信自然科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对这些问题有更站得住脚或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案。可是不知怎的，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里，通常不会发生针对本科基本信念的争论，现在这种争论往往像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界，例如心理学或社会学。为了找出这一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了我称为「典范」（paradigms）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典范即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期间内对某一个科学社群而言，它们是问题与解答的模型。那是解答我的疑难的最后一条线索，因此这本论文的初稿很快就成形了。
这份稿子接下来的遭遇在此不必赘述，不过它几经修订仍保留了原有的形式，关于那一形式有几句话非要交代不可。直到这一论文的第一稿全面大幅修订完毕，我都预期它只是《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的一册，那是具有开创性的一套书。编辑先是跟我邀稿，然后是使我非完成不可，最后又以无比的通达与耐心等待我交稿。我非常感激他们，尤其是莫理士（Charles Morris, 1901-1979）博士，他不止鞭策我，还对稿子提出意见。不过，这套书的篇幅限制使我只能以提纲挈领的形式铺陈观点。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使那些限制多少松懈了一些，而且允许这本论文同时单独出版，但是它还是保持论文（essay）形式——讨论我的题材，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尽意。
因为我最基本的目标是敦促学界改变对熟悉事物的知觉与评价，第一次发表这一看法採取纲要形式不必然是缺点。正相反。有些读者因自己的研究而同情我所倡导的改变，也许会发现这本论文发人深省，易于吸收。但是，它也有不利之处，因此一开始我便举例说明在广度与深度上我希望能有篇幅扩充之处，应不为过。历史证据远比篇幅允许的多得多，而且包括生物科学史与物理科学史。我决定只讨论物理科学史，部分原因是为了提升这本论文的一贯性，部分基于笔者目前的能力。此外，这本论文所铺陈的科学观，为历史学与社会学许多新的研究类型指出了潜在的用途。例如异常现象（anomalies）——即违反预测的现象——在科学社群中吸引越来越多注意的方式，就值得深入深究。化解异常现象的努力一再失败、导致的危机也一样。要是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使经历革命的社群改变历史观点，那么这一变迁应该会影响教科书与研究报告的结构。后果之一是研究报告註脚里的技术文献分布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可以当作发生革命的指标，值得研究。
因为力求简洁，我也被迫放弃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我认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典范」时期与「后典范」时期，可是我只勾画了两者的差异。前典范时期的特征是百家争鸣，每个学派都受非常类似典范的东西指引。在后典范时期也有两套典范和平共存的情况，不过我认为这种例子很少见。光是拥有典范不足以促成第二节讨论的发展性转变。更重要的是，除了在偶而出现的简短旁白中，我完全没有提到「技术进展」的角色，或是外在条件——社会、经济与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然而只消回顾哥白尼与历法改革这一个案，我们就知道外在条件可能有助于把异常现象转变成重大危机的导火线。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企图提出革命方案以结束危机的人而言，科学以外的条件可能会影响到他可能的选择范围。4 我认为即使我认真地将科学以外的因素的作用考虑进去，也不致改变本书的主旨，但这么做的确会在我们对科学进步的了解上增加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向度。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篇幅上的限制严重影响我处理本篇主旨的哲学含意。这本论文铺陈的是历史取向的科学观，当然有哲学含意，我指出也引证过其荦荦大者。但是当代哲学家对相关议题所採取的各种立场，我通常不做详细讨论。在我表示怀疑的地方，我针对的是哲学态度而不是任何一个明达的陈述。因之一些知道及採纳那个立场的人，可能会认为我误解了他们的原意。我认为他们错了，但这本论文本来就不打算说服他们。若想说服他们，得写一本很长又很不一样的书才行。
本序文开篇的自传片段表达我对一些学术着作与机构的谢意，它们协助塑造了我的思想。其他使我受益的学者及其作品，将在以下各页的註脚中注明，以表示我的感谢。然而我对许多人的负欠，不论是数量还是性质，我的谢词与脚註都不足以表达万一，他们的建议与批评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扶持与引导的功能。这本论文里的想法从成形之初到现在历有年所，若要我列出所有对本编有影响的人，我的朋友与认识的人全都可能上榜。因此，这里只列举几位给我重大影响的人，再坏的记忆都不至于想不起他们。
首先引我进入科学史的是康南特（James B. Conant, 1893-1978），那时他是哈佛大学校长，于是我对科学进展的性质，看法发生了转变。此后他不吝给我意见、批评与时间——包括阅读我的文稿，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那许（Leonard K. Nash, 1918-2013）与我一齐教了五年课，我们的科学史课原来是康南特开发的。在我的想法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那许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因此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我非常怀念他。好在我离开麻州剑桥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以后，那许扮演的知音与其他角色由我的同事卡佛（Stanley Cavell, 1926-）取代了。卡佛是研究伦理学与美学的哲学家，他的结论居然与我的非常契合，一直是我灵感与鼓励的来源。此外，和他在一起我能够用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法，他是唯一能让我这么做的人。那种沟通模式证明他对我的想法很了解，因此在我起草初稿时，他能指点我处理几个主要难题的诀窍。
初稿完成后，许多其他的朋友帮助我修改它。我想如果我只拈出其中贡献最深远、最关键的四位，他们会谅解我的。那四位是柏克莱的费耶阿本德、哥伦比亚的奈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诺意斯（H. Pierre Noyes, 1923-2016），以及我的学生海布隆（John L. Heilbron, 1934-）。海布隆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经常在我身边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异议与建议都极为有用，但我没有理由相信前面提到的人会满意最后问世的整份定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子女，当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感谢。他们每一个人也对我的工作贡献了知性要素，只不过我可能说不上来，但是他们也以不同程度做了更重要的事。他们让我继续做研究，甚至鼓励我把全副精神放进去。任何与像我一样的研究计画奋斗过的人都知道，这工作难免让亲人付出代价。我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他们。
【50 週年纪念版】导读（节录）
哈金（Ian Hacking）
巨作很罕见。本书是巨作，读了就知道。
跳过这篇导读。读过书之后，如果你想知道这本书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影响，以及针对它的论点而发生的争论，再来读本文。如果你想知道一位过来人现在对这本书的评断，再来读本文。
本文是本书的导言，而不是孔恩其人与其事功。孔恩提到这本书的时候，通常只写《结构》二字；口语，他会直言「那本书」。我遵从这个用法。《必要的张力》是一本精彩的论文集，收集了孔恩在《结构》出版前后不久发表的哲学论文（而不是历史论文）。它可以视为对《结构》的一系列评论与扩充，因此当作指南读物，再适合不过了。
由于本文是为了介绍《结构》而作，讨论的范围以《必要的张力》为限。不过，我想提醒大家，孔恩在交谈时，往往会说《黑体与量子不连续》正是应用《结构》的实例。这书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末普朗克（Max Planck, 1858-1947）发动的第一次量子革命。
正因为《结构》是巨作，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读它，运用它。本文表达的只是许多可能看法中的一种。《结构》导致一批关于孔恩其人其事的书。《史丹佛哲学百科》有一篇短文介绍孔恩一生的研究贡献，非常精彩，不过观点与本文不同。孔恩对于自己一生与学思的回顾，可参阅一篇1995 年的访问稿，收在《结构之后》一书。讨论孔恩的书，他最欣赏的是《重建科学革命》。孔恩的着作清单可以在《结构之后》找到。
关于《结构》，有件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那就是：像所有的巨作一样，它是充满热情的作品，亟欲拨乱反正。甚至从它毫不起眼的开篇第一句就可以看出：「要是我们不把历史看成只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历史便能对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孔恩想改变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科学正是令人成为万物之灵的那些活动，无论是福是祸。他成功了。
本版是《结构》五十週年纪念版。《结构》出版于1962 年，很久以前的事了。科学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当年科学的女王是物理，孔恩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物理学家。懂物理的人不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物理是行动重地。冷战正在进行，因此大家都知道核子弹的事。美国的学童必须演习在空袭时蜷缩到课桌底下；每个城镇一年至少做一次空袭警报演习，每个人都得就地寻求掩蔽。反对核武的人拒绝寻求掩蔽以示抗议，警察会逮捕，有些人真的遭到拘捕下狱。1962 年9 月，民歌手狄伦（Bob Dylan, 1941-）首次表演〈滂沱大雨将落〉；每个人都以为那是指核弹落尘。那一年10 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那是1945 年以来世界最接近核子战争的一刻。物理与核子威胁在每个人的心头。
俱往矣。冷战事过境迁，物理不再是行动重地。1962 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诺贝尔生医奖颁给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与华生（James Watson, 1928-），表彰他们的DNA 分子生物学研究；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佩鲁兹（Max F. Perutz, 1914-2002）与肯德鲁（John C. Kendrew, 1917-1997），表彰他们的血红素分子生物学研究，那是变化的先声。今天生物技术当道，孔恩以物理科学与物理学史做为科学的模型。读完本书后，你必须决定他对物理科学的观察，有多少在现在生机蓬勃的生物技术世界中仍然站得住脚。还有资讯科学，还有计算机对于科学实作的影响。甚至实验也走样了，因为计算机模拟已改变了实验，甚至取代了部分实验。此外，每个人都知道计算机改变了通讯模式。在1962年，科学研究成果是在科学集会中、研讨会中宣布的，或是以论文预印本、正式刊登于专业期刊的论文公诸于世。今天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模式，是透过电子档案库的管道。
过去半个世纪还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它影响了《结构》的核心——基础物理学。在1962 年，有两套宇宙观互相竞争：稳态宇宙与大霹雳。它们对于宇宙的图像与起源，构想完全不同。1965 年之后，以及几乎是幸运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之后，只剩下大霹雳充满待解的问题，成为常态科学研究。1962 年，高能物理似乎继续不断地发现新粒子。现在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将重力整合到标准模型中，不过它的预测极为精确，教人惊艳。基础物理学也许不会再发生革命了，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必不可免，也不会少。
如此说来，《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也许——我说的是也许——与科学史上过去的时代比较相干，与今日的科学实践关系不大。
但是这本书到底是历史还是哲学？ 1968 年3 月，孔恩发表一场演讲，一开头他便坚决地说：「我在各位面前是以职业科学史家的身分发言，……我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但是当他重新组织自己的过去，他越来越强调自己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虽然《结构》对科学史社群产生了立即而重大的冲击，它对科学哲学、甚至大众文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推荐序
科学的哲学发展史中的孔恩 （节录）
傅大为
孔恩的心路历程
孔恩是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偶然得到了一个机会，要讲授十七世纪力学的起源。年轻的孔恩于是读了一些亚里斯多德与中世纪的物理学。但是孔恩很快就发现十七世纪以前的物理学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他的结论是：十七世纪以前的物理学对十七世纪的力学毫无帮助；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几乎纯粹是无中生有的创造。
虽然这是个极为通俗的结论，孔恩却根据这个结论提出了一些极重要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孔恩由物理学转向科学史、科学的哲学，并在科学的哲学界投下一颗强力炸弹，其震波至今仍是方兴未艾。这颗炸弹的化身——《结构》一书，依笔者的估计，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美国人文、社会学界流传最广的一本科哲论着。孔恩当年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物理现象之外，亚里斯多德对自然、社会的观察非常敏锐，这在他生物学、政治学的着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为什么他的才智一碰到物体运动问题就发挥不出来了呢？他怎么可能对物体的运动现象说了那么多明明是荒谬的话呢？最后，为什么他的观点可以支配人心两千年？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启蒙时代的答案是：因为迷信与权威崇拜；维也纳集团的答案是：因为形上学语意的混乱、没有验证标准等等；科学史外在论派的答案是：因为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利益结构。但是，孔恩能在这些流行的答案之外另求出路。结果他能上接侉黑以来科学史内在论的一些传统，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些传统，自成一家之言。
孔恩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得自于一次戏剧性的经验：1947年的一个极热的夏天，孔恩在反覆翻阅那本他认为几乎是全错的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突然他似乎开始能够读懂这本物理学了。许多过去认为是大错特错的陈述，突然间几乎都消失了。他能够了解亚里斯多德为什么这样写，他甚至还能预测下几页他要说的会是什么。他仍然能看到这本书中的一些困难，但那已不是当初孔恩所感到的对或错的问题了。孔恩学会从亚里斯多德典范来看物体运动现象之后，许多荒谬、全错的语句立刻变成合理的了。
这个戏剧性的启蒙经验，使得二十世纪物理学家孔恩进入了两千三百年前的一个极不同的物理世界中。这个经验可能使孔恩感到：即使在最严密、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可以有彼此冲突的物理世界。这应当也是使他后来一直坚持「不可共量性」这一概念，以及反对一些科学实在论的主要原因。这段经历使孔恩从物理学者变成科学史家。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孔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在科学史上的原典中，寻出一个使这部原典像是出自一个理智清明的人的手笔的读法。」另一方面，孔恩的启蒙经验也不断地促使他对哲学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从1947 年至1960 年，孔恩十三年的思虑，具体地凝聚为《结构》一书。
《结构》引发的批评
批评《结构》的人当然很多，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的许多思想源头是欧洲的许多学术传统，它们必然与英美的许多学术传统有针锋相对之处，所以遭到攻击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我想孔恩在这本书中把英美的科学的哲学与许多宣传、推广科学知识的通俗作品相提并论，也是激起愤怒的反击的主因。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仅介绍在英美科学的哲学传统中已经持之有故的学术对于《结构》的批评。那就是：（1）以普南（H. Putnam）为首的一些意义分析、实在论方面的论点；（2）以拉卡托什（I. Lakatos, 1922-1974）为首的伦敦政经学院（LSE）集团的论点；以及（3）费耶阿本德的论点。
自序
这本论文始于十五年前的一个计画，这是第一份正式出版品。当年我还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几乎快完成博士论文了。那时我有幸参与了一个实验性的大学部课程，为不主修科学的学生介绍科学，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科学史。我对科学的本质及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早有成见，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研读了那些过时的科学理论及实作之后，我的一些基本想法彻底动摇了。
那些想法有一部分来自我受过的科学训练，另一部分来自我对科学的哲学的长期业余兴趣。不论它们在教学上多么有用，也不论它们在理论上多么可信，那些想法不知怎的与科学史呈现的科学这一行完全不符。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却是许多关于科学的讨论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它们不符实况似乎值得研究。结果我的生涯规划发生了巨幅改变，从物理转到科学史，然后逐渐从相当明确的历史问题，回归比较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毕竟我对历史发生兴趣，一开始是受那些问题的刺激。这本论文便以那些早先的兴趣为主题，在我已发表的作品中，除了几篇论文外，这还是第一本。在某个方面，我也是在向自己与朋友解释，当初我为什么会从科学转向科学史。
第一个让我能深入探索本书某些论点的机会，得自哈佛大学学人学社提供的三年「年轻学者」奖助金。若没有那一段自由的时间，改行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会更困难，甚至可能失败。那些年中，我把部分时间花在科学史上。特别是继续研读侉黑（Alexandre Koyre, 1982-1964），并首度接触麦尔生（Emile Meyerson）、麦子克（Helene Metzger）及麦耶（Anneliese Maier）的着作。他们比大部分现代学者更清楚地描绘出，在一个科学思想的正典与今日的大不相同的时代，所谓「科学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他们有些特定的历史解释我并不信服，他们的着作与拉夫乔伊（A. O. Lovejoy, 1873-1962）的《生物大链》（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塑造了我对科学思想史的想法，影响力仅次于科学史的原始资料。
不过，那几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他领域探索，那些领域与科学史没有明显关联，但是它们的研究揭露的问题，与科学史引起我注意的问题非常类似。一个偶然注意到的註脚把我指引到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那些实验揭露了成长中的儿童所经历的诸世界，以及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转换过程。一位同事让我去阅读知觉心理学的论文，特别是完形心理学家的实验报告。另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霍夫（B. L. Whorf, 1897-1941）对语言影响世界观的推想。蒯因（W. V. O. Quine, 1908-2000）使我理解「分析－综合」二分法这个哲学难题。这种不相连属的探究正是学人学社所允许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我才会碰上弗莱克（Ludwik Fleck, 1896-1961）鲜有人知的专论：《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他的论文预见了许多我的想法。弗莱克的研究，加上另一位年轻学者苏顿（Francis X. Sutton, 1917-2012；社会学家）的评论，使我觉悟那些点子也许必须置于「科学社群的社会学」之中，才有意义。虽然下面我很少引用这些着作及对话，但它们对我的启发，比我现在所能重建或评估出来的要大得多。
在我身为「年轻学者」的最后一年，波士顿罗尔学社（Lowell Institute）邀我演讲，为我提供了第一个机会说明我对科学的想法，虽然还不成熟。结果在1951 年3 月我一连做了八场公开讲演，题目是：「对物理理论的追寻」。第二年我开始在大学教科学史，以后将近十年，我因为在从未系统学习过的领域教书，没有时间将吸引我进入科学史的那些想法发展成清楚的理论。不过，幸运的是，那些想法对大部分我教的进阶课，提供了内在的规划方向，也是一部分问题结构的来源。因此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教训，使我的想法更经得起考验，我也找到更适合表达它们的技巧。我在「年轻学者」期满后发表的论文大多以科学史为题材，而且主题驳杂，上述的问题与方向使它们成为一体。其中有几篇讨论的是：在富有创意的科学研究中，形上学元素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他几篇探讨献身不相容的旧理论的人如何累积与吸收新理论的实验证据。在这个过程中，这几篇论文描述的发展类型就是我在本论文中所说的新理论或新发现的「出现」。此外，诸论文间还有其他的连系。
发展这本论文的最后阶段，始于我受邀赴史丹佛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的那一年——1958 ∼1959 年。我再度专注于以下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社群中度过一年使我面对了以前从未想到的问题，那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社群与我出身的自然科学家社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对什么才是正规的科学问题与方法，公开争论的数量与幅度教我惊讶。历史与我所熟识的科学家，都使我不太相信自然科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对这些问题有更站得住脚或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案。可是不知怎的，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里，通常不会发生针对本科基本信念的争论，现在这种争论往往像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界，例如心理学或社会学。为了找出这一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了我称为「典范」（paradigms）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典范即公认的科学成就，在某一段期间内对某一个科学社群而言，它们是问题与解答的模型。那是解答我的疑难的最后一条线索，因此这本论文的初稿很快就成形了。
这份稿子接下来的遭遇在此不必赘述，不过它几经修订仍保留了原有的形式，关于那一形式有几句话非要交代不可。直到这一论文的第一稿全面大幅修订完毕，我都预期它只是《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的一册，那是具有开创性的一套书。编辑先是跟我邀稿，然后是使我非完成不可，最后又以无比的通达与耐心等待我交稿。我非常感激他们，尤其是莫理士（Charles Morris, 1901-1979）博士，他不止鞭策我，还对稿子提出意见。不过，这套书的篇幅限制使我只能以提纲挈领的形式铺陈观点。虽然后来发生的事使那些限制多少松懈了一些，而且允许这本论文同时单独出版，但是它还是保持论文（essay）形式——讨论我的题材，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尽意。
因为我最基本的目标是敦促学界改变对熟悉事物的知觉与评价，第一次发表这一看法採取纲要形式不必然是缺点。正相反。有些读者因自己的研究而同情我所倡导的改变，也许会发现这本论文发人深省，易于吸收。但是，它也有不利之处，因此一开始我便举例说明在广度与深度上我希望能有篇幅扩充之处，应不为过。历史证据远比篇幅允许的多得多，而且包括生物科学史与物理科学史。我决定只讨论物理科学史，部分原因是为了提升这本论文的一贯性，部分基于笔者目前的能力。此外，这本论文所铺陈的科学观，为历史学与社会学许多新的研究类型指出了潜在的用途。例如异常现象（anomalies）——即违反预测的现象——在科学社群中吸引越来越多注意的方式，就值得深入深究。化解异常现象的努力一再失败、导致的危机也一样。要是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会使经历革命的社群改变历史观点，那么这一变迁应该会影响教科书与研究报告的结构。后果之一是研究报告註脚里的技术文献分布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可以当作发生革命的指标，值得研究。
因为力求简洁，我也被迫放弃讨论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我认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典范」时期与「后典范」时期，可是我只勾画了两者的差异。前典范时期的特征是百家争鸣，每个学派都受非常类似典范的东西指引。在后典范时期也有两套典范和平共存的情况，不过我认为这种例子很少见。光是拥有典范不足以促成第二节讨论的发展性转变。更重要的是，除了在偶而出现的简短旁白中，我完全没有提到「技术进展」的角色，或是外在条件——社会、经济与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然而只消回顾哥白尼与历法改革这一个案，我们就知道外在条件可能有助于把异常现象转变成重大危机的导火线。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企图提出革命方案以结束危机的人而言，科学以外的条件可能会影响到他可能的选择范围。4 我认为即使我认真地将科学以外的因素的作用考虑进去，也不致改变本书的主旨，但这么做的确会在我们对科学进步的了解上增加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向度。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篇幅上的限制严重影响我处理本篇主旨的哲学含意。这本论文铺陈的是历史取向的科学观，当然有哲学含意，我指出也引证过其荦荦大者。但是当代哲学家对相关议题所採取的各种立场，我通常不做详细讨论。在我表示怀疑的地方，我针对的是哲学态度而不是任何一个明达的陈述。因之一些知道及採纳那个立场的人，可能会认为我误解了他们的原意。我认为他们错了，但这本论文本来就不打算说服他们。若想说服他们，得写一本很长又很不一样的书才行。
本序文开篇的自传片段表达我对一些学术着作与机构的谢意，它们协助塑造了我的思想。其他使我受益的学者及其作品，将在以下各页的註脚中注明，以表示我的感谢。然而我对许多人的负欠，不论是数量还是性质，我的谢词与脚註都不足以表达万一，他们的建议与批评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扶持与引导的功能。这本论文里的想法从成形之初到现在历有年所，若要我列出所有对本编有影响的人，我的朋友与认识的人全都可能上榜。因此，这里只列举几位给我重大影响的人，再坏的记忆都不至于想不起他们。
首先引我进入科学史的是康南特（James B. Conant, 1893-1978），那时他是哈佛大学校长，于是我对科学进展的性质，看法发生了转变。此后他不吝给我意见、批评与时间——包括阅读我的文稿，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那许（Leonard K. Nash, 1918-2013）与我一齐教了五年课，我们的科学史课原来是康南特开发的。在我的想法开始成形的那些年，那许是我更为积极的合作伙伴，因此在发展那些想法的后期，我非常怀念他。好在我离开麻州剑桥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以后，那许扮演的知音与其他角色由我的同事卡佛（Stanley Cavell, 1926-）取代了。卡佛是研究伦理学与美学的哲学家，他的结论居然与我的非常契合，一直是我灵感与鼓励的来源。此外，和他在一起我能够用不完整的句子探索自己的想法，他是唯一能让我这么做的人。那种沟通模式证明他对我的想法很了解，因此在我起草初稿时，他能指点我处理几个主要难题的诀窍。
初稿完成后，许多其他的朋友帮助我修改它。我想如果我只拈出其中贡献最深远、最关键的四位，他们会谅解我的。那四位是柏克莱的费耶阿本德、哥伦比亚的奈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劳伦斯放射实验室的诺意斯（H. Pierre Noyes, 1923-2016），以及我的学生海布隆（John L. Heilbron, 1934-）。海布隆在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时，经常在我身边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异议与建议都极为有用，但我没有理由相信前面提到的人会满意最后问世的整份定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子女，当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感谢。他们每一个人也对我的工作贡献了知性要素，只不过我可能说不上来，但是他们也以不同程度做了更重要的事。他们让我继续做研究，甚至鼓励我把全副精神放进去。任何与像我一样的研究计画奋斗过的人都知道，这工作难免让亲人付出代价。我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他们。
孔恩
柏克莱，加州
1962 年2 月
柏克莱，加州
1962 年2 月
图书试读
1962
本版是《结构》五十週年纪念版。《结构》出版于1962年，很久以前的事了。科学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当年科学的女王是物理，孔恩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物理学家。懂物理的人不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物理是行动重地。冷战正在进行，因此大家都知道核子弹的事。美国的学童必须演习在空袭时蜷缩到课桌底下；每个城镇一年至少做一次空袭警报演习，每个人都得就地寻求掩蔽。反对核武的人拒绝寻求掩蔽以示抗议，警察会逮捕，有些人真的遭到拘捕下狱。1962年9月，民歌手狄伦（Bob Dylan, 1941-）首次表演〈滂沱大雨将落〉；每个人都以为那是指核弹落尘。那一年10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那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接近核子战争的一刻。物理与核子威胁在每个人的心头。
俱往矣。冷战事过境迁，物理不再是行动重地。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诺贝尔生医奖颁给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与华生（James Watson, 1928-），表彰他们的DNA分子生物学研究；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佩鲁兹（Max F. Perutz, 1914-2002）与肯德鲁（John C. Kendrew, 1917-1997），表彰他们的血红素分子生物学研究，那是变化的先声。今天生物技术当道，孔恩以物理科学与物理学史做为科学的模型。读完本书后，你必须决定他对物理科学的观察，有多少在现在生机蓬勃的生物技术世界中仍然站得住脚。还有资讯科学，还有计算机对于科学实作的影响。甚至实验也走样了，因为计算机模拟已改变了实验，甚至取代了部分实验。此外，每个人都知道计算机改变了通讯模式。在1962年，科学研究成果是在科学集会中、研讨会中宣布的，或是以论文预印本、正式刊登于专业期刊的论文公诸于世。今天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模式，是透过电子档案库的管道。
过去半个世纪还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它影响了《结构》的核心——基础物理学。在1962年，有两套宇宙观互相竞争：稳态宇宙与大霹雳。它们对于宇宙的图像与起源，构想完全不同。1965年之后，以及几乎是幸运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之后，只剩下大霹雳充满待解的问题，成为常态科学研究。1962年，高能物理似乎继续不断地发现新粒子。现在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将重力整合到标准模型中，不过它的预测极为精确，教人惊艳。基础物理学也许不会再发生革命了，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必不可免，也不会少。
本版是《结构》五十週年纪念版。《结构》出版于1962年，很久以前的事了。科学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当年科学的女王是物理，孔恩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物理学家。懂物理的人不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物理是行动重地。冷战正在进行，因此大家都知道核子弹的事。美国的学童必须演习在空袭时蜷缩到课桌底下；每个城镇一年至少做一次空袭警报演习，每个人都得就地寻求掩蔽。反对核武的人拒绝寻求掩蔽以示抗议，警察会逮捕，有些人真的遭到拘捕下狱。1962年9月，民歌手狄伦（Bob Dylan, 1941-）首次表演〈滂沱大雨将落〉；每个人都以为那是指核弹落尘。那一年10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那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接近核子战争的一刻。物理与核子威胁在每个人的心头。
俱往矣。冷战事过境迁，物理不再是行动重地。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诺贝尔生医奖颁给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与华生（James Watson, 1928-），表彰他们的DNA分子生物学研究；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佩鲁兹（Max F. Perutz, 1914-2002）与肯德鲁（John C. Kendrew, 1917-1997），表彰他们的血红素分子生物学研究，那是变化的先声。今天生物技术当道，孔恩以物理科学与物理学史做为科学的模型。读完本书后，你必须决定他对物理科学的观察，有多少在现在生机蓬勃的生物技术世界中仍然站得住脚。还有资讯科学，还有计算机对于科学实作的影响。甚至实验也走样了，因为计算机模拟已改变了实验，甚至取代了部分实验。此外，每个人都知道计算机改变了通讯模式。在1962年，科学研究成果是在科学集会中、研讨会中宣布的，或是以论文预印本、正式刊登于专业期刊的论文公诸于世。今天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模式，是透过电子档案库的管道。
过去半个世纪还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它影响了《结构》的核心——基础物理学。在1962年，有两套宇宙观互相竞争：稳态宇宙与大霹雳。它们对于宇宙的图像与起源，构想完全不同。1965年之后，以及几乎是幸运地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之后，只剩下大霹雳充满待解的问题，成为常态科学研究。1962年，高能物理似乎继续不断地发现新粒子。现在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从混沌中理出了秩序，我们还不清楚如何将重力整合到标准模型中，不过它的预测极为精确，教人惊艳。基础物理学也许不会再发生革命了，然而出人意料的事必不可免，也不会少。
用户评价
评分
身為一個對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都頗有涉獵的台灣讀者，對《科學革命的結構》這本經典的再版，我抱持著非常高的期待。庫恩的「典範」（paradigm）概念，徹底改變了我們看待科學知識演進的方式，從原先線性、累積式的進步觀，轉變為一種更具革命性、斷裂性的理解。這本書不只是一本談論科學史的書，它的影響力早已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在政治學裡，我們談論「政權典範」的轉移；在文學批評裡，我們探討「文學批評典範」的變遷；甚至在商業管理上，我們也經常聽到「商業模式典範」的顛覆。因此，這次的50週年紀念版，我特別希望它能在「典範轉移」這個核心概念的闡釋上，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案例，並結合最新的學術研究，來印證或擴展庫恩的理論。同時，我也很好奇，在「後庫恩時代」，學界是如何回應、修正或發展他理論中的某些爭議點，例如科學社群的決策機制，或是「不可公約性」（incommensurability）的程度等等。這本紀念版的出現，無疑是個重新審視與深化理解這位思想巨擘的絕佳機會。
评分這次《科學革命的結構》50週年紀念版（3版）的推出，讓我這位在台灣科技產業第一線打滾多年的工程師，感到格外興奮。雖然我的工作與純學術研究看似有些距離，但庫恩的「異常」（anomaly）與「危機」（crisis）的概念，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思維模式中。很多時候，我們在產品研發或技術突破的過程中，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異常」現象，這時如何診斷問題、組織資源去解決，甚至判斷這是否會引發一場「技術典範」的危機，進而促成一次重大革新，這些都與庫恩的論述有著奇妙的呼應。這次的紀念版，我特別期待能看到它在工業應用或創新創業領域，是否有更具體的案例分析，能幫助我們這些實務工作者，從哲學的高度來理解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套更強大的分析工具，讓我們不僅能看見問題，更能洞察問題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變革，甚至預測下一次的「科學革命」將會從何處爆發。
评分身為一個在台灣的獨立書店經營者，我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那些能夠引發深刻思考、拓展人們視野的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絕對是其中之一。每一次的再版，對我來說都是一次新的機會，去向我們的讀者推薦這本劃時代的巨著。庫恩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與「科學革命」的區分，為理解科學知識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極其有力的框架，它打破了人們對於科學總是直線進步的迷思。這次50週年紀念版（3版）的問世，我非常期待它在裝幀設計上能更具收藏價值，讓它不僅是一本知識的載體，更是一件藝術品。同時，我也希望在翻譯和註解上，能有進一步的完善，讓不同程度的讀者都能更容易地進入庫恩的思想世界。特別是對於一些較為艱澀的論點，如「不可公約性」的哲學意涵，我希望這次的版本能有更清晰的闡釋，以便我們在書店的讀書會或分享會上，能更深入地與讀者交流。這本書，絕對是任何對知識、對世界抱持好奇心的人，都不能錯過的必讀之作。
评分作為一個熱衷於思考「知識如何產生、演變」的台灣知識分子，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無疑是一本我無法繞過的里程碑。每一次的閱讀，都有新的體悟，每一次的討論，都激發新的火花。這次的50週年紀念版，我最期待的是它能帶來一些「新視角」。所謂「新視角」，我指的是，除了庫恩本身經典的論述之外，是否能納入一些當代科學哲學家對他理論的補充、修正，或是新的應用。例如，在AI、大數據爆炸性發展的今天，科學研究的模式是否正在經歷一場不同於以往的「典範轉移」？庫恩的理論，又該如何被重新解讀，以理解這些全新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方式？我希望能透過這次的3版，看到一些連結當代最新科技與科學哲學的討論，這將會讓這本經典著作，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同時，我也很想知道，這次的紀念版，是否會對「科學社群」的角色，以及「科學教育」的啟蒙，提供更具體的啟示，這對於我們培養下一代的科學人才，至關重要。
评分哇，終於等到《科學革命的結構》50週年紀念版（3版）了！身為一個長久以來對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懷抱濃厚興趣的台灣讀者，這本書簡直是我的精神糧食。第一次接觸到庫恩，大概是在大學的通識課上，那時還只是讀著二手資料，對「典範轉移」這個概念既著迷又有些似懂非懂。如今看到這個紀念版，不僅裝幀更精美，一定也收錄了更多後續的討論與詮釋，這對於我們這些熱愛學術、追求深度理解的讀者來說，無疑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特別期待看看這次的版本，在解釋庫恩的核心概念時，是否有更貼近當代語境的例子，或者是否有新的學術觀點被納入，能幫助我們這些非專業但熱情的讀者，更輕鬆地跨越理解的門檻。畢竟，這本書的思想影響力實在太廣泛了，從學術界到產業，甚至是我們日常的思考模式，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啟發。希望這次的3版，能讓更多台灣的年輕學子，有機會接觸到這本影響深遠的經典，開啟他們對科學本質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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