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声誉、财富和权势 现实人生的三朵雨云 究竟哪一个离地（所谓幸福）最近？ 17万字「小册子」，谈作为一个人的抉择、辨识与理解 声誉、财富、权势——命盘上熠熠发亮的三个点（科、禄、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生活中、生命里总会有一些不好这么混下去的特殊时刻、特殊问题（我近年来很喜欢、很有感于这句国王新衣也似的坦白话语：「台湾真的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总会碰到非认真一点不可的问题，总也有需要弄得更清楚的时候。 声誉只是一根绳子。我真正关怀的其实只是声誉，想弄清楚的也只是声誉这东西如今的模样和处境而已——由财富统治的世界、和由权势统治的世界，哪一个是声誉比较困难的当下处境？ 人仍然得老老实实的奋力辨识、选择、决定，一次又一次的，想出好东西并说出来，给做对事的人鼓掌或至少微笑，每隔一阵子买本写得很好很认真的书云云。 放弃选择不会是答案，事实上，放弃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不选择，也无法避免错误发生（只是避免了责任而已）。如今，我们真正该稍微忧心的是另一种错误及其危险，这才是我们当下的真正处境──人放弃辨识，其结果当然只是把选择凭空交出去而已，有不战而降的味道，由一般的、既定的、流俗的主流意见接手，这才真正是加入了、强化了霸权（尽管有你没你一个微不足道），人成为「集体专制」（小弥尔用语）的一部分、一个原子。 本书特色 一本在后声誉时代洞察秋毫、拳拳到位的箴言。 阅读与辨识－－理解「当代社会」真实处境的途径。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唐诺
一九五八年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现从事自由写作。不是专业球评，早期却以NBA篮球文章广为人知。不是专业推理小说评论者，着有「唐诺」风的推理小说导读。不是专业文字学者，着有《文字的故事》一书，同年囊括国内三大好书奖；《尽头》获金鼎奖文学图书奖。唯一「专业」的头衔是作家、兼资深读者，着有《眼前──读《左传》》、《尽头》、《世间的名字》、《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Ⅰ》、《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等。
唐诺
一九五八年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现从事自由写作。不是专业球评，早期却以NBA篮球文章广为人知。不是专业推理小说评论者，着有「唐诺」风的推理小说导读。不是专业文字学者，着有《文字的故事》一书，同年囊括国内三大好书奖；《尽头》获金鼎奖文学图书奖。唯一「专业」的头衔是作家、兼资深读者，着有《眼前──读《左传》》、《尽头》、《世间的名字》、《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Ⅰ》、《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个作家》等。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序〈说明〉
二○一○香港书展，梁文道特别找了个我们两人可抽菸的说话地方，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谈一个大致已消失掉的书种，「小册子」——原生地是欧陆，时间是感觉有事发生、人得做点事的现实风雨时日。小册子一度是遍在的，很代表性的是昔日英国的「费边社」，几个热切关注现实世界又要自己保持耐心沉静和理智的读书人，一本书只专注的、彻底的谈一个问题，把整个世界仔细拆解开来一样一样对付。我记得我们还郑重约定一起来写小册子，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三地都各有难题且又纠结一团，当然是梁文道约我定。
我们也都晓得这并不容易执行，梁文道缺的是足够大块完整的时间，我缺的则是足够的热切之心，习惯退后半步（可能不止）、习惯旁观，但这个二○一○香港约定是季札挂劒……
是以，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便是始生于那个热天午后的香港露天咖啡座，是我始终记得要写的小册子（世事蜩螗，书写题目当然一直换来换去、随风而转），快六年了。
只是不知道这样是否算交差、达到梁文道的起码要求？
简单，是小册子书写的基本守则，它设定的书写位置得更低一些、更近一点——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我于是把自己限定于一般常识的层面，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说穿了，我也深奥不起来），包括书写内容，包括文字选择，也包括使用的实例和文本。这回，我引述的书，像《华尔腾湖》《基度山恩仇记》《环游世界八十天》等等，尽可能选用一般人读过的、至少有印象的（更通俗的书就真的有困难了，实在没什么可说可用的东西），如果这样话还讲不明白，那就单纯是能力问题了。
常识，正是梁文道一本重要着作的书名（我尤其推荐他的自序那篇精采文字）。我自己这么想─常识，从其来历看，其实原来多是一个一个深奥高远乃至于会吓到人的东西，这是我们一般所说从睿智界到常识界的必要转变，很长一段时日只存在于某人、某些人不懈的猜想、观察、反覆思索修整之中，也是一般人们需要很久很久时间才总算弄懂或依然不太懂但安心接受的东西，像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一来自濒死的伽利略（以及更早那几位智者哲人）的今日常识便是。常识的结晶出来，因此多是结论性的，不带着它的思索发现过程，只留其然不留其所以然，最终往往就是独立的一句话，一个教训，一个命令，空荡荡的，这个常识和那个常识彼此不衔接，其间处处是空白。
极可能不只是彼此不相衔接而已。正因为原是一个一个特定思维末端的结论东西，在这样一个必然诸神冲突的人类现实世界里，像源自于李嘉图和源自于马克思的基本常识极可能便是矛盾的、彼此吵架的，我们该听谁的呢？当然，我们一般总是彻底实用主义的，看哪个当下合用、当下舒服或有利说哪个，但我想，我们生活中、生命里总会有一些不好这么混下去的特殊时刻、特殊问题（我近年来很喜欢、很有感于这句国王新衣也似的坦白话语：「台湾真的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总会碰到非认真一点不可的问题，总也有需要弄得更清楚的时候。
回忆常识的生成过程，我们也许会想到更多事情，比方，常识因此可能是不足的、是错的，是一种难以察知的时代限制，不因为有过多的人信它为真就自动正确，我们多少得警觉它可能谬误又无碍其强大的不恰当力量；常识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它的真正价值，毋庸在于人相信、并要自己保持明智、开放、不偏不倚的心，而不是特定哪句话，太过黏着蛮横的常识有另一个或更合适的名字：愚行，集体的愚行；常识也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的认知进展有过早的尽头、过早的结论，它的边界就是人集体的公约数认知，从另一面来看是陷缩的，人类正的思维成果可远远不止如此；还有，我们是否也因此想起来并稍微感激为我们发觉它、最早说出来的那个人？以及不断说明它的那些人？并因此给予今天仍奋力往更深处更正确处探问的人一点空间、一点最起码的敬意、以及一点合情合理的支持─但不急，我们一样一样来吧。
认定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是小册子，把自己限制在一般常识层面上，用常识性材料工作，并时时问自己某一个很简单但其实并没太认真想过的问题，原来这样的书写也是很有乐趣的。也许我这么说有点怪怪的，这有着某种手工匠人的乐趣，把船划好把鱼钓好，我因此想到日本一位大陶艺师匠的感想：「不能一直只想艺术作品，偶尔也该烧一些日常实用东西，这样作品才不会不知不觉变得单薄。」─这一整年，我脑中的钉子户字词是「稠密」，卡尔维诺想好了但来不及讲出的题目（他会怎么说呢？）。我用我自己会的方式，努力把这一个个四下散落的常识试着聚拢起来、联缀起来，找东西填补其间的空白，尽可能夯打结实，并希望它们各自「回到」自己较恰当的位置上。当这些认识和判断、这一个个劝诫和命令不再四海皆准，缩小回它们各自原来的尺寸大小，果然如吴清源讲的（「当碁子在正确的位置，每一颗都闪闪发光。」），它们不仅更加明智，还带着柔和准确的关怀光亮，是讲给哪些人或怎么一种处境时刻的人听的。
只是我完全晓得，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无法真的是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根本上是辩论的、说服的，有着坚决如矢的纠正企图，而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很早（远早于知道爱默森所说辩论无法真正说服人这句话）就不怎么相信辩论和说服，我最远只相信到「说明」这一步。就连说明都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人得对文字语言保有最起码的信任和善意才行，并共同服膺一些传统的（波赫士用语）、其实也就是人思维言说在悠悠时间里凝结的「规矩」（也是其途径），这样才进行得下去。没看错的话，这正是我们此时此刻不断在失去的东西，我们相当意义上正回返古早的部落时代，就连我们这些最抗拒、并意图消解部落主义的人都无可避免被挤成个部落，封闭并不断缩小的部落。
托克维尔讲过这样一番话，容易误解但实在说得太好了：「一旦我认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让它卷入辩论的危险里，我觉得那好像一盏灯，来回摇晃就可能熄灭。」
「所有的言词都需要一种共同的经验。」波赫士这句话，我注意到是写在《莎士比亚的记忆》这本奇妙的书里，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深刻─人的经验也许指的不只是实际上经历过的事而已，经验的获取和存有，仍得取决于人事情发生当时的心思状态、意识状态，以及稍后的回想整理。人一直在遗忘，自然的，当然也常常是有益的；记忆则多少有勉强刻意的成分，也屡屡带点痛楚和不堪负荷之感。所以说，就连常识也会得而复失，随着共同经验、共同记忆不再，背反于我们对常识只增不减、只更新不遗失的开朗习见。
那为什么还写呢？是啊。如今，我把人类的书写、人类的智识成果想成某个小池子（曾经都说是大海，但我恰当的缩小了它，这样似乎也可用来许愿了），我们只是一个一个、一代一代把自己的书写结果丢进去，单向的，不问后果后续。报称不发生于我们单一个人上、单一作品上，这包含在一整个更大、更长时间的循环里。也许真正的事实是倒过来的，每一个书写者一无例外都是读者、先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先拿走报偿，不断从这一任意取用的池子里拿走自己要的，由此构成现在的一整个自己。所以，不是给予，而是要还的。
接近于一种义务。
二○一○香港书展，梁文道特别找了个我们两人可抽菸的说话地方，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谈一个大致已消失掉的书种，「小册子」——原生地是欧陆，时间是感觉有事发生、人得做点事的现实风雨时日。小册子一度是遍在的，很代表性的是昔日英国的「费边社」，几个热切关注现实世界又要自己保持耐心沉静和理智的读书人，一本书只专注的、彻底的谈一个问题，把整个世界仔细拆解开来一样一样对付。我记得我们还郑重约定一起来写小册子，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三地都各有难题且又纠结一团，当然是梁文道约我定。
我们也都晓得这并不容易执行，梁文道缺的是足够大块完整的时间，我缺的则是足够的热切之心，习惯退后半步（可能不止）、习惯旁观，但这个二○一○香港约定是季札挂劒……
是以，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便是始生于那个热天午后的香港露天咖啡座，是我始终记得要写的小册子（世事蜩螗，书写题目当然一直换来换去、随风而转），快六年了。
只是不知道这样是否算交差、达到梁文道的起码要求？
简单，是小册子书写的基本守则，它设定的书写位置得更低一些、更近一点——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我于是把自己限定于一般常识的层面，没有任何深奥的东西（说穿了，我也深奥不起来），包括书写内容，包括文字选择，也包括使用的实例和文本。这回，我引述的书，像《华尔腾湖》《基度山恩仇记》《环游世界八十天》等等，尽可能选用一般人读过的、至少有印象的（更通俗的书就真的有困难了，实在没什么可说可用的东西），如果这样话还讲不明白，那就单纯是能力问题了。
常识，正是梁文道一本重要着作的书名（我尤其推荐他的自序那篇精采文字）。我自己这么想─常识，从其来历看，其实原来多是一个一个深奥高远乃至于会吓到人的东西，这是我们一般所说从睿智界到常识界的必要转变，很长一段时日只存在于某人、某些人不懈的猜想、观察、反覆思索修整之中，也是一般人们需要很久很久时间才总算弄懂或依然不太懂但安心接受的东西，像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一来自濒死的伽利略（以及更早那几位智者哲人）的今日常识便是。常识的结晶出来，因此多是结论性的，不带着它的思索发现过程，只留其然不留其所以然，最终往往就是独立的一句话，一个教训，一个命令，空荡荡的，这个常识和那个常识彼此不衔接，其间处处是空白。
极可能不只是彼此不相衔接而已。正因为原是一个一个特定思维末端的结论东西，在这样一个必然诸神冲突的人类现实世界里，像源自于李嘉图和源自于马克思的基本常识极可能便是矛盾的、彼此吵架的，我们该听谁的呢？当然，我们一般总是彻底实用主义的，看哪个当下合用、当下舒服或有利说哪个，但我想，我们生活中、生命里总会有一些不好这么混下去的特殊时刻、特殊问题（我近年来很喜欢、很有感于这句国王新衣也似的坦白话语：「台湾真的打算一直这样混下去吗？」），总会碰到非认真一点不可的问题，总也有需要弄得更清楚的时候。
回忆常识的生成过程，我们也许会想到更多事情，比方，常识因此可能是不足的、是错的，是一种难以察知的时代限制，不因为有过多的人信它为真就自动正确，我们多少得警觉它可能谬误又无碍其强大的不恰当力量；常识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它的真正价值，毋庸在于人相信、并要自己保持明智、开放、不偏不倚的心，而不是特定哪句话，太过黏着蛮横的常识有另一个或更合适的名字：愚行，集体的愚行；常识也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的认知进展有过早的尽头、过早的结论，它的边界就是人集体的公约数认知，从另一面来看是陷缩的，人类正的思维成果可远远不止如此；还有，我们是否也因此想起来并稍微感激为我们发觉它、最早说出来的那个人？以及不断说明它的那些人？并因此给予今天仍奋力往更深处更正确处探问的人一点空间、一点最起码的敬意、以及一点合情合理的支持─但不急，我们一样一样来吧。
认定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是小册子，把自己限制在一般常识层面上，用常识性材料工作，并时时问自己某一个很简单但其实并没太认真想过的问题，原来这样的书写也是很有乐趣的。也许我这么说有点怪怪的，这有着某种手工匠人的乐趣，把船划好把鱼钓好，我因此想到日本一位大陶艺师匠的感想：「不能一直只想艺术作品，偶尔也该烧一些日常实用东西，这样作品才不会不知不觉变得单薄。」─这一整年，我脑中的钉子户字词是「稠密」，卡尔维诺想好了但来不及讲出的题目（他会怎么说呢？）。我用我自己会的方式，努力把这一个个四下散落的常识试着聚拢起来、联缀起来，找东西填补其间的空白，尽可能夯打结实，并希望它们各自「回到」自己较恰当的位置上。当这些认识和判断、这一个个劝诫和命令不再四海皆准，缩小回它们各自原来的尺寸大小，果然如吴清源讲的（「当碁子在正确的位置，每一颗都闪闪发光。」），它们不仅更加明智，还带着柔和准确的关怀光亮，是讲给哪些人或怎么一种处境时刻的人听的。
只是我完全晓得，这本《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无法真的是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根本上是辩论的、说服的，有着坚决如矢的纠正企图，而这是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很早（远早于知道爱默森所说辩论无法真正说服人这句话）就不怎么相信辩论和说服，我最远只相信到「说明」这一步。就连说明都是有条件有前提的，人得对文字语言保有最起码的信任和善意才行，并共同服膺一些传统的（波赫士用语）、其实也就是人思维言说在悠悠时间里凝结的「规矩」（也是其途径），这样才进行得下去。没看错的话，这正是我们此时此刻不断在失去的东西，我们相当意义上正回返古早的部落时代，就连我们这些最抗拒、并意图消解部落主义的人都无可避免被挤成个部落，封闭并不断缩小的部落。
托克维尔讲过这样一番话，容易误解但实在说得太好了：「一旦我认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让它卷入辩论的危险里，我觉得那好像一盏灯，来回摇晃就可能熄灭。」
「所有的言词都需要一种共同的经验。」波赫士这句话，我注意到是写在《莎士比亚的记忆》这本奇妙的书里，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深刻─人的经验也许指的不只是实际上经历过的事而已，经验的获取和存有，仍得取决于人事情发生当时的心思状态、意识状态，以及稍后的回想整理。人一直在遗忘，自然的，当然也常常是有益的；记忆则多少有勉强刻意的成分，也屡屡带点痛楚和不堪负荷之感。所以说，就连常识也会得而复失，随着共同经验、共同记忆不再，背反于我们对常识只增不减、只更新不遗失的开朗习见。
那为什么还写呢？是啊。如今，我把人类的书写、人类的智识成果想成某个小池子（曾经都说是大海，但我恰当的缩小了它，这样似乎也可用来许愿了），我们只是一个一个、一代一代把自己的书写结果丢进去，单向的，不问后果后续。报称不发生于我们单一个人上、单一作品上，这包含在一整个更大、更长时间的循环里。也许真正的事实是倒过来的，每一个书写者一无例外都是读者、先是读者，我们每个人都先拿走报偿，不断从这一任意取用的池子里拿走自己要的，由此构成现在的一整个自己。所以，不是给予，而是要还的。
接近于一种义务。
图书试读
从汉娜‧鄂兰的愤怒开始
因为渥特‧本雅明的缘故，汉娜‧鄂兰对「死后声誉」这东西愤恨不已，她确实有理由这么生气，甚至感觉恶心。人们在本雅明死后多年才一拥而来的那些或已超过的赞誉和崇拜（有相当比例是真诚的），要是能够分一点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狈一生，也可以不会四十几岁就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庇里牛斯山区。当然，能帮助他救援他的不直接是声誉，而是声誉带来的或说可换得的东西，一些钱、或一本护照。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们其实还能想到许多，比方梵谷也是，还有艾德格‧爱伦‧坡。马克思的丧礼当时没有各国政要也没洪水般拥到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工人，事实上一共只有十一个人，比起耶稣的最后晚餐出席人数还少一个，也许我们该把心怀不同企图而来如官方卧底的犹大给扣除掉，让十一成为我们该牢牢记住的一个数字，一个有关声誉生前模样的历史常数。
汉娜‧鄂兰其实还写过另一篇文章，很容易和她写本雅明的文章想在一起─罗莎‧卢森堡，和本雅明一样不到五十岁就死去，但这位远比本雅明勇敢、有生命韧性的了不起女士是被杀害的，卢森堡遇害处的碑文写着：「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和罗莎‧卢森堡博士遭到骑步兵卫队的毒打及暗杀。当时已死或仅是身受重伤的罗莎‧卢森堡被抛入列支敦士登桥附近的运河。」
卢森堡也有她的死后声誉，当然比本雅明的黯淡多了，也不真诚多了：「除了在俄国革命初期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精确、令人惊诧的批评之外，罗莎‧卢森堡所写所说的全都没流传下来，而它们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那些持『上帝失败了』论调的人们可以将其当作方便而且完全不恰当的武器来攻击史大林。她的新崇拜者并不比那些诽谤她的人与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这是鄂兰对死后声誉这东西的另一种愤怒（或者说已愤怒无效到成为沮丧了），不仅总是来得太迟，还总是不正确也不干不净。
因为渥特‧本雅明的缘故，汉娜‧鄂兰对「死后声誉」这东西愤恨不已，她确实有理由这么生气，甚至感觉恶心。人们在本雅明死后多年才一拥而来的那些或已超过的赞誉和崇拜（有相当比例是真诚的），要是能够分一点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狈一生，也可以不会四十几岁就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庇里牛斯山区。当然，能帮助他救援他的不直接是声誉，而是声誉带来的或说可换得的东西，一些钱、或一本护照。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们其实还能想到许多，比方梵谷也是，还有艾德格‧爱伦‧坡。马克思的丧礼当时没有各国政要也没洪水般拥到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工人，事实上一共只有十一个人，比起耶稣的最后晚餐出席人数还少一个，也许我们该把心怀不同企图而来如官方卧底的犹大给扣除掉，让十一成为我们该牢牢记住的一个数字，一个有关声誉生前模样的历史常数。
汉娜‧鄂兰其实还写过另一篇文章，很容易和她写本雅明的文章想在一起─罗莎‧卢森堡，和本雅明一样不到五十岁就死去，但这位远比本雅明勇敢、有生命韧性的了不起女士是被杀害的，卢森堡遇害处的碑文写着：「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博士和罗莎‧卢森堡博士遭到骑步兵卫队的毒打及暗杀。当时已死或仅是身受重伤的罗莎‧卢森堡被抛入列支敦士登桥附近的运河。」
卢森堡也有她的死后声誉，当然比本雅明的黯淡多了，也不真诚多了：「除了在俄国革命初期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精确、令人惊诧的批评之外，罗莎‧卢森堡所写所说的全都没流传下来，而它们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那些持『上帝失败了』论调的人们可以将其当作方便而且完全不恰当的武器来攻击史大林。她的新崇拜者并不比那些诽谤她的人与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这是鄂兰对死后声誉这东西的另一种愤怒（或者说已愤怒无效到成为沮丧了），不仅总是来得太迟，还总是不正确也不干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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