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资深媒体人周天瑞首度披露美洲《中时》创办与停刊始末
─王健壮、黄荣村、刘敦仁 专文推荐─
这个问题好像只有我能回答。
其实，我仍未必是最有资格的解谜人。
一九八二年，他挥别久居的台北带着家当，携家带眷飞抵纽约，押上全部的勇气与热情，在语言文化殊异的北美国度创办全新的中文报纸。他是仍然少壮昂扬的周天瑞，衔命开办美洲《中国时报》；然而在这段旅程开启的当口，他未曾预料到这段经历，将在往后数十载的新闻媒体从业生涯里，不断地被问起、被提及……
周天瑞不但亲身投入创刊期的筚路蓝缕，创刊后在重大议题上也无役不与。美洲《中时》不仅报导海外华人侨界动态，更为华裔美人伸张人权，并且勇于接近异议人士，突破时代禁忌。无论是在报导或行动上的种种作为，俨然海外华人文化与权益的发声者和争取者。然而这样的报导风格，在威权尚未遁隐的时代，自然也招来当局情治打手的猜忌与攻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美洲《中国时报》创刊两年两个月零十一天后，在它声势正隆、影响力最炽的时候，突然宣布停刊。从事发第一天起，这一直是大家心头的疑问，究竟箇中真相为何？如今，身处核心的当事者，以第一手的资料与记忆，娓娓道来……
本书特色
资深媒体人周天瑞新闻生涯首部回忆录
首度披露美洲《中国时报》创办与停刊之原由始末
─王健壮、黄荣村、刘敦仁 专文推荐─
这个问题好像只有我能回答。
其实，我仍未必是最有资格的解谜人。
一九八二年，他挥别久居的台北带着家当，携家带眷飞抵纽约，押上全部的勇气与热情，在语言文化殊异的北美国度创办全新的中文报纸。他是仍然少壮昂扬的周天瑞，衔命开办美洲《中国时报》；然而在这段旅程开启的当口，他未曾预料到这段经历，将在往后数十载的新闻媒体从业生涯里，不断地被问起、被提及……
周天瑞不但亲身投入创刊期的筚路蓝缕，创刊后在重大议题上也无役不与。美洲《中时》不仅报导海外华人侨界动态，更为华裔美人伸张人权，并且勇于接近异议人士，突破时代禁忌。无论是在报导或行动上的种种作为，俨然海外华人文化与权益的发声者和争取者。然而这样的报导风格，在威权尚未遁隐的时代，自然也招来当局情治打手的猜忌与攻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美洲《中国时报》创刊两年两个月零十一天后，在它声势正隆、影响力最炽的时候，突然宣布停刊。从事发第一天起，这一直是大家心头的疑问，究竟箇中真相为何？如今，身处核心的当事者，以第一手的资料与记忆，娓娓道来……
本书特色
资深媒体人周天瑞新闻生涯首部回忆录
首度披露美洲《中国时报》创办与停刊之原由始末
探寻数字时代的媒介嬗变与文化遗产的保存 书名：数字浪潮下的旧日回响：媒体转型、记忆重塑与地方经验 作者：[此处留空] 出版社：[此处留空] 页数：[此处留空] ISBN：[此处留空] ---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聚焦于特定地域的报纸兴衰史，而是以更宏大、更具普适性的视角，深入剖析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对传统信息传播体系——特别是印刷媒体——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文化适应与历史遗存问题。全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详实的案例研究，探讨信息生态系统的根本性转变如何重塑我们的记忆、身份认同以及社会结构的构建。 第一部分：信息生态的范式转移——从墨水到像素的过渡 本部分着重于梳理二十世纪末以来，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行业的颠覆性影响。我们探讨的不是某一具体报纸的商业决策，而是信息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底层逻辑变化。 首先，本书详细分析了“注意力经济”的崛起如何系统性地瓦解了过去依赖地域垄断和发行规模的报业商业模型。我们引入了“信息稀缺性”到“信息过载”的理论转换，考察印刷媒体赖以生存的物理限制和时间滞后性如何被即时、无限复制的数字信息流所取代。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广告收入的转移路径，不仅仅是版面广告，更深入到对分类信息、深度报道广告位等传统盈利模式的侵蚀机制。 其次，研究内容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去中心化”过程。在传统模式下，编辑部扮演着信息守门人的角色；而在数字平台上，这种守门功能被算法推荐、社交媒体分享机制以及用户生成内容（UGC）所稀释和分散。本书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监管环境如何应对这种权力结构的转移，探讨了“后真相时代”的认知挑战，而非聚焦于特定报纸的报道偏差。 第二部分：文化记忆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承载 本部分将目光投向文化遗产的保存与数字化的伦理困境。印刷品，尤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不仅仅是信息载体，它们是特定时代社会心理、政治风貌和日常生活物质的留存。 我们探讨了“物质性”在文化记忆中的角色。纸张的触感、油墨的气味、版面的排版设计，这些要素构成了阅读体验的非语言层面。当这些信息完全迁移至屏幕之上时，那些依附于物质载体的历史语境是否也随之消散？本书引入了档案学和媒介考古学的理论，分析大规模数字化工程在带来便捷性的同时，如何丢失了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摩擦力”和“在场感”。 此外，本书深入讨论了历史记录的“选择性失忆”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哪些内容被优先扫描、哪些被归档、哪些被遗忘，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了对历史叙事的重写。我们通过分析几个大型历史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构标准，揭示了在技术驱动下，历史数据如何被编码、分类和最终呈现，从而影响后代对过去事件的理解深度和广度。 第三部分：地方叙事与全球连接的张力 本书的第三部分关注数字网络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复杂影响。传统报纸常常是地方社群的“公共广场”，承载着社区内高度特化的议题、方言表达和人际网络信息。 我们分析了全球新闻聚合平台（如大型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聚合器）在报道地方事件时的“扁平化”倾向。当一个深度的地方性议题被简化为可供全球点击的标题时，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和情感价值会发生怎样的扭曲？本书通过对几种特定类型的区域性新闻（如社区市政报道、地方文化活动记录）在跨平台传播中的表现进行对比研究，展示了地方声音在全球信息洪流中面临的“可见性悖论”。 最后，本书探讨了在数字鸿沟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媒介转型对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群体的信息获取公平性的影响。我们考察了老一代阅读习惯的固着与年轻一代对数字原住民阅读模式的适应性差异，以及这种代际差异如何影响社会共识的形成和代际间的文化传承。 总结 《数字浪潮下的旧日回响》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媒介技术变革对信息结构、文化遗产和社区联系的深远影响。它不讲述任何一个媒体机构的兴衰，而是探讨构成所有媒体生态的共同法则——即在无边界的数字空间中，我们如何定义“新闻价值”、“历史真实”与“社区归属感”。本书适合对媒介理论、文化研究、信息科学及历史档案学感兴趣的读者深入研读。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战后婴儿潮第一代新闻人，献身新闻事业近半世纪，跨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路各个传媒领域。
周天瑞先生英年早发，是七○年代《中国时报》世代交替时期之关键角色，其后创办美洲《中国时报》、《新新闻》週刊、《劲报》、环球电视台，短暂改革超视、《自立晚报》，并主持国家广播电台（央广）。在台湾每个演变历程中，皆发生过举足轻重之影响，其不忮不求之独立新闻人形象，尤为深植人心。曾荣膺星云真善美传播贡献奖，肯定其在传媒界之卓越贡献。
周天瑞
一九四七年出生，受教于台大历史系，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行政硕士，现为《优传媒》董事长。
战后婴儿潮第一代新闻人，献身新闻事业近半世纪，跨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路各个传媒领域。
周天瑞先生英年早发，是七○年代《中国时报》世代交替时期之关键角色，其后创办美洲《中国时报》、《新新闻》週刊、《劲报》、环球电视台，短暂改革超视、《自立晚报》，并主持国家广播电台（央广）。在台湾每个演变历程中，皆发生过举足轻重之影响，其不忮不求之独立新闻人形象，尤为深植人心。曾荣膺星云真善美传播贡献奖，肯定其在传媒界之卓越贡献。
图书目录
图书序言
推荐序一
老派记者替老派媒体留下的一份纪录
王健壮
天瑞兄跟我有多重关系：他是我台大历史系的学长，我进《中国时报》（编按：以下简称《中时》或《时报》）的引荐人，我刚当记者时的採访主任，《新新闻》週刊的创业伙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变像兄弟一般的私谊。
我是一九七七年进报馆的。七○年代的《中国时报》是个繁花乱插的江湖，编辑部里左中右独各门各派四处林立，老记小记老编小编错落杂置，其中有坐过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参加过香港第三势力的人，有被称为「花瓶政党」青年党的人，有忠党爱国之人，也有党外民主运动的同路人因为如此繁花乱插，所以也就那般繁花似锦。
从另个角度看，七○年代的《中时》，也是战后婴儿潮世代进入报馆开始量变引起质变的年代。老先生余纪忠当时最欣赏的两个人，「人间」副刊的高信疆，採访组的周天瑞，就是报馆战后世代的两位「带头大哥」。信疆把「人间」编得像三○年代的《新月》一样，有文学，有文化，有思潮，也有论战，被人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天瑞是战后世代记者的领航人，多少人因他引荐进到报馆而扮演了质变《中时》的角色，甚至开启了台湾媒体（尤其是政治新闻与评论）的典范转移。
但在报馆以外的台湾，七○年代是个仍处于戒严令挂帅的年代，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极度稀少有限的年代，警备总部、国民党文工会与新闻局犹如老大哥的年代。一九七五年《台湾政论》出刊五期就被迫关门，一九七七年关怀现实的乡土文学被丑化为工农兵文学而遭受围剿，一九七九年与民主运动挂勾的《美丽岛》杂志，出刊五期被禁，当年十二月更爆发了美丽岛事件，党外领导人纷纷被捕入狱；可见七○年代也是威权极右势力当道甚至为所欲为的年代。
这就是《中国时报》当年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老一辈如余纪忠，少壮一辈如信疆与天瑞，所要每日周旋与对抗的外部势力。余老先生办报的典范虽是《大公报》的张季鸾，但张季鸾终生「人不隶党」，蒋介石视他为国士而非僚属；余老先生与蒋经国却有党魁与党中常委的上下权力关系。报人办报可言所当言、争所当争，报人同志办报却不得不迂回婉转，评人论事虽竭尽可能小心翼翼，却仍难免动辄得咎；其结果便是，余老先生虽以张季鸾为榜样，但七○年代中期以后的《中时》，却像五○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中国》，稍有「政治不正确」的新闻与言论，必被党内右翼保守势力紧盯压制；余纪忠虽不像雷震落到最后被国民党以叛徒视之的悲惨命运，但他不像张季鸾享有那么多不必瞻前顾后的办报自由，却也是事实。
报老板的处境如此，在第一线领军冲锋陷阵的天瑞与信疆，可想而知更是右翼保守势力的眼中钉。信疆两进两出「人间」，政治压力使然；天瑞两进两出採访组，也是政治压力使然。老先生虽然像核子保护伞一样多次力保他的两大爱将，但形势比人强，他最后仍然不得不把天瑞「放逐」到有许倬云任教的匹兹堡大学，把信疆「放逐」到有刘绍铭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让他们暂避风头、远离是非。《中时》当时已是台湾第一大报，但当一个略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人，碰上一群脑袋里尽是动员戡乱思维的右翼保守势力时，退却的却是报人，牺牲的总是爱将。但天瑞绝没想到的是，这股时明时暗的右翼保守势力，几年后又阴魂不散追到了太平洋彼岸，追进了美洲《中时》大门。
天瑞是走过戒严肃杀岁月的记者，尝尽了「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的苦涩滋味；从匹兹堡束装携眷奔向纽约的那段路程中，他心里想必会有「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憧憬：终于有了新闻自由，终于可以放胆文章，终于可以放手办报，终于等到了这些终于那些终于，从此不再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困惑，不再有情何以堪的挫折，当记者，办报纸，能够拥有这么多过去所没有的，夫复何求。
故事的开始也确实如同他的憧憬。他可以为华人权利大声疾唿，而改变了美国司法；可以替中国民主鸣锣开道，而点燃了民运的海外香火；可以完整报导中国奥运选手的成绩，而突破了两岸禁忌；可以如实处理江南案新闻，而守住了专业分际；在美国可以做的这些那些新闻，在形格势禁的当时台湾都做不到。天瑞当时偶尔回台讲到这些「丰功伟绩」时，让仍然只享有有限新闻自由的我们几位老同事，每每妒羡不已，真的是又妒又羡。
但暗黑保守势力却容不下也见不得自由主义媒体在异域逐步梦想成真，政治斗争的所有丑陋技俩，包括见不得人的黑函，包括殿前告御状，包括外围组织充当打手，矛头都直指美洲《中时》。五○年代中期，《自由中国》曾在右派发动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围剿中一度奄奄一息，但雷震选择奋战到底，让《自由中国》又存活了几年；八○年代初期，美洲《中时》遭受暗黑保守势力发动总攻击围剿时，余老先生却作出了弃守的抉择，美好的故事就这样急转直下戛然而止；又一次，退却的是报人，牺牲的是爱将。许多年后，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大哉问：如果老先生当年挺下来，挺到两年多后台湾解除了戒严，今日美洲域中会是谁家天下？但历史没有「如果」，大哉问只是感叹，是遗憾，没有也不需要答案。
美洲《中时》关门前，我已离开採访主任职位，在以政论为主的《时报杂志》当总编辑。有次办了场座谈会，找了陶百川、康宁祥等意见领袖参加，谈的主题已不复记忆，但内容无非是批评执政当局，唿吁蒋经国尽速推动改革等等。杂志出刊前有天晚上，余老先生把我叫去他在大理街的家中，开口就要求我把座谈会纪录拿掉不要发表，我当然反对，他继而又要求把陶、康二人的发言拿掉，其余照登，我说这比全文拿掉更糟，又何以向陶、康二人交代？一老一少各说各话，互不相让，逼得我不得不说出「我是总编辑，我负责」这样不知轻重的「蠢话」。话才说完，只见老先生气得把稿子往桌上重重一摔，怒声回我：「你负责，你负什么责？你兄弟在美国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你负责什么？」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的怒叱，他说的「你兄弟」，指的是天瑞等人，「没米下锅」，讲的是国民党刁难他，不让他把钱汇到美国。我见他气成那样、骂成那样，脱口就说「那我辞职」，说完掉头就离开他书房，走回杂志办公室收拾东西；那天晚上下着冷雨，我的心却比雨冷。后来，我也被「放逐」了，放逐到有冷绍烇任教的维吉尼亚大学。讲这段三十多年前的小故事，只是替美洲《中时》的悲剧留个注脚，替余老先生当年的处境留个旁证，也替暗黑保守势力当年的胡作妄为留个罪证。
天瑞写美洲《中时》的故事还在《上报》连载时，有天我接到初安民的一则简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刚刚一口气把十四篇连载看完，不愧是老记者手笔。」这段话说得真对真好。天瑞不但现在是少数仅存的老派记者，当年其实就已是个罕见的老派记者，年轻时我常开玩笑说他写的文章是「新民丛报体」，擅用叠句，文白夹杂，雄辩滔滔，颇有梁任公之风，俨然老派记者。但老派记者的老派不仅是老在文字，更是老在价值，老派价值评人「是其是，非其非」，论事「笔则笔，削则削」，天瑞写的美洲《中时》兴衰故事，就是一个老派记者信守老派价值所留下的纪录，而且是一份诚实的纪录，他对这份倏起倏灭报纸所有的意气风发、困惑挫折，怨忿不满尽在字里行间，没有为尊者讳，没有为朋友隐，没有迂回婉转，不再曲笔为文，确实就像安民所说「不愧老记者手笔」。
在老派记者日渐凋零，老派价值荡然无存的这个年代，谁能没有「老派记者之必要」这样的觉悟或警觉？看完天瑞这本报纸兴亡录后，再给自己一个答案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时报》社长、《新新闻》週刊董事长、现为世新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
推荐序二
好大一场异域风云
黄荣村
好友天瑞兄是一位常怀忠义之心，眼界跨越敌我的媒体界大老，但人在江湖，却不免有常遭误解甚至被背叛的浩然之叹。最能体现他这种风格、贡献、与困境的，应该就是这本三十几年后重拾回忆真心告白的《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就像在法庭之上的誓词：「我说的是事实，全部的事实，除事实之外无他」（I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天瑞兄已无所顾忌，带着反省的心情，振笔直书为历史留下纪录。
我曾念过一年台大历史系，隔年转到心理系，天瑞则从辅大转学到台大历史系，毕业后大家都在学校罗斯福路附近赁屋而居，简称罗公馆，苏贞昌刚开始在张德铭的事务所执业律师，也住在一起，天瑞就租在隔壁巷子，互相之间常有往返。天瑞在历史系毕业之后，传奇式的向《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毛遂自荐，一路受到重用，在担任採访主任时针对一九七九年底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军法大审，连番大幅报导大做特做，震惊整个社会，但福兮祸所伏，一九八○年就在情治单位与层峰的巨大压力下，愤恨不平提出简短信函，自称在此时代困局中，由于心胸狭窄目光浅短，没详查审度局势，以致遭此横逆（这是我呛辣的解读，天瑞原文应是相对优雅才对）。之后被迫赴美读书，形同流放。他那时正处採访第一线巅峰，是台湾报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报採访主任，忽然碰到这种荒谬的迎面重击，很难想像那种爆炸性情绪，究竟会如何纾解。但他走出了很困难的第一步。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奉召前往筹备，九月开办美洲《中国时报》，也正是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到美国进修的期间，他在纽约我在剑桥，偶而过去走走，住过他刚在皇后区（Queens）买的房子，但两年之后关报，就卖了这间他满喜欢的房子，搬到纽泽西再买的房子，后来也没留住。为了美洲《中时》，他失去了台北的房子，一九八六年为了回台共同创办《新新闻》，又失去了美国的房子。他自称一生劳碌，空留遗憾，但总算「曾经有过」。
天瑞在经营美洲《中时》短短两年期间，除了发动平反底特律陈果仁冤死案，并获得空前成功之外，也曾独家报导过王炳章获博士学位弃学从运创办《中国之春》的大事。王炳章与我们同年，与台湾的关系可说始自美洲《中时》，一九九八年左右来台，说要闯关回大陆，二○○二年再度被捕，后来一直关在韶关北江监狱，据说多次中风。杨建利也有类似遭遇。那个时代的悲剧，真是数不清啊。
天瑞后来抓到了一九八四洛杉矶奥运的机会，非常谨慎报导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耀眼表现，深受各界瞩目，也大大推销了报份。但当时海崃两岸还在风声鹤唳的敌对状态，再怎么客观报导再怎么自以为周到的拿捏，都不敌有人会打政治小报告从中牟利，甚至冠以「为匪张目」的血滴子。祸不单行，接着有一篇批评雷根总统的社论被大幅扭曲成不可承受的严重程度，并以祸害台湾的名义加码坑杀，因之不只得罪当道也不见容于老东家。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追赶，可谓是命途多舛，歹运迭至。天瑞安排以头版大幅报导旧金山的江南自宅遇刺案，被政治解读成美洲《中时》在影射江南案是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案。虽然后来江南案被证实确是如此，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带来巨大改革契机，确立了蒋家后代不再接班与解严的重大决定，不过当时的报导显然是被有意与过度的陷害。本书还原当时最大案，几句话讲得清清楚楚，很不容易。这段文章发表时，我正在微微飘雪的札幌，惊读这篇讲述纽约异域徬徨无依的文章，真是志士流亡在大冰雪之中，他重新再想再写一遍，心情一定相当沉重。
过没多久，就在未能与闻之下关报，天瑞就如晴天霹雳后流浪在风雨异域街头的人，他写给老东家余纪忠的那封信，与当时辞离台北採访主任后出国的信，真是一前一后，讲的无非都是志士心所谓危的沉重心境。庾仲初〈从征诗〉中有两句话：「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应该很合适用来描述他这时的心情。后来他自行料理生活，并独自创业弄出一片天地，之后不忘初衷回台创办《新新闻》。
本书各文中前后被点名的党政要人不下十余人，每个人都领了一张好人或是坏人的证书，可以贴在墙上。一系列文章中也显现了在那种猜疑重重动辄得咎的时代，人会经常犯错，决策经常无法预测又经常带来屈打成招的结局。
天瑞在本书中清楚呈现出强韧与设定清楚目标努力完成的性格，在过去戒严时代经历如此多大事，表现出远远超过我们同年龄人的地平线。天瑞的恩怨情仇又如此复杂，尤其是与一代报人余纪忠之间牵牵扯扯，有时像父子有时又像走在两条平行线上的关系，他在年纪轻轻时已像活了好几辈子，真是辛苦他了。
三十几年后重拾回忆，一定有时时不能自已之处。书写过往有如重新走入往日时光，心情不免多所起伏，需要回神后再出发。这些感人的叙说，也让我深深陷入三十几年前的情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本文作者曾任教育部长、中国医药大学校长）
推荐序三
为新闻事业的坚守
刘敦仁
在江西宜丰县天宝乡的刘氏族谱中，记载着一首三十二句七字〈墨庄堂歌〉，最后的八句是：
世间何物能九传
圣贤图籍千万年
鲁壁群经昭日月
石渠万卷贮云烟
人家何用贮金玉
后世能为子孙辱
请看刘氏墨庄堂
留得诗书子孙读
在天宝乡辛会市的宗祠里勒石中，还保存有清代陈姓县令题写的诗：
贤哉陈母创墨庄
将军大书为表扬
相传七百五十年
刘子刘孙宝书香
刘氏墨庄是汉高祖四弟徐州彭城刘交王哲嗣十七人共三十二支的后裔，其中一支刘式（九四九─九九七），随南唐刘煜归顺宋朝，成为宋太祖（九二七─九七六）陛下的磨勘司。虽官位朝廷，却清廉自守，死后仅留下书籍千余卷，是为墨庄。
刘式后人一部分从新喻迁移至江西宜丰天宝乡。世代为官但均谨守耕读自律的家规传统。岳飞抗金时途经江西，得悉墨庄的传世家风，提笔为刘氏家族题写 「墨庄」匾额，并勒石保留迄今。遂有清代陈姓县令「将军大书为表扬」的诗句。
在诸多传家的礼仪中，体现家族中遵循礼教不耻下问而打破辈分之间长幼有序藩篱的趣事记载颇多。
我的曾祖父刘宝寿（号茶生），光绪年间，先后为辛卯科举人，甲午恩科进士。因其为庶出，辈分虽高，但年龄均小于其长兄刘宝名（字芝邻）的几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刘云衢（字霞庄）曾为其叔父茶生公润色文章。先曾祖父较其姪儿霞庄公早一年中进士，捷报递到时，先曾祖父即向其姪儿霞庄公一跪致谢。为家庭留下尊师重道的美谈。
无独有偶，先父生于一九○四年，诞生时，因为先祖母没有奶水，当时先堂兄刘己达（字海澄）早已出生，其母亲为先父的堂嫂，将奶水分给先父。终其一生，先父一直称唿堂嫂为「开口干娘」。刘己达是霞庄公的嫡系孙，其父刘思祥是先父的堂兄。
因为这第一口奶，先父自始即视其姪儿己达为兄长。以「澄哥」相称，甚至在春节大年初一清晨拜年时，先父肯定会向自己的姪儿行跪拜礼。
鉴于百年来传世的家风，虽然我和天瑞是舅甥的关系，但多年来我一直视其如幼弟。这一特殊的兄友弟恭关系，实来自对他生母的感恩。天瑞的生母是我大姊。抗战期间举家沦陷上海，在百般艰难的环境里，大姊对弟妹的照顾犹如慈母。不幸她命运多舛，而立之年即撒手人寰。她短暂的生命，在我心中留下的是圣洁和伟大。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负笈欧洲，在松山机场和父母话别，我没有流泪，但在和大姊拥抱时，我竭力保持情绪的失控。坐在机舱内，透过舷窗看到神色憔悴的大姊，伫立在烈日下，抬起那只无力的手臂向我挥动。顷刻间，泪水如洩洪般模煳了我的视线，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唿唿声掩盖了我对大姊最后的唿唤。当飞机腾空而起后，也就是我和大姊的永别。第二年的三月，我接到报丧的家书。
大姊的离世，直接给我留下的挂念，就是她那个正需要母亲照顾的少年天瑞，在我心目中，他既是我的外甥，却更似我的幼弟。大姊长我十五岁，而天瑞和我之间年龄只相差一轮。
那时我远在欧洲，对失去母爱的外甥，我无能为力。只是眼前不断出现天瑞在襁褓时的可爱神情。自小，他就是我最疼爱的外甥。不久我接到天瑞的第一封信。那清秀的小楷以及信中的内容令我吃惊又宽慰，信中表达的不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吃喝玩乐，而是严肃地和我探讨如何步入新闻媒体的途径。
天瑞的少年励志令我敬佩，他信中的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是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决心。令我惶恐的是，以我当时的才疏学浅，如何才能给他适合的建议，而不至于「误人子弟」。无论如何，通过书信的往来，在我心中逐渐树立出一个新闻界未来的杰出从业者的形象。
因为生活的不安定，我的住所经常搬动，和天瑞的联系也从此中断。偶尔从华侨商店或餐馆的过期台湾报刊中，了解到天瑞已经踏入新闻界。我为他能实现夙愿，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而感到骄傲。
在二○一二年的秋天，我和妻子以辛亥革命烈士后裔身分，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庆祝活动。在接待的大巴停车场，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大舅舅」所惊讶，回过头，正是天瑞。而这一声「大舅舅」，将已被遗忘的半个世纪点点滴滴，一剎那间全部涌现在眼前，而引发我写下这样的两句话：
慈母风范昭日月
孝子砥砺耀光辉
我没有「如同隔世」的感叹，涌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都成熟了。他是以唯一的台湾新闻从业人士身分，应邀到北京出席是次盛会。这不是巧遇，而是依託先辈的英灵，安排了我甥舅的重逢。他脸庞上的笑容，使我回想起大姊生前的慈祥容貌；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也忆及大姊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从而令我和天瑞之间，进一步建立起更甚于舅甥关系的「兄弟之情」。也更增加我对大姊的追思和感恩。
二○一八年十一月，我陪妻子到台北作例行健康检查，和天瑞伉俪共进午餐，席间，我向他就这本作品的内容表达了我的看法。在这之前，天瑞按期每隔一週，即用微信传给我一个章节，我都会细细地阅读，体会到他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尽忠职守的新闻从业员。在任职《中国时报》时坚守岗位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深得上级的赏识，接着派遣他开辟《中国时报》在美洲的新天地。
经过拜读，对天瑞在美国筹办《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艰辛过程，佩服他过人的勇气和毅力。由于我离开台湾超越了一个甲子时光，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完全陌生。所以对作品中铺陈的政治背景，以及描述的《中国时报》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关系，和后来发展的局面，我都没有权利表达任何的客观公正意见，更不具备妄加评论的基础。只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肤浅地用「塞翁失马」来形容天瑞当时的境遇，也许还差强人意。也印证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先人哲理。
不论如何，这部在新闻界有着积极影响力的作品，对台湾报业发展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更重要的是对当今年轻新闻从业员，有着积极深入的教育作用。
在交谈中，天瑞突然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为这部重要着作写序。这令我诚惶诚恐，说实在的，无论在写作或是事业的成就方面，我都不如天瑞。这绝不是客套，因为「专业」和「业余」是他和我的真实写照。天瑞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事业成功的典范。
在拜读全部作品后，曾和天瑞交谈讨论，感佩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处事艺术，面对艰险处境以及周遭的压力坦然应对。从他的言谈中，了解到台湾一方面要面对艰难的国际境遇，一方面还得坚持走反共路线，导致《中国时报》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受到很多掣肘，从而给报刊造成非常尴尬的处境，一边要应对来自台湾的疑窦和不信任感；另一边，作为报纸的负责人，又不得不对在逆境中办报的天瑞加以并不情愿的压力。
譬如在报纸开办期间，正逢在洛杉矶举办的国际奥运会盛事，其中尤以大陆选手首次参加是次的国际运动盛会最为瞩目。作为新闻从业员，处理这则重要体育新闻应是责无旁贷，而且对当地读者也是望眼欲穿的报道。因为凡是中华民族一员，不论属于何种政治背景，受到民族自豪感的驱使，自然对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成功有所关切和期待了。
遗憾的是，由于大陆选手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按照反共的推理，如美洲版的《中国时报》用重要版面，来报导大陆选手获得奖牌的消息，从台湾的角度看，就有左倾的嫌疑。
虽然《中国时报》的负责人支持天瑞这个本于新闻原则的作为，却扺挡不住随之而来台湾当局的压力，一反办报之初的恢弘气派，不免对天瑞生嫌恶之心，形成办报的新闻自由与欲加以牵制的矛盾现象。但是天瑞却冷静相对，并期望能力挽狂澜，展现出一个真诚而公正的新闻从业员应有的磅礴胸襟。
虽然《中国时报》最后不得不向政治屈服低头，关闭了美洲《中时》，却并没有让天瑞对新闻事业的追求稍有懈怠，一如既往地抱着对新闻理念的执着砥砺奋进。回到台北，在不同的新闻领域中探索奋斗，包括创办《新新闻》，并任职中央广播电台等等，在没有外界的干预下，如鱼得水，潇洒自如，实现他对新闻事业的理想，他的成就引领他成为新闻界后代的楷模是当之无愧的。
在结束这篇短文前，我将本文开始的刘氏〈墨庄堂歌〉的最后两句：
请看刘氏墨庄堂
留得诗书子孙读
改写成：
请看周君美洲梦
流传佳作代代读
这是我对天瑞新作的祝贺，并期待他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问世。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敦仁，本书作者的大舅舅，一九六二年起负笈海外，曾担任《联合报》驻马德里及罗马特派员，撰写有关欧洲文化艺术之航讯，颇负盛名，是周天瑞投身新闻界的启蒙导师。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老派记者替老派媒体留下的一份纪录
王健壮
天瑞兄跟我有多重关系：他是我台大历史系的学长，我进《中国时报》（编按：以下简称《中时》或《时报》）的引荐人，我刚当记者时的採访主任，《新新闻》週刊的创业伙伴，以及四十多年迄今未变像兄弟一般的私谊。
我是一九七七年进报馆的。七○年代的《中国时报》是个繁花乱插的江湖，编辑部里左中右独各门各派四处林立，老记小记老编小编错落杂置，其中有坐过白色恐怖政治黑牢的人，有参加过香港第三势力的人，有被称为「花瓶政党」青年党的人，有忠党爱国之人，也有党外民主运动的同路人因为如此繁花乱插，所以也就那般繁花似锦。
从另个角度看，七○年代的《中时》，也是战后婴儿潮世代进入报馆开始量变引起质变的年代。老先生余纪忠当时最欣赏的两个人，「人间」副刊的高信疆，採访组的周天瑞，就是报馆战后世代的两位「带头大哥」。信疆把「人间」编得像三○年代的《新月》一样，有文学，有文化，有思潮，也有论战，被人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天瑞是战后世代记者的领航人，多少人因他引荐进到报馆而扮演了质变《中时》的角色，甚至开启了台湾媒体（尤其是政治新闻与评论）的典范转移。
但在报馆以外的台湾，七○年代是个仍处于戒严令挂帅的年代，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极度稀少有限的年代，警备总部、国民党文工会与新闻局犹如老大哥的年代。一九七五年《台湾政论》出刊五期就被迫关门，一九七七年关怀现实的乡土文学被丑化为工农兵文学而遭受围剿，一九七九年与民主运动挂勾的《美丽岛》杂志，出刊五期被禁，当年十二月更爆发了美丽岛事件，党外领导人纷纷被捕入狱；可见七○年代也是威权极右势力当道甚至为所欲为的年代。
这就是《中国时报》当年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老一辈如余纪忠，少壮一辈如信疆与天瑞，所要每日周旋与对抗的外部势力。余老先生办报的典范虽是《大公报》的张季鸾，但张季鸾终生「人不隶党」，蒋介石视他为国士而非僚属；余老先生与蒋经国却有党魁与党中常委的上下权力关系。报人办报可言所当言、争所当争，报人同志办报却不得不迂回婉转，评人论事虽竭尽可能小心翼翼，却仍难免动辄得咎；其结果便是，余老先生虽以张季鸾为榜样，但七○年代中期以后的《中时》，却像五○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中国》，稍有「政治不正确」的新闻与言论，必被党内右翼保守势力紧盯压制；余纪忠虽不像雷震落到最后被国民党以叛徒视之的悲惨命运，但他不像张季鸾享有那么多不必瞻前顾后的办报自由，却也是事实。
报老板的处境如此，在第一线领军冲锋陷阵的天瑞与信疆，可想而知更是右翼保守势力的眼中钉。信疆两进两出「人间」，政治压力使然；天瑞两进两出採访组，也是政治压力使然。老先生虽然像核子保护伞一样多次力保他的两大爱将，但形势比人强，他最后仍然不得不把天瑞「放逐」到有许倬云任教的匹兹堡大学，把信疆「放逐」到有刘绍铭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让他们暂避风头、远离是非。《中时》当时已是台湾第一大报，但当一个略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人，碰上一群脑袋里尽是动员戡乱思维的右翼保守势力时，退却的却是报人，牺牲的总是爱将。但天瑞绝没想到的是，这股时明时暗的右翼保守势力，几年后又阴魂不散追到了太平洋彼岸，追进了美洲《中时》大门。
天瑞是走过戒严肃杀岁月的记者，尝尽了「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的苦涩滋味；从匹兹堡束装携眷奔向纽约的那段路程中，他心里想必会有「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憧憬：终于有了新闻自由，终于可以放胆文章，终于可以放手办报，终于等到了这些终于那些终于，从此不再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困惑，不再有情何以堪的挫折，当记者，办报纸，能够拥有这么多过去所没有的，夫复何求。
故事的开始也确实如同他的憧憬。他可以为华人权利大声疾唿，而改变了美国司法；可以替中国民主鸣锣开道，而点燃了民运的海外香火；可以完整报导中国奥运选手的成绩，而突破了两岸禁忌；可以如实处理江南案新闻，而守住了专业分际；在美国可以做的这些那些新闻，在形格势禁的当时台湾都做不到。天瑞当时偶尔回台讲到这些「丰功伟绩」时，让仍然只享有有限新闻自由的我们几位老同事，每每妒羡不已，真的是又妒又羡。
但暗黑保守势力却容不下也见不得自由主义媒体在异域逐步梦想成真，政治斗争的所有丑陋技俩，包括见不得人的黑函，包括殿前告御状，包括外围组织充当打手，矛头都直指美洲《中时》。五○年代中期，《自由中国》曾在右派发动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围剿中一度奄奄一息，但雷震选择奋战到底，让《自由中国》又存活了几年；八○年代初期，美洲《中时》遭受暗黑保守势力发动总攻击围剿时，余老先生却作出了弃守的抉择，美好的故事就这样急转直下戛然而止；又一次，退却的是报人，牺牲的是爱将。许多年后，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大哉问：如果老先生当年挺下来，挺到两年多后台湾解除了戒严，今日美洲域中会是谁家天下？但历史没有「如果」，大哉问只是感叹，是遗憾，没有也不需要答案。
美洲《中时》关门前，我已离开採访主任职位，在以政论为主的《时报杂志》当总编辑。有次办了场座谈会，找了陶百川、康宁祥等意见领袖参加，谈的主题已不复记忆，但内容无非是批评执政当局，唿吁蒋经国尽速推动改革等等。杂志出刊前有天晚上，余老先生把我叫去他在大理街的家中，开口就要求我把座谈会纪录拿掉不要发表，我当然反对，他继而又要求把陶、康二人的发言拿掉，其余照登，我说这比全文拿掉更糟，又何以向陶、康二人交代？一老一少各说各话，互不相让，逼得我不得不说出「我是总编辑，我负责」这样不知轻重的「蠢话」。话才说完，只见老先生气得把稿子往桌上重重一摔，怒声回我：「你负责，你负什么责？你兄弟在美国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你负责什么？」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的怒叱，他说的「你兄弟」，指的是天瑞等人，「没米下锅」，讲的是国民党刁难他，不让他把钱汇到美国。我见他气成那样、骂成那样，脱口就说「那我辞职」，说完掉头就离开他书房，走回杂志办公室收拾东西；那天晚上下着冷雨，我的心却比雨冷。后来，我也被「放逐」了，放逐到有冷绍烇任教的维吉尼亚大学。讲这段三十多年前的小故事，只是替美洲《中时》的悲剧留个注脚，替余老先生当年的处境留个旁证，也替暗黑保守势力当年的胡作妄为留个罪证。
天瑞写美洲《中时》的故事还在《上报》连载时，有天我接到初安民的一则简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刚刚一口气把十四篇连载看完，不愧是老记者手笔。」这段话说得真对真好。天瑞不但现在是少数仅存的老派记者，当年其实就已是个罕见的老派记者，年轻时我常开玩笑说他写的文章是「新民丛报体」，擅用叠句，文白夹杂，雄辩滔滔，颇有梁任公之风，俨然老派记者。但老派记者的老派不仅是老在文字，更是老在价值，老派价值评人「是其是，非其非」，论事「笔则笔，削则削」，天瑞写的美洲《中时》兴衰故事，就是一个老派记者信守老派价值所留下的纪录，而且是一份诚实的纪录，他对这份倏起倏灭报纸所有的意气风发、困惑挫折，怨忿不满尽在字里行间，没有为尊者讳，没有为朋友隐，没有迂回婉转，不再曲笔为文，确实就像安民所说「不愧老记者手笔」。
在老派记者日渐凋零，老派价值荡然无存的这个年代，谁能没有「老派记者之必要」这样的觉悟或警觉？看完天瑞这本报纸兴亡录后，再给自己一个答案吧。
（本文作者曾任《中国时报》社长、《新新闻》週刊董事长、现为世新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
推荐序二
好大一场异域风云
黄荣村
好友天瑞兄是一位常怀忠义之心，眼界跨越敌我的媒体界大老，但人在江湖，却不免有常遭误解甚至被背叛的浩然之叹。最能体现他这种风格、贡献、与困境的，应该就是这本三十几年后重拾回忆真心告白的《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就像在法庭之上的誓词：「我说的是事实，全部的事实，除事实之外无他」（I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天瑞兄已无所顾忌，带着反省的心情，振笔直书为历史留下纪录。
我曾念过一年台大历史系，隔年转到心理系，天瑞则从辅大转学到台大历史系，毕业后大家都在学校罗斯福路附近赁屋而居，简称罗公馆，苏贞昌刚开始在张德铭的事务所执业律师，也住在一起，天瑞就租在隔壁巷子，互相之间常有往返。天瑞在历史系毕业之后，传奇式的向《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毛遂自荐，一路受到重用，在担任採访主任时针对一九七九年底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军法大审，连番大幅报导大做特做，震惊整个社会，但福兮祸所伏，一九八○年就在情治单位与层峰的巨大压力下，愤恨不平提出简短信函，自称在此时代困局中，由于心胸狭窄目光浅短，没详查审度局势，以致遭此横逆（这是我呛辣的解读，天瑞原文应是相对优雅才对）。之后被迫赴美读书，形同流放。他那时正处採访第一线巅峰，是台湾报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报採访主任，忽然碰到这种荒谬的迎面重击，很难想像那种爆炸性情绪，究竟会如何纾解。但他走出了很困难的第一步。他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奉召前往筹备，九月开办美洲《中国时报》，也正是我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到美国进修的期间，他在纽约我在剑桥，偶而过去走走，住过他刚在皇后区（Queens）买的房子，但两年之后关报，就卖了这间他满喜欢的房子，搬到纽泽西再买的房子，后来也没留住。为了美洲《中时》，他失去了台北的房子，一九八六年为了回台共同创办《新新闻》，又失去了美国的房子。他自称一生劳碌，空留遗憾，但总算「曾经有过」。
天瑞在经营美洲《中时》短短两年期间，除了发动平反底特律陈果仁冤死案，并获得空前成功之外，也曾独家报导过王炳章获博士学位弃学从运创办《中国之春》的大事。王炳章与我们同年，与台湾的关系可说始自美洲《中时》，一九九八年左右来台，说要闯关回大陆，二○○二年再度被捕，后来一直关在韶关北江监狱，据说多次中风。杨建利也有类似遭遇。那个时代的悲剧，真是数不清啊。
天瑞后来抓到了一九八四洛杉矶奥运的机会，非常谨慎报导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耀眼表现，深受各界瞩目，也大大推销了报份。但当时海崃两岸还在风声鹤唳的敌对状态，再怎么客观报导再怎么自以为周到的拿捏，都不敌有人会打政治小报告从中牟利，甚至冠以「为匪张目」的血滴子。祸不单行，接着有一篇批评雷根总统的社论被大幅扭曲成不可承受的严重程度，并以祸害台湾的名义加码坑杀，因之不只得罪当道也不见容于老东家。
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追赶，可谓是命途多舛，歹运迭至。天瑞安排以头版大幅报导旧金山的江南自宅遇刺案，被政治解读成美洲《中时》在影射江南案是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案。虽然后来江南案被证实确是如此，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带来巨大改革契机，确立了蒋家后代不再接班与解严的重大决定，不过当时的报导显然是被有意与过度的陷害。本书还原当时最大案，几句话讲得清清楚楚，很不容易。这段文章发表时，我正在微微飘雪的札幌，惊读这篇讲述纽约异域徬徨无依的文章，真是志士流亡在大冰雪之中，他重新再想再写一遍，心情一定相当沉重。
过没多久，就在未能与闻之下关报，天瑞就如晴天霹雳后流浪在风雨异域街头的人，他写给老东家余纪忠的那封信，与当时辞离台北採访主任后出国的信，真是一前一后，讲的无非都是志士心所谓危的沉重心境。庾仲初〈从征诗〉中有两句话：「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应该很合适用来描述他这时的心情。后来他自行料理生活，并独自创业弄出一片天地，之后不忘初衷回台创办《新新闻》。
本书各文中前后被点名的党政要人不下十余人，每个人都领了一张好人或是坏人的证书，可以贴在墙上。一系列文章中也显现了在那种猜疑重重动辄得咎的时代，人会经常犯错，决策经常无法预测又经常带来屈打成招的结局。
天瑞在本书中清楚呈现出强韧与设定清楚目标努力完成的性格，在过去戒严时代经历如此多大事，表现出远远超过我们同年龄人的地平线。天瑞的恩怨情仇又如此复杂，尤其是与一代报人余纪忠之间牵牵扯扯，有时像父子有时又像走在两条平行线上的关系，他在年纪轻轻时已像活了好几辈子，真是辛苦他了。
三十几年后重拾回忆，一定有时时不能自已之处。书写过往有如重新走入往日时光，心情不免多所起伏，需要回神后再出发。这些感人的叙说，也让我深深陷入三十几年前的情境之中，久久不能自已。
（本文作者曾任教育部长、中国医药大学校长）
推荐序三
为新闻事业的坚守
刘敦仁
在江西宜丰县天宝乡的刘氏族谱中，记载着一首三十二句七字〈墨庄堂歌〉，最后的八句是：
世间何物能九传
圣贤图籍千万年
鲁壁群经昭日月
石渠万卷贮云烟
人家何用贮金玉
后世能为子孙辱
请看刘氏墨庄堂
留得诗书子孙读
在天宝乡辛会市的宗祠里勒石中，还保存有清代陈姓县令题写的诗：
贤哉陈母创墨庄
将军大书为表扬
相传七百五十年
刘子刘孙宝书香
刘氏墨庄是汉高祖四弟徐州彭城刘交王哲嗣十七人共三十二支的后裔，其中一支刘式（九四九─九九七），随南唐刘煜归顺宋朝，成为宋太祖（九二七─九七六）陛下的磨勘司。虽官位朝廷，却清廉自守，死后仅留下书籍千余卷，是为墨庄。
刘式后人一部分从新喻迁移至江西宜丰天宝乡。世代为官但均谨守耕读自律的家规传统。岳飞抗金时途经江西，得悉墨庄的传世家风，提笔为刘氏家族题写 「墨庄」匾额，并勒石保留迄今。遂有清代陈姓县令「将军大书为表扬」的诗句。
在诸多传家的礼仪中，体现家族中遵循礼教不耻下问而打破辈分之间长幼有序藩篱的趣事记载颇多。
我的曾祖父刘宝寿（号茶生），光绪年间，先后为辛卯科举人，甲午恩科进士。因其为庶出，辈分虽高，但年龄均小于其长兄刘宝名（字芝邻）的几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刘云衢（字霞庄）曾为其叔父茶生公润色文章。先曾祖父较其姪儿霞庄公早一年中进士，捷报递到时，先曾祖父即向其姪儿霞庄公一跪致谢。为家庭留下尊师重道的美谈。
无独有偶，先父生于一九○四年，诞生时，因为先祖母没有奶水，当时先堂兄刘己达（字海澄）早已出生，其母亲为先父的堂嫂，将奶水分给先父。终其一生，先父一直称唿堂嫂为「开口干娘」。刘己达是霞庄公的嫡系孙，其父刘思祥是先父的堂兄。
因为这第一口奶，先父自始即视其姪儿己达为兄长。以「澄哥」相称，甚至在春节大年初一清晨拜年时，先父肯定会向自己的姪儿行跪拜礼。
鉴于百年来传世的家风，虽然我和天瑞是舅甥的关系，但多年来我一直视其如幼弟。这一特殊的兄友弟恭关系，实来自对他生母的感恩。天瑞的生母是我大姊。抗战期间举家沦陷上海，在百般艰难的环境里，大姊对弟妹的照顾犹如慈母。不幸她命运多舛，而立之年即撒手人寰。她短暂的生命，在我心中留下的是圣洁和伟大。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负笈欧洲，在松山机场和父母话别，我没有流泪，但在和大姊拥抱时，我竭力保持情绪的失控。坐在机舱内，透过舷窗看到神色憔悴的大姊，伫立在烈日下，抬起那只无力的手臂向我挥动。顷刻间，泪水如洩洪般模煳了我的视线，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唿唿声掩盖了我对大姊最后的唿唤。当飞机腾空而起后，也就是我和大姊的永别。第二年的三月，我接到报丧的家书。
大姊的离世，直接给我留下的挂念，就是她那个正需要母亲照顾的少年天瑞，在我心目中，他既是我的外甥，却更似我的幼弟。大姊长我十五岁，而天瑞和我之间年龄只相差一轮。
那时我远在欧洲，对失去母爱的外甥，我无能为力。只是眼前不断出现天瑞在襁褓时的可爱神情。自小，他就是我最疼爱的外甥。不久我接到天瑞的第一封信。那清秀的小楷以及信中的内容令我吃惊又宽慰，信中表达的不是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吃喝玩乐，而是严肃地和我探讨如何步入新闻媒体的途径。
天瑞的少年励志令我敬佩，他信中的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是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决心。令我惶恐的是，以我当时的才疏学浅，如何才能给他适合的建议，而不至于「误人子弟」。无论如何，通过书信的往来，在我心中逐渐树立出一个新闻界未来的杰出从业者的形象。
因为生活的不安定，我的住所经常搬动，和天瑞的联系也从此中断。偶尔从华侨商店或餐馆的过期台湾报刊中，了解到天瑞已经踏入新闻界。我为他能实现夙愿，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而感到骄傲。
在二○一二年的秋天，我和妻子以辛亥革命烈士后裔身分，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庆祝活动。在接待的大巴停车场，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大舅舅」所惊讶，回过头，正是天瑞。而这一声「大舅舅」，将已被遗忘的半个世纪点点滴滴，一剎那间全部涌现在眼前，而引发我写下这样的两句话：
慈母风范昭日月
孝子砥砺耀光辉
我没有「如同隔世」的感叹，涌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都成熟了。他是以唯一的台湾新闻从业人士身分，应邀到北京出席是次盛会。这不是巧遇，而是依託先辈的英灵，安排了我甥舅的重逢。他脸庞上的笑容，使我回想起大姊生前的慈祥容貌；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也忆及大姊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从而令我和天瑞之间，进一步建立起更甚于舅甥关系的「兄弟之情」。也更增加我对大姊的追思和感恩。
二○一八年十一月，我陪妻子到台北作例行健康检查，和天瑞伉俪共进午餐，席间，我向他就这本作品的内容表达了我的看法。在这之前，天瑞按期每隔一週，即用微信传给我一个章节，我都会细细地阅读，体会到他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尽忠职守的新闻从业员。在任职《中国时报》时坚守岗位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深得上级的赏识，接着派遣他开辟《中国时报》在美洲的新天地。
经过拜读，对天瑞在美国筹办《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艰辛过程，佩服他过人的勇气和毅力。由于我离开台湾超越了一个甲子时光，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完全陌生。所以对作品中铺陈的政治背景，以及描述的《中国时报》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关系，和后来发展的局面，我都没有权利表达任何的客观公正意见，更不具备妄加评论的基础。只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肤浅地用「塞翁失马」来形容天瑞当时的境遇，也许还差强人意。也印证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先人哲理。
不论如何，这部在新闻界有着积极影响力的作品，对台湾报业发展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更重要的是对当今年轻新闻从业员，有着积极深入的教育作用。
在交谈中，天瑞突然给我下达了一个任务，为这部重要着作写序。这令我诚惶诚恐，说实在的，无论在写作或是事业的成就方面，我都不如天瑞。这绝不是客套，因为「专业」和「业余」是他和我的真实写照。天瑞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事业成功的典范。
在拜读全部作品后，曾和天瑞交谈讨论，感佩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处事艺术，面对艰险处境以及周遭的压力坦然应对。从他的言谈中，了解到台湾一方面要面对艰难的国际境遇，一方面还得坚持走反共路线，导致《中国时报》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受到很多掣肘，从而给报刊造成非常尴尬的处境，一边要应对来自台湾的疑窦和不信任感；另一边，作为报纸的负责人，又不得不对在逆境中办报的天瑞加以并不情愿的压力。
譬如在报纸开办期间，正逢在洛杉矶举办的国际奥运会盛事，其中尤以大陆选手首次参加是次的国际运动盛会最为瞩目。作为新闻从业员，处理这则重要体育新闻应是责无旁贷，而且对当地读者也是望眼欲穿的报道。因为凡是中华民族一员，不论属于何种政治背景，受到民族自豪感的驱使，自然对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成功有所关切和期待了。
遗憾的是，由于大陆选手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按照反共的推理，如美洲版的《中国时报》用重要版面，来报导大陆选手获得奖牌的消息，从台湾的角度看，就有左倾的嫌疑。
虽然《中国时报》的负责人支持天瑞这个本于新闻原则的作为，却扺挡不住随之而来台湾当局的压力，一反办报之初的恢弘气派，不免对天瑞生嫌恶之心，形成办报的新闻自由与欲加以牵制的矛盾现象。但是天瑞却冷静相对，并期望能力挽狂澜，展现出一个真诚而公正的新闻从业员应有的磅礴胸襟。
虽然《中国时报》最后不得不向政治屈服低头，关闭了美洲《中时》，却并没有让天瑞对新闻事业的追求稍有懈怠，一如既往地抱着对新闻理念的执着砥砺奋进。回到台北，在不同的新闻领域中探索奋斗，包括创办《新新闻》，并任职中央广播电台等等，在没有外界的干预下，如鱼得水，潇洒自如，实现他对新闻事业的理想，他的成就引领他成为新闻界后代的楷模是当之无愧的。
在结束这篇短文前，我将本文开始的刘氏〈墨庄堂歌〉的最后两句：
请看刘氏墨庄堂
留得诗书子孙读
改写成：
请看周君美洲梦
流传佳作代代读
这是我对天瑞新作的祝贺，并期待他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问世。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敦仁，本书作者的大舅舅，一九六二年起负笈海外，曾担任《联合报》驻马德里及罗马特派员，撰写有关欧洲文化艺术之航讯，颇负盛名，是周天瑞投身新闻界的启蒙导师。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图书试读
自序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国的农历除夕前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骤雪，打乱了纽约人的生活节奏。
这天傍晚，我正在中国城一家餐厅邀一位未来的同事吃饭。吃着吃着听说外头下雪了，不以为意，渐渐人声鼎沸了起来，嚷嚷着雪越飘越大了、开始积雪了、雪越积越高了、要酿雪灾了……。
看来雪大人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毕，朋友赶去搭地铁，我则去取车。这时候走在雪地上已觉辛苦，到了停车点，发现车已深陷雪堆，动弹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难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驶，更不知已见大混乱的路面交通，能否确保到得了报社。
我只好「弃车」，改搭地铁，以为这会使我到班顺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冲击，又适逢尖峰时期，人群大量涌入地铁，地铁站万头攒动，有如难民潮。地铁车进站时挤满了急着回家的人，几乎不见人下车，当再次启动时因勉强又塞进了一些人，个个被压缩得有如沙丁鱼一般，以致候车而搭得上车的进度缓如牛步。
眼看着地铁车一班一班开走，时间分分秒秒过去。等到好不容易挤上车，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鱼，到了换车点下来，同样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混合了各种异味，充斥着满心焦虑，耗费掉无法预期的时间。要命的是，在这个状况莫名的当下，不时还会传来有关地铁线中断的消息，真假难辨，心里不住地祈祷那可别是我要搭乘的路线。
终于拚着老命从最接近报社的地铁站攒了上来，伸头看见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来，就在与地铁奋战的这几个小时里，风雪肆虐不仅跟着大有长进，还显得乐此不疲。在既无退路，又无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风雪的夜晚一片朦胧，路灯昏黄得只剩微晕，视线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这段本来就有些距离的路程，走起来格外迢遥漫长。好在方向和目标是清楚的，便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把脚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来，一步一步，机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较劲。
有道是只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辛苦也终于进了报馆的门。几个早到的同仁见我到来，惊喜得一阵叫嚷，他们刚刚才经历了踏雪上班的各种险境，知道来之不易。这时候时间指向十一点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国的农历除夕前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骤雪，打乱了纽约人的生活节奏。
这天傍晚，我正在中国城一家餐厅邀一位未来的同事吃饭。吃着吃着听说外头下雪了，不以为意，渐渐人声鼎沸了起来，嚷嚷着雪越飘越大了、开始积雪了、雪越积越高了、要酿雪灾了……。
看来雪大人这回打算逞凶，便匆匆餐毕，朋友赶去搭地铁，我则去取车。这时候走在雪地上已觉辛苦，到了停车点，发现车已深陷雪堆，动弹不得；即便移出，恐也难保在雪地上能安全行驶，更不知已见大混乱的路面交通，能否确保到得了报社。
我只好「弃车」，改搭地铁，以为这会使我到班顺利些。哪知，受到大雪的冲击，又适逢尖峰时期，人群大量涌入地铁，地铁站万头攒动，有如难民潮。地铁车进站时挤满了急着回家的人，几乎不见人下车，当再次启动时因勉强又塞进了一些人，个个被压缩得有如沙丁鱼一般，以致候车而搭得上车的进度缓如牛步。
眼看着地铁车一班一班开走，时间分分秒秒过去。等到好不容易挤上车，好不容易有幸成了沙丁鱼，到了换车点下来，同样的情境又要重演一遍。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混合了各种异味，充斥着满心焦虑，耗费掉无法预期的时间。要命的是，在这个状况莫名的当下，不时还会传来有关地铁线中断的消息，真假难辨，心里不住地祈祷那可别是我要搭乘的路线。
终于拚着老命从最接近报社的地铁站攒了上来，伸头看见大地，抬腿踏上地面，乖乖隆的咚，雪已深到了大腿之上！原来，就在与地铁奋战的这几个小时里，风雪肆虐不仅跟着大有长进，还显得乐此不疲。在既无退路，又无救援之下，只得踏雪前行。
暴风雪的夜晚一片朦胧，路灯昏黄得只剩微晕，视线茫茫，深雪重重，有如置身鬼域，这段本来就有些距离的路程，走起来格外迢遥漫长。好在方向和目标是清楚的，便咬紧牙关，硬着头皮，把脚深深踏出去，再用力提起来，一步一步，机械式地跟那大自然较劲。
有道是只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辛苦也终于进了报馆的门。几个早到的同仁见我到来，惊喜得一阵叫嚷，他们刚刚才经历了踏雪上班的各种险境，知道来之不易。这时候时间指向十一点半，已是接近午夜了。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题目《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于媒体变迁的复杂情感。我总觉得，媒体的演进不只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的转变。想象一下，作者如何在遥远的异乡，观察着《中时》在台湾本土从无到有，又走向另一种形态的演变。这其中一定充满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必然牵扯着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或许，书中会描绘出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新闻人，如何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用笔尖雕刻着历史。同时，我也会好奇，在“美洲”这个视角下，作者看到的《中时》与我们这些台湾本土读者所感受到的，会有何种差异？这本书，会不会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地区、不同立场的人们，对于同一份刊物、同一段历史的多元解读？我期待书中能有细腻的人物刻画，能够让我感受到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时代。
评分读到《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这个书名，我就能联想到台湾媒体发展历程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篇章。尤其“美洲”这个词，让我好奇作者身处异乡，如何能如此深入地关注并书写《中时》在台湾的生命周期。这其中一定有很强的故事性，关于跨越地域的观察，关于新闻理想的坚守，也关于时代变迁下的无奈。我总觉得，每一份报纸的诞生和消亡，都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意志的体现。作者的个人经历，与《中时》的“创生与消逝”紧密相连，这让我相信，书中会有很多感性的细节和深刻的洞察。我期待着，作者能够通过他的叙述，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那些曾经在报社里闪耀的智慧和热情，以及最终，在数字时代浪潮中，纸媒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去定义和拥抱“深度阅读”和“有温度的新闻”。
评分《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这个书名，瞬间把我拉回到那个纸媒尚未被数字洪流淹没的年代。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上厨房里飘出的豆浆油条香气，伴随着父亲翻阅报纸沙沙的声响，那是一种仪式感，也是一种确定的生活节奏。如今，信息获取的方式千变万化，我时常感到一种失落，仿佛失去了某种触感和质感。作者以“我”的视角，与《中时》的“创生与消逝”相连，这让我对书中的叙事充满了期待。它是否会像一部个人的编年史，记录着作者如何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又或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却深刻体悟到了时代的巨变？“美洲”这个地理坐标，也为这本书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异国他乡，以一种更超然的视角，审视着家乡媒体的起伏？这本书，或许能唤醒我们对过往的怀念，也能引发我们对当下媒体生态的深层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告别了曾经的那份阅读体验？
评分读到这本书名《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些泛黄的报纸页面，还有曾经在深夜报社里奋斗的身影。虽然我还没来得及翻开这本书，但单单这个书名就足够引人遐想。它不仅仅关乎一个报社的生死，更像是一条时代脉络的缩影。在台湾，《中时》曾经是多少人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它的创生与消逝，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我猜想，作者的笔触一定带着一种深切的个人情感，记录的不仅仅是新闻业的变迁，更是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起伏。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们重新审视纸媒的价值，以及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如何去理解和定义“真实”。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看待“报纸之死”这个宏大命题的，是充满遗憾，还是带着对未来的期许？又或者，是一种对过往辉煌的深情回望？这本书，注定会勾起我许多关于过去的回忆，也让我开始思考，在未来的媒体版图中，我们还能找到那份沉甸甸的、有温度的阅读体验吗？
评分《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这样一个题目，瞬间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台湾媒体历史的兴趣。我一直觉得，《中时》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更像是台湾社会变迁的一个见证者，承载了太多时代的记忆和情感。而“我与美洲”的结合，更是让我对作者的叙事角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身处异国他乡，却能如此深刻地书写一份本土报纸的兴衰，这本身就充满故事性。我猜测，作者的笔触一定带着一种距离感，但也因此能捕捉到许多我们身在局中可能忽略的细节。这本书，是否会描绘出当年《中时》在台湾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它如何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又在时代洪流中经历了怎样的变革？“报纸之死”这个命题，也让我对书中的思考方向充满了期待，作者是带着惋惜，还是带着对未来媒体形态的探索？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读到有血有肉的描写，感受到新闻行业的温度，以及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珍贵的东西是如何逐渐褪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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