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訂者序
路德之為艾瑞克森，艾瑞克森之為路德
歷史與脈絡之為閱讀視野
這本《青年路德：一個精神分析與歷史的研究》，可說是人格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成名的心理傳記作品。艾瑞克森在這本傳記中運用了他的「人生發展的階段論」，並以此「案例」說明了他所主張的「自我認定」危機 （identity crisis） ，傳主是宗教改革領袖馬丁 • 路德。書中艾瑞克森特別看重路德「青年時期」的心理衝突，尤其是與「父親」的矛盾衝突，以及自己人生方向的選擇問題，當然，也涉及「那個時代」（中世紀）的宗教改革問題。了解一個人，不能只看其「個人」，也必須同時考慮當時的社會及此人所身處的歷史與文化，「人」總是鑲嵌於特定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之中的。
當然，閱讀這本《青年路德》，也不能只看這本書，而不去了解寫這本書的「作者」（艾瑞克森），以及他的「理論」（人生週期論）。
有人說「理論」即是「自傳」。每個人格心理學家提出的理論及創見，多少都與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有關，尤其是「早年的生命經驗」。若要了解「理論」，就不能只有抽離式的理解，不但要進一步進入理論家的生命脈絡，進入到他書寫的原著文本（text），還要能考慮其身處的「時代」，體會他的困境，並進一步與我們「自己」的生命及時代「對話」，如此一來，就比較能夠「具體地」了解一個「人」及其「理論」了。
我在教「人格理論」課程時，常要學生閱讀人格心理學家的「傳記」以及他的「原典」，然後才進入他的「理論」，這樣才能比較深入地「體會」其理論。三方對話或可形成一種「格式塔」（完形）的理解。
孟子曾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的論點重在「知人論世」，意即要了解一個人的「書」，也要了解這個人及他的時代。這種「知人論世」的讀法，可以是我們閱讀《青年路德》的方法，也是了解這本書的作者以及他的心理學理論的入口。
我們常依賴二手的教科書背誦艾瑞克森的「人生八段論」，其中第五階段所講的「危機」，是自我認定與角色混淆的概念。這種「簡化」式的理解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讀艾瑞克森本人寫的原典，而這本《青年路德》便是他以一個中世紀的「案例」，用精神分析理論，去分析案主經歷「自我認定」的混淆、掙扎及最後決斷（認定）的過程。閱讀這本書，能對「自我認定」這個概念，有比較深入的理解。
但在理解這本書時，如果不知艾瑞克森的生平，以及他寫這本書時所面臨的困境，就不易理解他為何提出「自我認定」的問題，以及他為何選擇「路德」。如果能進一步閱讀艾瑞克森的傳記，進入作者「生命經驗」的脈絡中，便可能發現，原來「路德」的問題，也正是艾瑞克森「自己」的問題，而他在寫這本書時，也正面臨「認定」的問題（在身分上、在學術取向上）。這也就是他為何投注（資）了許多時間鑽研的緣由了。
艾瑞克森出版《青年路德》是在一九五八年及一九六○年，也是美國社會面臨青少年問題，尤其是「自我認定」問題相當嚴重時期。艾瑞克森身為臨床醫生，也正在處理許多「青少年」生命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原先艾瑞克森是在寫青少年的「認定」問題，後來才擴展成為這一本書。如果「理論」不是從「真空」中冒出，我們也得去了解這本書以及當時的「人」所處的時代脈絡（historical context），以及艾瑞克森所處的社會及時代環境。知其「人」，讀其「書」（原典），識其「時」與「境」，對其間彼此相互作用的動態交疊關係進行較為「周全」的思考後，也許我們可以進入其「理論」及「生命」之堂奧了。
心理傳記之為一種心理學
傳記是一個人生命故事的敘述，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是以心理學的角度及知識，將人的生命事件及經驗連貫成有啟發性的故事。如果心理學目的是了解人的心理歷程及外在行為，而心理傳記是以敘事的視角來理解人的內在歷程及外顯行為，那麼，心理傳記學就不只是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心理學。艾瑞克森身為心理學家，在撰寫《青年路德》時，會受到他本人「理論」視框的影響，寫出他眼中的路德，也會因而選擇路德生命中某些「特定」的事件加以詮釋。當然，心理傳記不能只著重在「個體」內心的世界，也要關注身處的「外在」環境及其相互關連，因此也不能忘了身處的「時代」（歷史）脈絡，畢竟人是置身於處境之中的。綜合這些考量脈絡，心理傳記的敘事是要審慎評估的。而艾瑞克森強調「心理─社會」發展，便是在強調「個人內心」及「外在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甚至較重視「社會」層面，也就是人所身處的歷史及社會文化脈絡。這也是他不同於佛洛伊德之處，他試圖與佛洛伊德有所區隔，而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在這本書特別著重青年時期的路德，依其人生發展理論，一個人在青少年階段所面臨的危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以及未來人生方向在何方，他稱之為「自我認定」的危機（self-identity crisis）。這個「議題」也正是艾瑞克森理論的重心，當然，這與他本人的生命經驗有密切關連。
艾瑞克森筆下的青年路德，往往會與他臨床所面對的「案例」以及自身的經驗，彼此參照對話。艾瑞克森人生階段理論認為，人生是一個不斷追尋自我完成的歷程，不同的階段會不同的課題。這就如同孔子所言：「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述中的青年時期（十五至三十歲），尋求的也是自己的「安身立命」。青年期處於童年及成人之間，是個「不確定」的模糊交界區，因急切想要找到自身在「成人世界」的「位置」而焦慮。艾瑞克森認為這是一個「危機」（關鍵時期），但也是一個「機會」。他在臨床個案中發現了這種狀況，希望找到治療方式，而發現藥方常常是找到一個「使命」（cause）。因此，他稱青少年的危機是一種「認定」危機。「認定」危機之產生，是由於每個青少年都必須在童年的殘留與對成年的憧憬中，創造自己的重心感與方向（central perspective and direction），以及一個行得通的「統一感」。他必須在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之間，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相同點。這是青年面對的一個「關口」（a critical period），一種「再生」（second birth）。因為這種危機，青少年很容易¬患上神經疾病，或疾患因思想的不安而惡化。這在某些民族、階層、時代裡，表現尤烈。
艾瑞克森的《青年路德》，敘述了青年路德所面對的「自我身分之確定」的困境。艾瑞克森特別關注路德的生命中幾個關鍵事件：二十一歲時，進入修道院，二十三歲發生唱詩班中瘋狂事件，二十八歲的「塔中的啟示」，以及發狂事件後十年，在威登堡教堂釘上《九十五條論綱》。
心理傳記學家歐文‧亞歷山大（Irvin Alexender，2005）研究艾瑞克森的心理傳記，特別強調在《青年路德》中，艾瑞克森主要從兩個方向關注路德，一個是路德「發現了自己的聲音」，即他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反抗無能的權威；另一個是「使它有意義」。對於「發現自己的聲音」，艾瑞克森指的是「唱詩班中的發狂」事件。這件事的真實性仍有不少爭議，為什麼艾瑞克森還要用它來做本書之引子呢？艾瑞克森的解釋是：當我透過研究這許多種不同的事實與解釋，以從中為自己對路德認定危機的研究尋找方向時，我似乎聽見路德在憤怒與嘲笑中怒吼著：「我不是！」而這個「我不是」，好像是一個人在釋放長期的壓抑與憤怒。當然可用來解釋路德當時進入修道院之後，原有的「內心」衝突未能解決。
這似乎也是可能是艾瑞克森本人的早年經驗，以及當時撰寫《青年路德》時的焦慮。艾瑞克森的母親是猶太人，不知生父是誰，因此童年在德國時可能常被同儕嘲笑，那時他也可能說著「我不是，我不是」，這與路德被壓抑的憤怒相似。而艾瑞克森寫路德傳記時，正對正統精神分析理論發出自己的反抗聲音，他可以不再考慮忠誠於正統，自由開展自己的研究。
艾瑞克森對「聲音」有其特別的關注。能發出聲音，象徵有了「自我」。艾瑞克森有一次在寫給心理學家亨利‧莫瑞（Henry Murray）的信中提到，當時為了慶祝佛洛伊德百歲冥誕（一九五六年），他在法蘭克福演講，在德國總統面前，他聽到了麥克風傳出「自己」的「聲音」，他同時提到他剛寫了一本德國人馬丁‧路德的故事，試圖抓住青年路德的「聲音」。對一九五○年代的艾瑞克森來說，「聲音」成為個人力量、溝通及真實的象徵。他筆下的路德，似乎就是他自己。以這個事件為例，艾瑞克森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及理論詮釋了路德，而路德的生命困境，也使艾瑞克森找到了「返身」問題的共鳴，甚至得到「啟示」，找到自己的「生命意義」及「確定」之感。
艾瑞克森自己一生面臨多重的「自我身分認定」問題，他生父成謎，母親改嫁，有了「繼父」，外表不像猶太人，血緣背景一直困擾他。童年在德國長大，讓他倍受歧視。他不想聽繼父的話成為醫生，而去「自我追尋」；高中畢業後在外「懸宕」，也不能決定該從事何種工作；想成為「藝術家」，又發現自己不適合。這些正是「自我認定」的危機，因此他選路德為案例，絕不是沒有原因的。
路德在歷經「自我」追尋而發展出自己的聲音之後，終於過了十年「使它有意義」歷程。最後，路德決定貼出《九十五條論綱》，並將《聖經》譯成德文，如此有了「自己」的聲音。
艾瑞克森在寫出《青年路德》後，在學界得到了認可。他在一九六○年被特聘為哈佛大學教授，內心的、身分地位的以及與正統精神分析的衝突，得到了緩解。在哈佛教書，他得到了同儕、精神分析界以及學生的肯定，他的「心理學」觀點也受到相當歡迎。他要面對的是下個人生階段的問題了。
艾瑞克森由於自身的「自我認定」問題，選擇了撰寫《青年路德》，運用他自己的理論（人生週期論及認定理論）詮釋了馬丁‧路德的生命困境。「路德」是中世紀的人，因艾瑞克森的詮釋而鮮活起來，而使「自我認定」的議題成為「現代生活」的議題，促使我們自己進一步反思（反身）自身的「確立」問題。艾瑞克森的這種研究「傳記」的取向，可稱之為「互為主體」的「對話」與「共構」，對路德這樣「歷史」人物，進行一種「跨歷史」的對話。我們常言：「尚友古人」，這樣的取向可接續某種文化（歷史）的傳統。
懸宕探索之必要
艾瑞克森在研究路德時，發現青年在最熱忱的獻身之中，可能會有很激烈的改變，因此社會也常會提供一個時間上的「懸宕期」（moratorium）。也就是，他們不再是兒童，而又還沒有在行為與道德上形成未來的「自我認定」時，給他們一段探索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他們不必馬上決定自己到底是什麼人，或將來想要成為怎樣的人。對路德而言，進修道院可以是個「懸宕」；對佛洛伊德來說，則是獻身於實驗生理學；聖奧古斯丁獻身於摩尼教也是如此；達爾文則是在學醫失敗後，偶然上了獵犬號，使他能環球仔細觀察自然。這個「懸宕期」的發現，也可說是艾瑞克森自己的生命體驗。他自己進入「精神分析」之前，也在歐洲懸宕探索，尋尋覓覓將近十年。艾瑞克森在懸宕探索時，還好有母親的全力支持與寬容，雖然繼父不怎麼贊成，認為他在浪費時間。
艾瑞克森強調，「自我認定」危機發生時，往往就是在一個人對世事半知半解，可能過分地獻身給自己並不十分喜歡的角色的時候。艾瑞克森以老人（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話為這種過分獻身的苦境做見證。蕭伯納在回憶中說，他不是因為危難或失敗而改變職業，而是因為那種事事順利卻毫無意義的感覺。他事業順遂，但覺得自己不像是活著，而像是被事情拖著走。蕭伯納描述自己的危機：「儘管我不喜歡，我卻幹得挺不錯。我驚慌地發現，商業並沒有使我變成一個毫無價值的騙子。它緊緊抓著我，完全不放鬆。我二十歲那年，抓著我的東西，是我的商業訓練帶給我的職業。我痛恨這個職業，就像所有正常人痛恨他逃不掉的東西一樣。在一八七六年三月，我終於掙脫了。」蕭伯納脫離了原有的「職業」，經過八年的孤獨之後，才投入八○年代英國人的社會主義復興運動。像蕭伯納這樣具有創作潛力的人，都是在「懸宕」探索中，奠下了成就的基礎。
上述的例子，包括艾瑞克森自己的生命體驗，使我們領會到解決自身「身分認定」危機的過程猶如「創造力」發展個歷程，而這須要一個探索遊蕩的時間，創造力理論稱此為「醞釀期」。青年人面對自身的「認定」危機，也會有這個階段。這時，成人及社會需要給予一段探索「懸宕」的時間，給予支持、溫柔的等待及理想的陪伴，而不是嚴苛地要求青年人去面對其茫然。成人世界的支持及關鍵人物的陪伴，可為青年茫然時期的指引，青年人才可能有機會面對自己的「真誠」，進而勇敢「做自己」，以解決自身「認定」的混亂與迷散。
靈魂在傑作中冒險
閱讀這本《青年路德》，可以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與本書的內容彼此「交遇」及「對話」。「靈魂在傑作中冒險」是朱光潛在《談美》書中的話。他認為在閱讀一本文藝作品時，可採取「欣賞」與「交談」的態度。他引用了批評家佛郎士（Anatole France）的一段話：「依我來看，批評和哲學與歷史一樣，只是給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說，精密地說起來，都是一種自傳。凡事真批評家，都只敘述他的靈魂在傑作中的冒險。」朱光潛認同這種讀書之法。他認為遇到一篇「作品」，如果始終保持著批評的態度，則我是我，作品是作品。我不能沉醉在作品中，如此將永得不到經驗。他支持一種印象派的批評，是一種「欣賞」的批評。欣賞的態度則排除自己的任何成見，能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作品裡去分享它的生命。
朱光潛在《談美》中也提到，「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像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藝術作品」並非一成不變的，一切藝術作品都需要在被欣賞中再度創造。
閱讀這本《青年路德》時，正需要這種讀者「創造」的態度。艾瑞克森這本《青年路德》可為「心理傳記」的範例之一，可稱之為一本「傑作」。透過與本書內容的「對談」及「交談」，讀者可與青年的路德「相遇」（encounter），經由「對話」及精神之互通，共感的「互動」，逐漸進入所謂「自我認定」之處境。「自我認定」的危機雖然在青少年期發生較多，但這個議題在「人生週期」（人生旅程）中會經常出現，路德的「危機」，也是我們人生旅程中會遇到的。這時就不只是一個抽象的「理論」，而是在面對生命困境時的具體指引。
艾瑞克森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及與五百年前的青年路德「互為主體」的對話，共感交融凝聚成了《青年路德》。艾瑞克森青年時期正處於世代迷惘的時代（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當時的他一路追尋「自我認定」；他選擇的傳主馬丁‧路德，當時也臨一個歷史上變遷急遽的時期（文藝復興），他倆同樣面對著世代變遷，該何去何從？艾瑞克森在這種跨世代，甚至是跨文化的「交遇」中，精鍊出人類生命發展中青年時期的重大心理現象──「自我認定」危機。他們的經驗，正可為我們之借鏡，也可鼓勵同樣在世代迷惘中成長的青少年，去追尋自己的「確立」，形成新世代自己的文化方向。
「心理傳記」可使作者、傳主及讀者之間，彼此相互滲透生命經驗，進行一種「主體間」的「對話」及「體會」，甚至去「創造」。透過閱讀者的想像及情感，一本好的傳記是生生不息的。因為「情感」生生不息，「意象」也生生不息，正如朱光潛所言：美並不是天上掉下的，它一半在物（外），一半在你──在你的手裡。
丁興祥／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